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绍圣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辽国容城。

这是一座简陋的边城，做为辽国南京道惟一落入宋军控制的城池，在这大雪漫天飞舞的寒冬里，尤其显得萧索。因为当日对吴安国的出现毫无准备，整个容城县城内几千户人家，几乎全部落入宋军手中，仓促逃出容城的，可能还不到一百户。

这座挨着宋辽边境的小小县城，当初可是让吴安国的河套蕃军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座城墙修得如此粗鄙的县城内，居然居住着上万的居民，而且大多还颇为富裕。这让他们十分的震惊。这与他们对辽人的印象大相径庭，但事实摆在眼前，相比起来，容城的居民更象是宋人，而他们河套蕃军则更象“穷酸”的辽人。

这座小小的边城，给吴安国的部下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辽国的南京道相当的富庶，一个容城县，如果算上农村人口的话，总户口就已然近万。而且，因为靠近宋境，走私贸易发达，居民也颇为富裕。整座城市内，大部分人口都是汉人，因此不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可是，让不少宋军将士心里感到别扭的是，在这座城市内，虽然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本土居民的提防、猜忌甚至是敌视，还是十分的明显。

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占领容城后，河套蕃军的军纪还算不错，但是吴安国为了解决补给问题，还是不可避免的向容城的居民摊派了各种杂税力役。更不用说在这场宋辽战争中，容城也有不少男丁随辽主南侵，许多人的亲人便死在了宋军手上，还有许多人的亲人此时依然在辽军中服役。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说清的。

不过，至少河套蕃军的主将吴安国对这些倒是早有心理准备。对这一切，吴安国表现得漠不关心。在他看来，只要容城的居民们不打算武力反抗宋军的统治，那这些就不关他的事。此时，他真正操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他占领容城时纵兵洗劫了容城县的府库，将其中的金银缗钱布帛等物抢了个一干二净，虽说他自己没拿一个铜板，尽数分给了部下以鼓舞士气，但这始终是违反军法的，因为容城基本上是不战而降的，所以从法条上，他洗劫的是宋朝的府库，这件事他的护军虞候一直撕掳不清，虽然他的护军虞候没有将这件事马上上报，但却一直在威胁他，要他想办法填上这个窟窿，否则迟早要上报，这让吴安国烦得要死，他有心想要找个机会再打下一座辽国城池，但自耶律信撤兵后，现在辽国南京道境内到处都是辽军，为了防备宋军反攻，南京道内各州县的汉军也全面动员起来，凭着吴安国这点兵力，现在想再打下一座城市，实在有些勉强；而另一件事，就是困在蔚州的折克行部。

早几日前，吴安国就接到了消息，知道参知政事李清臣会亲自前来河北犒军，李清臣此来，不但会带来诸军将士翘首以盼的奖赏，还关系到这场战争的下一步走向……但吴安国却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想法很简单，该有的奖赏是飞不掉的，而只要朝廷没有正式颁布议和诏，那么宋辽之间，就依然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他不但没有跑去河间府凑热闹，连河间府的阅武，他也借口兵力紧张，没有派人参加。

与其去做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想想如何帮困在蔚州的折克行解围，哪怕是能帮他减轻点压力也好。

这段时间，吴安国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对着地图思索对策，但却苦无良策。他的军队现在所处的位置颇为尴尬，若辽军还在河北，他这几千人马在容城，对辽军的粮道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若宋军大举北伐，他自然也不需要停在容城这种弹丸之地，以一般的进攻路线来说，宋军主力自雄州北出，而他这支人马可以做为偏师，袭取易州、涿州，不但可以护卫主力的侧翼与粮道，而且对涿州辽军也能形成夹击之势。然而现实却是辽军已然回国，宋军却暂时没有乘胜追击，他这几千人马在容城已变得毫无意义，可是却又不能轻易放弃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边境小县城。

这让吴安国感到很沮丧。因为大雪封山，他也无法去救援折克行。要是天气好一点的话，吴安国甚至打算出奇兵，取道易州以北的故城镇道，越过长城，奇袭蔚州北面的涿鹿，也就是辽国现在奉圣州的永兴县，再由涿鹿南下，增援蔚州。为这个计划，他已经询问过数十名易州土著，并且找好了向导，确信唐代的故城镇道现在依然存在。尽管这条故城镇道道路不太好走，而且如果涿鹿辽军得到消息，在故城镇长城附近布下一支精兵埋伏，他很可能会吃个大苦头，但吴安国还是认为若有必要，就值得冒这个险。因为只要得逞，他既可以南下直接增援折克行，也可以北上直取怀来，切断军都陉，威胁居庸关，让耶律冲哥对折克行的围困变得缺乏意义。

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而且他这个作战计划一直没有获得宣台的批准，因为王厚与折可适都认定以耶律冲哥的才智，一定会对故城镇道有所防备，这是个必定失败的计划。与其冒险，不如留下吴安国这几千人马将来用于护卫北伐主力的侧翼。这也让吴安国深感无奈，他不断的上书宣台，想要说服王厚与折可适，但王厚与折可适的战争理念与他实在相差太远，简直到了难以沟通的地步。在吴安国看来，就算耶律冲哥有所防备，也不会代表他不会成功，战争的胜负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将领的临机决断的，耶律冲哥手上兵力也是有限的，他既要围攻折克行，又要牵制河东的章楶、种朴，又能派出多少人马防范故城镇道？更何况在辽军北撤后，辽军在涿州、易州都部署了重兵，故城镇道的防守理应由南京道的辽军负主责，只要吴安国能骗过涿、易的辽军，他的计划就完全可能成功。

然而王厚和折可适根本不相信他有可能骗过涿、易的辽军。辽军北撤后，宋军早已侦知辽主依然驻跸析津府，萧禧也回到了南京，而改以萧忽古负责涿、易的防务，以萧阿鲁带率兵居固安、永清一带为其辅，这两人不管在南犯之时战绩如何，却都是老成宿将，王厚与折可适都认定自己绝对没有本事能带几千人马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萧忽古的眼皮底下溜过去，因此也绝不相信吴安国有此能力。就算吴安国表示愿意立军令状，二人也嗤之以鼻。这让吴安国气闷得要死。可是，夏虫固然不足以语冰，奈何这“夏虫”却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位还是在河北打了大胜仗的大功臣，听说一个将封德安县公，另一个不但晋爵武乡伯，还越转定远将军。而他吴安国虽然也立下偌大功劳，但说到底只能算是一支偏师，上面又没人帮他说话，结果只落了个游击将军、灵丘伯，也就是比种朴那个倒霉蛋好一点。

但是，全天下都在加官晋爵，只有种朴却被降职，如果不是因为朝廷有意北伐，很可能连神锐四军的都校一职都保不住，因此，就算吴安国对自己的仕途再怎样不抱希望，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得去和这种人相比。

现在的吴安国对章楶和种朴可是鄙视到了极点。如果他的河套蕃军现在还在河东的话，耶律冲哥绝对不可能象这样困住折克行。救援蔚州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河东宋军北出雁门，直取辽国西京大同府，耶律冲哥再厉害，也不可能坐视大同府陷落而不顾。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能力威胁到大同府坚城，至少也要主动出击，搅得辽国西京道境内鸡犬不宁，使耶律冲哥不能专心对付折克行。但这两位倒好，完全被耶律冲哥牵着鼻子走，让耶律冲哥以少数兵力在河东路境内四处出击，迫使他们四处救火，到处布防，令手中兵力越发的捉襟见肘，更加可悲的是，他们居然还真的就这样被辽军切断了折克行的粮道。

造成现今这样的局面，谁能说与章、种二人的才具无关？如果现在在河东境内主持大局的是慕容谦，或者将种朴换成何畏之，哪怕是种师中也行，耶律冲哥都绝不会这么轻松。吴安国现在已经看穿了，章楶的本事，也就是能勉强守住河东不失，若让他进取的话，他也就能打打那种步步为营的仗，至于种朴，根本就不具备独当一面之才，做一军大将已是十分勉强，他的才能，也就够做个副将、营将之类。

吴安国正一肚子牢骚，在行辕内对着地图腹诽，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脚踩积雪的声音，他抬眼望去，便看见韩季宣已到了门口，他身后还跟着一名戴着斗笠的锦衣男子。这韩季宣原是辽国的飞孤守将，降宋之后，宋朝给了他一个翊麾校尉的官职，便在吴安国帐下做了一个行军参军，此时出现在此倒也不奇怪，但他身边那人，吴安国瞧着身形有些相熟，但显然不是他麾下的将领，正疑惑间，却见那人已取下斗笠，走进屋中，笑道：“镇卿，这大雪天，不去围炉取暖，喝杯温酒祛寒，却一个人呆在这冷冰冰的屋里看甚地图……”

“段誉之？”吴安国看清来人的相貌，不由一怔，惊讶的问道：“你怎么跑容城来了？”

“我给你押了一批箭矢、绵鞋过来。”段子介笑道，又拿眼扫了一眼地图，笑道：“你还在想永安侯的事？”

吴安国狐疑的看了段子介一眼，冷笑道：“段誉之，你当我傻么？什么时候给我送这点补给也需要你这段定州亲自出马了？”

“你这人果然一直是这般无趣。”段子介尴尬的笑了笑，“难怪立下这么大功劳，就得了个游击将军——噢，这游击将军还不知道能当几天，我听说有人洗劫了容城的府库，这事要传到河间府……啧啧……”

“什么游击将军，当不当无所谓。”吴安国满不在乎的说道。

段子介却嘿嘿笑道：“以前倒是可以无所谓，不过现在这情况，你要是还想当一军主将，一个昭武校尉恐怕资历太浅啊。”说着，他也知道吴安国大概不会主动请自己落座，也不见外，自己拉了一张椅子坐了，又对韩季宣笑道：“韩将军，跟着这样的主将没意思吧？不如到我那儿去如何？”

韩季宣笑了笑，没有回答。段子介翘起二郎腿来，又得意的笑道：“正好有件喜事要让吴兄知道，小弟马上就是从五品上的游骑将军了，吴兄下次见着小弟，就得认真行礼才行了。”

吴安国脸都黑了，段子介却装做没看见，朝韩季宣说道：“韩将军，瞧着没，跟这样的主将，不但自己升不了官，也连累下属不好升官啊。韩将军可是北地人杰，千万不可被耽误了……”

韩季宣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眼见吴安国脸色越来越难看，急中生智，笑着说道：“段定州远来辛苦，末将且去叫人上杯热茶……”说罢，不待段子介答应，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段子介见韩季宣跑了，方又转过头来，瞅了瞅吴安国，正色说道：“镇卿，你觉得永安侯还能坚持多久？”

“不知道。”吴安国摇了摇头，“我惟一能肯定的是，如此恶劣的天气，他已经无法突围，而等到天气好转，他的战马肯定已被吃光了。所以，他要么坚守蔚州等到援军到来，要么就全军覆没。”

段子介叹了口气，突然放低了声音，说道：“永安侯绝对不会全军覆没的。”

吴安国惊讶的望着他，却听段子介又低声继续说道：“吴从龙与黄裳已经到了雄州，表面上他们是去雄州、霸州劳军的，但实际上是去与辽人接触的。”

“议和？”吴安国惊得嘴巴都张大了。

段子介却摇了摇头，“现在还谈不上议和。就是给辽主带个口讯，宣台要求耶律冲哥让开飞狐峪，以便永安侯率部退回河东。”

“这是何意？”吴安国不由得皱起了眉，“到嘴的肉，叫耶律冲哥吐出来？”

“这就是投石问路。”段子介淡淡说道，“这应该是折可适的主意，要不然你以为折可适真的会坐视折家军全军覆没不管？如果辽主答应了这个要求，就为接下来的议和创造了条件，丞相也就可能顺水推舟，说服朝廷与辽国议和。”

“若辽主不答应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此事现在是绝密，恐怕现在河间府除了丞相和折可适之外，没有第三人知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丞相与折可适到底在想什么，在真的打算议和，还是兵不厌诈？”

吴安国却突然冷冷问道：“如此绝密之事，你段誉之又从何得知？”

段子介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又有什么能耐知道？是建国公透露给我的。至于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却不知道。不过他断不至于诳我……”

“吕惠卿？”吴安国怔住了。

这种大事，吕惠卿当然是不可能骗段子介的。就算吴安国也清楚，以天水朝的政治文化，以段子介如今的地位与性格，如果吕惠卿故意欺骗他的话，段子介很有可能会愤而说出全部真相，这样吕惠卿也会牵连进来，这种不但涉及军国和战大事，而且事连石越这种重臣的案子，不论结果如何，吕惠卿都不会有好下场。

而且这案子也扳不倒石越，从段子介的用词来看，石越也并非私下与辽国和谈。他只是要求辽主不得再围困折克行部而已……所以，这种结果只是吕惠卿和段子介两个人倒霉的事，想来吕惠卿不至于失心疯到要和段子介同归于尽的地步。

但吴安国还是有些疑心，吕惠卿又是如何得知这种绝密之事的呢？这应该是只有石越、折可适、吴从龙、黄裳四人知道的事。

不过吴安国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想出答案的。他有自知之明，对于朝中大臣们连枝错节的关系，他完全是一头雾水。其实不但吴安国、段子介想不出来，就算是石越与折可适也料不到如此绝密的事，竟然会泄密，而且还是泄到了吕惠卿那儿。但若是知道内情，就会感到毫不为奇。因为向吕惠卿泄密的人，正是此次与辽国秘密交涉的负责人之一，黄裳。而原因也很简单，黄裳本来就是福建人，与吕惠卿算是老乡，他熙宁初年在福建老家参加取解试，结果屡试不中，不得已只好到汴京游学，又设法进了太学，以求得一个贡生的名额参加省试。他在汴京求学的时候，自然免不了要拜会同乡名流打打秋风，吕惠卿当时身居高位，看过黄裳的文章后，颇为赏识，便给了不少资助，并且还向高宗皇帝推荐过这位小老乡的文章，后来黄裳进士第一名及第便与此有关，因为高宗皇帝赵顼也十分欣赏黄裳的文采。因此，黄裳心里对吕惠卿一直十分感激。不过二人的这层渊源，却罕有人知。因为黄裳地位太低，中了状元后又马上外放州县，吕惠卿那时候根本也用不着这位状元爷，而没过多久，等黄裳回京，又逢吕惠卿罢相遭贬，因此汴京根本无人知道二人的渊源。人们只知道黄裳这位状元公，是绍圣初年才被调回京师的，非新党非旧党亦非石党，以博闻强记、文采过人而出名……而黄裳自到宣抚使司任勾当公事后，办事谨细，从没有出过差错，还因为记忆力过人，经常能拾遗补阙，渐得石越信任。此次石越让他做吴从龙的副手，也是看中他熟谙典故礼制，却料不到黄裳其实并不赞同与辽国就此议和，黄裳在战争之前，只是正八品上的给事郎，这次论功行赏，他虽然超转朝散郎，却也就是从七品上，这让这位状元公难以满意。已经识髓知味的黄裳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快速升官的话，没什么能比继续北伐，收复幽蓟更快，若能完成此等功勋，他能省下十年磨勘之功。但他人微言轻，既不可能说服石越，也不敢公然与石越唱反调，无奈之下，只好偷偷把他和吴从龙去雄州与辽人接触的事，泄露给吕惠卿。但他只是吴从龙的副手，对于细节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吕惠卿其实也就知道吴从龙与黄裳去雄州要求辽主解蔚州之围的事，其余的都是他的推测。

但这些内情却是吴安国与段子介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们也很难怀疑到黄裳身上去，毕竟，要说福建人就和吕惠卿有牵连的话，那吴安国自己也是福建人……

不过吴安国也是十分聪明的人，他并没有在这些枝节上纠结，而是马上把握住了重点，冷冷问道：“是吕惠卿让你告诉我这些事么？”

段子介点了点头，笑道：“吕吉甫固然很聪明，我俩皆不及他。但我们俩个也不算是傻子，所以吕吉甫还算坦荡，他让我来问镇卿你有何打算？”

“段誉之你又有何打算？”吴安国眸子中精光闪过，反问道：“你这要站在吕吉甫一边，拆石相公的台么？”

段子介不由苦笑一声，叹道：“吴镇卿你这张嘴巴。我怎么样也不可能站吕吉甫一边，也断不敢拆丞相的台，但是，实不相瞒……我手上有皇上的内降指挥！”

吴安国瞪圆了眼睛，怀疑的望着段子介。段子介却并没有向他出示皇帝的指挥，而只是解释道：“皇上并没有越过宣台指挥我什么，只是慰勉了我一番，希望我在将来北伐时能立下更大的功勋，另外皇上还吩咐我，要我‘听从’宣台的指挥，想尽一切办法增援永安侯，尽可能保住蔚州……”

说着，段子介不由得苦着脸，自嘲的笑道：“镇卿，皇上指挥的意思很明白了。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增援永安侯我没这个能耐，说得难听点，我就算想拆丞相的台，也不知道该怎么拆。但是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万一吴从龙、黄裳和辽人达成协议，皇上对我肯定不会满意。而且……”

“而且你也想要北伐，你认为就算石相公有和辽之意，也阻止不了皇上，皇上北伐之志甚坚，石相公阻得了今天，阻不了明日，所以不管石相公怎么想，你觉得还是应该推动北伐，与其让别人来北伐，不如石相公带着大伙打仗比较安心。况且你还抱有一丝幻想，如果能想办法帮折克行守住蔚州的话，石相公也可能改变想法……”

吴安国望着段子介，接过他的话，尖刻的替他说着。段子介被他说出心中的想法，摊摊手，道：“没错，不过，其实我也不认为想尽办法增援永安侯、保住蔚州算是拆丞相的台，难道丞相会为了议和而牺牲永安侯？难道说能够保住蔚州，丞相会故意不保？这些事其实也不必想得太复杂，丞相站在他的立场，自有他的考虑谋划，非你我能置喙，但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努力，所以，我才特意跑来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吴安国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可不想成为荆岳。你也应该清楚，我这几千人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没办法用什么‘将在外’的借口蒙骗宣台，除非有紧急情况，理由充分，否则我的任何作战行动，都必须事先征得宣台的批准。你段誉之简在帝心，不怕什么，但我可没什么凭仗，我不想把自己的大好人头送给宣台用来重申军纪。”

吴安国说话全不假辞色，但段子介与他是多年故交，知道他脾气，也全不介意，反笑道：“看来你还是有点长进的，到底一把年纪了，没年轻时那般冲动了。不过镇卿你放心，我没敢打你这几千人马的主意。什么简在帝心的怪话，你也不必用来讥讽我，我若真的胡乱违反节度，丞相一样能斩了我。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他摇了摇头，又说道：“不过，我的情况和镇卿你又不一样。伺机给永安侯运送补给，这是宣台给我的命令，算是我的份内事。所以我如果向蔚州用兵，无人能说我不是，最多我行动之后，向宣台报告一声就是。至于临机决断之权，那谁也管不了我。只是我现在已经是束手无策，不但我定州诸将无人能想个可行的办法出来，就算是建国公那边，也没人想得出办法。要不然，我才不想来受你吴镇卿的闲气。”

段子介无可奈何的说完，又道：“要是你也想不出办法，我就认命。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已经尽力而为，将来不管怎么样，面对皇上也问心无愧。”

吴安国却是依旧丝毫不为所动，只冷冰冰的说道：“你若只想对皇上交差，也不难。你再组织人手，强行往飞狐峪送一次补给就是。以后皇上定不会再怪你。”

“拿手下的命去送死么？”段子介顿时便有些恼了，脸色一沉，不客气的说道：“吴镇卿，我段子介再不肖，这种事还是做不出来的。”

吴安国却毫不在乎，还是一样的语气，“那我就告诉你，这种天气，想越过太行山，对山后用兵，除非是神仙下界。就算真想救永安侯，也只能等到天气好转，能不能熬过这段时间，只能靠永安侯自己。你要真有此打算，那就抓紧这段时间，好好招兵买马，补充兵员，训练士卒，做好准备，最好是设法让河东的章楶和种朴也这么干，因为要救永安侯，他们动手比你段子介去仰攻飞狐峪要容易得多。”

“至于在此之前，恕我直言，救永安侯最好的办法，还真的只能指望吴从龙与黄裳。只不过我就不知道你段誉之与吕惠卿，是希望他们成功呢，还是希望他们不成功。”说到这里，吴安国的眼睛忽然眯了起来，语带讽刺的说道：“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肯定，你那位建国公，应该是看错我了！我吴安国可没你们那么有抱负有想法，我只是大宋的鹰犬，朝廷让我去咬人，只要朝廷没有喊停，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咬死敌人。但是，我也就仅此而已了，左右朝廷大策那种事情，我吴某人既无此能力，亦无此野心。”

说完，吴安国又淡淡的说道：“其实，我倒是希望吴从龙能把永安侯救出来。蔚州丢了，可以再夺回来，就算签了和议也没什么大不了，相公们不想打也无所谓，想打了再撕毁和议也无所谓，但折遵道那老头子要是死了，那就太遗憾了……”

段子介怔怔的望着吴安国，他再也想不到，他这辈子，竟然能从吴安国的脸上，看到那样的萧索之意。

2

雄州。

一阵寒风袭来，吴从龙冷不禁打了个喷嚏，他裹了裹身上的深红色披风，嘴角却不由自主的泛起一丝笑意来。

朝请大夫，从五品上，仅仅七年前，他还只是区区的七品鸿胪寺主簿，而如今，他却已然服绯佩鱼，职事官更是升为守礼部郎中兼权雄州通判。

而且，他这个权雄州通判，在朝廷任命新的雄州知州与通判到任之前，就是雄州实际上的郡守。至于现任雄州知州柴贵友，吴从龙无论是本官还是职事官，都已经比他高，石越也干脆的将柴贵友召到了河间府，不再让他插手雄州的事务，而是将雄州之事，专任给吴从龙与赵隆。

现在无疑是吴从龙仕途的一个高峰。

人生际遇，真是令人慨叹。

可惜的是，雄州城早已被耶律信烧为灰烬，归信县城也被战火毁得不成样子，辽军离境之后，柴贵友已暂时将州衙搬到了雄州下属的容城县——恰好与吴安国所据的容城同名。所以，此刻吴从龙所在地方，实际上是容城县。而吴从龙现在的下属文官，除了黄裳外，也只有一个叫林摅的刚刚上任的八品司户参军。

这也让吴从龙颇为无奈，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中，雄州是被祸最烈的几个州郡之一，州县文官，几乎无有幸存者，战争结束后，宋廷虽然也任命了新的官员，但因为雄州是河北最重要的州郡之一，官员人选必须反复斟酌，再者官员到任需要时间，更有一些官员对于到可能再受战火的雄州上任心存疑虑，上任的速度自然就不会太快，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现在，雄州，包括下属的归信、容城二县，判官、录事参军、知县等重要官员全部空缺，在吴从龙以下，文官中最大的，竟然就是这个叫林摅的司户参军了……

而这林摅之所以上任得这么快，估计与他是荫官出身有关，吴从龙听说这林摅是淮南转运副使林邵的儿子，科举累试不第，没什么读书的才能，在太学与白水潭厮混了几年，靠着父荫荫官入仕，这等无出身官，能有个大州的司户参军阙，自然也没啥好挑剔的，所以旁人都还在挑肥拣瘦，他便已紧赶慢赶的上任了，到了雄州之后，又整理户口、招纳流民，自顾自的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若不是如此，这个权通判雄州的要职，也落不到吴从龙头上。所以，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在宣抚使司任勾当公事这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让吴从龙渐渐接触到了大宋朝的权力核心，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消息渠道，所以，他心里也很清楚，若不是朝廷为了新任雄州知州的人选在扯皮，他同样也得不到这暂时的美差——这个权雄州通判的资历，哪怕时间再短，也将是他将来升迁的重要法码，重要性也许仅次于宣抚使司勾当公事的资历。

从自己的消息渠道，吴从龙打听到，皇帝打算让考功司郎中管师仁判雄州，但是遭到了二苏兄弟的坚决反对，苏轼、苏辙现在都是御前会议成员，苏轼又曾经使辽，在朝中属于知辽派，二人既然表示反对，那就算是皇帝一时也没办法。二苏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雄州现在位置格外重要，管师仁没有与辽国打交道的经验，也没在边郡做过长吏，所以不适合判雄州。不过吴从龙却是知道二苏杯葛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私人恩怨，管师仁算是新党，熙宁年间没少攻击二苏兄弟。但二苏的杯葛无疑也获得朝中很多人的支持，虽然平心而论，管师仁这人在新党中品德算是上乘的，为人又精明，也颇能干，所以在小皇帝亲政后，他才能获得小皇帝的赏识，但是，人过于精明又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在吏部考功司这个位置，就注定会得罪很多人。所以这次被许多人落井下石，让皇帝也无可奈何。

现在雄州知州、通判的热门人选，除了管师仁外，还有游师雄、刑恕、叶祖洽、刘安世等人，这些人自己的意愿如何，吴从龙不得而知，但他知道皇帝与两府一直在举棋不定，所以才有了自己的天赐良机。

现在的状况对吴从龙是最有利的，如果正式担任雄州通判，哪怕是判雄州事，吴从龙也并不愿意。他当然知道，无论是否北伐，未来很多年，对辽事务都会是宋朝的重点，而担任雄州知州或通判，就意味着在对辽事务中占据了一个要害位置。但是，到雄州之后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也让吴从龙更加清楚，雄州的郡守、别驾不是那么好当的。现在的雄州只能用一片废墟来形容，就算被祸最轻的容城县城，也是十室九空，街面至今冷清得令人唏嘘，如果不是有大量的宋军将士进驻，容城几乎就是一座鬼城。而城郭之外的乡村，则是群盗蜂起，在辽人入侵的时候，雄州士民为了抵抗辽军的劫掠，纷纷结寨自保，这些寨子，有些的确是为了守土护乡，但也有不少直接就转化成了绿林盗匪。尤其在辽兵退去之后的这个冬天，整个雄州都陷入饥荒状态，经过辽人的劫掠、破坏，没有一个村庄所余存的粮食是足够过冬的，而恶劣的气候又导致短时间无法从河间、东光运粮前来——其实就算运来了也没用，宋朝在雄州基本已经丧失了行政能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赈灾。

现在雄州惟一的赈灾方式，就是赵隆的募兵。补充禁军、征募厢兵、巡检，多多少少能减缓雄州匪盗的力量，但这个冬天之后，雄、莫及周边地区盗匪的力量肯定还会增强。虽然如今宋军在河北的强大军事存在，让这些盗匪掀不起什么乱子来，但是他们也不会自己消失掉。更麻烦的是，正因为这些盗匪不会闹出大乱子，朝廷就不会随便出动禁军剿匪，最后，不管是镇压还是招安，这些麻烦，始终都是地方官的事。

吴从龙一向很有自知之明，从废墟上重建起雄州当然是很惹人注目的事，但他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而平盗就更非他所长。所以，这些功劳还是让给别人好了。对于权雄州通判这个差遣，吴从龙是十分的满意。

快步走回容城县衙，便见林摅抱了一大堆公文过来，说道：“子云公，这些是……”

吴从龙不待他说完，便连忙说道：“彦振，这些文牍之事，你暂时全权处理便是。州中事务，只要不涉及与辽国的纠纷或是事关人命，你也可以全权处置，不必一一禀报我的。”

林摅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惊讶的望着吴从龙，吴从龙却早已转身离去，走进另一间公厅，见黄裳正在那儿写节要，便说道：“勉仲，该出发了。”

黄裳连忙起身，看看房间并无他人，才低声问道：“辽使到了？”吴从龙点了点头。黄裳又笑道：“却不知来的是什么人……”

吴从龙摇了摇头，笑道：“是相熟人，耶律昭远。”

耶律昭远和吴从龙的确算是老熟人了。伴随着宋辽之间的这场战争，两个人之间真真假假的和谈也是谈了一次又一次。上一次交涉的时候，吴从龙还没有什么经验，他还不太清楚，有时候外交谈判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谈成什么事，进行谈判本身就已是最大的目的。当时他很幼稚的尽最大的努力进行着和谈，而他也感觉得到，耶律昭远本人也是很有诚意的推动和谈的，只可惜，他们两个都不是能够最终做决定的人。所以，虽然最终没有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协议，但吴从龙心里，对耶律昭远还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但现在回想起来，吴从龙才意识到，其实耶律昭远要比他可怜得多。因为耶律昭远当时很可能是明知道不会达成和议，却依然在很努力的想要达成和议。

虽然说立场不同，但吴从龙对耶律昭远，还是非常的同情与佩服。

这次吴从龙也没有想到，辽国竟然会派耶律昭远过来。他到了雄州后，只是释放了一名辽国被俘的贵人，让他将一封自己的亲笔信带给辽国在涿州的最高官员。在信中，吴从龙再次强烈的谴责了辽国破坏两国百年盟好，背信弃义，大举南侵，结果却自食恶果。又声称宋军已然集结大军不下三十万，不日即将大举北伐，惩罚辽国，如果辽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此关头，就应该以能令人信任的诚意，采取果断措施，尽可能的修补两国关系，这样也许两国之间，还有一丝的可能，不至于走到最恶劣的那一步，辽国几百年基业，也能避免毁于一旦。

依照石越的吩咐，吴从龙这封信，用辞完全是盛气凌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式，也没有要求辽国派使者前来谈判。这既是为了不授人以柄，同时也是对辽国的一种试探。以宋朝国内现在的风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宋朝放下身段主动议和的方式的，如果辽主此时此刻依然持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就会无视吴从龙的这封信，那石越也就没什么太多选择，只能做好在辽国境内再打几仗的准备。这也是石越面授给吴从龙的底线，他可以给辽国打开一条议和的通道，但却必须让辽国求和，否则的话，议和就没有意义。如果最终不能通过议和让诸如韩拖古烈等主张“和宋”的温和派在辽国国内掌权，那议和又有何必要？如果依然是耶律信之类的好战份子把持辽国的权力，那议和就不过是给辽国喘息之机。石越想要的，是一个稳固可控的北方格局，而不是打算学吴王夫差。

按照石越与折可适的估计，这封信会在辽国朝中挑起一场斗争，所以辽国应该不会很快回复。但让吴从龙意外的是，涿州的萧忽古竟然很快便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完全无视了吴从龙的咄咄逼人，在委婉的反驳了吴从龙的谴责，表示了辽国并不害怕宋军北犯的立场后，便宣称之前的战争是一场不幸，值得双方都引以为鉴，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辽国愿意派使者前来雄州当面沟通，以便双方都能更清晰的了解对方的立场。

吴从龙能百分百的肯定这封用辞谨慎的信绝不是萧忽古写的。不过辽国派使者来“沟通”正是他期望的，所以这次他没有回信，只是让辽国的信使带回口讯，委婉的“拒绝”了辽国的要求，声称问题的关键在于辽国主动实施一些表现诚意的措施，否则现在的局势，不适合两国使者公开会面。

得到吴从龙的回复后，萧忽古再次派来信使带来口讯，表示愿意派出密使与吴从龙秘密会面，就如何修补两国关系进行充分沟通。

辽国在前期沟通中表现出来的积极与默契，让吴从龙颇为惊讶。这中间透露出的信息也很多，首先能够与他如此默契的进行前期交涉，明显是一个对宋朝颇为了解的人在主持大局，辽国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吴从龙几乎可以肯定是萧禧或者韩拖古烈。而辽国反应如此迅速，则意味着在此之前，辽国温和派在朝廷中可能已经取得了优势。

这些都是有利的消息。

吴从龙很快就和萧忽古的信使约定，由辽国派遣一名密使来雄州，与吴从龙秘密会面。为了不走露风声，吴从龙特意将白沟驿的守兵，换成了自己从宣台带来的士兵，辽国密使一过界河，就被白沟驿的士兵一路护送到容城县城，吴从龙早就在容城县内找了一座空置的大宅，辽国密使一进容城，就被送到大宅之内，由吴从龙的亲信严密保护起来。

在宋朝极有可能北伐的情况下，这名辽国密使的安全其实是不太有保障的。毕竟这又不是两国之间的正式谈判，从头到尾，吴从龙都是以雄州通判的身份与辽国交涉，在两国交战的情况下，边郡地方官用计诱捕对方高级官员，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吴从龙以为辽国不会派来太重要的官员充当密使，当对方密使抵达容城，他的手下来报告说是辽国密使自称耶律昭远的时候，吴从龙真是吃了一惊。

耶律昭远可是韩拖古烈的亲信。

看来辽国现在要远比当初石越与折可适估计的还要更想议和啊。但这却让吴从龙更加感到疑惑，他虽然不太懂打仗，但是在宣台这么久，对辽国的实力还是很清楚的，简单的加减法还是会的，韩宝部被全歼对辽国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吴从龙也不认为辽国已经是随便宋朝拿捏了。折可适曾经简单的跟他介绍过一些形势，之前在河北的打仗，宋朝可以依托运河将补给送至东光，从东光到宋辽交战的第一线深州、安平、河间，都非常的近，而辽国则必须靠着陆路运输从南京道将补给转运到河间、深州一带来，不但距离要远于宋军，而且宋军的补给线十分安全，而辽军的补给线却会被宋军骚扰，所以实际上宋军是占了很大便宜的，最后能够获胜，也与此有关。而一旦宋军北伐，这个形势立即就会逆转，如果辽军将宋军引诱至析津府坚城之下，只要辽军能凭借坚城与宋军形成僵持的局面，宋军漫长的补给线，就等于是处处都是破绽，一不小心，就会重蹈太宗时北伐失利的覆辙。所以，以辽国现在的实力，在本土作战，也未必会多害怕宋军。当然，辽国肯定也不希望宋军北伐，但原因不是军事上的，而主要是经济上的，南京道是辽国最菁华的地区，一旦在这个地区开战，就算辽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它的国力也会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输了就有亡国之危，赢了也是两败俱伤，这一点，才是宋朝现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

对于折可适的这个分析，吴从龙还是很认可的。所以，辽国肯定是想要议和的，但是，急切到这个份上，却让吴从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和黄裳一道出了容城县衙，策马缓行，不过一刻钟的光景，便到了耶律昭远所在的大宅，他们这一路过去，路上除了遇到几名蔡京的京东兵，还有一队赵隆武卫二军第三营的新兵，连一个平民都没有见着。安置耶律昭远的大宅附近，更是冷冷清清的，沓无人音。

两人在大宅门前下了马，信手将坐骑交给随从，便一前一后的走进宅子，耶律昭远就在宅子的正厅等候，见着吴从龙与黄裳，连忙起身，拱手道：“子云公，别来无恙。”

吴从龙也拱手回礼，一面笑道：“耶律公，想不到是你来。”

耶律昭远又微笑着和黄裳见礼，三人寒喧一阵，重新分宾主坐下，耶律昭远便开门见山的问道：“子云，南朝真的愿意议和么？”他表情严肃，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疑忌。

吴从龙摇了摇头，也十分坦率的说道：“郎君，朝廷可没有给我议和的权力。”

耶律昭远点了点头，辽军北撤之后，宋辽两国都加强了境内的巡察，两国往来断绝，宋人对辽国朝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而辽国也是一样的。但以耶律昭远对宋朝的了解，他是绝不相信宋人会这么容易的同意议和的，在这个时候，宋朝应该更想要趁胜北伐才是。这也是辽国朝廷的共识，自韩宝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国内后，辽国上下就一直在做着与宋军在幽蓟再次大战的准备。辽国当然不希望南京道沦为战场，但是对于能否避免这场大战，就算是萧禧与韩拖古烈，也持悲观的态度。吴从龙这么说，虽然让耶律昭远微感失望，但却也在意料之中。

他没有接话，默默等待吴从龙的下文。

吴从龙也无意使什么花招，老老实实说道：“我此次与贵国交涉，是奉宣相之令。交涉的内容，是希望与贵国谈谈蔚州的永安侯所部。”

“蔚州？折克行？”耶律昭远惊讶的望着吴从龙。

吴从龙点了点头，直截了当的说道：“宣相希望贵国能开放飞狐峪，保证永安侯所部平安退出蔚州。”

“啊？”耶律昭远可真是惊到了，站在他的立场，吴从龙提出这个要求还真是匪夷所思，完全超出他的预料，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平静的问道：“那我们能得到什么？”

吴从龙沉默了一会，老实回答道：“从表面上看，贵国什么也得不到……”

耶律昭远愣了一下，突然间竟是笑了起来，“子云，你觉得可能么？”

“世间无不可能之事。”吴从龙没来得及回答，黄裳已在旁边悠悠说道。

耶律昭远瞥了黄裳一眼，没有回答他，只望着吴从龙，认真的说道：“我知道南朝现在持什么样的想法，晋国公的确是在河北兵败身死，不过，贵国的永安侯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我大辽的确是损失了不少兵马，不过贵国的拱圣军、折家军也是一样的命运。这场战争，两朝只能说杀伤相当而已。”

“如果南朝有议和的诚意，将来和议达成，永安侯可以平安归国，但是折家军，恐怕得留在蔚州了……”

“如果那样的话，且不谈贵国能不能吃得下永安侯所部，就算真有议和的一天，恐怕也是北伐之后的事了。”

“若真如子云所言，于南朝也未必是幸事。”

“于我大宋或许未必是幸事，亦或许是大幸事也说不定，但于北朝，恐怕就一定不是幸事了。”

耶律昭远脸色微变，旋即不以为然的说道：“子云，我此番前来，的确是极有诚意想与南朝重修盟好，你也知道，我一直反对两国交恶，辽宋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之前的战争已然是不幸，我大辽南犯在先，的确有不对之处，但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南朝一直觊觎我大辽的国土，对我大辽抱有敌意，我主才不得己先发制人。但事实证明，这并非明智之举，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我大辽固然没有达成目的，反而损兵折将，南朝损失恐怕也是极为巨大。前鉴不远，两国之间，若继续兵戈相见，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会导致成千上万的将士、百姓无辜丧命，大伤天和。所以，我才主动来此，希望两国皆能将之前的错误战争引以为鉴，重修两国之好。子云莫要误以为是我大辽害怕南朝北犯。”

“郎君果然是辩才无碍。”吴从龙笑道，“明明是北朝背信弃义，背盟南犯，所以才苍天不佑，鬼神相弃，导致韩宝兵败安平，郎君却倒打一耙，反诬是我大宋觊觎北朝国土在先。不过，以君之智，当知现在争论这些并无意义，如果北朝果真不在乎我大宋北伐，那郎君此刻便可以回国了，再怎么样谈，也只是浪费时间。但若北朝果有重修旧好之诚意，就当即当机立断，纠正错误，首先停止在蔚州的战争……”

“如此南朝便同意议和么？”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决定议和与否的权限。但是，既然这次是北朝背盟在先，想要重修旧好，我想北朝也就有义务率先用实际行动表达诚意。”

“若将战争的过错全部归于我大辽，恕我无法苟同。南朝对幽蓟的野心，世人皆知，子云还记得南朝高宗皇帝的遗诏么？明明我大辽建国早于南朝，幽蓟之地，亦非自南朝之手得之，而南朝却始终抱有非份之想。南朝太祖皇帝曾有名言：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南朝如此毫不掩饰的觊觎我两京之地，我大辽又岂能引颈待戮？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亦不得已而已。”

“诗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南朝既然希望我大辽放折家军一条生路，总当礼尚往来，有所回报。”

“郎君可能误会了。所谓‘放折家军一条生路’云云，言过其实了。”吴从龙淡淡回道：“折家军现在还在蔚州活得好好的，贵国若能让开一条道路，既是表达贵国重修旧好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贵国免祸。我大宋是断不可能坐视永安侯被围困而不救的，如果贵国执意不肯让开飞狐峪，我大宋自然会举兵相救。”

“活得好好的？”耶律昭远当然听出了吴从龙话中的威胁之意，却是毫不在乎的嗤笑道：“如果说靠着食人烧屋度日也算活得好好的，那折家军倒的确还活得不错！”

