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带到一个比往常更远的野战兵营，在那里重新整编。我们连需要补充一百余人。

这段时间，只要不值勤，我们就四处闲逛。两天后，西摩尔史托斯来了。自从到过战壕，他原先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不见了。他建议我们和睦相处。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几个战友一起拖回了炸碎后背的海尔。此外他还说了些颇为明理的话，我们手头儿紧时，他还请我们去食堂吃饭。只是加登仍信不过他，对他态度冷淡。

但后来，加登也回心转意了。因为西摩尔史托斯告诉我们，上级要他接替休假的炊事员。为了示好，他立即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意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关照我们在此后的三天去厨房削土豆和萝卜。在那里，他端给我们的伙食，堪称军官待遇。

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日子，拥有了能让一个士兵感到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想，这并不算多。要是几年前，我们准会鄙视自己。但现在，我们几乎心满意足。一切都不过是习惯，战壕也不过如此。

正是习惯让人迅速遗忘，尽管只是表面。前天我们还在枪林弹雨中，今天就胡闹着去四处讨食，而明天，我们又要去战壕了。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无法忘记。只要还待在战场上，前线那几天一旦过去，那些经历就会像块石头，沉入心底。它太沉重，我们根本无法立即思考。假如那么做，它会立即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意识到：人只要屈服，就能躲避打击，忍受恐惧——但去思考，就立即活不下去了。

就像上了前线，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命，同样，休息时我们会变成懒散而肤浅的兵痞。毫无办法，我们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要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我们无法承受感情。尽管和平时期感情或许是种点缀，但在这里，它是个错误。克默里西死了。海尔·维斯胡斯快死了。末日审判前，汉斯·卡拉莫的整个身体，起码要花上几天工夫，才能在他遭受重击后凑齐。马腾斯失去了双腿。迈耶死了。马科斯死了。拜尔死了。黑摩尔琳死了。一百二十个人中弹，不知死在哪里。这真是件丧尽天良的事！但与我们何干？我们还活着。假如能去救他们，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冲上去，不管不顾。要是愿意，我们真想吐苦水。我们并不畏惧——可能怕死，但死是另一回事。死关乎肉体。

战友们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他们安息了——谁又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只想躺下，睡觉，吃，胃里能装多少吃多少。我们还想喝酒、抽烟，让时光不致乏味。生命如此之短。

***

要是视而不见，前线的恐怖就会消失，或者，我们把它说成下流而愤怒的笑话。有人死了，我们就说他屁股夹紧了。为了不致疯狂，我们这样调侃一切。因为只要还能说笑，我们就能抵抗到底。

但我们没有忘记！战地报纸上写的那些部队里的幽默趣闻，说军人们刚下火线，就开始筹备舞会，纯粹是胡扯。我们这么做，并非因为幽默，而是因为一旦失去幽默，我们就会崩溃。这种伪装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幽默，正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为苦涩。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只要战争尚未结束，都会像石头，沉入心底。战争结束，它们就会苏醒，开始阐释生与死。

前线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将重来。死去的战友会重新站起来，和我们并肩前进。我们将头脑清醒，心怀目标，死去的战友们就在身边，前线的岁月在我们身后——可到那时，我们去反对谁？反对谁？

***

不久前，这一带有家前线剧院。木板墙上至今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克罗普和我站在木板墙前，盯着海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海报上是个穿浅色夏装的姑娘，腰间系着一条红漆皮带。她一只手扶着栏杆，撑着身体，另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袜，纤细的脚上蹬着系带白色高跟鞋。她身后是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蔚蓝大海。几朵浪花翻滚着。一侧是一弯明亮的海港。她真是个标致的姑娘。小巧的鼻子，殷红的嘴唇，修长的双腿，令人难以置信的干净整洁。她每天必定洗两次澡，指甲里没有一丝污垢，即便有，也不过是几粒海滩上的沙子。

她旁边站着个穿白裤子的男人。蓝色夹克，戴着水手帽。可我们对他没什么兴趣。

对我们来说，海报上的姑娘是个奇迹。我们完全忘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事。甚至此刻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般光景：不仅是遥不可及的愉悦、美和幸福，还有和平。这必然是在和平年代才有的光景。我们一阵激动。

“你看她那双高跟鞋，要是行军，她一公里也走不了。”我说着，马上感到羞愧。站在这样一张海报面前说起行军，简直愚蠢透顶。

“她能有多大？”克罗普问。

我猜测着：“最多二十二，艾伯特。”

“那她比我们大。要我看，她最多十七岁！”

我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艾伯特，那真不错。你不觉得吗？”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这么一位姑娘——”

我们斜睨着彼此。这里能找到的东西不多。我们个个穿着破旧肮脏的军装。攀比令人绝望。

为此我们撕下海报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小心谨慎，以免撕坏了那个姑娘。以这种方式，我们似乎接近了成功。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抓抓身上的虱子。”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么做伤衣服不说，两小时后，虱子又会爬满全身。可我们又定睛看了会儿海报后，我还是答应了。我甚至深谋远虑：“还可以试着搞到一件干净的衬衫。”

克罗普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要是有块新裹脚布就更好了。”

“或许能弄到。咱们去找找。”

这时，正四处闲逛的莱尔和加登来了。他们看了看海报后，我们的谈话旋即变得下流。莱尔是我们班第一个交往过女人的人。他曾兴奋地讲过那种事的各个细节。他以自己的方式兴奋地打量着海报，而加登则跟他一唱一和。

这并不令人讨厌。不下流就不是士兵。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会儿还不能完全适应。我们匆忙走开，走向除虱站。那感觉好比正走向一家高级男装店。

