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急忙忙地向墓地奔去，如同赶赴约会，我仿佛在那儿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头几天，我就在那儿过夜，一点也不害怕。我现在非常理解鸟儿为什么要迁飞，草儿为什么要摇曳。春天一到，我就等待花朵从地里探出头来看我。我种了一些雪花莲，为的是尽早得到儿子的问候。问候是从地下向我传来的，是从他那儿传来的……

我在他那儿一直坐到傍晚，坐到深夜。有时候我会大喊大叫，甚至把鸟儿都惊飞了，可是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乌鸦像一阵飓风掠过，在我头顶上盘旋，扑打着翅膀，这时我才会清醒过来……我不再大叫了……一连四年，我天天到这儿来，有时是早晨，有时是傍晚。当我患了毛细血管梗死症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时，我有十一天没去看他。等我能起来，能悄悄地走到盥洗室时……我觉得，我也可以走到儿子那儿去了，如果摔倒了，就扑在小坟头上……我穿着病号服跑了出来……

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个梦，瓦列拉出现了：“好妈妈，明天你别到墓地来。不要来。”

可是我来了，悄悄地，就像现在这样，悄悄地跑来了，仿佛他不在那儿，我的心觉得他不在那儿。乌鸦和往常一样，站在墓碑上、围栏上，它们不飞，也不躲避我。我离开凳子，站了起来，可是它们却先我飞起，安慰我，它们不让我离去。怎么回事？它们有什么事要预先警告我？它们忽然安静下来，飞上树梢。我又想回到那座小小的坟墓前，心里平静极了，不安的心情过去了，是他的魂儿回来了。“谢谢你们，我的鸟儿，是你们提醒我，不让我走开。我终于等到乖儿子回来了……”

人多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孤单，我心慌意乱，踱来踱去。有人跟我说话，纠缠我，妨碍我，可是我在那儿却觉得舒服。我的心情只有在儿子那儿才感到舒畅，要想找到我，只能在工作地点和在那儿。在那儿，在坟前……我儿子好像就住在那儿……我估量了一下，他的头在哪儿……我坐在他身边，把心里的话都掏给他……今天早晨我干了什么，白天干了什么……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我望着他的相片，想得很远很远，望得很久很久……他或者淡淡一笑，或者有所不满，皱起眉头，我们俩就这么过日子。我即使买一件新衣服，也是为了看望儿子，为了让他看见我穿上新衣裳了……过去，他总是跪在我面前，如今我跪在他面前了……每次都是如此：推开围栏小门，就跪下！

“好儿子，早晨好……好儿子，晚上好……”

我总是和他在一起。我原想从孤儿院抱一个男孩，找一个像瓦列拉的，可是我心脏有病。我拼命工作，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累得筋疲力尽。如果有空闲坐在厨房里，伏在窗口朝外望，我就会发疯，只有痛苦的折磨才能挽救我。四年来，我一次电影也没有去看。我把彩电卖了，用那笔钱修了一块墓碑，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收音机。自从乖儿子阵亡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脸、眼睛，甚至双手。

我也是出于爱而嫁人的，自己找上门的！他是个飞行员，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他穿着皮夹克、软底皮靴，像头大熊。他就是我将来的丈夫吗？姑娘们“啊”了一声。我进了商店，为什么我们的工厂不生产高跟拖鞋？我在他面前显得那么矮小。我总盼望他生病、咳嗽、伤风感冒，那时他就能在家里待上整整一天，我就可以伺候他了。我盼儿子都快盼疯了，我希望儿子能够长得像他：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耳朵，同样的鼻子。仿佛天上哪位神仙听了我的话，儿子长得和他一模一样。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两个出色的男子汉都属于我。不能相信！我恋家，我喜欢洗衣服、熨衣服，我什么都爱，爱得连家中的一个小蜘蛛也不碰，如果在家中抓到一只苍蝇或是花大姐，我就会打开小窗户把它们放走。让一切生灵都活下去，彼此相爱吧，我幸福极了！我按门铃，我打开走廊的电灯，我让儿子看见我是高高兴兴的。

“列鲁恩卡（他小的时候，我叫他列鲁恩卡），是我。你可让我想——死——了！”我从商店或是单位总是急急忙忙往家跑。

我爱儿子爱得发疯，我现在也爱他。开完追悼会，他们送来了照片，我没有接受，我还不相信……我是一条忠诚的狗，宁愿死在坟头上也不会离去。

我交朋友向来忠贞不渝。奶水从乳房往外流，可是我和女友说好要见面，我应当还她一本书，我站在冰天雪地里，等了一个半小时还不见她的人影。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够无缘无故地失约，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到她家里，她在睡大觉，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在哭。我也爱她，我把自己最爱的一件衣裳——天蓝色的衣裳送给了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迟迟疑疑地走进人生，有些人胆子比我大得多。我不相信有人能爱我，别人说我长得漂亮，可我不相信，我进入生活的节奏总是慢半拍。不过，一旦我把什么事记在心里了，那么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对待一切，我都兴高采烈。尤里·加加林飞向太空，我和列鲁恩卡跑到大街上……我在这一刻想爱所有人，拥抱所有人……我们俩高兴得欢呼雀跃……