“什么？！”一直从容镇定的吴从龙与黄裳对望一眼，二人的脸色都变了。

河间府。春园社。

和满目萧条的雄州形成鲜明对比，河间府的繁华热闹，要更胜战前。因为大量的流民涌入，还有大批的军队进驻，河间府的人口爆增，虽然城中免不了有大量的贫民流离失所，要靠着官府的救济才能勉强生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更是免不了有人饥寒交迫冻死街头，但雄、莫诸州大量富人的涌入，也让河间府一些行业飞速的发展起来。

比如河间府的勾栏瓦舍，一面是大量的达官贵人、富室豪门、禁军将士聚集于河间府——这些人从来都是勾栏瓦舍最重要的主顾，一面却是周边诸州县的伶人涌进河间府逃难，加上大战之后人们紧张的情绪需要纡缓，辽人撤出河北后短短一个多月，河间府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数十家曲艺社团。每天各勾栏瓦舍内，都是观众爆满。尤其是李清臣来河间府后这几天，河间府的禁军将士大规模的轮休，并且允许轮休将士出营玩乐，以往只能在营地内打打马球、踢踢蹴鞠、玩玩相扑的禁军将士大量涌入各家勾栏瓦舍，更是让各家勾栏瓦舍变得一席难求。

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则莫过于最近一二十年间大兴的杂戏。不但普通的禁军将士喜欢，连士大夫、朝廷大臣也有很多人喜欢看杂戏，可谓雅俗共赏。因为受到各阶层的欢迎，各种新鲜的剧本也是层出不穷。

此时春园社的乐棚里面，便正在上演一出由讲史话本改编的杂戏新剧——《张子房慕道记》。这出新剧的上演，不但让乐棚下的戏园里坐满了普通的观众，更是为乐棚对面的二楼包房，吸引来大量的达官显贵，其中甚至还有大户人家的女眷。

此刻，所有的观众，都聚精会神的看着一个扮演张良的白净小生和一名穿着龙袍戏服扮作刘邦的老伶人在戏台上唱着对手戏。

便听台上那“刘邦”问了句：“卿，你正好荣华富贵，却要受冷耽饥。”

“张良”便唱将起来：“慕道逍遥，修行快乐。粗衣淡饭随时着，草履麻鞋无拘束。不贪富贵荣华，自在闲中快乐。手内提着荆篮，便入深山采药。去下玉带紫袍，访友携琴取乐。”

“刘邦”又问：“卿要归山，你往那里修行？”

“张良”又唱道：“放我修行拂袖还，朝游峰顶卧苍田。渴饮蒲荡香醪酒，饥餐松柏壮阳丹。闲时观山游野景，闷来潇洒抱琴弹。若问小臣归何处？身心只在白云山……”

台下的观众听那“张良”唱得有意思，顿时都喝起彩来，纷纷叫好鼓掌。

在乐棚正对面的二楼的一个包房之内，如今已然贵为银青光禄大夫的宣抚判官陈元凤，也怡然自得的啜了口小酒，笑着赞道：“好一个身心只在白云山！”一面却似是不经意的瞥了一眼坐在下首相陪的薛嗣昌。

薛嗣昌却是完全没有留意到陈元凤的目光，敷衍的附和了几声，完全是心不在焉的模样。他心里正在琢磨着陈元凤突然约见自己，究竟所为何事？

与这春园社内的大部分人不同，薛嗣昌对这戏完全没有兴趣。这《张子房慕道记》讲的是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大业后，功成身退的故事，薛嗣昌如今却正当欲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年纪，对这种内容的杂戏可以说是毫无兴趣，而且这出杂戏，在这河北算得上是新戏，但薛嗣昌在汴京早已看过，此时再看第二遍，更是意兴阑珊。

其实不管是什么戏，现在的薛嗣昌，也完全没有看戏的心思。因为他为了建立火铳局而在河间府进行的游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屡屡受挫，几乎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开始，薛嗣昌是希望能得到章惇与蔡京的支持，他因为打听到章、蔡二人都是热衷于富国强兵、建功立业，也敢于改作的，所以便天真的以为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结果却是章惇对此不置可否，蔡京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也始终没有一句支持的话。薛嗣昌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明白过来，章、蔡二人虽然对自己的确有拉拢之意，甚至还用一些小手段故示信任，但实际上，自己在二人心目中的份量非常有限，而二人对吕惠卿的防范之心甚重，因为这火铳局与吕惠卿有关，章、蔡二人不但不可能支持自己，而且多半还会阻扰自己。

不过，弄清楚这些，并没有让薛嗣昌沮丧。因为接下来，出乎意料的，薛嗣昌又受到了唐康的拉拢。这几乎让他喜出望外。其实，他能够这么快弄清关于章惇、蔡京与吕惠卿的恩怨，意识到自己完全是与虎谋皮，也完全是靠唐康的提点，否则他可能还在寄望于章惇和蔡京。唐康主动接触薛嗣昌，表示他支持火铳局的建议，还答应他替他去游说石越，给他争取一个面见石越，面陈自己主张的机会。

得到唐康的许诺，薛嗣昌欣喜若狂。因为此前他之所以优先将游说目标定在章惇与蔡京身上，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纯粹只是对于薛嗣昌来说，石越太高不可攀了，他也根本没有任何门路能攀上石越这棵高枝。在薛嗣昌看来，如果能够得到石越的支持，那火铳局就是十拿九稳之事了。而石越之前虽然没有亲自接见过薛嗣昌，却也不曾对火铳局表示过意见，如果唐康出马，在薛嗣昌看来，自然是很有机会说服石越的。

然而，薛嗣昌却又一次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唐康的确遵守约定去游说了石越，却被石越一口拒绝。石越认为现在的火铳并不成熟，他只支持在兵器研究院增加经费与人手，对火铳进行改进研究，同时小规模生产，向南海诸侯提供火铳，以检验其实战效果，而对宋军，石越只支持组建一两支小规模的试验性部队。更关键的是，石越明确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与辽国的战争彻底结束后再开始。

这个结果也让唐康感到意外与无奈。薛嗣昌的失望更不用说，虽然唐康为了拉拢他，明确表示如果他接受石越的计划，唐康可以确保由他来主持火铳的改进、试验等事宜，但是在薛嗣昌看来，石越的计划太过保守，离他所期望的差得太远。

而且，薛嗣昌也知道唐康为何如此刻意的拉拢他。唐康的消息明显比章惇、蔡京更加灵通。后者拉拢他，是因为知道他这次来河北，除了推进火铳局外，实际上也同时是天子的耳目之臣，他实际的差遣就是以前的走马承受公事，要替天子详细的了解河北的军心、民心如何，打听河北的将领、守臣对于北伐的真实态度，以便于皇帝兼听则明，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从与唐康的交谈中，薛嗣昌隐隐的意识到，唐康多半是知道了自己的另一项更为秘密的任务——暗中调查安平劳军事件是否真的只是偶然。

对于这个秘密任务，薛嗣昌其实并不热心，他并没有和石越为敌的野心。他和石越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而且他对石越还有些崇拜，所以，他根本没想过要刻意的去深入调查，挖出什么罪证，好一举扳倒石越，名扬天下的心思。当然，他和石越也并无恩义，也没什么兴趣去替他证明清白。他只是单纯的将此当成一项工作，认真调查一下，对皇帝有所交待就行。巩固皇帝的信任有很多的办法，没有必要将自己卷入一场大旋涡之中。

所以，对于唐康的拉拢，薛嗣昌并不拒绝。如果他成立火铳局、发展火铳的主张得到石越的支持，他也不介意投桃报李，证明石越是无辜的。薛嗣昌并不认为这是欺君，相反，利用皇帝的信任，弥缝幼主与权相之间的矛盾，这是大忠于社稷的行为。

但是，石越并没有给予他所期望的支持，那他也就没必要理会唐康的拉拢。当然，他不至于为此就去构陷石越，对石越的怨恨多多少少是难免的，但还没到就此要翻脸的地步。接下来的事，就是公事公办而已。

尽管这样宽慰自己，但要说不沮丧，却是不可能的。得不到章惇、蔡京的支持，在石越那里更是被当头一棒，以石越如今的威望，如果他不能够多获得一些有份量的大臣的支持，他的火铳局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胎死腹中了。

薛嗣昌心里很清楚，石越的那个保守的方案，看起来非常的稳重可行，就算不是由石越提出，也必然会获得旧党的支持，甚至一些对火铳有兴趣的官员，也会支持那个方案。更何况那还是石越提出来的……就算是本来已经支持火铳局的许将，也可能会动摇。

但就算他心里再清楚，又能如何呢？

他还能上哪儿去找有份量的大臣支持？他一个小小的从八品都进奏院监院，又要怎么对抗位高权重、声望无匹的堂堂右丞相？

薛嗣昌真的是几近绝望，连带着对于别的事情，也变得无精打采，毫无兴趣。他完全想不出陈元凤为什么会突然约自己看戏，他和这位新贵并无什么交情，甚至还有些本能的反感，对于这位陈宣判的往事，他可是知之甚详，身为新党干将薛向的儿子，对这位背叛出卖吕惠卿，直接导致新党执政终结的陈宣判，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只是因为身负天子耳目的责任，他有义务尽可能多的接触河北文武，因此才没有断然拒绝陈元凤的邀请。

正在胡思乱想着，忽然，薛嗣昌听到陈元凤似漫不经心的问道：“亢宗，我听说你和许枢副在大力倡议成立火铳局，大兴火铳？”

这是薛嗣昌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心里转过一个念头：难道陈元凤对火铳局有兴趣？顿时，他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连忙认真说道：“宣判，下官敢断言，这火铳绝对是未来的军国利器，其重要性将不在火炮之下，甚至犹有过之！”

“是么？”陈元凤的目光依然是望着戏棚里的“刘邦”与“张良”，口里却是淡淡的说道：“我对这个火铳局倒是颇有几分兴趣。若这火铳未来果真能与火炮相提并论，那就堪称是我中原汉家大盛之基，这可是大利于社稷之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薛嗣昌要是再听不懂，他也就不必再当什么官了。但是这个意外却是让他又惊又喜，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宣抚判官，皇帝跟前的新贵，陈元凤的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强援，但是，他和吕惠卿的关系？怎么会支持兴建火铳局呢？此时的薛嗣昌，已不是那个初至河北的薛嗣昌。但他还是压制住了心中的疑惑，兴奋的向陈元凤介绍起火铳的好处来。

3

就在薛嗣昌滔滔不绝的向陈元凤说着火铳之利的时候，河间府一处毫不起眼的民宅内，庞天寿由一个小内侍领着，低头钻进一间完全不该是民宅应该有的地牢之中。

地牢里面插满了火把，四名身着黑色蒙衫，做寻常平民装扮的人，正在拷掠一名七尺大汉，那被拷打的大汉穿着绵裤皂靴，上身赤裸，披头散发，胸前的展翅大鹏鸟纹身上血痕累累，已然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见着庞天寿进来，穿黑色蒙衫的四人停止了拷打，转过身来，向庞天寿行礼。其中一人，赫然竟是随李清臣、庞天寿使团一同前来河间府的兵部职方司干办官御武校尉鱼元任。

“如何？鱼干办，他肯招了么？”四人行礼方毕，庞天寿便尖着嗓子问道。

鱼元任连忙欠身回道：“回供奉话，这厮嘴硬得很。不过他也硬不了多久了……”

庞天寿微微点了点头，同来的小内侍早已搬过来一张椅子放到他身后，他轻轻坐了下来，又问道：“这人果真是在安平第一个喊万岁的么？”

“回供奉，这个绝对错不了，下官敢用项上人头担保。”另一名黑色蒙衫男子抢着回道。

庞天寿疑惑的看了他一眼，“你是？”

“下官兵部职方司河北房知事师怀秀。”

“原来是师知事。”庞天寿笑道：“不过，这个案子太大，就算是师知事的人头，也担保不了。”

“供奉说得是。下官亦知事关重大，自上任以来这一个多月，都是在全力查办此案，绝对是证据确凿，当日在安平，第一个喊万岁的，便是这厮。”

“哦，不知师知事又是如何确认的？”庞天寿感兴趣的问道。

师怀秀恭敬的回道：“下官受命来河北，便为调查此案，因此在京之时，知道卫尉寺已在秘密调查此案，便已先去卫尉寺交涉，果然，下官来河北后，卫尉寺的秘密调查已有结果，根据多名在场军法官的回忆，他们都感觉到最先喊万岁的人，是在云翼军的方阵之中。于是下官便以云翼军为重点，派出十余名精干亲从官，以各种名义加入云翼军。因为下官派出的这些亲从官大多都有在陕西从军的经历，因此很容易便得到云翼军将士的认可，经过他们的暗中调查，基本上可以确定，第一个喊出万岁的人，绝对出自云翼军中。”

“不过，最后能够这么快就确定到这厮身上，却多少有些运气。下官属下的一名亲从官在调查时发现，有好几名云翼军节级都透露，在当时他们所在的方阵中，有一名叫方索儿的仁勇副尉可能最先喊了万岁。那名亲从官便去调查那方索儿，结果发现方索儿已在安平大战中中箭身亡，他以为死无对证，便停止了追查。侥幸的是，苦无线索之下，下官死马当成活马医，又去查了这方索儿的底细，倒让下官发现许多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下官查到方索儿家贫，为了嫁两个妹妹，欠下同营袍泽林林总总近八万文的巨债未还，但在安平事件之前，这笔巨债，竟然已经还清。而在此之前，云翼军与辽军的作战，却并非是有丰厚缴获的战斗，包括收复深州，也完全是一座空城。下官又查了方索儿应得的各种军功奖赏，累计也就是一两万文左右。而更可疑的是，下官查了方索儿阵亡后，其本营书记官整理的应交付其家属之遗物清单，除了军中签发的文历外，竟然还有交钞三十余万文的巨款！”

“因此下官肯定方索儿十分可疑，但他既已为国捐躯，却也无法继续深究，否则会招致军中将士的反感，其本营的军法官、书记官也不愿配合交出方索儿遗物，反倒对下官调查之目的产生了怀疑。为了顾全大局，下官亦只得另寻办法。所幸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之前调查方索儿的亲从官，查到了方索儿在军中有一名结拜兄弟，并且，方索儿还另有一份遗书在他那结拜兄弟手中。那名亲从官颇费了一番心思，终于从方索儿的结拜兄弟手中，盗到了那份遗书……”

“方索儿在那份遗书中，告诉他的家人他得遇贵人，他与一名叫袁坚的陪戎校尉，以及一个叫做韦骆驼的人，一道替人办一件大事，各人得了四十万文的好处。那袁坚下官查明，也已战死在滹沱河畔，而叫韦骆驼的，整个云翼军中一共有两个浑名唤作‘韦骆驼’，以前俱是贩卖骆驼为生，故有此名，但另一名韦骆驼，只是一名入伍不过三年的节级士兵，下官查明，他的确并不认得方索儿与袁坚，倒是这韦烈……”

师怀秀说到这儿，转身望着那被拷打的大汉，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韦御武，这案子，你还是坦白招了吧！碰巧你认得方索儿与袁坚，碰巧你也是之前欠了一大笔债，碰巧你也突然还清了十几万文的巨债……更巧的是，查到足下身上之后，在下又着亲从官去查你的底细，提起当日之事，你同营果然有人记得，当日你似乎比旁人要先喊万岁！这铁案，你再嘴硬，也是逃不脱的。”

那韦烈早已是奄奄一息，但师怀秀和庞天寿的话，他还是听得清楚的，但这时还是硬着头皮，低声道：“没有的事，下官不敢认。”

师怀秀嘿嘿笑了起来，“若是说我冤枉了你，那平白能得四十万文好处的事，韦御武也给兄弟我介绍介绍？”

“师知事，什么四十万文，我不知道……”

庞天寿在一旁听韦烈还是不肯招认，不由摇了摇头，笑道：“韦校尉，这案子若真是你犯的，你还是坦白招了吧，也少受皮肉之苦，只要你肯招出幕后主谋，有无同党，俺可以保证不祸及家人。”

说完“不祸及家人”几字，庞天寿便不动声色的留神观察韦烈的表情，果然，韦烈脸上闪过一丝犹豫，虽然那表情一闪而过，但庞天寿是什么人，平生第一大本领就是善会察言观色，当下心里便已确认了。他来之前已经看过案子的档案，方才师怀秀的介绍，虽然不免有故意揽功的地方，却也脉络清楚，因此，他已十分确定，冤枉这韦烈的可能性已十分之小。

不过，这样的话，这桩案子可以说关系重大，因为之前的证据都指向安平劳军事件是有人暗中策划的。庞天寿不是那种喜欢惹事生非性格的内侍，他心里倒是希望这案子最好是几个士兵一时热血上脑一时冲动惹出事来，那样的话，就可以悄没声息的结案，只当这事没有发生过。毕竟，从这次来河间府石越的态度来看，庞天寿也绝不相信石越有反意。

然而事情却没有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有人暗中策划的话……庞天寿虽然表面上依旧神色如常，但心里却已是悬了起来。这幕后主谋，最好不要与石越有任何关系，希望是辽国的反间计……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祈祷起来。

与庞天寿同来河间府的兵部职方司干办官鱼元任显然也很明白事情的轻重。见韦烈没有回庞天寿的话，也劝道：“韦御武，我也查过你的底细，知道足下义气深重，也算是一条好汉。你欠下的巨款，不少倒是替军中的结义兄弟借的，从军近二十年，和党项、契丹血战，也立下不少功劳，于朝廷来说，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下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行差踏错，走出这一步，但多少也能明白你不愿意出卖旁人的心思。但韦兄，你也须得好好想想，那给你们四十万文的人，是否包藏祸心？你不肯出卖他，但他只怕却是存了利用你的心思，否则，怎肯让你做这种无父无君，离间我大宋君臣之事？那人究竟是何等人物，需要你韦御武这样的好汉拼死维护他？他做出这等事来，你又如何能肯定他不是辽国的细作，不过假借他人名义，来坑害你等？”

师怀秀也道：“鱼干办说得不错，韦御武，你还是坦白招认了吧！这案子有多大，你心里有数。我也不虚言诳你，不管怎么样，你的死罪都是逃不了的。但你若肯老实交待，帮我们抓到幕后主使与同谋之人，庞供奉已经保证了，可以免你家人之罪。你大约还不知道庞供奉是什么人，那是天子身边的近臣，绝不至于骗你。”

“庞供奉果真是天子身边的近臣？”韦烈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庞天寿嘿嘿干笑了两声，点头道：“这个自没必要骗你。俺还可以答应你，你若果真能帮我们抓到这案子的幕后主使与军中其他同谋，俺就当你和那方索儿、袁坚一样，已经战死在滹沱河边！”

“建国公？吕惠卿？你说安平劳军之事，是吕吉甫设计陷害石越？！”

春园社的包房内，薛嗣昌目瞪口呆的望着面前的男子，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时，戏棚里的《张子房慕道记》已然演至尾声，而约见他的陈元凤早已先行离去，此前的谈话中，对于他大兴火铳的设想，陈元凤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对他本人也多有慰勉之辞，不过，有过和章惇、蔡京打交道的经验，薛嗣昌已经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陈元凤没有提出自己的条件之前，他并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陈元凤突然之间，就告辞离席，然后又诡异的请他多留一会，并暗示他有人有重要的线索要向他举报。

然后，也就是陈元凤离开春园社的前后脚，这个陌生的男子突然出现，一开口就叫出他的官讳，并且宣称有关于他秘密使命的重要线索举报。

接下来，便是让薛嗣昌目瞪口呆的一幕。

“吕惠卿设计陷害石越！呵呵……”薛嗣昌都忍不住在心里冷笑起来，但他还是尽量冷静下来，质问道：“你又是何人？这等事，又岂可胡言乱语？可有真凭实据？”

那男子却并不惧怕他，颇无赖的笑道：“监院言重了，小人贱名，岂足挂齿，似这等大事，小人怎么可能有证据？不过是听到一些流言，又听说监院为人刚正，不畏权贵，故此才冒死求见，告知监院。至于是真是假，小人却不知道了。小人只是听到河北各处都有流言，说建国公要报当年罢相之仇，便设下此计，派人冒充辽国细作，在军中收买了一些破落泼皮，趁着石相公在安平劳军之时，大呼万岁，因为他知道石相公在军中威信极高，只须有一二人首倡，必得将士响应，如此便可离间君臣，使皇上疑心石相公，罢石相公之相……但这些也只是流言，是真是假，那便要看监院的判断了。”

那男子慢里斯条的说完，见薛嗣昌犹在震惊之中，不待他反应过来，告了一声罪，便迅速的离开了包房，转瞬之间，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薛嗣昌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起身，想要大喝去追，但张开嘴，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又缓缓坐回座位，锁眉沉思起来。想到厉害处，薛嗣昌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良久，他才终于有了点动静，连连摇头，自言自语的叹道：“一石二鸟，一石二鸟……”

很久以前，他就听说过陈元凤的厉害。这一次，他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吕惠卿设计陷害石越？可能么？真的有人会相信么？如果薛嗣昌不是在这种场合听到这个故事，他只怕也会将信将疑。吕惠卿有动机，也有能力，也有足够有胆魄来做这件事，恐怕任何调查此事的人，听到这个说法，都不敢轻率的排除掉这种可能。

陈元凤这是要彻底害死吕惠卿啊！

这种流言如果真的传出去，不管吕惠卿做没做，都够他喝一壶了。吕惠卿当然可以辩解，这事最大的破绽就是如果真是吕惠卿做的，怎么可能轻易弄得世人皆知？但问题吕惠卿有理也没处辩去，因为他的对手是流言！谁知道你怎么弄世人皆知了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好的计谋也要人去实施，知人知面不知心，谁又能肯定参预计谋的人中间就没有口风不紧，甚至是心怀不满、故意泄露的呢？难道要吕惠卿去上表和皇帝说，他做坏事绝对任何人都不会知道？那皇帝多半会回答：你当年把益州的事的确瞒得够紧，不过结果还是没瞒住……

除非有人真的查清了真相，否则，这一条流言，很可能就让吕惠卿在皇帝心里判死刑。

薛嗣昌对皇帝可是颇为了解的。小皇帝十分的聪颖，表面上看也颇为宽仁，但实际上，内心却是对臣子极为的猜忌的。一条流言当然定不了吕惠卿的罪，然而，却足够让吕惠卿准备致仕回家养老了。

看来陈元凤对于吕惠卿的“复出”颇为忌惮，竟然不惜用出这等手段。虽说整个过程他都没有留下半点把柄，似乎完全是置身事外，但到底还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如果薛嗣昌翻脸，将事情的原委详细密报皇帝，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的前程也会受到影响。不过薛嗣昌自然不会这么干，他与吕惠卿又不是什么亲如父子的关系，和陈元凤也素无仇怨，没必要为了他们搭上自己——如果向皇帝禀报的话，他在河间府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被皇帝知道。身为皇帝的耳目之臣，却到处和勋贵权臣们往来，甚至涉嫌进行政治交易，这可不是什么会让皇帝听了感到高兴的事。

所以，举报陈元凤的事，薛嗣昌是肯定不会考虑的。最多他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他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陈元凤的条件——毫无疑问，刚才发生的事，就是陈元凤开出的条件——只要他将刚才听到的“流言”转达到皇帝耳中，陈元凤就一定会全力支持火铳局的设想，否则的话，就和之前的章惇、蔡京一样，陈元凤也会变成这件事的反对者，因为他比章、蔡二人更不想吕惠卿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石越不支持，章惇、蔡京也反对，如果陈元凤也反对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河北的朝廷重臣几乎都反对火铳局，那他也就可以彻底死心了。

薛嗣昌不知道陈元凤是否知道，自己有调查安平劳军事件的秘密使命，陈元凤很可能只知道他是天子的耳目之臣，所以才只是设计了这样一条“流言”，否则的话，薛嗣昌都怀疑他会找到一些“证据”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狠辣角色，薛嗣昌打心眼里不愿意得罪。所以他现在更加清楚，如果他没有接受陈元凤的条件，陈元凤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加激烈的反对火铳局，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更加不害怕自己举报他。一但双方有了怨仇之后，没有证据的攻击，皇帝根本不会相信。就比如陷害吕惠卿，如果是陈元凤将流言禀报皇帝，皇帝多半不会相信，反而会怀疑陈元凤。但如果换成薛嗣昌，皇帝就不会怀疑，因为薛嗣昌与吕惠卿不但没有宿怨，而且多多少少还有些渊源。

问题在于，拒绝陈元凤极可能会让火铳局彻底胎死腹中，但答应他的条件，火铳局又能有多大的希望呢？

这才是让薛嗣昌一直犹豫不决的关键。

他坐在春园社的包房内，久久沉吟，外面的戏棚里，戏已演完散场又重新开演，旧的观众走了，新的观众又进来，薛嗣昌还是拿不定主意。幸好春园社的主人知道这包房是宣判陈元凤的，也没人敢来打扰——在河间府，陈元凤如今也已是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

直到突然之间，他脑子里灵光一闪，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石越姑且不论，章惇、蔡京是为什么会反对火铳局？如果能扫清吕惠卿这个障碍，将他彻底踢出局，那么，不但陈元凤会支持自己，章惇与蔡京也不会再阻扰，甚至，因为火铳局能够坚定皇帝北伐的信心，说不定二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也说不定。薛嗣昌可是知道，在北伐的问题上，这两人和石越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石越的态度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他还记得章惇的分析，在未来，石越也很可能出局。就算他没有出局，他的精力也会被消耗在北伐的事情上，未必有多少心力来纠缠火铳局的事。所以，如果真的能踢开吕惠卿这个障碍的话，火铳局很可能又柳暗花明。

越是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薛嗣昌就越是意识到，吕惠卿的确是实现他理想的最大麻烦。不止是他现在接触的章惇、蔡京、陈元凤会因为吕惠卿而反对火铳局，在汴京的朝廷中，还有一大批旧党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坚决反对火铳局。

这个障碍必须清除。

薛嗣昌开始在心里构思起奏章来。他是绝对忠君爱国的，所以，薛嗣昌不会对皇帝说假话，只不过，真正的忠臣知道将哪些真话告诉皇帝，而哪些真话则不能说。陈元凤设计了这个“流言”，这部分没必要多说，而他则的的确确听到了这则流言。身为皇帝派出来的耳目之臣，将一切听到的“传闻”向皇帝如实禀报，本来也是他应尽的责任。

人的命运可能是世上最难以预测与计划的事情。就算是打心眼里喜欢按部就班的人，他们往往早熟而聪颖，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计划了行之有效并且风险极低的人生道路，满以为从此以后，自己的人生就清晰而可以预测了。但是，到最后，他们都会发现，命运几乎一定会和他们开起玩笑，就在某个完全预想不到的地方，他的计划被打乱，甚至连原本坚定的意愿也发生动摇，未来又重新变得不可捉摸。

刚刚在安平之役中再度立下大功、荣升昭武校尉的新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刘仲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小就规划好的人生道路，一心一意向着统兵大将的人生目标前进，却在终于成为昭武校尉，有资格独领一军之时，莫名其妙的步了种建中的后尘，进入了职方司系统。

但这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刘仲武也只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谁又能抵挡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兵部郎中或者枢密都承旨的诱惑呢？如果运气好，甚至还机会问鼎兵部侍郎甚至枢密副使的宝座。而如果是统兵大将的话，将来能够出任一路提督使副，都需要极大机缘。

然而，刘仲武更加想不到的是，他上任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竟然就是调查安平劳军事件！

现在他终于知道他的前任是怎么样丢官的了，军中出了这么大的事，身为职方司员外郎竟然事前毫不知情，皇帝对他不客气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为了顾及石越的面子与情绪，其余四位主要责任人——兵部侍郎、卫尉寺卿、少卿、兵部职方司郎中，皇帝都强忍着没有处罚，如果连职方司员外郎都不吃点苦头，皇帝心里也太憋屈了。而与他前任一同倒霉的，还有卫尉寺的两位寺丞，都是叫御史寻了些别的过错，然后罢的罢，贬的贬，这辈子回汴京的希望都很渺茫了。

而虽然兵部与卫尉寺的四位主官逃过一劫，但如果不将功折罪的话，皇帝肯定会秋后算账，所以，理所当然，安平劳军案就成了兵部职方司与卫尉寺的头号大案。而且，皇帝还安排了庞天寿这位亲信内侍督办此案，更让人不敢敷衍了事。

这也是云阳侯司马梦求要极力招揽他刘仲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精明能干，还因为他在军中的人脉。在调查一些敏感案件时，这种人脉往往能发挥大作用。

但新官上任的刘仲武却并不想冒冒然介入此案。他可是刚刚离开禁军，深知此案的敏感性，也知道石越在军中的威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而他一个区区六品官，会被轻而易举的碾成粉末。这是连皇帝都要慎之又慎的案子，只能秘密调查，秘密结案。而且，与枢密院职方馆那种专事对外的情报机构不同，诸如卫尉寺与职方司这种专门对内的调查机构，人事要更加复杂，其中不但有不少班直侍卫出身的官吏存在，甚至还有一些精干内侍在其中担任职务，这些人表面上可能是他的手下，但是他如果落下什么把柄，转眼之间，皇帝那边就可能知道了。而另一方面，刘仲武也知道，现今兵部职方司的顶头上司，兵部侍郎云阳侯司马梦求，众所周知，是石越的门客出身，那职方司内部，一定也存在着亲近石越的力量。所以，他不能不小心从事。

刚刚成为职方司员外郎的刘仲武还不知道，在卫尉寺与职方司中安插大量的班直侍卫与少量内侍，根本就是石越与司马梦求的主意。尤其是职方司，更是在司马梦求接手之后，才真正有大批的班直侍卫加入进来，经过培训，成为骨干力量。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石越并无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他也明白，如果这两个机构不能让皇帝绝对信任，那它们的存在就不会有意义，因为皇帝绝对会在这两个机构外，另设新的机构取代它们的职能，然后将它们架空。在这一点上，石越与司马梦求可以说甚为成功，因为即便猜忌之心甚重的小皇帝赵煦，对卫尉寺与职方司也十分信任。

而司马梦求对于此案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查明真相，并无半点故意掣肘之意，所以他不但任命了素以精明强干闻名又是班直侍卫出身的师怀秀出任河北房知事负责调查此案，又抽调了最精干的干办官、亲从官给师怀秀调配，还招募刘仲武出任员外郎，为的就是要彻底的查明真相，洗脱石越的嫌疑。因为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他根本不相信石越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相信如果不是偶然的话，就一定是有人想陷害石越。司马梦求甚至在赵煦单独召见之时，用性命担保石越不知情，并且向皇帝许诺，如果查明此案是石越暗中指使，他愿意亲自出手刺杀石越，然后自杀谢罪。

在朝廷大臣中，似司马梦求这样，身上有着任侠气质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最终，司马梦求用他的“汉人之风”[指西汉。]赢得了赵煦的信任。这并不奇怪，有些人的人格，即便是连敌人也会信任他，赵煦再怎么说，也只是个少年，而且，他其实有着极似其父亲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幼时的经历，让他更加不容易相信别人。

但也只是不容易相信别人而已，并不是绝对不会信任任何人。对石越，甚至包括韩忠彦、李清臣，赵煦是永远都难以完全信任的，但是，如果换成桑充国、田烈武，甚至是程颐，这位被一些臣下心里视为外宽内忌的少年皇帝的心中，其实还是颇为信任的。

这些，刘仲武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小心谨慎的想要拖延一些时间，好让自己能有时间更加清楚的判断形势，但却怎么也想不到，师怀秀与他属下那些职方司菁英有着令人惊讶的效率与运气。

他们不仅抓住了韦烈，还在庞天寿的配合下，顺利的撬开了韦烈的嘴巴，让案件离水落石出又前进了一大步，根据韦烈的交待，他的确是安平劳军时最早喊出万岁的人之一，而且他还招认，据他所知，一共有五名低级武官参预了此事，其中有两人已经战死，他们五人大多债务缠身，每人都收了一名身份不明的人超过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铤而走险，在安平劳军之时，率先大喊万岁。

虽然韦烈坚决不肯承认他有谋反之心，只是为了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冒险犯案，但是他的证词可不是很支持这一点，因为他也同时招认，他与另一名已死的案犯曾经商议过，两人都觉得石越在西军之中威望极高，只要有人大喊，必然万人响应，所以才敢冒此奇险。

这显然也不是对石越多有利的供状，刘仲武很清楚，这份供状一旦公布，石越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就算是最终证明石越并无任何反意，但这供状公布之后，朝野也一定会有强大的力量要求皇帝“安全”石越，即使为了保全君臣之义，为了石越好，也该让石越从此远离禁军，甚至石越可能会被迫主动辞相。因为到时候，压力不但会来自石越的政敌，还会来自石越的盟友，许多真心关心石越的人，也会认为那样才是真正对石越好。

到时候，即使是那些为石越鸣不平的人，也很难攻击石越的政敌，因为到时候只要还有点智商的政敌，都会打着为石越好的名义赶他下台。可以想见，来自石越一派的怒气，肯定会撒向拿出这份供状的调查机构。那时就算是云阳侯恐怕也得黯然辞官，更不用说他这个小小的职方司员外郎。不管他有没有错，皇帝都可能拿他开刀，做为一个姿态安抚一下石越。

而且，刘仲武敢肯定，皇帝不会动忠于他的师怀秀，也不会动鱼元任，因为他们的官职太低微，用来安抚石越一派都不够份量，理想的泄气筒，毫无疑问就是诸如卫尉寺卿、兵部侍郎、职方司郎中、员外郎这样的官员。

这让刘仲武心里十分的苦涩，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他只恨世间无后悔药可买，否则，他绝对不会接受司马梦求的邀请。现在稍稍能让他安慰的是，整个案件都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调查，从庞天寿表现出的态度来看，皇帝可能不会大张旗鼓的公布此案。在骁胜军这么久，刘仲武对朝廷的一些权力斗争还是颇有些了解了，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现在皇帝手里算是终于有了能制衡石越的杀手锏，说不定君臣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也不一定。而且就算皇帝只是想收回石越的权力，他只需要将这供状给石越一个人看过，石越多半也会识趣的主动辞相，这样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了。

这其实也是放心使用石越这种臣子的不二妙法，做臣子的得有一个能被皇帝随时可以拿捏的大把柄，任何时候皇帝不想用你了，都可以将这把柄翻出来再炒一次冷饭，石越还得老老实实自己滚蛋。所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八字真言中，最关键的奥妙是能挥之即去。石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难以简单的挥之即去，而有了这份供状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刘仲武当年在骁胜军听一个勋贵之后吹牛时，就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故事，那就是太宗皇帝与开国宰相赵普，最后君臣之间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当朝中有大事，太宗皇帝需要赵普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召他回来做宰相，借赵普的威望解决朝中的难题，用完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个罪名，把赵普贬出朝廷。而且，最妙的是，至今都没几个人知道，赵普究竟有了什么把柄落到了太宗皇帝手中，但每个人都相信，赵普一定有什么把柄让太宗皇帝拿住了。

可惜的是，刘仲武也知道，这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石越和赵普的情况不同，而现今的绍圣天子，也多半比不上太宗皇帝，皇帝“使过”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太宗和赵普一样，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但这种方法，需要皇帝对面权臣有足够的自信；而另一种，就是干脆直接将那把柄公布于天下，这其实是更常见的方式，这样做的坏处是将来想要对石越“召之即来”时会麻烦一点，因为石越的政敌会利用这一点进行阻挠，而且就算石越再度入朝，威望也会大受打击，因为他的政敌知道他可能随时会再被罢相，对他也不会那么惧怕，这些都会极大的损害将来皇帝使用石越的效果。所以，刘仲武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认定皇帝就必然会秘密处理此案。

而且，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是，以目前所得到的口供来看，石越现在的“过”虽然算得上是一个把柄，却也十分特殊，臣子竟然成为动荡的根源与隐患，这当然是臣子的错，也是臣子之罪，然而，若认真说起来，难道石越就不无辜么？他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因此，单凭韦烈的供状，就算石越被迫罢相，他在朝野的支持者也是断然难以服气的。

想到这些，刘仲武便有一种恍若正被人架在烈火上炙烤的焦虑感。

想象未来会遇到的种种麻烦，他甚至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破开这个困局。他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尽可能的去查明真相。

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即便韦烈的供状可信，那位花巨款买通韦烈等人喊万岁的幕后主使，也依然身份不明。韦烈把一切推到已经死去的同谋方索儿和袁坚身上，称他根本不认识那幕后主使，只知道方索儿与袁坚唤那人为“郭先生”，其人面白无须，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自称郓州人氏，但说的却是一口道地的汴京官话，方索儿与袁坚并没有介绍那人的来历，他也不曾多问，只是拿钱办事。

虽然师怀秀他们并不肯轻易相信韦烈的说辞，但凭直觉，刘仲武却觉得韦烈可能真的不知道那“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因为，从卷宗中可以知道，那韦烈一直坚称他并无任何谋逆之心，还讲了许多的说辞开脱，例如说方索儿与袁坚曾经对他们表示呼“万岁”云云，其实只是表示欢呼之意，不但至今一些路州都有此习俗，连苏轼苏大学士的诗文中，也有“牧者万岁”之类的话——这自然都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辞，如果呼“万岁”果真是平常之事，那怎么可能会有人用重金相酬呢？

但从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却也可以看出韦烈等人当时的心态。他们极可能的确并无谋逆的胆子，然而心里面自然也知道此事几乎形同谋逆，所以，在为了四十万文的巨款铤而走险的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以说服自己。即便那个借口根本是错漏百出其实也无关紧要。如果不是如此，似韦烈这等粗鄙无文的武人，又怎么可能知道苏轼“牧者万岁”的诗文？如果不是因为此案，连刘仲武自己都从未听说过苏大学士还写过这样的诗文。

如果刘仲武的推断正确的话，韦烈等人既然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思，那么的确是有可能不会去刻意追查那“郭先生”的身份背景，他们甚至还可能会不自觉的去回避了解更多的关于那“郭先生”的事。

而且，从常理来说，韦烈既然已经开口招供，一般也不会在这幕后主使的身份上刻意隐瞒，让幕后主使落网多少可以减轻他的一些罪名，对他是有利的，况且，他还交待了另外的同谋，在审问另两名同谋之后，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师怀秀也肯定能够弄清楚。

现在这案子最重要的，自然是查明神秘的“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师怀秀已经派人去抓捕另外两名案犯，同时刘仲武也已签发命令，派人前往京东西路的郓州调查与“郭先生”有关的线索，但是，如果韦烈的供状可信的话，另外两名案犯对那“郭先生”很可能也所知有限，而知道更多内情的方索儿与袁坚却都已战死……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案情已取得重大的突破，但进一步深究的线索，却很可能已经中断！

刘仲武本能的感到方索儿与袁坚的战死很蹊跷，但从目前掌握到的情况来看，这二人的战死却并无任何的异常。他隐隐的感觉到前路一片漆黑，但是，这已是他现在唯一能走的路，不管怎么样，他都必须查出那“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冥冥之中，刘仲武有一种预感，这是他能拯救自己仕途的唯一出路。

4

宣抚使司行辕。

对于职方司正在进行的秘密调查，石越一无所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梦求接手后的职方司的确卓有成效，不但石越对此毫不知情，包括和职方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高世亮在内，一众宣抚使司的谟臣，也都被完全瞒在鼓里。众人当中，惟一稍稍听到过一点风声，只有在朝中宫中都颇有人脉的唐康，但即使唐康所知也颇为有限，他对于师怀秀等人也是同样的一无所知，因此，唐康也不可能拿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到石越跟前去说。况且在唐康心里，也并未将听到的风声视为多大的麻烦，安平的事情他是最清楚不过的，那绝对只是一起偶然事件，皇帝若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就算是石越知道刘仲武、师怀秀们在做什么，他大概也会和唐康是一样的态度。身正自然不惧影斜，这其中有没有阴谋，石越自己最清楚，他既然行得正，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毕竟以他如今的地位与声望，也不是别人轻易构陷得了的。

