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两年了……足够了……这事不能再重复，不能再重复，永远不能……不能回忆……要把这场噩梦忘掉！我没有到过那边……没有……

但不管怎么说，我到过那边。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以后，痛痛快快地度过了规定的假期，在1986年夏天去了莫斯科。根据书面通知，我来到一个重要军事单位的参谋部。要想找到那个单位委实不易，我走进“来人登记处”，拨了三位数号码。

“喂，我是萨扎诺夫中校。”电话线另一端传来声音。

“中校同志，祝您健康！根据您的通知，我前来报到。现在在‘来人登记处’。”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您知道派您到什么地方去吗？”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喀布尔。”

“您感到意外吗？”

“没有感到意外，中校同志。”

五年以来，有人天天向我们灌输：“你们早晚会到那边去的。”

所以，我丝毫没有昧着良心，真诚地回答中校：“这一天，我已经等待了整整五年。”

如果谁以为一名军官前往阿富汗，就是在第一声警铃响起后，匆匆打点行装，像一个大丈夫那样，对妻子、孩子略表惜别之情，便趁拂晓的薄雾，登上隆隆叫嚣的飞机，那么他就想错了。踏上战争之路，也必须经过一系列“官僚主义手续”，除了命令、自动步枪、干粮之外，还得具备各种证明文件、鉴定，说明你“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还要有公务护照、防疫注射证明、海关申报单、登机卡。

办完这一切手续之后，您才能登上飞机。飞机离开地面时，您会听到某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大尉嘶吼：“朝着地雷，前进！”

一些报纸上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政治，处于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形势之中。”军人们认为，撤出第一批的六个团，只应当被视为宣传步骤，至于苏联部队全部撤离的问题，根本谈不上。

“我们这一期足够了。”与我同机的人对此都不怀疑。

“朝着地雷，前进！”酩酊大醉的大尉在梦中呼叫。

我成了一名空降兵。当时就有人开导我，部队分两部分：空降兵和柴油兵。“柴油兵”一词是怎么产生的，无从考证。很多士兵、准尉和一部分军官都在胳膊上刺字，刺的图案与文字没有多大区别，经常是“伊尔-76”，字下边是降落伞的伞顶。也有别的花样，比如说，我见过这么一幅颇带抒情味道的画：云、鸟儿、降落伞和空降兵，还有一句感人的话：“请爱天空。”

空降兵不公开的准则中有一条：“空降兵只在两种情况下下跪：一是面对战友的尸体时；二是在小溪边喝水时。”

我的战争……

“向左看齐！立正！我现在命令你们完成以下行军路程：从兵站到巴格兰县党委会，再到舍瓦尼村。行军速度以排头车的速度为准，距离由速度决定。呼号为‘我是弗列扎’，其他人按车帮上的号码排列。稍息！”这是我们宣传队出发前举行的一般仪式。也可以接着讲下去：“严禁你们脱掉钢盔和装甲坎肩，自动步枪不许离手……”

我跳进自己那辆不大的灵活的空降兵战斗侦察车里。我曾听我们的顾问们称之为“巴里，巴里”。“巴里”是阿富汗语，意为“是”。阿富汗人检查扩音器时，他们除了我们传统的呼叫“一二，一二”之外，还说“巴里，巴里”。我作为翻译员，对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都感兴趣。

“萨利托，萨利托，我是弗列扎。出发……”

不高的石墙后面是几栋砖砌的平房，表面刷了一层石灰，挂着红色的牌匾——县党委。拉格曼同志在门廊里迎接我们，他身上穿着苏军军服。

“拉格曼同志，萨拉莫，阿莱库莫！”

“萨拉莫，阿莱库莫。契托乌尔，阿斯蒂！胡德，阿斯蒂！周尔，阿斯蒂！海伊尔，海利亚特，阿斯蒂？”

他一连讲了好多表示欢迎的传统的客套话，内容都是对你的健康表示关心。这些问候不必回答，只要重复他的原话即可。

指挥官不放过机会，总要讲两句他爱讲的话：“契托乌尔，阿斯蒂？胡德，阿斯蒂？到阿富汗来就是胡闹的。”

拉格曼同志听不懂后边的话，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他说的是俄罗斯的一句谚语。”我解释道。

他们请我们到办公室里去，有人端着盘子送来用金属茶壶沏的茶水。阿富汗人请喝茶，是表示热情的不可或缺的行为。不喝茶就不能开始任何工作，就不会进行事务性的交谈，拒绝喝茶相当于见面拒绝握手。

进村以后，欢迎我们的是本村的族长和一群孩子。孩子们穿什么的都有，都不洗脸（婴儿根本不洗澡，根据伊斯兰教法典：身上的泥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妖魔侵害）。我既然会讲法利赛语，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检验一下我的水平。接着总是那个相同的问题：“现在几点了？”我答对了，引起一片欢腾（我能回答，说明我对法利赛语是真懂而不是装懂）。

