1

在我看来，中世纪对罪行的看法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但丁笔下，诈骗之罪比杀人之罪更为恶劣。所谓的罪行并不是犯法，而是亵渎了一部分自我，人们会根据你亵渎的那部分自我对你进行惩罚。在但丁简明的地狱结构里，淫欲之罪不如易怒之罪严重，而最严重的是冒犯至高权力。

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是根据施害者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来衡量罪行的（不是罪孽——唯一的罪孽就是性）。那种无法归类的，没有受害者的罪行，令人想起古人的思维方式。不过，我对那些老观念倒是很感兴趣。我并不是要重拾那些观念——毕竟，由某种外在的权威来告诉你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才是正当的，这太离谱了；那些凌驾于人的身体和情感之上的理由，也都荒唐可笑。但是，老观念也有其理智且深刻之处：谋杀、盗窃、殴打等行为既冒犯了施害者，也冒犯了受害者。如果我们能这样想，犯罪行为也就会减少了。我根据电影和电视中的主流观念推断，人们普遍认为，犯罪就是指某人抱着侥幸的态度违反规则；毫无疑问，谁都可能违反规则，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嚣张地以为自己能逃脱惩罚。因此，规则的维护者把这种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电视里的犯罪就是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这种观点微妙地鼓励了那些大胆的人去挑衅规则。一些著名的规则维护者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尽管他们站在正义的一方，但他们也会破坏规则，会采取非正统的方法。

其实，除了害怕被发现和受到惩罚，那些非法侵入住宅、偷窃和杀人的人还会付出其他代价。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代价，因为我没有体验过犯罪。但我觉得，他对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肯定被动摇了，其中肯定掺杂了些许伤痛、些许裂痕和绝望。当然，除了那些犯罪的人，我猜其他人也常有这样的感觉。有时，最可怕的罪行往往却是完全合法的。所以，或许说这些都没有意义，或许想把犯罪这回事说清是不可能的。但是，古人对罪行的理解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尽管还需完善，但难掩其智慧之光：好的人生就是任何一部分自我都没有被扼杀、被离弃，各部分自我之间也不曾相互压迫的人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才拥有成长的空间。但空间也是需要代价的，任何事都需要代价，而且不管我们做何选择，都不会乐于付出代价。

米拉就像当初陷入奴役一样突然获得了自由。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本可以拒绝离婚，也可以爽快答应，不提任何要求。可最终她同意了离婚，并向诺姆要了一大笔钱，说是她十五年来服役的报酬。诺姆很吃惊，他没想到她是如此看待他们的婚姻的，可同时，他也不忘争辩要扣除她吃穿用度的费用。

离婚并没有给她美好的自由，感觉更像是在暴风雪中被赶出了因纽特人的冰屋。天地广阔，但处处冰冷刺骨。

她心灰意冷，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翻看记满她辛劳的纸，同时查看有哪些公司需要会做这些事的员工。她濒临崩溃。有几天，她就像失控的火车，在家里横冲直撞，拼命地擦洗，从地窖到阁楼，再到每个壁橱，她要把这十五年来的污渍都擦干净。可无论怎么擦，依然无法抹去诺姆的痕迹——那两个孩子。一开始，她偶尔会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其他时候，她就不停地哭，悲恸欲绝，第二天去买东西时还得戴上太阳镜。有时候，她会待在浴室里，泡澡，擦浴油，刮腿毛和腋毛，染发，化妆，试各种衣服，最后再换上旧睡袍。

她开始在白天喝酒。有几次，孩子们放学回家，看到她喝醉了，脚步踉跄。有一次，诺姆回来拿他的东西，发现她喝醉了，还严厉地警告她，如果她再这么“颓废下去”，他就把孩子们带走。她蓬头垢面，穿着打理花园时穿的宽松长裤，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她靠在椅背上，笑了。

“带走吧！”她对他叫道，“你那么想要他们，就带走好了！他们也是你的孩子。长得也像你，跟你一样大男子主义！”

诺姆大惊失色地退了出去，从此再没回来过。每次想起这个场景，米拉都会忍俊不禁。她把这件事讲给玛莎听，讲了一遍又一遍。“哈！‘米拉，我警告你，我要把孩子们带走！’哈！他才不想要他们呢。他们会限制他，让他没法跟他的小淫妇厮混。”

然而，到了晚上，在酒精的作用下，她的心情越发沮丧。一天晚上，玛莎打电话过来。她们已经习惯了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打电话给对方，因为再也不用担心丈夫们会抱怨。玛莎凌晨一点打了一次，一点半打了一次，两点又打了一次，可都没人接。她放心不下，于是穿好衣服，开车去米拉家。米拉的车停在车库里，玛莎不住地按门铃，直到诺米睡眼惺忪地来开门。玛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诺米回去睡觉，仿佛凌晨三点来访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近来，两个孩子的生活中出现了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混乱，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每天耳闻目睹，却保持缄默。他们神情木然，只管做自己的事。所以，当玛莎在屋里到处找米拉的时候，诺米已经回到床上，并且睡着了。玛莎在浴室地板上找到了米拉。她的手腕割破了。地板上有血，但不是很多。玛莎把她的手臂洗干净，替她绑上了止血带。她手腕上的割痕并不深，只是割破了小静脉，并没有伤到大动脉。可她仍然昏迷不醒。玛莎把地板擦干净，用冷水帮米拉洗了脸，她这才慢慢苏醒。

“你在干什么，喝醉了吗？”

米拉看着她：“我想是吧。”她又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哦，对啊。是我干的，我割腕了，我真的割腕了。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嗯，但你方法不太对。”玛莎说。

米拉站起来：“我想喝一杯。”

于是她们下楼去。

“你把孩子们留在家了？”

玛莎点点头。

米拉看了看表：“没关系吗？”

“老天，莉萨都十四岁了，可以自己在家了。”

“好。”

她们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抽烟。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好好关心孩子们，可我没有。”

“嗯，我理解。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什么都不重要了。”

“是啊，就连报复诺姆也缓解不了我的痛苦。他可能会愧疚一阵子，但更可能因为我妨碍了他的计划而恼火，怪我把孩子们推给他。而且即便这样，他也总有办法的。他有钱啊。我不能拿他怎样，除非杀了他。我若能打他一顿，心里也会好过些，但我不能。我真想一枪毙了他，可也还是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想让他哭，想让他和我一样痛苦。”

“我想乔治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哦，乔治忙着自怨自艾，根本来不及生气。他要是会生气，那才新鲜呢。”

“是啊。听着，米拉，你得找些事做。”

“我知道。”她叹息一声。

“回学校怎么样？”

“好啊。”

“那好，”玛莎站起来，“我明天要去学校，九点还有课。中午我在学生活动中心等你，一起吃午饭。然后，我们一起走动走动，看看能做些什么。”

“好吧。”

于是，就这么定了。不需要再进一步讨论什么。此时，她们都非常清楚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她们的任何行为和情感都无须解释。

2

那年春天，塞尔马到蒙哥马利有人游行；几个长相奇怪的家伙的新歌流行起来，他们给自己取名叫披头士乐队。在米拉那一代人看来，这次游行是值得称颂的。它象征着一代人无法实现的愿望。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似乎有点儿吵吵闹闹的。但两者都没有产生更大的反响。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都很安于现状。

米拉去大学报了名，准备秋季入学，学校还承认她之前的两年学历。割腕的这一插曲令她冷静下来。她已经努力去死，可却没能办到，所以，她决定努力活下去。她经常在花园里劳作，也没怎么管孩子们。他们回来又出去，只让她做饭和洗衣服，也不是很挑剔。有时候，她看着他们，心里会想，自己对他们的爱是何时、又是如何被磨灭了的呢？她还记得她抱他们坐在腿上，对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可是，她越往后想，记忆就越发模糊了。他们如今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了，她还记得最后一次爱抚他们是在旧房子里，至少是在五年前。那天，克拉克被一帮孩子欺负了，他哭着跑回家，身上还带着伤。他哭哭啼啼地跑过来，她把他抱坐在大腿上，搂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不哭了，靠在她的肩头，眼睛红肿，抽噎着，把拇指塞进嘴里——如今他晚上还会这样。突然，诺姆回来了，他大发脾气。

“米拉，你要把那孩子教成娘娘腔吗，还让他坐在你大腿上？天哪，你还让他吸手指！你到底怎么回事？”

米拉抗议着，诺姆咆哮着。克拉克急忙爬下来，哭得更厉害了。然后，他被送回了房间。诺姆摇摇头，为自己倒了杯酒，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女人多么愚蠢和母亲无意识的占有欲。“我不是怪你，米拉，我知道你没有多想。但我告诉你，你得仔细想想。你不能那样惯着儿子。”

是不是从那时候起，当他们触碰她，她想要伸手触摸他们、拥抱他们时，她就会克制自己？她也不记得了。那又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一个对诺姆唯命是从的世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她可以随心所欲。她只在有必要的时候才打扫房间。她可以穿着旧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餐饭都很简单、轻松，而且符合孩子们的口味。时间久了，孩子们都平静下来，他们在家待的时间也更久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坐在米拉身边，和她说说话。可是诺米长得太像诺姆了，克拉克的肤色和眼睛也很像诺姆，她看着他们的时候，心里会有些不舒服。他们都是诺姆和她的骨肉。她还记得莉莉是如何推开卡洛斯的手，她极力摆脱他，好像他已是一个大人，正准备袭击她似的。他们聊天时，她发现自己不停地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提醒他们做作业、帮着干活儿，提醒他们身上脏了该洗澡了。如果他们没有打扫房间，她就会数落他们。这招奏效了。他们不再在家里久待，也不和她坐在一起了。但她并不在乎。

唯一和她有深厚感情的人是玛莎。那年夏天，玛莎过得很糟糕。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玛莎害怕失去自己的房子。“这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公寓比这房子还要贵。我们去哪儿住呢？我并不怪乔治，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太浑蛋了。我看，这就是他发泄愤怒的方式。他自己也有公寓，每周还要去看两次心理医生，那可不便宜。我得找份工作。可是，要解决房子的问题，要照顾孩子们，还要去学校，我都不知道哪来的时间。还有大卫，我开始对他失望了。到现在都快九个月了，他还和伊莱恩住在一起。他倒是不时会给我钱，所以我才能撑到现在，可那倒成了他和他老婆住在一起的借口。波士顿的工作没戏了。我觉得他总有找不完的借口。他可真是活在理想世界里啊，两个女人、两个家庭都以他为中心。他妈的，他可真是妻妾成群！”

但她又害怕因为这件事和他吵架。

米拉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回到了学校。她只上两门课，过了这么多年，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捡起来。不过，在地方大学里还有一大群像她一样重回学校的中年妇女，她们发现对方时都很惊奇。她们都怀着同样的恐惧，都有家里的问题要担心。米拉并不是一个人。她的课程感觉挺容易，她下了三倍的功夫去学习，倒不是因为焦虑，只是出于兴趣。再说，她有时间，她有的是时间。

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充满渴望地向往起性生活。她默默回忆起玛莎的故事，想象玛莎和大卫在一起的情景，她在想，自己是否能有玛莎那样的感受。可是，她觉得玛莎和大卫是与众不同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他们都讨厌自己的身体。他们一天要洗三次澡。玛莎对自己的生殖器感到恐惧，大卫第一次亲吻它时，她还想制止他。他喜欢她的阴道，坚持要为她口交，等到放松下来后，她也喜欢上了那种感觉。可一开始总有一阵厌恶感。她也喜欢他的阴茎，几乎是崇拜它，而他一开始也觉得这很荒谬，很恶心。她喜欢口交多于其他性交方式，于是大卫也学会了好好躺着享受。当他们性交的时候，他的阴茎用力地插入，让她几乎晕厥过去；看到她意乱情迷的样子，感觉到她的潮湿，他就能达到高潮。他们都从对方身上找到了欲仙欲死的感觉。或者说，几乎是为了对方而经历那种感觉。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们也好像住在对方身上一般，想要成为对方，去体验对方体验过的生活。米拉想，这就是“超越”吧，好像你能超出自己的本体去生活一样。可这又过于激烈了。她一直琢磨着“过于”这个词。你该如何保持感情持久如此呢？

十月末，有天夜里，已经很晚了，米拉的电话响起来。电话那头，一个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在叫她的名字。是玛莎。听不清她是在说话，还是在哭。她的声音很微弱，只是隐约听见声“米拉”，然后就听不清了。然后她又叫了一声“米拉”，就又不说话了。在一片沉寂中，只听到压抑的叹息、抽泣，或是占线的声音。

“玛莎？你没事吧？”

电话里的声音变大了一些：“米拉！”

“要帮忙吗？”

“啊，天哪，米拉！”

“我马上过来。”

她穿上衣服，走进十月的寒夜里。今晚的月亮很早就变成了橙色，此时正在淡去。星星在头顶闪耀，它们像是在为那些年轻的情侣装点天空。或者说，只是在恋人们眼中如此，米拉苦涩地想。她知道玛莎的问题来自大卫。

玛莎家的大门没锁，她直接走了进去。玛莎正坐在浴缸边，趴在马桶上。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米拉走进来，她抬起头。她的脸是浮肿的，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的一个鼻孔又红又肿，血流如注。她穿着睡衣，肩膀露在外面，也是又青又紫。

米拉惊叫一声：“天哪！”

“别给他打电话，他站在他们一边。”玛莎说着，突然控制不住，把脸埋在掌心，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

米拉任由她哭。她轻轻地拿走她手中的瓶子，看了看，是催吐剂。妈妈们都知道它，这是用来让宝宝呕吐的，当你怀疑你的孩子误食了祖母的安眠药时，就会用上它。

“你做了什么？”

玛莎在抽泣，说不出话来。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大呕一阵，吐出一堆夹杂着软绵绵的碎末的液体。米拉等她吐完，用冰凉的湿布给她擦了擦脸。玛莎不让米拉打扫厕所。“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我已经为孩子们擦过无数次了。”

“我也是，我已经习惯了。”

“你才没有习惯呢！”玛莎坚持说，然后，她跪下来，把马桶刷干净。打扫完之后，她站起来：“好了，我感觉好些了。”

“你做了什么？”

“吞了一瓶安眠药。”

“多久以前？”

“在我服催吐剂的十分钟前。”玛莎说着，笑了。

“我要洗个澡，然后让这地方通通气。”她说。

“我得说，你是个特别合作的自杀者，”米拉笑着说，“介意我喝一杯吗？”

“喝吧，给我也倒一杯。”

玛莎去洗澡了。米拉坐在玛莎的卧室里，一边喝酒，一边抽烟。自己吐的东西还得自己打扫干净，自己用过的厕所还得自己冲洗。可不是吗？除非你是个孩子。你不能让孩子们去做这些。不过又凭什么不能呢？玛莎的卧室朴素而雅致。里面布置得很简单，也没有多少东西，但墙上挂着装裱考究的、精致的版画。还有垂挂着的、花纹精致的落地窗帷幔。屋子里非常舒适、非常美好。平衡，平衡。生活中是需要平衡的。

玛莎进来时脸色很难看。她那精巧的脸上有了深深的、忧愁的纹路，嘴角也生出了苦涩的皱纹，眉头紧锁着，眼睛浮肿。她在床尾坐下来，接过米拉递给她的酒。米拉看着她，等待着。她啜了口酒，抬起头来。

“嗯，就是那么回事。”

米拉倾听着。

“大卫今晚过来吃饭，”她说，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始揭开那疼痛刚刚有所缓解的伤口，“我们打算小小地庆祝一下。他的论文被收录进了《比较文学期刊》，他很高兴。我也为他高兴。你知道的，我最近很少做饭，工作以来就没什么时间了。可是今天下午，我跑东跑西，专门去买了做菲力牛排的里脊肉和新鲜的芦笋。我昨天特意炖了只鸡，我的孩子不喜欢吃炖鸡肉，这是用来做意式烩饭的。我还买了一小罐鱼子酱，真的算很挥霍了，还煮了鸡蛋。我还买了新鲜的草莓，草莓已经快过季了，贵得吓人，还买了红酒。依我说，这可真是一顿大餐。我很开心，一切都感觉很美好。能为他做这一切，我真的很快乐，我愿意永远为他做这样的事。他坐在那儿，看起来那么帅气。他风趣地描述同事听到他的文章被发表时的反应。他们系的人忌妒心强，老喜欢背后说闲话。他很风趣，但真的理解他们。你知道吗？他和大多数男人不一样，他听到别人说坏话，还会考虑他们的感受，所以，他很有趣。”

她又抿了一口酒，然后弯下腰去擦鼻子。她吸吸鼻子，血和鼻涕一起淌出来。她擤干净鼻子，站起来，可还是不太通气。

“他带了干邑白兰地过来，我们坐下来，用高脚杯一起喝酒。莉萨在她的房间里做家庭作业，杰夫已经睡着了，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离得不太近，因为我想望着他。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我们都有点儿醉了……”

她开始哭起来。米拉等待着。

她又重新抬起头来：“后来莉萨也睡了。我靠在沙发扶手上，看着他，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我感觉很温暖、撩人又惬意，就那么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突然，他转过身，一脸严肃地跟我说：‘玛莎，我有话和你说。’”

她一边说一边哭，说几个字就要喘几口气。

“我还沉浸在美妙的氛围里，并没有注意他的语气，于是伸出手，说了句‘亲爱的，你说吧’之类的蠢话。他拉着我的手说：‘玛莎，伊莱恩怀孕了。’”

“他双手捧着头，我站起来大叫：‘什么？！’他把脸埋在掌心里，不住地摇晃着，我才发现他在哭。我挪过去抱住他，搂着他的背，摸着他的头，抚慰他。他开口了，他说那是个意外，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还说，她想套住他，因为她知道他想离婚。我也哭了。我摇着他说：‘好了，我理解，亲爱的，没关系，会好的。’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可我的大脑一直嗡嗡地响，火气越来越大。等他不哭了，我一把推开他，坐下来朝他大吼大叫。意外？他们什么时候又睡到一起了？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好吧，是骗我的，我也一直知道那是骗我的。可是，她知道我的事，也知道他想离婚，他怎么能相信她会避孕呢？他怎么就一点儿都没防备呢？当时我想起来，他说过想要一个儿子。他爱他的女儿，可是……”玛莎苦涩地笑了，“看着他的脸色，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的真正想法。他从没想过和伊莱恩离婚。我为他毁了自己的生活，但他却从没想过要破坏他自己的生活。我看着他，真想杀了他。我怒吼着向他扑过去，踢他，抓他，破口大骂。他只是一味地躲避。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但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我把他赶了出去。那个狗娘养的浑蛋、杂种、王八蛋！”她又失控了，愤怒而痛苦地叫喊着，抽泣着。孩子们的卧室房门紧闭。玛莎哭了半个小时。“啊，天哪，我不想活了，”她最后叹息一声，“太难受了。”

3

读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常常说起一个词：他们。而我们所指的就是——男人。我们都曾毁在他们手里，但还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有朋友，我们的朋友也曾毁在他们手里。而我们的朋友又有她们的朋友……但还不只是和丈夫的相处问题。我们听说了莉莉的朋友埃莉的事。她的丈夫布鲁诺是个非常残暴的人。后来，她和他离婚了，可是离婚后，他还会半夜闯进家里打她，她却无法阻止他。真的，就连警察也帮不上忙，因为屋主还是他。她的律师也无能为力。也许律师是有办法的，但布鲁诺威胁过他，他可能害怕了。所以，没有人能帮她。她不想去警察局投诉布鲁诺，她不想让他丢了工作，她尤其不想让他坐牢。可最后，她却不得不那样做。他确实丢了工作，但没有坐牢。只是他再也不会给她钱了。的确，她赢了。可是赢得了什么呢？“靠福利救济的母亲”这样一个身份而已。

还有桃瑞丝的故事。罗杰想离婚，她很生气，于是狠狠地敲了他一笔。她要他每年给她和孩子们一万五千美元，毕竟他年薪有三万五。当初结婚后，她就辍学了，并支持他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她同意把鸡蛋放进他的篮子里，因为这是他想要的，可之后他却打翻了这个篮子。你没法责怪她。她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很多年没出来工作了。她以前做过打字员。她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工龄。但罗杰对法官的判决很不满，于是跑到国外去了，她联系不上他。他每个月会给孩子们寄一百美元，可是有三个孩子啊。她毫无办法。

还有敢在离婚后找情人的蒂娜。菲尔也有一个情人，但那是不同的，孩子们又没有跟着他。他说，只要她还和那个男人混在一起，他就不会给她钱。如果她告他，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他用威胁的口吻说：“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名法官都不会把孩子判给一个留宿男人的母亲。婊子就是婊子，你可别忘了。”仿佛他自己就是全知全能的法官一般。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但蒂娜太害怕了，根本没去细想。她说：“菲尔，他是个很好的人。孩子们也喜欢他，他对孩子们的关心比你多多了。”这根本不管用。如果他们之间的问题是她以为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还可能有用，但他却把它当成权力的争夺，并对她嗤之以鼻。结果，蒂娜没有告他，他也就没有给钱。所以，她也靠福利救济。如果你想知道那些靠福利救济的母亲都在哪里，问问你身边那些离了婚的女性朋友吧。靠救济金生活，听起来很容易。可是，它除了带给你耻辱和愤恨，并不能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当她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时，又会欣慰地笑了。

我们所有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不断有人说起，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离婚似的。一段时间后，你就不再问是谁的错；再过一段时间，你甚至不会问为什么。我们都曾无缘无故地结婚，而现在，我们又都无缘无故地离了婚。后来，这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我们并不觉得世界因此崩溃了。结婚久了，你就知道婚姻是多么脆弱。我们都曾听过新闻评论员们虚情假意地感叹离婚率太高。困扰我们的并不是结婚与否，而是我们都太可怜了，被人侵犯隐私（就连诺姆有时也会查看米拉的邮件——他说他有这个权利，因为房子是他的），被人殴打，受尽各种委屈。可是，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立法机关，没有一个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有时候，甚至连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三五成群，不安地聚在一起，痛苦地埋怨着。就连我们的心理医生都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骂他们骂到吐，也不过是把导致消化不良的东西吐出来而已。而恶疾本身仍会长期地、慢慢地折磨我们。我们明知法律是为他们而定，社会是为他们而建，一切都因他们而存在。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只是隐约觉得美国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可我们只能爬进自己的洞穴，努力生存下去。

4

经过一番周折，乔治和玛莎又复合了。他们复合主要是因为钱，而且乔治真的没法一个人生活，所以，幸亏玛莎遇上了麻烦。不过，乔治真是一个不错的人。即便生气的时候，他也不会旧事重提。其实他也用不着这么做，和大卫的那段感情彻底毁了玛莎，她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她了。

圣诞节过后是复活节，然后夏天到了。诺姆坚持要离婚，米拉拖着不离。她计算着结婚这些年来，她兼任管家、保姆、洗衣工、司机，以及妓女（现在她就是这么觉得的，那一直是最令她痛苦的角色），所应得的报酬是多少，然后把账单交给了诺姆。

“钱全都是你的。你以前说过，你就算住旅馆也可以过得很好。你就当十五年来你一直住在旅馆里，所享受的这些服务都是付费的，这就是你应付的报酬。”

诺姆气坏了，他的律师也气坏了，就连米拉的律师也觉得她疯了。他们拿着她的账单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算是谈妥了。米拉和她的律师知道，尽管诺姆的收入很高，可是法官不会答应她的要求。她得到了房子的居住权（因为有房贷和共同所有权——如果她搬出去，可以得到房价折现的一半）、汽车（已付款，一九六四年产的雪佛兰）、每年六千美元的赡养费，还有每年九千美元给孩子们的抚养费（直到他们满二十一岁）。米拉算了算，算上房子、家具和她的衣服，他们结婚十五年间她每年得到两千美元，而离婚后，每年能得到六千美元。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协议，但如今，米拉已经像块椒盐饼干般脆弱。“我看这也不算是苦役了吧。除了吃住，我还得到了其他报酬。”

米拉在学校的成绩很好，而且她也喜欢回到学术工作中去。玛莎活下来了，萨曼莎活下来了，莉莉也勉强活下来了。孩子们在长大，日子在继续。米拉的表现很好，甚至很出色。老师们建议她继续攻读博士。米拉听了《埃莉诺·里格比》[《埃莉诺·里格比》（Eleanor Rigby），披头士乐队的歌，收录在专辑《左轮手枪》（Revolver）里，歌词讲述了孤独的主题，其中的埃莉诺·里格比是寄宿在教堂里的清洁女工。]，她觉得，流行音乐也发生了变化。莉莉又发病了。玛莎取得了学士学位，进入了法学院，她没有精神错乱。米拉写了申请，还让老师写了推荐信。马丁·路德·金被杀了。罗伯特·肯尼迪也被杀了。“美莱村大屠杀[1968年，越南战争中，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了“美莱村大屠杀”（My Lai Massacre），杀害了五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发生了，尽管当时我们还蒙在鼓里。米拉收到两封信，通知她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了。她坐在那儿看着信，简直不敢相信。诺姆再婚了，他娶了那个被米拉称为“小淫妇”的女人。诺姆打电话来说要买她的那一半房子时，米拉正要将房子卖出去。根据房子在市场上的价值，米拉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价位，可是诺姆出的价比她的心理价位少了五千美元，他们因此吵了一架。最后，他又加了两千五百美元，她同意了。这样也省得她每天早上把房子打扫干净等待买主了。唉，男人啊，去他的，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发生的事已经够糟了，何苦再去回味一遍呢。我真不该开始讲这些故事，但我不得不这么做。现在，我要将它进行到底。现在才七月二十六日，学校要九月十五日才开学。就像人们常说的，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米拉把所有家具都卖给了诺姆。她在一所很好的私立中学给孩子们报了名。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个早上，米拉把行李装进车里，准备去波士顿。她在屋外站了一会儿，看着空荡荡的家。孩子们和诺姆在一起，明天才回来，到时，诺姆和他的现任妻子就会搬进去。她想，那个女人搬进去时会作何感想，那可曾是她的家，里面的家具全都是她挑选的，而且精心照料了这么多年。她曾把青春奉献给了它们。是啊。她向房子行了个礼。

“再见了，家具们。”她说。可是，家具终究是家具，它们一动不动地静静立着。

5

离开之前，米拉去拜访了两个人。她先去看望了玛莎。玛莎知道她要来，可是，当她到达时，玛莎正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旧家居服，像孕妇似的，头上包了一块头巾，正跪在厨房里刮着地板上的蜡。

“我一边干咱们一边聊，你不介意吧，我最近忙死了。”玛莎说。

米拉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她抿了一口玛莎递给她的杜松子酒，和玛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是玛莎上法学院的第一年。她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她喜欢国际法，可是女人是不可能学这个专业的。她还讲了一些学院内部的八卦。玛莎长胖了许多。那么多肉堆在她娇小的身体上，看上去有点儿奇怪。那些天，玛莎很少和米拉对视。她总是对着墙、地板和刀叉说话，绝口不提大卫。乔治很不高兴。在他们分开的日子里，他已经有了一定独立性，如今觉得玛莎管束他，有了离婚的想法。

“很好笑对吧？他和女同事有一腿，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想离婚。他想去曼哈顿潇洒。他想尝试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我简直没法理解，只觉得幼稚得要命。”她笑了。她一点一点地刮着蜡，干得很慢很慢。

“你要是还有多余的油灰刀，我来帮你吧，”米拉说，“按你这个速度，得两周才能干完。”

“没关系，我自己来。我本来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就算你帮了我，我也得返工。”

“乔治是认真的吗？”

“你是说离婚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说要在纽约买房子倒是真的。他想念单身汉的快乐生活，”她又笑了，“虽然他在单身时并不觉得快活。”

嚓，嚓，嚓。

“但我就麻烦了。我还要上两年学。我的工作也只是兼职，赚的钱勉强够吃饭。可现在乔治想住漂亮的房子，他已经不喜欢这破地方了。我都没法想象，他哪有那么多钱。几个月前，他工资涨了不少，可他要觉得那点儿工资够买房子，那真是做梦。更何况，我们分开的时候还欠了两千美元的债呢，其中有一千美元是他看心理医生的钱。”

“他现在还去吗？”

“不去了。他现在有我了啊。”玛莎一本正经地笑了笑。

玛莎仍然不看米拉。

她们聊了孩子，聊了未来。玛莎的声音很单调，没有抑扬顿挫。

“你见过他吗？”米拉终于问出来。玛莎停下手中的活儿，把头巾推至额前。

“不经常。法学院在文理学院的对面。有时候，我看到他在一群学生中间，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他看起来还是以前那样。我听到过一些传言，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好上了，听说好像是法语专业的。”

她又开始刮地板。她才刮了不到半平方米。

“你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玛莎站了起来：“再来一杯？”她朝柜台走去，背对着米拉，倒了两杯酒，“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她郑重其事地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真的。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感觉。他是个浑蛋，但我爱他。你知道吗？我就像《我的男人比尔》那首歌里的笨蛋。只要他开口，我明天就可以回到他身边。我知道我会的。我也不是不打算让他吃苦头，但我还是会回去的。可是，他不会开口了。”

“你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个呢？”

玛莎耸了耸肩：“我想找。至少，我以为我想找。可是，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了。现在我只想拿到学位，然后出学校。我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太久了。天哪，我都三十六岁了。”

“我也是啊，可我才刚开始。”

玛莎笑了：“谁说我们没努力过啊。”

“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好像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好像再没有什么事情能那样深刻地触动你的心。它也再不会那么痛了。”

“也许是我们老了吧。”

“也许吧。”

米拉离开的时候，玛莎仍然蹲在地上刮着，她已经刮完一平方米的地板了。“祝你好运，”玛莎语气平淡地说，“还有，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是什么意思？互送圣诞节贺卡吗？你怎么跟联系不上的人保持联系？在神经传导至皮肤之前，她就已经把它们切断了，这样对于任何接触，她都不会再有感觉。米拉理解玛莎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这让她感到可怕的孤独。那玛莎又有什么办法呢？继续去感受？就像莉莉那样？

米拉穿过格林伍德精神病院的庭院。院里有许多草坪，周围种着树，遮盖住四米高的铁丝网栅栏。草坪里也有树，还有长椅。院内还有几个花坛。人们在草坪上散步或者坐着休息。他们衣着整洁，看不出来谁是病人，谁是探病者。走到莉莉的宿舍处，米拉向人打听，一名护士微笑着把她带到草坪一角。几个年轻女人正坐在长椅上聊天。看到米拉，莉莉马上站了起来。走到一起之后，两人尴尬地抱了抱。米拉动作有些僵硬，莉莉有些紧张。她们心中五味杂陈。

莉莉瘦得惊人，但她穿得很漂亮，比在家时穿得好多了。她穿着整洁的棕色裤子和米黄色的毛衣，还化了很浓的妆，头发也是刚染过的。她向米拉介绍了另外几个年轻女人。她们也都穿得很漂亮，化着浓妆，涂着浓重的眼影，戴着假睫毛，施着橙色系的粉，涂着厚重的胭脂和深色的口红。米拉不知道她们是病人还是探视者。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气，另外那三个女人就离开了。莉莉有烟但没火，米拉带了打火机来，她很高兴。“点烟都得找护士，这是这儿的规矩。她们害怕这里的疯子把这地方烧掉。”