更不必说，现今的石越，心中已萌退意。小皇帝又能把他怎么样？无非就是想将他赶出政事堂罢了，这件事，石越自己本来也在计划了。安平劳军时发生的事，能够查明真相，洗脱嫌疑，石越其实也是乐观其成的。

不过，此时石越对此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几日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准备和李清臣的这次正式会谈之上。虽然石越与汴京朝廷之间奏折、书信往来频繁，但是，河间府与汴京毕竟相距千里，沟通不畅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李清臣身为执政，以代天子劳军之名前来河北，其间意义，石越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小皇帝是想透过李清臣，来了解河北诸臣的真实想法，甚至进行游说、劝导，而反过来，石越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也需要透过李清臣，更清楚的了解小皇帝的底线，乃至是进行说服劝谏。

因此，在李清臣抵达河间府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就和石越进行正式的会谈，而是密集的接见河间府的文臣武将，进行密谈。

他不但会见了章惇、蔡京、陈元凤等宣抚使司官员，还单独见了王厚、慕容谦、田烈武等各行营的主帅与各禁军统兵大将，如果算上他一路上见过的自河北转运使陆师闵以降的河北地方官，李清臣这次的河北之行，可以说几乎将河北文武见了个遍。

而所有的这些会谈，也的确给了李清臣极大的鼓舞。

李清臣此次奉旨北来，说到底，他是极希望能够帮助皇帝赵煦达成心愿的。朝中反对继续北伐战争的那些大臣姑且不论，现在朝野之中，真正能够妨碍到北伐进行的，其实也就是石越一人而已。而在安平大捷以后的气氛之中，石越的态度暖昧不明，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他对继续北伐持保留态度。

所以，李清臣心里面是很清楚的，他此次北来最困难的，就是要说服石越支持北伐。但他知道这有多难，因为相比石越，他在对辽国的战和之事上，基本没什么发言权。而且，他李清臣希望能赢得皇帝的认可不假，但他并不是个奸佞之臣。他当然希望能两全其美，可是如果真的形势不允许北伐，他还不至于以国家的命运为代价去讨好皇帝。

因此，在此之前，尤其是到河间府之前，李清臣心里面还是颇有些惴惴不安的。他绝不想做那个让皇帝扫兴的人。

但是，到达河间府之后与河北众文武的会谈，却扫开了一直笼罩在李清臣心间的阴霾，让他彻底的放下了心里的担忧。

他见过的这些人，每个人都亲历了与河北的战争，对辽国的国情、军情都颇为了解，可以说是大宋朝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人，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支持继续北伐！并且认为北伐将有相当的胜算。

尤其是与新晋的签枢、德安县公王厚的那次密谈，更让李清臣感到振奋。王厚虽然认为辽军虽遭重挫，但实力犹存，并不可小觑，北伐幽蓟谈不上稳操胜劵，但他言谈之中，也流露出大军云集河北不易，若不能趁胜北伐，颇为可惜的意思。而且，王厚也明确表态，只要能护全粮道，稳重用兵，北伐就算不能得竞全功，也不至于遭受失利。而宋辽两军若能在南京道大战一场，就算宋军不能夺取幽蓟，也能极大的削弱辽国的国力。

在密谈之中，王厚也向李清臣提出了他理想的破辽之策——从此次参与对辽战争的禁军精锐中，挑选至少十万大军，分别屯驻雄州、保州、定州一带，花费一年的时间，让将士们加紧操练，并熟悉水土地理，而朝廷在此期间，在雄州与定州修筑要寨，屯集军粮补给，并且补充河东路的兵力。一年之后，大军齐出，不取析津府，而是全力攻克易、涿二州，将辽军吸引到涿州一带与宋军野战，并且继续经营易、涿之地，在雄、定至易、涿之间，构筑要寨，同时在涿州屯聚军粮补给。如此步步为营，待涿州稳固，再由涿州攻取析津。这样，最多三年，宋军必能收复幽蓟之地。

王厚的策略怎么样，李清臣自然是判断不出好坏的。李清臣心里面认为这样打仗过于保守了，但是他熟知本朝故典，也明白王厚的策略的优点是应该能够避免重蹈此前几次北伐失利的覆辙，而缺点，自然是太耗钱粮了。李清臣不用细算，也知道按这位德安县公的战略，接下来三年之内，宋朝所要支出的军费，绝对是一个能让他目瞪口呆的数字。说白了，王厚就是想仗着宋朝的国力和辽国打呆仗、拼消耗。

身为宰执大臣的李清臣当然是不会喜欢王厚的破辽之策的，但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王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支持北伐的。

除了王厚以外，另外两位大总管慕容谦与田烈武也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北伐，至于其余的统军大将，更是无不希望朝廷能继续北伐，收复幽蓟。

武将如此，文臣亦如此。陈元凤外，章惇、蔡京等人，对北伐都极为热心。

更让李清臣高兴的是，他以前所担心的军心士气，现在看来，也是不足为虑。阅武当日发生的血书请战事件，虽然不足为法，却也多少反映了一部分的军心士气。这件事更是提醒了李清臣，他因此专门派遣亲信前往轮休禁军聚集的勾栏瓦舍了解军心，基本可以确定，在赏赐三军之后，诸军士气高昂，虽然的确有一部分将士盼望回家、不想再打仗，但大部分将士对继续北伐也并不算抗拒，更有不少的将士盼望能够北伐，好升官发财。

可以说，整个河间府，李清臣感受的气氛都是希望趁胜北伐的。旗帜鲜明的反对北伐的人廖廖无几，即便在宣台的谟臣之中，明确表示反对北伐的，也就只有定远将军折可适一人而已。

这位宣抚使司的第一谋士，在密谈之时，向李清臣力陈辽国有“五不可伐”——

宋军新胜之后，将骄兵惰，骄兵必败，为一不可伐；

辽军虽败，实力犹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遑论辽国励精图治之后，军容鼎盛，几万人的损失，不足以动摇其根本，反倒会让辽国君臣从之前骄傲自大中清醒过来，哀兵必胜，为二不可伐；

辽军南侵，粮道辽军长而宋军短，弊归于辽，宋军北伐，粮道宋军长而辽军短，弊归于宋，宋军虽有精骑，但不可能将此主力用于屏护粮道，在辽国骑兵的袭扰下，宋军难以遮护粮道安全，十余万大军集于析津，一日缺粮，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三不可伐；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师久于外，则国用不足，辽军南犯，河北残破，河北诸州，已不足以支持北伐之粮草补给，举师北伐，一切补给，皆须万里转运，而朝野上下，皆期之于速胜，此为兵法所谓之“无虑而易敌者”，若不能速胜，则不惟北伐之师有败亡之忧，连国内皆恐将动荡难安，此为四不可伐；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辽乃大国，与辽战和，皆当谋定而后动，不当以意气兴兵，宋军本无北伐之准备，只是因辽国南犯而兴兵，既败辽国于安平，将辽军逐出河北，则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之上策，应该是派遣使者与辽国交涉，以达到最大利益，纵然有意规复幽蓟，也当徐徐图之。西夏小国，灭之犹耗费百载之功，辽国大国，岂能鲸吞？此为五不可伐。

折可适的“五不可伐”当然颇有道理，但是，在李清臣看来，折可适的观点其实与王厚接近，二人都认为辽军实力犹存，北伐幽蓟困难重重，所以折可适才极力反对北伐，可是相同的认知，王厚却不如折可适那么极端，只看到北伐不利与困难的一面，看不到对宋朝有利的一面。便如王厚所指出的，大军集结不易，若不趁胜北伐，于时机而言，殊为可惜，而且在辽国南京道内作战，可以削弱辽国的国力，这些都是于宋朝有利的。此外，章惇与蔡京也明确指出，正因为辽军实力犹存，所以北伐才是必要的，宋军有必要进一步削弱辽国的国力与军力，纵使不能规复幽蓟，也能换来数十年的平安。

这些道理，李清臣不相信石越不知道。

所有的利弊，石越一定比自己更清楚，而麾下将领与章惇等人对北伐的态度，石越也一定是清楚的！既然知道这一切，石越的态度却还是暖昧不明，或者说是隐隐的反对北伐，那么，其中的原因就耐人寻味了。

在心底里，李清臣已经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如果石越真的坚决反对北伐的话，那么他反对的原因，多半不单纯是公义上的，石越不是纯粹为了国家社稷考虑而有此决定，而很可能是出于私心。

现在看来，陈元凤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石越的“顾虑”应该是为了他自己的退路，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石越的年纪比自己还要小上许多，但是他却并不觉得这样想有什么不妥，因为，如果硬要形容的话，可以说在李清臣的心里，石越算是和王安石、司马光一个“辈份”的，他现在想要急流勇退，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石越如今之功业，已然称得上自大宋开国以来臣子中的第一人，虽然放弃曾经掌握的权力是世间最困难的事，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历史上总也有那么几个，以石越之智，想要谋一个善始善终，也并不奇怪。

而且，这也并不只是他李清臣和陈元凤的想法，章惇与蔡京都有类似的猜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李清臣接下来推动北伐就更加心安理得了。石越的处境大家都能谅解，但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要重于石越的个人荣辱的。而且这也未必不能两全其美，李清臣知道皇帝的心思，小皇帝当然想要石越退隐，但如果北伐的话，他还是希望由石越来主持大局的。有石越坐镇，就能给朝廷中的许多人吃个定心砣，尤其是那些旧党的君子们，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不喜欢石越，可是如果没有石越坐镇指挥的话，恐怕他们会立马闹将起来，北伐遇到的阻力会大得难以想象。

这点，自负的章惇是绝对想不到的，他不可能认为自己的威信竟然会镇压不住朝堂上的反对者。但李清臣与小皇帝却是很清楚的，除了石越之外，其实也没有几个人选，能让朝中各派都认可，比如章惇，即使他有此能力，两府诸公也不会愿意坐视他立此大功，将来压到自己头上。

屈指数来，能够获得两府的认可，来取代石越坐镇指挥的宰臣，也只有韩维、范纯仁、韩忠彦三人而已。但这三人，韩维卧病，连御前会议都参加不了；范纯仁有威望而无能力，他绝不会接这差遣；韩忠彦则资历太浅，威信不足，只怕根本指挥不动王厚等将领。

因此，现在可以说是自赵煦继位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需要石越为他效力。尽管在此之前，石越已经为了他的统治做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事情，但是，那都不是赵煦主动想要的。

为此，赵煦不惜对石越主动示好，不但对石越与他的亲属不吝爵赏，连一些可能与石越关系亲密的大臣，他都刻意的予以重赏。小皇帝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下石越的，至少暂时是如此。这也让李清臣感觉到皇帝对收复幽蓟的热切，因为，皇帝这样做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石越的功业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如果再让他收复幽蓟的话，君臣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难相处了，尾大不掉，将来发生难言之事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然而，为了北伐，赵煦甚至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尽管现在看来，这个风险很小，因为石越流露出的退意，表示他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不知进退的人。而只要石越真的能做到主动放弃现有的权位，那么，他们君臣之间是不会有任何矛盾的。

这也让李清臣此时的使命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石越真的是为了他的未来考虑而对北伐态度暖昧的话，那么，在李清臣看来，只要让石越弄清楚了皇帝的真实心意，他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现在激流勇退，不如北伐胜利之后再退。如果石越能够帮助小皇帝再打赢北伐这一仗，皇帝不会忘记他的功劳，只要到时候他能体面的致仕退隐，凭借着石越的功勋，兖州石家以后世世代代，都可以安享富贵了。

而且这也是对石越有好处的，不去说高宗皇帝收复幽蓟便封王爵的遗诏，如果石越真的成功收复幽蓟，到时候就算他隐退了，他的巨大威信，也依然能让他对汴京的朝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会更加超然。更不用说，权位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迫不得己，谁又想真的放弃？北伐的战争可能会打上一年两载，那石越就又可以多做一年两载的右丞相，甚至是左丞相，这样的诱惑，就算石越再怎么样淡泊，也难以抗拒吧？

所以，惟一的问题，就只剩下了怎么样向石越晓示这些利害。

以他和石越的身份，就算是知交好友，很多话也是不能直言的，更不用说交浅言深了。李清臣与石越之间可谈不上什么深厚的私交，而且他为人也十分谨慎，和辽国多打几年仗就石越又能多做几年宰相这样的话，那是无论用怎么样委婉的方式，李清臣都不会说出口的。

幸好，这个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因为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早就有现成的办法可用——只要找一个合适的说客就行。

而到了河间府后，李清臣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说客——新晋的温江侯唐康。

早在汴京陛辞的时候，皇帝赵煦便跟他提到过唐康，皇帝对唐康赞不绝口，称其锐意敢为，不但有勇有谋，而且十分忠心，认为唐康很可能会支持北伐。在李清臣接见唐康的时候，这位温江侯果然也态度鲜明的表达了他支持北伐之意，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宋朝至少应该乘胜夺取辽国的南京道，永绝河北之患。

以唐康和石越的关系，李清臣几乎不用多想，便选中了唐康这个说客。自然，这些话他也不能亲自向唐康说，也用不着他亲自说。李清臣随行的亲信中，便有一人能言善道，还与唐康勉强算是故识。李清臣便遣了此人去游说唐康做说客，而唐康也没有让他失望，满口便答应下来。这其实也是李清臣意料之中的，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若说天底下最盼着石越继续做丞相的，唐康肯定要算一个。

因此，虽然唐康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是石越并没有表态，但在李清臣看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次正式会谈，才是石越正式表达他意见的时机。至于石越的最终态度，那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李清臣坐在一张黑漆矮榻上，心情颇为放松的打量着石越的这间书阁，这书阁由数间连通的厢房组成，他和石越会谈的这间厢房正在最里间，除了他和石越对坐的矮榻与方桌外，一张巨大的书案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书案上面，堆满了卷轴、折子。河间府的天气依旧寒冷，但是这厢房内却颇为暖和，应该是有他没有觉察到的取暖设施。李清臣还嗅到温暖的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应该是在某处点了香，他粗粗扫视，却没有发现香炉，李清臣为官清廉，生活颇为俭朴，自是也分辨不出香的名目。但他能猜到这香料应当十分名贵，在这方面，李清臣觉得石越更象真宗朝的名相寇准，生活比较奢侈，这间厢房虽然表面上看陈设比较简陋，但实际上，仅仅他们所坐的黑漆矮榻上面的座垫，李清臣便曾经在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商店看到过，标价三百贯！还有那书案上的端砚，李清臣一眼便看出那是绝品，价格岂码在十贯以上。如此种种，也让李清臣觉得石越到底不过是个凡人，他在很多方面到底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若易地而处，是王安石或司马光遇到今日的局面，李清臣相信他们绝对会为国而无暇谋身，不会似石越这样，有诸多的算计与犹豫。

李清臣此刻在想什么，石越自然是猜不到的。他根本想不到，李清臣在拿自己和王安石、司马光做比较，如果知道的话，他大概会哑然失笑。死去的人总是最完美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用回忆欺骗自己，便拿李清臣来说，王安石姑且不论，司马光在世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可谈不上多么友好，再怎么说，李清臣的政见也是更倾向新党的。但是，现在李清臣这样的情况却并不算罕见，这是石越的又一项成就，他成功的将王安石与司马光推上了神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心中的这种印象将越发巩固。

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不仅仅是儒生，即便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也已然成了本朝最接近圣人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二人，俨然就已是宋儒的代表，宋儒中的荀孟。而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桑充国与石越一明一暗的推波助澜，当河北战事正酣的时候，在桑充国的推动下，白水潭学院已经决定在学校之内，树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雕像，以纪念本朝这两位儒家圣人——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宋朝，远溯汉唐，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当中自然有石越的影子。

当然，这也并不全是石越的功劳，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格魅力的确是非同一般的，这两个人，都是那种连恨之入骨的政敌，甚至是敌国君臣，都不好意思昧着良心过多诋毁的人物，因此，像李清臣这样身居高位，对二人也算知根知底的人物，才会那么自然的任由自己的回忆去美化他们，而毫无抗拒。

不过，此刻的石越心思却是全然不在于此，他坐在李清臣对面，抿着嘴唇，望着一脸微笑的李清臣，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李清臣辗转托唐康进行的那番游说。

这个李邦直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李清臣这些天见了多少人，石越虽然没有刻意的关注，但心里还是大概有数的。李清臣并不知道，折可适在见他时虽然力陈辽国之不可伐，但见过他之后，却深感皇帝北伐之志甚坚，又反过来密谏石越，倘若朝廷执意北伐，石越当勉为其难，同意北伐，以掌握北伐之主导权。为说服石越，折可适也搜罗了不少的情报，石越因此也得以知道河间府文武们对于北伐的大概看法——不出所料，果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北伐。

但这并不足以让石越动摇。

真正让石越态度松动的，是一份来自汴京的书信——他曾经最为倚重、信任的幕僚潘照临的来信。

潘照临在信中，也力谏他一定要支持北伐。在信中，潘照临例举了无数的古代名臣的下场，痛陈善始者难善终，掌握权力容易，放弃权柄艰难，因为每一个曾经身居高位者，都不可能没有恨之入骨的敌人，区别只在于自己知道与否，如果草率的放弃权力，就会不可避免的遭到政敌的报复，若在汉唐，便很可能落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本朝虽然宽厚，但正因如此，政敌不能置其于死地，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就会转而攻击其政策，其当政之时所行之政，不论好与不好，皆必然受到政敌的疯狂攻击，以借此铲除其当政时的党羽，惟其如此，政敌才会安心。

潘照临更在信中直谏，认为石越过于乐观，以为自己根基深厚，朝野已无可惧之政敌，指出天下大势，变幻难测，吉凶祸福，常在皇帝一念之间。又以韩琦之事为例，称韩琦在英宗一朝的地位，不逊于今日石越之地位，定策两朝，对高宗皇帝赵顼之功，也不逊于今日石越对赵煦之功，甚至犹有过之，其余德望、朝野势力，皆与石越相仿佛，但当年赵顼为了厉行新法，便逐韩琦于河北，言不听，计不从，所行之政，皆与韩琦之言背道而驰。在世人看来，韩琦之晚年已让人羡慕，但对于韩琦这样的人物来说，其心中之痛苦，谁能知道？难道韩琦真的安于被朝廷表面尊崇、做个富家翁颐养天年么？眼睁睁看着朝廷之政走向他所认为的歪路却毫无办法，对韩琦这样的人物而言，实已是最大的折磨。

潘照临在信中直问，石越真的愿意学韩琦么？

更何况，赵煦心里对于石越的感激，只怕远远比不上当年赵顼对韩琦心中的感激。因为当年英宗是过继继承大统，韩琦的支持至关重要，这种功劳，是石越开多少疆辟多少土都比不上的。石越虽然也为赵煦顺立继位出了大力，但是平定石得一之乱的功劳，却并非石越一人的。这是石越比不了韩琦的地方。赵顼为了推行新法可以将韩琦赶回家乡，如果石越真的执意反对北伐，赵煦为了北伐又会对石越如何呢？

因此，潘照临劝石越事君之道，不可一味孤直。并批评当年石越事赵顼，颇知委婉，所以宋朝才有今日之盛，而如今石越权位已高，威望已重，小皇帝年幼，石越便渐失当年事高宗之心，不愿意曲意讨好小皇帝，过于看重宰臣的体面与威严，这是舍本而逐末。

潘照临又劝石越，正因为明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下野，才应当极力给皇帝留个好印象。便如人与人之相交，第一面固然极重要，但最后的印象如何，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李夫人至死不让汉武帝见其最后一面，这其中的智慧，值得石越三思。是做一个阻扰小皇帝北伐事业的绊脚石前宰相下台，还是做一个兢兢业业辅佐皇帝完成北伐理想的前宰相下台，这关系到的，绝不止是石越一个人的荣辱。

潘照临不愧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石越的人之一。石越并没有公开表达反对北伐之意，但是，仅仅是从他的犹疑之中，潘照临便已然猜到石越的真实态度，尽管他也并不知道石越反对北伐的真实原因，可他的信却依然能直中要害。

石越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潘照临可以说是最清楚的。

宰相石越当然是想当的，但是迫不得己的话，也并非不能放弃。但是，石越绝对无法容忍人亡政息，他下台之后，他的事业就前功尽弃。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以他的阅历与智慧，已然能够理解与接受“功不必由己成，名不必由己立”，他的政治理想与报负，不一定要全由自己来完成。事实上，这才是人生的常态，历史上有无数的经验教训，如果执意的坚持要由本人来完成自己的抱负，往往倒会事与愿违，造成极大的灾难。甚至是理想越伟大，灾祸就越深重。所以，这方面，石越还是能想得开的。

可是，如果随着自己的落幕，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竟然就此夭折，甚至走上回头路，或者走上一条歪路，这种心情……这个时候的石越，是完全的理解了他记忆中的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王安石听到免役法被废时的心情，那是用悲怆、绝望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都嫌不够贴切的！

李夫人的故事，熟悉历史的石越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后世所有后宫的嫔妃们，口中所说的榜样多半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但内心深处，她们想要学习的，一定是李夫人无疑。但石越以前可从未想过，自己要向李夫人学什么。毕竟，他是堂堂的宰相，而李夫人，只是一个以貌事人的宠妃而已。但是，被潘照临指出后，石越特意让人找出《史记》、《汉书》中相关章节，仔细又读了几遍后，竟然不得不承认潘照临说得没错，这位李夫人的智慧，的确值得所有行将下台的宰相们学习。

只要是涉及到权术，石越也不得不承认，潘照临总是对的。

因此，尽管石越并不认为他下台之后人亡政息的风险有多大，甚至认为小皇帝已然不可能逆转他所一手开创的大势，但他依然不敢将潘照临的劝谏等闲视之。

因为石越的出现与努力，新旧两党虽然斗争依旧，但是互相之间的怨恨却远远谈不上你死我活，甚至不少新党与旧党之间，虽然政见相左，但私底下却能成为儿女亲家——虽然这说明不了太多的东西，却至少表明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并非极端尖锐。而所谓的“石党”，现在也已经根深蒂固，绝非赵煦所能轻易铲除。尤其是朝中三党，都分别控制或者对一批报纸有极大影响，又各自都有一批学院补充新鲜血液，而三党之间又互相牵制，互为制衡，可以说任何一位皇帝想要下手，都不免要投鼠忌器。昔年唐文宗尚且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而宋代文官之势力更远非李唐可比，事到如今，汴京禁中内无论是谁做皇帝，都已不可能有“去朝中朋党”的本事。

在此之前，宋朝面临的种种弊病，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官政府治理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在体制上会存在许多缺陷，尤其是文官政府与军队之间关系、文官政府内部党派关系的处理这两大难题，宋朝处理得都不尽如人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石越的改革虽然不能说有多完美，但确确实实对症下药了，他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宋朝原有体制在这两方面的缺陷，完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体。

现在，任何人想要颠覆石越的改革成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宋朝现在的这个体制，不但石党，新党与旧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身处其中的。符合任何一党利益的改变，都不可能不触犯另外两党的利益，而暂时没有任何一党的势力，足以压倒其余两党。

所以石越有足够的信心，不害怕赵煦改弦更张。

若是其他人进行同样的劝谏，石越多半也就是一笑了之了。但是，同样的话出自潘照临之口，却是完全不同的力量。石越再有信心，却也不敢绝对肯定一定不会发生变故。这不同于他带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改变，思想、文化的改变极难，但若真的将种子种去下，看着它萌芽、成长了，那就是绝对不可能逆转的改变。就算暴虐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行偶语律，但结果又如何？非但灭绝不了儒家，倒将自己的帝国赔了进去。更何况这是宋朝，石越完全可以塌塌实实的高枕安卧。

但政治方面却不同。所谓的政体，本就是看起来强大实则脆弱无比的东西。一方面，世间本无完美的政治制度存在，另一方面，不管石越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宋朝是君主制这一事实。赵煦想要改弦更张的确很困难，但是，皇帝就是皇帝，真要惹恼了他，再加上有人挑拨，谁又能肯定赵煦会将这个国家带到什么方向去？

潘照临又在信中告诉石越，他已经起程赶来河北，如果石越还是坚持反对北伐的话，也希望石越等他到了之后，再做决定。这可是极罕见的，自从石越遣散潘照临等幕僚后，除非是遇到大事，潘照临是很少与石越相见的。这次他如此慎重其事，让石越也不由得越发重视。原本已经下定了的决心，也不由再次动摇起来。

“邦直。”短暂的沉默之后，石越终于开口，他幽黑深遂的眼睛注视着李清臣，声音略有些低沉，“邦直，我们刚刚得到了永安侯的一些消息。”

李清臣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意外，他没想到石越会突然提起被围困在蔚州的折克行，脸上的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他微微倾了倾身体，问道：“蔚州的情况……”

“蔚州还在永安侯手中。”

李清臣顿时微微松了口气，却见石越轻轻摇了摇头，“天气对我们更不利，但辽军也一样受到影响，耶律冲哥没有强攻蔚州……”说到这里，石越心里只感到一阵无奈，因为他知道，耶律冲哥是没有必要强攻，他控制了飞狐峪，就是将折克行关在了蔚州，那已经是一只孤军，如果没有援兵，被全歼是迟早的事，想到这里，他有些苦涩的继续说道：“但是，永安侯部的粮草已尽，而且还缺少薪炭，还能坚持多久，实已不容乐观。”

也许，在此刻，折克行部已经全军覆没也有可能。石越悲观的想道。虽然吴从龙的情报是来自辽人的口中，但是，宣台之内却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折克行部的情况，就应该和辽人说的差不多。石越只是谨慎的没有提及“食人”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

而一提起折克行部，石越心里又是恼怒，又是愧疚，恼怒是对章楶和种朴的，而愧疚，是因为石越心里面开始有了一种感觉，折克行部的行动，很可能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一个失误，事后来看，折克行北上蔚州真有价值么？还是只是画蛇添足？更糟糕的事，让折克行部陷入如此困境，他身为统帅却束手无策，这让石越有恼羞成怒之感。

但李清臣却没有那么复杂的感情，他也难以体会这一点，甚至在他看来，石越所说的折克行部的情况，也并没有超过预想，至少蔚州还没有丢，折克行也没有降辽——其实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李清臣也不觉得是什么灾难，在李清臣看来，折克行部虽然名为禁军，却是宋军之中最后一支准军阀武装，只是折家一直忠于宋廷，朝廷也不得不优容，留着这所谓的“折家军”做朝廷的鹰犬可以接受，但如果折损在蔚州，宋廷也不会感到心疼。

因此，他只是疑惑的看着石越，猜测他突然提起这些的用意。

石越看了一眼默然不语的李清臣，他不知道李清臣的心思，只道对方是因为不懂军事而沉默，又说道：“邦直，我们不能坐视永安侯与飞骑军、河东蕃骑一万几千名将士不管。”

李清臣望着表情严肃的石越，他没有明白石越的意思，却还是言不由衷的点了点头，一边心思转动，试探着问道：“丞相的意思是？”突然，李清臣眼睛一亮，“要救援折家军？丞相是说，北伐？”

因为激动，李清臣的声音高了一些，在外面几间厢房办公的宣台谟臣都隐约听到“北伐”二字，不由得都有些有骚动起来，一个个竖直了耳朵，希望能再听到些什么。

石越却是一阵愕然，随即他就明白过来，李清臣根本不关心折克行与他部下将士的死活，他在乎就是北伐，因为那是赵煦的意志，他凝视着李清臣，叹了口气，摇头道：“北伐！邦直，北伐谈何容易？”

李清臣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一沉，他怔怔的望着石越，石越的意思，竟然还是要反对北伐么？一时间，李清臣竟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是他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眼里，石越并不是一个圣人，那他怎么可能拒绝北伐的好处？

过了一小会，他才缓过神来，疑惑的问道：“那，丞相的意思是？”

“要在幽蓟进行一场战争，冬天可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季节。”石越不假思索的回道，“我认为现在能真正帮到永安侯和他的一万多名将士的，惟有谈判一途。”

他望着惊愕的张大了嘴的李清臣，又轻轻叹了口气，神色略有些萧索的说道：“但是，皇上不会接受这一切，对吧？邦直。”

然而，只是一瞬间，石越的眼神又变得凛烈起来，他几乎是有些咄咄逼人的盯着李清臣，问道：“邦直，你知道辽主的这次南犯为什么会失败么？”

李清臣张了张嘴，但石越却根本没想听他的答案，已经接着说了下去：“因为辽主发动了一场他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结束的战争！”

“辽主的南犯是必定要失败的，就算我们打再多的败仗，也改变不了这一点，辽国无力灭亡我们大宋，而如果不能取胜，我们就绝对不会停止这场战争。”石越的语速因为激动而有些急促，脸色微微显得潮红，“自然，辽主是不这么想的，他自以为他能迫使我们签定和约，但是，就算我们的军队真的被打败，我们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但是，邦直，你觉得以今日之大宋，我们会善罢甘休么？”

“绝不可能。”李清臣想也不想便回道。

“不错。”石越赞同的点了点头，“所以，耶律濬并不知道，他挑起的这场战争，他其实根本没能力结束。也因此，辽国才陷入了今日的窘境。但是，”石越话锋一转，有些尖锐的问着李清臣：“邦直，现在我们是不是正在重蹈辽国的覆辙呢？”

李清臣被他问得有些狼狈，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却听石越又直言不讳的继续说道：“如果真的要北伐，对我是有好处的。如若皇上坚持要北伐，我又有何不能遂皇上之意？但是，对于大宋来说，如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一场战争，那么就不应该开始它。皇上如果想要北伐，他可想好了该如何结束它么？”

5

“如何结束一场战争？”

开封城西琼林苑，小皇帝赵煦一身戎装，斜靠在一张矮木榻上，左手拿着一封奏章读着，一边自言自语的失声笑了出来。在他身边不远，他的姐姐温国长公主与皇弟遂宁郡王赵俟，正一人举着一把火铳，专心致致的瞄准约摸三十步外的标靶，砰、砰，随着两声巨响，便见两缕烟雾升起，两人熟练的将手里的火铳递给身边侍奉的小内侍，然后都是一脸期望的望着一路小跑过去检查标靶的小内侍，待到那内侍大声报出两人的成绩，便听到温国兴奋的大喊了一声，然后一脸不屑的望着赵俟，得意的说道：“打了十铳，竟然只有两铳中靶，七哥，你也太丢人了吧！”

赵俟不服气的白了温国一眼，“你也就是中三铳，有什么好得意的！”

“那也比你多，赢就是赢，愿赌服输，你那匹奔宵就归我了。”温国毫不在意的宣布着，拍了拍手，朝赵煦走去。赵俟一脸肉疼，张了张嘴，却终是不敢跟这个姐姐耍赖，只能默默的跟在她身后。那匹奔宵是他花了很多力气才得到的名马，已经连续十场在汴京的赛马大会上夺标，这让赵俟好不得意，没想到却被自己姐姐盯上了，被她硬拉着比火铳，还被逼用奔宵做赌注……

面对温国的巧取豪夺，赵俟是无力反抗的，他这时候只是不住的后悔自己鬼迷心窍，去折腾什么火铳，结果给了温国一个借口。赵俟并不知道朝廷中关于火铳局的讨论，对薛嗣昌更是一无所知，他对火铳的兴趣，是源自高丽国进贡给他一把火铳，尤其在听说了火铳在邺国开国的战争中的作用后——南海的任何消息传回汴京，都免不了会有很大的夸张与走样——赵俟就对这种新兴的单兵火器有了浓厚的兴趣，他慷慨的资助了白水潭学院几名格物学者，那些学者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火铳，找汴京最好的工匠打造出来，但是，显然他的钱都打了水漂，事实证明，比起柔嘉送给温国的那把火铳，他让人造出来的火铳，除了外表镀了一层漂亮的白银外，就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了。赵俟可不会认为是自己的射击水平太差，他年纪虽轻，却已然是弓马娴熟，还是宗室之中有名的神射手，如果是比弓箭的话，十个温国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该死的火铳，准头实在是太差了！

温国毫不理会身后沮丧的弟弟，已经快二十岁的温国如今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高挑的身材，继承自母亲的美貌，还有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她那特立独行的性格给人的印象深刻。对于这位长公主的言行，朝廷中的言官不少都有微辞，但是，这反倒更彰显了她的得宠，不但是皇帝宠着她，连已去逝的太皇太后高太后也宠着她，凡是敢在奏章中对这位长公主有不敬言辞的御史或谏官，最后的结果都是被贬得远远的。现在，汴京所有的达官显贵都知道，宗室之中，最不能得罪的，就是这位美丽的小寡妇。

而且，消息稍为灵通一点的人都知道，马上就不会再有温国长公主了，因为在封建诸侯的时候，撺掇着小皇帝给了柔嘉格外的殊恩，所以严厉的高太后在世之时，一直没有给温国晋封，但是，现在赵煦借着对辽国大胜的机会，已经准备一次性弥补她的损失，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皇帝打算一口气将她晋封为燕国长公主。

不过对于温国本人来说，这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虽然封国的晋封不仅能让她在各种朝廷的仪式上更受礼遇，而且还会带来薪俸上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她一但获封燕国长公主，每年的薪俸收入很可能会翻上一翻，让她增加数千贯的收入，这样一笔稳定的巨额收入，对于平时生活可以用挥霍无度来形容的温国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碳，但是，温国长公主殿下本人对此却是的的确确的毫不关心。

这并非是温国长公主殿下不懂得钱财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位长公主殿下出乎意料的会经营，她和赵煦一母同胞的小妹妹徐国长公主[即前文提及的皇十女庆国公主。]共同成立了一家商行——老实本份，如今才不过七八岁的徐国长公主殿下当然和这家商行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温国的实际合伙人是当今皇帝的生母、圣瑞宫的皇太妃殿下。这家商行从事着一本万利的买卖，从汴京以及杭州、泉州、广州贩卖各种铁器，甚至是兵械器甲至岐国的国都东岐与邺国的东都新邺，有时候还承运前往两国的移民，然后再从岐、邺两国带回大量的香料、象牙、珠宝等海外奇珍，就是这家才开业不到一年的商行，已经给温国与皇太妃带来了数万贯的利润。

除此之外，温国在石蕤的帮助下，还在汴京开办了数以十计的商铺，包括酒楼、绸缎铺、钱庄等等，在开封城外，她还拥有十几个庄园。

可以说，温国绝对是大宋开国以来，最有钱的一位公主。

只不过与此同时，她也是大宋开国以来最能花钱的公主。尽管收入不菲，但是这位长公主殿下却似乎永远都处在入不敷出的财务窘况之中，经常要找人借贷度日。这可能也是她再嫁十分困难的主要原因，即便是传承数代的世家子弟，也对这位长公主表现出的慷慨感到心惊肉颤。她不但在衣服首饰吃住等方面奢侈无度，完全没有大宋之前的公主们的那种“俭仆”的美德，还对各种奇珍异宝有奇怪的搜集癖，经常一掷千金收集各种藏品。而这位长公主殿下最可怕的还是她的仗义疏财，诸侯们的使者来到汴京后，只要有机会面圣，都会哭诉自己君主的穷困，而在他们离开汴京回国之时，除了在朝廷那儿哭到的赏赐外，往往还会得到温国的大笔馈赠。但这种慷慨并不会带给她任何回报，除了口头上的赞美，大多数接受馈赠的诸侯并不会因此而感激她，一些诸侯甚至还会因此嫉恨她，只因为她留在了汴京，而他们却被迫去了海外的蛮荒之地，他们将这种好心当成是她的炫耀。

但是，尽管也有人提醒，温国却全不在意，反而是依旧我行我素。

除此以外，她那让人诟病的开支簿上，还包括每年花费数千贯甚至上万贯的巨款资助一些莫名其妙的研究，对佛寺过于慷慨的供奉，在赛马会上一掷千金的豪赌，以及经常耗费巨资举办花样百出的各种比赛等等。

总而言之，温国长公主对于钱财的态度是既精明，又不甚在乎的。而这也给她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名声，不喜欢她的人私下里会以此来指责她奢靡无度，败坏了皇室的名声，而喜欢她的人则会认为这位长公主有太祖皇帝之风，任侠纵性，仗义轻财。

但不论外人如何评价，也不论自己心里面究竟是怎么想的，赵煦与赵俟这两兄弟，对这位姐姐，是不敢多说什么的。

赵煦看见温国走过来，随手便将奏章合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正要说话，温国已先问道：“六哥，你方才说什么了？”

赵煦笑道：“你耳朵倒是很尖——朕是在看石越和李清臣的奏章。”对于这位姐姐，他并无丝毫的避讳之意，见她眼中流露出的好奇，赵煦又略带讥讽的笑道：“石越在奏章里说，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应该知道该如何结束它，否则就不应该开始战争。北伐还没开始呢，朕的这位右丞相，就已经在担心朕穷兵黩武、欲壑难填了。”

“朕真想让天下人都拜读下石丞相的高论！”说着说着，赵煦的声音突然就尖锐起来，他有些激动的从坐榻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他竟然在奏章中暗示，收复幽蓟可能导致辽国灭亡，而对大宋来说，亡辽不如存辽！”

“亡辽不如存辽？”温国与赵俟都是怔住了，不由得异口同声的反问。已然快满十六岁的赵俟脸上全是诧异与不解，而温国则是皱紧了眉毛，大大的眼睛中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她心里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不由脱口说道：“石丞相不会有玩寇……”话一出口，她便觉得不妥，连忙又闭紧了嘴巴，眼睛往四周看了看，见侍奉的内侍与侍卫都站得远远的，没人能听见他们的对话，这才略略放心。

“你说石越玩寇自重？”赵煦却是十分肯定的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又颇为疑惑的叹道：“这也是朕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地方。朕的这位石丞相是十分聪明的，此前韩忠彦甚至在朕跟前以阖族性命担保他绝不会拥兵自重，说如果朕要罢掉石越的相位，石越绝对会坦然受命。此番李清臣去河北，也称石越并无恋栈之意，似乎已经打算主动辞相。如果他是贪权恋栈，北伐才是对他有利。不北伐的话……”赵煦嘿嘿干笑了两声，没有再说，但话中之意却已甚明。

温国的眉间却是锁得更紧了，“不是为了私心的话，那么，六哥，你可要慎重考虑了。”她严肃的望着赵煦，认真说道：“石丞相如今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说功高震主，亦不为过。这样的权位，古往今来，有几人能说舍弃就舍弃？他宁可舍弃这权位，也要劝谏反对北伐，那说不定他才是对的呢？”

“怎么可能？！”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的不信，赵煦使劲的摇着头，激动的说道：“这简直是荒谬！什么叫亡辽不如存辽？再者说幽蓟本是中国州郡，收复幽蓟，是太祖、太宗、高宗皇帝的遗志，难道太祖、太宗、高宗皇帝的见识，会不如石越？什么叫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自然是要以胜利结束战争！”

赵煦说出这些话的瞬间所流露出的踌躇满志，便仿若此刻他已然站在了析津府的城墙上，接受辽主的降表一般。但温国的眼神之中，却是泛起了一丝忧色。她没有读过石越的奏章，不知道赵煦说的是不是石越的本意，所以她有些疑心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因为她也同样无法理解，如果有机会灭亡辽国，宋朝怎么可能不抓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她心里面是觉得赵煦更有道理的。但是，无论为了赵煦的统治考虑，还是为了她和石蕤的私交考虑，她都不愿意看到赵煦与他的右丞相发生矛盾。她很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外表温和柔弱，但内心却是狂热偏执，他真正想做的事，是绝对不会甘心被他的宰相所阻扰的。而她虽然并不了解石越，却多少也了解一些朝廷中那些自矜的士大夫们，不论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在外表上，他们都不是轻易会向皇帝低头的，尤其是两府的宰执们。

