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更加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政事堂虽一般不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过问一切重大案件，但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从不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骂了一声“贱奴”后，便被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这是致命的惩罚，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但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暖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他若是清清白白，晏靖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一说完，范纯仁尚未及说话，便听吕惠卿说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妄兴大狱，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下官备位台谏，管他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见他如此，也慌忙告退。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往？”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痛快非常，这时却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不由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的“省元”，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提倡“文武并重”，但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还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被许多人视为“酷吏”。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因此，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后果实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自不会轻易收手。但更让范纯仁忧心的是，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皇帝之英明，又怎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即使是皇帝得了风疾，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误用舒亶，那才真是出大事了……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罪恶滔天”——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竟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真的认为苏颂循私枉法。此外，对吕公著的恼怒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还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太天真了。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更何况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君子无党。若“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他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

书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学士府上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欲九月二日午间具家饭，款契阔，敢幸不外，他迟面尽。

右谨具呈。

---八月某日。

---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编修敕令所石越札子。”

几个时辰之后。御史台。

“押班是说石越给范纯仁送了一封请帖？”舒亶阴着脸望着石得一，轻轻地磨着牙，“可知石越是哪天设宴么？”

“这却查不到。”石得一摇头道：“石越这回似只请了范纯仁一人。”

“范纯仁回府后，也没去见司马光？”

“司马府上一直闭门谢客，有几个上门的宾客，都被赶回去了。”石得一啐道：“这个司马十二，恁地不识人情。”

“押班却是想错了。”舒亶嘿嘿笑道：“他哪是不识人情，实是洞悉人情。”

石得一斜着眼看了一眼舒亶，尖着嗓子道：“舒大人，眼下不管司马十二识不识人情，他家衙内的案子不坐实，将来却要撕掳不清。石越不是好惹的，休看他不做宰相，在官家面前一句话，王正中就发配了。官家便是病着，每个月亦要见他几面。如今不知怎的，倒将这尊菩萨也招惹来了……”

“押班与下官都是奉旨办案，管得了他是哪尊菩萨？”舒亶不以为然地说道。

但石得一心里却是有鬼，吕惠卿要借这案子诛除异见，舒亶要借这案子扬名立威，各有自己的盘算；他石得一与吕、舒又非生死之交，犯得着平白无辜为了这案子惹上司马光？他却是得了雍王的暗示，要他对舒亶睁一只闭一只眼，借刀杀人，将司马光等一干重臣赶出朝廷。他自然不知道李昌济替赵颢谋划的如意算盘——在皇帝病危之前，将朝中党争推向白热化，司马光等人若被赶出朝廷，不仅将来他争夺大位时少了许多强大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吕惠卿如此得罪天下士大夫，皇帝崩驾后，若不拥立新君，图谋“策立之功”，只怕将要死无葬身之所，那时收买吕惠卿就容易了。待即位之后，再贬吕惠卿、舒亶，诛石得一，召回司马光等人，那么自然“天下归心”，他的皇位就很容易巩固了。

此时，石得一还在做着赵颢登基后，自己成为入内都都知，封节度使的美梦。

他心里头带着这么一件败露就要抄家灭门的大事，难免便没那么理直气壮。他的确只是睁只眼闭只眼，顶多只是误导一下舒亶，让他对皇帝的心意揣测得没那么准确，但却始终是很不踏实的。他曾日夜侍候着皇帝，对皇帝的了解也比普通的外朝官员要多——石得一比谁都清楚石越在皇帝心中的份量。石越一席话就让皇帝贬窜王正中，更是令所有的宦官都为之侧目。更何况，虽然抓不到把柄，但宫中每个内侍都知道石越与一般的大臣不同，他在宫里面也是有势力的——李向安、王贤妃，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清河、柔嘉，又是皇太后跟前最亲近的人。

所以，对于石越，石得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惧怕感。以往，他的靠山是皇帝，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便如这回舒亶一样——他也以为他最大的靠山是皇帝，但石得一心里却很清楚，他这回的靠山，却并不是熙宁天子赵顼！他也不相信石越在这时节请范纯仁吃饭，只是叙叙家常闲话。他一定是要多管闲事了……

“绝不能让石越抓到把柄。”石得一在心里想着，一面脸上却堆出了笑容，又将身子向舒亶挪了挪，放低声音，道：“舒大人，你我如今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不闹那些虚文，打开天窗说亮话罢——我们虽然都是奉旨办案，公正无私，但自古以来，要公义，便难免会得罪权贵。苏颂、吕公著父子、司马康下狱，你我便回不了头了。这桩案子若不能办成铁案，让人无可挑剔，我一个内侍，刑余之人，没甚好顾惜，但舒大人的锦绣前程，只怕就此毁了。大人莫要小瞧了石子明，这当世有哪一个大臣，是官家每个月都要见的？官家连贬他都舍不得让他出了京城，开国以来，有哪家大臣有这等体面？”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又抱拳尖声道：“司马参政的衙内，若是舒大人拿不到证据，我看不如便此放了。否则，还请大人体谅，咱家也只好如实禀报皇上……”

他这话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还隐隐带着威胁之意，舒亶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料到石得一怕石越，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恼怒，却也发作不得。石得一毕竟也是权阉，又是皇帝派来的，舒亶心里也明白，便如石得一所说，他的确没有回头路可走。苏颂不必说，这回不论案子办到哪一步，他最起码都会被赶出汴京；但最要紧的，却是扳倒司马光、吕公著，最好连范纯仁、孙固等人也搭进来，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但要将所有涉案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将他们的后台全部扳倒，若没有面前这个阉竖的支持，却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还不是全凭他一张嘴？

“押班放心。”舒亶连忙安抚着石得一，手指轻轻敲着案上的《汴京新闻》，笑道：“我自有办法。来人！”

一个承差小吏连忙跑了进来侍候。“你去给苏大人、司马公子、两位吕大人等犯官戴上枷锁，换间房。枷锁要重，房子要小，要暗，按规矩，亦不能亏待了，仍旧安排一个狱卒侍候饮食起居。”舒亶毫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承差吏与石得一，继续吩咐道：“自今日起，凡此案的犯官，皆不得离开牢房一步，吃喝拉撒，并在一房。该吃的、该喝的，依然照例份送去，但要全部倒在一个盆里，用带土的棍子搅了……”

“这……”承差吏微一迟疑，舒亶的脸便已沉了下来，厉声喝道：“你听清了么？”

“是。”

“还不速去照办？！”

“是。”

望着那承差吏几乎是战战兢兢的应命出去，石得一也忍不住小声问道：“舒大人，这些人非同小可，用刑不得……”

“我用刑了么？”舒亶冷笑道。

“这……”

“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皇上也不会因此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但石得一离开御史台之时，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

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吴充有个女婿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则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遭此重创，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别人道德低下、人品败坏，但如今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真叫报应不爽……

而旧党官员，全都噤若寒蝉，纷纷到冯京、孙固那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想激流勇退，但皇帝病情反复，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本，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亦只能无可奈何。

而范纯仁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他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2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呦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谘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做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份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材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制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象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份份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

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水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

吕惠卿逼视着薛问，冷笑道：“师正一向是快言快语的，今晚如何却吞吞吐吐？”

“相公岂能不明白——陈世儒案牵连这许多公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象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的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做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么？”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看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著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卿与旧党决战，舒亶才有机会全身而退。否则，他已成为旧党最痛恨的公敌，旧党缓过神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舒亶——他不能当过吕惠卿的枪后，又当吕惠卿的盾牌。

舒亶的确是个聪明人，如今的情势，正如薛向所说，人人都以为是吕惠卿主使，舒亶不过是吕惠卿手中的大枪，吕惠卿反倒成了舒亶的大盾牌。

吕惠卿默然不语。谁能知之？谁会相信他？旧党不会相信，新党也不会相信；皇帝不会相信，司马光、石越，甚至薛向，都不会相信！既然人人都不相信，那么是不是事实，根本就不重要。

薛向已经知道他几乎说动了吕惠卿。“皇上素念旧情，陈世儒案，最初还想过要念陈执中的情份，留他一条命下来。舒亶口口声声司马康涉案，时至今日，可曾有司马康半句口供？”薛向的话已近于直白，“休道是冯当世，便是司马十二——恕我直言，只要司马康不伏罪，终亦不会有事。相公熟知早年故事，皇上初登大位之时，是先想过让司马十二为相的；是他不识时务，皇上才决定起用介甫。这些年司马为计相，可曾出过半点差错？十几年君臣的情份，相公以为皇上会全不顾惜么？”

