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19日

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人说话的声音对我永远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让我心旷神怡、沉迷陶醉。我对生活本身极度信任，这大概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最初我觉得用“讲话体”（我暗中如此自称）完成前两部著作之后，这种体裁会成为我以后写作的障碍，因为每时每刻都会重复自己，担心成为多余之物。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另外一种武器——威力更大和更残忍的武器。以机关枪和火箭装置“冰雹”为例：“冰雹”可以化山岩为粉末。另外一种人生心理：把娃娃们从日常生活，学校、音乐、舞蹈等场地拽出来，投入地狱、投入污秽之中。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十八岁的男孩子，往十年级的学生头脑里灌？将来他们才会明白：“我要参加的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却被投进另一种战争。”“我本想当英雄，如今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人。”

人会觉醒的，但不会那么快，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要使举国上下都爱看斗牛，需要有两个条件：一、牛必须是本国土生土长的；二、本国人必须对死亡感兴趣……”（见海明威《死在午后》）

本书有几个片段，初次在几家报纸和白俄罗斯几种杂志上刊出后，各种意见、评论、劝告、警告、指责、质问，甚至威吓，像狂风暴雨般压顶而来（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至今还少不了这些威吓）。有人来信，有人来电话，有人找上门来。不过，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此书还在撰写的过程中……

读不下去了……我想哭，想叫……也许到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可怜的娃娃们，我们在他们面前是何等有罪啊！过去我们对这场战争知道些什么呢？我现在很想拥抱每一个人，向每一个人请罪……我没有参加这场战争，但我已经亲临了这个战场。

现在回忆一下我当时的情况，我们大家当时的情况……

我读过拉里莎·赖斯纳[拉里莎·赖斯纳（1895—1926），俄罗斯女作家、外交家，曾在苏联驻阿富汗使馆工作，著有《阿富汗》等书。]的作品，她说阿富汗境内住着一些半野蛮的部族，他们一边跳一边唱：“光荣属于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他们帮助我们打败了英国人。”

四月革命。满意吧，社会主义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可是，同一列火车里，坐在身旁的人悄悄地说：“咱们脖子上又套上了一个‘白吃饱’”。

塔拉基死了。在市委举办的学习班上，有人提问：“为什么允许阿明杀死塔拉基？”从莫斯科来讲课的人打断了他的话：“弱者应当给强者让位。”当时的印象很坏。

我们的空降兵抵达喀布尔，他们解释说：“美国人打算空投自己的空降兵，我们比他们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同时，人们传言：我们的人在那边处境不佳，没有食物，没有棉衣。我立刻想起了珍宝岛和我们士兵们的凄凉哀号：“没有子弹！”

后来我们的大街上出现了阿富汗紫羔羊皮短大衣，这种短大衣显得相当华贵。有的妇女羡慕另外一些妇女，因为她们的丈夫到过阿富汗。报上说：我国士兵在那边植树造林，铺路修桥。

有一次，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回家，车厢里有位少妇和她丈夫。大家谈起了阿富汗，我说了一句报上的话，他俩笑了笑。他俩已经在喀布尔当了两年的医生，他们立刻袒护从那边往回运货的军人……那边样样东西都贵，可是收入微薄。车抵达斯摩梭斯克站时，我帮他们往下搬东西，有很多大纸箱子，上面贴着进口标签……

我在家里听妻子说：隔壁住着一位独身女人，她的独生子准备被派往阿富汗。她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给人家下跪磕头，恨不得上前舔皮靴。她满意地回来了：“求回来了！”同时又心安理得地说：“当官的都花钱把自己的孩子买回来。”

儿子放学回到家中说：“蓝色贝雷帽战士给我们作了报告。”他眼馋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块多么棒的日本手表啊！”

有人向一个“阿富汗人”打听，这么一块手表值多少钱，买的时候付了多少钱。那个人支支吾吾半晌，才讲了真话：“我们偷了一车蔬菜，卖了……”他还说大家都羡慕在燃料加油站工作的士兵们：“他们是百万富翁！”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对萨哈罗夫院士的迫害。有一点我同意：死的英雄，即使他有过闪失，对我们来说，也比活人好。还有，不久前听说有几个“阿富汗人”，在扎戈尔斯宗教学校里求学，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两名军官。是什么事情促使他们进了宗教学校呢？是悔过，是想躲避残酷的生活，或者是想获得某种精神力量？并非每一个领到军人多年服役证（小小的褐色证书）的人，都能用优惠价格的肉食品填饱空虚的灵魂，然后把灵魂变成进口的破烂，在凭特权获得的一块土地上，在苹果树下，把它埋起来，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