“那几个女人是来探病的吗？”米拉朝离去的几个人努了努嘴。

“哦，不是，她们和我一样，”莉莉笑起来，“这地方其实就是为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建的乡村俱乐部。”

米拉环顾四周。莉莉似乎是在说疯话，可周围几乎全是女人，而且年龄都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

“就没有男人吗？”

“有啊，但都是些老酒鬼。”

“那有没有女的老酒鬼？”

“有，有很多。我们都是没人要的人。”莉莉吸烟吸得很凶。好像她急着抽完这一支，好再点一支，“不过，我的朋友都和我差不多。”她聊起她们，聊起自己。

“我生病之前，去看我姨妈。她说我是被宠坏了，她说她老公还不如卡尔呢。她还说，与大多数丈夫相比，卡尔算是个好丈夫了。姨妈说我应该感谢卡尔，因为他没有欺负我。有时候，我觉得她说得对，但我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和他一起生活。我想离婚，所以我才来了这儿。我想离婚，可是，当他走出家门时，我又会一路追出去，抓住他的外套，哭喊着让他不要走。我没办法独立生活，我什么也不会。我该怎么付账单？我这辈子从没付过账单。厨房里的灯泡坏了，我只能坐在那儿哭，以为就要生活在黑暗里了。我哭着求他回来，可是，他回来了我又受不了他，他就是纳粹分子、冷血动物，我一直努力想让他更有人情味。结果，他又把我锁起来了。姨妈加入了一个自杀互助团。自杀互助团啊！她还想让我也加入。”莉莉爽朗地笑着。

“自杀互助团？”

“是啊，你知道吗，她们会在深夜给对方打电话，她们会说‘过了今天的阴霾，明天的天会更蓝’或者‘我在此为你加油，我知道你有勇气度过这一劫’这类的话。”她又笑了，还是笑得那么灿烂，但笑声中已听不出歇斯底里的味道。看她的样子，也没有在发抖了。“我见过她们的广告。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请给我们打电话’。上面还说，如果你毒瘾犯了或者想自杀，或是遇到任何问题，想找人倾诉，就给她们打电话，后面还附上了电话号码。然后用小号字写着‘周一至周四，中午到晚上十点’。我记下了电话号码，却从没打过。这个时间段里我的心情通常还不错。”她又笑起来。

“问题是，”她又继续说，不时地笑着，“我并不想自杀！就好比我得的是感冒而不是肺炎，别人是帮不上忙的。精神科医生——真是笑话！他让我们都化了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像阿斯托太太家的马一样。我们浓妆艳抹地走来走去，就这样去喝茶，我的天！”

一个矮胖的女人从草坪对面走过来，独自坐在长椅上。她烫着卷发，神情迷茫。“那是伊内兹，”莉莉说，“她老公很久没来看她了，不像卡尔——他每周日都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虽然待不了多久，但谁又能说他没有尽职尽责呢？伊内兹的老公只是偶尔来一次。我听过他们谈话。我看见她哭了，泪流满面，她哭得很轻，从不大声抽泣，也不会尖叫，就像绵绵细雨。她总是呜咽着说：‘乔，求你了，让我出去吧。我答应你这次会好好的，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妻子，真的，我真的会努力，我会去学的。’可是她太聪明了，她才不会傻到去当一个好妻子。”

伊内兹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跪在后面的地上，看起来就像是在拜那棵树。

“她喜欢昆虫，”莉莉说，“她总在观察它们。她过去在家时经常读有关昆虫的书，可她老公觉得那是有病。她不洗地毯，也不洗碗，只是一味地读关于昆虫的书。精神科医生和她老公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不能再让她这么疯下去，所以，他们什么书都不准她碰。可她还是会观察昆虫！”莉莉得胜似的欢叫着。

“还有西尔维娅。”她指着一个非常瘦小、干净朴素的女人说。那女人的头发精心绾成了蜂窝式，嘴唇涂得就像一道鲜红的伤口。“她老公从没来看过她。她来这儿已经有八个月了。她结婚十五年了，一直想要孩子，可她老公没法生，于是她就出去工作了，在小学当美术老师。她是为她老公而活的。大约一年前，她老公离开了她，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波多黎各胖女人住在了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她家只有几个街区，她总能撞见他们。她试着一个人生活，可是她太痛苦了。她好恨，她想要孩子，是因为他，她才没有孩子的。她求他回来，她太孤独了。可他就是不回来，还不断地说她多么丑。她看了看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再看了看自己，终于明白了。她带着所有积蓄去医院做了硅胶隆胸手术，花了两千美元。可是，等她恢复后，护士看着她说：‘真可怜啊，你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吗？’手术彻底失败了。她哭了，可医生照样拿走了她的钱。然后，她擦了防晒霜去找她老公，他终于回来了。可每次做爱的时候，他都会拿枕头挡住她的脸，说他看不下去。她开始觉得自己有病，说他想要毒死她。她说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他却说她疯了。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变得非常多疑，还会在他工作的时候打电话查岗，甚至睡不着觉。她一直觉得他想杀了她。他把枕头放在她脸上时，她害怕他会闷死她。他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问他，她怀疑的是否属实，他发誓说绝对没有，最后，医生说她患了妄想症。于是她就被送到这儿来了。她很平静，但经常哭，为此，他们还专门给她吃药。无论你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只要经常哭，那就是疯了。就连动物都还会哭呢，是吧，米拉？不管怎么样，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哭了，所以，他们觉得该让她出去了，于是通知了她老公。可他来了以后，却不同意她出去。真是个蠢货！他是开着敞篷车，载着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和她的五个孩子一起来的，护士看见他们，告诉了医生。医生找他对质，他承认了，承认一直都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医生很生气，说因为他撒谎，害她在这里被关了八个月。他责怪她老公。但要我说，他怎么就不相信西尔维娅，却相信她老公说的话呢？有可能她说的是实话啊。可他们从来都不这样想。他们总是相信男人。他们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有点儿疯劲。她下周就要出院了，要回去继续和他生活。和她老公啊！”莉莉笑了，“我告诉她，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把她逼疯了！”

“问题是，”米拉试图控制住涌进莉莉脑中的那股疯狂之浪，于是坚定地说，“那些女人太把男人当回事了。我的意思是，她们把自己的男人当成了一切。男人觉得她们漂亮，她们就漂亮；男人觉得她们不漂亮，她们就不漂亮。她们把决定自己身份和价值、认可或否定自己的权力都交到了男人手中。她们已经没有自我了。”说完便沉默了。

“是啊。”莉莉用悲戚的眼神扫视着草坪上的人，试着再找一个例子同米拉讲讲。

“她们为什么不忘了那些男人，做回自己呢？”米拉坚持道。

莉莉瞪大眼睛看着米拉，好像她是在说傻话。“对，”她说，“我们都知道应该做自己。可具体怎么做呢？”

“你就把他们从你心里踢出去，就像我对诺姆那样。”米拉自豪地说。

“哦，卡尔太冷漠了，太冷漠了。他让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她聊了很久关于卡尔的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别再讲卡尔了！别再想他了！”米拉终于忍不住嚷道。

莉莉耸了耸肩：“卡尔是我生命中最熟悉的人，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他。我留在家里，他去闯荡世界。年轻的时候，我有精力，可慢慢都磨没了。厨房的灯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你知道吗，那灯泡很有趣，是那种长长的，叫什么来着……荧光灯？我都不知道商店里有这种灯卖。我以为它们永远都不用换。卡尔去商店买了一个回来，他爬上梯子，取下天花板上的塑料方块，拿出旧的灯泡，再换上新的。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什么都会呢？而我只会坐在黑暗里哭。

“卡尔，那个机器人，他把自己杀死了，所以也能杀死我。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像自动机械一样走来走去。我不停地喊啊，叫啊，所以，他把我关在了这里。在哈勒姆区，政府通过提供海洛因来控制黑人，而数以千计的医生让家庭主妇服用巴比妥酸盐和镇静剂，让她们保持安静。当毒品不再管用时，他们就把黑人关进监狱，而我们就被送到这儿来了。不许吵闹。我读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每吵闹一次，你就会更安静一分。’这一次，他不会让我出去了。他永远都没钱带我出去吃饭，但他宁肯每年花一万两千美元把我关在这儿。

“他怎么会想我呢？我只是他的麻烦。他带孩子们去吃麦当劳，他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他也不想念性爱，我们从来都不做爱。我曾因此去找过律师，他说，如果一年能有一次性生活，你就不能因此提出离婚。反过来也一样吗？男人也一年一次。我喜欢做爱，所以他就不做了。有时候，我洗完澡，躺在床上，他也会去洗澡。那时我就会非常兴奋，因为他从不在晚上洗澡。于是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我最漂亮的睡衣，躺在那儿等他。我听见他在浴室里一边刮胡子一边哼歌，就变得欲火焚身。可是，他回到房间，上床后就关了灯，转过身去，说：‘晚安，莉莉！’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开心。他简直是虐待狂，是纳粹。我当然是又喊又叫，还能怎么办呢？他为什么非得那么做不可？就算他用枕头遮住我的脸我也不介意，我真的太想要了。我也曾试着找情人，可我做不到，太愧疚了。我还试过自慰。医生说我里面很干，像个八十岁的老女人。他试着教我自慰，可我就是学不会。卡尔，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啊？他把我关进一个充满了激情和性爱色彩的箱子里，可却一直用橡胶管子给我泼冷水，把我的欲望浇灭。我又了解他什么呢？我只是嫁给了一副皮囊而已。”

莉莉仍然住在那里。米拉已经几年没见过她了，我也是。并不是因为我不关心她，只是，有时候，我已分不清谁是谁，我觉得我就是莉莉，或者她就是我。如果我见到她，我分不清我们当中是谁站起来去亲吻对方，或是沿着石板路走到大门口，走进停车场，发现院子里的人和车里的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即便我坐在车里，我也飘然物外，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我的身体在开车，坐在座位上，可我的灵魂还在医院里，我的声音在那儿疯狂地回荡，无休无止。莉莉有无穷的精力，她的眼睛明亮，声音高亢。她永不疲倦，永不认输，永远有话要说。她谈论穆斯林女人、中国女人和那些奉行大男子主义的国家的女人，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女人。“所有女人都是一体的。”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她从书里看来的，因为她根本就不看书。“当我听说她们的事情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置身事外，我觉得这也是在说我。我觉得，我们是她们的转生。我甚至记得，从前、在别处，我是另外一个女人。我背着沉重的柴垛，弯着腰，慢慢地往希腊的山上爬；我戴着面纱、偷偷地走在街上，担心自己真的被人看见；我因为裹脚，连路都走不稳；我做了阴蒂切除手术，成了丈夫的所有物，没有性快感却要痛苦地生产。在我生活的国家，法律允许丈夫打我、将我锁起来，惩罚我。”

其实，莉莉和我并无不同：她在那些门里面，我在这些门里面。我们都疯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绝望地摸爬滚打。只是我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固定居所，我得自己打扫房间、自己煮饭，我不用一周遭受两次电击。他们以为，电击就能让你忘了已知的事实，真是奇怪。或许他们以为，如果狠狠地惩罚你，你就能假装忘了那些事实，就会乖乖地做家务。我早就发现，想让人觉得你神志正常，秘诀就是伪装。你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知道。莉莉也明白这一点，之前两次，她就用了这一招，假装很温驯，假装为自己犯的错而悔过，于是，他们就放她出去了。可现在她太愤怒了，也不想假装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乔治·杰克逊的事，可她并没有回信。

米拉给了莉莉一本关于昆虫的书，让她转交给伊内兹，却被一名护士发现了。她拿走了书，伊内兹就发疯了，她凶猛地袭击了那名护士，结果被关进了特殊病房。她在那里要穿约束衣，而且每天都要遭受电击，每天早上不准换衣服，也不准化妆。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在俄罗斯，如果你不同意政府的观点，他们就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这里也如出一辙。总有人会让你保持沉默。

6

“我们不是那样，”凯拉坚称，“我们很幸运，出生得晚。”

“是啊，”克拉丽莎附和道，“我从没有被束缚的感觉啊。我从高中就开始踢足球。”

“而且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会有一份事业。”

“我得承认，”克拉丽莎补充道，“他们确实把我从自然学科推向了人文学科。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是用脑子，用在哪里无关紧要。他们把我推往这个方向，我还有点儿庆幸呢。”

伊索插嘴道：“人文学科更加人道。”

“即便不是所有学人文学科的人都如此，至少这个领域是的。”凯拉说。

瓦尔一言不发地坐着，这很不寻常，于是我们都转过头看她。

“不，我不同意。当然，你们那一代人是要好过些。但我在想，能好到哪里去呢。你们都来自顶尖学校，以大多数女人的普遍情况来说，你们是特例。而且，你们都还没有孩子。我并不想吓唬你们，但也许你们低估了自己面临的状况。”

“这也并不重要。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否则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克拉丽莎争辩道。

“是啊，直到你因为缺乏远见而一头栽进陷阱里。”瓦尔冷酷地提醒道。

“你可真会吓唬人。”伊索抗议道。

“也许吧。可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某种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的情况真的会在十五、二十年间发生巨变，你都不用去管它，那你就太天真了。你觉得幸运，以为自己逃脱了，但你其实仍在地狱。你现在好比待在修道院里，跟那些小男孩混在一起。他们之前还觉得哈佛大学的男学生都不会进入社会底层呢。每个人都想被锁在这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出去以后会面对什么，他们不愿改变。可无论如何，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改变，你根本就对抗不过‘它’。”

“历史的‘它’理论！”凯拉叫道。

“得引用弥尔顿来解释一下何谓自由。”

“知善是人站立的充分条件，但是有倒下的自由。”凯拉笑着说。

“是吗，你自由吗？”瓦尔突然来了一句。

“或许不，但是……”凯拉开始讲她幸福的婚姻和他们的协议、安排……

“他们的冰箱挺脏的。”米拉插嘴道。

“米拉！”凯拉嗔怪道，“你为什么总要拉低我们讨论的层次呢，还提起那俗气、平庸、臭烘烘的破冰箱？我是在谈论理想、高贵、原则……”她不由得站起来，冲到房间的另一边，坐在米拉身上，抱着她，黏着她，说：“谢谢你，真是谢谢你提醒啊，米拉。你可真讨厌，真了不起，一直都记得那个臭冰箱！”她不由得唱起歌来，其他人也都笑起来，严肃的对话戛然而止。

米拉扮了个鬼脸。“我怎么忘得了呢？”她哀叹道。

“可怜的米拉！”凯拉喊道，“永远困在那段有着发臭冰箱的历史里！”

“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吧，”克拉丽莎建议说，“名字就叫《二十世纪小说中的冰箱形象》。”

“应该叫《‘冰与火’之无霜综合征》。”伊索说。

“不，不对！”米拉喊道，“那应该是一个很脏的、需要清洗，而不只是需要除霜的冰箱。当然，除霜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如写首歌好了，”伊索说，“‘要给你除霜已经够糟了，宝贝儿，可我现在还得为你洗澡’。”

“或者‘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脏冰箱，可我依然爱你’。”凯拉唱道。

她们吵吵闹闹地为米拉想题目。她笑了，她们的声音在屋子里环绕，她们之前所谈论的，正是这个特别的小团体最近写在论文头几页里的内容。她垂下头，笑得直喘气，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终于抬起头来。

“去他妈的！”她喊道，她们开始尖叫，发出嘘声，还吹起了口哨。凯拉开始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掌；克拉丽莎站了起来，然后她们都站了起来。她被围在一群拍着手、笑着、叫着的疯女人中间。“你说脏话了！你终于说脏话了！”她们叫道。

“我通过你们的测试了吗？”她喊道，“或者说入会仪式？”

“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嘛。”凯拉弯下腰，对着米拉龇着牙。

“天知道，到底有多少脏话呢？问题是，并没有多少。在莎士比亚时期……”

“别听老莎胡编乱造！”克拉丽莎说，“你得从‘它’之中寻找那些能为你所用的东西！”

“语言的‘它’理论！”伊索附和道。

“屁。”米拉说，她们又开始鼓掌叫好，“就是没有多少嘛。可见语言是多么贫乏。还有去你妈的、肏蛋、贱人、浑蛋、狗屁、他妈的、杂种。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词……”

可那个时候，在那间屋子里，她没机会说完。在掌声之中，在气氛活跃的谈话中，伊索打开了留声机，珍妮丝·贾普林的声音在屋子里绽开。然后，她们两人一组，面对面谈心，轮流更换搭档。最后，每个人都知道了其他人的所有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其他人的所有事情，每个人也都接受了其他人的所有事情，如此往复。

7

但并非一直如此。在这所声名显赫的大学里，有一位著名的英国教授曾轻蔑地称一类人为“没文化的乌合之众”。米拉、瓦尔和我就属于这一类人。当然，还有一些大龄男人也是，他们大多是天主教耶稣会牧师。我不知道哈佛大学为什么会录取我们，这可不是它的一贯作风。也许是因为战争吧——我们没法应征入伍。可是，在那些迷茫的面孔中，只有我们几个备感孤独。有几个人看上去很年轻，看面相还不到二十岁：凯拉二十四岁了，伊索二十六岁了，克拉丽莎也二十三岁了。可是，米拉和我都三十八岁了，瓦尔三十九岁了。真是没法比。教我们的教授中，很多都比我们年轻，研究生院的院长也才三十五岁。如此，是有些奇怪。我们都很孤独，而且对自己的洞察力充满了自信，我们不习惯别人把我们当成傻瓜，也不习惯别人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我们不喜欢院长把我们当成难以管束的学生，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制度的限制，你似乎没法要求平等，你明白的。于是你只能放弃了。至少，我就是这样的。你就少和他们说话，自己学习，取得学分，与他们少来往就是了。当你完成学业，想让老师给你写推荐信时，他们会在信中夸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或是人到中年依然如此有恒心。

总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彼此。刚开始，米拉走在剑桥的街道上时，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者罪人。她留着一头染色的卷发，穿着针织三件套和丝袜，系着腰带，穿着高跟鞋，拿着相配的手包，感觉自己就像布朗克斯来的“恐龙”。她与他们一一擦肩而过，大多是年轻的面孔，男的蓄须，女的留长发，他们穿着破旧的牛仔装或内战时的制服，或者披着披肩，穿着长长的祖母裙或纱丽，各种奇装异服都有人穿。没有人看她一眼，所有人都目不斜视。就算他们恰好看到了她，也是瞥一眼便移开目光。她真觉得要疯了。

她被迫重新认识自己。可是，她在新泽西的大学学到的东西并不能帮到她。学校位于郊区正中，那里的人见多了郊区的主妇们，他们习惯了郊区生活，自己也成了郊区居民。在那里，她能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男人们经过她身旁时，眼睛会亮一下，这让她觉得自己风韵犹存，于是便安心了。有时候，她从别人身旁经过，或是已经走远时，还会有人扭过头来看她。

搬去剑桥后，米拉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依赖那些欣赏的眼神、那些回头的目光，如此，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剑桥是那么年轻，一切情况与她想象中完全相反。刚去那儿的头几天，她跑出去买贴搁板的纸和图钉，想装饰一下房间，回来以后，她会疯狂地照镜子，梳头发，抹上各种化妆品，不停地试衣服。她跑出去买了短褶裙和白袜子，把珍珠项链从积灰的盒子里拿出来。可是没用。和诺姆离婚后，她第一次感到孑然一身，第一次感到彻底无脸见人。在新泽西时，她还有朋友，那些友好的夫妇经常邀请她去家里吃晚餐，当然，也会邀请他们所认识的单身男士。很多人都知道她：一个住着漂亮的大房子、带着两个儿子的离婚女人，如今又回去上学了。

但在剑桥，到处都是年轻人，他们就像箭一样奔向自己的目标。他们总是很愤怒，他们不理解旧世界为何如此腐败，而且会继续腐败下去；他们不明白，它为什么不生病死去，或者，更宁愿它发现自己有病，于是自杀而亡。他们目中无人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偶尔在马萨街[马萨街（Mass Ave），是当地人对马萨诸塞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的叫法。这条大道横跨查尔斯河，连接了北边的剑桥和南边的波士顿市。]上与别人撞个满怀，甚至都不记得说一句“借过一下”。不管怎样，他们是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他们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分寸。

可米拉不这么想。她只是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她觉得他们在排斥她，排斥她这个人。夜深人静时，她坐下来喝白兰地，突然意识到，这一生，她认识自我从来都是靠别人，比如屠夫看见她时的微笑和恭维，或是给地板打蜡的工人对她倾慕的目光，或者大学校园里男人的一次回头——都是对她外表的赞美。这令她毛骨悚然，她想起了莉莉。如何才能停止这种状况？一个人怎能用如此荒唐的东西来保持自我？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她坐在黑暗里，抽着烟。黑暗中，她看不见这简陋的、墙纸都脱落了的房间，房间里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子。她回想起诺姆走后的那一年，在贝尔维尤那座豪华的房子里，坐在黑暗中的感觉。她试着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那时的辛酸和她对孩子们、对屠夫和上蜡工人爆发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她在剑桥感觉很不自在，进而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很委屈。她努力学习，殚精竭虑，似乎发现了能让自己感到自在的秘诀，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她的生命都耗费在维持外表上，就像玛莎全神贯注地阅读《女性家庭期刊》和《家政》一样。

在那些年里，她也会如此。虽然她还不至于把那些杂志买回家，用杂志上的测试来检验自己，但她在牙医的办公室里，也会专心地翻看，给自己打分：你是一个好妻子吗？你还有魅力吗？你是否善解人意、体贴他人？你的营养均衡吗？你的眼影用对了吗？在你为他清理和熨烫衬衣的那些无聊时间里，你是否会放任自己吃下一整块咖啡蛋糕？你是否超重了？

米拉曾经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些标准。她染了头发，也在节食，她还会花很长时间戴假发，研究适合自己脸型的发型。此外，她还学会了用恰当的语调来问令人不快的问题：“诺姆，克拉克做错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打他？”“哦，好吧，亲爱的，按你说的办。可是我们已经答应了马克利一家我们会去。是的，昨晚你回来后我们还说起过，还记得吗？其实我去不去都无所谓，可我觉得打电话告诉她我们不去了，只因为你忘记了，约了人打高尔夫，这样不太好吧。”她小心地维护他那男性的自尊和脆弱的骄傲。她只是慢慢地增强说话的效果，并不提高音量，她从不发脾气。她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她从不打孩子，他们衣着干净，饮食健康。她的家里干净得发亮，她做的饭很好吃，她保持好身材。但凡杂志、电视、报纸、小说中说的女人该做的，她都做得很好。诺姆经常晚归，她从不抱怨；她从不要求他以她和孩子们为重，影响他的工作；她从不让他做家务。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很完美，可他还是对她说“我想离婚”。每当想起这一点，她就怒火攻心，将杯子砸向对面的墙。白兰地洒到地毯上，溅在墙上，杯子摔得粉碎，她的心也碎了。她还记得上一次这种想法侵入她的头脑时，她跌跌撞撞地哭着跑上楼去，拿起剃须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当她伤害自己时，她仍是“完美的诺姆太太”。当那种“无形的规则”控制住你时，你会自动出局，为新的“完美的诺姆太太”让路，而且要符合现代的殉节风范，把你自己沉入黑暗，不再被别人需要。白天，你要小心行事，循规蹈矩，不然，他们就叫你贱人、婊子、笨蛋、猪猡、臭婆娘、母狗、娼妇、妓女、荡妇、淫妇。可你并不是荡妇，即便每隔十天你都得和某个人做爱，哪怕你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你也不是妓女，因为你不收费。你得到的只有衣食住行，而诺姆得到了他花钱买来的东西。

她四肢跪地擦洒落的白兰地，用纸巾捡起玻璃碎片，想到女人总得自己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想象着如果有人跟在你身后帮你收拾，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却想不起自己的童年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只觉得嘴角痛苦地抽搐着。她坐起来，心想，要求公平也没用。她又倒了杯白兰地，坐下来。她觉得心里就像打开了一道门，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她曾听过这样一套说辞：你的作用就是结婚，带孩子，如果可能的话，守住你的丈夫。如果你遵守这些规则（微笑，节食，微笑，不唠叨，微笑，做饭，微笑，打扫卫生），那么，你就能守住他了。这些条件很清楚，她接受了，却被辜负了。自从离婚，她就越来越对那种不公感到痛苦，世界对待女人是不公的，诺姆对待她也是不公的。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只能使她更加痛苦，只能摧毁她仅存的东西——她自己的生活。

没有所谓的公正。过去已无法补偿，也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愕然地坐了一会儿，如释重负，感觉嘴角也放松了，眉头也不再紧锁。

此刻，有什么东西滑入她的内心，她好像从远处看着这一切，因此看得更加完整，虽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也看得很通透。她明白了，还有比那一套说辞或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切的前提——她只能依附于另一个人才能生活——才是问题所在。她抚摸着自己的手腕和手臂，揉捏着自己的乳房、肚子和大腿。她的身体温暖而光滑，她的心脏沉稳地跳动着，向全身输送着能量。她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感觉，可以思考。突然间，一切都变好了。诚然过去是错误的，可也正是错误的过去解放了她，让她来到这里。她还活着，从她童年脱光衣服跑到糖果店时起，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

没有公平，只有生活。只有她所拥有的生活。

8

不幸的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并非随着我们的变化而变化。在重回学校的第二周，米拉环顾周围的一切，看着、想着、判断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努力保持着规定的形象，一味注重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躲进厕所了，除非沃尔特·马修真的在追捕她。可她仍然渴望与人交流。

有一天，在听完胡登关于“文艺复兴”的讲座后，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女孩走到她身边，她头发又长又直，奶油色的鹅蛋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她说：“你是英语系的研究生吗？我叫凯拉·福里斯特，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米拉对她发出的邀请感激万分，恨不得亲她一口。凯拉留刘海，穿喇叭形超短裙、白色高领毛衣，像个啦啦队队长。

凯拉带她去了雷曼餐厅，那是一家自助餐厅，那些不住哈佛公寓的学生常去那里。她们穿过院子，凯拉一路上滔滔不绝，谈到了孤独，谈到了可怕的哈佛体制、可怕的哈佛毕业生以及满世界行尸走肉般的人。她一手抱着书，一手比画着，讲起这些东西活灵活现，嘴里发出“哎呀”“真是”之类的感叹。米拉饶有兴趣地听她说。

雷曼餐厅是一座大餐厅，铺有地毯，装着六米高的窗户，还有水晶枝形吊灯。地毯是廉价的粗呢毯，桌子是塑料的自助餐桌，餐厅里弥漫着罐装番茄汤的味道。靠东面的墙边摆着一张长桌子，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之间，文理科的研究生们常聚集在那里。凯拉向米拉介绍了坐在桌旁的那群人。

布拉德，一个非常热情的年轻人，说话时口型很夸张。米拉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模仿某位教授说话，见她们过来，便停下来和她们打招呼；来自艾奥瓦州的米西留短发，漂亮又风趣，她告诉米拉，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用电脑分析弥尔顿的全部作品；伊索，她又高又瘦，灰褐色的头发在脑后紧紧地绾成一个髻，面色苍白，表情冷淡，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书；瓦尔，她很高大，年纪和米拉差不多，说话嗓门很大，披一条披肩，米拉后来才知道，她是学社会学的；克拉丽莎，扎栗色辫子，沉默寡言，总是在审视别人。凯拉和米拉坐在桌子另一端。凯拉问了大家几个问题，很显然，她是知道答案的。

“待在这种糟糕的地方，你们感觉怎么样？显然，你们无动于衷，你们看上去很平和。我多希望能像你们那样镇定，一听到各种毛骨悚然的事，我就会起鸡皮疙瘩。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经常焦躁不安，和这些行尸走肉般的人待在一起，太可怕了。生命力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随着智力的发展，它就随之消失了？当然，你们没有我这样的感觉，你们满怀希望。我可不想落得和其他人一样，我不愿像他们那样生活……”

自此以后，米拉每天都会去雷曼餐厅。虽然那里的环境不怎么样，但至少在那儿总有人倾诉或聆听。

“我痛恨暴力，可我为什么还会做那样的梦呢？”温文尔雅的刘易斯紧张地说。他手里还拿着正在传阅的反战请愿书，所有的男人都面临被征募的危险。他就这么面不改色地讲述着，声音很温和，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在梦里，他把烧红的拨火棍插入他最亲近的女性下身；他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别人被开膛破肚，遭受电击；他把别人绑在柱子上，往他们身上倒蜂蜜，等着蚂蚁爬过来啃噬他们；他还曾梦见阉割别人，把人肢解。伤人，杀人。“杀，杀，杀，”他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的梦里满是血腥。昨晚我梦见把哈佛的所有教授集中起来，然后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转向米拉，“你不觉得我有病吗？”

米拉瞥了伊索一眼，惊讶地看见那张冰山脸上露出了笑容。伊索的眼睛很奇怪，是暗绿色的死鱼般的眼睛，神色仿佛一个来自远古的人，人类的一切挣扎在她眼里都是徒劳。原本表露出关切与同情的米拉，禁不住笑起来。瓦尔不假思索地说：“你的问题一半在于你是男人。”说完大步走开，去端咖啡了。刘易斯转过头对着米拉和伊索，忧心忡忡地说：“就连我的母亲也在梦中被我虐待！可我爱我的母亲。”伊索放声大笑起来。

在他们一旁，克拉丽莎静静地看着莫顿·阿韦，听他详解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各个版本的妙处。而米西则在听马克讲自制面包的做法，一边听一边讨教。正试着戒烟的凯拉独自坐在桌尾旁，嘴里吮着一个塑料勺子，读一本希腊文的书。若有人问她为什么吮着勺子，她就会像个教官似的，冷不丁冒出一句：“口欲滞留[弗洛伊德将性本能背后的能量称为力比多（Libido），又将力比多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口欲期、肛门期、性蕾期、潜伏期和生殖器期。在口腔期内，婴儿的吮吸、吞咽等口腔活动受到过分限制，致使婴儿无法获得口腔满足，长大后将会滞留下不良影响，此种不良影响就叫口欲滞留（oral fixation）。]，这是无害的替代品。”

“我肯定进不去。研一的人不能参加。琼斯的研讨课只能有两三个高年级学生。”

“可索尼娅·托夫勒去上了。”

“真的吗？！”

“别走，再逛逛吧。我想去库普商店买唱片。”

“我得走了，我还要学拉丁语呢，每天要学十个小时。”

“你真是不得了。”

“只是笨鸟先飞。脑子不好，全靠苦功。”

“你觉得珀迪怎么样？”

“呃，他可是个讨厌鬼。”

米拉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她凑过去加入谈话：“他写了一本很棒的关于弥尔顿的书。”