***

营房位于一条运河边。河对岸有几个四周种着白杨树的池塘——河对岸也有女人。

我们这边的房屋多已腾空。对岸还时有居民出没。

晚上我们在运河里游泳时，沿岸走来三个女人。她们慢慢走着，目光没有回避我们，尽管我们都没穿泳裤。

莱尔冲她们打招呼。她们笑着，停下脚步，望着我们。我们丢过去几句顺嘴胡说的法语，说得乱七八糟、心急火燎，目的是叫她们别走。我们这么做当然不怎么文雅，但我们又去哪里学什么文雅那一套？

其中有个姑娘修长黝黑，笑起来牙齿发着微光。她动作敏捷，宽敞的裙子撩拨着她的双腿。尽管河水很凉，我们还是异常快活地力争引起她们的注意，让她们留在河边。我们开着玩笑，她们用我们听不懂的话回答着。我们笑着，挥着手。数加登最冷静。他迅速跑回营房，取来一块黑麦面包，高高举起。

这下成功了。她们点着头，招手叫我们游到对岸。但我们过不去。到对岸是被禁止的。桥上到处都是岗哨，没有证件根本不行，因此我们重复着她们的话，希望她们过来。她们摇着头，指向桥的方向。她们也过不来。

她们转身，慢慢走向运河上游，却始终沿着河边。我们也游向相同的方向，陪着她们。几百米后，她们拐了弯，指着不远处一幢树木和灌木丛中的房子。莱尔问，她们是不是住在那里。

她们笑了——是的，那是她们的家。

我们冲她们喊道：“哨兵看不见时，我们就过去。半夜。今天半夜。”

她们举起双手，叠放在一起，脸贴在手上，闭上双眼。她们领会了我们的意思。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跳起了舞，另一个金发姑娘叽叽喳喳：“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保证我们会带面包过去，还会带其他好吃的东西。我们转着眼珠，试图用手势比画出那些吃的。莱尔为了说清“一根香肠”，差点呛水淹死。要是有必要，我们会承诺搬去整个粮仓。她们走了，不时回头张望。我们爬上我们这边的河岸，留心观察她们是否进了那幢房子，因为她们也有可能撒谎。接着我们往回游。

没有证件谁也不许过桥，所以我们干脆半夜游过去。激动的情绪裹挟得我们静不下来，无法待在一处不动，于是我们走向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潘趣酒。

我们喝着潘趣酒，胡诌着各自的离奇经历。谁都乐意相信对方，并不耐烦地抢白，道出更离谱的往事。我们的双手也不老实，不知抽了多少烟，直到克罗普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她们带烟。”于是我们把烟放在军帽里，保存起来。

天空绿得像只没熟的苹果。我们一共四人，但只能过去三个。为了摆脱加登，我们给他买了朗姆酒和潘趣酒，直到把他灌醉。夜深了，我们走向营房。加登走在中间。即将到来的艳遇令我们欲火焚身。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归我。我们分配好，说定了。

加登一头倒在草垫上，打起鼾来。不一会儿，他又醒来，狡诈地冲我们龇牙咧嘴，吓得我们以为他在耍花招，以为我们那些酒钱白花了。可接着，他又倒在草垫上睡着了。

我们三人每人拿了个黑麦面包，用报纸包好。香烟也包在里面。此外还有三份今晚分到的上好肝肠。不错的礼物！

我们暂时把东西塞在长靴里。为了避免在对岸踩到铁丝和碎玻璃，我们必须带着长靴。我们游过去，所以不需要什么衣服。天很黑，路也不远。

我们出发了，手里拎着靴子。快速滑进水面后，我们仰泳，抓着靴子举过头顶。

游到对岸后，我们蹑手蹑脚上了岸，拿出东西夹在腋下，穿上靴子。我们就这样湿漉漉、赤身裸体，只穿着双靴子小跑起来，马上就找到了灌木丛中那幢黑漆漆的房子。莱尔被一枝树根绊倒，刮伤了胳膊肘。“没关系。”他高兴地说。

百叶窗关着。我们躲在窗下，试着从窗缝偷看。后来耐不住时，克罗普却突然犹豫起来：“要是正巧有个军官跟她们在一起怎么办？”

“那就开溜。”莱尔奸笑道，“他能在这儿看见我们的番号。”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自己的屁股。

房门开着。靴子声很响。一扇门开了，露出一道光。一个女人吓了一跳，大叫起来。我们马上说：“嘘，嘘——战士，好朋友——”恳求着高举起那包东西。

另外两个姑娘也出来了。门大开着。一束光照到我们身上。她们认出我们，按捺不住地笑我们这身打扮，站在门框里，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她们的一举一动可真娇媚啊！

“等一下——”她们闪进门框，扔出几件衣服。我们将就着围在身上。这样才可以进屋。房间很温暖，点着一盏小灯，散发着香水的气味。我们打开那包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立即眼睛放光。看得出，她们饿坏了。

接着，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莱尔做了个吃的手势后，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她们拿出盘子和刀叉，开始狼吞虎咽。每吃一片肝肠，还不忘举起来，赞叹一番，而我们则骄傲地坐在一旁。

她们一边吃，一边用法语说个不停——我们懂得不多，却听得出，她们说的是些好话。可能我们看着还算年轻，那个修长黝黑的姑娘过来抚摸我的头发，说起所有法国女人常说的话：“战争——灾难——可怜的小伙子——”

我抓住她的胳膊，嘴唇贴在她的手心上。她的手托着我的脸。我看见她满是情欲的双眼，柔和棕色的皮肤，红嘴唇。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她的眼睛说着更多我听不懂，却比我们来时期待的更多的话。

隔壁还有个房间。我经过时，看见莱尔正和金发姑娘紧紧抱在一起，大声说笑着。他可真是个老手！而我——却迷失在一种陌生、温柔和狂热中，由人摆布。我的欲望奇特地糅杂着渴望和沉醉。我感到头晕目眩，而这里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捉牢。我们的靴子放在门口，穿着她们给的拖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一个士兵的自信和骄傲：步枪不在，腰带不在，军装不在，军帽不在。我任凭自己坠入未知，接受发生的一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些害怕。