——尼·贡恰罗夫，奥尔沙市

我是到过那边的人当中的一个。不过，我一年比一年更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不是士兵，你到那边去干什么？”一个妇女在那边能干什么？咒骂这场战争的话越多，大家对我们这些到过那边的人的态度就越坏。大家对我们越来越不理解了。

这是一场现在称作躲躲藏藏的战争，周围的人都不胜惊讶：“你去阿富汗？去干什么？那边不是在杀人吗？”我们是盲目信仰的牺牲品。人家向我们讲解四月革命的理想，我们就信以为真，因为我们从小学时代起就习惯于盲从。我要您相信，事情就是如此，人人如此！

回来以后，我们变了。有一种愿望，想把真实情况讲给某个人听。我期盼有人带个头，我相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如果这个选择现在再次摆在面前，我是不会去阿富汗了。我的女朋友来信说：“把它忘了吧！从记忆里把它抹掉，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到过那边。”不，我不会把它抹掉，我要把它弄个明白，弄清楚我在那边的时间……那些岁月，那些岁月本来可以在另一个地方，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说句良心话，我并不后悔。心中留下一种感情，说明自己分担了那场灾难，说明我们经受了感情的裂变。我们在那边，认清自己是受了骗。我在那边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上当？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能够把我们骗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那么多妇女去参加那场战争时，我的眼睛都瞪圆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类似的情况。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是唯一的白痴，是个不正常的女人。原来，这类妇女成千上万。当然，人人都有实际问题，想多赚点钱，说不定还能解决个人问题，改变家庭命运，心灵深处还有一种信念。我们去的目的，是为了成为有用的人，是为了帮助他人。我认为，任何战争中都应当有妇女参加。也许我想象不出会有另外一种，不像伟大的卫国战争那样的战争。难道军医院里能够没有女性吗？烧伤的病号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的人躺在那里……只要把手放在伤员的身上，就能给他一点儿温暖，这是一种仁慈！这是符合女性心灵的工作。我在那边遇见过一些娃娃兵，他们主动要求投入危险的战役，他们表现出英雄气概时无所顾虑，他们一个个阵亡了。

请原谅我讲得如此零乱。我太激动了，我有好多话要讲……

如今在后方诞生了关于前线战士兄弟般情谊的传说，这在那边是没有的。在那边一切都可以买卖，其中包括买卖妇女。一个夜晚……为了一件女上衣或者一套化妆品……是的！是的！但是反正这些，也许不是主要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我们相信过！最可怕的事发生在以后，我们是从需要这场战争的国家离开的，可是却到了不需要这场战争的国家。我们感到委屈的，不是没有得到回报，或回报得不够，而是把我们一笔勾销了。不久以前，还说是“国际主义义务”，现在说这是愚蠢的行为。是什么时候跨过这条界限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在进行对比……登山运动员攀到了山上很高很高的地方……可是他摔倒了，摔断了腿……他总想攀上山去，他一辈子都想攀上山顶……我们有一种怀旧思想，特别是男性。他们拿生命冒过险，他们杀过人。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杀过人，就属于特殊之辈。他们被什么东西触动了，而这些东西没有触动过别人。这或许是我们心中的一块病……或者是我们还没有从那边回来？