吕惠卿越发的动摇起来。皇帝的心思，他比谁都清楚。赵顼最初只不过是恼怒苏颂等人枉法循私，一时激怒，才令舒亶穷治此案。不料舒亶竟借机兴大狱。这并非皇帝的本意。只不过舒亶有大义的名份，皇帝又在病中，少知外事，一时间也无力制止。在皇帝那里，现在还以为司马康涉案不深呢！

舒亶若真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倒也罢了。

皇帝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这也是吕惠卿始终放不下心来的原因。当今皇帝，不是可以任人摆弄于手掌之中的庸主。

“若司马与冯当世终于无事……”薛向枯瘦的脸上，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皇上乃英主，舒亶做出这等事来，皇上虽一时不察，终必厌之！且万一有不讳之事，少主年幼，自是太后当国……”

薛向说到这里便闭上了嘴巴，后面的话是不消多说的。除非对旧党取得彻底胜利，到时候皇帝也好，太后也好，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否则，表面的局势看起来越是乐观，实际上就越是危险。但旧党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范纯仁聪明的保全着实力，而且还有一个石党。吕惠卿想起今日在政事堂的事情，心里就越发的不安。石越和他的党羽们，可远比旧党那些迂腐的儒生们危险。

“如之奈何？！”吕惠卿忍不住喃喃道。

“为相公计，如今须要留一个退步。”薛向的小眼睛里闪着精光。

“退步？！”吕惠卿笑了起来，那是苦涩的笑声，“我有退路么？我实是无路可退！行百里半九十，今日之局面，来之不易，我哪里还有退路？”若非司马光们咄咄逼人，非要将他从相位上拉下来，他又何苦让舒亶去查旧党大臣的私隐不法之事？如今舒亶已经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绑到了一条船上，这时候，他还能有退步么？

“但看相公肯不肯行？”薛向的心跳也快了起来。

“哦？”

“譬如与一狂人共渡，有必覆之危。当此之时，勇者逐之，智者避之。”

“勇者逐之，智者避之……”吕惠卿沉吟道。

“癫狂之人，不足为恃。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公若能丢卒保车，请皇上更换法官，将案件限于吕公著、苏颂，释放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诸人。则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此东郭之智，不足效法。”吕惠卿大摇其头。这时候收手，旧党不仅不会感恩，还会反咬一口。而舒亶又岂是好惹的？

薛向默然了一会，他望着吕惠卿，沉声道：“相公不肯取此策，便只好以退为进……”

“相公何不辞相，荐王禹玉自代？如今司马、冯、范皆自固不暇，难与其争位，若荐王禹玉，必能成功。王禹玉若无相公之荐，焉能位居马、冯之上？其必感恩戴德。然以王禹玉之能，终不能久居司马诸人之上，其不安其位，迟早复引相公相助……”

“真奇策也！”薛向的话未说完，吕惠卿已经在心里赞了起来。只要他在此时辞相，那么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了。益州也好，陈世儒案也好，朝廷自然会找到相应的替罪羊——皇帝和王珪都有充足的理由替他保存体面。他也有个不贪恋权位的好形象，将来东山再起，还是极有机会的。但吕惠卿也很清楚，薛向此计不是为他而想的。他是为自己想的。吕惠卿若辞相，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定会推荐薛向当参政——毕竟他已经六十八岁，没有了当年的威胁，且这个人情他不做，王珪也会做，吕惠卿自然不会留这个人情给王珪……

但无论如何，这对吕惠卿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在占尽优势时忽然辞职，谁再来说是他指使舒亶党争，都将让人难以置信。他连宰相都不当了，为何要去争权夺利？而“至宝丹”虽是墙头草，没什么能力，但此时若皇帝仓促间要找个仆射的话，需要的反而就是“至宝丹”这样的除了资历就一无是处的人。而王珪与司马光向来水火难容，他要保住自己天上掉下来的相位，免不了还是要请回吕惠卿。

不过，“奇策”这种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司马光虽还被舒亶纠缠着，但吕惠卿若辞相，皇帝也可能会任命他为仆射。还有石越、王安礼、韩维，都可能趁虚而入。这些正是王珪会希望引吕惠卿回来的理由，但万一弄巧成拙，便是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字！

更何况，真的舍得离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么？哪怕只是暂时的。

为了益州之事，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刻。此时占据着对旧党的绝对优势，若是他全力以赴，未必不能彻底击败旧党！皇帝眼见着是不行了——吕惠卿心里很肯定这一点。而高太后到底只是个不出宫禁的女流，以宰相的威望权重，果真有必要那么怕她么？

最重要的，他绝不甘心向司马光示弱，更舍不得拱手让出自己的权位——哪怕只是一天也不行。

吕惠卿望着薛向，淡淡道：“师正容我再思之。”

薛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区区一得之愚，聊供相公参酌而已。”

“师正过谦了。”吕惠卿亲手给薛向满了一杯酒，笑道：“师正到太府寺后，可还顺利？你那位寺丞，可是个伶俐人。”

“蔡京？”薛向亦笑了起来，“此君既会做事，亦会做官，的确称得上是伶俐人……”

吕惠卿与薛向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送走薛向后，吕惠卿回到书房，却见吕渊等他，见他进来，连忙请安。吕惠卿也不理会，只扫了一眼案几，见上面放着两封书信。他走过去，上面的一封却是舒亶的。吕惠卿随手撕开，原来是回自己的信——吕惠卿写信劝舒亶治狱不要过严苛，舒亶便回信冠冕堂皇地讲了许多大道理，无非是说他已无退路之意。吕惠卿原也不指望舒亶收手，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留个退步，随便看了一眼，便将信收了起来，又顺手拿起下面的一封。

这封信，吕惠卿只看了一眼封皮，脸色就变得慎重起来——这是王安石的信。他从案上找了一把小刀，小心地将信拆开，方打开信纸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就呆住了。

王安石在信里说他有感于皇帝的知遇之恩，又不料司马光竟肯捐弃前嫌，亲自写信相邀，已决意接受诏书，担任益州路观风使。此时已经在返回汴京的路上……

只看到这一段话，吕惠卿的思绪便混乱起来。后面王安石对他的勉励，在他眼中，已是一个个模糊不清的黑团……吕惠卿仿佛觉得全身的力气被什么东西突然抽走一般，只想找个东西来靠着。他勉强挪动着脚步，坐到了书案后的椅子上面。

“王介甫……”吕惠卿心里念着这个名字，无论怎么样，他始终还是忌惮这个名字。在得知王安石婉拒复出的消息之后，他感到过前所未有的放松。仿佛在突然之间，对一切都有信心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决定要接受诏令！

“父亲。”吕渊的呼唤，让吕惠卿猛然回过神来，他恼怒地望了吕渊一眼，喝道：“你还在这做甚？！”

吕渊抿着嘴看着他父亲，他不象他的几个叔叔那么害怕吕惠卿。“便是王介甫复出，又何足虑？廉颇老矣。”

“你懂个屁！”吕惠卿喝斥道，却突然回过神来，凌厉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厉声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又不是遮遮掩掩之事，儿子知道，又何足为奇？”吕渊冷笑道，“今上之病，已非药石能治。父亲若能趁此良机，一举击溃旧党，益州不足虑。王介甫便为观风使，又有何用？”

“你这是什么意思？”吕惠卿的声音愈加冰冷。

但吕渊却全不在意，“父亲可知天下之功以何者最大？如今正是千载难逢之良机，父亲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些些小过，又何足道哉？”

“放肆！”吕惠卿气得一掌击在案上。

“父亲息怒。”吕渊低下头来，但却并没有收敛多少，“儿子不过是为父亲着想，若今上一切安好，自不必提。但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父亲于国家有多少功劳，亦难免被逐；树倒猢狲散，我吕家还怕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么？家族败落，不过是转瞬间事。父亲若想永保富贵，一展胸中抱负，非有非常之功不可！父亲当三思……”

“滚！滚！你这个逆子……”不待吕渊说完，吕惠卿抓起案上的砚盒便砸了过去。吕渊不料他发这么大的火，这才不甘心地退了出去。待吕渊离开良久，吕惠卿犹自余怒未消，气得浑身颤抖。但在他的心里，吕渊的话，却怎么也压不下去，不断地在耳边回响着……

“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

“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

“非有非常之功不可……”

一句一句的，在吕惠卿耳边翻滚着。

雍王固不足道，但总好过太后垂帘！策立之功，更是非同小可——想想韩琦家的殊荣，做了三朝宰相，死后皇帝还下诏让韩家世世代代都有人担任相州的地方官！韩忠彦又有何能，仗的还不是韩琦的遗泽么？

策立之功！

吕惠卿猛地晃了晃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此之时，吕惠卿最为被动的，是京师之中，无得力之人可以助己者。还是要召回安惇，与他重修旧盟！吕惠卿的目光，又落到了王安石的那封信上。