苗条黝黑的姑娘只要一思考，眉毛就飞舞起来，说话时却纹丝不动。有时她的声音没变成话语，就被阻塞了，或说了一半的话就在我头顶飘走。像条抛物线，像条弹道，像颗彗星。我从中明白过什么——现在又明白了什么？这门陌生的语言，我几乎不懂。它让我步入寂静中昏昏欲睡。在这种寂静中，房间在褐色和半明半暗中变得模糊，唯有我上方的那张脸清晰生动。

一张脸能生出如此多端的变化：一小时前，它还那么陌生，现在却变得温情脉脉。这种温情并非来自这张脸，而是来自黑夜、尘世和热血，而这一切，又一齐在这张脸上绽放光芒。房间里的东西似乎被感动了，它们变幻着，变得奇特。当灯光照在我浅亮的皮肤上，当那双冰凉褐色的小手轻抚它，我竟对我的皮肤充满敬意。

这一切和在随军妓院里发生的事多么迥异！我们允许去找军妓，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不愿想起它，它却下意识钻进我的脑海。我吓坏了，怕我一生也无法摆脱那种经历。

可接着，我碰到了姑娘的嘴唇。我迎上去，和她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我闭上双眼，想在亲吻中将战争、恐惧和卑劣的记忆统统磨灭，想去唤醒青春和幸福。我想到海报上的姑娘。那一刻，我竟相信，只有赢得她，我才能活下去。而我的臂膀越是用力去抱紧，就越有可能出现奇迹。

……

之后我们几个不知怎么，又聚在了一起。莱尔显然容光焕发。我们诚挚地和她们道别，蹬上靴子。夜晚的冷风吹凉我们发热的身体。高大的白杨树沙沙作响，耸立在黑暗中。空中悬挂的月亮，倒映在运河里。我们没跑，而是迈着大步并肩走着。

莱尔说：“这个黑麦面包真值个！”

我不愿开口说话。我一点儿也不快乐。

这时我们听见一阵脚步声，赶紧躲进灌木丛。

脚步声越来越近，经过了灌木丛。我们看见一个赤裸的士兵，穿着靴子，跟我们一模一样。他腋下夹着包东西，奋力奔跑着。是开足马力的加登。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笑了。明天他准会开骂。

我们悄悄溜回草垫上。

***

我被叫到文书室。连长递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车票，祝我一路平安。我看了看假期的天数。十七天：休假十四天，旅途三天。太少了。我问：“我是否能拿到五天旅途假？”贝尔廷克指了指我的证。我这才看见，我不必立即回到前线。假期结束后，我还要去海德拉格尔的军事训练营报到。

大家都很羡慕我。卡特还出了个好主意，教我如何在训练营站稳脚跟：“你要是够机灵，就在那儿待着别回来。”

其实我更愿意八天后，也就是在野战兵营的日子结束后再出发。这里不错。

我自然要在营房食堂请客。大家都有几分醉意。我却有些沮丧。离开六周是种巨大的幸运，可等我回来时，又会发生什么？我还能再看见他们吗？海尔和克默里西已经不在了——下一个会是谁？

我们喝着酒。我一个个瞧着他们。艾伯特坐在我身边抽烟。他很活泼，我们总在一起。对面蹲着卡特，耷拉着肩膀，拇指粗壮，说话心平气和。米勒长着一副龅牙，笑起来声音爽朗。加登有一双鼠眼。莱尔蓄起了大胡子，看着像四十岁。

浓烟盘旋在头顶。士兵没有烟草怎么活！营房食堂是个避难所。啤酒不仅是种饮料，还是种标志。它意味着大家可以安心地伸展四肢。我们的一贯作派样样不缺：双腿舒坦地伸向前方，惬意地朝四周吐着口水。一切怎会全部出现在一个明天就要出发的人面前！

夜里我们又去了对岸。我甚至害怕告诉那个苗条黝黑的姑娘，我要走了，而等我回来，肯定要待在遥远的别处。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但她只是点点头，不动声色。我起先不明白，后来还是理解了。莱尔说得没错：我要是上前线，她就会说“可怜的小伙子”。去休假——她们并不想知道太多。这没什么意思。还是让她带着她的废话见鬼去吧！人们相信奇迹，但事后才知，奇迹不过是块面包。

第二天一早，除虱后，我走向野战车站。艾伯特和卡特陪着我。到了车站，我们听说离发车还有几小时。他俩要回去执勤。我们告了别。

“再见，卡特。再见，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几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个步伐、每个动作我都那么熟悉，即便隔着老远，我也认得出他们。随后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我坐在行李上等车。

突然，我有些不耐烦，急切地想马上离开。

***

躺过几个月台，路过几家流动厨房，蹲过几条板凳——随后，窗外的风景变得令人压抑、恐慌，变得熟悉。黄昏的火车驶过一座座村落。窗外的茅草屋顶像顶毡帽，压在一间间粉刷过的木屋上。庄稼地像珍珠母，在斜阳的余晖中发着光。还有果园、粮仓、古老的菩提树。

我渐渐识得车站的名字，心跳开始加速。车轮滚滚向前。我站在窗边，抓紧窗框。这些站名圈定了我青春的边界。

一望无际的草地，田野，农庄——一辆与地平线并行的牛车，孤单地蹒跚在天幕下。农民们等在道口栏前。姑娘们挥着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通往村子的路很平整，没有炮兵部队来过。

已经是傍晚了。假如火车不隆隆响，我真想大声叫喊。广阔的平原铺陈在眼前，远处山脉的轮廓逐渐显现在暗蓝的夜空中。我认识多尔本山独特的地貌。它像把锯齿状的梳子，陡峭地耸立在森林的枝端。山后就是城市。