——加·哈利乌利娜，女职员

阿富汗战争爆发时，我儿子刚从中学毕业，考上了军事学院。当别人的儿子们手持武器在异国他乡时，这十年里我的心一直放不下，我儿子也可能出现在那边呀！说人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是谎话。锌皮棺材运进家门，残废的娃娃回到惊慌失措的爸妈面前，这些场面大家都见过呀！当然喽，广播和电视里从不提这些，您在自己的报纸上，也没有写过这些呀，您是不久前才有了这个胆量的！但这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呀！当时，我们这个“人道”的社会，其中也包括我和您，又干了些什么呢？我们的社会正为“伟大”的老头子们颁发又一枚金星勋章，我们的国家正在完成和超额完成又一个五年计划（老实说，我们的商店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空荡荡的），正在修建别墅，正在花天酒地。而当时，十八到二十岁的娃娃们正冒着枪林弹雨行军，脸朝向地扑在异国的沙地上，白白送了命。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质问自己的孩子们：“你们在那边都干了些什么？”难道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比他们干净吗？他们饱尝的痛苦，他们经历的磨难，已经净化了他们的罪孽，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净化自己了。村民被杀尽，村庄遭毁灭，责任不在于他们，而在于我们，在于我和您。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孩子们杀了人。我们是杀人犯，既杀了自己的孩子，又杀了其他国家的孩子。

至于这些孩子——他们是英雄！他们不是因“错误”在那边作战。他们之所以作战，是因为相信了我们。我们应当在他们面前跪下，只要把我们在这里干的事和他们在那边不能不干的事对比一下，就能让人发疯……

——阿·戈卢勃尼奇纳娅，建筑工程师，基辅市

当然啦，今天写阿富汗是有利可图的，甚至是时髦的题材。而您，阿列克谢耶维奇同志，现在就可以庆幸，您的书大家会抢着阅读。如今，咱们国内繁殖了不少人物，他们只关心如何把祖国的墙壁涂抹得乌七八糟。他们中间也有某些“阿富汗人”，因为他们——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获得了最重要的自卫武器：请诸位瞧一瞧，把我们弄成了什么样子！无耻之徒总需要他人的庇护。正派人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们在任何形势下都是正派的。这种人在“阿富汗人”当中为数不少，但您寻找的，大概不是他们。

我没有到过阿富汗，但我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全部过程。我很清楚，在那场战争中也有污秽。可是我不愿意重提污秽，也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么做。问题不仅在于那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一派胡言！众所周知，人若想生存就必须吃饭，既然要吃饭，恕我不恭，也需要有排泄的地方。可是我们并不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呀！为什么撰写阿富汗战争的人，甚至撰写卫国战争的人，把这些都忘在脑后了呢？如果连“阿富汗人”都反对这类“发现”，就应当倾听他们的声音，研究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拿我来说吧，我就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人有正常的情感——羞耻，他们感到羞耻，您发现了他们的羞耻，但不知为什么您认为仅仅发现还不够。您决定把它和盘托出，让大家声讨。他们在那边开枪乱杀骆驼，那边的和平居民死于他们的子弹……您想证明这场战争是不必要的，是有害的，您并没有理解，如此做法，您恰恰伤害了战争的参加者——那些清白无辜的少年……

——尼·德鲁日宁，图拉市

“好吧，我们不是英雄，可是现在我们反而成了杀人凶手。杀妇女，杀儿童，杀家畜。再过三十年，说不定我会亲口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子呀，一切并不像书中写的那么英雄豪迈，也有过污泥浊水。’我会亲口告诉他，但要过三十年以后……现在这还是血淋淋的伤口，刚刚开始愈合，结了一层薄疤。请不要撕破它！疼……疼得很……”

“您怎么能这么做呢？您怎么敢往我们孩子的坟头上泼脏水？他们自始至终完成了自己对祖国应尽的责任。您希望把他们忘掉……全国各地学校创办了几百处纪念馆、纪念室。我也把儿子的军大衣送去了，还有他学生时代的作业本，他们可以做榜样。您讲的那些可怕的真实，对于我们有什么用？我不愿意知道那些！您想靠我们儿子的鲜血捞取荣誉。他们是英雄！英雄！关于他们，应当写出优美的书来，而不是把他们变成炮灰……”

“我在儿子的坟墓上刻下了这么几个字：‘人们啊，请记住：他是为生者的生存而阵亡的。’如今我知道这是骗人的话了，他并不是为了生者的生存而阵亡的。首先是我受了欺骗，然后我又帮助他们欺骗了他。我们当时都那么善于轻信，我一再对他说：‘儿子啊，你要爱祖国，祖国永远不会出卖你，不会不爱你。’现在我想在墓碑上刻上另外几个字：‘为什么？’”