我爱儿子爱得发疯、发狂，他也疯狂地爱我。坟墓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仿佛是他在召唤我……

有人问他：“你有女朋友吗？”

他回答说：“有”。然后他把我大学时代的学生证拿给别人看，那上边的我留着长长的大辫子。

他爱跳华尔兹。中学毕业时，他在毕业晚会上请我跟他跳第一支华尔兹。我还不知道他会跳舞，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俩好一阵旋转。

晚上，我坐在窗前打毛衣，等他回家。脚步声……不，不是他。又有脚步声……是他的脚步声，是我儿子的脚步声……我从来没有猜错过。我们对坐在桌前，一聊就聊到凌晨四点钟。我们都聊些什么？喏，人们高兴的时候，都能聊些什么？海阔天空神聊。聊重要的事，也聊无聊的事，我们捧腹大笑。他给我唱歌，弹琴。

我看了看挂钟：“瓦列拉，睡觉吧！”

“好妈妈，再坐一会儿。”

他总是叫我：我的好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喏，亲爱的妈妈，你的儿子考进了斯摩棱斯克高等军事学院。高兴吧？”

他在钢琴前坐下来：

我父亲是军官，保卫列宁格勒时阵亡。我爷爷也是军官。我儿子天生就有军人的风采：身段、体力、风度……他应该当骠骑兵，戴白手套，打扑克，玩朴列费兰斯[朴列费兰斯，一种纸牌的玩法。]……我欢天喜地地称他是“我的标准军人”。哪怕是上帝从天上给我们洒下一滴污水呢……

大家都效仿他，我，他的妈妈也效仿他。在钢琴前像他那样坐下，有时像他那样走路，他死后尤其如此。我希望他的灵魂永远附在我的身上……

“喏，我亲爱的妈妈，你儿子要走了。”

“到哪儿去？”

他默不作声。我坐着不动，满脸是泪。

“我的乖儿子，你要到哪儿去，亲爱的？”

“什么‘到哪儿去’？大家都知道到哪儿去。我的好妈妈，快干活吧！咱们从厨房开始……过一会儿朋友们会来的……”

我立刻猜出来了：“去阿富汗？”

“对了。”他的表情一下子变了，令人猜不透，宛如蒙下一层铁幕。

他的朋友科利卡·罗曼诺夫奔进屋来，他像小铃铛似的把一切都讲了：他们在学院三年级时就写了申请报告，要求派他们去阿富汗。

第一杯：谁不敢冒险，谁就别喝香槟。那天晚上，瓦列拉一直唱我爱听的抒情歌曲：

还剩下四周了。早晨上班以前，我到他的房间，坐下来听他打鼾。他睡觉的姿势也美。

大自然在叩我们家的门，向我们暗示。我做了个梦：我穿着黑色的衣裳，在黑色的十字架上……天使带着我在十字架上飞翔，我勉强待在十字架上……我想看一眼我会落在什么地方，落在海里还是陆上……我看见了，下面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地槽……

我等他休假回家，他好久没有来信。我在单位时，电话铃响了：“我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快回家，菜汤已经烧好了。”

我叫了起来：“乖儿子！乖儿子！你不是从塔什干打来的电话吧？你已经到家了？冰箱里有一锅你爱吃的红甜菜汤！”

“啊！我看见了锅，可是我没有揭盖。”

“你做的是什么菜汤？”

“我做的是‘白痴梦想汤’。快回家，我到汽车站去迎你。”

他回来了，头发全白了。他不承认自己不是休假，说是在军医院请了假：“我要去看看妈妈，去两天。”

女儿看见他怎样在地毯上打滚，疼得直叫。他同时患了肝炎和疟疾。他警告妹妹：“刚才的情况不能让妈妈知道。去，去看你的书……”

上班以前，我又来到他的房间，看他怎样睡觉，他睁开了眼睛：“怎么啦，我的好妈妈？”

“你怎么不睡了？还早。”

“我做了一个噩梦。”

“乖儿子，如果是噩梦，你就翻个身，噩梦就会变成美梦。噩梦不要讲出来，梦里的事就不会实现。”

我们把他送到莫斯科，明媚的五月，阳光灿烂，马蹄莲开花了……

“乖儿子，那边怎么样？”

“阿富汗，我的好妈妈，那是我们不该做的事。”

他只盯着我，不看任何人。他伸出手来，蹭了蹭我的额头。

“我不愿意往那个火坑里钻！我不愿意！”说完就走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就是如此，妈妈。”

他从来不说“妈妈”，总是唤“我的好妈妈”。风和日丽，马蹄莲开花了……航空港的女值班员望着我们，哭了……

7月7日，我醒来时没有眼泪，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是他把我唤醒的，好像是来跟我告别的……八点，该准备上班了……我拿着裙子，从洗澡间到卧室，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穿色彩鲜亮的裙子……我头有些晕，连人都看不清，一切都恍恍惚惚……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才镇静下来……