但温国也不知道如何劝谏，她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赵俟，这位已经贵为郡王的七哥低着头，紧抿嘴唇，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一言不发。赵俟自从出阁读书之后，就被那些老夫子们教坏了，涉及到朝廷大事，别说主动发表意见，就算是赵煦有时兴之所致亲自询问他，他也是惜字如金，绝不肯多说半个字的。但这也不能怪赵俟，因为赵俟的态度，很可能就是赵煦至今还算宠爱这个弟弟的原因。

温国不由暗暗叹了口气，却见赵煦又挥舞着手臂，大声说道：“姐姐、七哥，北伐、收复幽蓟，可不只是一场普通的战争那么简单！这是太祖皇帝以来，历代祖宗的遗志，更是先帝的遗志！朕身为太祖、太宗皇帝的后代，身为先帝的儿子，若不能替他们完成这遗志，就是不孝！我大宋以孝治天下，朕身为万民之主，又岂能不为天下臣民表率？！”

他一口气说完，忽然却是一怔，然后，他那狂热而激切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喜，就在这一瞬间，他恍然明白了自己刚才究竟说了些什么！他意识到自己又给北伐找到了一个让他的大臣们难以反对的理由。

一时间，赵煦兴奋得难以自抑的在温国与赵俟面前踱来踱去。北伐幽蓟，就是对太祖、太宗、高宗皇帝的大孝，这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他以前竟然忽略了。所幸的是，他到底还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没多久，赵煦突然又停下了脚步，怔怔的站住，双眉紧锁，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到底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尽管亲政的时间不久，但是对于他的大臣们，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不论是石越，还是范纯仁、吕大防、刘挚，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虽然说他有了弘扬孝道的大义，但是，象范纯仁本来也没有说过不该北伐，他只是说不该马上北伐。但赵煦也不是三岁小儿，他知道这种事情，本就是要趁热打铁的，真要听范纯仁的，拖上几年，到时候再想重整兵鼓，那就更难了。

“可恶！”想到这些，赵煦在心里咒骂了一声。他又一次感觉到想要有所作为的艰难，他北伐之志甚坚，但是，即使身为九五之尊，想要做这么一桩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感到阻力重重。这让他不由得更加佩服他的父亲，也让他更加难以理解他的一些大臣们，尤其是石越，他不是曾经帮助他的父亲开创出中兴盛世的人么？

难道真如那些御史们所说的那样，石越虽然年纪未老，却已然暮气沉沉，不复当年进取之志，便如曾经的韩琦一样，在仁宗时也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但到了先帝之时，却变得保守顽固。石越也逃不脱韩琦式的轮回么？

赵煦兀自沉浸在自己的算计之中，但温国却很快就对这些军国大事丧失了兴趣，她也就是一时兴起，才替赵煦谋划一二，既然看起来赵煦已经有了主意，而赵俟在一旁又颇有些尴尬，她便也不想再多事，转头对赵俟说道：“七哥，你也别一直心疼你那匹奔宵了，回头冬狩的时候，你若能赢我一次，我还把这马还你。”

“当真？”赵俟顿时便还过魂来，眼睛都亮了，一时间却又有些不敢相信，迟疑的问道：“你不会是又瞧上我别的什么东西了吧？”

温国白了他一眼，“你那王府又能有什么宝贝值得我惦记？”

赵俟不由语塞，温国又道：“你不是说今天还约了环哥儿练剑么？依我说，你要想赢回你的奔宵，也别练什么剑了，带着你的家臣好好习练下冬狩的阵型——还是老规矩，冬狩的时候只能用火铳，不准用弓弩。”

“打猎也只能用火铳？”赵俟目瞪口呆的望着温国，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一下远处的标靶，赶紧使劲摇了摇头，不去接温国的话，假装抬头看了看天色，转身对赵煦拱了拱手：“皇兄，臣弟之前约了狄环练剑，时辰不早，若无他事，臣弟便先行告退。”

赵煦本也是心不在焉，随便点头应允，赵俟又干笑着向温国告退，温国挥了挥手不去理他，转头对赵煦道：“六哥，你政务繁忙，我也不扰你啦。”

赵煦这才回过神来，正想说什么，旁边的内侍连忙凑过身来，在他耳边俯耳低语几句，赵煦“哦”了一声，便朝温国笑道：“正好我也要见几个人，你们先回去也好。”

温国又行了个万福，便和赵俟一道离开琼林苑。

琼林苑规模宏大，两人离开赵煦所在不远，便各有家臣内侍伺候上了马车，两人的车驾才走了没几步，便见迎面有几名内侍引了两名绿袍官员过来，见着二人车驾过来，连忙让到路边，叉手等候。温国在马车之内掀开车窗珠帘，匆匆扫过路边的两名官员一眼，见二人都是面生，便也没放在心上，马车呼啸而过。

差不多同一时间。

三百里外，北京大名府安平门附近一处临街的三层酒楼内，石越曾经最为倚重的谋主潘照临，正坐在顶层的一间雅座之内，一边居高临下的观赏大名府的街景，一面浅酌清斟。两名黑衣青年恭敬的侍立一侧，不时替他斟酒夹菜，而坐在他对面的，却是一名四十来岁的短须男子，长相称得上是容貌英伟、姿容卓世，但此时却似乎是心事重重，面对满桌酒菜，却毫无下箸之意。若有留意南海诸侯国人物的人便有可能认得，这短须中年男子也不是寻常人物，乃是周国国相柴远的族弟柴逊，如今正奉了周国公的敕令，在大名府负责替周国招募百姓。这大名府许多人都知道，周国国相柴远是潘照临的知交好友，因此潘照临既然路过大名府，与柴逊密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潘照临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他的名望也早已著于四海，诸侯国的使者对于周国能有这层私交，都是非常艳羡。但却无人料到，柴逊见着潘照临后，竟然是忧容满面。

潘照临却似乎是全没留意柴逊的表情，只是自顾自的吃着东西，看着大名府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那柴逊愁眉苦脸了好一阵，似乎是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前倾了倾身子，试探着问道：“在下听说先生离京之前，贵属去见过杨子安杨殿院、刑和叔刑侍读？”说话的同时，一双眼睛却盯着潘照临身边的一名黑衣青年。

潘照临不由晒笑一声，但眼色中却是略有些惊讶，道：“你消息倒是灵通。”又瞥了一眼身边的那名黑衣随从，笑道：“不过去见杨畏和刑恕的人不是他。他只不过用了点手段，将一些消息透露给了经常在杨畏、刑恕二人门下往来的几名学生，估摸着那些学生中有人又将这些事情透露了杨畏和刑恕。总之，和我是全无干系的。”

说完，潘照临又若有所思的望着柴逊：“不过，看起来是百密一疏了，这件事情，竟然连你都知道了。”

柴逊连忙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这个先生倒不必担心，在下也只是猜测而已。而且我知道此事，也纯属偶然。”

“是么？”

见潘照临不信，柴逊只得又发出一声苦笑，继续解释道：“先生应当也知道在下以前不成器的旧事……”

这柴逊的底细，潘照临当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可比不上他的族兄柴远，这柴逊年轻之时，是读书习武经商耕田，一无所长，只会些声色犬马的东西，家中让他到汴京求学，他却不和儒生交往，每日里都是与一些滑吏赤佬、市井无赖呼朋唤友，混迹于勾栏瓦舍，在家族之中，名声颇为不堪。如今的柴逊自然是性情大变，否则也不可能被周国派来大名府担此重任，但这些旧事可也不是什么光彩往事，潘照临亦不知他为何忽然提起，便不动声色，听他继续说道：“却是事有凑巧，在下前几日间，在这大名府，遇到了一个年青时的故交，我这旧友原本是世世代代都是枢密院的小吏，到了他这一代，因为偶尔犯错，被开革出密院，便改行做了省探，如今在汴京，也算是小有名气……”

“省探？！”听到这两个字，潘照临心里便已经恍然大悟。

但柴逊却是不敢得罪了潘照临，仍然继续小心解释道：“我这旧友和我闲聊之时提到，他打听到御史台杨殿院和学士院刑侍读不约而同的在秘密调查绍圣二年到绍圣四年间扬州的案件卷宗……”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又投向那名黑衣青年，苦笑着：“这却不能不让在下有些联想了——之前这位贵属，却是来见过在下的一名属下，问了许多事情。巧的是，在下那名属下，正好是绍圣四年之前在扬州做小吏，因为牵涉到一件大案中，才改名换姓，逃到南海，到了我们周国。这些曲折，原本连在下也不知道，所以这次才带他回到中土，未曾想贵属却是如此神通广大……”

柴逊一面说着，神情却是愈加苦涩，“当日在下听旧友提到杨殿院和刑侍读的事之后，本来只是想帮他打听一二，谁知道召来那名属下一问，却是大吃一惊。原来他所涉的那桩案子，竟然涉及到前扬州通判王巩王定国。在下又稍加打听，才知道这位王通判的来头竟然如此之大，竟然是真宗皇帝时为相十二年的王文正公王旦之孙，还是当朝御史中丞刘公的姻亲，如今正掌管着登闻鼓院！”

“因此在下不敢轻慢，又费了点心思，谁料知道得越多越是惊心，这位王判院可以说是亲朋好友布于朝野，曾经得到过司马陈王、冯京冯相公等人的赏识，而且竟然还是本朝有名的画家，与二苏交同莫逆，他判登闻鼓院，也是因为小苏相公的推荐……”

“因为在下那名属下原本世代为扬州小吏，故此对绍圣二年到四年间扬州的事情，也甚是清楚，那两三年间扬州发生的大案，也只有他所牵涉的那桩案子，前通判王巩因为年轻气盛大，争风吃醋，勾结胥吏对一名本地豪族子弟滥用私刑，结果被人上告，因为后果并不严重，王巩只是被定了个‘少年之过’，调离扬州了事，倒是那些与他勾结的司法小吏全部被严惩，而在下那名属下也是因为害怕被当地豪族报复，才不得不逃往南海……”

“但这么着一桩不甚起眼的陈年旧案，竟然会劳动先生的贵属与一名殿院、一名翰林侍读先后过问，我想断不至于只是为了弹劾王巩那么简单。而且在下又与那名旧友旁侧斜击，竟然得知那翰林侍读刑恕可以算是司马陈王的门生，而杨殿院杨畏能够出任殿中侍御史，更是御史中丞刘公所荐，二人与王巩也并未听说过有何宿怨，怎么又会特意去翻查这陈年旧案呢？”

潘照临不以为然的瞥了柴逊一眼，道：“你又如何能确定他二人与王巩没有宿怨？”

但柴逊却是肯定的摇了摇头，道：“先生莫要诳我，就算他二人与王巩有人所不知的宿怨，亦犯不着为了这点陈年小事，去得罪一个御史中丞、一个当朝参政。更何况，连先生的贵属也来打听此事，难道先生也与王巩有何宿怨？”

说完，他也不待潘照临回答，又苦着一张脸，却是十分真诚的望着潘照临，说道：“先生，说实话，这件事情，直到现在，在下都是一头雾水。以常理而论，这件事情的后面，多半是针对刘中丞与小苏相公，但以刘公与小苏相公的身份，若是针对他二人的是新党，在下倒还能理解，可刑侍读是司马陈王门下士，杨殿院更是刘公亲自举荐的……但不管怎么样，在下虽然愚钝，却总是知道，这件事情既然有一位御史中丞、一位参知政事，还有先生这样的人物涉及其中，那就肯定不是区区在下所能沾惹的。”

潘照临的双眼瞬间眯成了一条细缝，“这么说，你刚刚却是在试探我，是想确定我是否与此事有关？”

“还请先生恕罪。”柴逊起身朝着潘照临认真的长揖一礼。

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冷淡凝重起来。

过了一小会，柴逊似乎是暗暗咬了咬牙，又继续说道：“在下北来之前，家兄曾经吩咐在下，说先生乃是不世出的人物，有经天纬地之材，神鬼莫测之智，敝国得以封建南海，先生之力大焉，封建之后，亦蒙先生照顾，此恩此德，我兄弟纵粉身碎骨，不得报其万一。但如今吾柴氏宗庙立于金洲，而家兄亦得国公错爱，为柴氏国相，一言一行，不得不以祖宗社稷宗庙为重。敝国国小民寡，战战兢兢，犹恐有倾覆之危，既为宋之封臣，于朝廷之事，惟有恭奉圣旨而已，绝不敢有妄图火中取栗非份之想。故此家兄严令在下，不论朝局如何，敝国之臣属，绝不可有任何牵涉……”

“嘿嘿！”他话未说完，潘照临已是冷笑起来，“柴远应当还叮嘱过你，要和我保持距离，必要的时候，要断然与我划清界限吧？”

柴逊沉默了一会，却没有否认，只是长揖说道：“家兄只是说，还望先生看在柴家列祖列宗的份上，体谅他的苦心。”

一面说着，一面抬眼悄悄观察潘照临的表情，却见潘照临的脸上，始终是那副不屑的表情，心里面不由得更加不安起来。他今日对潘照临所说的话，完全是按照之前柴远的吩咐进行，在心里面，他一方面惊讶柴远的料事如神，柴远早就料到汴京朝局可能有重大变化，而潘照临不但会牵涉其中，而且可能将周国也牵涉其中，因此反复叮嘱他要小心在意，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要快刀斩乱麻，宁可得罪潘照临，也不能卷入任何是非之中——原本他还在心里腹诽的：周国有什么资格卷入汴京的朝局变动中？而另一方面，柴逊却是大惑不解——周国是小国，无力加入汴京的朝局博弈，所以避而远之，当然是对的，但柴远的吩咐，也似嫌小题大做了，有必要做得这么绝么？这可是会彻底得罪潘照临的，而潘照临的身后，可是石越！要知道，周国自封建之后，处境就十分艰难，幸亏柴远和潘照临之间的交情，才让周国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关顾，而一但得罪了潘照临，只怕以前的关顾，就会变成变本加厉的刁难。他虽然不知道潘照临和柴家究竟有何交情，从柴远交待的话中，他猜测两家祖上应该有些恩情，所以柴远才请人家给祖宗一个面子，希望对方看在几代的交情上，不要为难他们。但如果潘照临真的翻脸，祖宗的面子只怕靠不住。

只是，再怎么不以为然，柴远的吩咐，他却是不敢不听。他可是在辽国南犯的消息传到南海后，才被柴远特意紧急派来大名府的，他甚至怀疑自己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是来招募百姓，而是处理与潘照临的关系。因此，他原本想委婉一点解决这件事，没想到，潘照临却不是那么好搪塞的。结果还是变成了这样……

但让他意外的是，潘照临沉默良久，却似乎并没有恼怒，而只是讥讽的看了他一眼，讽刺道：“柴远还真是谨小慎微啊。”他不敢作声，只听潘照临又是“嘿嘿”的冷笑几声，说道：“你放心，我本来也没打算将你们牵涉进什么事情中，你们也不够这个份量。这件事情，只是凑巧——谁叫你好巧不巧，偏偏带了当年王巩案的一个当事人回来呢？”

柴逊的心情正为之一松，却又听见潘照临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既然把话说开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柴远表明了态度，不想周国卷入我的事情中，那我亦不强人所难，从此以后，我们便再无关系。”

“先生……”柴逊本能的还想要说点什么试着挽回一点关系，但才一张口，便见潘照临的一名黑衣随从已走到他身旁，不由分说，便将他“请”出了房间。

但就在柴逊被赶出房间的那一瞬间，潘照临眼中，却闪过一丝萧索之意，但这种情绪也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继续悠然自得的喝起酒来。

倒是侍立一旁的黑衣随从似乎有些不忿，忍了一会，终究还是按捺不住，低声抱怨道：“先生，这柴远兄弟，未免亦太过份。”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罢了，不必计较。说到底，我也未必是为了他们。”

黑衣随从似乎也不是多话的人，见潘照临如此说，便也不再多言，默然垂首，只是静静的站在一旁给潘照临倒酒。如此这般，过了好一阵，才有门外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这份宁静。

那黑衣随从抬起头来，却见是之前将柴逊赶出房间的另一名同伴回来了，不由奇怪的问道：“永文，你怎么才回来？”

那叫“永文”的黑衣青年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快步走到潘照临跟前，眼中闪过掩饰不住的兴奋之色，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递给潘照临，一边恭谨的说道：“先生，东京来信了。”

见潘照临接过书信，他又压低了声音，说道：“信使还带来口信——皇上会在今日召见杨畏与刑恕。”

听到这话，斟酒的青年不由一怔，惊讶的问道：“如此说来，先生的策略奏效了？”他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忍不住又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先生如何竟能料到杨畏和刑恕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弹劾权倾朝野、令百官闻之色变的御史中丞刘挚？这两人，在许多人眼里，应该也是旧党吧？尤其是杨畏，他可是刘挚亲自推荐才进的御史台……”

叫“永文”的黑衣青年也不禁点头，赞道：“先生真是神机妙算。晚辈也是感到难以置信，毕竟他们要弹劾刘中丞的所谓‘把柄’，其实也压根就是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么？呵呵！”潘照临此时已是浏览完来信，听到二人的疑问，嘴角不禁露出讽刺的笑意，“这个把柄，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微不足道。而且，刘挚本人可以称得上为官方正，又怎么可能有什么泼天的把柄留给别人？刑恕、杨畏都是顶尖的聪明人，这个道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把柄不需要大，恰到好处便足矣。”

“但他二人可是旧党……”斟酒的黑衣青年仍然颇为不解。

“旧党？”潘照临嘿嘿的冷笑起来，“旧党……叔高，你以为如今朝中势力，是哪一党最盛？”

叫做“叔高”的斟酒青年不由一愣，却还是回答道：“自然应该是旧党。”

见潘照临摇了摇头，他眼中不由闪过一丝惊讶，“难道是石党？”

潘照临却依旧摇头，这时，连那个叫“永文”的青年也惊讶起来，二人相视一眼，道：“难道先生以为是新党？这绝无可能。”

“旧党、石党、新党！嘿嘿！”潘照临的笑声中，讥讽之意更浓了，“现在无论朝野，不管是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都知道朝中有此三党。似乎每个人都忘了，只要有朝廷、有官府，世间最大的那个党，永远都只可能是‘权党’！”

“权党？”两名随从都是面面相觑。

“正是！追逐权力之党，可以名之为‘权党’。”潘照临讥道，“你等可曾想过，这世间绝大多数当官的人，会将何物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当然是权力！”潘照临自己回答道，“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因此，朝廷之中，永远是‘权党’势力最大，当新党得势之时，他们藏身于新党之中，当石党得势之时，他们藏身于石党之中，而当旧党得势之时，他们便藏身于旧党之中。所以，无论是新党、石党，还是旧党，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必然会将自己追逐更大的权力、更显赫的官职，置于所谓的‘本党’利益之上。”

“这岂非是小人行径？”叫叔高的青年不由愕然反问。

“人之为人，本就是极为复杂的。又岂能简单的以小人视之？”潘照临笑道，“某人投身于某党，往往不会只有简单的动机。或受其政见之感召，或有亲朋好友乡党故旧之吸引，或者形格势禁，不得不如此，或者欲跻身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误会，于是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又或者如此种种，兼而有之。但不管是哪一种理由，甚至是胸怀大志、满腔热血之辈，真正面临权力的吸引，又能有几人抵挡得住？”

“先生此言差矣，忠贞之士，又岂会为区区权力所动摇？”叫叔高的青年却是大不以为然。

“或许如此。”潘照临点点头，却又道：“但人世之间，真正的忠贞之士却是极罕见的，所以人们才会将之记于史书，代代传颂。这世间，绝大多数人，却只是普通人而已。至少，那杨畏与刑恕二人，便可以肯定，绝非所谓的‘忠贞之士’。”

“先生又如何可以断定呢？”叫“永文”的青年大惑不解的问道，“杨、刑二人，都是颇有贤名的。杨畏能够做到殿中侍御史，并且还是刘莘老亲自推荐，那也是因为他一向声名极佳，晚辈对他的底细也略知一二，杨畏自小丧父，由寡母带大，他事母至孝，聪颖好学，中得进士后，因为觉得自己学术不足，便拒不出仕，反而专心经术。曾经拜在王舒王门下，又四处游学，被荐为御史后，一向是刚正敢言，又无新、旧之见，我听说他与吕微仲相公、刘莘老都是交情匪浅，朝野士大夫，对他都是交口称赞的。至于刑恕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大程、司马陈王的门生，在旧党之中，一向是以才智过人而闻名。先生如何便能断定这二人便是先生口中的‘权党’呢？”

“的确如此！在天下人眼中，杨、刑二位，就算不是贤士，也称得上是‘佳士’了，也正因为如此，由他二人出面弹劾刘挚，才显得更有份量。”潘照临笑道，“但在我的眼里，这二位，却是典型的‘权党’。”

“便以杨畏来说，此人名声之好，简直令我都觉得惊讶，想那汴京朝廷，提起杨畏，谁不要称一声‘方正君子’？但是，此人却有最大的一个疑点！”

“还请先生赐教。”

“这疑点就是，这世界上，不应当有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吕惠卿、刘挚、吕大防三个人相善。”潘照临刻薄的讥讽着，“一个人同时与王安石、司马光交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同时是吕惠卿和司马光的朋友，就显得怪异了。倘若竟然同时成为吕惠卿、刘挚的朋友，那其中就必有蹊跷。而同时是吕惠卿、刘挚、吕大防的朋友，我只能说，那就不能简单用‘虚伪’二字来形容了，其人不但是虚伪，而且必定极有城府——而一个极虚伪又极有城府的人，可与杨畏现在拥有的名声，极不相符。而且，便如你说的，杨畏曾经拜在王安石门下，他当年可以连官都不做，却要去钻研经术，这样的人却肯拜在王安石门下，显然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他知道拜在王安石门下有利可图，并且比他当小官的利益更大，要么，就是他打心底里认可王安石的经术。而不管是哪个理由，却又都与他后来的表现十分矛盾。”

“因此，尽管他经营自己的形象非常成功，但我还是敢肯定，他只不过是知道，他现在的形象对他有好处才会如此。一个会这样做的人，会放弃一个一鸣惊人、一步登天的机会么？一个御史，有机会成功扳倒一个御史中丞，这绝对会让他名声大震。不仅如此，他还正好在皇帝最需要的时候，帮了皇帝一把，给了皇帝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其中的回报……我顺水推舟，将这样一个机会送到他面前。以杨畏的聪明，绝对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弹劾刘挚，会让人们觉得他忘恩负义，但他毕竟是殿中侍御史，这也是他职责所在，所以，同样也一定会有人觉得他刚正不阿。这就好象当年的陈元凤一般……”

潘照临说到这里，便突然停住，不再多说。两名黑衣随从却是尽皆默然，这种看透人心的犀利，是他们暂时还无法想象的。而事实也已经证明，潘照临的判断，是对的。此时此刻，杨畏恐怕已然在皇帝面前，义正辞严的弹劾他的荐主、旧党领袖、御史中丞刘挚了。

但二人还是有些疑问，叫“叔高”的青年又问道：“那刑恕呢？”

“刑恕？”潘照临呵呵的笑了起来，“刑恕其实远没有杨畏那么厉害，他是个很简单的人。”

“只不过，在旧党之中，刑恕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而已。他的确是程颢的学生，也是司马光的门生，在人们眼里，刑恕的额头上都刻着‘旧党’两个字。但是，我读过他的文章策论奏章，这位翰林侍读的文章，绝对没有半点程颢、司马光的影子，反倒有点像章惇！”

“一个司马光的得意门生，却给我一种章惇的感觉。而且，便如方才永文说的，刑恕在旧党中，是以才智而著名——旧党的君子们，可是一向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先的，强调有才无德，还不如有德无才的。这就越发让我觉得此君神似章惇了。而以前子明丞相也和我说过：刑和叔非端士。因此，趁这个机会，我便试上一试。”

“试一试？”一时之间，那两名黑衣随从都不由有些目瞪口呆。

潘照临却是毫不在意的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情，有杨畏本来就足矣。刑恕本来也无关紧要，反正在旧党中论派系，他是属于司马光、范纯仁一派，对刘挚也没有什么香火之情，以他的聪明，也很容易想到这件事的敏感性，就算不去调查，也绝对不会傻到引火烧身。所以他不参预进来也不要紧，既然参预进来就更好了——刘挚一派的旧党，多半会把这笔账记到范纯仁头上。”

“而且，刑恕可是翰林侍读，是陪皇帝读书讲经的经筵官。自绍圣以来，旧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给皇帝安排的经筵官、老师，都是千挑万选，可是却没有人能比得上桑充国甚至是程颐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据说刑恕是少数几个今上还算比较有好感的经筵官……虽然其原因绝对是旧党诸公们所不乐见的，据说刑恕时不时会给皇帝讲些孙膑兵法、战国策之类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总是在今上跟前建立了一些信任。有了这位刑侍读的加入，这件事情，应当便是十拿九稳了，刘挚的御史中丞，也做到头了。”

正说着，忽然，便听到街上传来一阵喧嚣之声，潘照临便停口不语，叫“叔高”的青年快步走到窗前，往外探望，却见自安平门方向，有一队骑兵护着数辆马车，逶迤而来。似乎是为了给这队人马清道，一群大名府的公差也出现在街上，不断驱赶着行人。

叫“叔高”的青年在窗边看了良久，却是“噫”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似乎有点不对——这不是李邦直参政的车驾。”

潘照临似乎也有些惊讶，缓缓起身，凑过身子到窗外眺望了一会，才点了点头，道：“这的确不是李邦直的车驾，随行这么多内侍，应该是庞天寿……”又凝神看了一会，也是“噫”了一声，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低声道：“那几人我见过，竟然是职方司的……”

“职方司？”两名黑衣青年都是脸色一变。

却听潘照临皱着眉自言自语的说道：“为何庞天寿会先李邦直一步回京？两人既然是一同出使，就理当一同返京。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不得不如此安排。”说话之间，街上庞天寿一行已经走远，潘照临回到座位，轻声说道：“看来，我们多半不必再去河间府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大吃一惊，“先生不是已给石丞相去信说好了么？”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我的确是去了信，但庞天寿竟然没有与李清臣一道回京，那这两人如此安排行程，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子明丞相也要回京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是张大了嘴巴，一人说道：“石丞相回京，这是不北伐了么？”

“那倒不见得。”潘照临眯起了眼睛，说道：“现在本来也不适合用兵，子明丞相回京，可能是为了与皇帝当面沟通，而且，如此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太皇太后也应当归葬山陵了，子明丞相也是必须回京参加太皇太后葬礼的。”

说到这里，潘照临顿了一下，又说道：“不过咱们也不必在这里妄自揣测，只要打听一下便知端倪。”他转过头，对二人吩咐道：“永文，咱们便先在大名府多停一天，你去安排住宿；叔高，你去大名府各衙门打听一下，庞天寿已到了大名府，若是子明丞相回京，他们必然会知道消息。”

6

汴京。

阴冷的冬日，天寒色青苍，指直不得结。但即使是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汴京的大街小巷，也依旧是行人如织，热闹非凡。比起熙宁年间，如今的开封府人口又增长了许多，尤其是前来汴京置办、行销货物的商贾，比二十年前，多出几倍之多，这些商人和他们的随从让汴京的市面变得更加繁华，而另一方面，河北的战事虽已平息，但流落到汴京的难民依旧不少，如今各大河道的航运停止，这些运河的码头原本是接纳难民工作的主力，如今却大多停工，也让流落在汴京的难民生活更加困苦起来，无数找不到工作的难民沦为乞丐，只能靠着开封府施粥勉强生存。

这就是今日的汴京，街面上随时可以见到乘坐着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连随行的小厮都是锦衣丝鞋，动不动就一掷千金的富商豪客；也随时可以见到衣衫褴缕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躺在街边的乞丐。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每次乘着马车经过汴京的街坊，范纯仁都忍不住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他贵为大宋的枢密使，却也无可奈何。据在河北安置难民的曾布的说法，河北的情况更加糟糕，自从进入冬季，难民普遍缺少冬衣，虽然辽人已被赶出河北，但许多人很可能会熬不过这个冬天，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对于这样的局面，宋朝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在河北的大名、东光、河间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资，只要放弃一两年内乘胜北伐的想法，就可以用这些军资来救济难民，帮助他们返回家乡，重建家园——这也是范纯仁努力想要说服皇帝赵煦五年后再北伐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说皇帝赵煦，朝中从宰执到普通官员，真正旗帜鲜明的支持范纯仁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难民中的青壮，大抵都被征募为厢兵或者替朝廷服有尝劳役，稍次一等的，要么已被南海诸侯征募，要么被汴京、大名等地的商人雇佣，勉强也能生存，靠着朝廷施粥救济的难民，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再加上民众愤恨的情绪也多是针对入侵的辽人，而不是宋廷本身，因此，在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心里，这些难民的问题，不免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即便是负责难民问题的曾布，虽然耳闻目睹，对难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还写了几首很有杜诗风范的七律，抒发自己的同情与无力，甚至他在给朝廷宰执们的书信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难民的同情，帮他们说了不少话，可是，一但涉及到北伐的问题，他便立马将一众难民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还振振有辞——辽人才是难民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朝廷已经倾尽全力，为大臣者，必须从国家社稷的大局出发考虑，不能为了妇人之仁，而错失良机，使国家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更加让范纯仁感到悲哀的是，曾布的想法，正是绝大部分朝廷公卿的想法——这甚至是不分旧党、新党、石党的，即使是反对北伐或者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人，绝大部分考虑的，也不是那些难民的命运。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例外。

这也是范纯仁无法自欺欺人的。

对于北伐，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远比他表露出来的要复杂、矛盾。

虽然在大宋的都城汴京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衣食无着，其中许多人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便连范纯仁也并不否认，安平大捷似乎预示着大宋正在步入她最鼎盛的时期！

所以，接下来趁势北伐，收复燕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一点上，范纯仁其实很理解皇帝赵煦的心思，甚至若扪心自问，范纯仁其实也未必反对北伐。

范纯仁现在的态度，除了部分原因考虑到那些难民的命运外，他主要还是出于一贯的谨慎，反对速战，反对冒险。

范纯仁知道自己虽然是枢密使，却远远谈不上知兵善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并且，乐于学习。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范纯仁也非常推崇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是，既然如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都一生谨慎，那么，才华远远不如他的自己，就没有理由不更加谨慎。

北伐并非不可以，但应当谋定而后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宁可错失战机，不去追求兵贵神速，也要尽可能的不犯冒险急进的错误。这也是范纯仁极力的主张五年后再北伐的另一个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支持他的主张。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所以，范纯仁也非常乐意了解有能力者的观点。在范纯仁的眼中，现在大宋所谓的“有能力者”，在宰执中，自然就是石越。而除此以外，则是枢密院的枢密会议。

对于枢密会议这个机构，自从做到枢密使后，范纯仁就深觉这个机构设置得极有必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构。由年迈或不再领兵的军中宿将、曾经编撰精研兵法的文官、以及担任过诸如“走马承受”等职务或曾在职方馆立有大功的情报官员等等人员组成的枢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给了范纯仁这个几乎完全不懂军事的枢密使极大的帮助。

在战争的过程中，枢密会议制作沙盘，进行各种推演，制定各种计划，提出各种建议，让范纯仁这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文官，能够直观的了解战局的进展，理解各种军事行动的意义，做到了对于战局真正的了解，并且，枢密会议还不止一次的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更给了范纯仁极大的信心。

范纯仁甚至时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再进一步完善枢密会议这个机构，也许本朝的“将从中御”，可能就并非如以前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不可取的弊政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枢密会议其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主要只是他这个枢密使的智囊机构，但范纯仁有一种感觉，对于将“以文御武”视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来说，枢密会议，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北伐的问题上，范纯仁也非常重视枢密会议的建议，可惜的是，枢密会议对于北伐也是意见分歧。针对北伐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枢密会议向范纯仁提交了数十份报告，也就是说，在枢密会议的推演中，北伐可并不如汴京军民想像的那么乐观，而是至少有数十种可能性，其中固然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析津府，收复山前山后诸州，甚至直接攻灭辽国，但也同样有可能乐极生悲，重蹈太宗皇帝北伐失利的覆辙。

而且，出现何种结果，有些取决于大宋，有些则取决于辽国的应对。

范纯仁无法判断哪一份报告会成为现实，但是，他再比对下石越对于北伐的暖昧态度，便觉得不能简单的将石越至今为止的暖昧，当成一种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之举。

因此，范纯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北伐的问题，应当更加谨慎一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范纯仁是绝对的少数派。

汴京的现实是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北伐势在必行，而且人人都相信现在正是收复燕云的良机！

即使是他自己，要说夜半之时，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过怀疑，那也只是自欺欺人。

范纯仁在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到，他反对北伐，其实未必是出于理性，毕竟枢密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北伐最终可能获胜的报告还是要占多数的，石越至今也不曾以北伐就一定会失败为理由来明确反对北伐。许多的军中宿将，也都对北伐能够获胜持乐观态度。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谨慎，一小部分可能的确是因为同情那些难民，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行事的本能。

也许，只是现在所有的北伐派，还未能真正说服他，让他感到安心而已。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北伐与否的争论，让范纯仁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忐忑与迷惘。而几天前发生的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苏辙、御史中丞刘挚请辞事件，则更是让范纯仁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与不安。

这也是范纯仁今日决定抛开一切事务，也要去拜会一直卧病在家的左丞相韩维的原因。

这是谁都不曾预料的意外事件，可以说是在大宋朝野中投入了一颗巨大的震天雷也不为过。

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天殿中侍御史杨畏、翰林侍读刑恕，利用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的机会，突然弹劾御史中丞刘挚。

二人对刘挚的弹劾主要围绕两件事情，一是知登闻鼓院王巩任扬州通判时滥用私刑，却未被严惩，反而竟然可以出任知登闻鼓院这样的重要职务；一是阳翟知县赵仁恕贪赃枉法、私用酷刑、迫害无辜案。

这两桩案子，其实都是已经结案了的旧案子。赵仁恕的案子发生不久，这位阳翟知县，仗着自己父亲赵彦若是翰林学士，在任上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都是小事，关键是他私制酷刑，创造了诸如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等等酷刑，以拷打犯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结果被本路提刑官查悉告发，本来这案子没什么说的，但他父亲赵彦若却说那提刑官是王安礼的门生，而他曾经弹劾过王安礼，对方是故意报复。于是当时的高太后就下令这个案子，交由异地审判。谁知异地审判的推勘官，也就是主审官误会了高太后的意思，因为赵彦若是司马光推荐的旧党大佬，便以为高太后想保全赵家，故意轻判——但有宋一代，司法制度到了州一级以上，就比较完善，在主审的推勘官以外，还有独立的法官参预此案，这桩案子就被独立于主审官之外的录问官感觉到了不对，录问官不认可，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审问，最终异地审判完结，赵仁恕罪证确凿，毫无疑问被司马光下令严惩。御史们也纷纷上表弹劾赵彦若，赵彦若也被罢官。

而王巩的案件，就更加简单，时间也更久远。平心而论，王巩的确是犯法了，但他的情节远没有赵仁恕这么恶劣，而且当时也被调离扬州，并且罚俸、增加磨勘年数，也算是被惩罚了。一般官员犯同样的法，也就是这样处理了。

但这两桩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案的人，都是御史中丞刘挚的姻亲！

赵仁恕一案，刘挚一直是抱持回避的态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他并未包庇赵仁恕，而且事后刘挚也上表请罪了。如果只是这么一件事，那也不算什么。就算自己立身再正，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亲戚个个不犯法呢？何况那赵仁恕说到底是赵家的人，既不是刘家的人，也不是刘挚的女婿，刘挚就算想管，也管不到。

问题是，赵仁恕的案子，大家还记忆犹新，却又被翻出了王巩的案子。王巩的案子的确是小，如果单独这么一桩案子，谁都不好意思去说刘挚什么，可联系起赵仁恕的案子来，却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亲家犯法是偶然，两个亲家犯法算什么？身为御史中丞，你结的亲家，个个都如此行为不检，你自己好意思说自己没责任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王巩现在还担任知登闻鼓院——正是御史台的下属机构！

就算不提王巩当年是否被轻判了，御史台的所有官员，都是必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的，而御史台的下属机构，竟然让一个有过污点的王巩出任主官？王巩但任此职的确是户部尚书苏辙举荐的，然而刘挚身为御史中丞，又是王巩的亲家，又岂能说自己对王巩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因此，当小皇帝将杨畏与刑恕的弹章交给刘挚之后，按照惯例，刘挚如果不想脸皮全失，被弹劾得灰溜溜的下台的话，也只能上表请辞，以全颜面了。

连带着户部尚书苏辙，也因为荐人不当，而不得不上表请辞。

而小皇帝也果断的接受了刘挚的辞职，下旨让刘挚以端明殿学士判光州，将他远远的打发到淮南去了。

虽然堂堂旧党三巨头之一，竟然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罢御史中丞，不可避免的让许多旧党官员感到无法接受，甚至为刘挚抱屈。但同时他们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身为御史中丞，理当所然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事情，就算出现在宰执大臣身上，宰执大臣也得避位谢罪，何况是御史中丞。而且弹劾刘挚的，并不是新党或者石党，而是两名声名极好的旧党，杨畏是刘挚亲自推荐的，刑恕不仅是司马光的门生，而且和刘挚关系也很好。这件事情，任谁也不能随便往“党争”上联想，这最多只能算是旧党在清理门户。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有所怀疑，比如有不少人怀疑杨畏其实是吕惠卿的人，是披着旧党皮的新党，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杨畏、刑恕在迎合上意，故意罗织罪名，以赶走刘挚，但更多的人却都是怀疑幕后主使是旧党的另外两位巨头范纯仁或者吕大防。

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小皇帝照顾了刘挚的面子，要知道端明殿学士一般是参知政事被罢相才会有的待遇，刘挚虽然是旧党三巨头之一，但地位毕竟是低于范纯仁、吕大防的。而接任御史中丞的人选，虽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却也是任何一党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新的御史中丞，既不是旧党希望的梁焘，也不是最近传闻中的新贵陈元凤，而是“默默无闻”的李之纯！

一个性格温和，立场偏向旧党但没有固定政见，为人正直，在士大夫和百姓中都口碑极好，很有才干的温和派官僚。

新御史中丞是李之纯，直是让范纯仁悄悄松了好大一口气。

做了这么多年宰相的范纯仁，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政治的本质，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当然能够意识到刘挚罢御史中丞意味着什么。

自从绍圣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或者说从熙宁后期开始，大宋朝廷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旧党、新党、石党三党形成了微妙而稳定的平衡，而在这种平衡中，旧党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势力，但新党与石党也不遑多让，任何两党的结盟，都能压过第三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绍圣年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是倾向于旧党的，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又拥有巨大的声望，而相对的，新党却因为吕惠卿的罢相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使得旧党和石党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旧党，如果抛开石越的个人影响力不计，俨然已经发展到即使新党、石党联手，也难以抗衡的地步。而旧党能有这样的局面，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刘挚掌管御史台长达七年之久！

御史台有监察百官之责，历来是皇帝用以制衡宰执的工具，因此，如果执政的是旧党，御史台一般会大量参用新党，反之亦然，但绍圣以来，旧党却是宰执中有范纯仁、吕大防，御史台有刘挚，三人互相呼应，再加上王安石去世后新党式微，朝中党争也比较缓和，政事堂诸相公只要能得到刘挚的支持，就算高太后、皇帝赵煦，有时候也只能垂拱而治。

因此，旧党能有今日的局面，刘挚功莫大焉。

而相对的，刘挚一旦罢官去职，这就意味着绍圣以来朝廷的平衡，甚至是旧党内部的平衡，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冲击。后果如何，是范纯仁所难以预料的。