“邻居给我送来了报纸：‘对不起，这就是你向我们讲过的那场战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事可以写出来，可以公开发表。我们早已习惯于生活在二维之中：报纸与书籍中讲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如果报纸讲的和生活本身一样，那么我们内心经受的与其说是满足，不如说是别扭。一切正像您所写的那样，甚至有时令人感到更可怕、更绝望。我想跟您见一面，谈谈心里话……”

“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见儿子的后脑勺，可是时至今日，我还不敢相信他已回到了家中。当他在那边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如果给我运回来一口棺材，我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到街上去游行，或是进教堂去修行。他的母校请我去演讲：‘请您讲讲您儿子的事迹吧，他荣获了两枚红星勋章。’不，我没有去。我已经四十五岁了，我把我们这一代人称作‘唯命是从的一代’，阿富汗战争是我们的悲剧的顶峰。您的书击中了要害，因为您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我在班上听人说：‘哎呀，这些人可真吓人！’他们指的是‘阿富汗人’。其实，现在我们都是这种人。他们离开家，去那边的时候就是这种人了，并不是变成这样的人以后才回国的。我有时甚至在想：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比我们的现实更纯洁，所以他们才闷闷不乐。”

“能把我们多少人变成精神病患者、暴虐者、吸毒者？在那边时，对我们大声叫喊的是另外一些话：改革的工长们，你们应当把家里那潭死水搅浑！我们回来了，准备整顿秩序……可是不让我们插手……反反复复跟我们说：‘孩子们，学习吧……成家吧……’这真让我震惊，周围处处投机倒把、黑帮猖獗、一片冷漠无情——可是不许我们去干严肃的事业……我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位聪明人开导了我：‘您会干什么？您只会开枪。您懂什么？您只懂用手枪保卫祖国。只能靠自动步枪恢复正义吗？’这时我才动起脑子来……我对自己说：该死的自动步枪啊……真的，那个该死的东西现在还挂在我的背上。”

“我一边读一边哭……但是我不会重读您这本书了……出于对自我基本情感的保护……我们是否应当认识自己是这样的人呢？对此我没有把握。太可怕了……心中是一片空白……你不相信人了，你怕见人了……”

“喂，您让人烦死了！为什么您笔下到过阿富汗的姑娘，非让她们扮演妓女的角色不可呢？我不否认，这种人确实有，但并非人人如此。我恨不得从心里叫出声来。为什么让我们都成了一个样子的人？请您钻进我们的心房，看看那里的情况。

“我回国后，头半年夜夜不能入睡。如果睡着了，一定会梦见尸体、枪战。我吓得跳了起来，闭上眼睛，一切又会重演。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去请教神经学医生。我不求他开假条，只希望给点药片、出点主意就够了，可是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您怎么见过那么多尸体？’啊，我真想朝那年轻人脸上扇一耳光。从此以后，我再不找任何医生了。我不想活下去，一天甚于一天。我不愿意见任何人，听任何事，可是又无处藏身，该死的住房问题！我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了。可是，请您帮帮那些有求于您的人。我和一些人通信，他们的情况也雷同，这么说，其他人也一样喽！不过，我不相信您。您想让所有人相信我们都是些残酷无情的家伙。您可想过，您本人是何等的残酷无情吗？

“我不想把我的姓名告诉您，您就当我已经不存在了吧。”

“您想让我们相信回国的是病态的一代，可是我坚信回来的是再生的一代。我们总算见到了我们的小伙子在真正的生活中的表现！是死了不少娃娃，这个不假。可是又有多少人死在酒后的斗殴中、死在动刀子的打架中呢？我在某报上读过一条消息：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数字），要比我们这十年战争中死的人数还多。我们的军队已经多年不打仗了。我们这次检验了自己，检验了现代武器……这些娃娃都是英雄！正是因为有了您这样的人，我们今天才在世界各地节节放弃阵地……我们失掉了波兰，失掉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请您告诉我，我们的伟大强国今日何在？为了它，1945年我徒步走到了柏林……”

“我们要求对我们要讲公道……到了现在我才反问自己：我们参与的那场战争，它本身就是不公道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火辣辣的公道感呢？我们有权利享有它……请不要提我的姓名，我不愿意遭到他人的白眼……”

