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上床后，问妻子今天星期几。她沉默了几秒钟，在默数。罗马这里封城比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方要晚些，但我们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这样的日子，时间已经改变了连贯性——它软化了，慢慢瓦解成碎片。

不过，就工作来说并没有这样。事实上，在最初几天的困惑过后，工作节奏反而以电话会议、Skype和Zoom视频会议，还有没完没了的WhatsApp聊天的形式加剧了。

在正常情况下，工作时间是受到限制的。现在这些限制没了，工作侵占了每一个清醒的时刻。产能是一样我们似乎无法停止的东西，它是我们共同的狂热——而且，它也是这场危机的源头之一，这并不是偶然。不过现在，我只为生产而生产。我工作，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大多数时候，我不停歇地写作，但我也重新打开了几个自我不做粒子物理学研究之后就再也没看过的计算程序。我正在用它们来分析与疫情相关的数字。成为作家以后，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碰数学，但它以最意外的方式回归了。

我的大脑已经不清楚该什么时候开启或停止，我晚上睡得很少，到了白天身体则处于持续疲劳的状态，尽管智能手机上的计步器显示的数字是历史新低。

至少我已开始在YouTube上追一个健身节目。我把沙发挪开，腾出足够的空间伸展手臂。本该给三个人住的公寓里住了四个人——而且我们还是幸运的。

我们派两个人轮流外出买东西、倒垃圾，随身携带内政部规定的最新版本的自我声明表格：你的核酸检测是否呈阳性？你为何外出？你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是？始终让同一批人外出是更为谨慎的做法；现在，在意大利，我们做每一件事都需要最大程度的谨慎。

所以我足不出户。上次出门是十天前，当时还允许独自一人外出跑步——在离家最近的公园里。要去公园，我得沿帝国议事广场走一段，路过斗兽场，这是全世界游客最多的一段路。如今不见人影。

我可以说看到这些地方摆脱了往常的人群之后再次让我赞叹不已，但这么说是在撒谎：我感到的只有焦虑。还有不安。宪兵队的车缓缓开过街道，一个巡逻兵按了按喇叭，一路催促着叫我让开。我只是想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拉伸双腿，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穿着跑步服走出家门，而此刻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所以我直接回家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公寓。

我住在罗马，但我感觉身在他方。我们居住的城市现在更空旷，愈发没有烟火气，我们的情感重心正偏向国家的北部——疫情地图上不断扩大的红色区域和我们每晚观看的谈话节目构成了这个新的地理区域。

我终于有机会重新找出多年来我一直想看的那些电影了，可我看得下去的只有谈话节目，直至深夜，直至筋疲力尽。

这场流行病占据了一切：新闻网站的首页，晚餐时的对话，罗马的美景——它就在外边候着呢，可现在让人感觉冷冰冰的，带不来丝毫慰藉。最重要的是，这场流行病取代了时间。它打断了我们自以为一成不变的、结构化的、可控的时间表，给了我们这棘手的一团乱麻。

禁足令下来的头几天，人们会在下午六点聚集在各自的窗前唱歌。我想那些视频已经被分享到了全世界。意大利在抵抗。意大利团结一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意大利在歌唱。非常动人的画面。但并没有持续多久。现在，下午六点是专门收看民防部简报的时间，我们听最新的数据、计算死亡人数、预测“走势”，我们给固定的一群人，也就是我们选择在危机中倾诉的人发信息：“威尼托大区情况好转了，多亏了大范围的检测。”“你看到拉齐奥大区的曲线了吗？”“西班牙的新增速度比我们快。”

一个对自己的悠久历史引以为豪的国家，现在给人一种置身未来的奇怪感觉：十天、十五天或二十天，不管多少天，我们还处于流行病的未来中。没什么值得夸口的；要是没有它，我们的日子会很幸福。

或许，我们在榜单上位列第一并非偶然，不过原因是什么现在都不重要了。反而是，我们所有人——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我们处在同一个故事中的不同节点；在这场流行病中，我们的时间线是一样的：一些人走在前头，一些人走在后头。

我们一开始就犯了错，错在没有理解时间。意大利没有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米兰没有关注它的几个省；意大利南部没有关心北部；而欧洲的其他国家则没有足够重视这里发生的事。与此同时，在延迟与偏见之间，我们沿着同一条时间线向前滑行。

很明显，在意大利封城期间，酵母和面粉的销量上涨了，它们是披萨和蛋糕的基本原料。我也在做：我在揉面、做烘焙，这是我有生以来做得最多的一段时间。这是典型的意大利人会做的事，这应该能让远方的人们安下心来，他们愿意继续想象我们的阳台繁花似锦、我们的餐桌美味丰盛，而不是意大利人此前不为人知的这一面：戴着口罩，沉默忧心。

但我没怎么吃我烤的蛋糕。我只是有揉面的冲动：把乱糟糟的东西整形、摊平、卷起，让它充分融合，接着再次卷起、摊平。我只是需要掌控一些东西——任何东西——在我似乎已经无法理解时空结构的时候。

在我们缺席的世界里，鸭子又回到了西班牙广场的喷泉池。不受打扰。我不知道这是希望的迹象还是恶兆。在疫情期间，连美景都变得可疑。不管怎样，不论鸭子的距离有多近，我是见不到它们了。我只能看看Instagram上传播的照片。等我最终可以去广场时，它们应该已经飞走了。

（原载《金融时报》，邹欢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