“你是穆斯林吗？”

“是穆斯林。”我开玩笑地答道。

他们需要得到证明。

“你知道卡列马吗？”

卡列马是一段特殊的经文，能背诵卡列马就等于你是穆斯林。

“拉，伊拉赫，伊里亚，米阿赫，瓦，穆罕默德，拉苏，阿拉赫。”我背诵道。意思是：“除了安拉以外没有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代言人。”

“多斯特（朋友）！多斯特！”孩子们叫喊道，他们伸出自己瘦巴巴的手，表示对我的认可。

此后他们还不止一次地让我重复这句话，他们还把自己的朋友带来，并神秘地悄悄地说：“他能背诵卡列马。”

广播里传来了阿富汗民间曲调，阿富汗人把广播设备叫“阿拉·普加乔娃”[阿拉·普加乔娃，俄罗斯著名女歌星。]。士兵们把国旗、招贴画、标语等形象宣传品悬挂在车上，拉起银幕，准备放映电影。医生们摆开小桌子，桌上摆放着装有药品的纸盒。

召开群众大会时，身穿长长的白罩衣、头戴白缠头的毛拉走向前，朗诵《古兰经》中的经文。诵完一章以后，便转向真主，祈求保佑信徒免遭人间灾难。他把胳膊弯起来，手掌朝天举起。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重复他的动作。继毛拉之后，拉格曼同志发了言。他的讲话非常长，这是阿富汗人的一个特点，所有人都能讲，也爱讲。语言学中有个术语，叫作“带有情绪色彩”。阿富汗人发言时，不仅带有情绪色彩，还大量运用隐喻、比喻、修饰语。阿富汗军官不止一次对我说，看到我国政工干部讲课时照本宣科，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我在阿富汗人的党员会议、讨论会、积极分子聚会上，听过我国讲师同样是照本宣科，用同样的语言：“作为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成为永远的表率”“不断地贯彻”“有成绩同时也有某些不足”，甚至说“某些同志不理解”。

我到阿富汗之前，像我们国内召开的这一类群众大会，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强制性活动，群众参加大会是为了趁机让医生检查一下身体，或者领一小包面粉。已经没人鼓掌，也听不到大家举着拳头高呼“扎伊多，保德”，即“万岁”的声音了。在人们还相信强制使他们相信的事、四月革命灿烂的顶峰、光明的未来时，当时所有讲演都还能见到那种场面。

孩子根本不听大会发言，他们关心的是演什么电影。我们每次都是演几部英语对白的动画片和两部用法利赛语和普什图语做解释的纪录片，这儿喜欢看印度电影和武打、枪击场面多的影片。

电影之后分发礼品。我们带来成袋的面粉和儿童玩具，把这些东西交给村长，请他分给最穷困的人家和军烈属。他当众保证一定照办，与此同时，他和儿子动手往自己家里搬运面粉。

我们的队长关切地问道：“你认为他能分给大家吗？”

“我估计不可能。本地人已经提醒过我们，说村长手脚不干净，这些东西明天都会出现在商店里。”

命令：“排成一列，准备出发。”

“一一二准备完毕，可以出发。”

“三〇五准备完毕……”

“三〇七准备完毕……”

“三〇八准备完毕……”

孩子们用雹子般的飞石欢送我们。有一块石头打在我的身上，我说：“这就是感谢我们的阿富汗人民的礼物。”

我们取道喀布尔，返回部队。有几家商店的橱窗上挂着俄文广告：“最便宜的伏特加酒”“平价商店”“‘小兄弟’商店欢迎俄罗斯朋友”。商店用俄语叫卖着“女短衫”“牛仔裤”“‘白发伯爵牌’套装餐具，可供六人使用”“加襻的旅游鞋”“白蓝条海魂衫”。小铺出售我国的炼乳、豌豆，还有我国产的暖水瓶、电茶炉、垫子、被褥……

我在家里经常梦见喀布尔。山坡上的小土坯房，房里有灯光……远看好像眼前是一座宏伟的摩天大楼。假如我没到过那边，我不会一下子猜出那仅仅是幻觉……

我从那边回来以后，又过了一年就转业了。

您没有见过刺刀在月光下如何闪亮吧？没有见过？您见过这样的照片：苏联军官站在吊死的阿富汗人旁边？有趣的镜头……留个纪念……最可怕的是参加审讯……让俘虏坐在炸弹上：讲还是不讲……还有这样的拷问——“电话机”——把电话线拴到生殖器上……接通电流……

我离开了部队，考入新闻系……我在写书，但是出现了幻觉……

“你知道卡列马？”

“拉，伊拉赫，伊里亚，米阿赫，瓦，穆罕默德……”

“多斯特！多斯特！”

我们的军官站在被吊死的阿富汗人旁边，他在微笑……我到过那边，我见过这个场面，不过这类事可以写出来吗？谁也不写……那就是说，不能写。既然没人写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就似乎不曾发生过。那么，究竟是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

——一位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