3

一团团阴惨惨的乌云，在初冬的天空中，缓缓地移动着，整个蔡府都仿佛沉没在这些乌云的阴影中一般，感觉阴冷阴冷的。

蔡京背着双手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天空中的乌云，仿佛想看透那厚厚的乌云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他身后，范翔笑吟吟地打量着房中的布置，他似乎是被房中那土漆木架上的陈列迷住了，随手拿起一件海外的奇珍异宝，啧啧感叹一番，便又放回，立马又捡起另一件宝贝来品玩赞叹。一面还不住嘴地笑道：“我怎么便没这般好命？要当官，还是要去杭州……”

听到这话，蔡京眼皮猛地跳了一下，旋即笑道：“范仲麟你怎么便不想去凌牙门？蔡持正家才叫富可敌国——听说蔡渭这回可是送了一座象牙座钟给舒亶！”

“那多半是谣传。”范翔笑嘻嘻接道，手里却没有停着，又拿起一座三佛齐的水晶塔来细细端详，笑道：“这可是宝贝。”

蔡京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道：“你怎知便是谣传？”

“我自然知道。”范翔将水晶塔放回原处，一面笑道：“舒亶抓蔡渭，不过是个障眼法。蔡渭是冯京的女婿不假——但舒亶这么做，却只是告诉冯当世，他是被逼无奈的。别人都不知道舒亶与蔡确私交甚好，难道冯京也不知道？”

“舒亶与蔡确私交甚好？”蔡京倒真的吃了一惊。

“你道舒亶为何盯上陈世儒这案子？我有日和几个开封府的小吏一道喝酒，才明白此中原委。蔡确有位同年与舒亶是同乡。陈世儒案发，是蔡渭托了这位同年找舒亶来报仇，当年陈执中曾经羞辱蔡黄裳……”范翔的眼睛一直在蔡京的陈列上面移动，“你说蔡渭怎么便会被牵连进去呢？这不过是舒亶的苦肉计罢了，做做样子给冯京看。蔡家送过东西给舒亶那自是不用说，但象牙座钟都能传出来，显见是有意为之——若有人拿这个来弹劾舒亶，便上了他恶当。到时候皇上下旨问蔡渭，有没有这事。蔡渭一口否定。从此以后，别人再说舒亶什么坏话，皇上都不会相信了……”

蔡京目不转瞬地望着范翔，他知道范翔现在是石越面前的红人。但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范翔被石越看重，是有道理的。

“舒亶这点子伎俩……”范翔使劲摇了摇头，终于不再看蔡京木架上的东西，转过脸来，望着蔡京，叹道：“只怪范公依然犹豫不决。不过，不瞒蔡兄，我倒是挺佩服范公的。扪心自问，这时节还能守正道而不改其志，的确称得上君子的。”

“那是守小义而失大义。”蔡京却不以为然。

“何为小义，何为大义，那是很难说的。”范翔笑了笑，却不与蔡京争辩，又说道：“不过以我等之智，亦不必劳神分辩。我只知道石公所持的，便是大义，如此足矣。”

“正是。”蔡京言不由衷地附和道。

“既然蔡兄也这么认为，那么事情便好办了。”

“什么好办了？”蔡京装着糊涂。

范翔忽然直视蔡京的眼睛，半晌，方淡淡笑道：“石公说，范公虽想要守道而亡，我等却不能坐视正人被难，奸小乱国。范公可以做他的君子，小人不妨便由我辈来当好了。”

“仲麟之意是？”蔡京迎着范翔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

“蔡兄是个聪明人。”

“兹事体大。既非石公亲口所说，又不曾有石公的亲笔……”

他话未说完，范翔已打断了他：“蔡兄信不过我么？”他言笑晏晏，但话里却是藏针。

蔡京连忙赔笑，口中却依然有迟疑，“不敢，但……”

范翔笑着望着蔡京，忽意味深长的说道：“蔡兄，在下有句忠言相告——人孰不爱身？但兄身处旋涡之中，便是想明哲保身，只怕亦未必能够！”

蔡京心头一震，忙笑道：“仲麟莫要误会，我岂是想要明哲保身之人？”

“以兄之智，必不至此。否则以石公知人之明，又怎么会如此倚重蔡兄呢？”范翔见蔡京神态，又嘻嘻笑道，“石公也是一向夸赞蔡兄有勇有谋，敢于任事的。”

蔡京见他这样，口中说着“岂敢”，心里却不禁苦笑。他并非是想在此时与石越撇清关系，改投门户，他甚至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也不敢心存观望，以他此时的资历地位，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观望。自从熙宁八年起，蔡京便已经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石越身上。即使石越一时不得志，蔡京也坚信石越终有一天会重新执掌大权，他知道惟有追随石越，才能替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但他的地位越高，自保之心却不免越重。熙宁八年的时候，蔡京不过一绿袍小官，在汴京没有半点背景，也不得人赏识，曾经求见王安石却被当面羞辱，石越出知杭州，对蔡京来说，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牢牢抓住，攀上这棵高枝。那个时候为了得到石越的信任，蔡京什么事都敢做，所谓“大丈夫不能五鼎食，便当五鼎烹”。蔡京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决然。而他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虽然石越没有推荐他做馆阁，但不到十年的时间，从钱塘尉，到市舶务，到杭州通判，知州，到太府寺丞，升迁速度之快，令许多人羡慕。若非石越被闲置了几年，他的升迁也许还会更快些。

然而做到太府寺丞后，蔡京却不可避免地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钱塘尉了。他依然会追随石越，但他心里却并不愿意成为石越的开路先锋，一将功成万骨枯，若是石越“功成”之日，他已经成为石越前进路上的枯骨，那么他的追随又有什么意义？

但范翔分明是逼他来做先锋。此时吕惠卿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蔡京只要想想，也会不寒而慄。他想试探范翔，想从他口中，多了解一点石越的想法，甚至是得到某些保证。但是，范翔却没有给他半点机会。

范翔现在是石越面前的红人，范翔的态度，也即是石越的态度。

他要率先攻击吕惠卿，若见效，他便能得到支持；若无效，那他就会被无情地抛弃。甚至，也许他就只是石越与吕惠卿交易、妥协的筹码——这亦有可能。这个时刻，蔡京知道，迟早是要来的。他自从到汴京之日起，就在为这一刻准备。他甚至想过利用司马光。但是他毕竟不敢轻举妄动，却不料还是拖不过去。

他已别无选择。蔡京暗暗后悔自己一时的妄想，他当然不希望范翔将自己的迟疑告诉石越。他眼珠转了几转，最后停留在书架上的水晶塔上。

送走范翔后，蔡京吩咐家人将那座三佛齐的水晶塔送到范府，又换了件便服，只带了蔡喜一个人，也不叫马车，也不骑马，主仆二人徒步往熙宁蕃坊行去。

熙宁蕃坊的商家许多和杭州的海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有一些人是认得蔡京主仆的，只要他进了店门，无不奉迎备至。蔡京仿佛只是出来散散心，走了几家杭州大海商的分店，进去后，便和各家的掌柜喝茶，叙闲话。如此，到下午日昳时分，主仆二人又到了惠民河边上的一家店铺前。蔡喜抬头看了看店铺的招牌，笑道：“大人，这犀光斋乃是杭州曹家的店子，曹家的生意……”

蔡京却只“嗯”了一声，不待他多说，已朝店中走去。未到门口，那店里的掌柜早已迎了出来，长揖笑道：“蔡大人可是稀客，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蔡京笑着扶起那掌柜，一面笑道：“五郎哪来这些虚文？”

蔡喜在一边看他们亲热地寒暄，呆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打小跟随蔡京，算得上是蔡京的心腹，自以为蔡京的事情，他无不知情，不料他与曹家打过无数交道，却竟不知道蔡京与曹家如此熟悉。

