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认得野外驻地的临时营房。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这里教训过加登。但这里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有几个过去曾擦肩而过。人来人往，总是如此。

白天我机械地执勤，晚上就去军人之家。那里放着些我不想读的杂志。但有架钢琴，我倒是乐意弹弹。两个女招待中的一个姑娘很年轻。

营房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我们从军人之家回来太晚时必须持有通行证。如果跟岗哨熟悉也能混进去。

我们每天在荒原上的刺柏灌木丛和桦树林中进行连队训练。要是不指望太多，训练并不艰苦。跑步前进，卧倒。我们的呼吸吹拂着荒野上的稻草和野花。紧贴地面时，能看见干净的沙丘由无数细小的沙粒组成，纯粹得像在实验室。那场景让人异常心动，禁不住想把手插进沙中。

但最美的是四周种着桦树的一片片树林。它们时刻变幻着色彩。此时，树干还发着亮白的光，淡而柔和的绿叶丝绸般轻舞在树干间，转眼工夫，一切就变成了卵白的蓝色，闪着银光，掠过树林的边缘——但只要一朵乌云遮住太阳，某处的颜色又深得漆黑了。这片阴影像幽灵般穿过苍白的树干，飘过荒野，飞向天边——这期间，桦树像白色旗杆上节日的旗帜，挺立在它染成金红的树叶前。

我常常迷失在温柔透明的光影游戏中，听不见口令。一个人孤单时，就开始观察自然，热爱自然。我和人接触不多，也不想和他们有超乎寻常的交往。大家彼此不熟，不过是聊聊天，晚上一起打打“十七和四”，或掷骰子。

我们营房旁边有个巨大的俄国战俘营。中间虽隔着铁丝网，但他们还是过得来。他们大多蓄着大胡子，身材高大，但看上去腼腆瑟缩，就像挨了揍的恭顺的阿尔卑斯山搜救犬。

他们溜到我们营房，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可以想见他们要找些什么。我们伙食紧张，重要的是吃得很差。一个甘蓝切成六份，放在水里煮。胡萝卜是脏的。发霉的马铃薯已算得上上等佳肴。最美味的是稀薄的米汤，上面漂着切得细碎、根本无法找到的牛肉。

尽管如此，食物还是会被一扫而空。假如有人阔绰到吃不完，马上就会有十个人愿意接手。只有勺子够不到的残渣被刷下来倒进垃圾桶。有时还有甘蓝皮、发霉的面包皮和混合的污垢。

战俘们就在这肮脏的泔水里翻找。他们贪婪地从发臭的桶里捞出东西，藏在上衣口袋里带走。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敌人，实在稀奇。他们的脸让人深思。那是一张张老实农民的脸。宽额头，宽鼻子，厚嘴唇，还有粗壮的手和浓密的鬈发。他们真该去种田，收割，摘苹果。他们看上去比我们弗里斯兰的农民还要善良。

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乞讨食物，真让人心酸。他们个个身体虚弱，领到的吃食不过刚好不致饿死。就连我们自己也早就吃不饱了。他们都得了痢疾。有些人还怯生生地偷偷给人看他们带血的衬衫角。他们弓着背，抻着脖子，膝盖发软。当他们伸出一只手，说着仅会的几句德语乞讨时，他们歪着头，微微抬起低垂的目光——他们乞讨的声音柔和、低沉，就像温暖的火炉和家乡的陋室。

有人踢他们一脚，他们就跌倒在地——但这种人极少，大部分人都视而不见地从他们身旁经过。当然，有时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令人生厌，对此有人也会火冒三丈，踢他们一脚。要是他们不用那种目光看人——那两个拇指就捂得住的地方，究竟藏着多少不幸：那双眼睛。

晚上，他们来营房做交易，用自己所有的东西换面包。有时能成交，因为他们的长靴不错，而我们的不好。那长靴的皮质软得出奇，像是俄国小牛皮做的。我们中的农家子弟会收到不少家里寄来的吃的。一双靴子大概能换两到三块面包，或一块面包加一小根瘦肉香肠。

几乎所有俄国人都渐渐换光了东西。他们破衣烂衫，开始拿些小木雕，或用弹片、铜弹带做的东西试着交换。但这些东西，尽管他们费尽力气，也换不来多少食物——几片面包就可以轻易换走。我们的农民们心狠手辣。他们往往拿出一块面包或一段香肠，凑到俄国人的鼻子底下，直馋得他们脸发白，眼发花，彻底服软。接着他们又使出擅长的迂腐伎俩，包起他们的饵食，拿出他们的大折叠刀，缓慢而悠闲地从他们的存货中，切下一大块面包送进嘴里，每吃一口，还就一口又硬又香的肉肠犒劳自己。看着他们如此吃着下午茶，真让人气愤，恨不得狠狠敲他们的厚脑壳。他们几乎不给人任何东西。人对自己了解得太少。

***

我常常被派去看守俄国人。黑暗中，他们移动的身影像生病的鹳、巨大的鸟。他们靠近铁栅栏，脸贴在铁丝网上，手指钩住网眼。他们常常这样并排站着，呼吸着从荒野和森林吹来的风。