就在这一刻，金红的斜阳朦胧地弥漫在大地上。列车轰隆，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弯道上满是模糊、摇曳而神秘的白杨。它们一株连着一株，排成长长一列，构成幻影、光线和思念。

列车绕过田野，将它丢在身后。树的间距缩小着连成一片。转瞬间，眼前就剩下唯一的一棵。紧接着，又一排白杨重新出现。它们长久而孤单地立于天际间，直至被一排房屋遮掩。

一个交叉道口。我站在窗边，不想挪步。其他人已拿起行李，准备下车。我念着经过的路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车下是骑单车的人，车辆，行人。一条灰暗的街。一条灰暗的地下道。它们打动我，就像它们是我的母亲。

接着，火车停了。车站一片喧嚣，熙熙攘攘，到处挂着路牌。我背起行囊，钩紧肩带，握紧步枪，踉跄着下了车。

我在月台上东张西望。赶路的人中没有我的熟人。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递给我一杯咖啡。我转过身，看见她正朝我傻笑，脸上还掺杂着一丝自豪，仿佛在说：“你瞧，我正递给一位战士一杯咖啡。”她一声声叫着“战友”，叫得那么不是时候。

火车站外的街边有条汩汩的小溪。磨坊桥的水闸里涌出白花花的水，流经这里。一座古老的四方瞭望塔矗立在水闸边。前方是棵斑驳的大菩提树，后方则是无垠的暮色。

过去我们常坐在这里——那是多久以前了——一过桥，我们就能闻见排涝的污水冰冷腐烂的气味。水闸这边，我们在静止的水前弯下身。桥墩上垂满藤蔓和水藻。炎炎夏日，我们喜欢去水闸那儿一边看飞溅的泡沫，一边数落我们的老师。

我过了桥，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河里依旧满是水藻。河水依旧以一道晶莹的弧线涌向下游。瞭望塔上站着烫衣女工，和当初一样，她卷起袖子，站在雪白的衣服前。敞开的窗口冒出烙铁的热浪。几条狗大摇大摆地穿过狭长的巷子。门口站着人，痴痴盯着我，看我有多脏，背着多重的军囊。

我们经常在这家甜品店吃冰淇淋，还在这里学会了抽烟。沿街走去，我熟悉每幢房子，熟悉殖民地进口杂货铺、卫生用品店、面包坊。随后我站在一扇褐色的门前，抓住了磨旧的门把手。我的手有些沉重。拉开门，一股陌异的凉气扑面而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长靴踩在楼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楼上的门“啪嗒”一声打开，有人扶着楼梯扶手探身张望。打开的门是厨房门。煎土豆饼的香气飘满整个楼道。今天是礼拜六。楼上的人一定是我姐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随后又摘下钢盔，向楼上望去。是的，正是我姐姐。

“保罗！”她喊道，“是保罗！”

我点点头。行李撞在楼梯扶手上。我的步枪太重了。

她打开另一扇门，叫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再也无法移步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靠在墙上，紧紧抓着钢盔和步枪。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握它们，一步也迈不出去。楼梯在我的视线中模糊了，我拄着立在脚背上的枪托，狠狠地咬紧牙根。姐姐叫我，我却说不出话。我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说，想笑，却一句也没有回答。我就这样站在楼梯上，既痛苦又无助地陷入可怕的痉挛中，强忍的泪水无声地滚落腮边。

姐姐又探出头，问道：“你怎么了？”

我只好打起精神，挣扎着上了楼。我把步枪倚在墙角，行李靠在墙边，钢盔放在行李上。解下的腰带和那堆东西堆放在一起。接着，我有些恼火：“你倒是给我拿条手巾！”

她从柜子里拿出手巾。我擦了把脸。墙上挂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我以前收集的彩色蝴蝶。

这时，我听见母亲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她在躺着吗？”我问姐姐。

“她病了。”她说。

我走进卧室，朝她伸出手，竭力镇静地说：“妈妈，我回来了。”

她躺在昏沉的暮色中。接着，她惶恐地问：“你受伤了吗？”我接受着她试探的目光。

“没受伤。我回来休假。”

她脸色苍白。我甚至不敢开灯。“我只知道躺在这儿哭。”她说，“应该高兴才是。”

“你病了吗，妈妈？”

“今天我要起来一会儿。”她说着，转向姐姐。姐姐正穿梭在卧室和厨房间，以免烧煳了饭。

“把那罐蔓越莓果酱打开吧，你不是爱吃吗？”她问我。

“是，妈妈。我已经很久没吃过了。”

“我们就像知道你会回来似的。”姐姐笑道，“正好做了你爱吃的土豆煎饼。现在还有果酱。”

“今天刚好是礼拜六。”我说。

“坐到我身边来。”母亲说。

她望着我。她的双手和我的比起来那么苍白、虚弱、瘦削。我们说了几句话。真该感谢她什么也没问。我能说什么？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已平安走出战场，坐在她身边。厨房里是忙碌的姐姐，做着晚餐，唱着歌。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说。

我们家人间从不说温柔的话。穷人为生计奔波、操劳，大抵如此。他们不明白那么做的意义，也不愿重复本来就知道的事。所以，比起那些懂得客套的人，母亲口中的“亲爱的孩子”意味着更多。我知道，那罐蔓越莓果酱是几个月来家里唯一的一罐。她一直留给我。还有她拿出来的陈旧饼干，无不是她逮机会弄到，留起来，等我回来吃的。

我坐在她床边。对面客栈花园里的栗树透过窗子发出褐色和金色的光。我深吸了口气，对自己说：“你到家了，到家了。”却并未摆脱拘谨。我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这是我母亲，那是我姐姐，墙上挂着我的蝴蝶，那边还有架桃花心木钢琴——我还没彻底回来。我和家之间还隔着一道屏障、一段距离。

于是我把行李拿到床边打开，一一取出我带回来的东西：一整块艾达姆干酪是卡特弄来送我的，还有两条黑麦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你们肯定用得着。”