这犀光斋蔡喜原是很熟悉的，对于杭州曹家，更不陌生。曹家自从小舍人曹友闻接管家业后，家业便越来越大。曹友闻与石府的几个先生交情极深，与薛奕也私交极好。凭着这些关系和曹友闻的手腕，不到十年之内，曹家逐步占据了宋朝硫磺、硝石进口量的近三成份额，更几乎垄断了整个南海地区的犀制品贸易——当时宋朝本土已经极少有犀牛存在，西夏人曾将自己的一种竹牛角伪称犀牛角，卖给宋人制弓，牟取暴利，骗了宋人整整一百多年。直到恢复灵夏之后，白水潭博物院的学生去灵夏考察，才发现真相。但由此亦可知道，犀牛角在宋朝有多受欢迎。而在南海三佛齐等国，却存在着大量真正的犀牛。犀牛角既可以制成真正的宝弓，又是一味极好的药材——可以制成春药，还可以制成犀杯等奢侈品……曹家通过种种手段，几乎垄断了婆罗洲、爪哇、须文答剌等地的犀制品收购，将之运回宋朝贩卖，不仅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更令得曹家声名大震，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宋朝法令禁止杀牛，而曹家就在婆罗洲购买了许多土地，雇佣宋朝流民与昆仑奴养牛，将牛肉卖给凌牙门的宋人，将牛皮、牛角、牛筋卖给宋朝军器监，从而获得了军器监大量的订单。据说宋朝东南禁军，包括海船水军的每一张弓里，其中都有曹家的利润。不仅如此，甚至有传闻说，曹家还在婆罗洲私设作坊，制造弓箭、盔甲，偷偷贩卖到高丽、日本，连薛奕的海船水军，也曾经私下采购过曹家的武器。但也因为其与薛奕的密切关系，曹家大部分的产业，也早已从杭州转移到了广州。所以蔡喜绝想不到蔡京原来与曹家关系也这么好。难怪曹家私自向高丽贩卖武器，竟会从来没有被查出来过！要知道从南海去高丽的船只，也是必须在杭州靠岸缴税抽查的。

他一面在心里嘀咕着，一面已经被犀光斋的掌柜——曹家五郎，请到了后面的花厅里。便见蔡京坐下来后，便笑着问道：“不知令兄目下是在南海，还是在国内？”

曹五郎笑道：“却是在国内。前些日子接到书信，道是已与陈子柔先生一道回了广州，说好结伴回京。算日子，这两日便当到了。回来之后，必往大人府上拜访的。”

蔡京笑道：“这倒是赶巧了。陈先生也是许久不见了，定要聚聚。待令兄回来，便请五郎转告，我在张八家作东，请令兄、陈先生、五郎，一道叙叙旧。”曹五郎连忙笑着答应了。

蔡京见下人端茶过来，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又笑道：“我和五郎便不拐弯抹角了。前些日托五郎打听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眉目？”

曹五郎见蔡京问到这事，轻轻挥了挥手，令下人全部退了出去。这才道：“只怕果真便如大人所料的……”

“哦？”

“依在下看来，的确是有几分蹊跷。”曹五郎一面说，一面拿眼角瞥了一眼蔡喜，见蔡京没有说什么，便继续说道：“那永顺钱庄，在京师不显山不露水，京师的钱庄少说也有上百家，这一家最多排到九十几位。但据我托人打听，广州至少有五十余家商行借过他们的钱。”说到这里，曹五郎突然似想起什么，告了个罪，竟出了花厅。

蔡喜这时已经越发确定蔡京与曹家的关系匪浅了，而且也大概知道了蔡京托曹五郎做的事情是什么事。身为蔡京的心腹，他自然知道蔡京当了太府寺丞之后，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太府寺下属的交钞局，掌管着交钞的监制、发行、兑换、回收、销毁等事务，是诸部寺监的局所中，最炙手可热的衙门。而这个交钞局的令、丞，乃至录事，无不是当今宰相吕惠卿的亲信。第一任交钞局知事，是吕惠卿的弟弟吕和卿；现任知事则是吕惠卿的妻弟方泽，交钞局丞郑元道，也是吕惠卿的门生。吕惠卿自从拜相后，他的弟弟、妻弟还有舅家的人，或者富甲一方，成为巨商大贾；或者夤缘得官，越格升进，个个都是既富且贵。若说吕和卿、方泽、郑元道这些人，守着交钞局这么一棵摇钱树，居然不偷腥，那是没人会相信。但连蔡喜也知道，想抓住他们的把柄，实在太难了。过去旧党也不是没有想过可以从吕惠卿的弟弟、妻弟们下手，但却从未抓到过什么真凭实据，偶有弹劾，最后却都是查无实证，反而弄得皇帝都烦了。后来王谷倒是吸取了教训，想从一个录事手中找到证据，不料事机不密，不仅将那个录事给连累了，而且还打草惊蛇，令得方泽与郑元道更加谨慎起来。几乎连累得蔡京也无处下手。

为了找到证据，蔡京煞费苦心。蔡京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人，也非常好色，对于汴京哪家店子有什么好吃的菜，哪家勾栏有才艺双绝的佳人，都是了然于胸。而方泽与郑元道，一个好吃，一个好色，蔡京也就投其所好，煞费苦心与他们在酒楼、勾栏“偶遇”，先知其所好，然后让蔡喜收买歌妓、乃至酒楼的博士，探听他们底细。甚至连蔡喜也花了不少功夫，将那些在二人面前得宠的仆人，打探得一清二楚，以期辗转刺探。

如此费尽千辛万苦，开始得到的消息也几乎毫无用处，比如方泽与郑元道都曾收过钱庄的贿赂……但这样的“罪名”几乎毫无用处，要知道哪怕是交钞局一个小吏，也免不了会收点贿赂。但终于有一天，一个被收买的歌妓提供的线索，引起了蔡京的注意。当时正是朝局动荡之时，前任太府寺卿李陶改任鸿胪寺卿，薛向新官上任；偏偏在这个时候，太府寺少卿的父亲死了，丁忧出缺，政事堂下令由蔡京暂代其职。便在那时，那个歌妓说有一家永顺钱庄的掌柜，三天之内见了方泽三次。而蔡京那些天接触到大量的帐目公文——那实际上也是蔡京唯一的机会，其后薛向与新任的太府寺少卿，根本不给他机会去接触交钞局的事情，但就是这一次，蔡京发现永顺钱庄有大量的用交钞兑换铜钱的记录。蔡京便叫蔡喜去调查永顺钱庄，发现这家永顺钱庄在汴京默默无名——汴京一家默默无名的钱庄，一个月内兑换交钞的数目达到数百万贯，他的掌柜与方泽关系如此密切，不能不启人疑窦。

因此蔡京便怀疑方泽和这家钱庄勾结，利用各地交钞比混乱的局面，赚取暴利。他们用交钞从交钞局兑换到铜钱，然后用铜钱购买到更多的交钞，再用交钞到交钞局兑成铜钱……如此一来二去，便可以赚取大量的差价。

但这样的勾当却是极难抓到证据的。虽然交钞局规定了每个钱庄每个月最高兑换限额，超过限额需要审批。但审批只需要交钞局知事与太府寺卿同意便可。李陶也好，薛向也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问可知的。他们很容易找到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即便蔡京能查到永顺钱庄的确炒卖交钞，他们也可以将罪名推到永顺钱庄的头上。

所以，在当时，蔡京便没有叫蔡喜再查下去了。现在看来，蔡京并没有放弃这条线索。他显然找到了另外的突破口……

蔡喜正想着这件事，便听到厅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方转过头去，却是曹五郎又回来了，他笑着朝蔡京抱了抱拳，告罪道：“让大人久候了。”一面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来，递给蔡京，笑道：“大人请看，这五十余家商行的借款——虽然打听到的只是个虚数，但大体相差无几——少则数千贯，多则数十万贯。总额将近千万贯！尽管这是七八年间的事情，可这还只是在下能打听到的。整个大宋，除了唐家的钱庄，只怕没有哪个钱庄，能有这样的财力……”

“便是唐家，那也是十八家商号联合，才能有这样的财力！”蔡京冷冷地哼了一声，一面看着那张单子，嘿嘿笑道：“三分利，五分利……一千万贯，便是三五百万贯的进账！做得好大的生意！”

曹五郎笑道：“海商风险极高，利润也极大。三分五分利也寻常，寻常的钱庄，没有二三分利，也不会轻易借钱给海商的。他们敢借这么大笔的钱，自然要利息高一点。毕竟有许多账，可能是收不回来的……”

蔡京知道他说的确是实情。出海做生意，若是平平安安，自然利润极高，但若遇到风浪，别说血本无归，连命都没了。所以钱庄但凡借钱给海商，要么是因海商家大业大，极有财力，放心得过，要么便是纯粹的赌博。所以正规钱庄利息至少要收到三分，而非正常的贷款，五分乃至七分利，都是有的。蔡京自己也不是什么清廉的官员，他看到这张单子的一瞬间，立时便想到吕家是在做什么——挪用交钞放高利货！

