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是怎么发现的呀？”

这根本不是她想说的话。事实上，说完之后她就该为这句蠢话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但毕竟话已经说出了口。假如斯普拉格先生没发现这句话里供认不讳的意味，他也就别当律师了。

“这么说，您对于这件事情略知一二喽，弗朗西斯小姐？”

“是的。”弗兰基说。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之后继续说道：

“这其实就是我干的，斯普拉格先生。”

“我感到很惊讶。”斯普拉格先生说。

他的话音中带着一种纠结，一个义愤填膺的律师正在和一个慈父般的家庭事务律师剑拔弩张。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问道。

“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弗兰基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们——我们就是想找点事干。”

“那又是谁，”斯普拉格先生追问道，“想出了这个冒充我的主意呢？”

弗兰基看着他，计上心头，她迅速做出了决定。

“是年轻的公爵诺——”她突然住了口，“我真的不能指名道姓，这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她知道这样一来形势就对她有利了。斯普拉格先生可能不会原谅区区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但他对于名门贵族的偏好却能让他对一个公爵的冒失无礼心慈手软。他那种温和慈祥的态度又回来了。

“哦！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啊。”他一边晃着一根食指，一边喃喃自语道，“你们可是让自己陷入麻烦里去了呀。您可能会吃惊，弗朗西斯小姐，有那么多法律纠纷都是因为一念之差，一个看似无害的玩笑造成的。只是一时兴起，然而有时候想要私了却又是难上加难。”

“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斯普拉格先生，”弗兰基郑重其事地说道，“真的。能像您这样对待这件事的人绝对是千里挑一，我简直无地自容。”

“不必，不必，弗朗西斯小姐。”斯普拉格先生像个父亲般地说道。

“哦，可我的确这么觉得。我猜应该是那个里文顿太太吧，她究竟都跟您说什么了？”

“我这里有一封信，半个小时前才刚拆开。”

弗兰基伸出手去，斯普拉格先生把信交给了她，那神情就像是在说：“好啦，你自己看看你的愚蠢行为带来了什么后果吧。”

“您可以看得出来，事情可能非常严重。”斯普拉格先生正色道，不过此时那分严肃却被慈爱冲淡了一些，“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极其可疑。不管是与马尔特雷弗斯案相关，还是与我的客户卡斯泰尔斯先生有关——”

弗兰基打断了他的话。

“艾伦·卡斯泰尔斯是您的客户之一？”她兴奋地问道。

“是啊。他最后一次来英格兰是在一个月以前，当时他还来找我请教过问题。弗朗西斯小姐，您认识卡斯泰尔斯先生？”

“可以这么说吧。”弗兰基说。

“一个极富魅力的人。”斯普拉格先生说，“他给我这间办公室里带来了一股强烈的，呃，外面广阔空间的气息。”

“他来找您咨询的是萨维奇先生遗嘱的问题吗？”弗兰基说。

“啊！”斯普拉格先生说，“这么说是你建议他来找我的？他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了，很遗憾我没能帮上他更多的忙。”

“您建议他怎么做的？”弗兰基问道，“还是说，告诉我会违背职业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的。”斯普拉格先生微笑着说，“我的意见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什么事都不用做。换句话说，除非萨维奇先生的亲属准备好要花一大笔钱打这场官司。而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能力打这场官司。要是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我从来都不会建议把案子拿到法庭上去。法律就像个捉摸不定的野兽，弗朗西斯小姐。它的变化无常会令不懂法律的人措手不及，我的座右铭向来都是庭外和解。”

“整件事都非常古怪。”弗兰基若有所思地说。

她感觉自己仿佛光脚走在满是锡质大头钉的地板上，随时都有可能踩上一根，然后一切就都完蛋了。

“这种案例也不像您想的那么罕见。”斯普拉格先生说。

“自杀案例吗？”弗兰基问道。

“不，不是，我指的是施加了不正当影响的案例。萨维奇先生是个冷静务实的商人，但很显然，他在那个女人手中就像蜡人一样，我坚信她精于此道。”

“希望您能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弗兰基壮起胆子说，“卡斯泰尔斯先生，唔，有点儿太激动了，搞得我从来都没能把这件事弄清楚过。”

“这个案子简单至极，”斯普拉格先生说，“我可以把事实都给您讲一遍，是个人就能听懂，所以也没人反对我的建议。”

“那就全都告诉我吧。”弗兰基说。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萨维奇先生碰巧从美国旅行回到英国。如您所知，他是个极其富有的人，还没有什么近亲。在这趟航海旅行中他结识了一位女士，嗯，坦普尔顿太太。关于坦普尔顿太太，我们只知道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以及她有个丈夫。”

“凯曼夫妇。”弗兰基心想。

“这种海上旅行很危险，”斯普拉格先生微笑着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萨维奇先生显然是被深深地吸引了。他接受了那位女士的邀请，要去她位于奇平萨默顿的别墅小住。他每隔多久去一趟我还没能查清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位坦普尔顿太太的影响之下，去得越来越频繁。”