范纯仁最担心的，就是政治立场明显有些倾向新党的皇帝赵煦，会选任一名新党出任御史中丞——那样的话，新党必然不甘心现在的劣势，占据了御史台这样的有利位置，多半就会向旧党发起挑战，那恐怕就会开始新一轮的纷争。

李之纯这个任命，至少是避免了范纯仁最担心的局面变为现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范纯仁的心里，依然有一种极为强烈的不安感，仿佛自己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般。为此，他才下定决心，来向韩维请益。

左丞相韩维的府邸，在城南惠民河畔，离石越的府第不远，不过规模却是要远胜石府。大宋朝有两个姓韩的名门望族，一个是相州韩氏，一个是开封韩氏。相州韩氏自不用提，韩琦地位特殊，韩忠彦如今也是官至宰执；而开封韩氏也不遑多让，当年韩亿的地位虽然比韩琦要差很多，但也官至参知政事，而论子弟则比相州韩家还要胜过几分。韩维兄弟八人，其中他和韩绛都做到首相，位极人臣，其余六兄弟中，如韩缜也是官至金紫，而第三代中，年纪较长者如韩宗道不知不觉中，已然官至刑部侍郎，其余如韩维的儿子韩宗儒、韩宗文，也分别官至大理寺丞、光禄寺丞，甚至连第四代都很争气，韩维的孙子、韩宗文的儿子韩瑨，在汴京年轻士子中文名颇著，得中进士是早晚的事。

这便是所谓的“礼乐簪缨之族，诗书富贵之家”了，而且韩维兄弟之中，已经去逝的韩绛曾经是新党领袖，韩缜则属于旧党，韩维不属于任何一党，却与石越关系亲密，因此，韩家在熙宁、绍圣两朝的影响力，可以称得上独一无二。

整个大宋朝，敢不卖韩家的账的，也就只有刚刚下台的御史中丞刘挚了，自从刘挚做到御史中丞后，刘挚不止一次的翻韩缜的旧账，弹劾他当年与辽国谈判划界，割地七百里，丧权辱国。不过这件事情，刘挚也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韩缜当年是奉命出使，这割地的责任，多半要归到王安石头上，所以谁都知道刘挚是项庄舞剑，意在已经去逝的王安石，目的仍然是打击新党。

这种明显的企图，在绍圣朝的局势下，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韩缜也一直是安若磐石，他之所以没能进一步做到执政，纯粹只是因为韩维一直是宰执大臣，为了避嫌，不得不“委屈”一点。

这样的世家大族，在当今的宰执大臣中，也只有韩忠彦家能相提并论了。但韩忠彦家的根基在河北相州，而韩维本身就是开封人。因此，论到府邸之盛，左丞相府在整个汴京，都是可以傲视群臣的。

整座韩府，占地二百宋亩有多，比起清河郡主所居的静渊庄，要大出近一倍。府邸的西边畔河，东边是朱墙环绕，墙内花木繁茂，径路相交，南北则是正宅，其中南边是正门，一干建筑，皆用青铜瓦覆盖，显得宏丽壮伟，而北边的后堂，在古树掩映之下，是高楼大阁，辉耀相对。至于府内各种建筑，殿堂舍斋、亭楼阁榭，应有尽有，无不精雕细琢，穷尽精美华奢，更让外人羡慕的是，韩府几乎所有建筑的牌额，全部是高宗、高太后以及当今皇帝御笔亲赐。

范纯仁的车驾刚到韩府，韩府那边早已得到消息，便见中门大开，韩维之孙韩瑨率领几个兄弟恭恭敬敬的侍立在门前，等范纯仁下了马车，韩瑨兄弟连忙迎上前来，恭谨行礼，一边说道：“相公光临，家祖父抱恙，不能亲迎，遣晚辈兄弟迎接相公，不敬之处，还望恕罪。”

“岂敢，岂敢。”范纯仁笑着掺起韩瑨，上下打量，又笑着问道：“公表，听说你和章家小娘子的好事近了？”

韩瑨万万不料范纯仁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见面居然问的是这个，不由得一阵脸红，讪讪道：“相公取笑了，家父已与章家谈好，还是要等到春闱告捷，再行完婚。”

范纯仁点了点头，玩笑道：“那公表你可要加倍努力了，你未来岳父那边好说话，但真要误了章家小娘子的青春，章子厚可不是好说话的。”

韩瑨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接话了，只好讪笑不语。他的这桩婚事，也是如今汴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坊间都在传言，韩瑨原本对石越的独女石蕤有好逑之心，但因两家都是宰相之家，大犯忌讳，于是只得作罢，为了安慰爱子，韩宗文便向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家求婚，两家都是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当下一拍即合，章家将章得象的嫡孙女许给韩瑨为妻。为了这桩婚事得谐，韩家还大费周章，特意上表请求皇帝同意，因为章得象虽然已经逝世，但章家还有一个章惇也同样贵为宰执，虽然章惇只是章得象的族侄，但这种事情，终究还是有些犯忌讳的，好在皇帝赵煦在这方面十分开明，很痛快的便玉成了这桩好事。

而这桩婚事，也因此成为一桩美谈。要知道，在大宋朝，贵为宰执，礼绝百僚，固然尊贵无比，但也有许多的忌讳与难处，子女后代的婚事，便是其中最让众宰执伤神的。

毕竟就算做到宰相，大家也同样有普通人的一面，为人父母者，当然希望子女能有个好归宿，但宰执大臣的子女，却是不能随便联姻的，一是犯忌讳，便如韩瑨与石蕤，至少在范纯仁等人看来，这完全是绝配，但当朝的左丞相和右丞相岂能成为姻亲？又或者怕嫁到政敌家，比如王安石嫁到吴充家的那个女儿，就算“拗相公”再怎么要强好胜，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火坑里受苦。门当户对既然有诸多的忌讳与不便，那就只好“婚姻不问阀阅”，甚至弄些榜下择婿之类的事情出来——但这种事情，却往往只是看上去很美。两个家世相差很远的人，通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结合，能够幸福的几率会有多大？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宰执之家招婿，就经常是男方开始为了前途委曲求全，等到双方地位发生变化，女方如果运气不好，被折磨得早死也是常有的事；而如果是宰执之家娶妇，要么就是女方管不住男方、压不住内宅，甚至被男方欺负得郁郁寡终，大损家族声誉，要么就是女方敏感多疑、好妒耍泼，最终还是家宅不宁。

因此，对于宰执来说，最理想的婚姻，便是能与世家联姻。大宋的世家不比汉唐，都必定是诗书传家，子弟虽然有智愚之分，性格也有贤、不肖之别，但终究都是家法森严，行止有度。比如韩维的长子韩宗儒，其人十分的吝啬贪财，好吃如命，身材肥胖，为人较之乃父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但是做官却颇有法度，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却也能循规守矩——但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功劳，而是韩家自有家法，他虽然官至大理寺丞，在寻常人家，那已是从六品上的高官，家中之人，必定以之为尊，无人敢论其非，但在韩家，那根本不值一提，犯了家法，回家之后，该罚跪照样罚跪，该吃板子照样吃板子。韩宗儒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不敢逾雷池一步。以韩家的家法，也可以想像，韩宗儒在他妻子面前，也绝不敢擅作威福。

而且，世家子弟还有一桩好处，那就是哪怕中不了进士，也有机会恩荫入官，最起码，也是家财丰富，能够一世富贵。

当然，世家子弟中，也有家法不严，子孙不肖的，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果只是贪慕虚荣，就难免作茧自缚，要想找个好亲家，还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家风族规。但不管怎么说，世家子弟不肖的，绝大部分都是儿子，女儿大抵都是贤淑温良的。更不用说章家的家规之严，比之韩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韩、章两家的这桩婚事，的的确确，让两府的宰执们，都是称羡不己。故此连范纯仁见着韩瑨，亦忍不住要调侃他几句。

说过闲话，韩瑨兄弟便毕恭毕敬引着范纯仁直趋内堂。

韩维知道范纯仁来访，也已在侍婢的照顾下，披衣起身，坐在榻上，见范纯仁进屋，便要起身相迎，范纯仁连忙快步上前，止住韩维，口里说道：“持国丞相不必如此。”

又打量韩维，韩维此时早已年过古稀，须发全白，久病之下，整个人显得虚乏无力，面有枯色，惟有一双眸子，仍然炯炯有神。

范纯仁开口欲说话，却见韩维伸手止住他，示意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又令韩瑨兄弟退下，止留两名侍婢在屋内侍候。韩维看着范纯仁落座，又等到一名侍婢给范纯仁上了茶水点心，才颤颤巍巍的说道：“尧夫，你特意来见我，是为了刘莘老的事吧？”

不待范纯仁回答，韩维又自顾自的说道：“说起来亦是极讽刺——刘莘老最见不得宰执大臣私自交往、延接宾客，若是他还在御史台，你这么来见我，免不得要被他弹上一本。”

范纯仁亦不禁苦笑，刘挚在这方面的死板，是让众人感到很无奈的。但他还是斟酌说道：“刘莘老虽然罢中丞，但继任的是李端伯，亦是正人君子，倒也不必……”

“是么？”颤颤巍巍，说话都十分费力的韩维，脸上一瞬间露出惊讶之色，他望着范纯仁，奇怪的问道：“那尧夫你特意来见我，又是为何？”

范纯仁一怔，但还是坦白回答：“只是不知为何，我心里面，总是有些不安。”

“呵呵！”韩维禁不住笑出声来，旋即肃容，认真说道：“尧夫感觉不安，那就对了。”

“丞相何出此言？”

“尧夫你真没看出来么？”韩维奇怪的看着范纯仁，“官家这次，可是下了一步妙棋啊！”

范纯仁脑海之中，忽然感觉闪过一个什么念头，想要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他也不做无益之事，认真的对韩维说道：“还请丞相明言。”

韩维不禁一阵苦笑，虽然范纯仁是正人君子，但若在一年之前，他也是绝对不会和他“明言”的，但现在情况却不同了，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再加上朝局的变化，让他也生出了不同的心思。

他看着范纯仁，反问道：“尧夫真的以为李端伯比得上刘莘老么？”

见范纯仁还是不太了了，又不由得苦笑一声，叹道：“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已经淡忘了御史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瞬间，仿佛一道闪电在范纯仁脑中闪过。便听韩维又说道：“御史台，可从来都不是御史中丞能够一言堂一手遮天的地方啊！”

顷刻之间，范纯仁已经彻底明白了，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感到不安！

的确，便如韩维所说的，御史台，可从来不是御史中丞说了算的地方。这些年刘挚能够将御史台管得服服帖帖，那是因为刘挚个人的强势作风，他是旧党的三巨头之一，为人刚正，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所以，基本上整个御史台，都要惟刘挚马首是瞻，御史的选拔，也基本上是刘挚推荐为主。但是，御史台原本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御史台的职责是监察百官，但同时，它也是皇帝用以制衡两府的工具。而皇帝之所以能用它来制衡两府，可不只是因为御史中丞，而是因为每一个御史，都有权力上书言事。包括范纯仁在内，现在几乎所有的旧党，都为李之纯接任御史中丞松了一口气，却都忘记一件事情——李之纯性格温和，而且又缺少刘挚的那种强势与威信，因此，可以预见，李之纯绝不可能如刘挚一样，真正掌控御史台！

换言之，御史中丞既然管不住下面的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那么，御史们就可能会望风希旨，揣测上意，再次成为皇帝制衡宰执大臣的武器。就算往好里想，现在的御史们都正直不这么干，因为李之纯的性格，皇帝也可以轻易的往御史台安插自己选中的人——至于现实当然不用这么麻烦，现在的御史们，一旦意识到管着他们的刘挚不在了，他们绝对会希旨言事。更不用说御史们大多好名，能够有机会扳倒一个宰相，本身就是任何一名御史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一瞬间，范纯仁完全明白过来了，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一直感到不安。但是，明白过来并不会让他的不安稍加减少，反而令他更加忧虑了。

韩维看着范纯仁的表情，也知道他已经明白，便不再多说，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官家年纪虽小，但是却聪明天授，也有自己的主意，是绝不会甘心垂拱而治的。既然官家迟早要用自己相中的人，那尧夫其实亦不必太在意。以某之见，只要朝中格局不破，换上几个宰执，亦没什么大不了的。”

停了一会，又说道：“某老矣，也该让出道来了。”

“持国丞相！”范纯仁万万没料到韩维说出这番话来，不由大惊，道：“丞相，官家纵然要换自己选中的宰执，亦不至于让丞相避位。朝廷如今正是多事之秋，也需要有丞相主持大局，岂可言此？”

韩维却是不由笑了起来，“尧夫你还是看不透。官家这时候赶走刘莘老，当然不会为了我这个老叟——官家现在想做什么，不是明摆着的事么？”

“丞相是说？”范纯仁的神情越发的严肃了。

韩维点了点头，道：“官家亲政未久，便是想要换新人，也没多少人可用。而且官家聪颖，也不会一下子全部换光两府大臣，总得慢慢更替。更不用说如今正是多事之时，辽人虽然大败，但朝中又为北伐之事争论不休——这时候，官家便不是赏宰执辅弼之功，也当以稳定政局为先，否则两府动荡，纵然遣大将北伐，又岂能见功？这是粗浅的道理，官家自然是清楚的。既然清楚，但却还是要赶走刘挚，那就是很明白了——官家觉得两府之中，有大臣挡了北伐的道。”

范纯仁不禁苦笑，沉默了一阵，说道：“丞相的意思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便上表请辞。”

此时此刻，范纯仁的心中，亦极是苦涩，因为类似的话语，他已不是第一次听闻。高太后在去逝之前，曾经秘密召见范纯仁，亲口吩咐他：“老身殁后，公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高太后还是很了解赵煦的。赵煦雄心勃勃，很像他的父亲，想要有一番作为，这样的新君亲政，便很难因循守旧，尽用前朝老成旧人，定然是要用新人的。而范纯仁声名卓著，在朝野极有德望，又偏偏位极人臣，这样的臣子，赵煦轻易也不好动他，若两人政见相同，倒也罢了，偏偏赵煦进取之心，溢于言表，而范纯仁却是老成持重的性子，君臣之间，岂能没有冲突？冲突一多，自然就有其他臣子揣摸上意，在皇帝面前说范纯仁的坏话，日积月累，最后弄不好，范纯仁就要没好下场。

高太后预见到此，才对范纯仁有此叮嘱。但高太后去逝之时，正逢与辽国战事正酣，范纯仁身为枢密使，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求退，而现今辽国虽败，北伐又关涉到国家的国运，范纯仁也没想过在这个时候甩手不管。在他看来，总得再辅佐赵煦几年，待到赵煦熟悉政务，国家走上正轨，那才是放心归隐的时候。

但此时听韩维一席话，范纯仁才意识到，高太后预见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皇帝想要北伐，他身为枢密使，却反对此议，这已然逼得皇帝想要对付两府。既然如此，倒不如自己不要恋栈，在君臣未交恶之前，主动辞相，那至少皇帝也会顾念这么多年的旧情，不至于将自己的阻扰，迁怒于整个旧党。

这是于自己，于旧党都有好处的事情。至于国家的命运，范纯仁倒也放心得下，虽然自己不在其位，但朝中还有韩维、石越、韩忠彦、吕大防等人，甚至就算是新党的许将，在范纯仁看来，也不是什么邪人佞臣，哪怕是新党得志，也不是什么不堪设想之事——党派之争，固然主要是因为政见，但很多时候，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便如新党，如果现在新党的领袖还是吕惠卿、蔡确，那么，就算是范纯仁这样温和的人，恐怕也不可能有如此平和的心态。

范纯仁在心里面暗暗做下决定，回过神来，却见韩维一脸无奈的看着自己。他正要再说点什么，却听韩维苦笑道：“尧夫，你可不能辞相。”

“但……”

韩维似乎是有点尴尬，打断范纯仁，委婉的说道：“尧夫，我等身为朝廷大臣，有时候，纵使要担些干系，也是不能放任着官家做快意事的。某事高宗皇帝如此，事当今官家，亦是如此。不过，现在官家年纪还小，亦不能一味的只知道谏阻，那样的话，反使官家觉得吾等可憎，反为不美。这其中，便有一个分寸，要靠着我等来把握。”

范纯仁若有所思的望着韩维，韩维又继续说道：“便以今日之事来说，官家觉得有宰执大臣阻扰了他北伐的志向，但我等身为宰臣，明知其不对，又岂能不加谏阻？尧夫你劝谏皇上，那正是为人臣的本份。岂能官家稍有不乐，便欲求退？”

范纯仁听出韩维语气中的责怪之意，不由老脸微红，正待解释，韩维又意味深长的说道：“何况，刘莘老刚刚罢御史中丞，尧夫你又要辞相，朝中从此，还想有宁日么？”

范纯仁顿时就愣住了。这也是他思虑不及之处，的确，他自己甘心退隐，不做宰相，但是旧党的官员们，可不会接受这个。

猛然之间，范纯仁意识到一件事情，他现在的地位，已经不是说退就能退的了。

“而且，最重要的，恐怕官家也并不认为两府之中挡他北伐的大麻烦，是尧夫你啊！”韩维一边说着，一边连连摇头，“尧夫只要想想便知道，如果石子明支持北伐，纵然你我都反对北伐，又有何用？”

“丞相是说？！”范纯仁瞬时惊呆了，他睁大了眼睛，望着韩维，不可置信的问道：“丞相是说，官家罢刘莘老，是为了石子明？！”

韩维微微点头，叹道：“恐怕正是如此。”

说完，他从榻边的案子上，取出一封书札来，颤巍巍的递给范纯仁，说道：“这是子明给我的信，信中说，他已经给官家上了几封奏章，表明反对北伐之意。他的奏章至今没公布，那就是被官家留中了。不过，这信中，子明已说明了反对北伐的理由。而且，他已经决定和李邦直一道返京，太皇太后就要奉安山陵，他为朝廷的右相，参加奉安大典，也是为人臣子的本份。”

范纯仁连忙接过韩维手中的书札，迅速的读起来。石越的这封信，除了前面是问候韩维外，几乎全部是在讲叙他对于北伐的看法。而石越反对北伐的理由，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其一，河北疮夷，需要时间恢复；其二，辽国虽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契丹仍为强国，未可轻视；其三，幽蓟一失，辽国难存，塞北自古为中国之患，中国可败之，却不可抚而有之，辽在塞北，能为中国当北狄之患，故亡辽不如存辽。

前面两个理由，正是范纯仁对北伐持保留意见的原因，他自是不难理解。但第三个理由，却是范纯仁所从未想过的。

“亡辽不如存辽！”范纯仁不由得喃喃自语，在心里面反复琢磨着这句话。

韩维却是忍不住赞叹：“石子明所见，往往都是出乎意料，却偏能发人深省。我等以前又何想及于此？但细按史册，却不得不承认石子明所见，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强盛时，遣一大将纵横于塞北，斩单于首，封狼居胥，都是等闲之事，但要统治塞北，却是再怎么样也做不到。如盛唐置都护府，其实不过羁縻而已，徒得虚名，全无实利，反为中国之累，此亦殷鉴未远。观塞北历史，不过是匈奴衰败，鲜卑兴起，鲜卑衰败，突厥兴起，突厥衰败，契丹兴起，契丹衰败，其兴者又当为谁？阻卜？粘八葛？且塞北一族崛起之时，往往万族称臣，控弦数十万，纵然我中国强盛，亦不得不暂避其锋芒，若不幸暗弱，则五胡乱华之事，恐再现于中国。对于我大宋而言，若抛开虚名不计，恐怕正如石子明所说，倒不如有个辽国在北边还要好打交道一些。毕竟塞北夷狄初兴，多是逐水草而居，无家无产，居无定所，故而其劫掠中国，可以肆无忌惮，而辽国则不同，其已渐蒙汉化，治有五京，上至贵人，下至黎庶，皆各有家业。除非是如这次这般大举入侵，否则两国边境还是可以安宁的。这也不是无凭无据的揣测，辽人初兴之时，亦有打草谷之习俗，然自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便十分安宁，偶有冲突，两国官府交涉，便能解决。比起蛮不讲理的夷狄，却是要好太多。而且这次南犯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辽人想要再次南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用石子明的话说，就是如果就此与辽国签订和约，那么未来至少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内，我大宋的北方是谁，有什么样的实力，该怎么样打交道，都是可以预测的。而如果真的要北伐幽蓟，败了自不用说，就算胜了，未来的塞北是什么样的，也根本无法预测。而安平大捷，已经奠定了我大宋的优势地位，那么，我大宋下一步该做的，就是利用好这次胜利，确定天下各国的秩序，让未来变得更加清晰、可预测、可控制。一个混沌不明，不可预测的未来，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现在的大宋的利益的。”

韩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身体不由得感到有些疲倦，但他一双眸子，却是越说越兴奋、越有神。但说到最后，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略有些沮丧的叹道：“可惜，恐怕就算在两府之内，也不会有几个人接受石子明的这个观点。”

“我倒是觉得石子明说得很有道理。”范纯仁笑道。虽然没有如石越这样明确的说明，但司马光其实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因此石越的这个说法，对范纯仁这样的儒者来说，是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力的，他接受起来，并不困难。

这也没有出乎韩维的预料，“某亦料到尧夫能理解石子明此说，但是，恐怕也只有如你我这样的老叟，性格又是老成本份，不喜兴事的人，才会喜欢这样的主张。”韩维一边说，一边自嘲的笑道：“人老了，便喜欢稳重，当然就觉得未来不可预测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是，对于官家那样的少年人，是绝对不会觉得那样可怕的。甚至，就算是章子厚、李邦直，也会不以为然吧？”

“那是自然的。”范纯仁也不得不承认，“恐怕朝中百官，绝大部分都会觉得这是杞人忧天，在其心中，这亦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最重要的是，官家北伐之志甚坚，某预料到石子明的这几封奏章，绝对说服不了官家。而眼下，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官家顺理成章的将石子明赶出两府……”

“丞相是说太皇太后奉安？”

韩维点了点头，道：“太皇太后奉安山陵，哪怕现在朝廷正是多事之秋，以太皇太后之功德，也理当由首相出任山陵使，但某这个首相正告病在家，那么石子明这个次相，出任山陵使，也是理所当然……”

“石子明看来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特意赶回京师，我猜他便是故意想当这个山陵使。”韩维说着，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来，“他这是已有激流勇退之意了，但是，这次我却不能成全他，我已向官家上表，准备复出视事！”

“啊？！”范纯仁望着韩维，不知道是该惊还是该喜。

韩维却是很平静的笑道：“太皇太后对某恩重如山，理当由某来送太皇太后奉安山陵，某断不能让石子明抢了我这山陵使的位置。”

他又望着范纯仁，道：“某也是为了自己考虑，某已经到了该致仕的年纪，由山陵使退任，可谓圆满。而劝谏官家不要北伐的事，我已是有心无力，这件事情，便要靠你和子明了。你和子明不要怪我抢了容易的事，将为难的事留给你们便好。”

“丞相……”范纯仁正要说什么，却听到房间外面传来韩瑨的声音：“范相公、大爹爹，外头有密院的使者，称有紧急要事，求见范相公。”

范纯仁只得向韩维告了罪，走到门口，却见一名枢密院的军吏，手执密匣，在外面等候，见着范纯仁，那军吏连忙跪倒行礼，递上密匣，在门外守候的范纯仁的亲随上前接过匣子，验了腰牌、公文、火漆封印尽皆无误，便与那军吏办了交接。范纯仁向韩瑨借了一间清静无人的房间，带着亲随进去，打开匣子，读完里头的文书，又令亲随收好，不动声色走出房间。不料才出房间，韩瑨又领了一名送信的枢密院军吏前来，但这一次，范纯仁却是在那房间里呆了好一阵才出来，出来之时，神情之间，仍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之情。

直到他又重新回到韩维面前，告了罪坐下，他的心情，才终于渐渐平复了下来。

范纯仁再次落座，却不急着说话，韩维望着范纯仁，亦不催促，二人颇有默契的沉默了一会，范纯仁才调整好情绪，尽量平静的说道：“丞相，高丽出兵了！”

韩维眉间一紧，却并不是太意外，只是问道：“这却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一个月前，高丽出兵三万，号十万，已至大同江。”

停了一下，范纯仁又说道：“还有一个好消息——被困在蔚州的折克行部，已然突出辽军的包围，抵达定州，与段子介、吴安国合兵一处！”

“啊？！”这个消息，让韩维瞬间惊讶得站了起来，“这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围困折克行的耶律冲哥，原来唱的是空营计！”范纯仁此时也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忧虑，“我接到的是段子介的报告，据他说，折克行被困在蔚州，箭尽粮绝，穷途末路，折克行迫不得己，与部下相商，与其饿死蔚州，不如垂死一博，求个战死沙场，于是杀尽战马为食，烧毁弓弩，率残部持刃出城，但辽军只有小股部队尾随骚扰，众人冒雪直趋飞狐关，才发现飞狐关只有数百老弱病残把守，也是天不绝折克行，他当日苦战飞孤峪，因为大军损失惨重，离开之时，便在飞狐关纵火泄愤，这虽然导致后来耶律冲哥轻易夺回飞狐关，但辽人也根本没有时间修葺关城，几百老弱病残把守的关口，被折克行一鼓而下，他就这么着突出重围，抵达定州。此后段子介与吴安国又遣轻骑前往侦察，才发现蔚州、飞狐附近，辽人虽然旌旗遍立，但却尽是些空营。考虑到之前段子介派兵运粮还曾经在飞狐一带被辽军狙击，段子介判断耶律冲哥撤兵不久……”

范纯仁的解释并没有韩维解惑，他缓缓坐回榻上，却依旧是双眉紧锁，似是相问，又似是自言自语的说道：“耶律冲哥为何会突然撤兵呢？这完全没有道理啊。放走折克行不算什么，但这空营计一旦被识破，岂不是等于拱手让出飞狐、蔚州？”

“段子介认为，这空营计，应当是耶律冲哥不得己之举。”范纯仁说道：“段子介等人推测，一定是辽国内部出了极大的变故，令耶律冲哥不得不撤兵。他们已经向雄州及河东送信，说明情况，吴安国也已派出精兵潜入辽境侦察。但辽人在南京道屯集重兵，对道路控制也极严密，据说辽人已下令禁止一切商旅行人南下，并严令各驿馆、村里，任何经过本处的行旅，都得押送官府，抓获细作，便得重赏，见而不报，行连坐之法，辽兵每日在各处巡视，发现嫌疑，便即诛杀。故此职方馆在南京道的细作，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联系得上，依我看来，想要从南京道探得辽人虚实，恐怕十分困难。要想知道虚实，还须得靠章楶、种朴从西京道打探……”

“章楶、种朴……”韩维不由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二人在河东，直是被耶律冲哥玩弄于股掌之中。耶律冲哥既然在蔚州唱了一出空城计，那他要么就是率大军返回了大同府，要么就是率大军离开了西京——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二人竟然全不知情，可谓无能。”

范纯仁也只能苦笑：“他二人已是惊弓之鸟。耶律冲哥只要在边境稍布疑阵，他二人便忙于自保，根本无暇他顾。但平心而论，对他二人也不能强求太多，章楶性格谨小慎微，种朴才具有限，两人手里又兵力不足，靠着那点兵力，面对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要护得河东周全，已然是很不容易了。”

“罢罢罢。”韩维摆了摆手，“便算他二人有苦衷罢，这且不去管他——要紧的是耶律冲哥究竟去做什么了！”

“段子介称有流言说，辽国发生内乱，有人挟辽太子阿果造反……”

韩维双眼一眯，“可信么？”

范纯仁摇了摇头，“只是流言而已。”

韩维脸上露出失望之色，他沉默半响，才注视着范纯仁，缓缓说道：“尧夫，你知道这意味着吧——不管是不是只是流言……”

范纯仁默然一会，长叹道：“尽人事，听天命罢……”

韩维却是摇了摇头，凝视范纯仁，仿佛是在斟酌语言，一句一句慢慢的说道：“天意如此，事已不可为……”

“还可以等石子明回京……”范纯仁犹抱着一丝希望。

但韩维还是摇着头，“石子明也违逆不了天意。如此大好的局势，连韩某都要心动，何况旁人？北伐已是大势所趋，纵然石子明，亦未必能有什么办法。但是……”

说到此处，韩维微微停顿了一下，“但是，越是这般时候，两府之中，越是要有老成人……”

范纯仁不由得愣了一下，半晌才回过神来，苦笑道：“丞相的意思，在下明白了。”

韩维盯着范纯仁，仿佛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过了好一阵，才放下心来，笑道：“难为尧夫了。”

范纯仁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又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然后便传来韩瑨的声音：“启禀范相公、大爹爹，有天使驾到！”

7

稍早，禁中，内东门小殿。

侍候在小殿院子里的内侍，都感觉到了今日气氛的不同寻常。从早朝之后，皇帝就在小殿里召见刚回汴京未久的内东头供奉官庞天寿、兵部侍郎司马梦求、卫尉寺卿李稷以及少卿曾诜、高公效，职方司郎中曹谌等一干臣僚，小殿里面的黄铜座钟已经敲响过两次——也就是说，皇帝的这次召见，最少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但召见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而除了在小殿内的官员，小殿院子里的几间厢房中，还有十余名着绯袍、甚至是绿袍的文武官员在等候召见，这些等候召见的官员全都是恭谨的叉手站立在厢房中，不和任何人交谈，一个个表情严肃，神情中带着几分紧张与拘谨，每当小殿中有内侍来传旨召见，被召见的人便低着头目不斜视的随内侍入殿觐见，召见完毕出殿的人也是一般的表情，回到厢房之后，更是如木雕泥塑一般。

这些人的情绪，不知不觉间，便影响到了在内东门小殿当差的内侍们，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从小殿内走出来传旨的内侍的表情，每个人都意识到，皇帝此刻在殿内与那些大臣们谈论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话题。于是，每个人也都自觉的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哪怕最活跃的内侍，此刻也不敢多说半个字的废话。

外面的气氛如此，内东门小殿之内的气氛，就更加令人感到压抑了。虽然小殿内有完善的取暖设施，但是，每个身处其中的官员，都感觉如同呆在冰窖之中一般，意志稍微薄弱点的人，更是不由自主的打着冷战。

而这一众臣僚中，此刻最为狼狈的，无疑便是卫尉寺卿李稷了。他跪伏在内东门小殿那冰冷的地板上，面如土色，全身颤栗不止。这位自上任以后便以苛刻暴虐而闻名军中的卫尉卿，此时此刻的样子，恐怕是无数谈其名而色变的禁军将校怎么也想不到的。连一向对他颇有不满，不断在暗中使出各种手段，想要架空甚至是挤走他的两名卫尉少卿曾诜、高公效，都不由自主的充满了同情。只不过，他二人此刻其实也没有多少立场去同情别人，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一齐跪在殿中，汗流浃背，而兵部职方司郎中曹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此时脸上一个劲的冒着冷汗。

殿中惟一还能保持从容镇定的，也就只有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两人了。

从河北回来的庞天寿，带回来的关于安平劳军事件的报告，让大宋朝负责监视军队的两个机构的众多主官，都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根据职方司与卫尉寺的调查，已经可以肯定，安平劳军事件，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起有预谋的阴谋。一名五十余岁、操汴京口音的郭姓男子，暗中收买了袁坚、方索儿、韦烈等五名校尉，在石越至安平劳军之时，带头鼓噪，诱使众军齐呼“万岁”。虽然到目前为止，对郭姓男子的追查仍然沓无音讯，事情的真相，也依旧扑朔迷离，但既然是有人策划的阴谋，那未能提前发现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便已难辞其咎。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连收买军中校尉的姓郭的贼人都未能抓获，更是罪加一等。

但是，这些罪名还不是让李稷如此狼狈的原因。皇帝并非不讲道理的人，再怎么说，能够抓获韦烈，并且撬开他的嘴巴，确定了安平劳军事件是一件人为策划的阴谋，卫尉寺与职方司，也算是将功抵了一点过。但让李稷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庞天寿带回报告之前，皇帝赵煦还收到了一份来自薛嗣昌的密折！

薛嗣昌宣称他在河北听到一些“不甚切实”的传闻，安平劳军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暗中策划，而主谋便是吕惠卿，其目的是为了陷害石越！

在庞天寿带回确定证据之前，赵煦对于薛嗣昌的密奏是没太放在心上的，在他看来，这更象是市井之中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但是，当庞天寿回来之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流言，便变得有些微妙了。赵煦虽然不至于就此相信这种流言，但心里面也免不了犯起小小的嘀咕，所谓“空穴来风，必有其因”，薛嗣昌听到的流言纵然是捕风捉影，那也是先有那风、那影存在。

然而，让赵煦感到愤怒的是，对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传闻”，李稷等人竟然一无所知！

堂堂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两大机构，耳目竟然还不如一个薛嗣昌灵便！

尤其让赵煦心中顿生猜忌的，是当他问到此事之时，曾诜、高公效、曹谌等人都只是顿首谢罪，声称自己无能，从未听到过这个流言。而卫尉寺卿李稷，却辩称自安平事件之后，他便调集得力人马前往河北调查，若然果有这种流言传播，他绝不可能全无所知，此事大有蹊跷，并极力请赵煦下旨，令薛嗣昌“分析”，说明他是何时、何处，自何人口中，听到此流言。

出身名门，却因为考不上进士只能靠着恩荫入仕，于是越发的变得争强好胜，事事要强，不肯输人半分，虽然因此得罪无数的同僚，却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性格，好不容易才爬到卫尉寺卿的高位——但李稷却怎么也想不到，他这要强的性格，会在此时坑害自己。

李稷绝对想不到，自己与薛嗣昌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以说是根本就不相干的两个路人，但薛嗣昌却已摸透了他的性格，在那份奏状中，早就事先给他挖好了陷阱——他在那份密折中，已然向赵煦报告，称自己曾经听到有人议论，吕惠卿熙宁间为相之时，对现在的卫尉寺卿李稷曾有提拔荐举之恩，是以吕惠卿所率太原兵虽常有不法事，但卫尉寺往往置之不问。因此他怀疑此前在汴京从未听到过这些“流言”，可能与李稷有关。

而李稷果然就主动跳进了薛嗣昌的陷阱。

李稷的辩解尚未说完，赵煦已经愤怒的将薛嗣昌的奏状扔到了他脸上，在李稷惊疑不定的捡起薛嗣昌的奏状读完之后，瞬时间便如堕冰窟，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薛嗣昌要如此陷害自己，但李稷能够走到今日，也不可能是傻子，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已然是百口莫辩。

他自问从来不是吕惠卿的党羽门生，因此才毫无禁忌，敢声称要让薛嗣昌“分析”，但是，薛嗣昌说的也不全是假话，他的确是受过吕惠卿提拔的！吕惠卿为相之时，提拔荐举过无数的官员，而他恰好是其中之一。而太原兵偶有不法之事卫尉寺置之不问，这个事情也是有的，因为太原兵只是教阅厢军，在卫尉寺内部，通常对厢军和禁军的军纪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况且太原兵是吕惠卿亲自统率，那毕竟是前任宰相，在新党中至今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卫尉寺自然不可能事事追究得那么不讲人情。卫尉寺不仅仅是对太原兵如此，比如象田烈武这样的亲贵将领统率的禁军，若有校尉犯事，卫尉寺往往也会做个人情，交由田烈武自己去处置。

但这些事情，大多是心照不宣之事，是无法宣诸于口的，就算在平时，想要解释清楚让皇帝接受，都十分困难，更何况现在皇帝明显正在气头上。

这让李稷越发的感到绝望。

宫殿之内，有如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赵煦恶狠狠的盯着面如死灰的李稷。

此时此刻，小皇帝的心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愤怒、失望……甚至还有一丝慌张与惧怕，只是这一部分的情绪，连他自己都难以觉察。

对于李稷，赵煦的心中，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还是失望。李稷的自辩，在他看来，完全是借口，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接受令薛嗣昌“分析”的建议，这并非是因为他有多信任薛嗣昌——而是“分析”不可能有任何作用，薛嗣昌虽然不是御史，但他既然风闻言事，便同样也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以前也不是没有官员、御史被要求说出消息来源，但大多会被拒绝，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罢官免职，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消息来源。更不用说，一旦令薛嗣昌“分析”，就难保薛嗣昌不把这件事给闹得人尽皆知——这种事情，赵煦绝对相信他的臣子们做得出来。

因此，李稷的自辩，在赵煦看来，完全是狡黠奸滑的表现。

至于原因，也许如薛嗣昌所说，他和吕惠卿有所勾结，也许不是如此，他只是在为自己的失职推卸责任……

但这没什么区别。

对于卫尉寺卿，赵煦看重的，是绝对的忠诚。他不介意卫尉寺卿犯错，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有任何的欺瞒，绝对不能存任何的奸滑之心。

这是不容动摇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对于卫尉寺、职方司主官的任命，从高太后开始，便已是煞费苦心——卫尉寺卿虽然是李稷，但一文一武两名少卿，曾诜是曾公亮之孙、曾孝宽之子，高公效是高遵裕之子，而职方司郎中曹谌，则是曹太后的弟弟曹佾的儿子！

原本赵煦对李稷还是比较满意的，有能力，不怕得罪人，但现在……

赵煦看向李稷的眼神，恨不能将他撕碎。

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李稷的“欺瞒”。

赵煦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中，在愤怒与失望之外，始终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慌乱缠绕着，他并没有意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庞天寿带回来的报告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虽然下令秘密调查，但是，当一切证实安平劳军事件真的是一起阴谋的时候，他却并没有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和石越的关系？

小皇帝的心里面，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但是，他也是绝对不可能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石越只是他的臣子。一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处理和他一个臣子的关系？这怎么可能？

赵煦绝不会如此认为。

这让他被一种莫名的烦躁感萦绕，挥之不去，却不知道源自何处。于是，顺理成章的，他把这一切，也迁怒到了李稷身上。

赵煦盯了李稷很久。

如果此刻小殿内的臣子们敢于抬起头来直视他们的皇帝的话，可以很清楚的从他脸上的肌肉变化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赵煦到底还年轻，还做不到胸有惊雷面如平湖般的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喜怒，全部反应在他的脸上，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可以很轻易的看出赵煦的愤怒，以及他内心深处正在极力克制自己爆发的自制。

不值得在李稷身上浪费太多的精力，还有更加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尽管心里面恨不能杀了李稷，但是，赵煦还是努力的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尽管他非常的年轻，但在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方面，却已然经验丰富，高太后垂帘听政的七年，他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克制自己。

虽然现在他已经亲政，世间已无高太后，但是，赵煦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朝中两府的那些大臣，一点也不比高太后容易对付。

须做不得快意事！

他始终记得自己和桑充国夫人王氏的一次对话，那是一次宫中内外命妇的闲聚，他无意中遇到王昉，那时候他已经听说过许多关于这位巾帼英雌的传闻，便半开玩笑的问了她一些问题，他记得王昉在评价了她父亲王安石以及司马光、石越等熙宁诸臣之后，遗憾的对他说道：先父无论经术学问道德文章经济治国皆胜光、越百倍，光只道德足称，越不过能和人、守中庸，然世人皆谓与越相交，如沐春风，越遂以此佐先帝成其事业，官家有意法先帝，做成事业，则不可忘熙宁初年之鉴，朝中所谓“老成”之人，虽不如意，亦不可尽去之，终要委曲调和，不得此辈拥戴，亦难济事。