交钞局的交钞并非一次性发行出去的，而是分批分量发行的，因此交钞局随时有大量的交钞存在右藏库局备用，以吕家的背景，私自挪用几百万贯轻而易举。他们将这些交钞通过永顺钱庄，借给东南沿海的海商，赚取巨额利息，等到每年三月查账查库时，再收回来补全。只要贷款时足够谨慎，运气不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而且他们不在汴京放贷，广州等地天高皇帝远，旧党与海商也向来不怎么打交道，也不易引起注意。就算万一引起怀疑，也可以很容易地抹掉证据，补平亏空。即使偶尔有几笔账暂时收不回来，以吕家现在的财力也完全可以先补上这笔账！

想到这里，蔡京仿佛掉进了冰窖中。石越逼着他尽快下手，但是方泽们做事，却是如此谨慎。蔡京这边一弹劾，凭着吕惠卿的势力，一个月内能让御史台进入太府寺封账封库，已经是一大胜利了。但有这一个月的时间，多大的窟窿吕惠卿也补上了。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污告宰相，岂会有好结果？

除非立即封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管三七二十一，封了右藏库局和交钞局的账目和库房——但这里不是杭州市舶务，这里是汴京太府寺！他区区一个太府寺丞，有多大能耐，敢率兵封账？只怕他账没有封成，谋反的罪名倒先将他族诛了。

但他一样也不敢向石越叫苦。石越可不会听他叫苦，石越要的是结果。

蔡京看了一眼屋外的乌云，只觉得那云黑压压地就在自己的头顶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同一天，后苑。

“范尧夫……哎！”高太后几乎是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陈衍微微弯着腰，假装没有听见高太后的叹息，一面用眼角看了一眼站在另一旁的韩忠彦。不是既亲且贵，高太后轻易是不会在后苑接见一个男子的。赵姓宗室以外，世间有这样待遇的人，也许就只有这个长得高高大大，性格却有几分懦弱的男子了。韩忠彦也是当朝罕有的既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又能得到太后信任的臣子。不过，这也是因为托了他父亲韩琦的福。听说皇帝还有意将淑寿公主许配给韩忠彦的弟弟。

但韩忠彦却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这些特别的待遇而变得更象他父亲，他沉默少言，没什么主见，甚至于有点唯唯喏喏。见惯了敢在皇帝面前高声争辩，甚至将唾沫星溅到皇帝脸上的大臣的陈衍，对于韩忠彦的确不是很看得起。即使是内侍，也有许多人比他更有坚持吧？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唯唯诺诺，但这个韩忠彦，与那个“至宝丹”、“三旨相公”王参政，却似乎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果然，听到太后的叹气，韩忠彦只是欠了欠身，把头低下，却没有吭声。

“范尧夫果真不如乃父多矣。”高太后又低声说道。

这次韩忠彦说话了，“臣也不及先父多矣。”

高太后转过头，望着韩忠彦，问道：“你觉得范尧夫是在……”

“是。”

高太后久久地注视着韩忠彦，但韩忠彦却把头低了下去，避开了高太后的眼睛。高太后仿佛突然被他这个举动逗乐了，忍不住笑了下，道：“吕公著的事，你也办妥了？”

陈衍的耳朵不觉竖了起来，他有点吃惊地望着韩忠彦。

“臣已经将吕公著与押送他的使者，一起送到了陈桥镇。”

“陈桥镇？”

“驻扎在陈桥镇禁军指挥使，是先父的旧部，为人极是信得过的。而且有太后的懿旨，也断不至于有什么差错。陈桥镇虽然人来人往，但他在乡下有座院子，是不易被发觉的。到时候若要召他们进京，也极近便。”

“嗯。”高太后点了点头，忽然问道：“你知道我为何要扣下吕公著么？”

韩忠彦依然低着头，“臣愚钝。”

高太后转过头去，把目光转向后苑那一望无际的水池，“我是想保住他的性命。”她顿了下，知道韩忠彦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说道：“我虽在九重之内，也知道御史台不是什么好所在。这番非比寻常……吕公著一把年纪，进去后，就算出来了，只怕也活不过几天。”

连陈衍都听出来了，高太后的话里有太多的未尽之意。什么叫“非比寻常”？这话就耐人寻味。高太后显然是有了皇帝会驾崩的心理准备了……到时要光明正大的除掉吕惠卿，并不容易。留着吕公著在手上，她就可以随时选择在合适的时候翻案……高太后是要给这案子，留下一条尾巴。当然，的确也顺便保住了吕公著的性命。

“太后仁德……”也许除了韩忠彦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听懂高太后的言外之意。不过高太后也不在乎他是不是明白自己的意思，“你明天去看看司马光……”

韩忠彦不由抬起了头，望着高太后。

“闭门谢客……”高太后摇了摇头，道：“他儿子牵涉案中，被御史弹劾了，他就一定要引嫌避位，非得清清白白才能做宰相……如此作茧自缚……”但纵使高太后再如何感叹，也不好指摘什么。司马光的做法的确看起来很迂腐，却是宋朝百年来的惯例。而且，这是个好习惯。儿子涉嫌犯法，老子却还在做宰相，还到处会客，审理出来的结果，就算是公正的，那也是瓜田李下，说不清楚。许是觉察到自己失言，高太后突然闭上了嘴巴。过了一会，才又说道：“明天你和陈衍一起去。”

“是。”陈衍连忙和韩忠彦一道答应了。

他们都没有问高太后想要他们和司马光说什么。

只要他们两个奉太后旨意出现在司马光府，就已经是一个信号。

4

离开犀光斋后，蔡京已经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件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了。就算是石越向皇帝告状，皇帝也未必就会轻信一面之词，随随便便在太府寺封账封库……而他原来指望的司马光，却在闭门谢客，连面都见不着。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

惠民河边上，不知从哪家传来歌女醉人的歌声，沿河的街道上，穿着各色服饰的人来来往往，不时可以看到深目高鼻的番人用本族的语言交谈着，蔡京做了多年了杭州市舶务，也略懂一些简单的夷语，但这里的番人太多，蔡京甚至分辨不出他们操的是哪族的语言。

身处这充满“铜臭味”的熙宁蕃坊中，蔡京猛然感觉少了许多与士大夫们在一起的束缚，一直紧张压迫着的情绪，竟也奇怪的慢慢放松下来。

这的确是一个能让蔡京产生亲切感的所在。

路过惠河民边一座桥时，蔡京奇怪地发现许多乞丐在桥边排着长长的队伍，几个身着奇怪服装的番人在那里分发着炊饼。

“那些番人在做什么？”

蔡喜见蔡京询问，连忙笑着答道：“那是十字僧。大人看那边，那些都是十字寺。”

“十字僧？”蔡京不觉摇了摇头。除了道教外，无论是中国和尚，还是番人和尚，他都没甚兴趣。正准备移步离开，却听蔡喜又低声说道：“大人，那不是桑直讲么？”

蔡京一时没反应过来“桑直讲”是何许人，下意识地徇声望去，却见桑充国便正站在十字寺前面，他正奇怪桑充国怎么会到十字寺来，移目去看他身边——蔡京立时便被惊呆了！

在桑充国的身边，跟着两个小孩和三个中年男子！

蔡京并不认得那两个小孩，却认识其中一个穿便服的中年男子——御龙直指挥使杨士芳！蔡京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机遇？！千载难逢的机遇！

资善堂直讲与御龙直指挥使、带御器械侍卫身边的两个小孩，还能有可能是谁？！

“大人？”蔡喜奇怪地望着蔡京，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见蔡京已大步向桑充国走去。

“这里便是番人的寺庙……”桑充国并没有注意到蔡京，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面前的两个小孩身上。

“番人和中国一样，也有和尚么？”赵佣好奇地问道。

赵俟也睁大眼睛问道：“桑先生，他们也有道士么？”

桑充国笑着望着两个孩子，“汴京的百姓，管这叫十字寺，管庙里的番人叫十字僧。不过他们其实不是和尚。”

“为什么？”

桑充国望着赵佣，笑着问道：“六哥知道和尚拜的是什么菩萨么？”

“我知道，是佛祖。”

“那道士呢？”

“是老君。”

“正是。和尚拜的是西天的佛祖，道士敬的中国的老君，可见中国和西天的菩萨原本就不相同。海外的番国，有成百上千，各国都有自己的佛祖、老君，各有各的名字。契丹人就有天神地祗，天神是个骑白马的男子，地祗是个驾青牛小车的妇人。海外的番人，象这个庙，就叫景教，自唐朝起，就从大秦传入中国了，拜的菩萨叫上帝。不过，最近西湖学院有文章说，这个景教，在大秦并不得势，如禅宗一样，只是他们教派里的一个分支，因为在大秦被别的支派陷害，才逃来中国。这也是番人天性残忍好斗，和我中华不同，大宋佛教流派并立，可大家都是拜佛祖，何曾要弄得你死我活……”