他们很少交谈。说起话来，也不过寥寥几句。他们更有人性。我甚至认为，比起我们来，他们彼此更像兄弟。也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更为不幸。无论如何，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尽管只能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上什么真正地活着。

负责看守的后备军说，开始时他们还很活跃，彼此会有纠纷，经常抡拳头、动刀子。但现在，他们已彻底麻木冷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手淫，身体虚弱。尽管最糟的时候，整个营房的人都在干着那事儿。

他们站在铁丝网后。有时一人走开，另一人马上填补了位置。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说话，只是偶尔有人讨要一个烟头。

我望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除了知道他们是战俘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令人感动。他们一生无名，清白无辜——假如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忧愁，或许我的感动会有目标，会转为同情。但现在，我只感到他们身后芸芸众生的痛苦、人生可怕的愁绪和人类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就能让这些沉默的身影变为我们的敌人，或变为我们的朋友。某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我们无从知晓的某人签署的文件。于是本该遭世人蔑视、受到最高制裁的罪恶成了我们持续多年的至高目标。谁能分清敌友？当我们在这里，望着这群沉静的人，有的一脸孩子气，有的蓄着信徒式的胡须！每位新兵的军官，每个学生的老师，都比他们更像凶恶的敌人。而他们一旦获得自由，就会朝我们开枪，我们也会射向他们。

我感到害怕，不敢继续想下去。这条思考的路通向深渊。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但我不会放弃。我会守护它，保存它，直至战争结束。我的心在跳动：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在战壕中想过的唯一而伟大的目标，是人类经历了一切灾难后，为了生存而寻找的目标？难道这就是为了不辜负这段残酷的岁月，为战后生活找到的使命？

我掏出纸烟，每根掰成两截，分给俄国人。他们鞠着躬，点燃它。顿时，每张脸上都闪烁着一个红点。它们安慰着我，就像漆黑乡舍间的一扇扇小窗，露出每扇窗内一间间庇难的小屋。

***

日子一天天流逝。一个有雾的清晨，又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当中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下葬的时候，我正好站岗。战俘们唱起了圣歌。他们分声部唱着，听上去不像人声，倒像是远处荒野中一架管风琴的鸣响。

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夜晚，他们又站在铁丝网边。风从桦树林的方向吹来。满天繁星。

我已经认识了几个会说德语的俄国人。其中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曾在柏林做过小提琴手。他听说我会弹钢琴，就拿出小提琴演奏起来。其他人坐下，靠着铁丝网。他站着，拉着琴，表现出一个小提琴手常有的陶醉，闭着眼睛，随后又有节奏地摆动着乐器，微笑地看看我。

他演奏的应该是民歌，其他人跟着琴声哼唱。他们像一座黑暗的山丘，从深邃的地下发出声音。小提琴声像一位修长的少女，高高在上，既明亮又孤单。哼唱停下来，小提琴继续鸣唱着——夜里，这声音纤弱稀薄，像是冻僵了。大家紧紧靠着，站在一旁。要是能在室内多好——在这里，它独自四处游荡，叫人忧伤。

***

因为刚休过长假，周日就不能休息了。返回前线前的最后一个周日，父亲和姐姐来看我。我们一直待在军人之家。如果不想去营房，我们还能去哪里？中午时分，我们去荒野上散步。

时间真折磨人。我们无话可说，只好谈起母亲的病情。她已确诊患上了癌症，住进了医院，不久就要接受手术。医生希望她能好起来，但我们还没听说过癌症能治好。

“她住在哪家医院？”我问。

“住在路易斯医院。”父亲说。

“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先看看手术价格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儿还有人能说说话。再说三等病房也便宜些。”

“一个房间那么多病人，但愿她夜里能睡个好觉。”

父亲点点头。他神情疲惫，脸上满是皱纹。母亲一向体弱多病。虽然不得已才住进医院，但住院毕竟要花一大笔钱。父亲其实一辈子都扑在这些事上了。

“要是知道手术的价格就好了。”他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不能那么问——要是惹得医生不耐烦可怎么好，他还要给你妈妈手术。”

是啊，我辛酸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宁愿忧心如焚，也不敢问手术的价钱。而那些无须为钱担忧的人，却理所当然地事先商定了价格。医生不会对他们不耐烦。

“术后的包扎费也很贵。”父亲说。

“难道医疗保险公司一分也不付吗？”我问。

“你妈妈病得太久了。”

“家里还有钱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但我可以加班。”

我知道：他会站在桌前，折叠，粘贴，剪切，直至午夜十二点。晚上八点时，他会吃些凭票换来的没有营养的东西，随后服用头疼粉，继续干活。

为了让他高兴，我讲了些刚好想起的事。无非是当兵的常讲的笑话，一些愚弄将军、上士们的事。

之后我送他们去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瓶果酱和一包母亲为我煎的土豆饼。

他们走了。我回到营房。

晚上，我吃了些土豆煎饼涂果酱，却食之无味。于是我出去，打算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却忽然想起，这是母亲亲手煎的。或许她站在火炉前时还忍着疼痛。我重新包好，放进背囊，只拿出两个煎饼分给了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