王氏的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上，他想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将他父亲留下来的家底发扬光大，首先便要得到两府的支持——这一点，在高太后垂帘的时候，他也已学到不少。以高太后的威望，所有诏令，都免不了要先取得两府的支持才能颁布，更何况他一个新登基的皇帝。现在两府的布局，是高太后遗留给他的，他早有更替之意，但这种事情，还是得耐住性子，一步步的来进行。他并没有到非要将两府宰执大臣全部更换的地步，有一些宰执，哪怕是他不喜欢的，也得留在两府，还有一些宰执，即使他想赶走，也未必那么容易能做到——他父亲在熙宁年间定下来的制度，让他无限景仰崇拜的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掣肘，尤其是门下后省制度。没有充足的理由，随便罢免一个宰执大臣，他很难找到一名翰林学士草制，更加难以找到一名宰执副署让诏令生效，因为罢免宰执大臣的诏书是肯定要送到门下后省的，没有足够的理由，就很难保证不被封驳，如果因此而引发廷议，那名副署的宰执、草制的学士，都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在这样的制度下，宰执大臣和翰林学士一般都不会无底线的附和皇帝意愿。比如许将心里绝对乐于见到吕大防下台，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落井下石，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许将也不会轻易在一封罢免吕大防的敕书上面署名，他承担不起被给事中们封驳的风险，事情如果闹大，言官拿皇帝无可奈何，攻击的矛头绝对会首先指向草制的学士、副署的宰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他和吕大防两人一起下台。

其实，不要说罢免宰臣，就算是想要罢李稷的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卫尉寺卿也是朝廷重臣，赵煦对李稷再恼怒，又能将他如何？赐死？这只能想想而已，即使他贵为皇帝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问罪贬黜？他已经准备好将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了么？没有的话，两府、学士院倒还罢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赵煦也没必要瞒着宰臣与翰林学士，但是，他要怎么过给事中那一关呢？宰臣与翰林学士不管能否守得住秘密，至少他们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公然乱说，给事中就难说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么？

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终于，赵煦还是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压抑着心中的不快，慢慢的将自己的目光从李稷身上移开，无力的挥了挥手，不耐烦的说道：“尔等都退下吧。”

听到这句话，殿中众人都是如蒙大赦，正要告退，却听赵煦又说道：“侍郎、天寿留下。”

众臣恭声唱喏，鱼贯退出，转眼之间，小殿之内，便只余下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二人。

赵煦沉默了一会，突然注视司马梦求，问道：“侍郎今日为何寡言？”

司马梦求却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陛下真的相信安平之事，是建国公在陷害石丞相么？”

赵煦没料到司马梦求会开口问这个，神情微变，凝视司马梦求，但后者却一直是垂首而立，一副执礼甚恭的模样，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端倪。他亦不回答，只反问道：“侍郎以为呢？”

司马梦求摇了摇头，回道：“臣以为建国公不会干这种蠢事，如果他真的做了，别人便不可能知道。如今竟然有流言传来，此事甚是可疑。”

“这件事的疑点，可不只这么一桩！”赵煦讥讽的冷笑道，“但是，这件事情，还能查明真相么？”

司马梦求顿时沉默了，赵煦的目光转到庞天寿身上，庞天寿也是低着头，不置一语。

“果然如此么？”赵煦嘿嘿的笑出声来，他无力的坐在御座上，满脸都是难以掩饰的失望。

感觉到小皇帝那难以形容的失望，司马梦求心中更加犹豫了——今日内东门小殿的这次召见，他之所以沉默少言，在旁人看来，那自是因为今日的气氛如此，他谨慎一点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也理所当然，但司马梦求心里是知道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激烈的斗争着。只是，以他的城府，旁人从外表上，自然是看不出一丁点痕迹的。

赵煦也并没有留意到司马梦求内心的斗争，却仍是又无奈的追问着：“真的连侍郎也没有办法么？”

这一句无意识的追问，却在一瞬间令司马梦求做下了决定，他突的抬起头来，注视着御座上的赵煦。

赵煦脸上露出一丝希冀之色，“侍郎可是还有什么办法么？”

司马梦求看着赵煦，又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庞天寿，轻轻摇头：“虽然证实了安平之事背后有人策划，但主使之人非常谨慎，以臣的经验，那名所谓的姓郭的贼人，不是远走高飞，便是已被灭口，想要循此线索追查，恐怕是永远都查不到真相了。”

赵煦的脸色再次灰败下来。

但司马梦求恍若未见，继续说道：“但是，虽然真相难以查明，却仍有办法澄清一些重要的事情……”

“哦？”这次不只是赵煦，连庞天寿都惊讶的转过头来。

“说到底，那幕后主使的贼人的目的，不过是想离间陛下与石丞相的关系而已。”司马梦求这次没有避开赵煦审视的目光，仍是继续说道：“此人煞费苦心，目的非常明显，是要让我大宋君臣相忌，石丞相不安于位……”

赵煦默默的听着，并不表态。

司马梦求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仍然是不疾不徐的说道：“臣到今日，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事与石丞相无关——这并非是因为臣与石丞相的关系，恕臣大胆妄言，若果真石丞相有不臣之心，那安平之时，唐康就不该出来转寰，乃至此后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该那般发展，如今石丞相也不该反对北伐！兴兵北伐，他才能手握兵权！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因为石丞相临事犹疑所致，但是臣出自石相门下，对石相的性格非常了解，他表面上温和谨慎，但却绝不是临大事而犹疑之人。相反，面临大事，他反而会非常果断，并不害怕犯错。否则，他也立不下今日的功业。”

“侍郎所言，朕亦知之。朕并非是疑石相公，不过……”赵煦半真半假的说道，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此事既有主谋，若非契丹用间，便是谋逆大案，若不能查明真相，岂非令人笑朝廷无人？”

“陛下所言自是正理。”司马梦求瞳孔微缩，语气却依旧平静，“臣亦以为，查明真相，方能彻底还石相公清白。此案关系重大，不得不有所权变，既然案子已陷入僵局，何不另辟蹊径？”

“侍郎的意思是？”赵煦不解的望着司马梦求。

便听司马梦求从容回道：“臣以为，主谋既然查不到，那便先试着排除石相公的嫌疑好了。”

这平平常常一句话，却是恍如平地惊雷，赵煦和庞天寿愣了一下，才听明白司马梦求话中的意思，二人顿时都惊呆了。

赵煦不自觉的便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吃惊的望着司马梦求，庞天寿更是汗流浃背，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与习惯。在某些时代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换一个时代，却可能是离经叛道，不可思议之事。暗中调查宰执大臣，如果传扬出去，赵煦根本不敢想像，那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但司马梦求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只是继续说道：“安平之事，既有主谋，那便只有两个可能，或是有人陷害石相，或是石相左右，有奸险小人，欲图侥幸。前者难查，后者易明。以臣之见，不如两头并进，卫尉寺与职方司仍旧追查原有线索，陛下则另遣信任之人，老成之辈，先排除了石相左右之人的嫌疑，如此则可君臣相安，方为国家之幸。”

司马梦求说得淡然，赵煦却做不到那么果断，他沉吟半晌，仍是犹疑难定，为难的说道：“侍郎所言，虽然不失为一良策，然恐碍物议。”

司马梦求望着小皇帝，“臣所献之策，本不足取，陛下若无意北伐，臣进此策，当磔于东市，然陛下若有进取之意，且仍欲用石相，则君臣相疑，必为契丹所乘。非常之时，自当行非常之事。只是陛下须善择其人，只可用老成谨慎可信之辈。”

赵煦目光不自觉的移向庞天寿，吓得庞天寿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司马梦求不待赵煦开口，也出声反对：“供奉虽然忠心，然岂可以宦寺监察大臣！”

赵煦一怔，想了半晌，才惊觉自己竟然没有可用之人，只得对司马梦求道：“如此，此事只得托付侍郎。”

司马梦求仍是反对：“臣岂得无嫌疑？”

赵煦不由苦笑：“侍郎以为朕是昏君么？”

司马梦求连忙顿首：“臣不敢。”

“忠奸朕还是分得出来的，断不至于凡是石越门下，便怀猜忌。”赵煦望着司马梦求，推心置腹的说道：“不要说侍郎朕信得过，便是唐康、田烈武，朕都是信得过的。唐康在安平一事，已足见忠义，此番天寿与李邦直使河北，唐康在河间布置，更是煞费苦心，其非忠臣乎？其实安平之事，朕亦从不曾有半分疑石越，只是石越功绩既高，威名早著，便难保有心怀叵测之人，从中设计。便以本朝之事而言，太祖非忠臣乎？一但黄袍加身，不得不尔。故此，若是有人陷害石越，朕必不中其奸计，但若果是石越左右有人意图非份，亦不可姑息，总要将此种奸险小人铲除，方能全君臣之义。”

顿了一下，又道：“侍郎虽曾随石越游，为石府门下士，然先帝已称君忠义，太皇太后在时，亦称君乃本朝奇士，朕更无疑君之理。此事便付于侍郎，幸毋推辞。”

司马梦求连连叩首：“先帝、先太皇太后、陛下如此信任，臣感激涕零，此恩万死难报。” 却仍是婉辞：“然此事实非臣所能胜任，还望陛下另委贤能。”

“侍郎莫要推辞。此事非君不可，旁人朕亦不能信任。”赵煦态度十分的坚决，“便如君所言，宦寺不可监察大臣，而朝中之士，却各成朋党，若所任非人，借机陷害石越，则朕亦难以自处矣。惟有侍郎，朕方能信任。”

小皇帝话说到了这地步，司马梦求已知无法推辞，又婉辞了一回，这才接受任命，顿首道：“臣必不负陛下信任。”

赵煦见他终于答应，不由大喜，亲自走下御榻，扶起司马梦求，正要再勉励两句，却听到小殿之外，有内侍尖声禀报：“启禀官家，枢密院副都承旨徐禧称有紧急军情求见！”

虽然辽军已经出境，但此时宋朝却依然是战争状态，御前会议也未解散，听到有紧急军情，赵煦也不敢怠慢，连忙整了整衣襟，喊了一声“宣”，一面快步走回御座端坐。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也都各整仪容，叉手侍立两侧。

不一会，便见一五十余岁的长须绯袍男子走进殿中，向着赵煦请了安，便将手中一份卷轴递上，庞天寿接过卷轴，送到赵煦案前，徐禧垂首肃立，不断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司马梦求，司马梦求感觉到徐禧的窥视，却仍是不动声色，并无半分回应。

司马梦求对徐禧这位枢密院副都承旨了解不多，只知道此公属于新党，熙宁年间以布衣上书，而得不次擢用，在中书任习学公事，因为晋身方式与石越相似，一时间也有人称他为“小子明”。据说先帝也非常欣赏他，后来他与吕惠卿亲善，在熙宁间，也算是官运亨通，虽然比不上石越，但短短十余年，便由一介布衣而成为五品大员，也算是一个异数。而且此公好谈边事，在新党中被视为“知兵”。不过石越却十分排斥他，因此宋廷几次用兵，他都不得重用，只是平西南夷之乱时，据说他曾经帮吕惠卿画策，但也只是传闻，因为那时候徐禧正在外地做官。他被召回京师担任枢密院副都承旨，还是年内之事，之前枢密院有一正一副两名都承旨，因为都承旨刘舜卿意外病逝，副都承旨唐康又在河北，密院缺人，趁着石越前往河北，许将便推荐了徐禧，石越后来知道，但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而徐禧自吕惠卿罢相之后，官阶便一直延滞不进，绍圣以来，整整七年时间没升过官，许多后进都超过了他，以这次来说，他是正五品上的资序，本来完全有资格出任都承旨，但虽有许将举荐，却还是被打压，竟然只让他做副都承旨，而都承旨的位置却空悬无人。汴京一直有流言说那个位置是为唐康预留——这次大封赏之后，唐康也已然是正五品上资序，可以名正言顺出任都承旨。因此众人都在暗地里猜测徐禧心里一定会有怨言，甚至有人预言他可能会报复唐康，但这几个月来，他却表现得十分低调，完全不似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徐禧，他虽然是副都承旨，但实际上做的是都承旨的差遣，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他上任之初，便等着看好戏，因为枢密院都承旨不但需要管理整个枢密院的日常运转，还要在枢密使、副与皇帝三者之间掌握好平衡，这个职务一般官员是做不好的，徐禧任职之时，又正好赶上与辽国的战争，枢密院的事务空前繁剧，如果是二十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徐禧，估计用不了一个月，就会弄得树敌无数、人人侧目，但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州郡迁转十余年后，让徐禧判若两人，自上任以来，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他恃才傲物的那一面，但单凭他能将枢密院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足以让人赞叹。只是司马梦求也听到过一些传言，说徐禧与枢密使范纯仁不太相洽，在密院中，徐禧与枢密副使许将是一派，而枢密使范纯仁则更倚重枢密会议……

不过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是新党，一个旧党，没有点矛盾才怪。而且，枢密副使许将素称文武双全，知兵法晓军政，而枢密使范纯仁在这方面却不免有所欠缺，两人又分属不同党派，这中间本来就已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如今许将又得徐禧之助，自然免不了要更加活跃一些，汴京之中也有耳言流传，称许将又是支持组建火铳局，又是大力鼓吹北伐，背后便是有徐禧为之谋画。

耳语流言，自然不足采信。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徐禧的影响力不容小窥，不构成威胁的人物，便是对手也懒得理会，枢密院都承旨这个位置，也是通往宰执之位的一道阶梯，资历中有过这么一笔，对未来是大有好处的。司马梦求内心也是希望唐康能任此职的，尤其是这次的大封赏之后，唐康资序已够，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温江侯，如果再出任枢密院都承旨，其份量之重，绝非他官可比。尤其唐康并非科举出身，将来肯定做不了翰林学士，有了这份资历，将来再历部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跻身两府，官拜宰执。

但现在看来，近水楼台，又有枢密副使许将支持的徐禧，很有可能先唐康一步做枢密院都承旨，毕竟徐禧的能力已经受到认可，而官场之中，也总是有一些潜规则的，如果两个人各方面条件相当，都适任同一职位，那一般会让年纪较大、入仕在先的那位做。而在正五品的资序上，除了门下后省的都给事中，再无一个官职比得上枢密院都承旨，以唐康升官的势头，也未必会在正五品的资序上停滞很久，一但失之交臂，就可能永远错过这个历练的机会。在唐康的履历中，这无疑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因此，司马梦求心里面，是极不希望徐禧在皇帝面前有任何加分的表现的，可惜的是，这一次，他又要失望了。

读着徐禧呈上的卷轴，小皇帝已是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差点便要击案叫好了。随着赵煦心情的变好，内东门小殿内的气氛也随之改变，原本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严肃消失一空，刚才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庞天寿也明显的松了一口气，即使是司马梦求自己，也不由自主的放松了许多。

司马梦求正在心里面好奇是什么消息竟然会让皇帝如此高兴，赵煦却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此刻所读到的内容，正是稍后范纯仁在韩维府中所得知的消息。无人知道，徐禧悄悄的用了一点小伎俩，利用范纯仁恰好不在枢密院的机会，他先亲自将情报整理妥当，送呈御前，然后才算好时间，安排人马分两次报告范纯仁。

果然，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辽国疑似内乱……这几个好消息突然接踵而至，不但令赵煦喜上眉梢，而且他也几乎是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自己等待已久的良机，甚至安平之事的调查结果，也正好可以成为自己一个难得的筹码。

面对如此良机，赵煦一刻都不想耽误，放下手中的卷轴，便迫不及待吩咐道：“速遣中使，召韩维、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觐见！”

庞天寿领命退下。徐禧亦随即告退，司马梦求见皇帝已无意继续召对，亦跟着告退，赵煦果然并不挽留。一面想着自己接下的任务，一面揣测着皇帝刚才得到的消息，司马梦求心事重重的与徐禧一道退出内东门小殿，直到走出内东门小殿的殿门，他才恍然惊觉一件事情——方才皇帝召见的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在京的宰执大臣与新任的御史中丞，却不知为何，独独漏掉了户部尚书苏辙！这个发现，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忐忑起来。

8

不管皇帝赵煦有多么迫不及待，这个时代的运转都有它固定的节奏，并不会因为他是大宋的皇帝，便给他例外。当他召见的重臣全部赶到崇政殿时，禁中大内的座钟，都已指向未末时分。

在崇政殿外等候皇帝驾到之时，被召见的六个人，几乎都是立即意识到了这次召见的不同寻常，他们可不是司马梦求，在第一时间，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户部尚书苏辙不在召见之列，这让众人都不由得在心里面各自揣测，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前御史中丞刘挚的去职——苏辙与刘挚罢中丞的案子，也是有所牵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在家里养病的左丞相韩维，竟然与枢密使范纯仁联袂出现，这不免也让另外几人浮想联翩。

不过，这一干宋朝重臣，其实都是知道皇帝这次召见的原由的。

在赵煦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成功突围等消息之后没多久，他们也都得到了报告，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因为在密院当值，知道得比皇帝还要早些。

因此，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次召见的主题就是北伐。

但是，不论他们在心里面是兴奋还是忧虑，从他们的外表上，都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贵为宰执大臣，不说喜怒不形于色，若是随随便便就七情上面，那毫无疑问会被人轻视，别人会觉得这个人“轻佻”，不堪大任。

六人几乎都是不发一言，静静的在偏殿之内等候，直到偏殿内那座黄铜座钟的指针终于指向申初，小皇帝赵煦驾临崇政殿，六人才在内臣的引导下，依次进入正殿，行礼如仪。

此时的赵煦也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身着常服，端坐在御榻，看着六人鱼贯入殿——看见第一个入殿的竟然真的是韩维，赵煦脸上还是禁不住露出一丝讶色。

虽然他派使者去召见了韩维，但那只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左丞相的一种尊重，韩维病得不轻，他原本预计这位左丞相是不会前来的，因此，虽然之前内侍告诉了他韩维已经进宫，但直到亲见的那一刻，他才真的相信这个不大不小的意外，真的发生了。

不过，赵煦现在应付各种意外，也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脸上的惊讶很快消散，待六人平身之后，赵煦便立即吩咐侍立旁边的庞天寿亲自扶着韩维落座，又压抑着心中的不快，眼睁睁的看着枢密使范纯仁在另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

这是几个月前才有的习惯，当时高太后让司马光、韩维、石越三人坐了下来，赵煦心里面就有些担心他们这么一坐，便难以再起来，结果还真是被他不幸料中。此后司马光虽然去逝，石越也去了河北，但韩维的身体又有些不好，结果就一直坐着了，而遵循当日的先例，枢密使范纯仁，也跟着一起坐了下来。原本赵煦还指望范纯仁谦逊一下，他顺水推舟就撤了他的座位，但没想到范纯仁看起来忠厚老实，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老实过头，和当日的石越一样，他没有半点推辞，竟然就那么理所当然的坐了！而且后来韩维告病在家，几次召见宰执，只有范纯仁独坐，范纯仁也没有任何客气。更可气的是，还有人为了拍马屁，在《新义报》上大赞太皇太后恢复三公坐而论道的古制，将此事当成太皇太后的圣德之一，外人不知虚实，一时马屁之声四起，竟然有将这件事情坐实之意。赵煦不是没有想过学太祖皇帝，突然撤座，也想过找几个御史上书，给范纯仁施加压力，让他自己主动不坐，但是，他到底亲政未久，没有这个底气，先是辽人在境，现在又想着北伐，他不想也不敢节外生枝。因为那些马屁精的存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圣德，如果轻易加以改作，难免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最后为了平息纷争，很可能座位没撤掉不说，自己还要亲自下旨，为这件事情背书——这种事情，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的。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赵煦也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就算撤了范纯仁的座又如何？石越马上就要回京，以石越现在的功绩声望，不加礼遇，反而撤座，岂不又要引人议论？如果到时候只有石越一个人独坐，赵煦会觉得更加恶心难受。倒不如留着范纯仁的座，到时候如果韩维不在，至少也有范纯仁和石越一起坐着，看着也要顺眼许多。

至少大朝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是站着的。事到如今，赵煦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但这也让他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转头朝身旁的庞天寿点点头，庞天寿会意出列，手里捧着一叠卷宗，送至韩维座前。

韩维莫名其妙的取了最上面的一份卷宗开始浏览，才看得几眼，便是脸色骤变。

其余五人也是被赵煦这一出戏弄得面面相觑，这时候看见韩维脸色不对，心里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却一个个都低着头，脸上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赵煦扫视众人，他本无意卖关子，趁着韩维在读卷宗，淡淡解释道：“不知诸公是否还记得当日石越在安平劳军之事？此乃是庞天寿使河北带回来的卫尉寺与职方司关于此案的卷宗，经由卫尉寺、职方司详加调查，可以确认，当日之事，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幕后指使！”

这可真是大出众人的意料。

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今日的召见，一开口，就抛出了如此敏感的大案。而更让众人意外的是，皇帝言之凿凿，直指安平劳军一案，确系有人策划。

一时之间，殿中众臣，尽皆大惊。甚至，因为太过于惊讶，竟然没有人接皇帝的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正在读着卷宗的韩维身上，崇政殿内，安静得能听见韩维翻弄纸张的声音。

赵煦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韩维读卷宗。颤颤微微的捧着卷宗细读的韩维却是恍若未觉，只是端坐交椅之上，低头读着手中各色人等的口供——但所有人都知道，此刻他的内心，绝不可能如表面上那么平静。

韩维每读完一份卷宗，便交还给庞天寿，庞天寿又将之送至范纯仁手中，范纯仁读完，又依次送给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传阅。一时间，崇政殿仿若变成了政事堂，五名宰执和一名御史中丞，不管心里面是惊讶、担忧，还是幸灾乐祸，都无比认真的读着手中的卷宗，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最后一份卷宗由御史中丞李之纯读完，交还到庞天寿手中。

最先读完全部卷宗后，便垂眉端坐，仿若老僧入定的左丞相韩维首先朝着赵煦微微欠身，说道：“陛下，老臣原本并不相信安平之事背后有何阴谋，但观诸人口供，安平一事背后另有主使确凿无疑，此案非比寻常，以臣愚见，必须穷治，务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韩维的表态，让赵煦既高兴，又意外，但韩维话音未落，兵部尚书韩忠彦已经亢声反对：“韩丞相此言差矣！以臣之见，这不过正好证明安平之事，乃是辽国的反间计，其意便在离间我大宋君臣，若要穷治，正是中契丹下怀，石越亦难自安。”

“师朴参政所言有理。”韩忠彦话音刚落，范纯仁也跟着出声声援，“不论安平之事背后是否有主谋，都可以肯定石越与此事无关——河北诸臣，与石越亲莫过于唐康，石越若有异志，唐康岂会不知？其在安平乃大呼皇帝、皇太后万岁，使奸小之谋，不得其逞，足见忠义……”

关于唐康之举，赵煦倒也是颇为认可，接过话来，道：“唐康忠义，朕自知之，此番拜温江侯，朕亦颇闻外人非议，且不论唐康战功，只安平之功，便足当封侯。”

“臣亦以为石越当与安平之事无关。”吕大防也跟着说道，不过却话锋一转，道：“但臣以为韩丞相所言，才是正理。此事既是有人意图陷害石越，岂可不查明真相，还石越清白。若避嫌疑，反见猜忌。”

赵煦连连点头，又说道：“有人陷害石越，或亦有之。朕闻河北有流言，或谓是吕惠卿欲害石越……”

“臣以为吕吉甫不至如此。”许将连忙说道。

吕大防却道：“亦未可知。”

范纯仁却是脸色有些难看，皱眉问道：“敢问陛下自何处知之？”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神去看庞天寿，神色颇为不善。庞天寿感觉到范纯仁的眼神，顿时心惊肉跳，却又不敢分辩，只是暗暗叫苦。须知他虽是天子近侍，但宋朝非他朝可比，范纯仁贵为枢密使，真是惹恼了他，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幸好赵煦也看出范纯仁在疑心庞天寿，他也知道其中利害，心里面想着回护庞天寿，不及细想，脱口便道：“范公毋疑，此非庞天寿所言，乃薛嗣昌使河北听闻。”

但范纯仁脸色却是越发难看了，盯着皇帝追问道：“不知薛嗣昌何人？”

赵煦被他看得有点发虚，勉强回道：“小臣尔。”

“其所闻流言，未知可有出处？”

“既是流言，岂能问其出处？”

“吕吉甫亦大臣也，虽待罪河东，陛下岂能信小臣无稽之语，而疑大臣？”

赵煦被范纯仁逼得有点狼狈，讪讪道：“朕亦疑其不实。”

范纯仁这才脸色稍霁，但吕大防却不愿意了，道：“范公所言虽是正理，但既有此流言，吕吉甫亦不可久居河北。”

许将听出吕大防心怀不善，念在同为新党的几分香火之情，再次出言回护：“可令其回河东。”

“回河东亦不便。”吕大防摇头，不依不挠，“吕吉甫本守太原，却擅兴兵出河北，致河东章、种反无兵可用，其若回河东，章、种辈焉能制之？”

众人心里都知道吕大防的这番话不是太公道，但同样也难以说吕大防说得不对。许将已然感觉到皇帝的猜忌之意，他与吕惠卿又没什么交情，便无意再为吕惠卿辩护，免得连累自己，其余诸人，更不可能替吕惠卿说话——便是范纯仁刚才，其实也不是为了吕惠卿，他在意的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这却是正中赵煦下怀——薛嗣昌所说的流言当然未必可信，但吕惠卿在他心里，也并非是什么重要人物，那自然还是处理一下的好，有些事情，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但他还是转头假意问韩维意见：“丞相之意如何？”

韩维自然是知道他的心思，沉吟了一下，道：“莫若移镇他处。”

赵煦立即点头，口里却说道：“吕惠卿在河北亦不为无功，且是前朝宰相，朝廷自当优待。”又问：“吕氏是何处人？”

许将也是福建人，便回道：“吕吉甫乃福建南安人。”

“南安属何州？”

“泉州。”

“可令其判泉州。”

赵煦话一出口，众人又是大吃一惊。吕大防更是目瞪口呆——他本以为皇帝是想惩罚吕惠卿，那样的话，就应该找一个和太原府级别相当甚至稍高一点的府州，不拘何处，只须远离汴京与河北、河东就可，让六十多岁的吕惠卿既远离现阶段的政治舞台，又千里奔波劳累，虽然不至于死在路上，但如此折腾一次，也算是惩罚了。但没想到，说了半天，赵煦却是让吕惠卿衣锦还乡！

虽然泉州无疑离汴京足够远，远得足够让吕惠卿的声音彻底从朝廷中消失，这也是吕大防所喜闻乐见的，但是，任何一个宰相，如果不能老死任上的话，那么最理想的结局，莫过于能回家乡做太守吧？这是真正的恩典，毕竟大宋朝对本地人做本地官，是极为忌讳的。

而许将的心里面，却是一阵难以自抑的惊喜。他当然不是为了吕惠卿高兴，而是从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了皇帝对于新党的善意。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他们当然也能感受到这是皇帝在刻意展现对新党的宽容姿态，要说心中全无芥蒂自是不可能，但此刻他二人心里所想的，却是今日吕惠卿能回泉州当太守，他日范纯仁也许就有机会回南京应天府当留守……一念及此，两人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一点反对的念头，马上便烟消云散。

韩维率先便说道：“陛下如此处置甚好，圣上宽宏，此非只是吕惠卿之幸，亦国家之幸。”

范纯仁也开口称颂：“陛下顾念老臣，臣等同沐圣恩。”

他二人既然出声支持，韩忠彦与李之纯本来就无可无不可，六人之中，有五人同声称颂，吕大防虽然不太乐意，但想着吕惠卿从此回到泉州，路途遥远，真正眼不见心不烦，便也不再作声。

小皇帝赵煦心中却是大受鼓舞，他刻意岔到吕惠卿身上，一方面固然是想处置吕惠卿，但更主要的，却是想拿吕惠卿来投石问路——他如此处置吕惠卿，如果刘挚还是御史中丞，那绝对是不可想象之事，如今刘挚不在了，但是赵煦并不确定其余的宰臣，尤其是韩维、范纯仁、吕大防三人，会不会有人取代刘挚的角色，因此必须要加以试探。

事实证明并无第二个刘挚。韩维老矣，再也不会事事顶针；范纯仁虽然让他有一些狼狈，但他本性温和，他只会在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则上较真，这是一个把规则看得比具体的事情更重要的人；而吕大防虽然性格刚强，但他在处理党争的问题上，明显是心中怀私的——刘挚能够令人畏惧，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正直公平，无欲无私，便无所忌惮，而吕大防正直倒是正直，却做不到公平，偏偏他又以君子自期，既然有所欺心，就算自己不愿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下意识的也会因此而约束自己，如此便有了弱点，便做不到刘挚那样一往无前。

当然，赵煦并不可能对吕大防的性格了解得如此细致，但他关心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吕大防退缩了！

只要知道这个就足够了。

既已得逞，赵煦便不再在吕惠卿的事情上多纠缠，又将议题拉了正途，“既然诸公皆无异议，吕惠卿之事，便如此议定。至于安平一案，范相公所言，甚有道理，朕亦并非是疑石越有异志，君臣之间，并无嫌隙。只是朕以为韩丞相与吕参政所言亦是正理，此案既是有人陷害石越，离间我君臣，又岂能听之任之？如此，岂非使人笑我大宋君臣无能？是以，此案仍须穷治。”

安平一案比起吕惠卿来，无疑份量要重许多，众人的注意力立即被拉了回来。范纯仁听完赵煦的表态，仍是坚持反对：“陛下既然信石越不疑，则奸人之谋不得逞，又何需多生事端？若是穷治，石越既为率臣，统兵数十万，所谓‘瓜田李下’，纵是无他心，又岂得自安？此非待大臣之道矣。”

韩忠彦也道：“陛下若要穷治，石越儒者，必乞解兵权。如此，则正中契丹下怀。”

吕大防对吕惠卿的事情本就不甚满意，此时见范纯仁、韩忠彦一意维护石越，心中更是不满，冷冷说道：“师朴参政此言差矣，安平之事，纵与石越无关，纵然朝廷不穷治，石越若是忠臣纯儒，亦必乞解兵权。臣闻石越已与李清臣回京，已知其断不会再回河北领兵，故尧夫相公、师朴参政所虑，臣以为不过是多虑了。”

许将见着机会，也趁机说道：“臣方才细读供词，奸人因知石越在军中威望甚高而设此计，而如案犯韦烈、方索儿辈，之所以梃而走险，亦是知石越极得军心。如此，石越纵然无辜，亦不可使再领兵，此亦为安全之。君子瓜田不纳履，石越乃当世大儒，岂能不知？纵解兵权，其必无怨言。”

他二人的话说得都还算漂亮，但在场之人，又会有谁听不出来话里面藏着的刀子？吕大防还委婉一点，许将的话却已经算得上是白刃相见了。

但他二人的话，却是极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讲究推己及人，你自己跑到瓜田里面，低头去弄自己的鞋子，如果因此被人说成偷瓜贼，那是绝对没有理由责怪别人冤枉你的，因为那是你自找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无条件信任自己，要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自己首先就要知道避嫌。

事情有大小，但道理却是相通的。石越明明己经身处嫌疑之地，自己却不懂得主动避嫌，那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理由责任朝廷猜忌怀疑他的——这至少和他“大儒”的身份不相合。如果一介武夫不懂这个，还有可谅之处，但石越如果不懂这个，那就是他在践行儒家的理念上，有太大的缺陷，当不得他现今所拥有的声誉。

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标准。如果一个人背负着“当世大儒”的名声，却要求别人象对待一个普通儒生那样宽容的对待他，这已经不是非份之求，而可以称得上厚颜无耻了。

因此，吕大防和许将这番话一说出来，范纯仁心里面再想回护石越，也不好作声了，韩忠彦本来就不擅长辩论，此时也是哑口无言，至于御史中丞李之纯，他根本就不想随便淌这浑水，因此早已打定主意，只要皇帝不问到自己头上，就绝不开口说话，此时更是三缄其口。

只有左丞相韩维朝着赵煦微微欠身，慢条斯理的说道：“陛下，国朝制度，宣抚使本就是有事则设，无事则省，契丹既已被逐出河北，战事已了，包括石越在内，诸宣抚使副，皆当回朝缴旨，是否解兵权本就无须多议。”

赵煦没想到韩维竟然是在这里等着他，不由愣了一下，才勉强笑道：“宣抚使司恐尚不能遂罢，契丹在河北受到重创，仓遑北撤，今日诸公应当也都已得到消息——高丽已然出兵夹击辽人，而折克行亦自蔚州突围，耶律冲哥行踪不明，辽国必有内乱。这是千载难适的良机，所谓‘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辽主背盟弃誓，鬼神厌弃，朝廷若不在此时顺天应人，兴义师北伐，他日思之，必悔之无及。”

这是赵煦第一次当着众多宰执重臣的面如此清晰的表明决意北伐的态度。这让一直旗帜鲜明的鼓吹北伐的枢密副使许将立即就兴奋起来，马上接过皇帝的话说道：“陛下圣明，先帝励精图治，便是为了恢复汉唐故地，遗诏于未收复幽蓟耿耿于怀，如今辽国内忧外患，正是陛下全先帝未竞之志之时。”

韩维脸上露出为难之态，“若陛下有志北伐，以老臣之见，仍须使石越节制诸将。”

韩忠彦也趁机说道：“臣亦以为非石越不能为此。”

范纯仁却是弗然不悦，厉声说道：“陛下，北伐大事，牵涉国家气运，不可如此轻易定策，况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己而用之，臣以为北伐与否，仍需从长计议。”

谁也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范纯仁居然还是反对北伐，众人不由都是十分惊讶。尤其是韩维，他本以为之前已与范纯仁达成共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原来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事已至此，除了苦笑，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但更让众人意外的，却是第一个出头对范纯仁表示不以为然的，竟然是吕大防！

范纯仁话音一落，他便马上出列，朗声说道：“诚然，兵者国之大事，必庙算无遗，方可兴兵，臣此前亦因此对于北伐持有疑虑，然如今形移势变，却正是天赐良机！若再从长计议，错过良机，正所谓铸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字。”

“朝廷当以义兴兵，不当以利兴兵！河北遭逢劫乱，百废待兴，朝廷正当安抚百姓，救济黎庶，岂是兴兵之时？”范纯仁今日完全是一反平常的温文尔雅，立即反唇相讥，“况且即便计较利害，亦未必如诸位所想般乐观。辽军虽受重挫，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辽主亦曾励精图治、整兵经武，辽军实力仍然不可小觑。高丽虽然出兵响应，然其与我相距万里，不过是各自为战，缓急难以相济，不足为恃。至于辽国内乱，不过是猜测而已，岂足为凭？”

“若非辽国内乱，那相公以为耶律冲哥又是为何事纵折克行突围？”许将不屑的反问道。

“许公便能确定是辽国内乱？”

“即便不是内乱，能让耶律冲哥放过折克行的，也必是辽人的心腹大患。”许将颇为自信的说道，“若我大宋再兴兵北伐，则辽人便是三面受敌，其以新败之师，受三面之敌，如此良机，若不把握，便是纵虎归山，必为后患。”

“契丹这只老虎，便是归山，也成不了什么大患！”范纯仁辩不过许将，便干脆搬出石越的论调来，“朝廷兴兵，若败则前功尽弃，即便侥幸得胜，契丹败丧幽蓟，则有亡国之势，塞北之地，向非中国能有，契丹既衰，必有新族兴起，臣恐便如石越所言，到时中国之患，才刚刚开始！”

许将不由哈哈大笑，“相公莫非是说笑么？若依相公之语，则汉何必击匈奴？唐何必击突厥？皆不过徒劳耳。世间本无一劳永逸之事，但若思虑太多，则近于杞人之忧天矣。朝廷北伐若得成功，我大宋据有幽蓟，据守雄关则河北无患，屯兵大同则可攻可守，战与不战，操之在我，又何必管他塞北由谁称雄，由谁称霸？彼若敢为患，朝廷只须遣一大将，便可以再封狼居胥、勒燕然山，岂不强过由辽人占据幽蓟形胜，使河北腹心之地，令敌来去自如百倍？”

许将文武双全，又是状元、翰林学士出身，辩辞无碍，这一番话说出来，恐怕就是石越在此，也不好反驳，更何况范纯仁完全是在以短击长，顷刻之间，就被说得哑口无言。若是以往，他说不过时，自有吕大防、刘挚相助，但今日刘挚已经不在，吕大防受到高丽出兵与折克行意外突围成功的影响，也转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北伐。连吕大防都支持北伐了，其余如韩忠彦、李之纯更不用说，心里面多半也是支持北伐的，二人此时不多说话，无非是知道大局已定，顾全范纯仁面子，便不多为难他。而韩维又早已明言，不会再反对北伐。范纯仁顿时就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

崇政殿内，也出现了熙宁以来最为诡异的一幕——新党与旧党的首领人物俨然如同盟一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却是另一名旧党领袖。

但范纯仁虽然辩不过许将，却也并非被其说服，虽然许将语带讥讽，他也不生气，只是对赵煦欠身说道：“陛下，石越曾与臣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此真不易之理也！臣愿陛下三思。辽人虽行不义，然其与大宋相处已逾百年，渐蒙德化，已非蛮夷可比，此番南犯狼狈而归，足以令其刻骨铭心，若此时议和，则是我大宋德加于辽国，北境可得百年无事。杜诗有云：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幽蓟虽是汉唐故地，然太祖、先帝欲收复幽蓟，亦不过是为了得其形胜，以庇佑百姓。若能边境无事，又何必兴无益之兵，反令百姓劳顿、将士死伤？臣愿陛下三思！”

范纯仁这番话言辞恳切，令人动容。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何者才是根本，何者才是目的？这原本也是儒家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史记》记载冒顿之事，其实并不足法，毕竟冒顿不过一匈奴单于而已，并非中夏圣主，对于中夏来说，为了国土而抛弃人民，那显然是绝不可能被歌颂的，相反，真正的儒者，是一定会将百姓置于国土之上的。

只是，但凡牵涉到国土的问题，又都是极为复杂的，绝不会只是简单的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的是非题。

吕大防便对范纯仁的这番论调十分不满，忍不住讥道：“尧夫悲天悯人，然恐契丹到底还是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今日吾不取幽蓟，他日便有契丹再自幽蓟南犯，河北百姓，又要重遭今日之劫！尧夫谓契丹此番遇挫，便不敢再南犯，未免有些以己及人，将契丹想得太君子了。耶律德光时，辽人也曾经仓皇北归，然而真宗时便又再犯；真宗时两国订立澶渊之盟，然辽人如今又再南犯。其劣迹如此，岂可信任？”

范纯仁辩道：“形移势变，岂可一概而论？”

“那尧夫又如何能肯定日后不会又形移势变？”吕大防反问道，又对赵煦说道：“臣一向反对兴无益之兵，国家兴兵，必慎之又慎，然果真能够有机会收复幽蓟，则以臣之见，此刻便是付出一些代价，亦当忍受，此正是为谋万世之利，而为一时之牺牲……”

赵煦高坐御椅，听着他的几位宰臣在那儿唇枪舌剑，不由觉得大开眼界。他心里面自然是倾向吕大防、许将的，尤其范纯仁的那番道理，他本来感觉难以辩驳，没料到竟然被吕、许二人驳得体无完肤，心中不由大觉快意。但他也知道范纯仁并不服气，但既然大部分宰臣都已支持北伐，那即使范纯仁贵为枢密使，也难以阻挡大局了。赵煦也不想几人没完没了的争论下去，待到吕大防说完，他便伸手示意，止住还想说话的许将与范纯仁，委婉说道：“诸公不必再议，朕意已决。”

立即，崇政殿内鸦雀无声。

赵煦高声说道：“朕意已决——若辽主愿去帝号，且割山前诸州为赔款，则两国仍得和好。否则，北伐在所难免！”

他话音一落，左丞相韩维便已率先拜倒：“陛下圣明！臣恭奉圣旨！”

紧接着，吕大防、韩忠彦、许将、李之纯亦恭声说道：“陛下圣明！臣等恭奉圣旨！”

惟有范纯仁默不作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即从座位上起身，向着赵煦长揖，说道：“陛下虽已圣断，然臣忝为枢密使，不敢奉旨。臣请解此职，盼陛下另委贤能，许臣回乡养疾。”