桑充国虽然耐心，说得也很浅显，但赵佣与赵俟到底只是两个小孩，听得似懂非懂，也不耐烦，东望望西看看，只想进“庙”里头看看，但桑充国胆子再大，却也不敢让他们进十字寺。正想哄着二人离开，便见杨士芳与一个侍卫忽然闪到身前，挡在他与赵佣、赵俟前面。桑充国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听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杨兄，长卿……”他转过头去，顿时也怔住了：“元长……”

蔡京虽认识杨士芳，但杨士芳却并不认得蔡京这小小的太府寺丞，见桑充国叫出名字，这才略微放松，用目光询问桑充国。桑充国忙介绍道：“这位是太府寺丞蔡京蔡元长大人。”

“太府寺丞？桑先生，便是石越管过那个太府寺么？”赵佣早在后面高声问起。

桑充国一脸尴尬，回道：“正是。六哥好聪明。”一面望着蔡京苦笑。

桑充国自从担任资善堂直讲之后，与程颐的教育风格，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冲突。程颐踏踏实实从启蒙教起，每日除了教二人识字、背诵、书法外，便是和他们讲一些道学家的处世伦理。赵佣、赵俟举手投足，必要合乎于礼，否则便难免要挨一顿说教。程颐以布衣为未来的天子之师，虽然表面上淡然，却越发地对自己要求严格，格外自尊自重，一心一意想要培养出一个圣明天子来，因此同样也恨不得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赵佣。而宋朝皇室教育也一向甚为严格，赵佣即使贵为太子，也不敢不听老师的话，否则便是挨板子也是常有的事。搞得赵佣、赵俟对程颐非常畏惧。

而桑充国却对程颐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除了识字、书法外，桑充国每天不是给二位皇子讲故事，就是带他们做试验，教的内容也并不限于儒家经典，甚至还悄悄带他们出宫去大相国寺听说书。在桑充国看来，以赵佣、赵俟的身份，能够真实地了解大宋是如何运转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也是有几分痴气的人，因为高太后吩咐过杨士芳等人，要一切都听二位先生，于是桑充国竟不管不顾地，隔三岔五便带着两个小孩在汴京到处乱逛。到马行街桑家的店子里看人家怎么样做生意；悄悄到白水潭看学生辩论、竞技；去汴河边上看太平车、浪子车运货……也亏得这时朝中乱得一塌糊涂，没有人有心思理会他。

不过夜路走多终遇鬼。他终于在熙宁蕃坊，被蔡京遇上了。而且，还是在一座十字寺前面！桑充国再书生气也知道，带着储君、皇子去十字寺，这是一桩什么样的罪名！

但蔡京却是个知情识趣的人，他仿佛全然不知道赵佣、赵俟的身份，只抱拳笑道：“不料与长卿、杨兄在此巧遇，真是有缘。”

“巧遇，巧遇。”桑充国尴尬地笑着，见蔡京并没有揭穿他的意思，不由放下心来，一面问道：“元长如何会在这里？”杨士芳却只是退到一边，并不搭理蔡京。

蔡京也不以为意，笑道：“我听说西湖学院将被中香炉改造了，和他们新研制出来的旱罗盘装成一起，造出了新式罗盘，特意过来看看。”

赵佣与赵俟不知道罗盘是什么东西，但听到“被中香炉”，却是极熟悉的。那是一个圆形多孔的铜壳，里面放着香炉，放到被褥中，无论你怎么滚动，香炉永远都是常平状态，半点炉灰都不会洒出来。在禁中大内，这是赵佣兄弟平常最喜欢琢磨的玩具。两兄弟曾经想尽办法想把炉灰弄出来……这时候听蔡京提起，便都以为是什么有趣玩意，二人早已高声叫道：“桑先生，我们也要去看。”

桑充国心里也极想去看看，但想到要和蔡京呆在一起，又觉得到底不怎么稳当，心中不觉犹疑，却听蔡京又笑道：“两位小舍人真是天姿聪颖。长卿若是无事，何不一道去看看？好过呆在这里。”

桑充国见蔡京似无恶意，当下又看一眼杨士芳，却见杨士芳无可无不可地站在一旁，低头想了一下，终于还是点头答应：“那就有劳元长带路了。”

蔡京心中早已喜不自胜，却不肯表露出来，一面领着桑充国等人往一家相熟的商行走去，一面笑着介绍沿途的风物和各国的人情。从学问渊博上来说，蔡京自是远不如桑充国的，但在熙宁番坊，蔡京却远比桑充国熟悉，他说话也比桑充国风趣，并不见得如何拍马屁，却总能讲些各国的故事，逗得赵佣与赵俟一路哈哈大笑。桑充国以前与蔡京相交不深，总觉得他过于圆滑，但经过这一路交谈，却发现蔡京善解人意，为人颇和谒可亲，心里的顾忌，早已不知不觉地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杨士芳始终不苟言笑，无论蔡京讲多么好笑的笑话，他的表情始终淡然不变，只有当眼神投向赵佣与赵俟时，才多了几分温和之色。

众人很快便到了蔡京说的商行。蔡京主仆对于熙宁番坊的一众奇珍异器，可以说是了若指掌。那西湖学院研制出来的新式罗盘，说起来其实也非常简单——自从发明旱罗盘后，不仅宋军广泛配置，来往于宋朝的海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都开始大量采用旱罗盘引导航行，但是罗盘在海上却有很多不方便之处，比如至今仍然让西湖学院头痛的磁偏角校正问题；又比如在船在海上行走，难免会有摆动颠簸——这样就会让罗盘的磁针过份倾斜，无法转动……西湖学院便是从被中香炉得到灵感，用两个直径不同的铜圈，使小圈正好内切于大圈，再用枢轴将两个圈联结起来，然后用枢轴将之固定在支架上，将旱罗盘挂在内圈中，于是，无论船体怎么样摆动，旱罗盘始终能保持在水平状态。

赵佣对这个常平架充满兴趣，不停地拨弄着铜圈玩耍；赵俟却对一幅海图产生了兴趣，不断地问这问那，蔡京知道桑充国也不会看海图上的针路，于航海知识也所知甚少，便主动替桑充国解了这个围，向赵俟说着出海航行的种种故事。

如此不知不觉间，竟已到了日入时分，眼见天色将晚，杨士芳这才催促着桑充国，将恋恋不舍的赵佣、赵俟带回宫去。蔡京陪着桑充国一行到熙宁蕃坊外的一家酒楼前，那边早有穿便服的侍卫套好马车等候。桑充国却并不同行，只目送着赵佣、赵俟上了马车离去，转身对蔡京笑道：“我约了吕与叔几人晚上喝酒，未知元长能赏光否？”

蔡京听说是吕大临，亦不推迟，因笑道：“正要叨扰。”

桑充国见他答应了，却并不坐马车，只叫人牵来两匹骡子，与蔡京各自乘了代步，二人边走边谈，一行人反往固子门方向去了。

待桑充国与蔡京到城西北的固子门附近时，汴京已是万家灯火。桑充国领着蔡京在金水河旁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家外下了骡子，蔡京远远便听到从店中传来大声的喧嚣声。那店中诸人的声音都不陌生，除了吕大临，赫然竟有杨时、邵伯温、贺铸的声音，蔡京在外面又留神听了一会，竟然连王谷、段子介也在里间。一时间蔡京不由得有几分犹疑，他知道王谷一直在暗中搜集舒亶、吕惠卿的罪状，对自己也寄予厚望，但蔡京却因为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敷衍着王谷，这已经让王谷开始心生不满。此时见面，不免尴尬。而且他正是准备干大事的当儿，私自与台谏官员交往宴会，万一不小心流传出去，毕竟也是授人以柄。然而他人已经到了这里，此时若是抽身离去，桑充国脸上又不好看。

正犹豫间，忽听到店内杨时醉熏熏地高声说道：“桑山长这般做，我还是以为有欠谨慎……”

蔡京在外面听到这话，猛然一惊，转脸去看桑充国，却见桑充国本已准备进去，这一时候却是尴尬得紧，一只脚迈出，却是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蔡京心里也极是纳闷，他素知杨时、吕大临都是程颐的弟子，在白水潭虽非桑充国嫡系，却到底有师生的名份，程门弟子一向守礼严谨，从来连话都不乱说半句的。杨时喝醉，已是难得一见，竟然还借着酒兴臧否师长……这可真不知平日里积累了多少不满，才能有这样的场面。正奇怪着，又听有人冷冷地驳斥道：“杨中立又有什么高见？”听声音却是贺铸的。

“贺鬼头你不知道玩物丧志么？两位殿下正当冲龄，正是习性养成之时，约束着他们收心养性，受圣人之教都来不及，何况还是这般……此断非教导贤君亲贤臣远小人之道……”