“是啊，他的书里全是动词。”

“你是说《失乐园》里有动词？肏，老兄，这么多年来，我竟然不知道。”

“亚当和夏娃还能做什么？‘肏’就是一个动词啊。”

“或许对你来说是动词，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形容词，我从来不把它当动词用。把那肏蛋的盐递给我一下，好吗？”

“我真得走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我废物一个，我在这里混不下去的。”

“放屁，老兄，你上过斯沃斯莫尔学院。我只上过P.C.。”

“P.C.？”

“没听过吧？普罗维登斯学院啊，老兄。你还觉得你混不下去？”

“所以，我住进了研究生宿舍。你知道，那些本科生住的是洋房、套间，他们的书房里有大钢琴、东方地毯和枝形吊灯，而我的房间小得可怜，里面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有一扇窗户，但是太高了，我要站在凳子上才能看到外面。水管还会漏水，我只能把书全都堆在暖气片上烘干。干了之后也只能放那儿，屋子里没有放书架的地方。”

“你听说了吗？劳伦斯·凯利上了贝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研讨课。”

“他怎么办到的？”

一阵沉默。

“他一定够机灵。”

“他是从伯克利来的，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学生。”

“哦，马利诺夫斯基是贝利的老朋友。”

“哦。”

“语言考试是什么时候？”

“哪一门语言？”

“这鬼地方全他妈是精英，烦死了。三门语言课，好像他们一定要证明自己有多优秀似的。”

“的确。”

“那你为什么还来这里？”米拉突兀地问道，但他们并没有理她。

“是啊，但你要知道，以前可是五门。我的天，还有古诺尔斯语。还有哥特语和冰岛语。它们居然真的存在。”

“他们会不会再开一门奇怪的班图语课？我倒是在行。这门语言倒是挺有趣的，只有两百个单词。”

“你是说词根吧。”

“没错。全是词根。你要动词，就加上‘肏’；你要名词，就在后面加上‘他妈的’。”

“布拉德，你可真粗俗。”

“真他妈肏蛋。三种语言，还有英语文学会考，他们给我们少得可怜的两千美元，就以为我们能靠它完成学业了？开玩笑呢。”

“至少你们还有两千美元。我每天晚上去酒吧打工，还要借钱。”

“真是糟透了。”

“一切都糟透了。”

“是啊。”

三点过后，米拉起身向图书馆走去。

没有人向她道别。

9

大约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伊索腼腆地将米拉拉到一边，邀请她共进晚餐。“我有一个室友，她不在哈佛上学，她非常孤独。这个地方太孤独了。所以，我觉得，嗯，我邀请了一些优秀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伊索说话的时候，嘴巴几乎没怎么动。不知何故，她深深地打动了米拉。

这是米拉来这里受到的第一次邀请，她很兴奋。她感觉未来正在向她展开。那天下午，她去了趟商店，买了一些便宜的植物，打算放在窗台上；回到家后，她打开上周买的窗纸，裁剪一番，把它贴在弄脏了的鸡尾酒桌上。她把厨房窗户上那副易坏的塑料窗帘扯下来，量了量窗户的尺寸，她打算买一副耐用的红色棉窗帘、一块红色的桌布，还有新毛巾。很快，她也会招待别人的。

晚宴当天，她做了头发，用浴油洗了澡，穿了紧身褡和高跟鞋，还有“金伯利”牌套装。她花了二十分钟化妆，然后从容地走下楼梯，她就当自己忘记了穿高跟鞋的痛苦，一路蹒跚着走过凹凸不平的人行道，穿过四个街区，来到伊索住的地方。

伊索住的那条街，沿街种了一排树，她住在一座老式三层小楼的顶层。锈迹斑斑的大门敞开着，可以直接进去。她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上三楼，腼腆地敲了敲门。她尽量不让自己感觉像在探访贫民窟一样。那房子的墙已裂开，墙上的漆开始脱落，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扶栏也不牢固。她想放松一下手臂和脊背，可不知哪里冒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把她吓得不轻。她以为是一只老鼠蹿到了跟前。

伊索前来开门，她还穿着白天穿的宽松毛衣和肥大的裤子。

“哇，你打扮得真漂亮。”她惊讶地说。

米拉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她的心开始怦怦跳。她是在期待什么呢？一种新的生活，还是一群聪明、有魅力，而且阅历丰富的人？伊索领她来到客厅。她家的客厅和米拉家的客厅一样，贴着灰色的墙纸，一组巨大的暖气片几乎占了一面墙，窗框也是灰色的，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停在邻居院子里的汽车。不过，伊索家靠墙放着一个自制的书架，上面堆满了书，对面的地板上，则堆起了近两米高的唱片，唱片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面中是五个女人拥抱在一起。米拉想，粗略一看，倒像是模仿马蒂斯的《舞蹈》。

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布拉德正在抨击哈佛的精英主义，刘易斯在描述刚看完的一本关于残酷战争的小说，米西在问戴维·波特从纽约开车去波士顿的最佳路线，瓦尔眼神呆滞地听着莫顿·阿韦讲各版本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唱片的优劣。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盘腿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瓶酒。米拉坐在一把用栗色丝绒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上，也盘腿坐着。她点燃一支烟，身子稍向前倾，想把火柴丢进那个胡子男面前的烟灰缸里，这时椅子的扶手掉了，她吓了一跳。

伊索赶忙过来，把扶手重新装好。“不好意思，”她说话的时候嘴皮子都不抬一下，“我的家具都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说完去了厨房。

那个胡子男冲米拉扬了扬眉。“感觉跟回家了似的。”他嘲弄地说。

她紧张地说：“是啊，我住的地方也是这样。你住在剑桥吗？”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这里吗？”他不耐烦地回答，便转过身去了。

“格兰特，”伊索从厨房里喊道，“给米拉倒杯酒，好吗？再看看有没有人要续杯。”

米拉以为格兰特是伊索的男朋友。

酒倒了一轮，但人们喝得很慢。格兰特开始播唱片，大家在谈论女歌手艾瑞莎[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1942—），美国流行乐歌手。有“灵魂歌后”之称，是史上获得格莱美奖第二多的女性音乐人。]。米拉觉得她的歌糟透了。她的声音听起来空荡荡的，仿佛无根之音。她的名字也很奇怪。然后，他们又聊起另一个名字很奇怪的人，还播起了她的唱片。这个人的歌更糟糕，米拉想，这些人怎么会喜欢这种音乐？这位歌手叫欧蒂塔[欧蒂塔（Odetta，1930—2008），美国著名音乐人、演员、民权运动人士，有“美国民谣天后”之称。]——她是女人，但你无法从声音中判断出她的性别。米拉不敢问他们是否喜欢佩姬·李。

她转向格兰特，深吸一口气，问他是学什么专业的。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些什么，提到了加尔布雷思[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打了个手势。她不明白，于是他简短地解释道“经济学”，就又转过头去。

音乐环绕，觥筹交错，谈话声不绝于耳。瓦尔站起来，去厨房待了一会儿。回来后，她坐在米拉身边的地板上，敲了敲格兰特的膝盖，示意他把脚挪开。米拉认定格兰特是瓦尔的男朋友。

“你好像有些拘谨。”瓦尔说。

米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险些掉下眼泪，但此刻她一吐为快：“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再回到学校，就是一个错误。我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更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聊天，那天晚上我以为我顿悟了，以为我明白、发现了自己人生中的问题，可是，做出判断并不能改变什么，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对了，那个格兰特是谁？还有，有人喜欢那个布拉德吗？他可真讨人厌，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很讨厌吗？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米拉说。她看着瓦尔，眼眶湿润了。

瓦尔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一双明亮的眼睛几近纯黑色，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直视别人。“我明白，我明白。他们在谈论音乐，他们喜欢谈论音乐。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可谈的，他们不知道怎么交谈，音乐就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纽带。你或许还没意识到，其实他们的状态比你还要糟糕，他们比你更孤独、更害怕、更不知所措。”

米拉看着她，说：“你了解他们吗？”

瓦尔耸了耸肩：“当然，我在剑桥住了十年了。”

“你在哈佛待了十年？”

“不，我刚进来。我以前住在萨默维尔市。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还参与了和平运动，有时候还靠救济金过活。他们因为我参加政治活动削减我的工资，我就靠我的头脑与他们对抗。我申请到了哈佛的奖学金，所以就来了这儿。”

米拉热切地看着她说：“我觉得并不是年龄的缘故，而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郊区的人有不同的规则——我并不像他们，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但我也不觉得自己属于这儿。”

“时间久了，你会有归属感的，”瓦尔笑着说，“我觉得剑桥就是无家可归者的家。”

又进来一个女人，她很高、很瘦，身材非常修长、曼妙、前凸后翘。伊索从厨房里出来，略带兴奋地介绍了她。那是她的室友艾娃。艾娃进来后，坐在地板上，盘着腿，上身如花茎一般挺直，而她的头则像一朵水仙花。她羞怯地看了一眼这些陌生人。格兰特站起来，递给她一杯酒，她接过酒，眼睛忽闪一下，露出一个端庄而谦虚的笑容。她头微微前倾，黑亮的头发又直又顺，几乎遮住了脸。她抬起眼睛，看了看瓦尔和米拉，又垂下眼帘，眼神意味深长。她盯着手里的酒，没有说话。整个屋里的人都在谈论战争。

伊索在玄关摆了一张桥牌桌——那里也只能放得下这样的桌子——桌上铺了一块鲜艳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插满雏菊的醋瓶子。晚餐有意大利面、奶酪、沙拉和意大利蒜香包。她宣布开餐后，大家纷纷过来把盘子填满，又回到原位。米拉这次特别注意了椅子的扶手。他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酒也在席间来回传递。有人问起艾娃的情况。她用温柔的声音回答她不是学生，只是一个秘书。她回答其他问题时，虽然简略，却也因为举止温柔而不显草率。帮伊索洗完碗后，艾娃离开客厅，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几分钟后，她房间里传出乐声，是一首勃拉姆斯间奏曲，弹奏得完美无瑕。大家都抬起头来听。伊索带着歉意地解释道，是艾娃在演奏，她在陌生人面前总是很害羞。

“能把门打开吗？”

“她会停下来的。她从不为别人弹奏，只弹给自己听。”伊索说，她的声音有些犹疑，也有点儿提醒的意味，就像一个问题儿童的母亲面对严厉的邻居时的语气。

谈话的主题又回到战争上。伊索谈起了越南，几年前，她曾去过那里，她是偷渡过去，然后搭空军的飞机逃回来的。她以那种呆板的、面无表情的方式讲述着，很难相信这样一个谨慎、严肃的女人竟会有如此冒险之举。一群人开始问她问题。她好像哪儿都去过，非洲、亚洲、墨西哥，她还在印度的灵修地待过几个月，还在尤卡坦州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过。

“我以前很焦躁。我打一阵工，赚些钱，然后就背上背包旅行。”

米拉大感意外：“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有时是一个人。可是旅途中总会遇上一些人。我带了一部相机去拍照，有时候我会把照片卖给旅游杂志社，能赚点儿旅费。”

人们陆续离开，他们说要去学习了。格兰特突然也匆匆忙忙地走了。米拉发觉他并不是谁的男朋友。米拉和瓦尔还在，她们想帮忙洗碗，伊索谢绝了。艾娃也不再弹琴，羞怯地来到客厅里，大家夸赞她时，她深深地鞠躬，脸上还带着一抹甜美的微笑。

“你很早就开始弹琴了吗？”米拉问。

“从二年级开始。放学后老师会让我留下来，在教室里弹琴。”

她一边说，一边腼腆地看着她的听众们，然后又垂下眼帘。看样子，她并不想再多做交谈。

“她十二岁才开始上钢琴课，”伊索骄傲地说，“她爸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是啊，可我十五岁时，他就把它给卖了。”艾娃咯咯轻笑着。

“他们当时生活得很艰辛。”伊索解释说，好像她是艾娃的翻译员似的。但艾娃向她投来一个警告的眼神，那是严厉的一瞥，只是一闪而过，然后伊索就不说话了。尴尬之余，米拉站了起来，不小心又把扶手碰掉了。

“哎呀！”她叫道。

夜深了，大家微笑着告别。

10

“瓦尔不只是一个人。她是一种经历。”塔德在认识瓦尔几周后如此总结道。

她很高，有将近一米八，骨架很大，丰满结实。她的嗓门也很大，即便用正常音量说话，几十米开外也能听得很清楚。米拉心想，可能她是控制不住吧，并下意识地撇撇嘴。她虽然年纪与米拉相仿，在哈佛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拘谨。她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校园里，任披肩在身后飘扬。她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披肩——西班牙的、希腊的、俄罗斯的和亚利桑那州的。她穿靴子，走路时有点儿内八。她喜欢放声大笑，和谁都能说上话。有时还会说点儿下流话。

米拉被瓦尔吸引，因为她们年龄相仿，还因为瓦尔似乎拥有她所缺少的经历和知识。可瓦尔说的话总让她感到震惊，而且那种直白的、露骨的表达方式，有时会让她恼火。瓦尔不像别人那样守规矩，好像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让米拉有种微妙的威胁感。她说不清这对她有什么伤害，但仍觉得有点儿受冒犯。她默默地在心里把瓦尔的言行归纳为“心直口快，为所欲为”。有时候，在雷曼餐厅待烦了，伊索、瓦尔和米拉会到街对面的托加餐厅吃午饭。米拉叫一杯咖啡，伊索点一杯牛奶，瓦尔则要啤酒——海量的啤酒。即便话题变得很私密，瓦尔也依然会刨根问底，她能把每个话题都引向私密的方向。无论谈到什么，她都会扯到性，而且她说起那些与性有关的字眼时，就如平常语言一样随意。米拉能够忍受“肏蛋”这个词，因为诺姆常说。但其他更过火的词就会令她震颤一下，然后紧张地四处张望，看看大家是否和她一样震惊。

伊索对米拉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者说，这正因为她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了无生气的眼睛，以及那不动声色地讲有趣故事的样子。伊索打动了她，而米拉本身是个含蓄、内向的人，如今却有强烈的冲动，想要伸出手去，触碰她朋友的身体或心灵。可伊索的超然感有点儿拒人于千里之外。伊索可以谈论任何话题，但从不谈论自己。她会问别人一些私人问题，但都无伤大雅，不会触怒别人。“小时候你最喜欢的牛仔明星是谁”“你十几岁时喜欢读什么书”或者“如果你有很多钱，想买什么车”，这些问题总会引发生动的讨论，而谈话的氛围往往都是自由的、孩子气的，感觉就像玩耍一样，因为他们讨论的话题似乎都很幼稚。可是，当说到罗伊·罗杰斯[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1911—1998），好莱坞演员兼歌手，代表作有《旋律时光》《糊涂劫车案》等。]、独行侠[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是一个最早于1915年虚构的形象，一个在美国西部打击逍遥法外之徒的得克萨斯蒙面游侠，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永久偶像。]和詹姆斯·阿尼斯[詹姆斯·阿尼斯（James Arness，1923—2011），美国演员，1947年出演了他的首部影片《农家女》，是20世纪播出时间最长的美剧《荒野大镖客》中的男主角。]时，伊索的一双眼睛会盯着大家的笑脸，她观察着、聆听着，听到了表面之下的东西。之后，她会说：“我觉得埃利奥特是一个敏感的人，因为恐惧而表现出专横，因为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不够男子气。他傲慢的外表下面，跳动着唐托[电影《独行侠》中的人物，是一位印第安杀手，拯救了主角独行侠约翰之后，两人一同惩恶扬善。]的心。”她对这个讨人厌的年轻人，给予了别人做不到的宽容和理解。

米拉、瓦尔和伊索组成了一个三人组。她们跟凯拉和克拉丽莎也熟识，很喜欢她们，不过她们都结婚了，因而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也有其他学生穿梭于各种聚会间，但这三个女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艾娃很少参加哈佛的聚会，但她经常和伊索一起来看瓦尔和米拉，时间一久，她讲话越来越自在，也不再偷偷瞄别人了，拜访的时间也更久了。

米拉也渐渐不再注重自己的外表。她穿着更随意了些，虽然没穿牛仔裤，但也是穿休闲裤、柔软的衬衫或毛衣以及低跟靴。她不再染发，任由她的头发长回原来的暗褐色。走在街上时，也会去看街边的景色，而不是注意自己的形象。她感觉孤单、孤立，但那种感觉并不算糟糕。如果她能够爱上一个人，那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她把这种感觉告诉瓦尔，可瓦尔对此并无共鸣。

“嗯，你不是有过爱的人了吗？”

“是吧，我结过婚。”

“对，但你真的爱他吗，他是什么样的？叫诺姆，对吧？我是说，你看着他、和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爱的感觉？还是那只是一种习惯呢？”

“那是一种安全感。”

“你还想要那样的安全感吗？”

她们正在瓦尔家的厨房里。米拉和伊索过来吃晚饭，艾娃去上舞蹈课了。瓦尔的房间也在一栋三层小楼里，但那里的天花板很高，百叶窗很大。房间是白色的，看起来很干净，窗台上摆着一丛一丛的植物，有藤蔓类的，有盆栽，窗边摆了一张低矮的柳条桌。没有窗帘，只有竹帘子，照进房间的阳光被植物反射出清凉的绿色。两张矮沙发套着鲜艳罩子，铺满靠垫，屋里还有几把白色的藤条椅，椅子上铺着漂亮的绿色和蓝色垫子。靠墙摆着一个大书架，墙面挂满海报、版画、非洲面具以及木雕人像。

“真漂亮啊，瓦尔，”米拉进去就说，“你是怎么布置得这么漂亮的呢？”

“我们刚住进来时这里又脏又乱。但克丽丝和我，”她说着搂住女儿的肩膀，“一起磨平墙面，上灰泥，再磨平，然后刷漆。可好玩了，是吧，克丽丝？”

那女孩瘦弱、苗条，长得很漂亮，却有些闷闷不乐。她轻轻从母亲的臂弯里抽身出来。

“克丽丝正在青春期呢，所以她恨我。”瓦尔笑着说。

女儿的脸涨得通红，嗔怪一声：“妈！”就离开了房间。

“磨平、上灰泥、刷漆都是你做的？”

“当然，那又不难。”

米拉跟着瓦尔进了厨房。“我得去切菜了。”瓦尔抱歉地说。

克丽丝坐在餐桌旁，正以低沉而严肃的语调和伊索交谈。瓦尔和米拉进来时，她们起身慢慢走出厨房。“我们这次谈话要保密。”伊索朝瓦尔挤挤眼睛，又回过头去和克丽丝说话。“没错，比如，如果你将十五世纪的佛兰德艺术和十六、十七世纪的佛兰德艺术作对比，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表现出对物质和财富的迷恋。他的观点是，在尘世里，财富是上层阶级的标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尔文主义被世俗化了，被转换成了资本主义……”她们边说边走出去了。

瓦尔朝米拉扮了个鬼脸：“我那早熟的女儿啊。”

“她多大了？”

“十六。二月份就满十七了。她在读高年级了，有点儿早熟。”

“她很漂亮。”

“是啊。”瓦尔切着洋葱说。

米拉在厨房里踱步。这里宽敞明亮，窗台上的植物依着窗户攀缘。圆桌上铺了一块艳丽的条纹桌布，水槽前的地板上铺着一块鲜艳的大地毯。一整面墙边摆着的一米高的搁架上，码放着几十种香料，有的米拉连听都没听说过。柜台上放着一排排明晃晃的塑料质地、红红绿绿的小罐子。

另一面墙上也贴满了“墙纸”。米拉走过去看了看，发现是从书上或杂志上剪下来的页面。有波斯的、印度的，还有中国的，都是些有点儿色情的画。米拉移开视线，走到窗边，深深地吸了口气。“你的婚姻维持了多久？”她紧张地问。

“太他妈久了。”瓦尔正往炖着的肉上倒酒，“四年。他很浑蛋，和其他男人一样。但我已经不恨他了，不恨他们了。他们也没办法。他们生来被培养成浑蛋，我们生来就是天使。我们当天使就是为了他们能当浑蛋。你没法打破这样的规则，他们也不能。”她笑着说。

“你是说，你后来一直没有再婚吗？”米拉小心地问。

“想不出我为什么要结。”瓦尔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同时用一个小勺子舀香料。她把香料拌入肉中，转身对着米拉，“怎么，你想再婚吗？”

“我想过。我是说，我以为我会再婚。大多数离婚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对吧？”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虑。

“我想是吧，数据统计结果是这样的，但我认识的大多数女人并不想再婚。”

米拉坐了下来。

“我觉得她们应该很孤独吧。你不也是吗？哦，对了，你还有克丽丝。”

“孤独，就看你怎么看待它了。就比如贞洁，只是一种心态而已。”瓦尔笑着说。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米拉的声音尖锐起来，“孤独就是孤独。”

“我想，你可能很孤独，”瓦尔对她笑笑，“可是，你没离婚的时候就不孤独了吗？有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好吗？你独处的时候会感到难过，难道不是因为社会告诉你孤独很可悲吗？你希望有个人能明白你心里的每种想法。即便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甚至她，也没法完全做到吧？同床异梦才更可悲。我觉得，只要你有几个好朋友，有不错的工作，就不会觉得孤独了。我认为孤独是爱幻想的人创造出来的，它是某种神秘的浪漫。另有一种说法：当你找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就再也不会觉得孤独了。这也是禁不起推敲的。”

“你说得太快了，”米拉说，“我跟不上。”

这时，伊索冲进厨房来，大笑着说：“天哪，我的天哪！克丽丝真是了不得，她找出了托尼[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曾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其代表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等。]的很多漏洞。我得叫她去读他的书，去和书争，别和我争，她太能说了！”她往自己和米拉的杯子里倒了点儿酒，“你怎么看这件事，瓦尔，你怎么应付她的？”瓦尔点点头。她在往一个玻璃量杯里加奶油。她微笑着简短地说：“不要理会她。”接着又转向米拉，“这就是我教育孩子的理论。我对什么事都有一套理论。”她投给米拉一个优雅而略带歉意的笑容，米拉不由得有点儿喜欢她了，“其实，克丽丝的问题在于她很害羞。我们经常搬家，她没有同龄的朋友。我也会鼓励她出去，但你也知道十六岁、又害羞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晚饭在厨房里吃——这儿没有餐厅。

“希望你喜欢奶油芥菜汤。”瓦尔说。

奶油芥菜汤？不过，闻起来还不错。

“每次做这道菜，我都会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当时我对他很有好感，但我们在暧昧阶段，需要我主动一些。但男人太迟钝了。总之，事情进展到了那一步。我很紧张，拼命想讨他欢心，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这时，克丽丝溜到了她身边：“又在讲男人了？”

“为什么不能讲，他们是人类的另一半，不是吗？”她母亲嗔怪地说。

“男人，男人，男人，”克丽丝用一种略带嘲弄的声音说，“我讨厌女人们老是谈论男人。你为什么就不能谈谈资本主义呢？至少我还能学到点儿东西。”

伊索用餐巾纸掩着嘴，咯咯轻笑。

“我已经把我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全都教给你了，克丽丝，”瓦尔从容地说，“它很简单，只是一场游戏，你明白吗？首先，那些贪婪的人先积累起财富，然后，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以保持他们已有的财富，之后就非常简单了。富人管束穷人，于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我也曾经玩过这种游戏。”

克丽丝不屑地看了母亲一眼：“你犯了把事情简单化的错误了，妈。”

“你有更好的解释吗？”瓦尔不满地瞥了一眼克丽丝，挥动着手中的勺子。米拉意识到，母女俩的游戏开始了。

“我的论文写好后你可以看一看，”克丽丝说，“是社会学课的论文，那个老师简直就是一头蠢猪。他觉得黑人小孩都是牲口，他甚至真的那样骂他们。他还认为约瑟夫·麦卡锡[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于参议院任职。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推行极端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因而遭到非议。]是位被中伤的圣人。”

“那么你觉得他也是一只动物咯，你说他是猪。”

克丽丝朝她母亲扮了个鬼脸：“可让你抓住把柄了。不管怎样，你一定会觉得我的论文有趣。他肯定会给我打F的。”

瓦尔看着女儿，她的表情温柔，满是爱意和心疼。

“剑桥的学校是个恐怖的地方，”她对米拉说，“充满了阶级纷争。底层的白人试图控制黑人，于是黑人学生满怀愤怒，白人也很害怕，就像埋了定时炸弹。谁知道哪天……我希望克丽丝能在它爆炸之前离开那个地方。”

“哦？”克丽丝戏谑道，“我还以为你是个激进主义者呢。”

“呸，胡说，才不是，”伊索说，“你妈自己会向丑恶的东西丢炸弹，但她不想让你牵扯进去。”

克丽丝听了很高兴：“这可是你说的，不是我。”

瓦尔站起来撤走汤碗。克丽丝也马上起身帮忙。瓦尔又把另一些菜摆上桌——一碗以奶酪装饰的菠菜蘑菇沙拉、一份面条、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勃艮第红酒炖牛肉。克丽丝在一旁协助母亲。母女俩沉默不语，但配合默契。桌上还有法式面包，又上了些酒。克丽丝洗好碗，坐了下来。桌面上飘起阵阵香气。

“那汤美味极了，”米拉说，“做汤之前你正说什么来着？你说你很爱那个人……”

伊索咯咯轻笑：“给她讲讲爱情，瓦尔。”

克丽丝咕哝道：“等吃完甜点再说吧。”

伊索笑得很小声，几乎是压着嗓子笑的，完全止不住。她一边笑，一边催促瓦尔：“继续。”

“我能安静吃顿晚饭吗？妈！”克丽丝怒气冲冲地说，语气听起来很严肃。

“怎么说话呢，克丽丝，”瓦尔说，“你今晚怎么这么暴躁？”她转身对米拉说：“没什么。他就是喝完汤以后吐了。不是因为汤不好喝，他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那些个晚上，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他来，他就奇迹般地来了。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不明白，真的。”

“爱情，就是坠入情网的感觉呀！”瓦尔往酒杯里斟了些酒。

“瓦尔讨厌爱情。”伊索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解释说。

米拉朝瓦尔眨了眨眼睛：“为什么？”

“去他妈的。”瓦尔抿了一口酒，“所谓爱情，都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就像圣母马利亚一样，就像说教皇是绝对不会犯错的，国王的神权是不可侵犯的，都是胡说八道，是那些聪明的男人构建出来的。这些东西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

“好了，瓦尔，这次就少点儿理论吧。”

“好吧，爱情会使人神志不清。古希腊人就知道这一点。爱情就是通过幻想和自我欺骗来控制理性。你失去了自我，你就失去了掌控自己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正常思考，所以我才讨厌它，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认为凡事都是理性的，用‘非理性’这个词只是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一事物。我也不认为理性与欲望是分开的。一切事物都来自自我中的各个部分，可我们却觉得自己对其中某些部分的了解要比其他部分多。但是爱情与自我没有关系，从构造上来说，它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种疯狂，还有其他许多……”

“瓦尔……”伊索朝瓦尔晃了晃叉子。

“爱情是那些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是生活中的现实。如果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感到受到了欺骗。你感到无聊而焦虑，因为你没有遇到爱情。所以，有一天你突然遇到了这个人，你心花怒放，觉得他太迷人了！他是什么身份根本无所谓。你的爱情如此突如其来，他可能正在与人辩论，可能正在马路边切割混凝土，脱掉衬衫，露出晒黑了的后背。这不重要。即便你之前见过他，对他没什么印象，可是，在某个时刻，当你看着他，之前对他的看法全部烟消云散。你会觉得之前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你一瞬间就意识到这一点，在那之前你从没发现他如此迷人！

“可你突然就发现了。那黝黑的脊梁，那有力的臂膀！当他倾身向前驳倒对手时，那坚毅的下巴，他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是怎样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啊！他用手指穿过头发，如此漫不经心，连他的头发都那么柔顺！”

伊索伏在桌上笑弯了腰。瓦尔正全神贯注地表演，她的神情交织着爱慕与嘲弄。

“还有他的皮肤，天哪，那皮肤就像缎子一般。你坐在那儿，情不自禁想去触摸他的皮肤。还有他的手！多漂亮的一双手啊！强壮、精致、粗大、有力，不管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那都是一双漂亮的手。你每看到它们就开始出汗，腋窝都湿透了……”

伊索笑得被酒呛住了，不得不起身离开。不过，她只是走到了厨房门口。瓦尔并没有注意到。

“每当你看到那双手，就会想象它们游走在你身上。你害怕注视这双手，因为看着他的手，你的身体就会情不自禁开始兴奋，仿佛它们正在触摸你。在如此美妙的地方，他的手抚摸着你的身体！天哪！你将目光从他手上移开。可那手臂如此强壮、温柔，造物主造就它们就是去控制、去拥抱、去保护、去安慰的。可同样是这双手，也能将你折成两段，将你推向深渊。这就是有趣的部分，那双手臂是无法预测的，它们可以抚弄你的身体，也可以将你撕碎……”

“啧啧。”米拉听见自己发出这样的声音。

“还有他的嘴！显得那么性感、冷酷、饱满、热情，好像他能用嘴将你吞噬。可你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它。你甚至渴望它的冷酷。当他张开嘴！我的天，句句箴言！他说的每句话都带着光环，放射出智慧之光。他要么满怀深情，要么含蓄暧昧；从他嘴里说出的话都蕴含深意。他转身对你说‘外面下雨了’，你见他眼里闪烁着光芒，他正在暗示今晚希望和你在某处约会，你在他眼里看到了激情和欲望，看见了不可抗拒的意志，而那些意志都指向你！或者，他正在谈论政治，他的每种看法都好有见地，你不明白屋子里的其他人为什么不像你一样想跳起来亲吻他的足尖，他简直是救世主。当他转身对你笑的时候，你希望自己缩成一个小球，滚落在他脚边。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世界都停止运转了。你想去死，想拿起一把刀，刺进自己的心脏，站在屋里大声宣告：‘如果他不爱我，我就不想活了！’他每次把头转开，你都会崩溃，你不仅嫉妒其他女人，还嫉妒男人，甚至墙壁、音乐和那该死的沙发上方的版画。

“好了，你们终于在一起了。你的热情已经到了极限，你或多或少地知道这一点。你知道，其实是你让这一切得以发生，所以你不相信它。你一直觉得，是你让他邀请你喝咖啡、吃晚餐、听音乐会，或者做其他什么的，可是，一旦你失去自我控制，哪怕只有一分钟，那种魔咒就会被打破，你也会永远失去他。所以，每当和他在一起时，你就很高兴，充满活力，你的眼神有点儿疯狂却很迷人，你的行为都很妥当，但行为本身和你无关，你只是在表演，就像某人站在舞台上，表演那个你以为可以借此得到他的角色。你还很害怕，因为你已经有点儿筋疲力尽了，你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可他每次出现的时候，你都撑过来，继续演下去了。