她们点头。“这里是不是食物紧缺？”我打听道。

“是，吃的东西不多。你们在前线够吃吗？”

我笑了，指着我带的东西：“不会总有这么多，但也过得去。”

姐姐收好吃的东西。母亲突然哽咽着一把抓住我的手：“前线是不是很可怕啊，保罗？”

母亲，我该怎么回答你！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理解，也永远不必理解。前线是不是可怕？你问——你，我的母亲——我摇摇头：“不，妈妈。不可怕。我们大部分时候待在一起，所以也没那么可怕。”

“可前一阵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回来说，前线现在特别可怕，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

说这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使用毒气和各种招数。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忧。难道我要告诉她，我们有一次发现了三条敌军战壕，里面一具具僵尸的样子就像中了风？靠着胸墙的，钻地道的。他们本来动着，突然就僵在原地，或站或躺，脸色发青，死掉了。

“哎，妈妈，说什么的都有。”我答道，“布里德迈耶也不过是胡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壮实——”

面对母亲的担忧，我恢复了平静。现在，我已经能走来走去，谈天说地，而不会因世界像橡皮般柔软，血管像雷管般脆弱，而突然害怕地靠在墙上。

母亲要起床，于是我走向厨房，问姐姐：“她怎么了？”

她耸耸肩：“她已经躺了几个月。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已经看过了几个医生。有个医生说，她可能得了癌症。”

***

我得去区司令部报到。我漫步在街上，不时有人和我说话。我不会止步太久，也不愿和他们多说。

走出营房后，我听见有个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转过身，看见面前站着一位少校。他呵斥道：“您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不知所措，“我没看见您。”

他提高了嗓门：“您难道不会得体地讲话吗？”

我真想揍他的脸，但还是克制住了，否则我的假期会立即结束。我立正道：“我没看见少校先生。”

“那么我命令您注意！”他大声嚷嚷，“您叫什么名字？”

我向他报告。

他红彤彤的胖脸怒气未消：“哪个部队的？”

我按规定汇报了一番。他还没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我已经够了，说道：“朗格马克和比克斯硕特之间。”

“怎么？”他有些吃惊。

我告诉他，我一小时前刚到，回来休假。我本以为他会走开，谁知他更粗暴了：“您以为您能把前线那套做派带到这里？休想！这里，感谢上帝，还有纪律！”

他命令道：“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已怒不可遏，但我拿他没办法。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立即拘捕我。于是我跑步退回，再开步向前，走到离他六米处，朝他敬了个军礼，直至走过他六米后才礼毕。

他又把我叫过去，以和蔼的口吻告诉我：这回他宽大为怀。我端正了姿势，感谢了他。

“解散！”他命令道。我“咔嚓”一声转身离开。

这件事败坏了我整晚的兴致。一回到家，我就脱下军装，扔到角落，反正我早打算脱下它。我从柜子里拿出一身便装，穿在身上。

我已经不习惯穿便装了。衣服又瘦又短。我在部队里长大了不少。衣领和领带尤其难系，最后还是姐姐替我打好了领结。便装真轻啊，轻得就像只穿着衬裤和衬衫。

我望着镜中模样古怪的自己。一个皮肤黝黑，高大结实，衣服紧绷，即将接受坚信礼的青年也惊讶地望着我。

母亲看见我穿便装很高兴。这是她熟悉的我。父亲则更乐意看我穿军装。他想带着穿军装的我去见他的朋友。

我拒绝了。

***

能安静地坐在某处真好。比如坐在对面客栈花园的栗树下，保龄球道边。几片新叶落在桌上和地上。我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在部队里，我学会了喝酒。杯子已经半空，也就是说，还有美味冰凉的几大口等着我。要是我愿意，还可以要第二杯、第三杯。没有集合，没有猛烈的炮火。客栈里的孩子们在打保龄球。一条狗把头搭在我的膝盖上。天很蓝。栗树的叶子间，耸立着玛格丽特教堂绿色的塔楼。

这一切真好，我很喜欢。但我无法与人打交道。我母亲是唯一不提问题的人。父亲则截然相反。他总希望我能讲讲外面的事。在我看来，他的愿望既动人又愚蠢。我和他已没什么真正的交流了。他希望我最好能不断地讲讲。我想，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是难以描述的。我很想让他满意，但这对我来说太过危险。我害怕话一出口，话题就变得宏大，大到我难以驾驭。要是我们能彻底弄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会身在何处？

于是为了满足他，我只给他讲了几件趣事。他却问我，我是否参与过白刃战。我说没有，起身走出去。

但情况并未好转。有一回在街上，我被电车刺耳的急刹车声吓了一跳，以为是呼啸的榴弹，这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是我的德语老师。他爱问人们常问的问题：“外面怎么样？可怕。可怕。不是吗？是的，难以忍受。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管怎样，我听说，你们在前线伙食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很健壮。后方当然差得多。但非常正常，这是理所应当的。最好的东西，当然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个聚会上。我受到热情款待。一位校长握住我的手说：“那么，您是从前线来的？那边士气如何？十分高涨，十分高涨，不是吗？”

我说，人人都想回家。

他哈哈大笑：“这我相信！但你们得先痛打法国佬儿！您抽烟吗？这儿，您来一支。服务员，给我们年轻的战士来杯啤酒！”

很遗憾，我拿了那支雪茄，只好留下来。众人的好意实在无法推辞。但我还是懊恼，不停地抽着烟。为了不闲着，我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但他们马上给我要了第二杯。他们知道，他们亏欠当兵的。他们争论着我们该吞并哪里。系着铁表链的校长最为贪婪：整个比利时，法国的煤矿区，俄国的大片土地。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们要吞并这些区域的理由。他不屈不挠，其他人最后只好让步。接着他开始阐释，哪里是法国的突破口。谈话间，他转向我：“用你们持续的阵地战再向前推进一些。把那帮家伙赶出去，这样才能和平。”

