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日有几个足球场并起来那么大。大厦里陈设着一张张黑色的四方桌面，悬在半空（让电脑绘出桌腿没有任何意义），呈网格状平均分布于地板之上，就像一个个像素。唯一的例外之物位于黑日正中央，那是一张圆形吧台，由四块九十度的扇面组成（四是二的平方），直径为十六米。这里的一切都是黑色，没有光泽，电脑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上绘制物品容易得多，不必费尽周折在复杂的背景中添加东西；而且这样一来，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化身上。这里的人就喜欢这样。

在大街上不值得使用精致的化身，因为那里拥挤不堪，所有的化身都交叠在一起，彼此穿插流动。而黑日是个非常高级的软件。在黑日里，化身之间不能互相碰撞。在同一时刻只有这么多人能到这儿来，而且也不能穿过对方的身体。这里一切都是实心的，不透明的，相当逼真。此地的常客们也更具品位，没有会说话的阴茎。一个个化身看上去宛若真人。连守护邪灵[Daemon，UNIX系统中的守护程序。]也大都如此。

“守护邪灵”是个古老的术语，源自UNIX操作系统，指一种低级实用软件，属于操作系统的基础部分。在黑日里，守护邪灵很像化身，但并不代表某个人。它是生活在超元域里的机器人，一个软件，居住在机器里的精灵，通常发挥着某种特定的作用。黑日里有许多守护邪灵，或是为顾客奉上虚拟饮料，或是帮人们跑跑腿。

这里甚至还有一种保镖邪灵，负责赶走不受欢迎的人。通过运用化身物理学中的某些基本原理，它可以一把抓住化身，将其丢到门外。为了给保镖邪灵的执法增添一点卡通色彩，大五卫甚至还提高了黑日的物理特性，于是那些特别可恶的家伙在被轰出去之前，会被奇大无比的木槌当头重击，或是被从天而降的保险柜压得粉身碎骨。这种办法一般用来对付破坏分子、骚扰或是纠缠名流的人，还有那些看上去像携带着病原的家伙。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个人电脑已经感染病毒，而且打算通过黑日把病毒传播出去，那你最好多留意一下天花板。

阿弘低声咕哝了一句“大板”。这是他编写的一个软件，对于中情公司记者来讲可谓相当强大的工具。它能深入黑日的操作系统内部肆意查阅信息，然后在阿弘面前投射出一张方形平面图，让他可以迅速了解都有谁在这儿、他们正在跟谁交谈。这些全是未经授权的资料，按说阿弘根本无权知道，但阿弘并不是什么愚蠢的戏子，来这儿只为上网交际。他是个黑客。想要什么信息，他就直接从系统内部偷出来，相当于窃听电脑之间的流言蜚语。

“大板”告诉他，大五卫正坐在老地方，黑客分区中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子旁。和往常一样，影星分区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圈中大腕儿和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小角色。今晚的摇滚明星分区相当热闹。阿弘可以看到，一位名叫“寿司K”的日本说唱歌星今天顺路拜访此地。另外还有一大帮唱片界人士正在日本分区里闲荡：那儿和其他分区没什么两样，只是更安静些，而且桌面更贴近地板，到处都是艺妓邪灵，一面鞠躬一面奔忙。其中不少人可能是寿司K的随从，包括经纪人、宣传策划和律师。

阿弘穿过黑客分区，朝大五卫的桌子走去。这里的很多人他都认识，但像往常一样，他还是因为看到了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而感到惊奇困惑。这里居然有那么多精明而又敏锐的面孔，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搞软件开发就像当职业运动员，总让上了三十岁的人感到自己已经老朽无能。

阿弘顺着过道朝大五卫的桌子望去，看见大五卫正在跟一个黑白两色的女子说话。尽管那个化身缺乏多彩的颜色，分辨率也很低，但从她说话时抱着双臂的姿势，从她听大五卫讲话时甩动头发的样子，阿弘还是认出了她。阿弘的化身停住脚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一如多年以前，那时他也常常这样凝望着她。现实世界中的阿弘伸出手，拿起啤酒瓶深深喝下一口，让酒液在嘴里环回流转，在口腔这小小的空间中激荡出滚滚波浪。

她名叫胡安妮塔·马奎兹。当年在伯克利大学读书时，阿弘就认识她，两人还在新生物理班中被分到了同一个实验小组。初次见到她，他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多年不曾改变的印象：阴郁固执、迂腐乏味、令人生厌，穿着打扮就像准备去应聘殡仪馆的会计。同时，她还长着有如火焰喷射器般的舌头，总在最奇怪的时候朝人们开火。很多时候，只为了一点其他新生根本注意不到的小小冒犯或是无礼之举，她便会用刁钻之语施展足以烧焦大地的报复。

直到多年以后，两人在“黑日系统公司”共事时，阿弘才看到了她的另外一面。那时候，他们俩都在研究制作化身。他负责身体部分，她负责面孔。她一人便是面孔部的全班人马，因为当时没人认为面孔有多么重要，大家都觉得那玩意儿不过是化身顶部的一个骨肉综合体而已。可她的工作最后证明他们全都大错特错。但在那段时间，黑日系统公司的权力机构掌握在一帮纯雄性的数字呆子手里，他们说面孔问题纯属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观点当然完全出于性别歧视，这种恶毒思想在男性技术人员中备受推崇，可他们还由衷地认为自己实在太聪明，不可能成为男性至上主义者。