“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就应该微笑、倾听、做饭。他只花十二分钟就可以将你一下午的努力塞进嘴里，你还会爱慕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再过一段时间，他做了你想做的，和你上床——当然，如果你并不想，那又另当别论了，我没试过。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你让他上了你的床，一段时间内，一切都很美好。你从没有过那样的性生活，他是你遇到过的最佳床伴。这是真的。你们沉浸在爱情的温暖中，你们做爱、吃饭、交谈，一起散步，不分你我。你们水乳交融，被温暖的、热情的、鲜艳的色彩环绕着，一切都如此顺利，你随波逐流，感觉自己的人生从未如此幸福。你们心心相印，钟情彼此，即便他在另一个房间，他觉得冷你也能感觉到。每一次你触摸他的皮肤，或者他触摸你的皮肤，都像触电一样，仿佛你身体里带着闪电，仿佛你们都是宙斯。”

米拉听得目瞪口呆。伊索回来了，又往杯子里添了酒，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似乎在咧着嘴笑。克丽丝坐在那里，低着头，用叉子拨弄着食物，表情木然。瓦尔完全陶醉了。她刚做了饭，又喝过酒，脸微微有些发红，她高举起酒杯，不住地比画着，两眼盯着伊索上方墙上的某处。

“这个时候你不会去想赚钱啦、上学啦这些讨厌的俗事。你的感官和内心似乎紧紧相连，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有几个月，你都处于这种状态，逃课、失业，或是被赶出家门，等等。这都没什么，因为除了爱，什么都不存在。你开始妄想，觉得全世界都在和爱人们作对。你觉得这一切太不公平了，觉得其他所有人都麻木、愚蠢、冥顽不灵，不懂生命的热情。

“然后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你们坐在一起吃早餐，你昨夜宿醉未醒，看着心爱的人坐在对面，英俊潇洒、金光闪闪，你的爱人张开他那玫瑰花苞一样的嘴唇，露出白得耀眼的牙，接着，他说了一些愚蠢的话。你的整个身体僵住了，心里一凉。你的爱人从没说过这样的蠢话。于是你定睛看着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让他再说一遍，他就又说了一遍：‘外面下雨了。’你向窗外望去，晴空万里。你说：‘不，外面没有下雨。也许你该检查检查你的眼睛，或者耳朵。’你开始怀疑他的所有感官。一定是他的感官一时出了问题，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便如此，这个错误也不应该影响到爱情。难道锁、隐形眼镜和助听器会成为爱情的障碍吗？你安慰自己，只是宿醉未醒而已。

“可这仅仅是开始。因为从那以后，他不停地说出蠢话。你则一次次吃惊地看着他，我的天哪，你知道吗，你突然发现他瘦得皮包骨！或者无精打采，或者很胖！他的牙齿东倒西歪，他的指甲很脏。你突然发现他会在被窝里放屁。他真的不了解亨利·詹姆斯！这阵子他一直说他不了解亨利·詹姆斯，你曾经还以为，他对詹姆斯那番奇谈怪论体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可是你突然发现，他是真的不懂。

“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在那几个月，你曾把他当作下凡的神仙来崇拜，而他也一直相信自己就是神。现在，他正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他自负、盲目、迟钝，就像所有被你唾弃的男人一样，可这一次，是你的错！是你一手造成的。是你！都是你！天哪，是你造就了这个怪物！这时你会想，他也参与制造了你的幻觉。若没有他的合作，你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你因为自欺欺人而讨厌自己（你告诉自己，你自欺欺人是因为他，不是因为爱情），你又因为他相信了你的欺骗而讨厌他，你觉得愧疚、自责，于是你试着慢慢地解脱。而现在，你转而试图摆脱他。可他紧抓不放，他不明白，你怎么会想要抛弃一个神呢？他拯救了你，这可是你说的。他是你迄今为止最爱的人——那是什么时候说的来着？他一直对你的话深信不疑，可事到如今，你还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你最爱的人了？可他是啊，曾经是。‘所以，这个时候，’他明智而审慎地点着头说，‘我也没办法了。好好想一想。我渐渐习惯了你的存在，可能女人不喜欢那种感觉吧。’你能说什么，才不会彻底摧毁他那脆弱的男性自尊，才不会令他把你当成一个受骗的傻瓜或者骗子呢？”

瓦尔停下来喝了口酒。米拉屏息静气，直直地盯着她：“那你是怎么做的？”

瓦尔放下酒杯，以最平淡的语调说：“当然，他们会觉得你一定是有别的男人了。你知道吗，他们唯一能理解的东西就是主权。如果你抛弃了他们，那简直太不可思议、太伤自尊了。如果你投进别人的怀抱，那虽然很糟糕，但还可以理解。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被你抛弃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他们不会一个人面对孤独，你也不过是又一个水性杨花的婊子。就是这样，游戏就是这样玩的。你一定得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过，”米拉犹疑地说，“如果说曾经爱过，那时候也还很年轻……”

克丽丝同情地看着米拉，转身对母亲说：“妈，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

“他们当然跟我一样，”瓦尔欢快地说，“他们只是暂时不知道而已。”

瓦尔就是这样的思考方式，总是很绝对，没必要再和她争执。而且，她常常是对的，让你不得不忽略她的傲慢。那是她的一部分，就像她坐着时喜欢比手画脚，抽烟时喜欢把烟夹在指间在空中挥舞一样。时间一久，你就会觉得，瓦尔那放肆的言行其实是无害的。比起其他人，她并不见得更爱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她只是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已。

11

十月，是剑桥最美的时候。阳光照在红砖砌成的人行道上，金灿灿、红艳艳的树叶给阳光染上了一层朦胧、柔软的色调，天空湛蓝。秋日的空气温柔、灰白，传递出淡淡伤感，脆弱的树叶在脚下发出悲伤的声音，这让秋天成了一个凋敝的时节。而在这里，成千上万个年轻的新面孔和为迎接新年而穿梭忙碌的身影，让这种凋零感烟消云散。

米拉对自己的课程不怎么感兴趣，但阅读书目是一大挑战。她在图书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并往来于各个书店，她感觉，这种深入、广泛的阅读让她的思维打开了。她主要阅读原始文献，而且只将各种选集作为研究指南。相对之前的阅读习惯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欣喜的改变。

她挂上了窗帘，买了一些抱枕和几株植物，举办了她的第一场晚宴派对。她邀请了伊索、艾娃、瓦尔和克丽丝。她在那小小的厨房里，围着熏黑的炉子，尽可能像她们那样优雅地忙活着。她准备了烤鸡，因为实在想不出更特别的食物了，但看她们的反应，好像她做了一顿盛宴。晚餐结束时，她高兴得满脸通红。她在餐桌上摆了红色的康乃馨，艾娃很喜欢它们，还兴奋地叫起来，看她的样子，仿佛那些花朵在她的灵魂里生了根，仿佛她的肉身被它们包围着。

“你喜欢就带回去吧。”

艾娃瞪大了眼睛：“我吗？哦，不行，米拉。我只是很喜欢而已。”

“你带回去，我会很高兴的。”

“真的吗？谢谢你，米拉！”看艾娃的样子，好像米拉给了她很珍贵的东西。她抱了抱米拉，把脸埋进花朵里，一遍又一遍地谢米拉。艾娃的反应太夸张了，会让人觉得有点儿假，可即便认识不久，米拉也相信，显而易见，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晚饭过后，她们坐在客厅喝酒。

“拿你的生活来说，”瓦尔对伊索说，“你在一个柑橘种植园之类的地方长大，你冲过浪、游过泳、滑过雪，还曾背包环游世界，你在急流里划过独木舟，你曾骑自行车穿越肯尼亚。再以我为例，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精彩，但我去过很多地方。克丽丝和我乘坐一辆巴士游历了欧洲；我们在南方帮忙登记选民；我们在印第安保留地教过书，做过基本的护理工作；我们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动员人们反抗剥削他们的矿业公司；多年来，我们为和平运动、剑桥的学校和城市问题出过力……”

“妈，那是你，我可没有。”

“或者，艾娃……”

她将视线从花朵上移开：“哦，我什么也没做。”

“你做了。到目前为止，你独自生活了好几年，你靠一份无聊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养活自己，住在旧房子里，为了赚点儿钱能每晚学芭蕾舞，那也需要勇气和力量……”

“那只是我的爱好。”艾娃小声地反驳。

“那你觉得电视和电影里又放了些什么呢？老一套的人物、‘性感尤物’，还有家庭主妇——这还是他们费心去找女性角色的时候……”

“她们有三种类型：女主角、坏女人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女主角金发、品行端正，性格温驯得跟面包卷似的；坏女人总是深色头发的，最后会被杀死，她所犯的罪就是性；那个介于好坏之间的女人，或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不管怎样，她最后往往也会死。”伊索笑着说。

“我一直想当坏女人，”艾娃说，“可有时候，女主角的头发也是深色的。”

“其实，还有另一种类型，”伊索沉思着说，“没有性欲的。你知道吧，没有性欲的多丽丝·黛[多丽丝·黛（Doris Day，1922—），美国歌手、演员，美国历来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以邻家女孩的灿烂笑容征服了影迷，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票房皇后”之称。]就像个小男孩一样四处胡闹，没有性欲的洛克·赫德森[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1925—1985），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最红的银幕小生、大众情人，虽然扮演的多是粗犷硬朗的异性恋男子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像年纪更大一点儿的小男孩。猫王也是那样，披头士乐队也是。”

“那倒是真的，”米拉附和道，“无性的，或是中性的，就像凯瑟琳·赫本一样。”

“或者嘉宝，或者黛德丽。”

“或是那个娃娃脸、扎着辫子的朱迪·嘉兰。”

“或者弗雷德·阿斯泰尔[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198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歌手。他在舞台与大银幕上的演出生涯长达七十六年。]，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做爱的样子。”

“为什么，是你们假设的吗？”米拉问她们。

“也许是因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真正的男人就必须有男子气概，不能走可爱路线。或许那些中间人物，也就是那些无性和中性的人，可以逃避这种道德压力。”伊索说。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魔鬼。”艾娃小声咕哝着。

“但你的行为更像天使。”米拉笑着说。

“五岁的时候，我穿了件新礼服，兴高采烈地跑到院子里给爸爸看，我感觉自己漂亮极了，转圈给他看，裙子飞了起来，内裤露了出来，然后，爸爸把我抱进屋，用皮带抽我。”

她们看着她。瓦尔皱起了眉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那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觉？”她问。

“我爱我爸，但我们经常打架。我不经常回家，因为我们总是打架，那样妈会很难过。我上一次回家还是两年前的圣诞节，因为我说不喜欢林登·约翰逊，爸就打我，他直接伸手过来，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你们知道吗，真的很疼，疼得我眼泪都冒出来了。于是我拿起柜台上的一把叉子，就是那种用来翻肉的长叉，照他的肚子戳了下去。”她用那种柔和的亚拉巴马州口音说着，神情像个孩子，长睫毛下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你伤到他了吗？”米拉惊骇地问。

“你把他杀了吗？”瓦尔笑着说。

“没有。”艾娃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但我肯定让他流了不少血！”她咯咯笑了出来，笑得愈发大声，“他一定吓坏了！”她直起身，又补充道，“我告诉他，他要是再打我，我就杀了他。可现在我很害怕回家，因为如果他打我——他会的，因为他就是这样一头蛮牛——我就不得不杀了他。我不得不杀了他。”

“他会打你妈吗？”

“不，他也不打我哥。自从我哥长得比他壮后，他就不打了，但他最常打我。”

“打是他表示爱你的方式。”瓦尔干巴巴地说。

“没错，”艾娃抬头看着瓦尔，“是这样的。他最爱的就是我，这点我是知道的。”

“是在训练你。”瓦尔又说。

艾娃盘腿坐在地上，手里捧着那瓶康乃馨。她把脸埋进花朵中：“好吧，可我不知道训练了我什么，因为我什么也不擅长。”

“艾娃，不是那样的！”伊索抗议道。

“我就是什么也不擅长！真的！我想弹钢琴，但我很害怕在别人面前弹；我想跳舞，可我年龄太大了。我只能整天敲那台老旧的打字机，这个我做得很好，可是越做越无聊。”

伊索对瓦尔和米拉说：“艾娃只在十二岁左右上了几年的课，后来在大学里又学过两年，但她就弹得很好，他们还让她上台和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The Cleveland Orchestra），美国主要交响乐团之一，1918年在克利夫兰音乐艺术协会的援助下创立。]一起演奏。”

“伊索，我只是赢了一场比赛。”艾娃急忙纠正，“你有点儿夸大了，那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但那已经很棒了！”米拉惊叹道。

“不，不是的，”艾娃又埋下头看花，“我太害怕了，我感觉自己再也不会上台，再也不会有那样的经历了。太可怕了。所以，我的钢琴之路到那儿为止了。”

“那你为什么不跳舞呢？”米拉继续问，“你还不算老啊。”

艾娃抬起头看她：“太老了，米拉，我都二十八了。我几年前才开始跳舞……”

“她跳得很棒。”伊索打断她。

“这个嘛，”她匆匆瞥了伊索一眼，又转头看着米拉，“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手，我表现得很好，可是有点儿太迟了。”

“她应该从小开始上课的。二年级的时候，她坐下来弹钢琴，只是随便弹了几下，老师还以为她学过。”

“呃，我在收音机里听过。”

“你本应该去上课的。”

“可是，爸妈的情况不是很好，他们可能从没想过送我去。你知道吗？想都没想过。”

“我倒希望我妈是那样。七岁那年，我经常画画，于是，妈就跑去给我找了一个美术老师。他真是个可怕的家伙，他就住在下面的街区，靠教画画换碗饭吃。多讨厌的人！”克丽丝皱了皱眉。

“那确实是我犯下的少数错误之一。”瓦尔承认道。

“那是你的错，可受罪的却是我，”克丽丝打趣地说，“做爸爸的罪过啊……”

“我不是你爸爸。”

克丽丝耸了耸肩。“妈咪，你得承认，你永远是我唯一的爸爸。其他人不过是空有父亲形象而已，像是戴夫、安吉、富奇、蒂姆、格兰特……”她边说边掰着指头数，同时还顽皮地对瓦尔扮鬼脸。

“或许没有爸爸还更好，”艾娃忧伤地说，“你曾希望自己有个爸爸吗？”

克丽丝一脸严肃地看着她。“有时候吧。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想象，有个人晚上回家来，咯吱窝下夹着报纸，”她咯咯轻笑着，“然后拥抱你或什么的。”她说完又笑了。

“那是爱人，克丽丝。”伊索笑着说。

“还有，带我去别的地方，真正玩的地方，比如动物园，你懂的，不像我妈一样带我参加反战游行。”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去动物园？”

“我不想去，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那就好，因为我讨厌动物园。”

“那马戏团呢？”

“我讨厌马戏团。”

“我看你是讨厌任何没有语言的东西。”

“没错。”

“我喜欢马戏团，”伊索说，“我带你去，克丽丝。”

“真的吗？”

“一言为定。等下次去波士顿的时候。”

“太好了！”

“我也可以去吗？我喜欢马戏团。”艾娃喊道。

“当然，我们大家一起去。”

“我小时候就是个小魔鬼。我曾经不买票偷偷地溜进去。”艾娃咯咯轻笑着说。

“可真是够坏的。”瓦尔低声说道。

“她的真名叫黛丽拉[黛丽拉，英文为Delilah，有“妖妇，引诱男人的女人”之意。]，如果你被取名黛丽拉，你会怎么想？”伊索坏笑着说。

“伊索！”艾娃站了起来，瞪了伊索一眼，然后转向其他人，“是真的。我跟着艾娃·加德纳[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1922—1990），美国女演员，代表作有《赤足天使》《巫山风雨夜》等。]把名字改成了艾娃。我妈叫我黛丽拉·李。”

“那就是你，”伊索亲切地说，“妖女黛丽拉和安娜贝尔·李[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爱伦·坡一首悼念早逝爱人的诗中的人物，被认为是以其妻弗吉尼亚·克莱姆为原型。]的结合体。”

“我宁愿是玛戈·芳婷[玛戈·芳婷（Margot Fonteyn，1919—1991），英国著名的芭蕾舞者。]。”她气鼓鼓地回嘴。她的背绷紧了，一双眼瞪着伊索：“你想让我变成这些人，你觉得我是个妖精。你还觉得我快死了吗？”

“你就是个妖精啊，艾娃！你随时随地都在调情，不停地抛媚眼儿，不是吗？你的笑容和举止也很羞怯动人。你甚至都没法给车加油，当你走进去时，整个加油站的男人都不干活，光顾着看你了。”

“好啊！”艾娃生气地说，“他们还能有什么用？男人就是用来得到东西的工具。我要是知道怎么使用他们，那就太好了！”她的身体紧绷，攥紧了拳头，脸上那娇俏而羞涩的神情不见了，突然变成了愤怒。她看上去高贵、有力却又沮丧。

“你当然知道怎么使用他们。”伊索勉强地说。

艾娃又把脸埋进了康乃馨里。“你说得我好像一直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似的，可我没有。你那么说可不对。你知道，一直都是他们在找我，哪怕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你知道在地铁上是什么样子，还有昨天，我们去杂货店时，那个男人的反应，或是楼下公寓里那个。我并没有向他们索取什么，我不需要他们。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男人。我只需要音乐。”

她们都默默地盯着她。

“别人盯着我看，我就不自在。”她低着头说。

“如果可以做世上任意一件事，你最想做什么？”伊索换了一种欢快的语调问。

“跳舞。在真正的芭蕾舞剧中，在真正的舞台上。”

伊索又转身问瓦尔：“你呢？”

瓦尔笑了笑：“我想要的并不多，只想改变世界。”

伊索又问米拉。“我不知道。”她略带惊讶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生活。不管这生活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

“克丽丝呢？”

“我也不知道。”她那年轻的脸上透出一种近乎悲伤的冷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每个人都快乐。我愿意帮助全世界忍饥挨饿的人。”

“很崇高的想法啊。”伊索笑着对她说。

“你呢？”

伊索笑了：“我要去滑雪，真的。每当滑雪时，我都有强烈的满足感。我不像你们那么认真。”

“可那也是一件认真的事，”艾娃甜甜地说，“和跳舞一样认真。”

“不，一个是艺术，一个只是玩乐。”她啜了一口酒，“可我又在想，我现在在这儿究竟是在做什么。”

瓦尔抱怨道：“我们又得讨论这没意思的话题了吗？”她转身对着艾娃，“每天，从早到晚，大家就坐在雷曼餐厅，喝着咖啡，抽着烟，捶胸悲叹，探索我们的灵魂，只为搞清楚我们他妈的为什么来这里。”

“好吧，我也在想，你们为什么来这里。这个地方这么可怕，”艾娃哆嗦了一下说，“谁也不和别人说话，即便说话，也总是谈一些奇怪的事情。”

“可你们为什么不离开呢？”克丽丝看着她们，又转身问她母亲，“你为什么不在乡间买一座大农场呀？我喜欢在乡下和猪啊牛啊什么的生活在一起。”

“确实。”伊索插了一句。

“我们大家可以住在一起。我真的很喜欢住在公社[嬉皮士聚居地，往往远离市区，成员们自给自足，追求简单自然的生活。]里，只是有些人太古怪了。但如果和你们住在一起就太好了。我们可以轮流劈柴什么的。”

“克丽丝，你不知道‘什么的’不是‘等等’的同义词吗？”瓦尔说。

“艾娃可以跳一整天的舞，伊索可以滑一整天的雪，妈可以每天早晨出门改变世界，米拉可以坐下来想想自己要做什么，我呢就去骑马。”

大家都觉得那样太好了，马上开始着手规划：房屋的大小、位置，要养什么动物，谁负责养哪种动物。她们因为猪而争论起来，伊索坚持认为它们很干净，艾娃则坚决不愿意养。她们还因为其他的家务琐事争执不休，艾娃坚决不做那些事。她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喂鸡。

“我喜欢小鸡，”她叹息道，“它们会叽叽叫。”

这些争论最终以捧腹大笑告终。她们感叹人类实现社会和谐真是很难。

她们走后，米拉洗了碗，拿了一瓶白兰地到客厅。她关掉灯，坐在窗边，呼吸着十月份寒冷而潮湿的空气。楼下的过道里传来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她听着，直到那声音消失。

她的胸中涌起一种充实、鲜活而又奇怪的感觉。她在想伊索和艾娃之间的关系，伊索就像艾娃的母亲。还有克丽丝列出的那些名字，他们是瓦尔的情人吗？瓦尔会当着女儿的面把男人带回家吗？瓦尔不介意克丽丝那样说话吗？当然，她自己有时也那么说话。但克丽丝才十六岁啊。她思索着克丽丝提出的大家住在一起的建议。显然，那只是一个白日梦，但谈起这个话题时，为什么大家都感觉那么自由、那么兴奋呢？她觉得独身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也从未想过再婚。和那样一群朋友住在一起肯定很有趣，每天都有奇思妙想，充满了生气，不像男人们，只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观点。这样一个晚上，如果诺姆在场，他一定会对她们讨论的那些话题，说话的方式，那种随性、玩耍般的愉悦氛围，以及她们的一些观点——尤其是瓦尔的——感到震惊。他一定会站起身来，看看表，严肃地说明天还有要事要办，在八点半离开。

然而，这确实很有趣。她感觉精力充沛，充满了能量。她想开始工作。她感觉以前她极力压抑的东西正在逐步释放，那种自我压抑曾令她疲惫不堪。但具体是什么东西呢，她也说不清。她唯一能确定的是，和那些朋友在一起，她可以做到完完全全的真实。

她又想起了瓦尔和克丽丝。在她们的调侃和争吵背后，你能感觉到亲近与信任，似乎很令人羡慕。而如今，对于自己的儿子，那两个从她身体里钻出来的婴儿，她深爱着的孩子，她几乎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回忆起自己看着他们蹒跚学步，回忆起他们放学回家后第一次念出书本第一页的单词，回忆起他们用清澈的眼睛看着她，给她讲学校发生的事，她想起了那时自己心里的感觉。她回忆起自己将脸埋进他们的床单，闻他们身体的气息。

而现在呢？她每周会给他们写信，都是一些简短而礼貌的信，和他们谈谈天气，谈谈她正在看的书，告诉他们她去了哪里。刚开学的时候，他们每人会给她回一封简短的信，后来就再没写过。也许他们并不因为离开她而感到难过。因为诺姆离开后的头几个月，她真的太可怕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和她保持着距离。她心中五味杂陈：他们是诺姆的孩子，长得像诺姆，所以她对他们感到愤怒；她因自己的失败而对他们心存愧疚——如果她表现得好一些，她和诺姆的婚姻也不至于瓦解；她心中满是愤恨。诺姆离开后，她的地位更加显而易见：一座房子和两个孩子的仆人。也许他们喜欢这样？是的，她有这种感觉，也许更甚。所以，她抛弃了他们，不是肉体上的抛弃，而是心理上的抛弃。如今肉体上她也抛弃了他们。

她猛然悲从心来。她无法道歉，也无法回到他们身边，更无法抹去他们的记忆。这世上没有公平，但也许仍旧有爱。

于是她决定和他们一起过感恩节。

12

一九六八年秋天，诺米十六岁，克拉克十五岁。他们都是安静而害羞的孩子。父母离异后，他们变得没有从前开朗了。然而，他们是典型的郊区富家子弟，贪图享乐，习惯有人伺候，害怕独立。他们抱怨父母离异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两个孩子都发育迟缓，下巴上光溜溜的。诺米的声音有时还会不受控制地变得又尖又细。上私立学校也对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面对这种变化时，诺米的反应是变得极爱交际，但成绩一塌糊涂。克拉克则变得很孤僻，经常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很久，他的成绩也很差。当米拉告诉他们她已经和诺姆商量好，让他们与她一起过感恩节时，他们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有电视吗？”

“没有！”米拉吼道，感到很受伤。

他们到达洛根机场时，各背着一个帆布包，手上提着一台便携电视。

瓦尔办了一场盛大的感恩节派对，邀请了十四个人，但米拉担心瓦尔会对她的儿子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借口说她很久没见儿子了，想和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她的确已经有了计划，想和他们好好谈谈，真正地交谈。她还记得他们曾试图主动和她讲话，却被她打断了，想到此，她不禁心如刀绞。

星期三那天，他们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也累了，他们疲惫地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早早去睡了，她对此很理解。星期四，她一整天忙着做饭，他们想看球赛。可当他们想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时，遭到了她的反对。球赛还没有结束，他们生气地朝她大喊大叫。

“爸爸都允许我们看电视！”他们嚷嚷着。这下可适得其反了。

“是吗？好啊！但我就不允许！”

他们闷闷不乐地吃着饭，机械、简短地回答着她的问题。一吃完饭，他们就看着她说：“我们可以离开了吗，夫人？”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去吧。但我希望你们能把碗洗了。”

话音刚落，他们就一跃而起，跑进房间，躺在床上看电视。那是米拉专门为他们腾出来的房间。等到他们睡觉后，她发现碗筷还是没洗。

星期五，她带他们沿着“自由大道[自由大道（The Freedom Trail），是一条从波士顿公园到查尔斯顿之间的由红砖铺成的三公里多长的街道。]”散步。他们走得拖拖拉拉，当她向他们讲解建筑的特点时，他们看上去一脸不情愿的样子；当她讲到埋葬在公墓里的古人激动不已时，他们相互扮着鬼脸，说她疯了。他们倒挺喜欢“老铁甲[老铁甲（Old Ironsides），指1812年美英战争中建奇功的美国“宪法号”军舰。]”，以及在北角区买的意大利冰激凌。一回到家，他们就跑到电视跟前去了。

星期六，她和他们一起穿过哈佛园，来到了哈佛广场[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有开阔场地的广场，而是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三角形区域，对哈佛学生来说相当于一个商业中心。]。他们喜欢库普商店[库普商店（The Coop），是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社的绰号，主要提供图书、纪念品和宿舍用品等为学校服务的商品，只有隶属于两个学校的人员才有资格加入会员。]，还在那里买了很多唱片。她带他们去一家法国餐厅吃午饭，他们点了双份芝士堡。

“我点了法式乳蛋饼，”她让他们小声点儿，“我带你们来就是尝这个的——乳蛋饼、沙拉和酒！”

但他们大部分都剩下了，尝了尝酒，也剩下了，然后要了可乐，还对用醋、油和龙蒿叶制成的沙拉酱抱怨了一番。

在她看来，他们也有点儿奇怪。他们都长得很帅气，因为常打网球而皮肤黝黑。头发剪得很短，都穿着深蓝色的运动衣和法兰绒裤子。几个月以来，她没见过像他们一样的人，刚看到他们时，她还以为是圣约之子会[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1843年创建于纽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犹太人服务组织。]的阿拉伯人。他们称自己的父母“先生”“夫人”。诺姆就希望他们这样说话，但她从不赞同。很显然，学校与诺姆的看法一致。他们潇洒、礼貌，却很沉闷。她琢磨着他们让她想起了什么，对，是肯，那个和芭比在一起的男洋娃娃。

周六晚上，她准备炖肉。她买了一包便宜的芝士堡和法式薯条，还有几瓶可乐。他们蘸着番茄酱一起吃，说那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她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我们可以失陪了吗，夫人？”

“滚蛋！你们能不能别叫我‘夫人’了？！”她吼道。他们吓了一跳。“除此之外，叫什么都行。”她无奈地补充道。可他们并没有笑，只是困惑地面面相觑。

“听着，”她恳求道，“我不常见到你们，所以，我想和你们说说话，多了解你们，你们在学校过得好不好，还有……总之就是关于你们的一切。你们明白吗？”她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当然，夫——妈妈，”诺米赶快改口，“不过，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们很好。”

她坚持要谈下去。而无论她问什么，他们的回答永远是：“还好。”

“那好，我们来谈点儿别的。对于我和爸爸离婚你们怎么想？”

他们对看了一眼，然后看向她。“还好。”诺米说。

“你们会觉得难以接受吗？会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吗？”

“不会，大家的父母都离婚了。”克拉克说。

“你们觉得爸爸的新妻子怎么样？”

“她还好。”

“很好，她很好。”

“你们喜欢剑桥吗？你们觉得我住的地方怎么样？”

“剑桥不错。你住的地方嘛——作为公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该买一台电视。”

“我想，你们和爸爸在一起会更开心吧。”

克拉克耸了耸肩说：“是啊，还可以打球。”

“他还允许我们吃饭的时候看电视。”诺米脱口而出。

“你们会和他聊天吗？”

他们又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看着她，不说话。最后，克拉克想了想说：“呃，从来不会。”

“你们对我读研究生有什么看法？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两人无精打采地回答。

“你们当然说得好听。”她说着站起身，走进洗手间哭起来。她告诫自己，这是在自怨自艾，况且破冰要循序渐进。她试着咽下胸中的那口闷气，用冷水洗了脸，重新化好妆，回到厨房。她离开时，他们已经把电视搬过来了。他们不想违逆她，所以没有离开餐桌，毕竟他们是有礼貌的孩子，于是他们就把电视搬到厨房来了。他们见她不高兴，于是把声音关小。她继续尝试和他们交流。

“听着，我和爸爸的事给你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真的想知道你们的感受。我并不是要审问什么，我是真的想知道。”

他们茫然地看着她，突然，诺米碰了碰克拉克的肩膀。“你看到那个传球了吗？”他激动地叫道。

米拉一气之下关掉电视，冲到他们旁边：“我在和你们说话！在和你们说话！”他们低下了头。她见他们因自己的失控、愤怒而感到尴尬，也许是害怕出现三年前一样的疯狂场景。她的眼泪再一次流下来。她在他们对面坐下，双手捧着头。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紧张地看着她。“好吧，好吧，你们不说，我来说好了。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情况。我来告诉你们我有多悲惨！”她见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但脑袋没动，“我讨厌这个地方，讨厌这些学生，他们都被宠坏了，大家都孤僻冷漠，要不是因为还有几个朋友，我已经彻底疯了！这该死的学校还歧视女人，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它就是一个该死的男修道院，我们只是穿裙子的入侵者，他们只希望那些穿裙子的人是假男人，这样我们就不会碍手碍脚，就不会坚持认为情感比道理重要，精神和肉体一样重要……”

她看见他们茫然的目光。但他们盯着她的样子，好像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即便他们不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你们的爸爸一样堕落，好像我一无是处，是个渺小可怜的小人物，好像我就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有时候，我确实是这样。我很孤独，真他妈的孤独……”她又哭了，“你们知道吗，三个月了，都没有男人邀请我喝咖啡，一个都没有！”此刻，她在抽泣，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竟不曾发现自己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她是如此悲惨，而这些感情从前深藏在黑暗和酒精之中。此刻，她已不再看着孩子们。她把脸埋入掌心，别开了头。这时，她清晰地记起了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就在那儿，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却与她毫不相关。他们不明白她是谁，也不在乎她是谁，只是接受她的服务。他们只是意外的产物。她还记得她因此恨他们，怪自己不理性，还记得自己指望从那么小的孩子身上寻求慰藉和关心，而他们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可她现在感觉到，他们别过脸去，离她远远的。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孤身一人了。