赵煦自然不能答应，摇了摇头，宽言安慰道：“相公不必如此，朕亲政未久，倚赖相公处尚多。朕虽不才，仍望相公不弃，尽心辅佐。”

范纯仁还要说话，赵煦又止住他，对众人说道：“如今对辽之策已定，而太皇太后梓宫仍未奉安山陵，朕每念及此，心难自安，当择吉日，行丧礼，送太皇太后梓宫归藏山陵。”

皇帝突然提起高太后的葬礼，便是范纯仁也不便打断。众人皆是异口同声说道：“正当如此。”

韩维早就等着这件事，又说道：“依本朝故事，臣为首相，当为山陵使……”

但他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摇头打断：“公久病未愈，岂可再如此劳顿？故太皇太后对臣下素来宽厚爱护，此亦非太皇太后所愿也。且此番石越功勋卓著，亦当再加赏赐。朕意仿太皇太后时故事，公暂罢左丞相，仍加平章军国重事，留在汴京安心养病，待到痊愈，再作计较。而以石越拜左丞相，待其回京，由其亲自主持太皇太后葬礼。”

饶是韩维老谋深算，也没料到小皇帝突然来这一出。但皇帝要罢他的左丞相，他本人岂有不同意的道理？要反对也只能由别人来说开这个口。况且皇帝还让他加了个平章军国重事的名头，以他现在的病情，皇帝如此安排，更是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

韩维只得无奈的在心里面叹了口气，低头谢恩。

范纯仁终于又得到说话的机会，连忙说道：“陛下，依本朝故事，首相既任山陵使，便当辞相，若以石越为山陵使，则其才拜首相，便即辞相，岂非儿戏？太皇太后在时，待臣恩重如山，故臣万死，敢乞陛下格外破例，以臣为山陵使，以全君臣恩义。”

范纯仁是枢密使，在熙宁新官制后，实际上是与左、右丞相同列三公，资序虽然在后，便的确也有资格出任山陵使。只不过这并不符合一般惯例，更不符合赵煦心意，赵煦想都不想，便即否决：“朕与太皇太后本为一体，相公悉心辅佐朕躬，便是报太皇太后之恩，不必非为山陵使。且太皇太后于朕有抚育之恩，于国家社稷有匡扶之功，归葬山陵，岂能不稍隆其礼？以首相为山陵使，方使天下军民，悉知太皇太后功在社稷，恩泽万民。至于相公所虑，亦不必担心，朕岂有使石越才拜首相便即辞相之理？以往故事，乃是新君即位，祖宗如此安排，自有深意。然朕登基已久，自不必循此旧例。”

小皇帝的这个表态，却是让其余几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高太后的葬礼，是比照皇帝规格进行的，否则就不能称为“山陵”了，除山陵使外，还有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递使以及按行使等等差遣，除了按行使是内侍陈衍早已确定外，其余四使，基本上都得是朝廷重臣充任，规格低一点就是寺卿、侍郎之类，规格高一点就是尚书、学士、中丞了，在场之人，除了韩维和范纯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没份。

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现在的地位，哪怕是暂时的。

但赵煦的话，却无法让范纯仁满意。皇帝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他坚持让石越出任山陵使，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为免石越回京后反对北伐，甚至凭他的影响力逆转局势，便干脆再将石越支出汴京，等到石越从巩县归来，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便是石越也无可奈何了。除此以外，皇帝如此安排，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安平一案的原因，皇帝对于石越，绝不似他嘴里说的那样，毫无猜忌。

但他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皇帝在北伐一事上，已经得到吕大防的支持，这意味着旧党已经不可能协调立场，齐心协力反对北伐。而且，范纯仁心里面也明白，恐怕这一次，吕大防才是真正代表了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旧党诸君子通常是反对战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反对所有的战争，只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认为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太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因此，他们通常宁愿谨慎一点。但即使是旧党诸君子，也不会排斥一场看起来几乎是必然取胜，并且能够获得许多好处的战争。而眼下的北伐，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吕大防一直心存疑惑，但当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成功之后，态度便突然转变的原因。

而且，范纯仁大概也能猜到吕大防一些别的心思。

既然已认定这是一场没什么风险的战争，对国家的利益不会造成损害，那么，身为旧党的领袖，他就有必要多为旧党算计算计了。小皇帝已经开始表露他的喜好，没有哪个旧党会希望小皇帝喜欢新党而讨厌旧党，哪怕旧党现在再强势，天子的喜好，也可以改变这一切，难得有不违背原则又能讨好皇帝的机会，吕大防当然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就算不能让小皇帝喜欢旧党，至少也希望他不要将旧党视为绊脚石。

而一举多得的是，虽然以前新党才是旧党的主要敌人，而石越则是旧党的盟友，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吕大防、刘挚以前就已经流露出这样的心思——新党已经不再是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快速壮大的石党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安平大捷之后。而他二人的区别，是刘挚对新党与石党都抱有敌意，而吕大防对新党的态度则在不易觉察的趋于温和。

果然，这一次吕大防便毫不犹豫的与许将短暂结盟了。

而他会如此不加掩饰的与自己针锋相对，显然也是因为他心中的不满。这不满的根源，多半正是由于自己对于石越的支持。毕竟，所谓的“旧党”，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对一群政见相近的士大夫们的泛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一辈子的标签，范纯仁过去是旧党，但如果他的政见发生变化，甚至已变得与石越的政见更相近，而与大多数旧党有所差异，那范纯仁究竟还是不是旧党，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圣以来，这种在不同党派中偏移的事情，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因此，范纯仁也能感觉到，吕大防恐怕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

这也可以算做是刘挚罢中丞后的后果之一，如果刘挚还在的话，吕大防顾及到刘挚，断然不会如此公然和许将站在一边。虽然当刘挚还是御史中丞的时候，范纯仁对他的许多行为也多有腹诽，但当他离开之后，范纯仁才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不过此刻再想这些，已无意义。而他即使知道吕大防的心思，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范纯仁虽然性格温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认可了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会无原则的退缩、妥协。

这也是他和韩维不同的地方，也许韩维曾经也如此坚持过，但现在的韩维，已然是老态毕露，多了许多的算计，却少了应有的坚持。虽然范纯仁依然尊重韩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韩维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这也让范纯仁在这崇政殿中，显得如此的孤单。

无人在意范纯仁此刻在想什么。韩维虽然有意帮石越最后一把，但他已无能为力，既然皇帝已经许诺让石越接任左丞相，那这样的安排，在韩维看来也可以接受了，别的事情，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吕大防、许将更是非常满意，石越将拜左丞相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皇帝想出这样的办法支开他一段时间，在二人看来，便已是很大的胜利。韩忠彦倒是有意再替石越说几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安平一案对于皇帝与石越关系的影响，皇帝既然还是愿意让石越做左丞相，那似乎也不该逼迫皇帝过紧，以免招致皇帝的反感。至于李之纯，他只是在庆幸这一切没有沾到自己身上，而且原本他这个御史中丞是有很大可能要出任仪仗使的，他从上任开始就担心自己这个御史中丞很可能就只能做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之止，现在听到还有机会继续做下去，心中的惊喜几乎无法掩饰。

但小皇帝依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见众人都已接受山陵使的安排，又乘胜追击，顺势抛出最后的议题。

“太皇太后山陵使之安排，便姑且先如此议定，其余使者，待石越与李清臣回京，再行商议不迟。今日召见诸公，尚有最后一事……”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庞天寿使个眼色，庞天寿赶紧抱起一大堆的奏状，摆到御座前的御案之上。

赵煦指着堆得高高的奏状，淡淡说道：“这些都是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然后又拿起最上面的一封，说道：“这是苏辙自请出外的奏状。”

“御史所言除了此前王巩一案外，多是论其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轻佻，与钱庄总社周应芳及在京蜀商往来密切，收受商人捐赠等事。其实都是些捕风捉影、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是苏氏兄弟喜好文士，其门下多是文多质少，入仕之后，往往便得苏辙为之延誉、荐举，此辈言行轻佻，偶尔犯些小错，也是有的。至于所谓收受商人捐赠之事，朕亦已查明，不过是周应芳等商贾看在苏辙的面子上，筹集了一万贯缗钱为本钱，在汴京购置田产房舍经营，以所获利润资助蜀地来京师游学的贫寒士子。御史遂疑商人逐利，周应芳辈无故出资行善，必是苏辙循私，其乃是慷朝廷之慨，为己延誉……这些本不是大事，只是御史交相论奏，苏辙颇不自安，遂坚执自请出外……”

小皇帝轻描淡写的介绍着情况——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弹劾苏辙的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杨畏为首，都是得了赵煦的暗示，才肆无忌惮的攻击苏辙。内容更没有他说的那么理性，言辞也远不是那么温和。众御史攻击苏辙在刘挚罢中丞之后，居然不坚持辞相，是贪权恋栈、恬不知耻，称其习纵横家权谋之术，在仁宗朝殿试，就以讲宫禁之事，对仁宗不恭，以讨好执政，枉求直名，熙宁时又一意倾附司马光、石越求进，做到宰执并非自己有何才干，而只是会讨好司马光和石越，又说他喜欢欺世盗名，做参政之后，便对川蜀士子百般照顾，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是才多德寡之人，别的官员资助家乡后进，都是自己出钱，而苏辙自己不肯出钱，却令商人出钱资助川蜀士子，沽名钓誉，使得川蜀士大夫皆以苏氏兄弟马首是瞻，汴京有“蜀党”之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如果还不坚持自请出外，那也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挚，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

不说今日苏辙未获召见已是明显的信号，这六人亦不会象苏辙自己一样当局者迷，做为旁观者，他们早就猜到，如果皇帝打算调整宰臣，苏辙的地位便是最危险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小皇帝对石越并不信任，石越功劳越大、声望越高，和石越走得太近的苏辙便越是危险，皇帝轻易不能动摇石越的位置，为了平衡各派力量，就有必要从其他地方着手削弱石越的力量，苏辙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如果没有庞天寿从河北带来的安平事件的调查结果，也许苏辙的事还有转机，皇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下手，应该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比如让苏辙出任高太后的山陵五使之一，甚至如果石越转变态度支持北伐，或者苏辙觉察到危机设法获得小皇帝信任，那么结果亦有可能改变。但庞天寿带回的调查结果，以及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无疑都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不信任，虽然皇帝不得不拜石越为左丞相，但也让他更加急于赶走苏辙，他甚至已无耐心再等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了！

能够削弱石越一派的力量，也是吕大防与许将期待已久的。二人都是格外仔细的听着皇帝所说的“罪名”，待到皇帝说完，吕大防马上便说道：“陛下，苏辙久居户部，一直尽忠职守，其侍奉高宗、故太皇太后、陛下，皆谨慎守份，从无大错。虽然略有小过，还望陛下从轻处分。”

他这是名义上求情，实际上定性，其余几人岂能听不出来？范纯仁心中对他的不满更甚，他今日议事屡受挫折，换成他人，此时便不会再说话，但范纯仁是外圆内方的性格，虽不免气馁，却仍是说道：“所谓蜀党一事，甚是无稽，惟受钱庄总社捐赠一事，确有不妥，然亦非私用，陛下明察秋毫，既已知原委，臣以为不当以此小事遂罢执政。”

韩忠彦也说道：“苏辙掌户部八年，为国家理财，井井有条，人才难得，还望陛下体恤。”

赵煦忙道：“乃是苏辙自请出外，非朕欲加罪。”

吕大防没想到范纯仁竟然还会替苏辙说话，心中更是不喜，冷言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苏氏兄弟自负才高，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不检之处臣亦多有耳闻，如苏辙既为天下理财，岂宜私见商贾？所谓蜀党一事，亦非无可诟病。凡士大夫显达之后，回馈乡里，建立义仓，扶危救困，办学倡教，本为美事。然凡事过犹不及，苏辙既为执政，当待天下之士为一体，岂能因同乡便加照顾？若朝廷公卿皆学其行，则乡党遍立于朝堂，这朝堂之上，还能有公论？苏辙初时或为人所惑，不觉其非，如今既为御史所察，苏辙亦算是正士，岂能无愧？其既求去，当全其美。”

许将也不客气的说道：“便是蜀党今日非党，亦难免日后不成党。士大夫若秉于公义，因所见相近，以道德相交，遂互通声气，而成其党，本无不妥，盖其是为天下之公，只因一人势孤，难济大事，遂引同类，以求同衷共济。而乡党则不然，乡党不过因同乡同籍之谊而成朋党，其结党不过是求互相照应，甚至为念同乡之情，官官相护，弄权谋私，此乃国家蠹虫、朝廷大害，本当防微杜渐。苏辙为朝廷执政，岂能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其之所以无所忌讳，纵不是为厚植党羽，亦是惑于虚名。朝廷不明言其罪，已是陛下宽厚，念其多年辅臣之劳，顾念宰臣体面，其亦自知于此，遂请出外，陛下当全其志。”

这番话说得范纯仁、韩忠彦再无言语。

赵煦又问韩维：“韩丞相以为如何？”

韩维知大局已定，只说道：“还望陛下多念苏辙在宰府多年之劳。”

赵煦点点头，道：“苏辙侍奉两朝，勤劳王事，不为无功，虽有小过，朕亦不以此小过而责大臣，然其既求去，亦全其德。如此，便罢苏辙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赏其功，本官转特进，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洪州。”

如此处分，相当于正常罢执政，众人都是无话可说，一齐顿首，称颂皇帝宽厚。吕大防与许将尤为高兴，吕大防在意的是苏辙出外极大削弱了石党的势力，而许将却是觊觎户部尚书的位置，苏辙腾出了位置，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更大了。

而最高兴的则莫过于小皇帝赵煦，这还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在与宰臣议事时掌握住局势，而且取得的成果更是他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不但终于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国策，还通过了让石越担任高太后山陵使、罢免户部尚书苏辙等重要人事变动，这也让他掌握住了接下来两府重新布局的主动权。可以预见，他对于两府宰臣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强大。

这也让他终于感受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司马梦求、李稷等人时的愤怒、不安，这时候都一扫而空，结束崇政殿的召见之后，赵煦便即返回福宁殿，一路之上，所有的内侍、宫女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皇帝那种轻松与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

回到福宁殿后，赵煦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对跟在身边服侍的庞天寿感慨道：“朕承大统七年矣，未有如今日快意者！昔时读《汉书》，见汉高言‘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朕至今日，始知其意！”

9

汴京城西，汴河金梁桥北，西梁院。

这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四合院，尤其是在豪宅林立的汴河两岸，西梁院看起来，就象是一户寻常小富人家的宅邸，就算是世居汴京的土著，如果不是就住在金梁桥附近，恐怕也绝对想不到，此处竟然会是兵部职方司的总部。

此刻，西梁院内的一间四合院内，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正在埋头细读堆积如山的报告，而仅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四合院内，职方郎中曹谌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时不时抬眼的向着司马梦求所在的四合院方向张望——虽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不可能看得见司马梦求正在做什么的。

但除此以外，曹谌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职方司郎中名义上职方司的主官，然而因为司马梦求这个兵部侍郎的存在，曹谌倒更象是一名副使，职方司的决策、人事，乃至重大的案件，司马梦求可以说是事无不预，曹谌只能奉行而已。但他也无可奈何，司马梦求在这方面的经验、能力，远非他可比，而且在兵部，兵部尚书韩忠彦与司马梦求有明确分工，兵部五司中，韩忠彦直管武选、兵籍、库部三司，司马梦求则掌管职方、驿传二司及讲武学堂，对曹谌来说，司马梦求不是仅是现官，还是现管，他根本无力抗颉。

曹谌并不是心甘情愿做这个“副使”的，他虽然是外戚，但曹太后早已去逝，便是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高太后，也同样已经逝世，曹家在宫中已经没有直接的倚靠，职方司郎中又是一个很紧要的衙门，因此，曹谌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出身世家名门，曹谌在许多方面还是颇有优势的，他从小就耳闻目睹，家学渊源，熟知本朝各种典故，兼之曹家是累世将门高第，曹谌不仅非常了解宋朝军队的运作方式，而且因为历代先祖的关系，在禁军之中人脉深广，还有与生俱来的威望——在宋朝禁军中随便找一个高级将领，都可能本人或者祖上曾经是曹谌某位祖辈的旧部，这种祖宗的遗泽也许再过一两代就会消失殆尽，但至少在曹谌这一代，依旧还是切切实实的资本。在极重阶级之法的宋军之中，禁军将领仍然会买曹谌的账。

然而事与愿违，曹谌在职方司的任上，却并不能施展拳脚。他虽然也从在职方司任职的前班直侍卫、内侍中笼络了一批亲信，却依旧远远无法和司马梦求的势力相比，相比司马梦求，他的优势不值一提，尤其是皇帝非常信任司马梦求，而且这个信任，可能还在他之上，这让许多班直侍卫、内侍出身的职方司官吏都选择在他与司马梦求之间保持中立。

即使这一次安平事件，卫尉寺、职方司所有人都闹得灰头土脸，但曹谌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皇帝对司马梦求的信任并没削弱。这种关系，让曹谌不自禁的感到羡慕，甚至是嫉妒。不过，曹谌继承了祖辈的一些性格特征，尽管是名门望族出身，他也从不会骄矜自大，反而是缜密谨慎的性格，在外人面前，他从不会表露出任何的想法。职方司乃至兵部的僚属，都觉得他和司马梦求的关系，完全是萧规曹随，甚至会觉得他对司马梦求过于顺从了。

老实本份、宽和厚道的外戚角色——这样的性格，本也是时人对于外戚的期待，而大宋朝的外戚之中，的确也不缺这样的外戚，所以，大家期望曹谌是这样的，也觉得曹谌就是这一类的“贤良”外戚之中的一员，这就是时下人们一般的想法。

但是曹谌自己是不甘于这样的角色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表面上看是夸奖，但实际上却隐含着身为外戚，只要老实厚道就行，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这种无才便是德的侮辱。而曹谌更希望自己的才能受到认可。

这次的事件，曹谌似乎感觉到了一个机会，但这种内心深处的直觉，隐隐绰绰，似乎就在那里，却极难抓住，对于该做点什么，他始终都是不得要领。

而隔壁的司马梦求，此时还完全不知道他的下属心里面的那些小心思，他也没有心思再关心其他的事情，自从内东门小殿召见结束后，这一段日子，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对石越“左右之人”的调查之中。

司马梦求并不相信石越会有谋逆之心，为了安小皇帝之心，他甚至以身家性命做保，并且曾经承诺小皇帝，若安平之事果真是石越策划，他会亲自刺杀石越，再自杀谢罪。这个承诺，司马梦求也是绝对认真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切会发生。

司马梦求对于石越的尊敬、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爱戴、崇拜，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掺杂半点水份。但同样，他对于宋朝的忠诚，对于两代皇帝对他的信任的感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未想过二者之间会有任何的冲突，他认识的那个石越会是乱臣贼子？这样荒谬的事情，司马梦求想都没有想过。

这不过是奸贼的离间之计而已。他能够理解小皇帝的猜忌，身为皇帝，不可能要求他无条件的信任臣下，尤其是在发生了安平事件这样的事情之后，否则那就不是宽仁，而是愚蠢了。皇帝并没有上当，对石越依旧表达了公开的信任与支持，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理就算得上相当妥当了。

但在司马梦求看来，石越还能为这个国家做更多，而为了让他能做更多，他需要小皇帝更多的信任。既然小皇帝能够如此信任他司马梦求，那么，小皇帝与石越之间，应该也有那个共存的办法存在——他并不天真，他知道小皇帝与石越这样宰臣之间有天然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值得去寻找那个共存的办法！

为此，即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因此，他才向皇帝提出，要做这个调查。如果能彻底排除石越左近之人的嫌疑，那么石越的嫌疑，自然就消失了。这种调查，而且还是秘密调查，也许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司马梦求却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石越的“左右之人”。

能够被石越托付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潘照临、唐康、石鉴、陈良……也许还有范翔，最多再加上几个性格缜密的可靠家人。但如果说石越真要干“大事”，潘、唐、石、陈四人竟然一个人都不曾参预，那岂能想象？

当然，实际调查的范围会更广，因为皇帝实际怀疑的对象，应该也是疑心石越左右有人想图非常之富贵，因此河北宣台的一些谟臣，还有一些石越的西军旧部，也需要进行排查。但如果同时全面展开的话，他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了。虽然有一些调查下面的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在查什么，但重要的部分，还是需要精明强干并且绝对能够保守秘密的可信之人来进行，这样的人，在职方司可不算太多，而且他还不能全部抽调，循正常途径追查幕后主使也要同时进行，虽然希望渺茫，却也不能因此放弃。

所以，司马梦求只能一步一步进行，他首先要拟出一个让皇帝认可的名单来，然后按图索骥，逐个调查名单上每个人这一年内的行止，一一排除嫌疑。而优先调查的，就是潘、石、陈、范四人，以及一些石府下人的行踪。唐康乃至唐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调查的，唐康在安平以及之后的表现，已经彻底帮他和唐家洗脱了嫌疑。

至今为止，初步的排查还是颇有效率的。

一些石府的家人，都建立起来了比较完整的时间线，值得怀疑的人都必然在石府有一定地位，这些人在朝堂上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汴京一般百姓之间，却已然也是个大人物，他们的这一年内干过什么，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并不难查清楚。汴京毕竟是一座街坊邻居都极为热情而且好谈是非的城市，很多时候，职方司的吏人甚至不需要花什么心思，只要喝一杯茶，顺口一提，就有人滔滔不绝的将这些人祖宗三代的故事都讲给你听。

从初步排查来看，完全不出司马梦求意料，这些家人今年之内根本就没有人去过河北。石越在这方面相当谨慎，连家书递送都是用宣台的渠道，全是班直侍卫在送信，这既是他的特权，也是一种姿态。在外领兵，石越是很注重这些小细节的。

对潘照临等人的调查也不算困难。陈良远在杭州，但陈良在杭州也是个名人，几名亲从官找到一些刚从杭州来汴京的客商委婉打听，可以确定陈良一整年都呆在杭州西湖学院讲学，悠游度日，这一年之内，他纳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还是杭州有名的名妓，添了一子一女，还在西湖边新置了一座园林，又耗费重金从益州引种牡丹至杭州载种，还邀请杭州名流举办了一次牡丹盛会，此外还两次拒绝了诸侯国的邀请，以及又替某个诸侯国出谋划策、牵针引线办成了某件大事，得到了若干让人羡慕的谢礼……

而石鉴与范翔就更简单了，宣台之内，本来就安插有职方司的亲从官，此外轮调回京的班直侍卫也有不少，这两人在河北基本不离石越左右，偶尔出使，也有班直侍卫跟随护卫，从未单独行动过。

唯一让司马梦求皱眉难断的，就只有潘照临了。

一份份的整理所有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司马梦求发现潘照临自从今年二月回到汴京之后，便又重新在汴京住了下来，这是绍圣以来颇为罕见的情况，因为此前潘照临一向是行踪飘忽不定，更是极少回汴京的。这当然也称不上可疑，因为潘照临是石越最倚重的谟臣，今年乃是多事之秋，他在汴京出谋划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回汴京后这近一年的时间，潘照临中间也离开过几次汴京，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只是他每次离开的时间都很短，可以猜测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他在汴京的时间，虽然不是深居简出，但也是半隐居的状态，很难追查到他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但这同样也不能算是疑点，因为潘照临的身份与其他人不同，他既不公开活动，却又高高在上，够资格见上他一面的，都不是寻常人物，即使在韩维、范纯仁等宰臣的府上，他也是座上之宾，区区职方司的亲从官，不要说没资格去询问韩维、范纯仁这样的宰臣，就算如李敦敏这样的官员，也是绝不敢去打扰的。如此想要旁侧斜击的打听到准确的消息，就要困难许多了。而且潘照临行事的风格一向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行踪只有他本人才清楚，如今职方司的亲从官想要追溯，本来就只能靠着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拼凑，不可能似其余人那样一目了然。

但稍稍让司马梦求有些在意的是，据他所知，潘照临应该是住在贡院附近蔡河畔的一座宅院，那是唐康送给潘照临的礼物，潘照临虽然没有正式接受，但还是暂住在那里，司马梦求也曾过去几次，那座宅子位置清幽，闹中取静，而且还带有一个布局精巧的小型园林，对这份礼物，唐康应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除了园宅外，唐康还附赠了一众家仆使婢、马车马夫，以及一具名为“秋籁”的唐琴——司马梦求几次去见潘照临，其中一小半的目的，就是去看那具秋籁。

但是，根据他此刻看到的这些报告分析，潘照临在汴京城内应该还有别的居所，此外在城外可能也有居处。一名亲从官从那一带送报的报童口中得知，潘照临几乎每天都会购买当日的所有报纸，并且出手十分阔绰，而那位报童还在无意中发现，他一个在戴楼门附近送报的小伙伴，经常也会卖给这位客人同样多的报纸！

职方司的亲从官们早已总结了一套经验，要调查一个人的行迹，每天会固定出现在各家各户门口的报童那儿，总是有最多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那些辽国派到大宋的奸细也许什么事情都不做，但一定会看报纸……潘照临肯定想不到，他的秘密就这么简单的暴露了。

调查的亲从官也调查了戴楼门那一处住所的房主，在开封府的档案中，那处房主登记在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下，而众多的被调查者则全都认定潘照临才是宅子的主人。这一切都显示，潘照临不想让人知道这处住所的存在。然而，根据调查，那个住所也没有女子、小孩，虽然经常有各色人物出入，却都不象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亲从官调查了几个被确认经常出入那处住所的人的身份，结果让人讶异，这几人身份各异，有的是衙探、省探，有的是行会的牙人，有的则是写话本的落魄文士。更多的人，则是连身份都无法确认。

似潘照临这样的人物，结交三教九流的人物并不算出奇，仅凭现有的线索，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司马梦求总有一种直觉，他反复阅读手中的情报，总感觉这些线索并不简单。

他感觉也许职方司的亲从官们，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虽然未必与安平之事有关，但是，应该也并不简单。司马梦求是宋朝现有的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也非常清楚潘照临在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职方馆最早的一批在辽国的细作，有一部分最初就是潘照临安插的，只是后来才被统合进职方馆。因此，他有些疑心，他是不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潘照临经营的情报网！

司马梦求绝不怀疑潘照临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职方馆与职方司创立之后，任何官员、将领，私自组建情报部队在原则上都是不被允许的——若是边境长吏、守将触犯此例，枢密院一般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能自己设法解决细作的编制，舍得出自己的公使钱当细作的薪俸就行，密院也并不深究。但是，除此以外，任何官员，哪怕是宰臣，也是极犯忌讳的。尤其这还明显是针对本国官员的，即使是宋廷本身，在这方面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激起士大夫的反弹。

这也让司马梦求有些投鼠忌器，如果他的怀疑被证实的话，他不知道这是潘照临自作主张，还是得到过石越的授意。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至少从熙宁末开始，石越在这方面就相当谨慎了，到了绍圣年间，就更加小心不触犯任何忌讳。这也是合乎常理的，到了宰臣的地位，若还要靠着上不了台面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其实是很无能的表现，因为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这种行为即危险又无太大的好处。比如这种私下里的情报网，任何参预其中的人只要心中有所不满，跑到登闻鼓院一击鼓，就能彻底毁掉石越——这相当于石越主动送把柄给人以方便其在需要的时候勒索自己。

如果石越是那种一手遮天的权相，拥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力量还稍微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其后果也就是被人诟病，丧失人望，在史册上留下不光彩一笔。但绍圣年间是三党鼎立，做这种事就殊为不智了。

即使司马梦求还在石越门下的时候，石越也不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并不相信这件事情与石越有关。但即使如此，事情一旦证实，石越也还是很难脱得了干系。虽然现在表面上潘照临已与石越没有关系，但以潘照临和石越的关系，潘照临出了事，石越又怎么可能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司马梦求心里面再次生出干脆将此事掩盖下来的想法，他又仔细的检查了报告上的几名亲从官的名字，都不是班直侍卫与内侍出身，其中一人还是他从职方馆带过来的亲信，只要费点手脚，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可能装做没看见的……

如此想着，司马梦求拿起一份报告，放到了身旁的火盆之上，手掌感受着火盆传来的温热，司马梦求稍稍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一咬牙，将报告扔进了火盆中，瞬时，火盆内的火苗猛的窜了起来，不用多时，一份报告，便化为灰烬。

烧了第一份报告后，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份份的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在司马梦求面前，烧成灰烬……但是，报告中的每一个字，却在刻在了司马梦求的心中，让他始终难以释怀。

潘照临究竟想做什么？绍圣以来，他已经退出了石越的幕府，这么久了，还维持着这样的情报网，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还要继续任由他如此胡作非为么？这件事这次是被自己发现，下次难保不被曹谌或者其他人发觉，到时候连累的，还是石越……

各种各样的疑问纷至沓来，想得越多，司马梦求就越发的感到潘照临疑点甚多。他心里面，甚至萌生起不好的预感来。

皇帝那边，潘照临的嫌疑也终究是要排除才能让皇帝信服的，对潘照临的调查，并不能就此打住。司马梦求心中莫名的生出一丝悔意来。看来，之后对潘照临的调查，必须由自己亲自指挥，甚至是亲自进行了。

火光映照在司马梦求紧锁着双眉的脸上，他暗暗做下了决定——为了掌握主动，无论如何，他都要先将潘照临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数日后，北京大名府。

晴朗的冬日里，万里无云，淡淡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河北名城，令整座城市都浸沉在一种明朗的严寒中，透出一种坚硬、洁净的美来。

但对此刻身在大名府的潘照临来说，却是毫无心情去感受这样的景致。石越的行程比他预想要慢许多，他在大名府，已经等了十来天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耐。

他还不知道司马梦求正在暗中调查他，对于职方司对安平事件的调查进展，更是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小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众宰臣时的情况——他毕竟也没神通广大到事无不知的地步。但是，他现在掌握到的情报，便已经足够让他感到不安了。

这些日子，汴京朝廷中，以封赏有功之臣的名义，大除拜接连不断。

先是左丞相韩维罢左丞相，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然后是石越罢右丞相。虽然没有正式拜左丞相，但从罢右丞相敕书上的溢美之辞来看，拜左丞相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是等着石越回京就会正式下诏。而接替石越拜右丞相的，则是枢密使范纯仁。

紧接着，兵部尚书韩忠彦拜枢密使，户部尚书苏辙辞相自请出外，枢密副使许将拜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章惇拜兵部尚书，工部侍郎曾布拜工部尚书，翰林学士安焘拜礼部尚书……接连不断的大除拜让人眼花缭乱，两府宰臣之中，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刑部尚书李清臣、枢密副使王厚三人没有挪位置！其中王厚也是新除不久。

两府宰臣的变动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汴京朝廷的重要人事变动，却远不止于此。

翰林学士院也发生了大变动，除苏轼仍任翰林学士，安焘高升外，皇帝又新任命了英宗治平二年的状元彭汝砺为翰林学士，又以尚书左丞钱勰、新党干将蒋之奇出任翰林侍读学士。

而在钱勰腾出位置后，又让尚书右丞梁焘升任尚书左丞，诏回张商英，让他出任尚书右丞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此外，又任命有名的才子，熙宁年间修撰《两朝宝训》，绍圣间又修撰《高宗宝训》的林希为中书舍人，同时负责修撰《高宗实录》。

刚刚换了御史中丞的御史台也迎来大调整，安惇时隔十余年，再次被任命为侍御史，原来御史台中不少旧党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纷纷升官，离开御史台，前往地方上担任各州通判，而以刘拯为代表的立场偏向新党的官员，以及以贾易为代表的程颐门生取而代之，成为御史台中两股新的势力。

门下后省同样没能逃过这次大调整，原都给事中胡宗愈高升，出任太常少卿，而以三槐王氏第五代中颇有名望的王震接任此要职，三槐王氏乃是宋朝有名的名门世家，出过真宗朝名相王旦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王震的叔祖王素也是历事仁、英、高三朝的名臣，但王震立场却偏向新党，为吕惠卿所荐，熙宁年间曾经在中书习学公事，出任中书检正官，为变法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出任过起居舍人等近职，熙宁末年始出外任职，如今风水轮流转，再次回到中枢，还出任都给事中这样举足轻重的官职。而副都给事中，则由弹劾刘挚立下大功的刑恕担任！

至于此外的各种任免除拜，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次的人事调整，有如暴风骤雨一般，又猛又急，涉及到几乎所有重要的机构，是熙宁、绍圣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次调整。即使是熙宁初年，新党初得志之时，也没有过如此剧烈的人事变动。

但这次剧烈的变动，却没有激起值得一提的反对声浪，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通过了。其中奥妙，便在于这次变动的“剧烈”，其实只是表面上的。

以两府的格局来看，表面看来变化虽大，实际上却只调整了两位宰臣，一个是本就准备致仕的韩维，一个就是自请出外的苏辙。得知苏辙出外的时候，包括潘照临在内，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以为皇帝在针对石越，但曾布拜工部尚书的消息却马上化解这种怀疑。朝中三大势力，旧党范纯仁拜右丞相，吕大防仍任吏书，在两府中的势力可以认为是加强了；新党许将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户部尚书位置，不用说也是加强了；石党少了个户部尚书，却多了个左丞相和工部尚书，也是加强了。其余宰臣则都是游离于新党与石党、石党与旧党之间，要么升官，要么仍维持原职，并没有人利益受损，三党的势力格局也得以继续维持，难得的皆大欢喜，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其余学士院、御史台这些次一等的核心官衙，虽然的确加入了一些新党，但原有的旧党纷纷升官，并非被贬逐，留任的旧党也依然占据优势，新任命的官员中也同样有如贾易这样的旧党官员，即使一些旧党官员对某些新任新党官员心存芥蒂，也很难找到反对的理由。现在三党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状态，总不能说这些官职只能旧党做得，新党便做不得。此外吏部尚书吕大防对于新党的暖昧态度，也对这些任命得以如此顺利通过极为有利，在崇政殿召见之后，范纯仁与吕大防之间，更是已经走到接近分裂的边缘，在这样的敏感的时刻，旧党也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力量去阻止对这些新党官员的任命。

而且许多的官员，比如张商英、林希、刑恕，其实已经很难说他们是哪一党，张商英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是石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新党，林希和二苏、章惇都是好友，他被提拔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高宗宝训》编得好，刑恕到底还是不是旧党，现在已无人说得清……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小皇帝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官员。此时的旧党连如安惇这样的新党复出都无强烈意愿阻挡，更不用说去针对这些派系难以判断的官员了。

自然，对于这种种内情，潘照临亦不能尽知，对于旧党在这次大除拜中的微妙变化，他也不明所以，但他依然敏锐的感觉到了隐藏在这次大除拜中的不利因素。

通过这次大除拜，两府、学士院、御史台、门下后省，小皇帝全部实现了“异论相搅”，尤其是旧党丧失对御史台与门下后省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的绝对控制之后，表面上是三党势力格局继续维持，实际却是小皇帝在一步一步的收复自己的失地。从此以后，小皇帝有了更多的筹码，在面对宰臣之时，将占据着更多的主动权，三党之间的互动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微妙。

而重新起用安惇、张商英、王震等官员，则是小皇帝在更加明确的向外界释放信号——他想要有所作为，他想要积极进取！他已开始培养自己的人马。

小皇帝想要进取有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潘照临亦不在意。为了让小皇帝的志向得以实现，他还暗中帮过皇帝一把，操纵杨畏、刑恕赶走刘挚，打破朝中平衡，削弱小皇帝推行北伐之策时的阻力。

但如今看来，这个忙似乎帮过头了。小皇帝比潘照临想像的要聪明。在他原本的设想中，刘挚罢中丞后，小皇帝不会再将御史中丞的位置交到旧党手里，新党有机可乘，也一定会觊觎这个重要的位置，两党即使不撕破脸，也会为此来一番明争暗斗。而与此同时，旧党内部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潘照临对算学、几何之学也是颇为精通的，深知三角结构才能稳定，两个巨头则难以平衡，旧党只余下吕大防与范纯仁，若吕大防地位比范纯仁高还好些，范纯仁性格温和，能居人下，可能二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小些，但现实却是范纯仁地位比吕大防高，如此性格温和反成为范纯仁的弱点，他的性格绝对无法让性格刚强的吕大防以领袖视之，如此，旧党内部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旧党势力若然分裂，而小皇帝为了进取之志，多半又会重用一些新党，这必然会招致旧党的警惕与反弹，但内部不团结的旧党绝对无法阻止新党的复兴，甚至会因此招致皇帝的反感，导致一些激进的旧党大臣被贬逐，这又将迫使旧党做出选择——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巩固与石越的同盟，与其选择新党，不如选择关系更好的石党。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决定。旧党无论如何，也会将石越推于北伐领导者的角色上。但这一次结盟，却再也不是以前，因为石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而旧党却再也没有了司马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了……

这就是潘照临原本的如意算盘。

但现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首先小皇帝在新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就让潘照临小小的吃了一惊。御史中丞仍然是旧党接任，这让旧党对新党复兴的警惕感大为降低。而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是吕大防的态度完全出乎潘照临的计算。刘挚罢中丞后，吕大防的确将自己当成了旧党真正的领袖，并矢志要继续巩固旧党的地位，让大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因为皇帝并没有对新党流露出过份的亲近，结果他反而将石党视作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潘照临更大的失算，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吕大防会改变态度，支持北伐！

吕大防的这个态度至关重要，这让小皇帝有了充足的选择。小皇帝并非是天生反对旧党，他只是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而旧党一般会偏向保守、稳重，因此他不得不要削弱旧党的力量。但如果旧党也支持北伐，他又有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人和事物，都是会不停的变化的。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一成不变的东西存在。熙宁、绍圣年间所谓的“旧党”，在仁宗庆历年间，曾经也是变法的“新党”，庆历新政就是旧党的变法。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念错了，而是归咎于朝中的权奸，终于有一天，他们都熬成了朝廷元老，宋朝也迎来了再一次变法的时机，他们本以为自己会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一次庆历新政，因此，在治平、熙宁初年的时候，旧党也曾经是希望改革的，但上天却没有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宋廷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变法之路上，于是，新的“新党”诞生了，正如在革命党的眼中，洋务派亦只不过是保皇党而已，因此，过去的改革派理所当然也就变成了“旧党”……但其实，所谓“旧党”的政治理念，基本仍然是以范仲淹的政治蓝图为基础的，只不过是略有修正调整，从无本质的改变。

但人类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却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给别人打上标签，然后又用固有的标签去解读别人。

从富弼在熙宁初年对皇帝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开始，旧党给人的印象，便始终是对战争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人们早已忘记，其实当年庆历新政的内容也包括修武备，面对元昊来势汹汹的入侵，是范仲淹与韩琦几乎从无到有在陕西经营起了一只能战斗的禁军，虽然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几乎打输了每一场战役，最后不得不坐视元昊建国称帝，与元昊议和了事，但从战略上来看，他们还是挫败了元昊入主关中的野心。而且，那个时代败给元昊的，也不止只有范、韩而已，十六七万辽军铁骑，面对元昊，也同样闹了个灰头土脸。无可否认，旧党中哪怕最杰出的人物，军事才能也相当有限，至少远远不及元昊，而且，惩于五代之弊，几乎所有的旧党人物对于武人都极不信任，防范猜忌之心甚强。但很少会有人去细想，这其实正说明了旧党在战争上的极度谨慎态度，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的。

人类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所谓“路径依赖”的种族。比如对待战争，如果本身具备相当的军事才能，并且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军事手段就会很自然的成为常规手段之一；但如果本身军事才能平庸，又不曾在这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军事手段也会很自然的成为最后不得己时才会考虑的选择。