我答道，在我们看来，强攻是不可能的。对方后备力量雄厚。此外，战争和人们想象的不同。

他拒绝思考，向我证明，我根本无法理解。“没错。您说的只是局部。”他说，“重要的是整体。这一点，您无从判断。您看到的只是一小片区域。您没有全局观。您恪尽职守，甘愿冒生命危险，理应获得最高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人颁一枚铁十字勋章——但首先要在弗兰德突破敌人的战线，接着再从上方侧攻。”

他喘着粗气，揩了把胡子：“必须全面侧攻。从上往下，接着攻占巴黎。”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于是一口气喝了第三杯啤酒。但马上，他又为我叫了第四杯。

我要告辞了。他塞到我口袋里几根雪茄，友好地拍拍我，准我离开：“一切顺利！希望我们很快能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

***

我想象的假期并非如此。一年前确实应该不同。我想是我变了。今天和去年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当时我还不了解战争。我们驻扎在平静地段。现在我意识到，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拖垮。我无法融入这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有些人提问，有些人不问。看得出，那些不问的人为自己的沉默感到骄傲。他们甚至常常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认为那不值一谈。他们真自负！

我情愿自己待着，这样就不会被打扰。因为所有人问来问去，无非是情况有多糟，情况有多好。有人这么认为，有人那么认为——但他们总是迅速地回到那些与他们的存在相关的事物中。从前，我一定也这样生活。但现在，我无法和他们交流了。

他们对我说得太多。他们有忧虑、目标、愿望。对于这些，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我和他们中的某人一块儿坐在客栈花园里。我试着让他们清楚，归根到底，这就是一切：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他们当然明白，也赞同，也这样认为，但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就是这样——他们感受到了，但只是半个他们感受到了，另外半个在其他事物上。他们无法集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去感受。而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我的见解。

我一看见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办公室里、岗位上，就会被深深吸引，想像他们那样生活，忘掉战争。但这一切又立即变得令人反感。它太狭促，怎能填满生活。应当粉碎它。当前线的弹片正在弹坑上方呼啸，照明弹一冲升天，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抬回来，战友们蜷缩在战壕里！——这里是另一群人。我无法理解的人。我既羡慕又蔑视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卡特、艾伯特、米勒和加登，他们在做什么？或许他们正坐在食堂里，正在游泳——但不久，他们又要上前线了。

***

我房间的书桌后有张褐色沙发。我坐上去。

墙上四处用图钉钉着我从前在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其中还有些我喜欢的明信片和画。角落里有个小铁炉。对面靠墙的书架里放着我的书。

我当兵前住在这间房间。书是用我当补习教师赚的钱陆续买的。其中许多是旧书。例如全部的古典文学类书籍。有一卷蓝色亚麻布精装本一马克二十芬尼。我买全集，是因为我为人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选出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只买全集。我老老实实地通读过这些书，但大部分都不合我意。我更想读些现代作品。当然，这类书更贵。其中几本并不是我买的，而是借的，随后没还。我不想和它们分开。

书架的一格放着教科书。由于我没好好爱惜，这些书已经残破不堪。出于某些原因，有几页还被撕掉了。这一格下面放着笔记、纸张、信件、图画和草图。

我真想回到当年的情境。就在这间屋里。我马上能感觉到，四面墙壁仍守卫着它。我的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跷起双腿，就这样舒适地坐在角落，坐在扶手中间。小窗开着，看得见熟悉的街景和街道尽头高耸的教堂塔楼。桌上放着几枝花。蘸水钢笔，铅笔，镇纸用的贝壳，墨水瓶——一切都是老样子。

的确，如果我幸运，如果战争结束，我还会回到这间房间。我会像现在这样坐着，看着我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些激动。但我不该激动，因为激动是错的。我想再次感受安宁与沉迷，感受强烈而不可名状的冲动。就像许久以前，我朝一本书走去时一样。多彩的书脊上飞升的意愿之风，该再次席卷我，熔化我心中那块沉重而了无生气的铅锭，唤醒我对未来的迫不及待，唤醒思想世界中振翼的愉悦——带回我失去的年少时代的蓬勃朝气。

我坐着，等待着。

我突然想到，我该去看望克默里西的母亲，或去找米特尔施泰特，他肯定在兵营里。我望向窗外：洒满阳光的街景后，朦胧而轻柔地浮现出起伏的丘陵，又转瞬幻化为秋日明朗的一天，我正和卡特、艾伯特坐在炉火边，吃着带皮的烤土豆。

我不该想起这些，于是我赶紧拂去脑中的记忆。该让房间诉说，让它来抓牢我，承载我！让我感到我属于它。我要倾听它，好叫我再回到前线时能记住：战争会过去，会消逝，当回家的浪潮袭来时，战争已成往事。它不会侵蚀我们。除了外在的示威，它无法向我们行使任何权利！

书架里的书一本挨一本。我熟悉它们，仍记得是如何排序的。我用眼睛请求它们：对我说话吧，收留我——收留我，往昔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美好往昔——再收留我吧——

我等待着，等待着。

一幅幅画面闪过眼前，它们没有停留。它们只是影子和记忆。

什么都没有。

我越发不安。

一个陌生的可怕念头突然涌上心头，我再也无法找到回去的路了。尽管我竭力祈求，但一切都没改变。我像被判了刑，冷漠而悲伤地呆坐着。往昔转身离去。同时，过多的祈求又让我感到恐惧。对于将会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知。我必须牢记，我还是个士兵。

我疲倦地起身，走到窗边。接着，我拿起一本书，准备翻阅，随后立即扔到一边，又拿起另一本。我曾在某些段落做过标记。我寻找着，翻阅着，再拿起另一本。我面前已经叠起了一摞书，又慌乱地放上去——报纸、笔记和信件。

