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报决定停止在头版刊登确诊人数的时候，我非常不满，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我开始在其他报纸上查询。在疫情期间，信息透明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防疫措施。

一个易感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关于感染人数、感染地点、患者在医院里的密集程度——就越是能够采取恰当的举措。或许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有些人会有出人意料的反应，但大部分人都是理智的。模拟也将我们的意识考虑在内，作为疫情是否减弱的一个因素来考察。

尽管如此，从最初的几天开始，就有人指责那些数字制造了恐慌。所以，最好是掩盖它们，或者换一种计算的方法，让数字看上去小一些。只不过我们立刻发现，这么一来就真正激发了恐慌：假如他们向我们掩盖真相，情况就会显得更加严重。两天后，数字重新出现在报纸头版，并保留了下来。

这种举棋不定正是一段悬而未决的感情的标志。一段在现代社会陷入僵局的三角恋，在这段关系里，公民、政府机构和专家失去了相爱的能力。

假如说政府机构相信专家，它们并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控制情绪的能力。事实上，就连专家也不太相信我们，对我们讲话的方式过于简单，以至于显得可疑。至于政府机构，我们之前就存在怀疑，之后也会如此。所以，我们又回去听专家的说法，却发现他们摇摆不定。最后，在不确定中，我们的表现愈发糟糕，也愈发不被信任。

病毒将这个恶性循环暴露无遗。每当科学触及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不信任的循环就会开始。恐慌源于这种循环，而非源于数字。

再加上恐慌是潘神的一种循环性发明。有时候，潘神会怒吼，那吼声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被自己的声音吓到，于是，他在自己制造的恐惧中飞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