从庆历到治平，宋军那不甚光彩的战绩，很自然就会让旧党在对待战争时变得格外谨慎。再加上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反战主义在旧党中成为主流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从熙宁到绍圣，宋朝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堪称辉煌。虽然人们在思想上的转变往往会困难而缓慢，尤其是在对西夏的战争胜利之后，宋军又一度在西南夷战争中折戟，这无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安平大捷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比起西夏，辽国对于宋朝是完全不同的意义。西夏哪怕是最强大之时，宋朝的士大夫也从未平等对待过它，它始终被视为一个臣邦，但辽国不同，辽国在宋朝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大国。

因此，全歼数以万计的辽国铁骑，对于宋朝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都是难以形容的。

许多旧党君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早就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如果对他们不够了解的话，就很难觉察。因为他们慎战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这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就算宋军所向披靡，他们也不可能变成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但是，避战、畏战、反战的思想，却早已烟消云散。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却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避战、畏战、反战，在初期，肯定都是以慎战的名义出现的。

潘照临虽然精于细察人心，但是，在吕大防身上，他还是免不了被自己固有的印象给欺骗了。

而且，他再料事如神，也绝想不到会发生折克行自蔚州突围成功的事情。

大雪封山，又被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以优势兵力围困，怎么看都是身处绝境，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无疑对吕大防如此彻底的转变态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折克行的突围，不仅让吕大防觉得宋军北伐的胜算已经足以让他都感到极度乐观，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一个极佳的鼓舞。所有的儒家门徒都不会甘心任由所谓的“天命”摆布，但是，同样，也绝对没有一个儒家门徒会完全不相信所谓的“天命”。折克行的突围，看起来就象是一种“天命”，昭示着上天的旨意。

无论是否觉得荒诞，但是，这是切切实实会影响人的选择的东西。

便是潘照临本人，心中也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感受到上天运势的感觉。高丽出兵他倒是可以料到，但折克行的突围，亦让他慨叹不己。

折克行得以从蔚州突围的真正原因，如今也已经清楚。虽然坊间流传各种传说，但潘照临已经从可靠渠道得知，这并非是因为辽国发生内乱。折克行突围之后，石越便急令河东章楶、种朴不惜代价探查清楚辽国发生了什么变故。章、种二人也并非真的无能，他们在得知折克行突围之后，便已马上挑选了几十骑精锐骑兵，深入辽国西京道打探虚实。虽然付出惨重代价，但也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原来，早在辽军南征之先，辽国统治下的克列、粘八葛部早有反意，克列乃阻卜之雄，北阻卜诸部盟长，信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新任酋长名为磨古斯，雄心勃勃，早有背辽自立之意，只因辽国强盛，两耶律之名威震草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而粘八葛部同样也是塞北大族，之前就曾发动过叛乱，被韩宝征讨平服也没多久，其新首领名为秃骨撒，对辽国也只是表面臣服，心中仍怀自立之意，只是与克列部一样，畏惧辽军兵威，装出恭谨之态。巧的是，此部也同样信奉景教。

这磨古斯与秃骨撒，自辽军兴兵侵宋始，便暗中召集部属，准备叛乱。只是二人对辽军颇为畏惧，便打了个先观宋辽成败的主意。没想到结果让二人大感惊喜，看起来不可一世的辽军，竟然在河北吃了大亏，连韩宝这样让他们害怕的猛将，都被割了首级。在二人看来，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新败，磨古斯与秃骨撒歃血为盟，两部尽起精锐，大举东侵，兵锋直指辽国的西京大同府。此时辽国西京道内，耶律冲哥的注意力全在宋军身上，哪能料到会有克列、粘八葛之乱？西京道西部兵力空虚，被二部长驱直入，连西京大同府都差点被一举攻克。幸好西京大同府也算是一座重镇，守将也是久历战阵，颇为得力，而克列、粘八葛部又不擅攻城，总算没把这五京之一给丢了。但大同府也因此被克列、粘八葛部的大军围了个水泄不通。

宋军还在河北对南京道虎视眈眈，高丽出兵东京道，克列、粘八葛又叛乱围攻西京，辽国三面受敌。而无论如何，西京大同府是不容有失的，失了大同府，辽国就守不住西京道，西京道一失，南京道也守不住。权衡利益，无可奈何之下，耶律冲哥只得舍弃折克行这到嘴的肥肉，率部驰援大同府。但他到底是一代名将，知道绝不能轻易让宋军知道虚实，虽然撤离蔚州，却同时大布疑阵，让折克行以为辽军还在围困他，只是因为大雪不得攻城；另一方面，又派出兵马，在河东路边境做出佯攻之势，牵制章楶、种朴，并且封锁道路，彻底切断西京道与河东的联系，以防克列、粘八葛与宋军勾结。章、种本来就自顾不暇，被耶律冲哥这么一通虚张声势，更是草木皆兵，哪里会想到就在几百里外，大同府已是岌岌可危。而磨古斯与秃骨撒也并无与宋朝联系的意思，因为磨古斯对宋朝的防范、猜忌之心，较之契丹更甚，他二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占据西京，迫使辽国放弃宗主权，与辽国割草原而治。磨古斯还妄想未来继续占据大同府，与辽国结盟，共抗宋朝，而秃骨撒的要求就更简单，粘八葛部世居草原西部，他对于西京没有半点野心，只要辽国放弃宗主权，承认粘八葛为独立之国，便心满意足，如此他便可以与西夏结盟，打回西域。但秃骨撒虽与宋朝无利益冲突，也无防范宋朝之意，但也终不可能不顾及磨古斯这个盟友的想法。

结果，宋军就被这么被耶律冲哥玩弄于股掌之间，耶律冲哥的主力早已返回大同府，与克列、粘八葛部交战，宋朝却一无所知，直到折克行穷途末路，终于决定孤注一掷，才戳破了耶律冲哥的虎皮。

此时宋朝还不知道磨古斯和秃骨撒的想法，还在商议派遣使者联络二部，但这明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律冲哥对西京道的封锁十分严密，而且他的大军就在大同府一带与克列、粘八葛部对峙，使者想要进入到克列、粘八葛部的军营，基本上是九死一生。这种出使任务只能靠自愿，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毛遂自荐，但即使有，也不一定能成功。

但不管怎么样，磨古斯与秃骨撒的叛乱，都是对宋朝极为有利的。

这件事情，不但极大的坚定宋朝北伐派的决心，即使原本对北伐有所犹豫的人，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只有极少数的人，到这个时候，仍然固执己见。

然而，这也并非是潘照临所希望的局面。

凡事过犹不及。

潘照临虽然希望宋朝北伐，但是，他希望的，是由石越主导的北伐。理想的形势，是要宋朝君臣，尤其是小皇帝觉得，宋朝虽然有优势，但仍然需要石越去统率诸军，才有一定把握打赢北伐的战争。

在此之前，一直是如此的局势。小皇帝虽然想要北伐，但他也知道需要石越才能有把握赢下北伐的战争，态度犹豫的旧党就更不用说，如果不是由石越统兵，他们甚至不会考虑支持北伐，即使是新党，大多数人恐怕也是认为还是需要石越统兵才可靠……

但现在，不需要什么情报，潘照临也已然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

克列与粘八葛的叛乱，让小皇帝在北伐的事情，不再那么需要石越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小皇帝需要石越成为他的北伐胜利的保障的话，现在，形势对于宋朝空前有利，他只需要石越不反对就行。

无法知道潘照临若此时能够知道庞天寿带回去的安平事件的报告的内容的话，他会有何反应，但即使不知道，他也已经敏锐的觉察到形势正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让他的心中生出一种急迫感来。

事情仍尚可为，重要的是说服石越，如果石越能明确态度，断然支持北伐的话，小皇帝是绝对没有办法将石越轻易撇开的。

在大名府驿馆的住所内，潘照临反反复复的翻阅着这十来日的报纸、邸报以及私密信件，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推演、计算……眉间却始终难以舒展。虽然有诸多的出乎意料，但在潘照临看来，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再完美的计划都可能会有意外，他本也没指望能够一帆风顺，事情最困难的一环，始终还是石越！

在潘照临看来，很多时候，石越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他需要有人去推动他，他这位主公身上，有着太多的束缚，有时候，这是很好的优点，受到束缚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能让人有节制，知进退，但有时候，这却是极大的缺点，它会阻止人迈出应当迈出的步伐。在这个时候，他有责任去推石越一把，迫使他前进。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潘照临经常感觉到，石越所顾虑、所思考的一些事情，甚至是他都无法理解的。石越所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让他感觉到一种杞人忧天的荒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想要说服石越，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要说服一个人，首先必须要能够真正理解对方的所需所想，否则的话，终究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

潘照临在心里面构思了无数套说辞，但始终没有一种是有把握的。

但他也无法放弃。

“先生……”潘照临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出现在门口的随从，“永文？”刚叫出对方的表字，他突然想起对方的任务，不由得激动的站了起来，问道：“子明丞相到了？”

潘照临从未有过的失态让叫“永文”的青年愣了一下，才点点头，回道：“石丞相一行已至安平门外，大名文武官员皆已出城相迎。我已打听清楚，石丞相一行会在普照寺下榻。”

“普照寺么？”潘照临沉吟了一下，便即说道：“那吾等便先去普照寺等子明丞相一行。”

10

不得不说潘照临决定先去普照寺的决定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不曾宣扬，但燕国公石越一行抵达大名府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这座河北陪都，大名府士民顿时便沸腾了，争相出门要去看“左辅星君”转世的燕国公石丞相，石越一行经过的道路，几乎被人海堵塞，虽然有大名府的公差与随行的班直侍卫开道，但潘照临仍然在普照寺等了快一个时辰，才终于见到石越的车驾。不过，也幸亏普照寺的主持与潘照临乃是旧识，向负责普照寺安全的大名府官员一力担保，他才得以进入普照寺，与一众僧侣一起等候石越的到来，否则，名扬汴京的潘潜光要见石越居然被挡在了普照寺外，传扬出去，那可真是要颜面全无了。

石越的车驾一到普照寺前，普照寺便山门大开，普照寺主持领着全寺僧侣在寺门之外列队相迎，潘照临亦随众僧出寺，便站在那主持身旁，等候石越一行的到来。

这样的场面，对于潘照临也是颇为新鲜的体验——他在石府，虽只是一介谟臣，然石越待若上宾，他也自高身份，岂会轻易降阶出迎？就算是汴京满朝朱紫，也多闻潘照临之名，没有人敢如此轻慢于他。这一次如果他不是急于见到石越，待石越入住普照寺后再来求见，那也必然是石越亲自出门迎接他，而不是他在此迎候石越。

不过迎接石越的话，潘照临倒并不介意。与普照寺主持站在寺门之前，看着一队队班直卫士骑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在寺前分成两列而立，然后便是卤簿鼓吹，依次是清道兵吏、幰弩骑士、约二十名前部鼓吹，持麾、幢、节、槊的骑士等等，各有两班，并为先导，中间才是石越、李清臣所乘的两驾马车，皆是四马牵引，马车之旁骑马以备替换的驾士便多达数十名，全是由紫绣抹额的班直卫士充任，至于两侧簇拥护卫的班直卫士更是数倍于此，马车之后，又有散扇、方伞、后部鼓吹，以及持戟、槊、刀盾、弓矢等各式兵器的仪仗人员上百名，同样也是两班，队伍的最后，则是数百名身披钢甲、挟弓佩刀的骑兵。

如此一大队人马逶迤而来，远远望去，的确是大有威仪，亦无怪古人常见贵人车驾而心生羡慕，不由自主，便兴“大丈夫当如是”之叹。

石越、李清臣的马车直至到了寺前，方才停下，石越未及下车，骑了一匹白色河套马随车而行的石鉴已先见着众僧之中的潘照临，大惊之下，慌忙下马，掀开车帘，一边扶石越下车，一边在石越耳边轻语：“丞相，潜光先生亦在。”

石越也是有些惊讶，抬头望去，果然见潘照临也在众僧之中，急忙下了马车，快步走到众僧之前，也不理会众僧行礼，对着潘照临笑道：“先生别来无恙！”

潘照临终于见到石越，心中亦是不由一阵激动，但表面上却只是微微欠身回礼，淡淡说了句：“相公亦别来无恙。”

石越知他脾性，笑道：“日前已知先生在大名，我早已吩咐石鉴，一到大名，便让他来请先生相见，先生又何必在此相候。”

潘照临此时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回道：“相公大破契丹，为天下立下大功，某理当迎候。”

石越也不知他这话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此时李清臣也已下车，见到潘照临，脸上亦是露出讶色，他自是认得潘照临的，也快步过来，与潘照临见礼，问道：“潘先生不是在汴京么？却是何日到的大名？”

对李清臣，潘照临礼数就周全许多了，认真回了一礼，道：“劳参政下问，在下本欲北上见子明相公，至大名，偶感风寒，遂在此相候。”

石越却半点也不信，对李清臣笑道：“邦直千万莫信，他必是料到我已南归，不想白白车马劳顿，才在此守株待兔。”

说笑之间，石鉴、范翔也过来见礼，又是好一阵寒喧，才由普照寺主持引导众人入寺。

寺中僧侣早已收拾好石越、李清臣居所，石越住的地方，乃是一座独立的小院，本是用来招待富贵香客的，此时便收拾出来，给石越与石鉴等随从居住。这小院虽然简朴，倒也颇为清雅，主持引石越至室中奉茶，石越与他闲聊几句，他也便识趣告退，自去找李清臣求墨宝，紧接着，范翔、石鉴等随从也纷纷告退，房间之内，便只剩下石越与潘照临二人。

石越端起茶盏来，轻饮浅啜，潘照临亦端坐不语，只是静静看着石越。

沉默了好一阵，石越才终于先开口苦笑道：“先生之前来信，劝我支持北伐，又不辞劳顿而来河北，无非亦是为了此事。如今大局已定，朝廷北伐几成定局，先生应当可以放心了……”

潘照临嘿嘿冷笑，“果真如此，某亦不必急着来见相公了。”他望着石越，开门见山的说道：“朝廷北伐不北伐是一回事，相公是否支持北伐，却是另一回事。便如相公所言，如今朝廷北伐几成定局，相公纵是反对，亦不过是让皇上不高兴，相公何不顺势而动，干脆支持北伐？”

“先生急着来见我，便是为此么？”石越不由笑道：“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如今又改口支持，反反复复，岂非小人？”

“吕大防此前亦不支持北伐，谁又敢说吕大防乃是小人？”潘照临反问道，“如今高丽出兵，且契丹又有克列、粘八葛之乱，形势今非昔比，相公改变态度，支持北伐，亦在情理之中。”

石越淡淡笑道：“的确如此，可惜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的理由，却并未消失。”

潘照临听出他话中的坚持，不由皱了皱眉，道：“相公又何必如此固执？某实在难以理解相公为何到今日仍要坚持反对北伐，如此除了让皇上对相公心生不满，更有何益？即便如相公所言，北伐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但若战争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不能打赢的话，岂不是更加糟糕？为国家社稷计，相公亦当委曲求全，若相公支持北伐，则皇上必以相公为率臣，这场战争，至少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但若是相公一意反对，皇上也只能另委他人，届时若万一有不可言之事，相公悔之何及？”

这番话却甚是犀利，石越神情复杂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沉默无语。

如果仅仅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潘照临的话是难以反驳的——不管石越之前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否成立，既然如今北伐之战已成定局，那么，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是打赢比打输要好。虽然石越也不能说自己担任主帅就一定能打赢，但至少也比别人胜算要高出许多。更换主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以石越为主帅的宣抚使司，无论是宣抚使司内部，还是与诸军的关系，都已经经过战争的考验，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与默契，换一个人出任主帅的话，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也需要从头来过。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问题，无足轻重，很多战争实际上便是输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才引起了其他导致战败的问题。

而且，石越若转而支持北伐的话，即使只是锦上添花，对小皇帝也是极大的支持。

因此，正如潘照临所说，石越继续主导北伐之战，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选择，石越不应当有继续反对的理由。尤其是石越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务实主义者。

潘照临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在大名府等这么些时日，而是早一点北上见到石越的话，石越很可能已被他说服……

正是从河间府南下至大名府的途中，让石越想清楚了许多的事情。

在河间府决定与李清臣一道南归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个时候，他认为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对于宋朝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那是宋人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那是被割裂出去的汉唐故土，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有义务有责任将之收复，虽然那也曾经是令石越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曾经是石越自己最初的理想与报负，虽然那块土地被辽国割裂占据一直是被视为宋朝一种衰弱的象征，若能收复，意义重大……但是，石越还是认为，维持辽国的存在，对宋朝利远大于弊，而辽国的存续，需要山前山后诸州。而现在的宋朝，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幽蓟诸州来证明自己的强盛，那块土地对于宋朝，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已远大于实际价值。

即使是从针对北方的防务来看，定都开封府的宋朝，以大名、河间、真定三府构建防线，虽然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种以大半个河北路为诱饵的收缩防守，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与在雄州、定州沿边州郡构筑防线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同，以大名、河间、真定为基础的防线，能极大的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缩短宋军的补给线，而且利用河北的纵深，还可以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反之，宋军却能聚集于几座坚城之内，兵力集中，只要这三城不失，也没有任何敌人敢于轻渡黄河，开封府京畿之地可以确保安全。宋军据坚城而守，在河北本土作战，有野战能力则可以图谋拖垮并歼灭敌人，即使没有野战能力，也足以保证河北不失、汴京安固。虽然如此构筑防线，一但有外敌入侵，大半个河北就会沦为战场，代价也是极为惨重，但比起在雄州、定州等边州构筑防线，效果仍是要好太多，因为地形的原因，后者并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会使宋军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如果敌人大举入侵，往往一击就破，反而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汴京——因为宋朝不可能同时在雄、定等边州与大名府防线都部署重兵。

而若收复幽蓟的话，从表面上看，对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将非常有利，占据形势，据险而守，有大名府防线之利而无其弊，但实际上却同样有极大的隐患。守大名、河间、真定的话，宋军兵分三路，稍远的河间、真定为侧翼，不足以成为内患，而大名府离汴京又很近，宋廷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大名府禁军。而且，大名府地处腹地，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平时宋廷可以将大名府兵权分给几名将领，使其互相制衡。但守幽蓟则不同，守幽蓟宋军兵力固然得以高度集中，补给也不需要千里转运，但兵权却同样也会高度集中，其地离汴京又远，宋廷难以直接控制，再加上幽蓟是边郡，随时可能与外敌发生冲突，就算宋廷刻意分割兵权给几位将领，在不断的战斗中也极容易产生有威望的将领……有兵有粮有威望，兼之幽蓟在手，宋朝又不可能再在河北部署重兵——若是幽蓟主将滋生野心，将可以毫无阻挡的直下汴京，兵临汴京城外，动作快一点的话，宋朝君臣恐怕连仓皇出逃都来不及——或者说，即使幽蓟主将原本没有野心，如此有利的造反格局，也会鼓励幽蓟主将滋生野心。

于是，宋朝要么承受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安史之乱的风险，要么就要同时在大名府防线仍然维持一支与幽蓟守军相当的禁军。

也就是说，收复幽蓟之后，因为幽蓟地区特别适合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如果宋廷不打算迁都析津府的话，为了吓阻叛乱，宋朝在河北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加上幽蓟的守军，反而要翻倍！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宋朝只要在雄州、定州一带再增加足够的兵力，同样也能令任何侵略者不敢轻易入侵。甚至，极端一点，将这笔钱省出来，宋朝完全可以沿现在的宋辽边境重新建一道长城——之前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辽国的压力，对辽国来说，宋朝营造长城无异于宣战，那是宋朝准备彻底打破军事平衡的战争行为，但今非昔比，现在宋辽之间的旧平衡早已打破，宋军不北伐辽国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对宋朝建长城说三道四？

北有长城，南有大名府防线，河北完全可以固若金汤，而且还没有叛乱的风险。

更不用说，经过安平之战后，如果双方能成功议和，即使宋朝什么也不做，辽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内，都接近于零。

因此，所谓幽蓟能够有利于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期望。这是由宋朝立国的形势决定的——对于一个立都于开封的国家来说，说得到幽蓟有助于国家的安全，无异于一群羊说，得到了那只老虎的保护，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那群狼了。

在石越看来，如果宋朝只是打算采取守势的话，幽蓟并无真正的价值，并不值得通过战争去夺取。幽蓟地区的价值，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心理上的。又或者，如果宋朝对塞北及东北地区抱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么，幽蓟地区便至关重要了。

燕云诸州，究竟是对宋朝重要一些，还是对辽国更重要一些？其答案恐怕有些耐人寻味。

没有了燕云诸州，宋朝就难以如汉唐强盛时那样扬威塞北，但是，如果宋朝有一日亡国了，其原因，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不曾拥有燕云诸州。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石越才决定要谏阻小皇帝北伐。

不管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在这个时代，中原民族都是无法真正控制塞北的，对塞北的策略应该是防止入侵，而辽国的存续，正好能够帮助宋朝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这也是石越最初的想法。

是石越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人心，的确是极其微妙的。

一但下定了决心，要回汴京谏阻小皇帝北伐，石越便也有了即将下野的觉悟。又或者说，是石越已然觉悟到他与小皇帝的关系十分棘手，难以处理好，才令他这一次断然决定要谏诅皇帝北伐……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因果纠缠，无法分辨何为原因，何为结果。

但是，要离开权力中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石越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归隐，他设想的是退居地方，却仍然能对朝政产生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离开河间府开始，石越心中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绪，便日甚一日。

他甚至会不时的想起关于项羽的那个笑话——韩信曾经嘲笑项羽，说他要给人爵赏时，官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棱角都磨圆了，还舍不得给人。石越不自禁的感觉，自己竟然也有了类似项羽的心情，腰间的那方右丞相印，从未如此可爱过。想着很快将要与之永别，那种难以割舍的感觉，委实无法控制。

这种忽然兴起的情绪，让石越也感到荒诞、可笑，但是，那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会不时的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事业未能完成，还有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心里面不时的变得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妥协一次？如果转而支持北伐的话，或许，可以和小皇帝处理好关系？

虽然，即使这一次和小皇帝处理好了关系，也会是暂时的，他和小皇帝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无法调和的，这涉及到政事堂与皇权之间权力分配的斗争，以石越的威望与能力，只要他还在两府之内，权力的天秤就会非常不利于小皇帝。小皇帝迟早、必然会想方设法赶走他，无非只是过程与结果难看不难看，是和平还是血腥而已……但是，虽然如此，石越仍然可以多赢得一点时间不是么？他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么？

妥协仍然是值得的，不是么？

但另一方面，石越的心里面，也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石越从来不抗拒妥协。

但是，妥协是一门艺术！

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理解这句话，他们是如此理解这句话的——只要妥协了，就是艺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笔字是一门艺术，并不是说，提起毛笔随随便便写几个字，就是艺术。

妥协是一门艺术，乃是说要做好“妥协”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与困难的。何时妥协、如何妥协、哪些事情可以妥协、哪些事情不可以妥协、向谁妥协……如此种种，须得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缺，方可以称得上是妥协的艺术家。如果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妥协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向不该妥协的对象妥协了，又或者妥协过份而变成了献媚，妥协不够被人误会为冥顽不化……如此种种，则便成了所谓的“画虎不成反类狗”。

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其实也不过就是对妥协的理解而已。

石越的确经常的妥协，与新党妥协，与旧党妥协，与皇帝妥协……但是，他所有的妥协，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绕个远路以便更快的达到目的地而已。

即使在熙宁年间，他也不曾以妥协的名义向赵顼献媚！

这一次他明明心里是反对北伐的，如果连试着谏阻都没有尽力试过，就因为害怕与小皇帝关系交恶，因为眷恋权位，就打算“妥协”……石越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真这样做了，他将会彻底的失去某一样东西。

某一样他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东西。

于是，他就这样犹犹豫豫，一直走到了冀州。

他到达冀州的时候，正逢冀州在大做水陆道场，超度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一时间，僧道云集，既然适逢其会，石越便与李清臣也在冀州停留了几日，一齐祭拜在战争中死难的军民。

便是在冀州停留的时候，一日石越途经某座小寺，见到寺内信众齐聚，在听一僧人讲经——自古以来，战乱之后，往往便是宗教兴盛之时，石越之前也有所闻，知道这次辽军刚刚退出河北，便已有不少大德高僧前来河北，收捡骸骨，念经超度，并妥为安葬，同时还为灾民看病施药，以此深得百姓信任。而河北官员也对此意见分歧，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好事，官府理应予以褒奖鼓励，有些官员则担心这些行为会损害官府权威，甚或有邪教趁机传播，应当保持警惕甚至予以禁止。两派官员为此争吵不休，前者讥讽后者尸餐素位还杞人忧天，后者则说前者鼠目寸光养虎成患。官司一度打到宣抚使司，宣台之内，同样也是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结果石越也只是勉强压下，权且掩耳盗铃，只当此事不曾发生。

这次亲自遇到，石越心血来潮，便即停车入寺，旁听那僧人讲经。

让石越略略有些意外的是，那名僧人并不是多有名的高僧，讲的东西，也极为普通，乃是佛经之中，最基础的“四念处观”。这“四念处观”，乃是佛教的一种修行之法，所谓“四念处”，指的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教人如此四念处的修持，而消除烦恼。

这些最浅显的东西，石越虽然对佛教并不十分了解，却也曾经有所涉猎，这些内容，此前也是知道的。但那个时候，知道也就是知道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这和禅宗的“明心见性”，或有渊源。仅此而已。

然而这一次，在这座冀州小寺中，听无名之僧，讲最浅显的佛法，却是忽然之间，给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触动。

他在那座小寺中听了许久的经，但那讲经僧人所讲的内容，他十之八九，都没听进耳中，然而，他却确确实实，有了顿悟的感觉。

那无名僧人讲的“四念处观”，并没有教给石越什么，但是，却如同一道药引，让石越瞬间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人们为何烦恼？

那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忘记自己的初衷。

这让石越意识到，若想要摆脱自己的困扰，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起欺骗别人来说，人类最擅长的事情，还是欺骗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很容易，但是，找到内心深处自己真正想要的，永远不会容易。

他首先便拷问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权力么？

心里面马上浮出来的答案是否定。但是，那是真的么？再次追问，石越便无法如最初那样信心十足。权力是个好东西，石越明白那种滋味，即使他不需要靠权力来欺压别人、获取财富，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也同样需要权力才能实现。而理想实现的那种满足感，是用尽世间的一切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如果没有了权力，那么，恐怕想要实现什么，都会举步维艰。

需要掌握权力是为了理想，为了抱负，看起来倒是挺高尚的。但是，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石越也无法肯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进行的包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动机，这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

但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真的便是权力么？

不管问多少次，石越也无法相信，或者绝不愿意承认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每一个问题，皆是如是。

即使是关起门来问自己，即使是竭尽所能的对自己保持诚实，绝大多数的问题，也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答案似乎总是在是与不是之间。

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于是，石越又尝试着回到最初的时间，换一个方式，来寻找自己的答案。

他试着问自己，他最初是为了什么？从熙宁二年的那个冬天开始，近二十四年的时间，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谓的“初衷”，是为了什么？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认认真真的疏理自己这二十四年的光阴，结果却是吓了自己一跳。

许多他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的东西，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实，亦只是表面上未变而已，而内里，早已不知不觉的变化。

而他，却从未觉察，或者说，一直在视而不见。

二十四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但石越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他能够轻易的记得他在熙宁二年时的所有梦想，所有抱负！虽然他并不需要经常的想起它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时时刻刻给自己精神支撑，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他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让他一路走到今时今日的理由。因此，虽然不会时时想起，却也不至于随便遗忘。

但这一次的自我审视，却让他猛然觉悟到自己与二十四年前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石越，想要的东西是简单而又真诚的，简单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想要保护宋朝！

因此，他竭力所能，想让宋朝变得强盛，帮助她击败西夏，希望她能收复燕云，不再重蹈那悲剧的命运。他将此，当成自己背负的使命。

二十四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原本石越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改变。直到这一次，当他终于决定要从政治舞台的前台落幕，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犹豫与动摇，他才决定认真的重新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变化。

二十四年的时间，任何人都会发变化。然而，大大的出乎石越的意料，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并非是有朝一日，他其实也同样会变得贪恋权位，也不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异常的在乎建立千秋功业、青史留名，如此种种……

他的初衷未改，他仍然想要保护宋朝！

然而，二十四年过去了，他对“宋朝”的解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时候，他想要保护的“宋朝”，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国家而已。

然而不知不觉间，他心中的“宋朝”，却早已发生变化。“宋朝”不仅仅只是他脚下的这个国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二十四年的时间，让石越意识到，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更多的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甚至是精神象征意义上的。

这个“宋朝”，难以言喻，很难明确的形容、解释，但是，懂的人，自然能够理解。

他熙宁二年想要保护的那个宋朝，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的载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言此。

但那亦并非“宋朝”的全部。

宋朝固然是“宋朝”最重要的部分，西夏与辽国，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样亦是“宋朝”的内容。

石越已经很难弄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改变。也许是从他故意纵西夏西窜的那一刻？又或者，是从熙宁二年开始，这样的想法，便已深藏心中，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否则，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件可能改变宋朝的事情。

改变宋朝的命运需要变化，但是，如果改变之后，宋朝不再是“宋朝”，那么，这一切又有何意义？

但不管怎么说，石越都很清楚，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并不如今日这么清晰。

他现在能确定的，只是不管是有意的，亦或只是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当他帮助宋朝击败西夏，真正走向中兴之路后，他其实就已经在改变。他经营、布局，不再只局限于宋朝一个国家。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石越心底里，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在意的“宋朝”是一个文明，那他就不应该局限于汴京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理想的方式，应当是构建一个以汴京、以宋朝为中心的文明圈。

如此，他心中的“宋朝”，才能亘古长存。

因此，他才暗中支持西夏的复兴，才大规模的封建南海诸侯……

再加上受宋朝影响日深的大理、高丽、交趾，他构想的“文明圈”已然初见雏形，如果这幅地图上能添上北方的辽国，那么，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如果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思考，辽国的存续，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辽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要不解体，它就强大得足以让宋朝感到威胁，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它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又让它再怎么样努力，也很难有能力对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胁；它对游牧民族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且被其视为自己人，但同时，其国内数量众多的汉人，又让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绝不至于脱离诸夏，彻底沦为蛮夷……换言之，现在的辽国，比起西窜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设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国家。如果不持续的对西夏施加影响，西夏是可能异化的，但辽国却不可能——只要辽国不失去燕云！

只要有燕地汉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担心辽国不受宋朝文化的影响。

那是一座天然的、稳固的桥梁！

从河间到大名府的这段路程，许多的问题，石越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确确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对宋军北伐的真正原因！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想出来的理由，也许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将辽国视为他构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辽国灭亡，甚至不希望辽国失去燕云，对石越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宋辽关系。

当原本隐隐绰绰的东西变得清晰之后，一部分的决定，亦随之变得简单。

比如对于北伐的态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但是，正当石越下定最后的决心，回汴京后要尽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时，折克行自蔚州突围的消息传来——这让石越意识到，即使是他，也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北伐。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绝不会转而支持北伐，甚至如潘照临所期望的那样，试图去争夺北伐的指挥权，哪怕这样的确会有利于他控制战争的走向。

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正如石越若在心里面反对北伐，那么他哪怕多想继续做宰相，也不会为此改变立场；同样的，他也绝不会去谋取一场他不想赢的战争的指挥权。

虽然率领宋军打赢了几场战争，但石越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操纵战争的胜负的程度。辽军虽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随意捏拿的软柿子。如果选择了战争，就必须竭力全力争取战胜——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称心如意。

如果石越继续担任宋军的主帅，他绝不会故意去求一个平局或者什么，如果他抱着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军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但石越毕竟也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却不可能不知道厉害。战争之中，最忌讳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军迫于实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罢了，但若主帅想要求和，下面的统兵将校与士兵却想要锐意进取，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至于故意去输掉这场战争，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且不说宋军真的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必有利于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问自己的内心也尚未“强大”到那样的地步。为了这样的原因，亲自让成千上万信赖他的宋军将士去送死？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宁可承受挫折，选择更艰难的道路。

不想赢，也不愿意输，更加不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操纵战争的结果……世事有时就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就会面对如此处境——无论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亦会不同。

这一次，石越的决定是，如果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办法，那就不妨先退出这一局，让别人来试试。一个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顺利，能够发展到现在，石越已经感到满意，这个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暂且避其锋芒，先在其余的地方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回过头，也许会发现，那时候有更好的机会。

这不算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但是，却不失为明智。

石越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有时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但面对潘照临的质问，他的理由，却没办法诉之于口。

难道要告诉潘照临，他那个“文明圈”的理想么？即使是潘照临这样的才智之士，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王安石，时机合适的话，石越也许还相信对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认同自己，司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多半会觉得他太不务实，因此绝不会认同他，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的萧佑丹未死的话，也许有机会成为石越的盟友……

但可惜的是，石越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理解他的三个人，全都去世了。

活着的人中，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认同他——桑充国应当会认同自己，但石越却永远不会对他说这些。因为他担心桑充国可能会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那样的话，自己之前、现在、以后，一切对西夏、辽国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国策，都可能被人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审查。石越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潘照临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视着石越。

石越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潘照临的质问，只是委婉的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苏子由罢参政的消息后，某便已经上表，向皇上举荐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怔了一下，便立即反应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这是担心皇上有猜忌之意么？”

“和先生说话，便可少了许多顾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说道：“苏子由这个时候罢参政出外，弦外之音，某还是听得懂的。虽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为工部尚书，听说某也将进位左丞相，然而，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况且，某回到汴京后，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那却未必……”潘照临皱眉说道。

石越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继续说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为首相，却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还象个人臣的样子么？就算皇上不让我去，我也一定要去，这个道理，先生应当是明白的。”

潘照临亦不由默然。的确如石越所说，若他是首相却不出任山陵使，一定会被人讥为贪恋权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这个时代，这就是事实，并非别人冤枉他。不过，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那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让右相范纯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提这种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石越又笑道：“况且，先生也应当知道我为何要在此时向皇上荐举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话。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大封赏刚过，此时的“举荐”，必然是说给宣台诸谟臣推荐新的差遣官职，这等于是石越主动解散了宣抚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没有任何贪恋兵权的野心，同时也是在试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会故意给每个谟臣都推荐一个美官要职，这既是犒赏跟自己辛苦几个月的一众谟臣，也是在进一步试探小皇帝的态度。

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我向皇上推荐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选司郎中，游景叔为尚书省左司郎中，何莲舫兼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训练检阅使，范仲麟为扬州知州，高世亮为广信军知军，黄裳为舞阳县知县，何去非为枢密院编修所计议官……”

哪怕是事先有所预料，潘照临还是略有些惊讶，他望着石越：“皇上都答应了么？”

石越点了点头，苦笑道：“不错，全部照准。”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意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见潘临照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苏轼与程颢主张，皆为史实。按，世人皆以为自明末王夫之始倡立中国式议会，极少有人知道北宋程颢已有此主张。惜北宋亡国，中夏道统遂衰，南宋亡国后，更不堪言，有明一代，士大夫用数百年时间，方续上宋人道统。]……”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指城市居民。]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熙宁以来，宋朝进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间，其实都是有共识的。主张变法的新党自不用说，旧党其实也同样想要变革，所谓的“旧党”，本身就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传承下来的，旧党反对的只是新党的变法，他们与新党，只是在变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着极大的争议。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新党主要是接续古文经学派的遗绪，旧党则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传承，儒家这两大学派从西汉斗到宋朝，虽然早已经不再泾渭分明，许多人都以为在宋朝已然没有今古文之争，但这持续千年的斗争，仍然在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着宋朝的士大夫们。因此，新党与旧党之间，对于变法，从思想根源上，就存在着冲突。但是，三冗的问题，财政的困局，对外的不振，无论新党、旧党，都是想要改变的。需要变革的共识，在士大夫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这个共识，也是同样普遍存在的。

有了这两个前提，石越便有发挥的空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妥善的处理与两党的人际关系，身段柔软一些，用上一些权谋，再加上一些运气，虽然并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成功了。

但二十四年后，石越指出来的这些问题，想要推动改革，却要困难得多。

即使在士大夫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连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发现这些问题的，遑论他人？

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可以预见，士大夫中间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变革，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哪怕是所谓的“石党”，石党之所以为“石党”，是因为他们认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认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两件事情，也许还会因为石越的个人威望习惯性的支持，多了的话，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党了。

但这些事情，却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没希望的事，石越也不会有所遗憾。

在绍圣七年，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成熟的时机，却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种的土壤。

比如政党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对于党派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朝中党派的存在，也已经半公开化。而三党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够构建出一种合适的理论，就可能推动政党政治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又比如法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任法”的现实，而且都对繁杂混乱的众多法令感到不满，如果石越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解决法令混乱繁杂的名义，亲自主持修订一部法典，也不是没有可能来一次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静悄悄的大变革。无疑，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足够多的人材，靠着石越一个人，是编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时机，合适的外部环境，以及想办法得到一些重量级宰执大臣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但却不是没有可能。

而所有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够做成，其影响都将无法估量。

虽然潘照临的认识不可能这么清晰、深刻，但如他这样聪明的人，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只是凭着直觉，他就已经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响，都可能不逊于收复燕云！

一念及此，潘照临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相公识见绝人，吾不如也。”

说完，又意味深长的说道：“相公说的这些事情，我虽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万代之事。但其实这些事情，若相公统兵北伐，收复燕云之后，仍可做得。”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视潘照临：“不论我是否统兵北伐，先生真的以为北伐成功之后，我还能做得几年宰相？”

潘照临不由又是一阵沉默，他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说道：“其实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决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难再有机会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复了燕云，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北面的局势不会就此平静下来，而且连年大战，就算无事，也该休养生息一阵，这段时间，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转眼之间，又是十余年，十余年后，我岂能还在两府？”

潘照临看着石越，心中头一次这么犹豫难决，他很想趁此机会，向石越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计划，但是，看着石越，再三犹疑，却到底没有开口。

石越并不知道潘照临在想什么，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纵然做不成，有点遗憾，也没什么要紧。这种事，便如同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总会想着帮子女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谁又说得清，这于子女，究竟是福是祸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这二十余年，算是勉强做好了这二十余年内该做的事，来不及做的事情，便当相信后继者自有其智慧。若没有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两件事，亦没什么意义。”

“而且，在我看来，朝廷这次北伐，恐怕未必会如想象的顺利。如今劝谏皇上不要北伐已是无用，但等到辽国再打上几仗，久战无功之后，再劝谏皇上，便能听得进去了，顺便也能让辽人再吃点苦头，正是一举两得。到时候，若我还在两府，便与范尧夫一道，再花个三五年时间，为国家好好的选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经营一个更好的局势，然后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离开汴京了。我已经写信给唐甘南，托他帮我在杭州觅一处宅院，到时便可举家南迁，在杭州继续做我入仕前的事业，著书立说。”

“如我方才所说的事情，其实不做宰相，也同样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迁之后，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许能够为士大夫治天下与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适用的理据……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说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亦不必太过执着，我与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如今也算功业粗就，虽不能称尽善尽美，也足以无愧于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几位娇妻，再生几个子女，尽享天伦？人生如朝露，又何须自苦如此？”

潘照临没料到石越竟然会劝他功成身退，学陈良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一时间不由愕然，过了好一会，才哑笑失笑，摇头笑道：“陈子柔大智若愚，其实比我要聪明得多。不过人各有志，他那样的日子，我终是学不来的。”

话已至此，潘照临也知道他这次来见石越的目的已经失败，再多说也无益处。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潘照临的预料，但这个结果他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心底里，倒也并不算多么气馁。他筹划已久的计划，更不可能就此放弃——实际上，与石越的这番交谈，反倒让潘照临更加坚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石越虽然已在筹划着退隐的事情，但潘照临却并不相信事情会如石越设想的那样发展。所谓形格势禁，最终，石越仍将不得不回到他所计划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潘照临便也闭口不再谈北伐的事情，只是与石越叙些汴京、河北的趣闻秩事，便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来河北会见石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