我沉默地站在它们面前，就像站在法庭上。

垂头丧气。

词语，词语，词语——触碰不到我的词语。

我慢慢把书放回书架。

远去了。

我安静地走出房间。

***

然而我仍未放弃。虽然我不再踏入房间，但我安慰自己，这不过才几天，还无须下结论。之后——未来——还有许多时间。于是我去兵营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坐在他的房间，屋里弥漫着一股我已习惯的难闻气味。

米特尔施泰特一看见我，就讲了件新鲜事。我立即震惊了。原来康托列克应征当了后备军。“你猜怎么着？”他说着，拿出几根上好的雪茄，“我刚从野战医院到了这儿，就碰上康托列克。他向我伸出他的爪子，聒噪道：‘你瞧，这不是米特尔施泰特嘛，你好吗？’我瞪着他：‘后备军康托列克，您最好搞清楚，公是公，私是私。跟上级说话时，您应该立正。’你真该看看他那副嘴脸！绝对是酸黄瓜和哑弹的杂交。他慌里慌张地要和我叙旧，我摆出一副更严厉的架势。最后他使出了他的杀手锏，跟我窃窃私语：‘您的毕业考试要不要我帮帮忙？’他想提醒我。你懂。我一听，火冒三丈。我也要提醒他：‘后备军康托列克，两年前，您鼓动我们到区司令部自愿报名参军。其中有个叫约瑟夫·贝姆的，根本不想参军。他阵亡了。在他应征入伍前三个月。没有您，他还能等到那时候。现在：解散！我们以后再说。’分到他所在的连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一去，就把他带到军需库，给他弄了身漂亮的军装。你马上就能看到。”

我们走向营房操场。全连已列队站好。米特尔施泰特让他们稍息，检阅他们。

这时，我看见令人忍俊不禁的康托列克。他上身穿了件宽大褪色的蓝军装，像条女裙，后背和袖子上打着大块的补丁。可以想见，这件上衣过去的主人多么高大。下身黑色破旧的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而他脚上那双大鞋，坚硬如铁又破旧不堪，鞋尖翘起，鞋带系在一边。出于平衡起见，他头上是顶过小的无檐圆筒军帽，又脏又别扭。整体看来，他实在值得同情。

米特尔施泰特走到他面前：“后备军康托列克，您这纽扣，算是擦过了？看来您永远也学不会。不及格，康托列克，不及格——”

我已止不住在心里狂笑。在学校时，康托列克正是用这种腔调教训的米特尔施泰特：“不及格，米特尔施泰特，不及格——”

米特尔施泰特继续刁难他：“您看看伯特歇尔。他就是您的榜样。您跟他学着点儿。”

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伯特歇尔是我们学校的门房。他居然成了榜样！康托列克瞪了我一眼，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而我只是幸灾乐祸地朝他莞尔一笑，就像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那顶帽子和那身制服简直愚蠢可笑透顶！而这个家伙曾令我们心惊胆战。那时，他高傲地坐在讲台上。练习法语动词变位时，他常拿铅笔戳我们。他教的那些法语，我们在法国从没派上用场。不过短短两年——现在，站在这里的是后备军康托列克。他已失去魔力，双膝发颤，胳膊像锅柄，扣子擦不亮，动作滑稽可笑。一个不成体统的士兵。我无法将眼前这个康托列克和过去那个威严的形象联系起来。我真想知道，假如这个可怜虫再来问我这个老兵“博伊默尔，您说一下‘走’的过去式”，我该如何是好。

眼下米特尔施泰特正进行散兵操练。出于一番美意，康托列克被指任为班长。

散兵操练的特殊性在于，班长始终要站在全班队伍前二十步的位置。只要一声令下：“向后转——齐步走！”当散兵队列向后转时，班长就突然落在了队伍的后二十步。他必须疾速前进，好重新处于队伍前二十步。这加起来就是四十步。可他刚一跑到，一道“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又下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再用最快的速度，朝另一头跑。以这种方式，班里的人不过舒服地向后转着身，多走两三步，班长却要来回狂奔，活像窗帘木杆上放的屁。这一套不过是米特尔施泰特的众多特效良方之一。

康托列克对米特尔施泰特已没什么指望。因为有一回他搅了米特尔施泰特升迁的局。在回到前线前，假如米特尔施泰特不好好抓住良机，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部队提供这种机会，或许就是为了让人死得更加甘心。

此刻的康托列克正来回奔忙着，活像只受惊的野猪。过了一阵子，米特尔施泰特宣布散兵操练结束，重要的爬行训练开始。双膝双肘着地的康托列克按规定抓着枪，华美的身躯挪动在沙地上，爬过我们身边。他大口喘着粗气，那喘息声简直就是音乐。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高级教师康托列克的名言，鼓励着后备军康托列克：“后备军康托列克，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战胜困难！”

康托列克流着汗，吐出一块钻到他牙缝里的脏木条。

米特尔施泰特俯下身，忠告道：“永远不要因为区区小事，遗忘我们伟大的事业。后备军康托列克！”

我很惊讶，康托列克居然没有发怒，尤其是接下来的体操课上。米特尔施泰特绝妙地模仿了康托列克，在他做引体向上时，从后面拽着他的裤裆，使他只能吃力地把下巴伸过单杠。随后又是一番教诲。这一套跟当年康托列克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之后是分配其他勤务。“康托列克和伯特歇尔去领军粮！推着推车。”

几分钟后，两人推着推车走了。康托列克愤怒地垂着头。门房则为得到了这份轻松的工作而得意。

面包厂位于城市的另一端。两人一来一回都必须穿过整座城市。

“这个活儿他们已经干了好几天。”米特尔施泰特冷笑道，“已经有人每天等着看好戏。”

“漂亮！”我说，“但他没去告状吗？”

“试过！但我们的指挥官听他诉苦时，差点笑断气。他不喜欢老师。另外，我正向他女儿求爱。”