她忽然感到一个暖乎乎、结实的身体靠在自己身上。她抬起头，克拉克正站在她身边。他笨拙地用手搂住她的肩膀。她把头倚在他肩头，他则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时急时缓，好像没把握自己能不能安慰好她。

“妈妈，别哭。”他带着哭腔说。

13

感恩节的前一天，下雪了，直到春天雪才停。剑桥的整个冬天都白雪皑皑，人行道上堆出了一道道消融不了的雪墙。我走在雪中，想着雪在文学中的象征意义，我之前对此不以为然。可是，在那一年，我感觉，自然在试着净化人类的恶行，覆盖那血迹斑斑的地球，让它安息。

也许，并没有哪一年比其他年份更糟；一年十二个月中，有多少伤痕累累的肉体，就有多少鲜血在暴力之下汇入土壤。很难统计暴力致死的数据。怎样才算是谋杀呢？人们因为政府和企业的政策而饿死，这算是谋杀吗？自然本身也会带来杀戮，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主宰自然的想法，这似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没人相信解药可能比疾病本身还糟。或许确实不是。细菌侵入，损害人体，也算是谋杀。我想一切死亡都是暴力导致的死亡吧。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永远没有答案。

可是，一九六八年给人的感觉，仍然比其他年份糟糕。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抽搐着的庞大身躯里的细胞，那身躯被无数子弹击中，横躺在地上，而马丁·路德·金、肯尼迪和“美莱村大屠杀”那些无名的受害者，正是死于这些子弹。负罪感折磨着我们，因为杀人犯正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受害者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当然，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受害者的身体在尖叫，像铁水流过大脑、胸腔和肚子，滚烫、灼热、痛苦向每个感官蔓延，缓缓地翻转、下落，一枚射入身体的小小子弹，就能让一切都成空。杀人者——那个紧张的男孩，用颤抖的手指扣动扳机，他的同谋，腋窝被汗水浸湿，收了钱的杀手则流露出毫无顾忌的眼神，那个自认将世界从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阿尔比派[阿尔比派（Albigensians），中世纪西欧反对正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是纯洁派（Cathari）的一支，因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图卢兹的阿尔比城而得名，14世纪逐渐消亡。]中拯救出来的人，绷紧了脊背。每个人都会是加害者或受害者。一九六八年，像一个动作缓慢的杀手，跨越了一年，跨越了大陆；像是一张照片，捕捉到了一次永恒的坠落。

人皆有一死，一切死亡都源自暴力，它摧毁了生活固有的状态。那么，那一年为什么如此可怕呢？马丁·路德·金、肯尼迪或某个村庄的村民就比比夫拉的饿殍或底特律的受害者[指1967年到1970年间，发生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城市比夫拉的惨烈内战，以及发生于1967年底的“底特律大骚乱”。]更重要吗？或许，我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根据日历随便编造一两个年份，说这是最糟的两年，它们因而有了特殊的意义，逐渐不再那么可怕，甚至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人类喜欢想方设法感谢苦难，他们将跌倒视为幸运，将死亡看作重生。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如果无论如何你都要遭受苦难，倒不如感谢它。但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没有去期待苦难，那我们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了。

我的思绪继续飘远。我看到了那一年和接下来一年暴力的征兆，却不是简单感知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切行为都可以只是象征符号，可只有死亡那一刻是真实的，这令我感到害怕。好像舞台上用来刺杀凯撒的道具匕首，在碰到真正的血肉时渐渐变成了真的，好像米达斯[米达斯（Mida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能点石成金。]金手指的怪诞变体——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传奇。

有的人斗牛，有的人做弥撒，有的人搞艺术，为了将死亡仪式化，为了将死亡转变为重生，或者至少是为了让它有意义。可我害怕的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将一切变为死亡的仪式。人们斥责媒体编造事件——用他们的话说是扭曲事实。许多事件只是为了被传播而策划的：游行、静坐罢工以及人们把自己绑在栅栏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一次主动策划的游行总好过围攻，象征性的抗议比真正的轰炸强。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媒体事件每天都在发生。那些壮观的场面、庄重的仪式和不绝于耳的喇叭声，那些穿着皮草、天鹅绒外套，戴着珠宝首饰的政府官员以及神职人员都参与其中，奖章宣告了地位，戒指用来索吻，权杖要你臣服，这些都算是我们如今所谓的公关事件。只是，这些事件的受益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吸引的却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注意力。我想，这才是问题所在。谁能比亨利四世更了解“公关”这一行为呢？为了向卡诺萨的教皇格利戈里悔罪，他能赤脚在雪地里走上几公里。[卡诺萨觐见，是教权与世俗王权之间发生的一场不流血的斗争：11世纪时，格利戈里七世进行教会改革，禁止世俗授职，结果德皇亨利四世拒绝这一做法，于是格利戈里宣布开除亨利教籍，废黜他的皇位。亨利别无他法，1077年1月，他在寒冬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身披罪衣，赤足立于雪地之中，请求教皇宽恕。此即为闻名于世的卡诺萨觐见。]

然而，哪些事件只是象征，哪些事件是真实发生的呢？你相信马丁·路德·金是被联邦调查局、被那些想要殉道的黑人激进分子，还是被那些信奉撒旦的蠢货杀死的？象征意义会根据你所相信的东西改变，而死亡是不会改变的。博比·肯尼迪曾经同情那些以色列人；美莱村民可能救助过北方的士兵。但这些推测和已然发生的事无关。在这些案件中，被谋杀的只是一个形象，而死去的人才是真实的。那些年的所有运动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从伯克利到芝加哥，那些被我们拳打脚踢的蓬头垢面的怪人和瘾君子；从加利福尼亚到芝加哥，再到亚拉巴马，再到阿提卡，那些被我们用石头砸、用枪射击的“懒惰的”黑人；那些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用汽油炸弹轰炸的斜眼[原文slanty-eyed，是欧美国家对远东地区人（华人、日本人、越南人、韩国人等）的蔑称。]越共，都在说他们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都在说，杀戮导致仇恨，如果我们杀害他们，他们就真的会变成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尼克松去麦迪逊大道[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美国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因此，这条街逐渐成为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买了一个新形象。如果把这些事件都当作媒体事件来看，或许那些死者还活着。

那么，存在于肌肉、骨骼、血液和肉体之外的真实自我，究竟是什么呢？外在形象可以内化，可以塑造言论、视野和行为。如果你一辈子都是服务员，你站着的时候身体可能会习惯性向前倾。但肉身和自我也可以分离，伽利略因而没有被烧死。况且肉身也不是固定的，它会因年龄增长、体重变化、事故、鼻子整形、染发和彩色隐形眼镜而改变。

我看见，我们赤身裸体地坐着，围成一个大圈，我们颤抖着，抬头看着天色渐暗、星星闪现。这时，有人开始讲故事，说他看到星星上有一个图案。然后，又有人讲起了飓风眼和老虎眼睛的故事。那些故事、那些形象都变成了真的，我们宁愿自相残杀，也不愿改变故事中的任意一个词。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看到，或自称看到了另一颗星星，她说那星星在北边，它的图案会变化，而且它还会带来灾难。于是人们怒发冲冠，开始把怒气转向那个发现它的人，将她乱棒打死。然后，他们又喃喃自语着坐了回去。他们开始抽烟。他们将视线从北方移开，不希望别人以为自己在寻找那个大逆不道者幻觉中的景象。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忠实的信徒，他们故意直视北方，看都不看一眼她所指的东西。那些深谋远虑的人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他们知道，如果人们接受另一颗星星存在的事实，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写。于是，他们满腹猜疑地去寻找那些可能偷偷转过头去寻找另一颗星星的人。他们发现了几个他们以为在偷看的人，不顾他们的抗议，将他们处死。必须斩草除根。可长者们还得继续看啊，由于他们一直看着，其他人开始相信那里真的有什么东西，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身，时间一久，每个人都看到了，或是想象自己看到了，甚至没看到的也说自己看到了。

于是，地球感觉受了伤，而大自然母亲也在宝座上，通过她的“作品”发出叹息，显露出灾难的迹象。一切都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写，整个世界都在发抖。人们叹息、哭泣，感慨在过去的黄金年代里，也就是人们还相信那些古老故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快乐、平静。其实，除了那些故事本身，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想，那些故事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让我们区别于狮子、公牛和那些岩石上的蜗牛的东西。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与那些蜗牛区别开来。基本的人类行为，就是呈现、创造或发明一个谎言。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世界一角流行的说法是：人可以没有痛苦地生活。他们摘掉鼻环，无视心结，拔除白发，修补坏牙，摘除病变的器官。他们还试图消除饥饿和无知，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执着地研发着没有核的桃子、不带刺的玫瑰。

真的有不带刺的玫瑰吗？对此，我也很困惑，一部分的我认为玫瑰要是不带刺就太好了，而另一部分的我却又紧紧握着它的刺，哪怕掌心还在滴血。而完整的我认为，若没有饥饿和无知该多好——可或许无知也是一种智慧。我也不想沉溺于痛苦，因为会难以自拔。也许世上一切清醒的痛苦，都已随雪化去，被雨冲走，随风而去了，否则，世界如何去承受它身上满目的疮痍？我们已经忘记了巴黎保卫战[巴黎保卫战（Siege of Paris），公元885年11月24日拂晓，大批丹麦维京人在夏天抢劫了鲁昂之后，乘船直入巴黎，企图一举攻下法国首都。法国军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巴黎保卫战。]、阿尔比派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古老故事。如今，燕尾旗，那些装饰华丽、傲气十足的马，还有貂皮和天鹅绒都已成为新的神话故事。

重点是，如果只有确定的东西是真实的——如莎士比亚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就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了，剩下的都是想象，是短暂的、易变的。就连我们的故事也是这样，尽管它们留存得比我们长久。既然除了死亡，一切都是谎言，都是虚构的，那么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死呢？

两边的人都说，回到一九六八年的愿望就值得我们为它去死，尽管那些声音最大的人几乎都不是会去死的人。有一天，在雷曼餐厅，当大家谈论“革命”这个话题愈发深入时，米拉大胆地说，革命不怎么有趣。这时，坐在吊灯下、面前放着芝士汉堡和炸薯条的布兰德·巴恩斯放下手中的可乐，看着她说：“那好，米拉，等革命爆发时，我会拦着那些革命者，让他们对你这种唱反调的网开一面。毕竟，我知道你没有恶意嘛。”他最近才加入了“新左派”组织[原文SDS，全称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组织，由百名学生开始迅速发展壮大，自称“新左派”组织。“新左派”的政治纲领是希望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政策能让人民决策。]。

14

尽管人们感到悲哀，感到不满，但生活还要继续。米拉仍然尽职尽责地参加各种课程和派对。研究生的派对通常吵闹、没有主题、没有条理；研究生宿舍也破烂不堪，没有家具，只有立体声音响，总是播放着滚石乐队和乔普林[指摇滚女歌手詹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曾被《滚石》评为“史上最伟大的50名摇滚音乐家”之一。]的音乐。研究生们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有音乐。有时房间里有光一闪一闪，那是他们在跳舞。厨房里总会有啤酒、葡萄酒、椒盐卷饼和薯条，有时候还会有奶酪和饼干。有一间寝室的房门总是关着的。米拉想，那也许就是供大家“亲热”的地方吧。这有点儿奇怪，因为那里总是有许多人，如果是为了隐私，大家完全可以去其他地方。几个月后，她第一次被邀请进入那个房间，她总算知道，原来他们是在里面吸大麻。他们一边吸，一边随手传递着烟管。每当他们听到警笛声或音乐声太大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起身打开房门，向外嚷道：“嘿，小声点儿，你们想把条子招来吗？”

大麻似乎让他们进入了某种私密的感官世界。他们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懒洋洋地靠在床上，用力地吸着。他们盯着外面，眼神却是放空的。他们看上去很冷静，漫无目的地低声闲聊着。在她看来，他们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在同一间屋子里，共同参与了一次犯罪，从而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就像他们跳舞一样，虽然伴着同一支曲子，但谁也不碰到谁，没有人领舞，没有人跟随。你分不出谁和谁是一对或哪几个人是一起的。剑桥似乎是一个人和人彻底疏离、彼此隔绝的地方。

米拉又到其他房间去转了转。有的寝室很大，里面住了三四个学生。到处都是人，可他们说的还是在其他派对上说的那些事。她经过一个房间，史蒂夫·霍夫尔正在演他的独角戏：

“它是鸟，是飞机，是超级呼吸[原文Superbreath，原本形容超级英雄呼出比常人力量大许多倍的气流的一种技能，此处是这位超级英雄的名字。]！他声势如雷地来到这里，为了释放那被征服、被打败的魔鬼，让沃巴克斯爸爸当上宇宙之王！他飞到一间屋子里，卡利加里博士[《卡利加里博士》（Dr. Caligari）是由罗伯特·威恩执导的惊悚片，影片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梦魇般的回忆，叙述了身兼心理学博士和杀人狂双重身份的卡里加里的生活，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正俯身看着一个呆滞的身体……是芭芭丽娜[在196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太空英雌芭芭丽娜》中，芭芭丽娜（Barbarella）是一个专门收服太空妖魔鬼怪的女英雄。]！他张开他的超级嘴巴，开始吹。噗！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昏倒了，不幸的是，芭芭丽娜也在其中。于是他小心地闭上了嘴，跳到她身旁，一把将那个美丽的姑娘从酷刑桌上抓起。他一转眼就不见了，只看见她高高地飘在摩天大楼上空。那个美丽的姑娘醒来后，睁开眼睛，她那两厘米长的睫毛（当然，这也有她那必不可少的眼线液和睫毛膏的功劳）轻轻颤动着，她看到救命恩人那英俊的脸，就将自己温暖而湿润的嘴唇覆在他的唇上——然后，她又昏倒了，可怜的超级呼吸！一滴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受到诅咒，拥有那可怕的力量，无法逃脱，他如何能明白女人的爱！他只能永远在天上飞，寻找魔鬼，建立沃巴克斯爸爸王国！让这个世界满是忙碌而生机勃勃的工厂、幸福的工人，甚至是更幸福的百万富翁！可是，直到世界变得安全，直到他卸下披风的那一天，他都无法拥有人间的快乐。姑娘们、小伙子们，当那一天来临时，当他建立起稳固、永久的金钱和机器王国时，他终于可以用佳洁士牙膏刷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漱口了。孩子们，这可是你们现在就能做到的！他终于可以住在莱维敦的平房里，和系着白围裙的芭芭丽娜一起过上平凡的生活……”

“产生自然的自然[著名的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将自然分为“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和“被自然产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多萝西说。

“不，是被自然产生的自然。”蒂娜与她争论道。

“我要受不了啦。”恰克·斯皮内里细声细气地说。

“最初的原因和最终的原因是一样的，不是吗？我是说，根据形而上学来说是这样，或者如果你超越了普通类别，进入神秘的现实……”

“那不是直接原因。”

“是离开的充分原因。”恰克说。

“嘿，米拉！”霍沃德·珀金斯和她打招呼，一副很高兴见到她的样子。他是个瘦弱的年轻人，一只眼睛总在痉挛。他佝偻着背，晃了一下。他又瘦又高，他的身体对他来说，仿佛是一种特别的负担，仿佛它是一根长长的煮好的意大利面，他怎么也捋不直。他身上总是盖着或围着什么东西。

“真想不到，半年就这么过去了。还有六个月。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米拉用慈母般的语调叹息了一声。

“你是幸运的。”

“为什么？”

“你年龄要大一些，你对自己有把握。而我们这些人……太糟糕了。”

“你是说，你怕自己通不过考试？”

“当然！我们全都担心。我也不例外。我们都是本科学校里的优等生，都是一路得A过来，从没挂过科什么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心里都清楚自己有多愚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老师们——就连最好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从没想过问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所以他们仍然给你A。可是，我们知道，迟早会露馅的。接着我们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是因为那些老师推荐了我们，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愚蠢。可你心知肚明，那一天正在到来。你进入哈佛后，他们就会把你揪出来。你会一败涂地。然后，大家都会知道。”他咕哝着。

“所以，你拼命地学习，是为了弥补你的愚蠢。”

“当然，”他用充满信任、几近哀求的神情看着她，“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把我揪出来呢？会是在基础测试的时候吗？”

她笑了：“小时候，我以为我爸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不经常在家。当我知道他早晚会知道玄关里的脏脚印是谁踩的时，我很沮丧。然后，等我再长大一点儿，我才明白，原来无论是谁都会知道，因为家里只有一个人穿5码的鞋子。我还发现，爸爸知道得并不多，因为一切都是妈妈告诉他的，她才是那个厉害的人。再后来，我又发现，他们谁都不能比我更快地算出27加56等于多少，于是我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后来，我又以为老师什么都知道。当然，这种看法也没有持续多久，但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教授们是无所不知的，可这也没持续多久。当你得到第一个A的时候，你万分高兴，然后你又得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到现在，你总算相信，没有哪一个教授是无所不知的。你继续往前走，踮着脚尖走过雷区，等待着爆炸。可它始终没有来。一年又一年，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把你揪出来。你一直在成功，一直在进步。有一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已经成了总统，那时，你才会真的被吓到。因为到那时你才明白，没有谁是什么都知道的，但别人会认为你什么都知道。那时你就要开始忧虑人类的未来了。”

他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大家纷纷转过头看他们。他的脸色又沉下来。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他说。

天哪，又来了。“可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可以去杀越南佬。”

“没错。”

“那也许更好一些。”

“如果你喜欢打仗的话。”

“或许我应该加入和平护卫队。”

“你怎么吃得惯鱼头和米饭？”

“我只吃糙米、青豆和酸奶。我得离开这儿，这里全都是行尸走肉。人们相互竞争，他们争相给胡顿[欧内斯特·胡顿（Earnest Hooton，1887—1954），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犯罪学家。]留下好印象，希望他能推荐他们去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任职。没有哪个人是真实的。”

“也许这就是真实。”

“不，你是真实的。你会说出你的真实感受。”

不，我没有，她想。不然我就会告诉你我这会儿有多烦了。

“我再去拿点儿酒。”她说。一旦派对变得无聊了，你就去喝酒，也许，人们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始酗酒的。

一个留着红色长直发的年轻女人站在桌前往杯子里倒酒，酒都溢出来了。

“哎呀！”她抬头看着米拉，紧张地笑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喝这东西，我已经醉了。”

“如果你喜欢倒酒的话，这里还有一个杯子。”

凯拉笑了：“好久不见，米拉。”她给米拉倒满酒，这次只溢出了一点点。米拉注意到她的手在发抖。

“是啊。可能因为我不像以前那样常去雷曼餐厅了。”

“我也不常去了。天哪，我讨厌这个地方！”她转过头，紧张地四处张望。她的眼神很焦虑。

“是啊。”米拉递给她一支烟。

她拿起烟在餐桌上敲了敲：“不过，你可真不错，如此平静，好像这对你来说毫无影响，好像你每个学期都过得很从容。”

米拉很惊讶：“有人刚刚说了类似的话。好奇怪。我怎么会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你不觉得平静吗？”

“呃，我想是的吧，我不觉得紧张。但我在这里也不是很快乐。”

“‘不是很快乐’。当然了，谁又会觉得快乐呢？可是你能正确地看待一切，你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吗？”她凑近了盯着凯拉。

“是啊！”凯拉坚持说，“我们这些人就像傻子一样，整天担惊受怕。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未来，我们的生活。”

“你的意思是，你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取决于你在这儿的表现吗？”

“说得好，”凯拉亲切地对她笑着说，“没错。”她拿起烟，米拉替她点燃。她不安地吞吐着：“不仅要完成学业，还得完成得漂亮。我们都想这样，都希望这样。这是有病，我们有病。”

“所以，我心理健康是因为我降低了期望值。”米拉说，“我也想去哈佛或耶鲁任职，可是我毕业时都四十岁了，我不觉得一个四十岁的老女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干脆不去想了。我根本就不去想未来。我想象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一场激烈的竞争，一场激烈的竞争。”凯拉一边抽着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酒瓶，“如果有人在乎就好了。我嫁给了一个优秀的男人，可他真的不在乎我的表现如何，哦，也许他在乎，但他不愿帮我，你觉得我让他帮我有错吗？”她转身对着米拉，眼睛已经湿润了，“我会帮他，真的会。他沮丧的时候，我耐心倾听，他需要的时候，我吹捧他，满足他的自尊，我爱他，真的爱他。”

“我好像没见过你老公。”米拉四处看了看说。

“哦，他不在这儿。他是一名物理学家。他最近在写论文，几乎每晚都泡在实验室里。你觉得我有权向他要求什么吗？我知道他很忙。”

“当然，”米拉说，“你当然有权要求。”

凯拉看着她。

“不妨试一试，”米拉僵笑一下，“如果你什么都不要求，你就什么都不会得到。你可能还是什么都得不到，但至少你试过。”

“哦，谢谢你！”凯拉大声说，抱了抱米拉，还把酒洒在了米拉的衬衣上。米拉有些感动，也有点儿尴尬。

“我也没做什么啊。”米拉笑着说。

“你告诉了我应该做什么！”凯拉强调，好像这是很显然的事。

“是你自己告诉自己的。”米拉纠正她。

“也许吧，但是你帮助我，让我想到了自己要做什么。我以后可以来找你吗？”

“当然。”米拉一副困惑的样子。

这时，有人来到桌边，拍了拍凯拉的肩膀，是马丁·贝尔，他是一个深肤色的年轻人，话不多，但很热情。

“要跳舞吗？”

凯拉放下酒杯：“好啊，来吧。”她离开时转身对米拉说，“别忘了，我改天过去找你。”米拉笑着点了点头。

米拉又开始游荡。她在一群交谈着的人旁边站了一会儿，那些人没注意到她；她又走到几个四处张望的人旁边，听他们讲哈佛多么可怕。没过一会儿，她拿起外套准备离开。在走廊里，她与霍沃德·珀金斯擦肩而过，他正在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说话，她穿彩色长裙，戴吉卜赛珠链。霍沃德拽了拽米拉的袖子，那个年轻女孩转身走开了。

“米拉，你要去哪儿啊？你介不介意我哪天过去找你聊一聊？可能是哪天晚上，行吗？”

“当然可以。”

她一边走，一边摇头。她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这里的“智慧的老女人”，可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15

第二天下午，霍沃德·珀金斯敲响了她的门。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我好郁闷，想找个人说说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她嘀咕了几句，给他倒了杯咖啡。

“我从不喝咖啡，那是毒药。不过，如果你有好茶的话，我可以喝茶，别是那种美式的茶包就行。”

“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个。”

“那我就什么也不要。”他换了个姿势。米拉点燃一支烟，在他对面坐下来。“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这个地方，这个满是论文的世界。我真希望能参军。我不会杀任何人，我会拒绝那样做，但至少我可以离开这个茧。”

“你宁愿忍受战斗的折磨，也不愿意被论文折磨？”

“没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你觉得在流水线上工作怎么样？或是在收费站数硬币？拿着大镰刀割麦子呢？”

“至少你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她在想，若在“真实的世界”里，他会用他那副躯体做些什么呢？很多男研究生都像他一样，不食烟火，好像他们不是血肉之躯，而是游离在身体之外，好像身体是一件外出时需要穿上的衣服，到了晚上，当他们回到自己那黑暗的小房间里，就会将它脱下。身体是社交所必需的，就像她以前出席正式场合时戴的白手套一样。他们独自一人时是什么样子呢？灵魂笨拙地在房间里漫游，伸手去拿装着汤的罐子，躺在长椅上读书，窝在椅子里，没有关节所以无比柔软，有形的物质阻挡不住它飘向墙、椅子和窗户。

霍沃德开始讲有关浪漫主义的课程。他特别不喜欢凯拉，说她是“一本正经的小贱人”。

“她最近在写论文吗？”米拉机灵地转移话题。

“是啊，老天！就那样呗！她的论文是关于那些浪漫主义诗人写的戏剧。你能想象吗？我都不知道他们还写戏剧。管他呢。当然，莫里森喜欢她的论文——全篇都是无聊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小如蚂蚁也要拿出来晒一晒。”

“凯拉很聪明。”

“她说废话倒是很在行。来哈佛就为了干这个吗？世界正在四分五裂，可我们却在这里纠结卡尔西迪乌斯[卡尔西迪乌斯（Chalcidius）是活跃于公元4世纪的哲学家，他将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翻译成拉丁语，并进行了评论。]对柏拉图的评论，以及圣维克多·休对卡尔评论的评论！”他的声音透着愤怒，手臂在空中挥舞着。

米拉笑了。

“我现在明白了！炸弹飞出去，点亮了天空，凯拉·福里斯特和理查德·伯恩斯坦开始争论那种精确的文本结构是不是由毗邻潮湿水泽的圣斯坦尼斯洛斯学院预测出来的，也可能是作者佩恩自己编的。莫里森冷静而又专注地听着，好像就连波士顿大火[1942年11月29日，美国波士顿发生火灾，烧毁了坐落在波士顿中部的椰林夜总会，致使三百多人丧生，一百多人受伤。]也无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他最后严肃地打断她：‘非常有趣。’他说，‘但你们都忽略了名噪一时的圣克劳斯的伟大学者阿希尼努姆·克劳斯博士写过的一篇鲜为人知却很有趣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佩恩描述的世界末日做了修饰，在蘑菇云之上又增加了一朵绽放的花形状的云，那种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蘑菇，形状也很常见。你们参考一下第三部分第七十二章，摘要一或者摘要二。’福里斯特和伯恩斯坦迅速记下来，当大火蔓延到剑桥时，莫里森正平静地继续着他那关于克劳斯的独白，念着克劳斯曾经出版过的书的每篇手稿的副本和出版日期。”

“在那个时刻，为什么不呢？真到了世界末日，这么过也不错。”

“也许吧，但只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米拉站了起来：“我得喝点儿什么，你要吗？不如来点儿酒？”

他要了酒。

米拉感到厌倦和烦躁。“依我看，你是害怕失败，所以讨厌那些比你优秀的人。”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儿紧张，她从没以这样的方式抨击过某个人。

“我当然害怕。也许你说得对。但我还是看不惯福里斯特和莫里森，他们做的都是些无用功，从故纸堆翻出来的东西。”

她惊讶于他没有被惹怒，决定继续说下去。

“那你还来这儿做什么？”

“我就是想问你，我为什么会来这儿？”

“老天！”她尽力不让自己的厌恶从声音中透出来，“你们全都是这样！真让人恼火！你们都觉得哈佛是地狱，都只想过莫里森那样的生活。所有这些所谓深刻反省都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万一实现不了那样的目标可以找借口。”

他快要崩溃了。“没错。”他低声说。然后，他抬头看着她，“你觉得那样的目标很讨厌吗？”

“不，”她平静地说，“有什么不对的？你喜欢动脑子，你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希望过上快乐的生活。为什么大家似乎都以为唯一正确的目标是压制精神需求？”

“可我觉得讨厌。我讨厌那样的自己。我就是讨厌自己，你知道吗？我都二十三岁了，还是个处男。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严肃地回答，同时打开了旁边桌上的台灯。屋外夜幕已落下，街灯亮了起来。

“可这是真的。你一定觉得我不正常吧。”

“不会。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

“你什么意思，和我一样？”他有点儿不相信地问她。

她耸了耸肩：“二十三岁还是处男，或者二十四五，又或者三十岁，又怎么样呢。”

“你真这么觉得？”他认真地，却又不敢相信似的看着她。

“我真这么觉得。”她坚定地说，一边想着找什么数据来支撑她的说法。她就是知道。

他坐了回去。他的灵魂蜷缩进了坐垫里。他又开始说起他的缺点，米拉逐渐意识到，他正在暗示性地对她提出性要求。一股愤怒之情油然而生。他自己什么都没付出，怎么敢要求她？即便他是热情满满地来找她，她也会感觉不情愿。可他什么也没付出啊。他希望她来引导一切，她来创造奇迹，不仅要制造性经验还要迎合他的欲望。她想，他可能还期望我光着身子跳舞呢。然后她突然就明白了一系列之前令自己困惑的事情，包括性感女郎、脱衣舞场所、黄色电影以及其他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奇闻怪事。你可以像索尔·贝娄小说里描写的那些女人一样，穿着黑色露背装和吊袜带，嘴衔玫瑰走进门来。激起男人们的性欲，然后你就来满足它，让你自己得到快感。我的天哪。

他继续说着，看似在闲扯，可她能感觉到，他的话是围绕一个主题的，并非无心之语。她努力去琢磨那些言外之意。突然间，她明白了。

“所以，你觉得自己可能是同性恋。”

他突然停了下来。他注视着她，眼神犀利：“你觉得我是同性恋吗？”

“我不知道。”

他稍微松了口气。“你是如何判断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看着他，支支吾吾地说：“你是说，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同性恋？”

“是的，或者别人也行。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的？”

米拉呆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和女人走得最近，或许她爱的是女人，不是男人。“霍沃德，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什么，你吗？你是同性恋？”他笑着说，“你疯了吧！”

“你怎么知道不是？”

“你是吗？”他看上去很害怕。

她笑了笑：“不是告诉你了嘛，我不知道。”

“这样的事你也笑得出来！”他生气地说。

“霍沃德，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不用担心自己是什么，只管继续做自己就好了。”

“你是在讽刺我，米拉。我觉得那很恶心，很讨厌。”

“所以，”她厌恶地往前倾了一下，“你才觉得困扰。”

他又做出一副崩溃的样子。她想，没办法让他想开了。“你这么觉得？”他担忧地问。

“你害怕自己可能成为某种样子的人，你最后可能什么人也成为不了。”

他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闲聊着，不住地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她有些不安地看着他，觉得自己说得有点儿过了，她本不应该说那些的。她一面觉得，自己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一面则自我反驳，就你懂，你以为你是谁啊。她想说点儿什么来安慰他一下，但他已经嗫嚅着要告辞了。他站起身来，他想逃跑。她不能怪他。她深感愧疚，于是也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时，他转身看着她。

“谢谢你，跟你说说话真好，真的。我之前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些。谢谢你，你真了不起。”

他的灵魂缠绕着门。

他走后，米拉立刻给瓦尔打电话。

“我马上过来，”瓦尔在电话那头喊道，“克丽丝把半个剑桥的人都叫到这儿来了，都快吵死了。”米拉听到摇滚乐声从话筒中传来。

“你打电话来，我太高兴了。”十分钟后，瓦尔风风火火地赶来，嘴里嘟囔着，“从现在起，周日我得找个安静的教堂之类的地方躲躲了。妈的，图书馆也关门了。你有没有读完《多福之国》[《多福之国》（Poly-Olbion），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的代表作，诗中描绘了“不列颠岛”的美丽风光和光荣历史。]再去读《革命》？我想让克丽丝交朋友，结果我家就乱了套。那些孩子走后，我扫出来快一簸箕的垃圾，一点儿也不夸张，你会觉得他们是乡下来的，可能因为他们老是坐不住吧。当然，他们这会儿都在吞云吐雾呢。”

“你让他们在你家里抽烟？会有麻烦的。”