“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萨维奇先生已经就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了好一阵，他害怕他可能会得某种病——”

“癌症？”弗兰基问。

“嗯，没错，事实上就是癌症。”他深信不移。那段时间他跟坦普尔顿夫妇住在一起，他们劝他去伦敦找个专家咨询一下，于是他便去了。到这里为止，弗朗西斯小姐，我还不敢下定论。那个专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多年来在他这一行里一直是个中翘楚。他在死因调查会上发誓说，萨维奇先生并没有患上癌症，而且他也是这么告诉他的。然而萨维奇先生的看法已经根深蒂固，当他被告知此事的时候，并不愿意接受。你看，弗朗西斯小姐，假如他了解医疗行业，能不带偏见地接受事实，事情的发展可能就会略有不同。

如果萨维奇先生的症状让医生感到为难的话，医生可能就会很严肃，拉个大长脸，谈一些昂贵的治疗，在安慰他那不是癌症的同时，让他知道他的身体出了严重的问题。萨维奇先生听说过医生通常都会对患者隐瞒病情，于是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医生的话。他会觉得医生说的那些宽心话并不是真的，他已经患上了癌症。

不管怎么说，萨维奇先生回到奇平萨默顿的时候心里万分忧虑。他意识到了接下来的生活将会多么漫长而痛苦。据我所知，他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就是死于癌症，而他目睹过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便决意不要重蹈覆辙。他请了个律师来，那是位名望极高的律师，来自一家鼎鼎有名的事务所。那位律师当场起草了一份遗嘱，萨维奇先生签了字，为了安全起见，又把它交回给律师保管。就在那天晚上，萨维奇先生吞下了大量的三氯乙醛。他留下了一封信，信里解释说他更喜欢轻松快捷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等待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根据他的遗嘱，萨维奇先生留下了总额七十万英镑的免税遗产给坦普尔顿太太，其余的则捐给几家指定的慈善机构。”

斯普拉格先生向后靠回椅子里，此刻他正自得其乐。

“陪审团像平常一样给出了富有同情心的裁定，认为这是精神失常导致的自杀。但我们很难证明他在立遗嘱的时候心智也是不健全的，我们没法在这个问题上争辩，陪审团不会接受这种说法。遗嘱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起草的，而律师认为死者当时毫无疑问是头脑清醒、理智健全的。我觉得我们也没法证明这里存在不正当的影响。萨维奇先生并没有剥夺任何一位至亲的继承权，他为数不多的亲戚也都是远房表亲，很少见面。我没记错的话，他们都住在澳大利亚。”

斯普拉格先生停顿了一下。

“卡斯泰尔斯先生的意见是，这样一份遗嘱完全不符合萨维奇先生一贯的风格。萨维奇先生不喜欢有组织的慈善机构，而且向来坚决秉持‘钱要转给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这种观点。然而，卡斯泰尔斯先生并没有书面证据来证明这些观点，而且正如我向他指出的那样，人是会变的。要对这样一份遗嘱提出异议，除了要跟坦普尔顿太太打交道以外，还得对付那些慈善组织。同时，这份遗嘱也已经接受过遗嘱认证了。”

“当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吗？”弗兰基问道。

“我说过啦，萨维奇先生的亲属都不住在这个国家，他们对于这件事知之甚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卡斯泰尔斯先生。他从一次深入非洲腹地的旅行中归来，逐渐了解到了这件事情的细节，然后便来到英国，想要看看还能不能做点什么。我迫不得已告诉他说，在我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行业里有句话叫‘现实占有，败一胜九’。坦普尔顿太太就是占有者。而且，她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我相信她是到法国南部去了。她拒绝就此事做任何沟通交流。我提议去征求一下法律顾问的意见，但卡斯泰尔斯先生断定没有这个必要，他接受了我的观点，认为即使这么做了也没什么用处。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当时本该采取什么行动，现在再做也是为时已晚，我觉得这些事情很难说得准。”

“我明白了。”弗兰基说，“没人了解这个坦普尔顿太太吗？”

斯普拉格先生撇撇嘴，摇了摇头。

“像萨维奇先生这样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可是——”斯普拉格先生悲哀地摇着头，脑海中仿佛掠过了不计其数的客户的样子。他们本应更明事理，来找他帮助他们把案子私下了结的。

弗兰基站起身来。

“人是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她说。

她伸出一只手。

“再见了，斯普拉格先生。”她说，“您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都觉得羞愧难当了。”

“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必须多加小心。”斯普拉格先生冲她摇着头说。

“您真是太好了。”弗兰基说。

她热诚地攥紧他的手，然后离开了。

斯普拉格先生又坐回到桌前。

他在思索。

“年轻的公爵——”

只有两个公爵可以被这样形容。

是哪一个呢？

他拿起了一本《贵族名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