“他会在你考试时使坏。”

“我才不在乎。”米特尔施泰特冷静地说，“再说他抱怨也没用。我可以证明，我只给他分配了些轻活儿。”

“你就不能好好管教管教他？”我接着问。

“对我来说，他实在太蠢。”米特尔施泰特严肃而高傲地说。

***

休假是什么？——是打了个趔趄，只能让往后的日子更艰难。现在，离别已介入假期。母亲默默地看着我。她数着天数。我知道——每天早上，她都很难过。又少了一天。她挪走了我的行李，不想看见它受到提醒。

沉思时，时间过得真快。我打起精神，陪姐姐去肉铺买几磅骨头。是个大优惠，人们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龙。有人甚至晕倒了。

真不走运，我们轮流排了三小时后，队伍散了。骨头卖光了。

多亏我有一份给养，可以拿给母亲。我们总算有了些有营养的食物。

日子一天比一天叫人难受。母亲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忧伤。还有四天。我必须去看望克默里西的母亲了。

***

这件事难以下笔。这个颤抖抽泣的女人摇晃着我大声叫喊：“他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她用泪水淹没我，叫喊着：“你们究竟为什么都活着，孩子们，你们怎么——”她瘫在椅子上哭泣着：“你看见他了吗？你后来看见他了吗？他是怎么死的？”

“他心脏中了枪，马上就死了。”我说。她盯着我，怀疑地说：“你撒谎。我比你清楚。我能感觉到，他死得很惨。我听见了他的声音。夜里我感受到他的恐惧。跟我说实话。我想知道，我必须知道。”

“不是这样。”我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马上就死了。”

她轻声恳求我：“告诉我吧，你得告诉我。我知道你想安慰我。但你难道看不出，比起对我说实话，你这样做是在折磨我。我受不了不知实情。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哪怕他死得很惨。这总比让我一直去猜要好。”

我永远不会告诉她，哪怕她把我剁成肉酱。我同情她，又觉得她有些愚蠢。她该想开点儿。无论她知道与否，克默里西都已经死了。一个见惯了死亡的人已经无法理解，为何仅仅因为一个人死了，就会有那么大的痛苦。我有些不耐烦地说：“他是当场死的。死时没什么感觉。他的脸很平静。”

她沉默了，又慢吞吞地问：“你能发誓吗？”

“能。”

“向一切你认为神圣的事物？”

我的上帝！对我来说，什么是神圣的事物——在我们中间，神圣的事物总是迅速地变来变去。

“是。他当场死了。”

“假如你说的不是真的，你愿意发誓，你再不会回来？”

“假如他不是马上死的，我再也不会回来。”

我可以发更多的誓。但她似乎信了，又啜泣了许久，要我讲讲当时的情况。我编了一个故事，编得几乎连我自己都信了。

我走时，她吻了我，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新兵制服，靠在一张圆桌边。桌腿是尚未去皮的桦树枝。他身后的布景上画了一片森林。桌上放着一杯啤酒。

***

这是在家的最后一晚了。大家都不说话。我早早上了床，抓紧枕头，紧紧抓着，把头埋进去。谁知道这是不是我躺在鸭绒被褥上的最后一晚！

母亲很晚还来到我的房间。她以为我睡了，我也假装如此。要是说话，醒着，太难了。

她一直坐到快天亮。尽管她很疼，时常佝偻着身子。我终于憋不住，假装醒来。

“去睡吧，妈妈。坐在这儿会着凉的。”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她说。

我坐起身。“这次不会马上去前线的，妈妈。我要去野外营地四个星期。说不定哪个周日，我还会从那里回来。”

她不语。接着轻声问：“你害怕吗？”

“不，妈妈。”

“我早就想告诉你，多当心法国女人，她们很坏。”

啊，母亲，母亲！对你来说，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投入你怀中痛哭？为何我总要坚强而镇定？我确实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柜中还挂着我儿时短小的裤子——那不过是不久以前，为何都成了过去？

我极力冷静地说：“我们驻扎的地方没有女人，妈妈。”

“在前线一定要当心啊，保罗。”

啊，母亲，母亲！为何我不能搂着你，跟你一起去死。我们是怎样的可怜虫啊！

“好的，妈妈。我会当心的。”

“我会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母亲！咱们站起来吧，走出去，穿过旧日的时光，回到不必承受痛苦的往日。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岁月。母亲！

“或许你能找到个不太危险的差使。”

“是的，妈妈。也许我能调到伙房，有这种可能。”

“那就去伙房，哪怕别人说闲话——”

“我不会在意的，妈妈。”

她叹了口气。黑暗中，她的脸是一道白光。

“你该去睡了，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站起身，把被子披在她肩上。她靠着我的胳膊。她很疼。我扶她回房，在她房中待了一会儿。“等我再回来时，你的病就好了。”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们别再给我寄东西了，妈妈。我们在外面够吃。你们更需要。”

她就那么可怜地躺在床上。她爱我胜过一切。我要走时，她又匆忙说：“我还给你搞到两条衬裤，是好羊毛的。你穿着暖和。你千万别忘记装在行李里。”

啊，母亲，我知道，你为了这两条衬裤，花费了怎样的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祈求！啊，母亲，母亲，我必须离开你，这谁人能理解，究竟有谁比你更有权力，对我发号施令。我坐在这儿，你躺在那儿。我们有无数的话语，却永远说不出口。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房间里一片漆黑。母亲的喘息声时断时续。钟声嘀嗒。窗外的风吹得栗树沙沙响。

我在过道被背囊绊了一跤。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它已经打包好放在那儿了。

我咬住枕头，双手抓紧床框。我本不该回来。在前线，我麻木冷漠，时常绝望。现在我再也做不到了。我本是个士兵，现在却只是个为自己、为母亲、为无休无止而不得安慰的一切感到痛苦的人。

我根本不该回来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