“不然他们也会去别的地方抽。倒不如让他们待在一个暖和、舒适的地方。”

说完，她一屁股坐在霍沃德之前坐过的椅子上。对比太鲜明了，瓦尔的身体太庞大了。她填满了椅子，甚至要溢出来了。她仿佛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她的身体就是她的全部。她穿着花哨的短袖衫。米拉纳闷她是从哪儿找来的。夏天时，她底下什么都不穿。一想到这儿，米拉就觉得不舒服，她感觉那样又潮湿、又邋遢。瓦尔踢掉凉鞋。

“瓦尔，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同性恋？”米拉脱口而出。

瓦尔笑了：“你有向女人求欢过吗？”

“有，不过不是‘那种’。”她向瓦尔转述了她和霍沃德的谈话。她急切地倾身向前：“你知道吗，那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也许我也是同性恋，所以我才没法从诺姆那里享受到性快感。”

“据你所说，那是诺姆的错，不是你的错。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我的一个朋友说，可以根据你的心跳来判断，如果女人走进来的时候，你的心跳更加剧烈，那就说明你是。”

“可依你看呢？”

瓦尔耸了耸肩：“我不知道。理论上我们都是双性恋。但这只是理论上。现实中，人们总会倾向于某一边的。那是我们根本不了解的领域。我们不了解的领域太多了。”

“那你……”

“有没有和女人上过床？有。”

“是怎么做的？”米拉兴味盎然。

瓦尔又耸了耸肩：“也没什么。我们都没有多大的感觉。我们爱对方，但相互都没有激情。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我们还拿这件事说笑呢。她住在密西西比州，我是在那儿从事民权活动时认识她的。”

米拉困惑地靠回椅子。

“你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是啊，”米拉小声说，“可我不能那么做，对吧？不能真的去试。”

“我做了。”

“我觉得那样不好，”她看着瓦尔，“性太重要了，它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无权拿别人做那样的试验。”

瓦尔冲她笑了笑。

“总之，我是不能，”米拉说，“你能是因为你不那么想。性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

“不，性很重要，但对我来说不是神圣的。”

“对我来说也不是神圣的啊！”米拉抗议道。

“显然是的。”瓦尔笑着说。

16

直到现在，我对瓦尔都还有些不满。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我行我素的一个。我不知道她的行事方法是否如她所说，来自一种潜在的能量，一种救世主式的驱动力。她在脑中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一切，好像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有关事物本质的秘密。她甚至能掰着手指将这些秘密一一列举，就跟列洗衣清单一样。而我，不但做不到，也不相信生活可以那样安排。可她的话总会影响到我。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瓦尔过去关于某些事情的言论，在当下得到了验证。她看事情的方式确有其道理。

可是，米拉有点儿讨厌她，因为她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她似乎从来不会有不确定的感觉，她表达观点的时候很大声，就像海啸向你席卷而来。她的每次经历都能转化成一种理论，她想法太多了。你可以选择溜之大吉，要么就会被湮没在各种想法中。不过，也许她并非从没有过不确定的时候。和塔德分手后，她曾一度陷入沮丧，有时候喝多了酒，她还会哭。她说，她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落得像朱迪·嘉兰或斯特拉·达拉斯[朱迪·嘉兰（Judy Garland，1922—1969），著名女演员，曾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晚年不幸，离婚后事业也陷入低谷，最终自杀。斯特拉·达拉斯是1937年的美国电影《慈母心》（Stella Dallas）中的女主角，原本是工薪阶层，嫁给了上流社会的丈夫之后育有一女，曾经以女儿为唯一的人生寄托，但在一场旅行之后发现自己的出身可能限制女儿未来的发展，最终做出了自我牺牲。]那样的结局。

“我永远忘不了电影的最后一幕，那时，她的女儿嫁进了那座有着高高铁栅栏的大房子，她就站在栅栏外——我甚至不记得她是谁了，我看到那一幕时，还是个小女孩，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可我就是对那一幕念念不忘，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女主角好像是芭芭拉·斯坦威克[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1907—1990），美国好莱坞影视演员，代表作《斯特拉·达拉斯》《荆棘鸟》。]演的。她就站在那儿，外面很冷，还下着雨，她穿一件薄外套，浑身都在发抖，雨水从她头顶落下，顺着她的脸颊，和着她的眼泪一起淌下来。她就站在那儿，看着里面的灯光，听着里面传出的音乐，然后她就慢慢地走开了。他们怎能任她走向自我毁灭呢？我并不感到同情，我只感到震惊——你看见自己的命运被摆在银幕或舞台上。你可能会说，我这一生都在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她常常让米拉觉得，她像一个女教皇，而米拉则只能乖乖聆听教诲。在她们谈起霍沃德之后的几天，米拉又提起了性这个话题。当时她们在餐厅吃午饭，只有她们两个人，两杯杜本内酒下肚，米拉整个人放松下来。

“你还记得我们那天说的吗？我不是要和你争论什么，你的经验比我多多了，只是我觉得，你太过于强调性了。”

“不对。我们大半辈子都在想着性。据说人类行为的两大动机就是性和侵略。我同意人类行为有两大动机，但并不认为是这两种……”

“那你觉得是什么？”米拉打断她。

“恐惧和追求快乐的欲望。侵略主要源自恐惧，而性主要源自追求快乐的欲望，有时两者也会有所重叠。总之，这两种冲动都会破坏社会秩序，秩序又来自那两种动机，而秩序也是人类的一种需要。所以，两者都需要控制。可实际上，除了那些针对异教徒的教令，侵略行为从未真正受到过谴责。从《圣经》、荷马、维吉尔[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有《牧歌集》《农事诗》《埃涅阿斯纪》三大杰作。]，到海明威，侵略一直都受到赞扬。你听说过哪一部约翰·韦恩[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好莱坞明星，以出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闻名。]的电影被禁演吗？你见过那些关于战争的书籍被下架吗？他们把芭比娃娃和肯的生殖器去掉了，却制造各种关于战争的玩具。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性比侵略更具威胁性。自有成文规定以来，关于性的规定就比较严格，如果我们相信神话，甚至可以追溯至更早的神话中。我想，那是因为，男人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性。在战争中，他们可以兴奋起来，或者，他们持有武器。性则意味着赤裸着暴露你的感受。这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比冒着生命危险与熊或敌人搏斗更可怕。看看那些规则！只有结了婚，你才能有性生活，你得嫁给一个同肤色、同宗教、年龄相近且社交和经济背景相配的异性，天哪，就连身高也要合适，不然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他们会剥夺你的继承权，威胁说不来参加婚礼，或是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如果你的恋情跨肤色或性别，后果更严重。而且一旦结了婚，做爱的时候你也只可以做某些事情，其他事都是会遭人唾骂的。总之，性爱本身是无害的，侵略才有危害性。性爱不会伤害任何人。”

“不对，瓦尔！那强奸或诱奸呢？鲁克丽丝[鲁克丽丝（Lucrece），莎士比亚创作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鲁克丽丝受辱记》中的人物。]就是被性毁掉的。”

“鲁克丽丝是被侵略性毁掉的。性和侵略二者交叉了。那是塔伦对她的侵犯，也是她自己对自己的侵犯。我不明白，她都能刺自己一刀，干吗不刺他一刀？强奸只不过是涉及生殖器的侵略。在性方面对人的伤害方式不止这一种。但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性行为。”

“那性堕落呢？”

瓦尔跳了起来：“什么是性堕落？”

米拉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

“是同性恋？口交？还是手淫？”

就算是过来人米拉，也只试过其中一种，她只能摇摇头。

“那你到底是指什么？什么样的性行为能被你称作堕落？是有害的吗？”

“就是……色情……色情本身……还有那些在派对上涂口红的男人……天哪，瓦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瓦尔坐了回去：“我不知道。你是说SM吗？”

米拉红着脸点了点头。

“S和M只不过是人类的‘控制-顺从’关系在卧室里的一种表现，这种关系还可以发生在厨房、工厂里，发生在任何性别之间。这种关系令人浮想联翩，但性本身并不丑恶，丑恶的是残忍。性是没有堕落之说的。只有残忍才是堕落的，但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瓦尔点燃一支烟，滔滔不绝。她提到了“多相变态[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人都是“多相变态”的，最初的幼年时期，人们的原欲为口腹之欲，随后指向肛门，然后才指向生殖器，而并非一开始就以性器作为欲望的对象。]”，她说，整个世界就像一窝小狗，蜷缩在一起，相互舔，相互闻；她还提到了异族通婚和同族通婚，批判所谓的种族纯化观念是多么荒谬、有害；她还认为，是关于所有权的那一套陈腐观念，使得性被丑化了。

米拉又喝了一杯，感到浑身不自在。她觉得有点儿不堪重负，不是因为瓦尔的长篇大论，而是因为她语言中的巨大能量，那由她的身体、声音和表情辐射出的能量令她不安。她尽量不去深想瓦尔的话。瓦尔很极端，很狂热，她就像莉莉一样，对同一件事说个没完，好像别人也和她一样感兴趣似的。她沉默着，感觉自己渺小极了。瓦尔的能量将她的能量湮没了。

“你要把全世界都湮没了，”她抱怨道，“你想当世界的独裁者吧。”

瓦尔不为所动。“谁又不想呢？”她笑着说。

“我不想。”

“其实，我骨子里真的像一个守旧的牧师。我每周会走上布道坛，教这个世界如何自救。”

“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啊。”

“当然！”瓦尔笑着大声说道。

米拉悻悻地回家去了。

然而，她会去回想瓦尔说的那些话，而那些话有时候也确实能帮到她。瓦尔对性确实了解甚多，一方面因为她经验丰富，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非常聪明，且认真思考过。对她来说，性近乎哲学。她通过性来认识整个世界。她曾说过，布莱克[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早期作品简洁明快，中后期作品趋向玄妙深沉，充满神秘色彩。代表作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是唯一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人。她常常在晚上读布莱克的著作，那本书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说，即便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可他知道什么是生命的完整。瓦尔和别人上床，就像其他人和朋友吃饭一样。她喜欢他们，喜欢性爱。除了片刻的欢愉，她对性爱几乎没有别的期待。同时，她还说，是我们高估了性爱；我们希望从中获得极乐，可那只是好玩而已，很好玩，但不是极乐。

她是一个快乐的人，是我所认识的最快乐的人之一。这种快乐不是微笑或欢乐意义上的快乐。她是一个幻想狂，她喜欢幻想政治、道德和思想白痴。她享受幻想的过程。我想，她身上有一种治愈的力量吧。她总是很轻松，尽管她很敏感，而且总能洞察周围的情况，可是，她很少感到焦虑。她笑那些荒谬的言行，回家做一顿大餐，和某人愉快地聊聊天，然后做爱到凌晨两点，第二天又认真地看书去了。她是永远不会焦虑的。

17

艾娃回亚拉巴马的家乡度假，伊索陪她一起去的，她笑着说，是以防“发生不测”。不出艾娃所料，两周过去了，她们还是没能回来。一月底，她们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米拉很担心伊索，她本来要在沃顿的中世纪课程上当助教。很奇怪，她们关系非常好，却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上对方，不知道彼此父母或家人的联系方式。如果伊索和艾娃不回来了，米拉就和她们彻底失联了。二月中旬，新学期开始了，布兰德·巴恩斯说他看见伊索从沃顿的办公室里出来。可她的电话还是没人接。

第二周，伊索打电话来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没说几句就挂了，米拉答应第二天和她还有瓦尔一起吃午饭。第二天，米拉在怀德纳图书馆后门附近的街边约好的地方等她们。她看到伊索正从远处走过来。伊索步子迈得很大，但走走停停，好像每走一步都在犹豫是否要往回走，这使她的走路姿势有点儿别扭。她低着头，双手插进变形的粗呢外套口袋里，那还是她年少时穿过的衣服。等她走近一些，米拉发现她神色僵硬。她嘴唇紧闭，颧骨看上去比以前凸出了，皮肤紧绷，仿佛扎在脑后的头发也在拉着她的头皮。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中年修女，一边忙着去做下一件事，一边担心学校的煤炭是否够用。

瓦尔从米拉身后走过来，和米拉打招呼。伊索一看到她们，就停住了脚步。她脸上毫无笑容。她们慢慢地走近她，小心翼翼地打了招呼，尽管什么也没说，她们也明白，不能马上逼近她。伊索站在那儿，身体好像在颤抖。她们到她身边时，瓦尔伸出粗大的手臂拢过她的肩，转头对米拉说：“我们去杰克酒吧。”那里有吃的，而且白天基本没人。酒吧里放着音乐，有几个人站在前面的吧台旁，后面空荡荡的，她们坐进后面的一个隔间。

伊索啜了一口瓦尔为她点的威士忌酸酒，看着她们。她的嘴唇颤动着，黑眼圈很重，头发扎得紧紧的，在头顶绾成一个小髻，简直要把她脸上的皮肤全都拉起来了。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刚被解雇的女教师。“艾娃走了。”她说。

秋天，艾娃所在的舞蹈学校举办了一场演出。伊索告诉她们，就在圣诞节前，演出现场的一位女观众打电话来，说要为艾娃提供“奖学金”，让她去纽约上芭蕾舞学校。这意味着有免费的课上，还有可能去那个女人所在演出公司的芭蕾舞团跳舞。但这也意味着艾娃要搬去纽约，重新找一个住所，重新找一份工作，过新的生活。

“太好了！”米拉惊叫道。

“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伊索继续盯着她的酒，晃着酒杯。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瓦尔继续问。

“断断续续有四年了吧。过去三年都在一起。”伊索试着让嘴巴停止颤动。

“你们还是可以见面啊。”米拉安慰道，但其实有点儿心虚。

伊索摇了摇头：“不，不能了。”

“这相当于离婚。”瓦尔轻声说，伊索用力点点头，眼泪顺着她紧绷的脸颊落下来。她控制住自己，试着和她们说些什么，她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一边吸鼻子，一边喝酒，还一边扯着头发，她顺滑的头发被扯得乱蓬蓬的。她们曾在一瞬间擦出爱情的火花，她们的爱情强烈、激越，吞噬一切。她们也曾试图结束这种关系，伊索去环游世界，艾娃搬家、换工作。可她们总会回到彼此身边，于是，三年前她们决定不再逃避。她们厚着脸皮住到了一起，假装彼此之间只是室友关系。艾娃像小猫一样蜷缩在伊索怀里，可当她想要跳下来，当这怀抱过于温暖，当这温床过于压抑时，她也会伸出像猫一样的爪子。

“我给不了她想要的，我永远都是错的。她一直要求我，恳求我，请求我做些什么，可我却总是做不对。”

“她想跳舞，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伊索点点头：“我知道，但我觉得她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想给她，我希望我能够给她，我恨她，因为我给不了，而她非常需要这些。其实，最近一年，我们几乎都在吵架。”

但还不止如此。除了几次偶然的“出轨”，她们都忠于彼此。“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秘密，它将我们绑在一起，让我们同外界隔绝，就像养育着一个畸形的孩子，好像我们都有一条假肢，不得不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分开了，要么就得向他人坦露我们的秘密，要么就只能与世隔绝，孤独终老……”

瓦尔点了三明治。服务员上菜时，伊索就暂时打住话头。瓦尔又点了酒。谁也没有吃东西。

“我们压根没去亚拉巴马。我们哪儿也没去。艾娃也没去工作。我们晚上才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接电话。我们在那个公寓里待了两个月，争执、交谈、走来走去、吵架、相互指责……”她把额头埋进掌心，“要疯了，我觉得我要疯了，也许我已经疯了，也许我们都疯了。”她又抬起头，含泪望着她们，“生活就是如此吗？”

艾娃想离开，想抓住这个机会；可她又不想走，不想离开伊索。她为自己想要离开的想法感到内疚，所以怪伊索想甩掉她；她恨伊索不愿离开哈佛和她一起走，而她却总是为了追随伊索而离开；她害怕孤身一人；她想一个人待着，因为她厌倦了吵架和相互指责。

“我也是，我也一样，为了她好，希望她离开，但我不想失去她。我也不想离开哈佛，我花了太长时间才安顿下来，而且，我喜欢现在做的事。她想离开我独自生活，我很生气，也很担心她：没有我，她该怎么好好地生活？她太……无助，太脆弱了。我们吵啊闹啊，没有解决办法。直到前天晚上，我们真的大打出手，然后她收拾好行李，打电话给那个女人，说她要去。再然后，我们都哭了，紧握着手。结束了，就像一场战争，结束时已无人生还。”

她突然笨拙地站起身，迅速穿过屋子，去了洗手间。米拉摆弄着酒杯。

“瓦尔……你之前知道？”

“我知道她们彼此相爱。”

“我真笨。我心里有条界线。我不会去想那条界线之外的事情。”

伊索回来了。她的头发整理好了，可脸上还是有斑点，红色的疹子把她的雀斑衬得更明显了，以前那些雀斑在她苍白的脸上是不怎么看得出来的。她的眼珠颜色黯淡，眼神呆滞。她点燃了一支烟。

“现在呢？”瓦尔发问。

伊索摊开手，耸了耸肩。“没什么，没事了。”她紧张地吐了口烟，“虽然我知道艾娃会很快找个人照顾她。”她勉强地说。

“这也是你们争吵的原因之一吧？”

伊索点点头，垂下眼睑。“真丢人。嫉妒是耻辱的。当然，她也指责我想摆脱她，好去和一帮女人厮混……”她紧抿着唇，“我太老了，哪还有心思胡来。再说……”她的嘴唇又开始颤动，于是啜了一口酒。

“再说，一切皆有可能。”瓦尔笑着说。

伊索惊讶地抬起头。

“我还记得和尼尔离婚的时候。那时我太年轻了，比你还年轻，不敢想象会独自度过余生，但我还有克丽丝，拿不准到底要不要瞒着她，因为我讨厌撒谎和偷偷摸摸。那时，我的嘴也会像你现在这样颤动——”

伊索的嘴唇不颤了。

“我也下决心不会乱来，也担心是否能找到那个对的人。但其实，我非常渴望四处留情。任何一个人对我都有吸引力。如果有个人来挑逗我，我会想和他试一试，即便他没那么吸引我。我太渴望经验了。我还记得，曾经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同时有五个情人。问题是，那太耗时间了。你可以不管丈夫，但你得花时间陪情人——白天晚上地聊天、吃东西、爱抚和做爱。其他你什么也做不了。于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放弃了。如今，除了偶尔邂逅的帅哥绅士，我只和格兰特约会，但我也不那么喜欢他，他是个满腹牢骚的人。”

伊索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酒。她的脸颊上有两颗粉色的痘痘。她嘴唇紧闭，看起来像在生气似的。瓦尔说完后，她抬起头，眼神冰冷，满是伤痛。

“听你这么说，好像我们的情况相同似的，好像我面对的不是特殊的问题似的。”

“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遇到问题。毫无疑问，你是知道这点的。如果人们认定你是女同，那么，不管你和谁在一起，他们都会中伤你。”

伊索涨红了脸，冷冷地说：“你的意思是，既然已经背了骂名，就索性破罐子破摔是吗？”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骂你。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什么。再说了，在这儿，谁又能判断谁是或不是呢？”

她们不禁咯咯笑起来，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我是说就长远来看。”

伊索稍微放松了一点儿。她拿起三明治，咬了一口。

“这是个代价的问题，”瓦尔说，“孤独、警惕、怀疑，因为怕被人发现，所以一味地压抑冲动。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了。”

“可那些风险呢？”伊索反对道。

“闲言碎语吗？那倒是挺有破坏力的。”

“如果只是这些就好了！”

“为什么？还有什么？”

“生存。”

她们分开时，伊索步履沉重地往家走去。她告诉她们，她一直离群索居，只有上沃顿的课时才会出现，才来见她们。米拉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眼角涌起了泪花。看着她低垂着头，双手深深地插在她那旧粗呢大衣的口袋里，迈着大步，好像她无比确定现在所去的就是她一心向往的地方。她要一个人回家，一个人思考这些，一个人做决定，或逃避做决定，一个人。她想，就像我一个人端着白兰地时一样。想到这里，米拉突然伤感起来，再想想，每个人都得经历这些，都得面对最残酷的现实和最深的恐惧。她又想，但我们可以为彼此做点儿什么，我们可以相互帮助。怎么帮助呢？一个冷酷的声音问道。她在二月刺骨的冷风里穿梭，快步地往回走，一路上，她思考着这个问题。走近家门时，她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坐在门阶上看书。是凯拉。

“冻僵了吧？”

“哦，我上完课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就想来看看你。你不在家，我想干脆等一等，没准儿你会回来，就算你不回来，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当然，我也可以待在怀德纳图书馆或博伊尔斯顿图书馆里，但我还有会要开，而且，我想你会回来的。”她笑着说。

她背着她那不离身的沉重绿色书包走进来，喝了两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暖身，她像喝水一样，大口大口地往下吞。然后，她开始谈论德国浪漫主义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区别，那是她最近在写的论文主题。“米拉，太有趣了，就好像你可以找到德国人和英国人心灵上的不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民族性。真不敢相信，但我做到了。你知道吗？就像我和哈利一样。除了名字不那么‘德国’，他真的太像德国人了，而我则十分像英国人，嗯，可能还有一些苏格兰特征，大概我们都有日耳曼的渊源吧，但我们却如此不同！”

“你们之间的不同就像英国浪漫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不同吗？”米拉笑着问。

凯拉顿了顿，严肃地说：“不，不，我也不知道。我还没这么比较过。但你知道吗，这么比喻很形象，对我很有启发，也许可以说明问题。”

她突然哭了起来。

她试着忍住，但就是停不下来。她一边抽泣，一边抬起头，吸了吸鼻子，叹息几声，喝下第三杯酒。她开始念叨。哈利很聪明，非常聪明，米拉应该见见他，他真的很优秀，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他的教授说，有一天他可能会得诺贝尔奖。他在研究的是核物理这样艰难而耗时的学科，是可以理解的。她太爱抱怨了，能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她应该感到骄傲才对。只要她能让他的生活稍微轻松一点儿、快乐一点儿，更加舒适一点儿，那就足够了，她应该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她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她自己也很忙，她加入了四个学生组织，还在其中一个担任主席，她还得攻读学位。此外，她还参加了两个研讨班和胡顿教授那要求严苛的研讨课；还有家务要做，当然哈利会帮忙，她不得不承认，他真的很不错，一直都是他在做早餐，可还有采购、打扫、做饭，好多事。但问题还不在于此，她可以做这些，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介意，但是，只要，只要，只要……

“只要他和我说说话就好！”她突然呜咽一声，跳了起来，跑进洗手间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米拉就在外面等着。几分钟后，她站起来，走到洗手间门口，站在那里。又过了一两分钟，她敲了敲门。她听见凯拉在里面抽泣。她打开了门。凯拉朝她冲过来，双手抱住她的腰，把头埋进她胸口，号啕大哭。她们就保持这个姿势站了许久。米拉从未见过有谁哭得这么久、这么伤心。她想，凯拉是真的心碎了，然后又想，那句老话确实言之有理。凯拉的心不是已经碎了，而是正在破碎，破碎过后就会心如死灰。她还想，她从没像凯拉爱哈利一样爱过任何人，在这样的爱面前，她感到自己的谦卑，甚至有几分敬畏。

过了很久，凯拉才平静下来。她说她想单独待会儿，于是米拉回到了厨房。一天之中，感受了那么多强烈的情绪，喝了那么多酒，米拉感到昏昏沉沉的，于是去煮了一壶咖啡。凯拉出来了，她的表情多少平和了一些，自信的样子又回来了。

“不好意思，我不该喝酒的。”

“我在煮咖啡。”

“好啊，我要在会上做报告呢，我喜欢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感觉。”她看了看表说，“天哪，我只有四十分钟了。”她大口地喝完剩下的酒，甩了甩头，让长发落在肩上，开始向米拉讲起她第一次喝酒的情形。那是在俄亥俄州的坎顿，在少女时代，她是啦啦队队长，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女孩，还当过两次副班长，“我从没当过班长，班长一般都是男孩”，她当年还有个绰号叫“闪电”。她父母很好，真的很好，她父亲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母亲是馅饼烘焙冠军。他们家在一个村子的中央位置，那是一个有农场的村子，可以俯瞰群山，观赏日落，美丽又安宁。之后，她就去了芝加哥上大学，那里的环境很不一样，但也很好。可是突然之间，放假回家就变成了一种不愉快的体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很好，都很爱我。后来，我就和哈利结婚了。他们可喜欢哈利了！前不久的圣诞夜，爸烧起了炉火，妈搭起一张小桌子，铺上绣花桌布，摆上餐具。爸弹钢琴，我们唱歌，妈拿出各种好吃好玩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讨厌回去……”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眼中又噙满泪水，可这一次，她没有哭出来，只是不时吸吸鼻子。“上个圣诞节糟透了——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喝酒的，我喝了三杯蛋酒，大口大口地喝，醉得一塌糊涂，我真应该管住自己的嘴。可这时，有人——我想应该就是我吧——提到了民主党大会，我对他们烦透了，还有戴利[理查德·J. 戴利（Richard J. Daley，1902—1976），出身于美国最有实力的政治世家之一戴利家族，曾先后六次当选芝加哥市长。]和他的白人‘盖世太保’，以及汉弗莱[美国第38任副总统。]抱怨在他的酒店套房里闻到了驱赶示威者的催泪瓦斯的味道。我爸勃然大怒，他大吼大叫，大骂示威者是无知的嬉皮士，忘恩负义的饭桶……你懂的，就是那一类的话。哈利很谨慎，他不停地打断我们，还让我住口，可在那时，我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开始朝我爸大吼，我也不谈芝加哥了，转而开始数落起他的不是来——都是些发生在我小时候的事，平常我压根想不起来。妈气坏了，她的脸都肿了，我简直能看到她脸上的火气在燃烧。最后，是哈利让大家的怒火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他让我回房睡觉。到我们走时，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大家都笑呵呵的，爸还不停地拍着哈利的肩膀说：‘有你这样的人照顾她，我很欣慰，她需要冷静的头脑。’那时，我还很困惑，因为哈利总是待在他的实验室和书房里，是我在照顾他。我的口才也比哈利好，而且在政治观点上，我俩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感到一切都不对劲，一切都不是我曾经以为的样子了。于是我决定再也不喝酒了，不喝了。可是，我刚刚在你这里又喝上了，所以现在你该知道我有多愧疚了。”

她在这里逗留太久了，走的时候几乎是夺门而出，绿色书包几乎飞了起来，她已经迟到了十分钟。走之前，她抱了抱米拉：“谢谢你，米拉，真的很谢谢你，你真好，我感觉好多了，你真好，谢谢你，谢谢！”

米拉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后，热了一份速冻快餐。吃过饭后，她打算学习到深夜，弥补这浪费掉的一天。她看了几个小时的书，但注意力不太集中。凌晨一点左右，她干脆放下书本，拿起白兰地瓶子，走到客厅窗边坐下。她穿着法兰绒睡衣和羊绒长袍，裹了一床毯子，把毯子拉到下巴处——十点过后，房东就把暖气关了。她坐在那里，保持内心平静，任思绪飞扬。她脑海中不断出现一两周前在雷曼餐厅时的场景。当时，瓦尔让她很难堪。她们一群人围坐在那里，谈论几个月或一两年前女人不允许进入拉蒙特图书馆和教职工餐厅的事情。

“那规定带来很多麻烦，”普瑞斯说，“因为拉蒙特图书馆的楼上是教室，女助教却不能走前门，她们去上课得从侧门进去，还要爬后面的楼梯。这就跟在古罗马时一样，让奴隶来教孩子们什么是自由。”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耶鲁，”埃米莉说，“莫里餐厅是他们举行委员会议的地方，但女人却不准在那里用餐，所以她们只能走后门、爬楼梯去开会。”

“这种状况持续不了多久了，”瓦尔冷冷地说，“一旦他们允许女人进入高等学府，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说这简直是极大地降低了标准。但你得想想他们不让女人进入的真正原因。他们说要是允许女人上医学院、上哈佛、上其他学校会降低录取标准，但你我都很清楚，在高中阶段女学生的成绩普遍比男学生好，而且不会像男学生一样损坏书籍，弄脏图书卡片，所以，不是因为所谓的标准降低。他们那么说，只是出于礼貌，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他们不想让女人难堪。真正的原因是卫生。要是允许女人们从前门进，会怎么样呢？啪嗒，啪嗒，一大块经血会滴在门槛上。女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一样：啪嗒，啪嗒。拉蒙特图书馆里现在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的月经纸。为了保持清洁，他们必须专门雇人来打扫。这就需要一笔费用！女人进来了，他们还得设置专门的女厕所，那也是要花一笔钱的，而且还很占空间！可你又能怎么样呢？只要你是女人，你就会不停地啪嗒，啪嗒。让女人进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世风日下。”她苦涩地总结道，“因为就没人在乎体面和卫生了。”

米拉感到难堪，笑容僵在脸上。瓦尔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她自己在哈佛的感受。她是污秽的——为什么污秽她不知道——但她玷污了纯洁的思想、纯洁的心灵和拥有纯洁上半身的男性。哈佛的氛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她重新感知了肉体和情感。她早年在郊区的生活，那种充满了血性和情感的生活，让她的观念、她的思想、她的抽象思维能力变得敏锐。总是过不好这一生，她想，心中并没有自怜。难道别人就过得好吗？在这里，在聪明的头脑之下，抽象的概念、疏离的关系之中，流淌着的是亘古不变的眼泪与精液，鲜血与汗水。她依然得吃喝拉撒。霍华德、伊索和凯拉的痛苦只是比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他们以为她安宁、满足，其实只是因为她比他们年纪更大，对痛苦更加习惯了。她只是比他们更能忍耐，或者，她只是没有说出来。所有的漂亮话——适应、成熟、升华——真正的意思其实是，你体内那欲望的巨壑是永远填不平的。人注定要永远活在欲求不满中。空虚的阴道，疲软的阴茎。这种欲望并不只是性方面的，它充斥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容纳与抽插，干涩与疲软，欲求不满总是痛苦的。

他们说她人好。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米拉，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觉好多了。你真好。而她其实并不能体会他们的真实感受，无法理解他们特殊的痛苦和特殊的需要。那她又能帮上什么忙呢？她没有帮忙，她唯一所做的只是倾听。可他们又并没有撒谎。她确实帮了忙，因为她在倾听。她没有否定他们的痛苦，也从不通过眼神动作暗示他们是自寻烦恼。她没有劝他们说他们其实是幸福的，这些烦恼只是可以付之一笑的小问题；她也不会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现状是合理的，他们的问题只是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适应这个世界。她只是全心全意地倾听，任由他们把自己说成可怕的怪物。

那样似乎也就够了。米拉和老朋友彼此之间一直如此互相帮助。可是对于霍沃德、伊索和凯拉来说，这显得如此珍贵。这意味着，他们身边没有这样可以说话的人。

凌晨四点，米拉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可以倾吐心声的空间和一个可以倾听的人（即使这个人是不完美的），对人们来说足矣。即使不够，到头来，这也是我们能为彼此提供的唯一帮助了。