“是么？”贺铸用讥讽的语气说道，“世用兄，那天你怎么说来着？”

他话音一落，店内就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又听王谷吱吱唔唔地说着：“这……这……”

蔡京本想提醒店中诸人，但这时却被贺铸、王谷勾起了好奇心。他悄悄瞥了一眼桑充国，却见桑充国也竖起了耳朵，显然也想知道王谷说过什么。便忍住没有吭声。却听王谷始终是吱吱唔唔不愿意接话，反想着岔开话题。但贺鬼头却不肯罢休，冷笑道：“世用兄不敢说，那便我来说。世用兄可要听真了，看我可曾添油加醋。”

便听王谷干笑了两声，只听贺铸高声道：“据说东宫曾经得了一只猎犬，很是喜爱，每日都要带着玩耍。某日去资善堂，却被程先生瞧见了。当日程先生便抓住东宫，从楚文王良犬、利箭、美姬三宠说起，讲楚文王如何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几乎成为昏君，他师傅保申又如何进谏，以先王之名鞭笞楚文王。楚文王如何醒悟，杀良犬、断利箭、逐美人，终成一代明主……这般声色俱厉，整整训了一个上午，直到东宫被迫叫庞天寿杀了那条猎犬，方才罢休——中立兄，这事可是有的？”

贺铸说到这里，蔡京已经是皱起了眉毛，颇觉程颐小题大做。却听吕大临已先笑道：“程先生不过纠君以正道，所谓防微杜渐，而东宫年纪虽幼，却颇有纳谏之资，这本是美谈……”

“嘿嘿！美谈？！”贺铸肆无忌惮的笑声中带着明显的不屑，“东宫虽然天资聪颖，但到底还只是个小孩——嘿嘿，我贺鬼头人微言轻，我怎么评论不足辱诸位之耳，但这事却是传到了司马相公耳中的，当时司马相公却是说……”

“贺兄，你喝高了。”王谷不曾想贺铸还真的如此口没遮拦，心中暗悔自己多话，连忙想拿话岔开。但贺铸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休说贺铸不愿意停住，连杨时、吕大临也想听个明白了。杨时已高声叫道：“贺鬼头，你说，你说，司马公怎生说？”

“嘿嘿！使人主不乐近儒臣者，正此辈尔！”

贺铸的话一出口，顿时令店中安静了下来。

“使人主不乐近儒臣者，正此辈尔！”蔡京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忽然发觉司马光也并非那么不近人情。他偷偷看桑充国，却见桑充国神情中，也是大有知己之感。

但这句话，却不是让每个人都那么听着受用的。蔡京不用进店中，也知道杨时与吕大临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虽然司马光没有直接批评程颐，但这句话无疑却深深地刺伤了杨时、吕大临的自尊心。要知道，这批评是出自他们非常敬重的司马光之口！

但贺铸尤不肯住嘴，还在继续向杨时、吕大临的伤口上撒着盐，“圣人之道，是要使万事合乎天理。如石山长所言，天理即是人情，人情即是天理。这才是圣学之大道。程先生所为，看着合乎礼教，却离圣学之道远矣；桑山长所为，看着离经叛道，但依我之见，这才是合乎天理人情的……”

“只恐未必然。”连吕大临都有点按捺不住了，“人性本分两种，天理之性，与生俱来，至善无疵，便如孟子所言，人性本善，按石山长所说，天理即是人情，皆无不可；然除了天理之性外，还有气禀之性。气禀之性，受后天影响，却是有善有恶。若是养正于蒙，在人智愚未有所立之时，常以格言至论日陈其前，使人盈耳充腹，所见皆善，凡有不良之品行，皆及早纠正，则人性不难向善。若是自小所见皆不善之事，才学说话，便习秽恶之习，日月消铄，还能有甚天理？还能有甚善恶？自古善教人者，最好要从胎婴开始，其次则在启蒙之时用力，关键便是防微杜渐，禁豫为要。是以汉昭烈才说，毋以恶小而为之。司马公、桑山长，虽然皆是在下素所敬服者，但就事论事，此事还是程先生所为，才是正道。”

“道理说得好听，但依区区之见，要是有人日日在我面前说着格言至论，用不着盈耳充腹，我早已避之惟恐不及。难道司马公不知道要养正于蒙么？但教人向善，不是靠念经——和尚们整天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却见有几个不偷吃酒肉？防微杜渐，也不能只靠着堵，大禹之时，便已知堵不如疏了……程先生见识不及司马公、石山长、桑山长，高下之别，便在这里了。”贺铸言语中的讥讽之意更浓了。

“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仿佛是受到贺铸的刺激，连杨时也刻薄起来。

听到这里，蔡京已经听出来双方话中隐隐的火药味——双方的争论不知不觉便已经升级了。他不免暗暗纳闷，这其实不过是些些小事，杨时又何至要这般发泄自己的不满？贺铸说话怎么便如此不留情面？连吕大临的语气中，也似乎有着丝丝未能掩藏住的情绪……

但桑充国却已经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制止住这场争论了。

在白水潭学院，石越、桑充国、沈括等人代表的石学，与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一直是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平素便辩论不断。双方的确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二程主张“格物致知”，主张万事万物，都要弄明白它的“所以然”，这些主张与石学的主张调和之后，便成为白水潭学院一切生机与活力的基础。但在很多问题上，双方却多有分歧。比如二程继承张载的主张，修正孟子的性善论，将人性二分，得出天理与人欲两个命题，主张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天理”，而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即是他们所说的“人欲”；而石越、桑充国则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论据，主张天理即是人情，人情即是天理，实际继承的却是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孟子与扬雄本来都是当时学者很重视的两个思想家，以石、桑与二程的地位，双方的主张各有道理，在宋朝思想界，也正好斗了个旗鼓相当。

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事上来的。在最初的阶段，双方矛盾还小，加上程颢性格温和，在白水潭威望极高，有了他在，自然不足以生出什么是非来。但到了熙宁十七年，两派人物不仅在学术上歧见日多，平时共事，也难免因为种种问题发生小的磨擦，矛盾已是越积越深。而这时大程病重，眼见来日无多，在明理院，由于性格的原因，却是程颐的学生不服桑充国，桑充国的学生也一贯看不起程颐，裂痕已经接近公开化。

而桑充国、程颐同为资善堂直讲后，在教育太子的问题上，桑充国和程颐也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早在白水潭时，与程颐的因材施教、耐心细致一样出名的，便是他对学生的严厉，这种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方，正因如此，让很多如贺铸这样的学生极不喜欢他；而也许是受到石越的影响，原本只会闭门读书的桑充国，教育学生时，却更加善于徇徇诱导，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实践，对待学生，因为年纪的原因，也常常缺少“师道尊严”，有时候宽容得近乎放纵，甚至经常让人感觉他有点护短的嫌疑，同样，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让不少学生腹诽。在白水潭的时候，双方风格不同，倒并无多大的关系，毕竟白水潭学子数以万计，教授们风格各异也是正常的。但当二人教的学生突然只有两个小孩的时候，这种风格的迥异，却不免让彼此都对对方滋生强烈的不满。只不过程颐向来是主张炼涵养功夫的，而桑充国又一直主张兼容并蓄，纵有什么不满，也只是藏在心里，从未表面化过。

不料桑充国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是发生在他眼前。

杨时、吕大临都是程颐的得意门生，司马光对程颐的评价，贺铸的讥讽，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传到程颐与他的其他学生耳中的——就算杨时与吕大临不说，但这里再小，也是一个酒店，贺铸更是有名的大嘴巴……程颐或许不会说什么，但他的学生们却会更加感到委屈与不平；而司马光的倾向性与特殊地位，也许只会加深他们的这种情绪……然而，他们的不平，结果也只能换来桑充国的学生们更加刻薄的讥讽。

这无疑不利于维持白水潭的良好气氛。

桑充国虽然不再担任白水潭的山长，但白水潭在他心中，却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当然不想白水潭受到任何伤害。

他这时候，根本意识不到这种裂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白水潭的范围。桑充国的学生也好，程颐的学生也好，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会进入仕途。这裂痕不会因为他们考上进士而停止。而另一方面，对于旧党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旧党青壮派的佼佼者中，二程的学生占据了相当的部分。他们与司马光的政见也是素有分歧的，司马光对他们老师的评价流传开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没有人可以预料到……

“原来在这里……人言汴京最好的美酒都在固子门，长卿可知道固子门最好的酒又在哪一家？”蔡京忽然笑着高声问道。

桑充国怔了一会，才知道蔡京是为自己解围，因笑道：“我却不擅此道。”