“为什么要谈错误？您以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揭露性文章就能够……您以为这些文章就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使青年人丧失了我们的英雄历史。人们在那边阵亡，而您还在写什么错误……难道母亲用轮椅推着的伤残军人不是英雄？牛仔裤里装着假肢的人不是英雄？有的人故意骑摩托车蹩伤了自己的脚，以便不去参军，他们反而成了英雄？投降当俘虏的人，反而成了英雄？”

“我在南方海滨看见几个小伙子在沙滩上，用手扒着沙地，向大海爬去……他们的腿的数量比他们的人数还少……我再也不能去海滨浴场了，我无法在那儿晒太阳，我只能在那儿伤心流泪。他们还在欢笑，还想追求姑娘，可是大家都像我似的，离开他们跑了。我希望这几个小伙子万事如意，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他们需要活下去！我爱他们，因为他们还活着。”

“我的独生子在那边阵亡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培养了一个英雄。如果信了您的话，那么我培养的不是英雄，而是杀人犯，是侵略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们的儿子们，受了致命重伤时，让手榴弹在自己的胸口爆炸，为了不玷污苏联士兵的荣誉，或者扑在手榴弹上，为了拯救自己的战友，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难道是骗人？

“为什么？为什么您不展示人光明的、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阴暗的一面，居心何在？难道您忘记了高尔基的话：‘人——是个高傲的字眼！’？”

“我明白了，您的理想人物是‘坦波夫的兰博’[坦波夫，俄罗斯欧洲部分中央黑土区城市，坦波夫州首府。兰博是美国电影里的退伍军人和英雄人物。]？可我们是用保尔·柯察金的榜样培养起来的……”

“的确，那边也有罪犯，有吸毒的，有趁火打劫的。难道说，我们和平的日子里就没有这类人吗？我坚持认为：在阿富汗打过仗的人是牺牲品，他们个个都需要从心理上恢复名誉。

“我在某处读过一个美国兵的忏悔录。他是越南战争的老兵，他讲了一件可怕的事：‘战争结束八年之后，在我们美国，当年的士兵与军官自杀的人数，已和战时伤亡的人数扯平。’我们应当考虑到我们‘阿富汗人’的心理状态……

“在‘那边’断送了性命的人多达百万（说是几十万亦可），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人。损害他们的人权不是英雄行为，不管你今天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在那边，一个人既可能丧命，也可能干出胆大包天的事来。主要的标准，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阿富汗人’，你们也别再充当英雄好汉了！我们同情你们，真是荒唐！……是的，受压迫的人，品德不端的人，都可能被迫卷入战争。但他们自己丧命的时候，也给别国人民带去了破坏与死亡。老实说，这已经不是立功而是犯罪了。悔悟应当使你们这些参加过不光彩的历史的人得到宽恕。

“请您把我的看法公布出来。我想知道‘当代英雄’们会用怎样的胡言乱语来诋毁我。”

“我不知道我儿子在阿富汗都干过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到了那边。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我就这么讲过，我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如果当时不是用锌皮棺材把我儿子运回家来，我就被开除了……我甚至不能用俄罗斯民族风俗安葬他……像老话说的那样：在圣像下，在殓巾上……”

“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那件事，我就感到难过……我们坐在火车上，车厢里有位妇女说，她是在阿富汗阵亡的一位军官的母亲……我理解……她是母亲，她在哭……但我说了一句：‘您的儿子死在不义的战争中……‘杜什曼’保卫的是自己的祖国……’”

“孩子们被抓走了，被杀害了，为了什么？他们怎么了，不是保卫祖国吗？保卫南部国境……可是现在，你一个人待在两间屋子里，哭吧……已经三年了，天天去上坟，我们在那儿举办婚礼，在那儿照顾自己的小孙子们……

“军事委员会打来电话：‘大娘，来吧，替您的儿子接受勋章。’授给他一枚红星勋章……‘大娘，讲几句话吧！’我展示勋章，说：‘请你们看吧，这是我宝贝儿子的血呀！’这就是我的发言……”