18

瓦尔参加了许多政治团体，米拉有时会和她一起去开会。她不再有那种极度的孤独感，但她总是隐隐希望，能遇到一个有趣的男人。然而，这些小组里的男人要么太理想主义，要么太热情，要么很自负，要么性取向模糊。而且他们并没有对米拉表现出兴趣。尽管她下意识地希望男性采取主动，但内心深处，她其实对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们让她想起了那些处于青春期的自大狂、童年的帖木儿[帖木儿（Tamburlaine），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东亚的征服者。]和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二世（Edward II），英格兰国王，据推测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一生被宠信的弄臣和叛乱的贵族主宰，以致最后悲惨地死去。]。

那些会议在剑桥简陋的公寓里召开，每个参会的人都捧着塑料杯子喝咖啡，杯子总被捏得噼啪作响。米拉经常帮他们端咖啡。

周四的会议上，政治学院的一个优等生安东·韦特和瓦尔争论起来。安东那漂亮的黝黑肤色和他对整个世界的全然藐视很引人注目。瓦尔正在感慨理想主义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党大会后，左派拒绝投票给汉弗莱，一些左翼分子认为，尼克松的胜利会是革命的催化剂，最终会促成“尼克松最高法院”——她哀叹道，这会使国家倒退四十年。

“你说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东说。尽管他和瓦尔都坐在地上，可他还是能俯视瓦尔。

瓦尔沉默了一阵。“老天，你说得对！”她说。

这时，一个坐在角落里，穿着挽起袖子的白衬衫、肤色黝黑的男人说话了：“没错，我们都应该有政治头脑。我觉得我们都算是理想主义者，不然，我们就会走出去，做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了。或者说，宗教和政治是一码事，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码事。政治只是道德实施的一个领域罢了。”

安东对说话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他半转过头去看着他：“本，我们把道德问题留给女人和孩子吧，那是他们的强项。道德体系在利阿努运行得成功吗？”

本笑了笑。那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笑，好像觉得自己很有趣似的。他叼起一支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安东，我不得不承认，利阿努目前需要的并不是某种可实践的道德体系。它只关心生存，生存就意味着力量，当然那也正是你所谈论的东西。但我觉得，人类在行动之前必须明确终极目标，否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历史的犯罪。”

“图书馆里充斥着各种虔诚的戒律，但它们对政治现实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安东嘲讽地说。

“可基督教教义又怎么说？”米拉大声喊道。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大声喊，他们是听不到她说话的。

安东转过身，香烟从他嘴里掉了出来。有人在笑，米拉脸红了。

“除了道德审判，它还有过什么作用？”

“不管怎么说，”米拉有些犹豫地说，“那是影响政治现实的一套伦理体系。”

安东嘲笑道：“那是局外人为了挤进政治圈而使用的迷信手段。”

“但至少基督教为我们留下了遗产，”瓦尔说，“至少，我们对作恶会感到愧疚。”

“去和纳粹分子说内疚吧。”

“英国人就是因为道德传统才没有谋杀甘地的，”本插话道，“想象一下甘地要是落到纳粹手里会如何。”

“没错！”安东强调道，“所谓的有道德的英国——暂且不论英国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和纳粹分子打仗，谁更可能会赢？”

“那与道德无关。那要取决于资源、战备、武器和人口等。”

“对啦！”安东总结道，“还是要看力量。好了，孩子们，我们还是说正经的吧。”

今天的议题还是老问题：小组应该用仅有的那点儿经费去印宣传册吗？如果要印，那是去广场或其他繁华地区分发，还是在剑桥挨家挨户地发？如果是后者，他们去哪里找那么多人手？

米拉坐在那儿煮咖啡。她想大声质问安东，美国有那么多财富和武器，却为什么没能赢得越战？为什么没能打赢朝鲜战争？从他说的那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主张来看，他也不过是一个丑恶的政客：他罔顾他人的意见，压制他们，对他们毫不尊重，又怎么能让他们投票给自己？她想起古希腊的悲剧，领悟到：政治是从家里开始的。

但其实到了会后表决的时候，本、瓦尔、米拉，还有其他大多数人，都投票给了安东的提案。

会议结束之后，米拉走到本的身边，自嘲地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笑容可掬地，专注地凝视着她，真正像人与人之间交流那样凝视着她。“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他笑着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现实中安东总是对的。再说，”他扮了个鬼脸，“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无论安东怎么批评理想主义，他最后还得依靠它。”

“理想主义者似乎总处于劣势。你觉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吗？”

“当然是可能的，毛泽东就是。”

“一代人一种特征呢？”

“不太可能。”

这时，在屋子另一头一群人中的布拉德叫本过去。那群人都是男的，正在活跃地讨论着什么。本于是跟米拉告辞，加入了他们，他边走边对米拉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米拉和瓦尔离开了。大家基本都走了，只留下里面的那圈人和几个打扫的女人。

“我真讨厌那个叫安东的。”米拉说。

“是啊，你可不会乐意见到这样的人统治世界。”

“谁来统治世界我都不乐意，不过，我宁愿像本那样的人或其他实心眼的理想主义者来统治世界。”

“我不那么认为。像本那样实心眼的理想主义者总是会被精明的法西斯主义者击败。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出这样不愉快的选择。我觉得我们一直活在道德的矛盾分裂中：在家庭中，在城市里，在国家中，我们都有一定的行为方式，但一涉及政治问题，我们的行为就与平常判若两人。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在家里被他用来对付世界的手段对待，他会崩溃的。这种道德分裂症全都是因为男女的分裂。男人让女人表现得仁慈得体，以便他们白天在外面为非作歹，晚上却能安然入睡。安东的确很聪明，如果他还能表现出一点点仁慈，如果他是女的，那……”

“不可能！”

“对了！正是社会规则使他不可能如此。”

“瓦尔，这么说就有点儿过分了。也有冷酷的女人，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男人是仁慈的。有这种可能。”

“当然。问题是我们在分析男女的性别模式。我敢打赌，如果你遇到一个仁慈的男人，他十有八九是同性恋者。”

“瓦尔！”

“想想看，假如列宁是女人。”

米拉禁不住咯咯笑起来，她们一路想象着一些不可能的事，一路欢声笑语地走回家——约翰·韦恩是女的，亨利·基辛格穿着裙子，加里·库珀和杰克·帕兰切是女的。走到门口时，米拉依依不舍，她问：“你认识这个叫本的男人吗？进来喝一杯，给我讲讲他的事吧。”

“好啊。我明天没课。如果尼克松是个女人会怎样？还有乔·纳马思[乔·纳马思（Joe Namath，1943—），著名橄榄球运动员，是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的偶像，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风云人物。]？”

她们一路傻笑着爬上楼梯，瓦尔将手臂搭在米拉的手臂上：“啊，做女人真好，可以享受这么多乐趣。”

“如果只有一辈子可活，”米拉唱道，“就像女人一样去活吧！”

进屋后，米拉倒上酒，急切地说：“给我讲讲，讲讲！”

一年前，本·福勒参加过几次会议，可后来他又申请到了研究经费，去了非洲利阿努，他在那里做了几年的研究。他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比大多数研究生的年龄都大，可能三十出头。他结过婚，但他的妻子无法忍受非洲的生活，于是他们离婚了。他这学期才刚回来，一边主持一门关于非洲的研讨课，一边写博士学位论文。他被认为是国内关于利阿努问题的专家。他说，在利阿努，白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非洲黑人是时候站起来了。

米拉不停地发问。那他的妻子呢，是个什么样的人？离婚后她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孩子吗？他打算做什么，教书吗？他是真的有学识，还是只有专家的虚名而已？

“天哪，姑娘，你是打算嫁给他吗？”

“瓦尔，他是我到这儿以来，第一个感兴趣的男人。”

瓦尔叹了口气，往后坐了坐，温柔地看着米拉：“可我只知道这些了。”

“那就给我讲讲格兰特吧，我还不太了解他呢。”

“谈起他就难受。格兰特就是痛苦本身。我受够他了。”

“为什么？”

“你也见过他了。他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太自我了，他满腹牢骚，他……他就是一个普通男人，只想着他自己，自己，自己，他那宝贵的自我太脆弱了。”

“那你为什么喜欢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哦，几年前，我在一个致力于剑桥改革的组织里做事。我们试图改变校方对待黑人的方式，虽然我们没有明确那么说。比如，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学生班。听起来倒没什么，但那些学生都是黑人，大多来自法属殖民地。学校把他们安排在这个班，让那些不受待见的老师来教他们——通常是前一年偏袒过黑人学生的新老师。这些老师只会说英语，而学生们不会说英语。有人提议将这些学生转到法语班，但被校方否决了。但他们的意见总有一天会受到正视的，这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可问题是这些无辜的学生也将为此受苦。我们只是观察着，看看能做些什么，试图让黑人孩子的父母参与进来。出于某种原因，格兰特也来参加会议了。他走到我面前，眼神闪闪发亮，他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不觉得他多有趣——当时要是听从这种第一印象就好了——但我觉得他很聪明，有高尚的价值观。他说他不喜欢现在住的地方，想找一个公社去住。当时，我住在萨默维尔的一个公社里，共有六个人。那地方需要八个人才能维持运转。于是我和他说了。有天晚上他来看了房子，后来就搬进来了。

“很久以后的一天夜里，我去了他的房间，上了他的床。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他的情人。尽管从我搬出来后，我们就没那么亲密了。他现在还住在那儿。”

“你为什么会跟他上床？”

瓦尔想了想：“是因为蚂蚁。”

“蚂蚁？”

“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正坐在桌边吃饭，不知怎的，我们就谈到了蚂蚁。很显然，格兰特是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蚂蚁的，他为它们着迷。就蚂蚁的话题，他谈了很久，说到它们的种类、特征、社会组织和共同原则——道德。他越讲越入迷，浑然忘我，他并不经常这样的。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很帅。那是在他留胡子以前。他容光焕发，眼睛也闪着光，他侃侃而谈，兴高采烈，激情澎湃。他只是希望我们认识，了解，喜爱蚂蚁这种昆虫！我就这样爱上了那样的他，爱上了那个晚上的他。”最后她说，“不幸的是，他只有在谈论蚂蚁时才会忘记自我。”

米拉又问起了瓦尔的前夫尼尔，瓦尔则问起了诺姆。然后米拉跟瓦尔讲了兰尼的事，瓦尔说起了她的其他几个情人。她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真诚。她们喝酒，聊天，放声大笑，笑得汗湿了衣襟。她们沉浸在这美好的发泄、放纵的自由当中，对彼此说了不曾说给别人听的话。

一直聊到了凌晨三点。米拉说：“你听听我们都在说什么？就跟两个十几岁的姑娘在一起议论喜欢过的男孩子似的。”

“是啊。尽管我们如此痛骂他们，可他们还是我们话题的中心。”

“不过，瓦尔，那是自然的。你的工作是你的重心，但如果你和我聊工作，我估计会睡着。我要是跟你聊工作也一样。”

四点时，瓦尔疲倦地站起来：“今晚真的很棒，米拉美人儿。”

她们互道晚安后，又偎依了一会儿，好像彼此是这世间唯一坚不可摧的事物。然后瓦尔就走了。晨光倾泻进屋里，米拉拉上遮光帘，抱怨了一番外面叽叽喳喳的鸟儿，就上床睡觉了。

19

自那以后，米拉一反常态，频繁地参加每次和平运动小组的会议。“我可真不明白你这是怎么了。”瓦尔挖苦地说。

“我是为了追求终极真理。”米拉自嘲地说。

可是，本并没有出现。米拉很失望。一个月后，她正要放弃时，他终于出现了。看见他的那一瞬间，她的心开始怦怦跳。她懊恼地责怪自己自作多情。可她还是无法平缓心跳，也不敢直视他。那晚，会议上的内容她一点儿都没听进去。她不停地对自己说，也许他有脚臭；也许他会坐在马桶上看杂志，整个厕所臭气熏天；也许他投票给了尼克松；也许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靠吃豆类和糙米为生；或者，他认为欧内斯特·海明威是美国最好的小说家。然而，她的自我告诫丝毫没有影响她的脉搏。开会时，她什么也听不进去，结果会后也不知道和他聊什么。她笨拙地坐在那里，试着表现得镇定点儿，心想他会不会朝她走过来，想到这里，她的心跳就更快了。可是他被一群人围着，根本没有注意到她。透过眼角的余光，她看见瓦尔走到本身边，加入了那群人。她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耳朵嗡嗡作响，但她能看到瓦尔做着手势，听到她在笑。她想，瓦尔的表现一定很棒，不由得讨厌起她来。可为什么啊？瓦尔有格兰特了啊，她不需要本。米拉坐在那儿，感觉气血上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突然，瓦尔走到她身旁，碰碰她的胳膊：“小家伙，准备回家吧？”

米拉僵硬地站起来，跟着瓦尔走出去。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她尽力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对了，”瓦尔欢快地说，“你周六晚上有空吗？”

“怎么了？”她麻木地问。

“哦，我请了几个人吃饭。有克丽丝、巴特、格兰特、我、你和本。我灵光一闪，就有了这个想法！”她转身对米拉说，“我在会上注意到你不见了。我想，要等你采取行动，还不知道要拖几个月呢。你可别指望男人能察觉出你的心思，他们只会回家做白日梦，然后手淫或者不手淫。所以，我只好亲自出马替你安排了。希望你别介意。”

米拉没反应过来瓦尔是什么意思。她把每个词都琢磨了一遍，又问了一些问题，这才反应过来。她惊呼一声“瓦尔”，转身拥抱了她的朋友。她们正在人行道上，路人纷纷侧目，可米拉不在乎。

“米拉，先别这么亢奋，好吗？”瓦尔无奈道，“你都还没有真正了解他呢。”

“好吧，听你的。”米拉乖乖地说。瓦尔笑了。

“这就对了。”她说。然后她们都笑了。

那晚，她到得很早。只有瓦尔、克丽丝和她的朋友巴特在那儿。他们都在厨房里，瓦尔正在搅拌什么东西。克丽丝在切菜，巴特在摆桌子。他们正在争论着什么。

“我可以随心所欲，”巴特振振有词，“就算我化学考试两次不及格，我还是能进哈佛。瞧，我们还是给他们施加了压力的！”

“真不错，”瓦尔挖苦地说，“从前他们把你拒之门外，因为你是黑人；如今他们让你进来，也因为你是黑人。这就是所谓的进步吗？”

巴特深情地看着她：“我还没进哈佛呢，只能说正要进。”

“嗯。但我没见你在为此努力啊。”

“我还有更多重要的事要做。”巴特傲慢地说完，大笑起来。

“是啊，比如贩毒。”克丽丝开玩笑说。

“那可是一种社会关怀！”

特兰特走进来时，他们都在笑。见着他，巴特一下子冲上前去，挥舞着拳头嚷嚷道：“正想找你这家伙算账呢！”

米拉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克丽丝和巴特之前的互动方式对她冲击不小。从童年起，米拉就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类型的偏见，认为各个群体之间应该充分地交流。可她的自由主义来得太容易了些。除了朋友家的女佣，她从未接触过其他黑人；除了诺姆的一个同事（她不喜欢那个人），她也从未接触过其他的东方人；她不认识任何美洲印第安人或墨西哥裔美国人。第一次见到巴特时，她吃了一惊。对于巴特、克丽丝和瓦尔之间那种毫不避讳的争论，她仍然感到不安。在内心深处，她时时感到这种戏谑和争论会演变成暴力，巴特会抽出一把刀把她们都杀了。这样的场景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当巴特朝格兰特走过去时，她脸色苍白，但其他人都在笑。格兰特朝巴特晃着拳头，吼道：“你就是一蠢货，哥们儿！”巴特也同样回敬他。

他们在餐桌两边坐下来。米拉站在柜台前倒酒，面对着墙，设法让自己放松下来。瓦尔看着她，轻声说：“他俩总是吵个没完。”米拉看着他们。

他们不是用说的，而是用喊的。两人手里各拿着一件银餐具，作势要攻击对方。他们——不，是巴特，半带着笑容，格兰特则很严肃。米拉过了很久才搞清楚，他们在争论少数族裔抗议的正当方式。巴特赞成用坦克和枪支，格兰特则认为应该通过法律。

“进入权力机构是唯一能够获胜的方式！”

“胡扯，你进去，它会生吞了你的，哥们儿！等它把你吞进去以后，你就会被同化了！他们会买下你的灵魂，把它洗干净，漂白了，直到它比白人还白。”

瓦尔突然吼道：“够了！”他们转过头，见她正准备削胡萝卜。她平静地说：“你们去别的房间吵好吗？吵得我受不了。”

他们仍然继续争论着。巴特坐在那里，格兰特起身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个房间。米拉看着瓦尔，说：“我以为你会加入他们。”

瓦尔叹息一声：“他们就那个问题吵啊，吵啊，吵个没完，不下十次了。他们就是喜欢吵。我可不想在讨论不出结果的争论中浪费精力。他俩也只是说说而已。像他们那样，干坐着谈论改变社会的正确方法，有什么意义？有人要用枪，有人要用不同的权力形式。太荒唐了。巴特其实是个很温和的人，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会动武，但他并不希望那样。格兰特呢，在文质彬彬、禁欲的外表之下，他其实是个杀手。他的脾气就跟刚从树上下来不久的野蛮人似的。”

“是啊，”克丽丝想了想说，“没错。妈，还记得那天晚上吧，他冲你发火，把鸡尾酒桌都掀翻了？就是很重的那张，上面还放着好多东西。他摔碎了很多东西，”她转身对着米拉，继续说，“把桌面彻底弄坏了。然后，他大步流星地走了，留下我们收拾残局。”

“他也就这种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瓦尔冷冷地说。

“可是，妈，”克丽丝将她那轮廓柔和、稚气未脱的脸庞转向瓦尔，严肃地说，“你怎么能那么说呢？你怎么能说讨论什么是正确的方法没有意义呢？你自己不也总在谈论改变社会的正确方法吗？”

瓦尔深深叹了口气：“亲爱的，听我说，我知道我这么说像是在粉饰。可我是在询问人们需要什么，并努力构想出蓝图，逐步完善；而他们是在嚷嚷着‘大家都应该这样做’。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没看出有多大的区别啊。”

“也许没有，”瓦尔一手托着下巴说，“但我可不是为了和别人打架才谈论那些的。我想挖掘真相，而他们只想战胜别人，或喊得比别人大声。”

“嗯……”克丽丝思考着。

“你看到没？”米拉笑着说，“男人在客厅，女人在厨房，一直都这样。”

“我宁愿待在这儿。”克丽丝说。

“做饭！”瓦尔蓦地站起来，开始搅拌什么东西。

有人敲门。米拉之前已经全然忘记了本，这时，她的心又跳了起来。有人去开了门，门厅里响起说话声，脚步声渐渐逼近厨房。米拉望着窗外，感觉脸在发烫。

“嘿，本。”听到瓦尔和他打招呼，米拉微笑着转过身，却见本正在亲吻瓦尔的脸颊，然后递给她一瓶用纸袋装着的酒。瓦尔谢过他，他们聊了几句，米拉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本和瓦尔转过身来，瓦尔说：“你认识米拉吧。”他微笑着朝她走过来，伸出手，说：“是的，但一直不知道你叫什么。”瓦尔又介绍了克丽丝，大家谈笑风生起来。笑容依然僵在米拉脸上，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端起酒去了客厅。“我们来玩一个新游戏怎么样？”一进屋，瓦尔就说。

“这次又玩什么？”格兰特面露不快。

“说空话。”她欢快地说，递过一盘开胃小菜。巴特咯咯地笑了。

格兰特扮了个鬼脸：“你真是够了，瓦尔。你动不动就跟人说教，而别人讨论点儿什么，就都是说空话。”

“我谈论的都是实在的事情。”

“我的屁股才实在呢！”

“是啊，我觉得你的屁股倒是挺实在的。”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听说，本是非洲事务的专家？”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全身上下也就消化系统称得上专业，”本笑着说，“我倒很乐意和你们说说它。”

格兰特转过身去了，巴特饶有兴致地倾身向前。

“你去过非洲？去的哪些国家？待了多久？那里是什么样子？那儿的人对你怎么样？”巴特问了一连串问题，本都轻松从容地回答了他，可在他的叙述之中，流露出他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热爱。每个人都认真地听着。他们听到的并非绝对的真相，却是另一个人所由衷相信的事实。想起克丽丝和瓦尔在厨房里的对话，米拉这下明白瓦尔的意思了。许多人说话时能感到其持有某种立场，某种偏见，有一种誓死为之辩护的态度。但本是不同的。他所说的是他的亲身体会，一些他希望不是事实的事实，一些他引以为荣的东西。她的心为他激荡。可他并没有看她一眼。他在和巴特说话，时不时地，他也对着格兰特说。

米拉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她假装去厨房帮瓦尔。“你感觉怎么样？”她问。

瓦尔咧嘴一笑，说：“我喜欢他。他可能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但也可能是我的错觉。他待人接物还算正派。”

“正派”是瓦尔对人的最高评价，相当于说一个人“非常棒”。米拉很满意。可当她们回去时，本依然没有看她。米拉快要喝醉了。她靠在沙发上，感觉头轻飘飘的，意识已经逐步飘离。

本很有魅力，相当有魅力。她想睡他——想到这里，她的脸泛起红晕。只是看着他，她的阴道就打开了，湿润了。她从前太孤独了。可是，当她坐在那儿，她忽然明白，过去几个月来，孤独感已经成为一种平常的感觉。近来，她已经不觉得孤身一人有什么缺憾。天哪，原来一直都是这样吗？她的孤独主要源于这种感觉——她应该找个男人，不然，她就会变成一个淋着雨、张望着灯火通明的房子的可怜女人。没错，本很有魅力，很有才华，而且似乎很正派。米拉不知道瓦尔为什么会说他有点儿大男子主义，她得记着要问一问瓦尔。但要是本不喜欢她呢？要是他已经在和别人约会了呢？要是今晚什么都不会发生呢？

那也没关系。她原来的生活状态不也很好吗？她心里的压力逐渐消失了。她想，或许是因为我醉了吧。喝醉了就什么都显得不重要了。

他们去厨房吃晚饭。瓦尔让米拉坐在本和巴特中间。他们喝了一口鲜虾浓汤，赞不绝口，然后开始谈论食物。本描述了利阿努美食。格兰特还是闷闷不乐，埋头吃着，吃完擦了擦胡子，开始讲起他母亲做的难吃的干粮。巴特笑了。

“哥们儿，你要吃过我婶婶做的干粮才知道什么叫干粮。她其实也不是我婶婶，”他对米拉说，“她只是唯一愿意照顾我的人而已。不过，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妇人。她靠救济金过活，还会做意大利面。每周一她都会做意大利面，一次做很多，做好就放在锅里，也不储存起来。到了周五，哥们儿！那意大利面都快发芽了。太干了，都变成脆的了！”

他们都笑了。“你夸张了吧！”米拉说。

“不，他没有。”克丽丝以一种像她母亲那样低沉、沙哑的声音说。

“但她人很好，”巴特补充说，“她本可以不用管我的。我觉得是因为她太老了吧。她自己一点儿都不吃。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让我去买衣服。”

“你的衣服确实很好看，巴特。”米拉说。

“他的品位不错。”瓦尔赞同地说。

“衣服，谁他妈的在乎衣服。”格兰特咕哝道。

话题又转向了风格的意义。风格是体现气质、个人特质、文化特点、亚文化和叛逆情绪的一种方式。他们热烈地讨论着，爆发出阵阵笑声。

说到衣服，巴特来劲了。他对瓦尔说：“你的风格就很明显。你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气质，所以你选的衣服很适合你。”他转身对米拉说：“而你，穿得就有点儿保守了。但你正在进步。我很喜欢你的裤子。是什么面料的呢？”他说着伸出手，从她大腿处揪起一小块布，在两指间摩擦着。

“棉和聚酯纤维。”

“不错。你俩，”他对格兰特和本说，“你俩的风格有点儿像祖鲁人。我就不对我自己发表评论了。”

“去他的衣服。”格兰特重复着。

“你讨厌衣服，是因为你爸给了你一柜子的衣服吧。”

“我爸给我的，只有脑门上挨的爆栗。”

“我记得屁股上也挨过吧。”瓦尔说。

格兰特阴沉地盯着她：“我好像一直都在挨打。”

“那你现在应该已经麻木了。”

“看来我是唯一有个好爸爸的人，”本说，“他在铁路上工作，经常不在家。可他在家的时候，全身心都投入在家里。夏天夜里，他会跟我、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妈一起聊天。我还记得他俩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手拉手地聊天。”

“也许这正是因为他经常不在家。”瓦尔笑着说。

“也许吧！可是你知道的，社会学家对那些常年不在家的父亲评价可不好。”

“我小时候就喜欢我爸不在家，”巴特说，“我只见过他一次，可他把我的魂都吓飞了。我婶婶说他曾经把我妈的眼睛打瞎了，而且他对他现在的妻子和孩子也那样。”

他们说话时，米拉一直瘫坐着。她大腿上巴特触摸过的部位还在隐隐作痛。他可能压根还没碰到，只是摸了一下裤子的面料而已。他那么做的时候，她的心跳都快停止了。他怎么敢那样？怎么敢？她感到气血往上涌，血管随着心跳抽动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他没有教养，不懂得男人对关系不亲密的女人不应该那么做。但她又想，假如是格兰特那样做呢？她可能会不乐意，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但她也可能不太计较，归结为格兰特不擅长社交也就算了。她大腿上也就不会有这种刺痛感了。不，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她端详着巴特，看他说话，看着他笑。他多么年轻，只比克丽丝大一岁，可看上去老成许多，他竟想跟格兰特、本，甚至瓦尔较量——他通常都很听她的话。然而，凑近一些看，忽略那使他看起来老成的黑皮肤……他的脸颊柔和而圆润，就像克丽丝一样。他的眼神里透出信念、希望甚至仁慈。明白了，问题在于他的肤色。她下意识地咬紧了牙关。她真正想要抗议的是：他怎么敢用他的黑手碰我？他的手就放在桌上的餐盘边，她垂眼观察着它。身体被那样一双黑手抚摸会是什么感觉？她侧过头，沉默了。她感到喉头有些哽咽，脑中嗡嗡作响，心底在无声地悲鸣。她突然间全明白了。

但这不是偏见，而是一种陌生感。她从来没和黑人小孩一起跳过绳，也从不曾和他们手拉手一起回家。这些年来，尽管她有一些质朴的自由思想，但她还是耳濡目染对黑人产生了恐惧之感。偏见是藏在骨子里的。

巴特的手放在餐盘边，那是一双巧克力色的、粗短而厚实的手，手掌的颜色要浅一些，几乎呈现粉色。他的指甲也很短，手指就像小孩的手指一样，无意识地自然弯曲着，看上去脆弱、可爱却又强壮、有力。米拉把自己那白皙、瘦削的手轻轻放在巴特的手上。巴特一下子转过头来。格兰特在抱怨他那讨厌的父亲。米拉小声说：“请把面包递给我一下好吗，巴特？”她拿开了手，他笑着把篮子递给她。一切就这样过去了，她又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她在想，他是否能察觉到她因为他碰她而生气，以及她处理这种情绪的方式。如果他知道了，会不会原谅她。如果他被白人触碰的感觉和她被黑人触碰的感觉一样，那么他会原谅他，可如果他没有那样的感觉呢？毕竟，白人是统治种族。想到这里，她的眼眶湿润了。也许他不会原谅她吧。如果他察觉到了——他一定察觉到了。就算不知道她的想法，他也知道所有白人的想法。他会原谅她吗？

“你怎么泪汪汪的？”她身边有个声音说。她转向本英俊和蔼的笑脸。

“你相信宽恕吗？”

他摇摇头：“没有宽恕这回事，但也许可以忘却。”

“是啊，忘却。”

“你有什么心事吗？”

“嗯，我在想你讲的关于非洲的那些事，或那些受压迫的地方、受压迫的人，比如，黑人、女人、任何人。”她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

“只有一个办法。”他轻轻地说。格兰特和巴特正在争论合理的家庭结构问题。他们都赞同家庭应该由男性主导，每个家庭里都应该有父亲、母亲和几个孩子。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达成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了，是独立。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利阿努的人民只有到了不再需要我们的时候，也就是和我们平等的时候，才会宽恕我们。”

“可那持续不了多久，也许永远不会。国家力量差别太悬殊了，因为利阿努是一个小国。”

“对，但非洲黑人国家可以成立一个联邦，我并不是说绝对的平等，而是指他们或他们的联盟能与我们平等谈判就行了。”

米拉把脸埋进掌心，突然间泪如雨下。她想，我喝多了，一定是喝多了。

“你怎么了？”本的声音中没有厌恶和不耐烦，听起来很亲切、很担心。可她还是止不住泪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他将一只手放在她背上，她才抬起头来。

“你怎么了？”他又问。

“噢，上帝！生活真是太难了！”她哭出声来，一跃而起，冲进了洗手间。

20

“噢，我只是喝醉了。我很紧张，喝太多了，所以哭了。”米拉耸耸肩，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你那样。”瓦尔说。

她把刚才脑子里对巴特的想法说给瓦尔听，为自己的想法羞愧不已。

瓦尔冷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最后她说：“依我看，虽然你把巴特当陌生人，当外人，但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你好像在表达——男人，我想去爱你，可我能够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事吗？好像你感觉巴特和白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你和男人之间的关系。”

“瓦尔，这太扯了！天哪，你老是根据你那套奇谈怪论来解释一切！我只是喝醉了，有点儿脆弱，为自己伤感、难过一下而已！仅此而已！”

瓦尔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轻轻地别开头。“好吧，对不起。”她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僵硬。“我得去图书馆了。”她说着，拿上书走了。

米拉坐在雷曼餐厅里，感觉有些内疚，又有些解脱。她试着调整自己。瓦尔一直对她很好。她举办派对，特地邀请了本。可为什么她非要让每个人都以她那种固执的方式看世界呢？米拉收拾书包，起身走出这栋楼。她埋头走着，一路沉思。她一会儿想再也不理睬瓦尔了，一会儿又想晚上打电话去道歉。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眶。她想，我可能精神崩溃了。了解自己怎么就这么难，这么难？

“米拉！”听到有人叫她，她抬起头来。一个人影朝她靠过来，是一个漂亮女人，长得很像年轻时的凯瑟琳·赫本。阳光下，一头蜜棕色的秀发飞扬，光泽闪闪。她又高又瘦，穿长裤和毛衣，敞开的外套在风中飘舞。是伊索。

“伊索！”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

“天哪，你好漂亮。你这是怎么了？”

“这才是本来的我。”伊索原地打个转，欢快地说，“你说我怎么了？”

她们都笑了。“太好了！”米拉欢呼道，“你到底怎么搞的啊？”

“我把头发放下来，又去买了几件新衣服。”伊索咧嘴笑着说。

“天哪，如果对我来说也那么容易就好了！”