蔡京并肩与桑充国一道缓步向店中走去，一面笑道：“原本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秦少游离京前，却带我去了一个好所在——便离此处不远，叫毕三家，是专卖葡萄酒的，我平生竟是再没有尝过比那更香醇的美酒……”

桑充国勉强笑道：“秦观自是极熟悉这些事的……”

二人在外面这么一说话，店中立时便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店中众人早已迎到了店门口。王谷远远便笑道：“蔡元长只管胡说，也不怕掌柜的逐客么？”

蔡京留神打量众人，杨时、吕大临、贺铸犹自红着脸，勉强笑着相迎；邵伯温神色间也透着别扭，段子介看起来却是沉稳许多；倒是王谷看起来是松了一口气。他心里好笑，口里却笑道：“原来世用兄也在——我可不曾胡说，田烈武也在的。”

“田烈武？”一直没有说话的段子介立时关心起来。

一面说着，一面众人已簇拥着二人进了酒店——店中除了掌柜与店小二外，却再没有别的客人，蔡京笑着坐了，才又说道：“便是田烈武，秦少游与田烈武是故交，他这次回京，田烈武陷在狱中，他还亲自向皇上求过情来着。离京之前，他请田烈武喝酒，我却是与今晚一样，正巧碰上，吃了顿白食。”

“秦少游替田烈武求过情？”此时众人都不愿意再去触碰刚才的话题，杨时这时候酒也已经醒了很多，心中亦暗生悔意，因听蔡京提到田烈武，不由慨叹道：“田烈武真英雄也。秦观敢在皇上面前替田烈武说情，我等却从未听闻过，也令人佩服。”

“中立兄说得极是。”吕大临想起如今的朝局，也不禁叹道，“田烈武不过一介武夫，我等虽读再多经书，相形之下，亦觉惭愧。可怜我辈尸位素餐，田烈武却要被闲置……”

在座的都是聪明人，立时便听出他话中之意。桑充国因笑道：“田君也闲置不了多久了。”

众人不由惊讶地望着桑充国。桑充国却不肯再多说，只是低头喝酒。王昉从清河郡主那里听到消息，六哥虽然很早就升储，但因为年纪小，一直没有设置东宫官。皇太后、皇帝准备给太子陆续配齐东宫官，按祖宗旧制，同主管左、右春坊事，历来由武人担任，同主管左春坊事自然是杨士芳的，同主管右春坊事，高太后却亲自挑中了田烈武。不过这等大事，尚未公布，桑充国此时身为资善堂直讲，又怎么敢乱传？

他既不愿说，众人也不好追问。但店中诸人都知道桑充国平素是最不肯乱说话的，这里几个人，或者与田烈武有旧交，或是同情田烈武的遭遇，这时听说他这么快就将被重新起用，无不替他高兴。杨时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高声呼道：“果真如此，真是痛快！朝廷毕竟不肯令忠义之士抱屈！”

“这一杯酒，我也喝了！熙宁十七年以来，汴京城里乌烟瘴气，难得有件能令人开怀畅饮之事。若有朝一日，能将狐狸豺狼一扫而空，便是醉死，我也乐意！”吕大临却始终无法忘记时局。

“与叔慎言。”蔡京却生怕惹出什么漏子来，落个“怨谤”的罪名，连忙好意提醒。

“怕什么？！”吕大临本来心里就不痛快，想着时局更是痛心疾首，这时被蔡京一说，反而更加高声，“叫皇城司的察子去弹劾我啊！我没什么好怕的……我只恨不能与司马公休一起被关进御史台！今日国家之害，莫过于皇城司！今日国家之害，莫过于皇城司！”他越说越是激动，说到最后，几乎已是高声叫嚷了。

蔡京见他如此，也不敢再劝。自从石得一勾当皇城司开始，皇城司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怨恨。蔡京打量众人，却见各人都只是默默喝酒。其中段子介的脸色，尤为难看。他心中一动，猛的想起段子介现在的职位，不由也是呆住了。

听到吕大临痛骂皇城司，段子介此时的心情真是郁闷之极。他自卫尉寺丞离任后，便被调离了军法系统，进入枢密院在京房，担任同知事。在京房是个极重要的部门，不仅主管京师及附近诸路的防务、军政，而且还兼管益州路的防务、军政。在益州平叛的当口，尤其是个很有权力的部门。所以，除了知事外，在京房的同知事就设了四位。而段子介主管的，正是开封府殿前司以外所有军事力量的军政事宜。而在名义上，皇城司不隶属于殿前司，反而隶属于枢密院在京房。也就是说，段子介品秩虽然不高，却是皇城司的“现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休说是他一个小小的在京房同知事，就算是枢密使韩维，也拿皇城司无可奈何。

从表面上看，段子介早已不是当年的段子介。他投笔从戎，考武进士，原本是想立功疆场，但这虽是风云际会之时，与他一道考上武进士的薛奕、吴安国、田烈武、文焕也都建立了赫赫功名，他却偏偏进了卫尉寺当军法官。外任陕西，结果与他共事的向安北死于非命，高遵裕虽然被贬，但今年却又重新被起用。其实在做卫尉寺丞之时，段子介便已经见到太多的不公——妥协、交易、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段子介不知道为此做过多少斗争。卫尉寺对于严肃军队的纪律，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卫尉寺有太多管不到的地方，幻想单凭着一个卫尉寺，便能建立一个公正的军法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段子介常常忍不住想，自己是用向安北的生命，换来了卫尉寺丞的官位。所以他终于还是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最终设法离开了卫尉寺，进入枢府。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段子介已经成熟很多，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和别人一样循规蹈矩，按步升迁，最终能积劳升到五品后致仕。但是，有些人注定不能与普通人一样，段子介始终无法在面对不公正的阴暗面时，保持漠不关心的心态。

自己管不到的事情，他都不能漠然视之，何况，在名义上，他还是“应当”管得了的。

“三千多人……”段子介的语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什么？”蔡京没有听清，追问了一句。

“三千多人。”段子介抬起头望着蔡京，苦涩地说道：“今年，不到一年，皇城司办了一千多件案子，三千多人牵涉其中。现在审完的，只有三成，还有七成还拖着未办。结了的案子，定罪的不到二成……相比而言，舒亶不算什么。百姓不比品官之家，官司缠身，就算最后被判无罪，许多人家也已经被闹得家徒四壁了……”

段子介如同白开水一般地说着，平平淡淡，声音没有任何的波动，但众人却听到心里发紧。蔡京对百姓的生死并不关心，却是一直盯着段子介的眼睛看，仿佛想从那双茫然的眼睛中，看穿段子介的内心。

“皇上曾经亲口说过，皇城司之设置，本只是为了防止兵变，最初只管军政。但如今已有卫尉寺与职方司，这皇城司却为何还要保留？勾当皇城司本来有四到七名，内侍与武官参任，互相制衡，为何今日皇城司之权力反集于一人之手，其余几个勾当只能唯唯而已？祖宗之法，皇城司本当受在京房辖制，为何今日在京房竟不敢以一纸公文至皇城司？”段子介自顾自地质问着。

“本朝制度周密详备，本来皇城司不当成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为恶，更不敢似今日这么般为非作歹。”桑充国忽然接过了段子介的话，“但任何良法存在、发生作用，都需要有人敢去维护它。真宗之前，皇城司本可以四处探事，只因士大夫抵制，察子到了地方，便被绑送京师，甚至直接杖毙，真宗时遂下诏皇城司探事不准出开封府界，从此便成为定制……”

“桑山长说得极是。自古正进则邪退，邪胜则正退。今日奸佞能如此猖狂，是我辈之过。田烈武一介武夫，尚敢为国不惜性命；我辈却只会斤斤计较得失利害……”吕大临慷慨激昂地说着。

蔡京把目光移向王谷，却见王谷也正在看着他，二人目光相接，互相苦笑了一下，各自转过头去。蔡京手里端着酒盏，中指轻轻敲击着杯面，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刚才那个冒出来的念头——段子介是在京房同知事，他可以安排皇城司兵吏的轮调。太府寺左藏库是大宋最重要的财库之一，按新官制，左藏库历来都要由皇城司派出两名亲事吏监督，半年轮换……

如果……

蔡京又瞥了段子介一眼。如果段子介肯帮忙，又能找到可以收买的亲事吏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左藏库的出入账目。有了这个账目，蔡京就可以估算出方泽们挪用了多少公款……他又看了一眼王谷，倘若能够得到司马光的支持的话，果真大干一场，也不是不可能的！看看杨时、吕大临，便是让他们与吕惠卿同归于尽，他们只怕也不会迟疑。

旧党也已经被逼急了。蔡京在心里说道，“必须要设法见一次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