“我们还会被征募过去，武器还会被分发到我们手中，让我们在国内整顿秩序。我们估计，过不了多久，有人就得为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希望多登一些人的姓名，不要拿假名当挡箭牌。”

“现在市侩在处处责怪这些十八岁的男孩子……瞧你们干的……应当把这场战争跟他们分开……那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已经受到了谴责，至于娃娃们嘛，应当得到保护。”

“我是俄罗斯文学教员。我把卡尔·马克思的话向学生们重复了多少年：‘英雄之死如同日落，而不像青蛙毁于膨胀。’您的书能教人什么呢？”

“有人想把我们这群迷惘的人变成制度的可靠保卫者（我们已经经受了对它忠诚的考验），今天又把我们派往切尔诺贝利、第比利斯、巴库，派往油管爆炸的地方……”

“我不想生儿育女了，我害怕……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会怎么讲呢？讲我……我到过那边……讲那场战争，那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就应当称它是肮脏的……我们可以闭口不谈……可是孩子们会讲的。”

“我羞于承认……从那边回来时，曾惋惜自己没有获得勋章……连个小小的奖牌也没有……如今我庆幸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

“我们这里的人，把很多事情都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比方说，关于孩子们的残忍，我们知道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文学著作，有什么学术论文？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说什么‘苏联少年是世界上最好的少年’，说这种话对我们有什么用？说我国没有吸毒现象，没有横行霸道，没有抢劫掠夺。原来，这些恶行我国样样具备，应有尽有。到了那边，还把武器发给了这些少年……向他们灌输：瞧，他就是敌人——‘杜什曼’匪徒、‘杜什曼’团伙、‘杜什曼’败类、土匪化的‘杜什曼’、土匪集团……小青年回国以后，讲他们是怎样开枪杀人的，怎样把手榴弹投进土屋里……讲死人躺着的样子……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上帝啊，宽恕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干的事……”

继阿瑟·凯斯特勒[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生于匈牙利的英国作家。]之后，让我们向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讲真话时，它总像是谎言？为什么宣布新生活时，我们总要使大地布满尸体？为什么谈论光明未来时，我们总要夹杂着种种威胁？”

当我们向沉寂下来的村庄扫射时，当我们对山里的公路进行轰炸时，我们同时也在扫射和轰炸自己的理想。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残酷的事实，必须有亲身感受。现在连我们的孩子们都玩起抓“杜什曼”和“有限人员”的游戏了。现在我们还是鼓起勇气，来了解自己的真情吧！支持不住，忍受不了，我知道，我亲身感受过。一个二十岁娃娃的嘶吼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不愿意听别人讲什么政治错误！我不愿意听！如果是错误，那么请把我的腿，我的两条腿，都还给我！”邻床的人心平气和地轻轻说：“提出了四个人的名字……四个死人，再没有别的罪人了……你们要审判我们！是的，我们是杀过人！是的，我们是开过枪！……难道你们发给我们武器，是让我们和同年级的弟兄们做军事游戏？……你们以为我们会像天使一样回来吗？！”

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认识真理；二是回避真理。莫非我们要再次遮遮掩掩？

雷马克[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1898—1970），德国著名小说家，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著有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归途》《凯旋门》等。此处引文系李清华自德文所译。]的小说《黑色方尖碑》中有一段话：

当我看见有的人穿上“阿富汗军装”，佩上“阿富汗人民怀着感激之情敬赠的奖章”，到学校去与小孩子们会见时，我想不通！当有的人硬要母亲十次二十次地讲述阵亡的儿子的事迹，讲完之后，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时，我想不通。

过去，我国供奉很多神，现在有的神在垃圾堆里，有的神在博物馆里。让我们把真理变成神吧！让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面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像以往所教育的那样，让全班负责，让全年级负责，让全体职工负责……让全体人民负责……有的人为了觉醒，比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我们对他们应当宽宏大量。请记住这句话：“我是从战争中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真理，用塑料纸口袋运回来的……一处是头颅，一处是胳膊，一处是大腿，还有剥下来的皮……”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到祖国边境就结束了。俄国士兵继续往前行军，而伟大的作家没有跟他们同行……

如今，这些红色墓碑，带着对已故的人的怀念，带着对我们的天真轻信的怀念，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