“你不需要啊。”伊索夸她。

“伊索，今晚和我一起吃饭吧。”她恳求道。她想弄清自己的问题。找个人说说，或许能帮她理清思路。

“抱歉啊米拉，我正要去和唐·奥格尔维一起吃午饭——你认识她吗？晚上我还约了伊丽莎白。明天午饭还要和珍妮·布赖特一起。对不起啊，我听着像个自大狂。我只是太高兴了。”

米拉看着伊索。她整个人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你在试着过风流日子。”米拉大着胆子说了一句，嘴角挂着浅笑。

“我正试着往‘风流’上靠，”伊索纠正她，“我感觉很好！我还要办派对，周六晚上，你来吗？”

“我会来。”米拉羡慕地说。

“你想让我邀请谁吗？”

“你看上去真漂亮。”

伊索像无辜的孩子一样看着她。“你真这么觉得吗？”她问，看上去有点儿吃惊。

“我真这么想的。”米拉肯定地说。伊索高兴极了。

“好，我要试一试，”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反正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对吧？”

“对的。”米拉说。她的声音很柔和，充满了瓦尔式的把人类视为受惊的可怜孩子般的慈悲，“噢，对了，你能邀请本·福勒吗？你认识他吗？”

“从非洲回来的那个嘛，认识，没问题！祝我好运吧！”伊索转身跑了。

派对上来了很多人。伊索显然每个都认识。米拉站在昏暗的客厅门口，看着他们跳舞，里面的家具都已经搬走了。瓦尔在舞池里和莉迪亚·格林斯潘笨拙地跳着舞；伊索也在跳舞，还有马丁·贝尔、凯拉、霍沃德·珀金斯和那个长得像吉卜赛人的漂亮女孩，还有布拉德和斯坦利，斯坦利在和克拉丽莎跳舞，但她看也不看他一眼，仿佛在独舞。她跳得很棒，最后，每个人都停下来看着她跳。她跳舞时低垂着头，眼睛半闭着，黑色的长发散落脸旁，矫健的身体舞动着。她的舞蹈性意味浓厚，却并非性感。她只为自娱自乐而舞动，并非为了表演，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现出性的愉悦。米拉看着，看着，突然觉出了其中的不同，尽管她不曾像克拉丽莎那样跳过舞。她想，克拉丽莎为何能旁若无人、自由自在地跳舞呢？即使做不到旁若无人，那当你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房间里放音乐时，就能自由自在地跳舞吗？这些天发生的每件事都让人琢磨不透。

伊索穿一件白色的摩洛哥纱裙，裙边镶着红色和金色的穗带，长发垂肩。她的脸就像电影里那样时刻变化着：先是戴着帽子和眼镜、抿着嘴的腼腆女孩，当她揭开帽子时，飘逸的金发便散落下来；当她摘掉眼镜、脱下军装式夹克时，又成了一个性感尤物。伊索的转变没有那么戏剧化，但那披肩的长发，让她的脸庞看起来更加饱满；深肤色和华丽的衣装，让她之前那张女学究般的脸上多了几分高雅、智慧和成熟。米拉走了进去。

“来啊，”伊索说，“该你试试了。”她伸出了手。

“我肯定会像个傻瓜一样，不知道怎么跳。”米拉拒绝了。

“跟着音乐摆动你的身体就好了。”伊索说着拉过她的手，温柔地引导她起舞。

起先米拉有些窘迫，但当她意识到没人注意她时，她的尴尬和忸怩便逐渐消失不见了。音乐一响，她就沉浸了进去，忘我地融入音乐的节奏和气氛中。伊索离开她去了别处，凯拉又向她靠过来，她们笑嘻嘻地看着对方，跳起了双人舞。她又陆续和布拉德、霍沃德、克拉丽莎共舞。她开始领略到这种跳舞方式的妙处。完全的自由，没有固定的舞伴。她不用依靠别人，不必因为舞伴笨手笨脚、在她要旋转飞跃时对方却原地不动而懊恼。她可以想怎么跳就怎么跳，无论跳到哪里，都有人与她做伴。她在一个集体当中，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同在一起，都在为自己身体的韵律和节奏感而发自内心地喜悦。她蓦地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眼前是瓦尔的脸。瓦尔正在兴头上，可当她看见米拉时，面色微微一沉。米拉觉得很受伤，因瓦尔的受伤而受伤。她朝瓦尔靠过去，手臂绕在瓦尔肩上，对她耳语“对不起，对不起”，接着又回到原地继续。瓦尔耸耸肩，咧嘴笑了。她们携手共舞，又各自舞动到了别人面前。

这是一支累人的舞。过了一会儿，米拉离开舞池去找啤酒喝。厨房几乎是空的，只有克拉丽莎的丈夫杜克靠着冰箱站着，还有两个她不认识的人在角落里低声聊天。米拉请杜克让开，好拿啤酒。

“你看上去有点儿茫然。”她说。她明白那种感觉。

杜克是个体格魁梧的人，也许再过几年他就会发福。他白白胖胖的，看上去就像一名退役的足球队员。其实，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最近刚从越南回来，现驻扎在新英格兰地区。

“呃，我理想的度过周末的方式，可不是参加哈佛的派对。”他说。

“你来这儿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毕竟，剑桥是和平运动的中心。”

“这对我没什么影响，”他严肃地说，“我希望战争结束。”

“你在越南有什么感受？”

他不动声色地说：“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我不在前线，可我不喜欢这场战争。”

虽然米拉不太喜欢他的长相，但她现在不由得同情起他来。他也陷入了困境。她好奇他是什么感觉。

“你一定觉得很难熬吧。”她同情地说。

他耸耸肩说：“不会，你不能把所有事情混为一谈。我相信这个国家，我相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时候，政治家会犯错，可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希望政治家们能改正错误。”

“但假如你的工作是杀人呢？假如你觉得那是违背道义的呢？”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我的工作又不是捍卫道义。况且你怎么知道什么事是违背道义的呢？”

“假如你在德国，他们让你把犹太人赶进火车，送往集中营呢？”

他看起来有些烦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们这些人总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在战争中牺牲了，而且他们的牺牲什么都没换回来。我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这些钱全都打水漂了。”

“我明白，你打算继续留在军队里吗？”

“也许吧。军队生活很好，我喜欢。我甚至很喜欢越南，我在那儿买了一些好东西，有时间你过来，我一定拿给你看看。有雕塑、地毯和漂亮的版画。其中有一幅……”他细致地描绘了一幅又一幅画，历数它们的题材、色彩和线条，“它们真的美极了。”

“是啊。这些画是超现实的，而现实往往是相反的。”她呷了一口啤酒说。

“我可不那么认为。”然后他又长篇大论了一番他所处的现实。他讲了瞄准器、来复枪、绘图法、图表、绘制地图，以及士兵与武器相关的新发明。他很能说，口才也算不错。米拉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似乎有点儿居高临下。他的语气和用词，都是在用专家的口吻来教训一无所知的外行。虽然确实如此，可他的语气很讨人厌。她在想，如果她给他讲上十分钟的英语韵律学，他是否受得了。

“是的，但我的意思是，你之所以喜欢那些画，是因为它们超越了现实。”

“管他那么多呢！这些画可价值不菲。”他大声说道。然后又细致地解释每幅画花了多少钱，他回国后它们又能估价多少。“还有那些地毯，”他接着说，“我拿着它们去了三家交易商那儿……”

米拉感觉有些麻木了。杜克真的不懂交谈。他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他可能和任何人都无法对话。他会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话，但既然他在军队里，他当然也会低声下气地说：“是的，长官，敌人部署在……”

她环顾四周。厨房里没别人了。她又拿了瓶啤酒。她不知道该怎么找借口离开。杜克现在又讲起了计算机的使用。他滔滔不绝，说得天花乱坠，她试着认真听。过了很久，她问：“可重点是什么？我是说，你到底想表达些什么？”

他似乎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继续絮叨着，但他说的那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

“我的意思是，你得有一个计划或是一个目标吧。你做这些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了解计算机的用途，掌握它的操作方式啊。”

“只要手段正确，结果和目的相反也没关系吗？”眼看他又要扯远，她只好打断他。

“你说什么？”

“你没有目的只有手段，那计算机对你来说不过是个大玩具罢了。”

“米拉，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他强压着怒火。

幸好，这时瓦尔进来了。她红着脸，拍着胸脯说：“像我这个年纪，以我这个体重，一天抽三包烟——这种年轻人才干得出来的事情我再不能干了！”她说着伸手去冰箱里拿东西。

一个长相英俊、面相和善的年轻男人跟着她溜了进来。他站在摆在橱柜上的一堆汤罐旁，一副看得入迷的样子。

“在欣赏家庭自制的波普艺术吗？”瓦尔打趣道。

“这个造型很……有趣。”最底下一排有五个罐子，再上面一排有三个，最顶上有一个。

“你觉得沃霍尔会从中受到启发吗？”

“不，但也许我能参透事物最深、最神秘的本质。”

“你是在学康拉德。”米拉说。

“不，是学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

“你是不是从那些罐子里听到了雷鸣般的呼喊？”

“当然。‘遂了我的愿！喝下这泔水！’”

一大群人拥入了厨房。哈利和一个奇怪的胡子男进来拿啤酒，他们站在那儿交谈了一会儿。米拉在一旁听他们说，但她已经知道，最好别和哈利说话。他可能确实像凯拉说的那样聪明，而且他很英俊，瓦尔说他这种类型是“来自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纳粹”，高个子、金色头发、表情严肃，经常穿一件滑雪衫。但哈利只谈论物理方面的话题，基本不会谈及其他。只要有人乐意听，他就能无休止地讲下去，这时的他还算有趣。可是，他和杜克一样，总是自说自话，将话题扯远。他不会谈论天气、食物、电影或人物。其他人说起这些话题时，他就默不作声。米拉在一旁听着，她想看看，接下来他会和陌生人掰扯些什么。他注意到了她。

“你好，米拉。这是唐·埃文斯。他来自普林斯顿，是来这里参观的。我们是在阿斯彭认识的。”

“我听出来了，也是一名物理学家吧。”她对他笑了笑说。

他也回她一个礼貌的微笑，然后就转头和哈利说话。他说着说着，哈利忽然打断他，纠正了些什么，他就又解释一番，继续往下说。哈利再次打断他，纠正了些什么，他就再解释几句，接着往下说。就这样循环往复。他们根本不是在交谈，而是彼此都想胜过对方一筹。他们的谈话不是为了达成某种共识，也不是为了探索某种真理，而是为了炫耀，是两个人同时在自言自语。米拉觉得厌倦，于是转身走开。杜克还站在冰箱旁边，他突然插了几句。那两个人停下来，看着他。哈利说：“我们去卧室吧，那里安静些。”说完三人一起离开了。

厨房里人越来越多。克拉丽莎和凯拉在和那个长得像吉卜赛人的女孩说话。米拉凑上前去，她们向米拉介绍了那女孩，她叫格蕾特。

“嗯，我看见你和霍沃德·珀金斯跳舞了。”米拉笑着说。

格蕾特扮了个鬼脸：“他到哪儿都跟着我。”

“可怜的霍沃德，”凯拉说，“得有人对他好点儿。我去好了！”说完离开了厨房。

格蕾特翻了个白眼：“我觉得她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吧。”

她们谈论起研究生的必修课，这是她们眼下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米拉发现，屋子里的年轻女孩都没有穿胸罩。这好像是一种新时尚，可她觉得有些不雅，都能看到她们胸部的轮廓了。

克拉丽莎非常严肃地说：“我觉得文学很有趣，我喜欢文学，但有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世界如此混乱，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毫无意义。你会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能将社会引向正确的轨道，而不是把世界拱手让给那些只在乎权力的人。”

“我觉得你做不到，”格蕾特说，她长着一双敏锐的眼睛，“除了时尚，一切都不会改变。”

“时尚也很重要，”米拉说，“它们也有意义。我的抽屉里放着一堆白手套，它们正在渐渐发黄。”

“什么意思？”格蕾特问。

“嗯——社会环境正在变得轻松和随意，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注重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只不过方式变了。”格蕾特反驳道。

这时，瓦尔来到她们身后：“我的天哪，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男人们在一间屋里谈论世界的未来，女人们在另一间屋里谈论时尚。”

克拉丽莎笑着问：“哪些男人？”

“你老公算一个。还有哈利和那个从普林斯顿来的人。他们在谈论用电脑技术来预测国家的命运。他们都想加入规划美国未来的智囊团。上帝救救我们，让我们有多远躲多远吧！”

她们都笑了，就连克拉丽莎也笑了。米拉想，她是怎么看待自己丈夫的呢？他们似乎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人。“他们一定在讲一个特别现实的世界吧，”克拉丽莎笑着说，“杜克只知道那些。”

“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克拉丽莎歪了歪头，说：“他本来的名字叫马默杜克，但那就是一个不能说的、黑暗的秘密了。”

她们又说回了时尚的话题，开始讨论它是否有意义。

“我始终认为，时尚的变化是有意义的。”米拉说，“如果一个女人出门时必须穿紧身褡，穿摇摇晃晃的高跟鞋，花几个小时梳妆打扮，那么多少能看出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阶层。”

“没错。”格蕾特皱着眉头说，每当她认真思考的时候，就会皱起眉头，在深色的眉毛间形成一道深痕，“不过，时尚变得更轻松、随意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阶层就不存在了，或者女性的地位有了较大改变。”

她们全都参与进来，讨论很热烈，屋子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就在这时，本出现了。

“请问，派对是在这里吧。”他笑着说。

米拉朝他灿烂地一笑，因为她现在感到很快乐，很尽兴。她接着把刚才的话说完：“我们正享受着比过去更大的自由，可以体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你可以穿牛仔裤，把头发放下来，尝尝被当成‘嬉皮士’的滋味；你也可以穿上毛皮大衣和高跟鞋去邦威特百货，领略当贵妇的气派……总而言之，现在比过去更自由了。”

“拓宽思维的边界！没错！”瓦尔应和道，“这是唯一可能出现的进步。凡是被我们称作进步的东西，其实只是变化而已。这些变化不见得比以前更好，可进步是存在的，拓宽思维的边界，这就是一种进步。想想看，在原始穴居人眼里世界是什么样的，一定危机四伏。我们逐渐适应了大部分恐怖之物，随后就产生了基督教……”

“那可真是一次飞跃。”克拉丽莎笑着说。

本轻轻碰了碰米拉的胳膊，轻声问：“想喝点儿什么吗？”

她转身看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温柔的金棕色眼睛。“好啊。”她含情脉脉地说。

“啤酒？还是葡萄酒？”

“基督教的出现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它使我们产生了负罪感。问题是这种负罪感却让我们表现得比以前更坏……”

米拉心醉神迷地站在那儿。手臂上被本碰过的地方还有一丝酥痒。他回来的时候，递给她一杯葡萄酒，自己也拿了一杯。他就站在米拉旁边，边喝边听瓦尔说话。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走出这种负罪感，找到我们做事的真正动机。因为动机不是罪恶，我们无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才会退而求其次，去伤害别人，希望别人也得不到。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且接受自己有这种想法，那我们就不会去做坏事了。”

“听起来不错，”克拉丽莎笑着说，“只是有些小小的漏洞。想象一下，如果原始人根据自己的感情行事——”

“原始人并不喜欢战争。”瓦尔打断她。

“那那些战争面具和战争舞蹈是怎么来的？”格蕾特质问道。

“他们不喜欢打仗，但得做好打仗的心理准备——现在的军队也还会这样做，”克拉丽莎大声说，“他们打仗，因为侵略是出于生存需求。战争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除了经济基础，也有心理的作用，否则，人类早就步恐龙的后尘灭绝了。战争并非正当的形式。我可以承认我喜欢侵略，我觉得心理上有种快感，这才是我要表达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侵略欲或性欲的深层心理根源，并接受这种心理，不再试图去隐藏它们，那么，我们就能想办法用合理的方式来发泄，降低它们的破坏性。”

“但我们要怎么找出那些深层动机呢？”格蕾特问。瓦尔的话并没能说服她。

“科学、实验。不过我自己是知道的。”

大家都笑起来。

“我不知道，”克拉丽莎若有所思地说，“依我看，根本矛盾就是自发的情感和理性、社会秩序、社会阶层、习惯之间的矛盾……”

“在情感面前，秩序是丑恶的。”米拉热诚地说。她语调充满激情，没有丝毫的窘迫。她的意识都集中在她身边的本身上，在他露在卷起的袖子外面的、长着汗毛的黝黑手臂上。她几乎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闻到他身上的气息。“但另一方面，一切又都是秩序。还有什么无秩序的东西吗？只不过秩序的种类不同罢了。我根本不相信真的有‘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本对她说，“是一幅立体派[立体派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运动和绘画流派，1908年兴起于法国。代表人物有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画作。”

大家都兴奋地嚷起来：“快点儿解释，注释，做文本分析！”

“没错，无政府主义只是另一种秩序而已。一伙穿着黑夹克的飞车党在小镇里横冲直撞，这可能是恐怖的，但并非无秩序，这伙人里肯定有一个头头，他们骚扰的小镇也有领导者。这是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冲突。无政府主义的威胁大多是用一种新的秩序来替代现行的秩序。我得承认，只有一种秩序的生活，比有两三种秩序的生活更容易些，但如果只有一种秩序的地方是一个集权国家，就不是这样了。总之——我查了一下词典，无政府主义的意思是‘没有统治者’。从政治角度很难想象没有统治者会是什么样。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就不难想象了。”他笑着说。

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听着，可米拉并没有完全在听本说话。她垂下眼帘，盯着他的手臂，看他握着杯子的手。在薄薄的白衬衫下，他的肩膀看起来宽阔而结实；他的手很大，手背上长着深色的汗毛；他的手指粗壮，但仍很精致；他的头发浓密、黑亮。她不敢看他的脸。

“想象一幅画桌子的古典主义画作。你看到的是桌面和桌上放的东西：桌布、一碟水果、一瓶花、面包和奶酪。如果桌布很长，你甚至连桌腿都看不见。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一栋建筑。你看到的是它的正立面，如果你不绕过去，就看不到它的后面。如果是一栋写字楼，那么它的背面可能不怎么好看，那里有滑动式大门和旋梯，是这栋建筑的仓储区。可就算你看到了背面，也看不到支撑着这一切的地基、地下室和内部骨架。嗯，我们对社会的看法通常就像是这样。”

米拉抬起头看着他。他神采奕奕，眼睛明亮。他正乐在其中，享受着听众对他的注意。他的脸宽阔而圆润，颧骨凸出，眉毛呈暗褐色。他看上去很热切。

“在过去和当前的社会中，人们只会注意到社会上层的人。我们注意那些有钱、有权、有名的人。他们会制定规则、标准、生活方式和时尚，为社会定下基调，好像整棵植物已经设计好了，要开出像他们那样的花。可是，开花只是植物生长的一个阶段，这棵植物的目的是生存和繁殖。开花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步。对整个过程来说，植物的茎、桌子的腿、建筑的基柱都是整体的基础。根、桌板和建筑的墙面也一样。就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必不可少，却很少被注意，他们不会被赞美，却会被依靠。

“而在立体派绘画中，所有元素都很重要，都会被关注。就连桌子的底部、抽屉的内层和桌子周围的空间也一样——每样东西都能被看到、被全面地看到，都能表现出它的重要性，都被给予了存在的空间。桌面和花朵并非画面的中心，画面呈现的是一个整体。社会也可以像这样。法律为人民，而不是为财富而制定，政府也可以有不止一个主要统治者。在立体派绘画中，没有哪一个特别的细节占据画面的主导地位，而整体仍然是和谐的。每个群体、每个人，都被赋予自治权、自己的空间，这是可能的。基础和顶层可以同样重要。”

“如果还有顶层的话。”格蕾特插嘴道。

“只要有桌子，就一定会有桌面；只要有建筑，就一定有正立面。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出名，但每个个体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米拉争辩说：“可是在立体派画作中，物体都不是待在自己的空间里，而是侵占了其他物体的空间。所有物体都重叠在一起。”

“是这样吗？”本轻快地吐了口气，“那就更好了！因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侵犯和扰乱他人的空间——如果不是这样，生活就太枯燥无味了。我们说话和做事的时候是这样，我们触碰彼此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学着去侵占一点儿对方的空间，却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到自己的空间里来。我们会在交往中学习和谐共处。”

克拉丽莎摇了摇头说：“本，我愿意相信你说的是有可能的，但我不相信矛盾可以消除。”

“我们并不想消除它。矛盾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因它而成长。我们只是学着去接纳它，去调和它！”他笑着说，看起来情绪很高昂。

克拉丽莎思考了一下，说：“是这样。不过这不就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吗？游戏、体育、辩论，等等，不都是试图让侵略心理合理地发泄吗？”

“是的，”瓦尔插嘴道，“可与此同时，人们一边虔诚地说侵略是不对的，一边又吹捧那些英雄、武士和杀人者。”

“也对。”克拉丽莎若有所思地说。但她并未完全信服。

“现在到了我们理清思绪，认清动机，走出道德分裂症的时候了，”瓦尔对本说，“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去行动。”

大家马上热烈地讨论起来。米拉轻轻碰了碰本的胳膊，待他转过头来，便立刻缩回去，像被灼伤一样。他微笑着看着她。他注意到了。

“本，你说得真好。”她说。

21

那晚，米拉有些兴奋过头了，本也是。记不起是谁提议，或许根本没人提议，只是自然而然地——他坐上她的车，送她回家。他目送她走上台阶，她邀请他上去喝一杯。当然，他欣然应允。

他们上楼时手挽着手，笑个不停。他们沉浸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千方百计让对方犯傻，他们讲着笑话，笑出了眼泪。米拉笨手笨脚地摸索着钥匙，本从她手里接过来，却又掉在地上，两人傻笑着，重新捡起钥匙，打开门。

她倒了两杯白兰地，本跟着她进了厨房，靠在橱柜上，看着她倒酒，一边跟她聊个不停。他跟着她走出厨房，走进厕所，直到米拉惊讶地转过头，他才反应过来，“哦”了一声，笑着退了出去，站在门外，继续隔着门和正在小便的她说话。她出来后，他在沙发上紧挨着她坐下，用明亮的眸子盯着她，两人一边聊天一边笑。他站起来去厨房续杯，她也跟进厨房，靠在橱柜上看着他。他也一边倒酒一边看着她，直到杯子里的酒溢出来。这次回来后，他们坐得更近了。那一刻，无须预先准备，无须深思熟虑，他们握住了对方的手。没过几秒，本就俯在她身上，嘴唇在她脸上疯狂地寻找着什么，仿佛他要找的东西并不在她脸上，他就一直那么寻找着，她也一样。此刻，他的身体已经压在她的身上，他的胸膛压着她的胸部，他们的身体亲密地贴在一起，突然有了一种圆满的感觉。她的胸部被他压着——他们同时感到了柔软和坚硬。他们的脸贴在一起，两张嘴唇相互搜索着，时而张开，像要吞噬什么，时而温柔地摩擦着。他们轻轻摩挲着脸颊，像孩子一样，只为了感受彼此的肉体。尽管他刮过胡子，她的脸颊依然感到微微刺痛。他捧起她的脸，紧紧地、占有般地、温柔地捧着，他埋下自己的脸，紧贴在她脸上，像一个饥饿的人焦灼地寻找食物一般。然后，他们一同起身朝卧室走去，紧紧地贴在一起，宛若一体，就连狭窄的过道也没能将他们分开。

对米拉来说，本的爱抚如同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他热爱她的身体，只此一点，就令她感到极度快乐，像发现了新的海洋、高山和陆地一样。他热爱她的身体。他一边帮她脱衣服，一边迫不及待地亲吻她，爱抚她，按捺不住地发出一阵阵呻吟。相比之下，她要安静一些，可她在帮他脱衣服的时候，也用眼睛爱抚着他的身体。她的手游走在他那光滑的背上，从身后环抱住他，亲吻他的背、他的脖子和他的肩膀。一开始，他的阴茎让她感到害羞。可是，当他抱着她，紧贴在她身上时，他把阴茎按在她的身体上，她伸出手，抓住它，爱抚它。然后，他把腿缠在她身上，覆盖住她，紧紧地抱住她，亲吻她的眼睛、她的脸颊和她的头发。她轻轻抽身，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唇边。他也握住她的手，亲吻她的指尖。

他向她压过来，她平躺着，他开始爱抚她的乳房。她感觉自己的身体漂浮在海里，在一波温暖而轻柔的海浪上，而这海浪并不会淹没她，可她此刻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被淹没。他的嘴突然吻上她的胸，开始吮吸她的乳头，在瞬息之间，他进入了她，达到了高潮，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只听见粗重的呼吸声。一阵强烈的自怜情绪袭上她的心头，眼里蓦地充满了泪水。不，不，不应该又是这样，不能又和以前一样，这不公平。难道真的是她的问题吗？他伏在她身上，紧紧地抱了她很久，而她则有时间咽下泪水，重新挂上笑容。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提醒自己，至少这一次，她从中感受到了快乐，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就算没有高潮，他也给了她前所未有的身体上的快感。

过了一会儿，他侧过身紧贴着她的身体。他们点燃香烟，呷着白兰地。他问起了她的童年：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很惊讶。只有女人才会偶尔问这样的问题，男人是不会的。她很高兴，于是躺下来，开始讲述她的童年。她讲得很投入，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她的语调随着话题的变化而变化着，她五岁时，她十二岁时，她十四岁时。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什么时候又开始爱抚她的身体了。他们相互触碰对方，已经显得自然而然。他轻轻地抚弄着她的肚皮和肩膀。她熄灭烟卷，开始抚摩他的肩膀。然后他又靠在她身上，亲吻她的小腹，抚摸她的大腿和大腿内侧。她燃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欲望。她爱抚他的头发，他的嘴唇逐步下移。她的身体绷紧了，睁大了眼睛——他正在亲吻她的阴部，在舔那里。她很害怕，可他不停地抚摸她的小腹、她的腿，当她试图夹紧双腿时，他轻轻将它们分开了。她又躺回去，感受着温暖而湿润的触感，她的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流动，在奔腾，一直涌到她的胃部。她试图拉他起来，可他不答应。他把她翻过来，亲吻她的背、她的臀部。他用手指轻轻揉着她的肛门。她一边呻吟，一边试着翻身，最后，她成功了，可他顺势将她的乳头含在嘴里，热流一路爬上她的喉咙。她用身体紧紧缠住他，抓着他，不再亲吻，也不再爱抚，只是紧紧地抓着，想让他进入她，可他偏不。她投降了，把身体交给他，任由他摆布。一种被动之下的销魂感，让她的身体仿佛漂进了海洋的最深处。只有肉体，只有感觉，就连这房间也不复存在。他开始揉她的阴蒂，轻轻地，慢慢地，像举行仪式一般。她不时听到自己轻轻的喘息。他又含住她的胸部，用身体缠着她，进入了她。她几乎立刻达到了高潮，还尖叫了一声，可他仍在继续，一阵又一阵强烈的快感伴随着疼痛向她袭来。她的脸和身体都汗湿了，他也是。这时，还有一点儿疼痛感，但已经不那么疼了。她紧紧地抓住他，好像她真的会被淹没一样。高潮已经退去，可他还在一次次进入她。她的腿开始疼了，他的插入已不再给她带来快感。肌肉已经疲倦，她无法再保持这个姿势。他抽出来，将她翻过来，拿枕头垫在她身下，将她的屁股托起来，从后面进入她。他的手温柔地抚摸她的胸部，他像狗一样趴在她身上。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随着他抽插得越来越剧烈，她开始大声地叫喊。她的阴蒂又兴奋起来了，那种感觉很急速、强烈、炽热，交织着疼痛和快乐。突然，他高潮来了，开始猛烈地抽插，并伴随着一串大声的喊叫，像呜咽一般。然后，他像一朵花一般，落在她的背上，叹息着，汗湿的脸贴着她的背。

他抽出来以后，她转过身，向他伸出手，将他抱在怀里。他伸手揽过她，他们并排躺了很久。他那湿答答的阴茎搭在她腿上，她能感觉到精液从她体内流出来，流到床单上。开始冷了，可他们都没有动。然后，他们移动了一点点，看着对方的脸。他们互相抚摸着，相视而笑。他们紧紧地拥抱对方，像朋友而非爱人那样。接着，他们站起来，本去浴室拿卫生纸，他们擦干了自己的身体和床单。本又回去往浴缸里放水。米拉则靠在枕头上抽烟。

“快，姑娘，起来了！”他命令道。她吃惊地看着他。他伸手揽过她，把她从床上拉起来，吻了她一下。然后，他扶她站起来，两人一起去了浴室，两人都撒了尿。那时，水已经放满了。本已经把米拉的沐浴露倒进水里。浴缸里冒着泡，散发出清香，他们一起进去，弯曲的膝盖交叠在一起。他们温柔地往对方身上泼水，然后躺回去享受温暖的水，时不时互相抚摸着。

他们为对方擦干身体。米拉穿上一件厚重的毛巾浴袍，本裹了条浴巾。

“我饿了。”她说。

“我饿死了。”他说。

于是他们一起把冰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做了一顿大餐，有犹太腊肠、菲达奶酪、煮老的鸡蛋、西红柿、黑面包、淡黄油、半酸的咸菜、大个儿希腊黑橄榄、西班牙生洋葱和啤酒。他们把这丰盛的大餐搬到床边，一边享用一边喝酒、谈笑，一边轻轻地用指尖触碰对方。他们把盘子和啤酒罐全放在地板上，本把脸埋进米拉的胸膛摩挲着。可这一次，她把他推倒，自己坐到他身上去，不让他动。她亲吻、爱抚着他的身体，双手滑过他的身侧和大腿内侧，温柔地握住他的睾丸，然后慢慢向下滑，把他的阴茎含进嘴里。他快乐地喘息着，她的手和头就这样慢慢地一上一下，感受着静脉的悸动，感觉它慢慢变硬。她不让他动，突然，她抬起头，在他惊讶的目光下，爬到他身上，以自己的节奏移动，用阴蒂在他身上摩擦，直到高潮到来。她感觉自己就像女神，欢欣鼓舞、乘风破浪，她不断高潮，他也跟着来了。她弯下腰，紧紧抓住他，两人一起呻吟。终于结束了，他们筋疲力尽。

他们又躺回凌乱的床单上。躺了一会儿，米拉点燃一支烟。本坐起来，把被子整理好，枕头拍蓬松，在她身边躺下，盖上被子和毯子，凑过去抽了一口她的烟，头枕在臂弯里，躺在那儿笑。

已经凌晨五点了。晨光熹微，窗外透进一缕淡蓝色的天光。他们都不觉得疲惫，扭头看着对方，久久地微笑着。本又抽了一口她的烟，然后她就熄灭了烟卷。她伸手关掉灯，和本一起舒舒服服地躺进被窝里。他们四目相对，身体缠绕在一起，慢慢睡着了。直到早上醒来，他们的身体还交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