7月7日……衣兜里七支香烟和七根火柴……照相机里拍了七个画面……给我写的七封信……给未婚妻写的七封信……一本书翻在第七页上，安部公房的小说《箱男》。

他当时还有三四秒钟的时间可以自救……他们是和汽车一起翻下山涧的。

“弟兄们，快往外跳！我殿后。”他不肯第一个跳出去，他不能抛下战友不管，他不会这么做。

“我是西涅利尼科夫少校，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我现在给您写这封信。我执行军人的职责，认为必须通知您，瓦列利·盖纳基耶维奇·沃洛维奇上尉于今天十时四十五分不幸阵亡……”

全市都知道了……军官之家里挂着黑纱和他的遗像……飞机载着灵柩，马上就要着陆……谁都不告诉我任何事，谁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单位的同事们，个个含着泪……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找各种借口避开了，有位女友开门看了我一眼。后来我看见了我们的医生穿着白套服，我恍然大悟了。

“人们哪！你们怎么啦，疯了吗？这种人是不会死的。”我敲打桌子，奔向窗户敲打玻璃窗。

他们给我注射了一针。

“人们哪！你们疯了吗？你们胆怯了？”

他们又给我注射了一针。注射也不顶用，据说我大喊大叫过。

“我要见到他，把我带到儿子身边去。”

“把她送去吧，否则她受不了。”

长长的棺材，没有刨光的木板，上边是黄色大字“沃洛维奇”。我搬棺材，想把它抬回家，我累得膀胱都涨破了……

需要有块坟地，干燥的地，干燥一点的地……需要五十卢布？我付，我付。只要那块地好就行……干燥一点的……我明白，待在那里边让人害怕，可是我又说不出口……要一块干燥的地……头几夜，我没有离开……我守在那儿过夜……有人把我送回家，我又返了回来……有些割了的草在晒……城里和墓地到处都是干草的味道……

早晨，我遇见一个小兵。

“大妈，您好。您的儿子原来是我的指挥官，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啊，好孩子，等一等。”

我们回了家，他在我儿子的软椅上坐下。他刚开口，又改变了主意：“不，我讲不出口，大妈……”

我每次去看望他时，总是我先鞠个躬，临走时再鞠一躬。只有有人来访时，我才留在家中。我在儿子身边觉得舒服，严寒季节我也在那儿，并不觉得冷。我在那儿给他写信，夜里我回家时，路灯亮着，汽车行驶也亮着灯。我徒步回家，心里有一股力量，什么也不怕，不怕野兽，也不怕人。

儿子的话萦绕在耳边：“我不愿意往那个火坑里跳！我不愿意！”谁应该为此事负责呢？总得有人为这桩事负起责任来吧？我现在想活得很久，为此我养精蓄锐。一个人最不受保护的就是他的小小坟墓，他的声誉。我永远会保护我儿子的声誉……有的战友找过他……有个战友跪在他面前：“瓦列拉，我浑身上下都沾满了血，我用这双手杀过人……我没离开过战场，我浑身上下沾满了血……瓦列拉，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死还是活。我现在不知道。”我醒来，像是从梦中醒来……我想弄明白，谁为此事负责？为什么都一言不发？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为什么不到法院去告他们？

他唱得多么动听啊：

我去过教堂，跟神父谈过心。

“我儿子阵亡了，他很不一般，他是个可爱的人，今后我该怎么对待他？我们俄罗斯有什么风俗？我们都把风俗给忘光了，我想知道一些。”

“他受过洗礼吗？”

“神父，我很想说他受过洗礼，可是不能。我本来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妻子，我们过去生活在堪察加半岛上，那里终年冰天雪地……我们住在大雪覆盖的土窑里……我们这儿的雪是白色的，可是那儿的雪是淡蓝色的、绿色的、贝母色的，那儿的雪不反光，也不刺眼。幅员万里，一尘不染……声音可以传播得很远……您能理解我吗，神父？”

“维克托利娅大娘，他没有受过洗礼，就不好办了。我们的祈祷传不到他心中。”

“我现在就让他受洗礼！”我的话脱口而出，“用我的爱，用我的苦难，用我的苦难为他洗礼……”

神父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在抖。

“维克托利娅大娘，不能这么激动。您经常去看望儿子吗？”

“我天天去，要不然怎么办？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会天天见面。”

“大娘啊，过了下午五点钟，就不能再打扰他，他们要去安息。”

“我上班到五点钟，下班以后还要打工。我给他立了一块新碑……两千五百卢布……我需要还债。”

“维克托利娅大娘，请您听我说，每个假日您一定要来，每天十二点钟做弥撒时也要来，那时他会听见您的……”

让我经受最悲痛的苦难、最可怕的苦难，只要他能听到我的祈祷、感受到我的爱就行了。我在他的墓地上遇到每一朵小花、每一条根须、每一枝草茎，我都会问：“你从哪里来？你是从他那里来的吗？是从我的儿子那里来的……”

——一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