阿弘十七岁时对胡安妮塔形成的第一印象其实出自同样的原因。对于一个从小在军中长大、刚刚独立生活了三个星期、正处在后青春期的毛头小子来讲，这完全是他的本能反应。他的头脑很好用，可在整个世界上，他只懂得两件事情：日本武士电影和麦金托什苹果机，而且他对这两样东西实在是懂得太多，简直过了头。在他的世界观里，没有给胡安妮塔这样的人留下任何空间。

全世界都有那么一种小镇，像疖子一样长在每个陆军基地的屁股上。在一连串这样的地方，弘·主角迅速成长起来，如同一株变异的温室兰花，在“买了飞”那上千盏保安强光灯的照耀下怒放。阿弘的父亲1944年入伍，当时只有十六岁，随即在太平洋地区待了一年，其中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战俘。阿弘出生时，他父亲已过中年。那时父亲早就可以退役领养老金了，但他不知道自己除了服役之外还会做什么事情，于是就在军队里一直待到80年代末，这才被人家踢出来。阿弘到伯克利念书之前在世界各地都生活过，其中包括新泽西州的赖茨敦、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佐治亚州的盖恩斯维尔、得克萨斯州的基林、德国的格拉芬沃尔、韩国的首尔、堪萨斯州的奥格登和纽约州的沃特敦。所有这些地方基本上都一样，有着相同的特许连锁店密布的区域，相同的脱衣舞厅，甚至相同的人。他总是能碰到多年前认识的同校好友，以及其他碰巧在同一时间转到同一基地的陆军子弟。

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但都属于同一个种族：军人。黑人孩子不像黑小子那样说话，亚裔孩子也不会为了在学校拔尖而拼命读书。大体上讲，白人孩子在跟黑人和亚裔孩子相处时并没有什么问题。女孩子都很守规矩。他们都有同样的妈妈，妈妈们都有着同样的肥臀，穿着同样的弹力便裤，留着同样的灰白烫花发型。而女人们基本上都算可爱，讨人喜欢，相当本分。如果她们碰巧很聪明，便会想方设法掩饰这个缺陷。

因此，第一次看到胡安妮塔，或任何一个她这类女孩时，阿弘对异性的看法就被完全颠覆了。胡安妮塔有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除了日常使用的洗发水之外从未经过任何化学加工。她不在眼皮上抹蓝色眼影，衣服都是深色，裁剪得当，严谨沉静。另外，她不受任何人的气，甚至包括她的教授。在当时的阿弘看来，胡安妮塔这副模样简直像个泼妇，总是咄咄逼人。

再见到她已是几年之后——那段日子里他大部分时间待在日本，与真正的成年人一起工作，那些人属于比他更高的社会阶层，都很富有，身穿真正体面的衣服，为自己的生活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阿弘这才吃惊地发现，胡安妮塔竟然如此优雅、时髦而又迷人。起初他还认为，自从大学一年级之后，她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但后来，他回到一个陆军小镇探望父亲，碰巧遇到了中学时的舞会皇后。短短几年间，她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一个体重超常的胖女人，发式花哨，穿着俗丽，在军人服务社里一面排队等着结账，一面飞快地读着供顾客打发时间的小报，因为她没钱买报纸。她“噗噗啪啪”地吹着泡泡糖，身边是两个她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远见去管教的孩子。

看着军人服务社里的这个女人，阿弘终于经历了一次姗姗来迟、昏头昏脑的大彻大悟。这迟来的顿悟算不上一道从天堂射下的灿烂光芒，倒更像是梯子顶端一只电量不足的手电发出的黯淡微光：这些年来，胡安妮塔并没有改变多少，只是在成长之后焕发着自己的本色。变了的人是他，而且是彻底的变化。

有一次，他走进她的办公室，完全是为了工作。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在办公室多次见过对方，但都装作从未谋面的样子。可是，那天他来到她办公室的时候，她让他把门关上，自己关掉了电脑屏幕，开始在双手间捻弄一支铅笔，同时注视着他，仿佛在打量一碟放了一整天的寿司。她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老妇的油画肖像，显然出自业余画家之手，镶在装饰华丽的古式画框里。那是胡安妮塔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品。其他黑客的桌旁不是挂满了航天飞机升空的彩照，便是张贴着“企业号”星舰的海报。

“那是我已故的祖母，愿上帝宽恕她的灵魂。”她注意到他在看那张画，“她是我的楷模。”

“为什么？她以前也是个程序员吗？”

她的目光越过旋转的铅笔投向他，似乎在想：一只依然保有喘气功能的哺乳动物到底能迟钝到何等程度？但她并没有出言惩戒，只是简单地答道：“不。”随即又给出了一个更复杂些的答案：“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月经没来。我和男朋友一直用子宫帽避孕，但我知道这种办法仍有可能出差错。我数学很好，背下了出错率，它就像是烙在我的潜意识里，或许是烙进了意识里。什么意识、潜意识，我永远也分不清楚。总之，我吓坏了。我们家的狗也开始对我一反常态——大概它们能嗅出怀孕的女人，或是怀孕的母狗——我当时的脾气跟母狗一个德行。”

听到这时，阿弘的面孔已经彻底僵化，提心吊胆而又震惊不已的神情仿佛冻结在他的脸上。后来，阿弘这副表情被胡安妮塔广泛应用在她的作品当中。她同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观察他的脸，揣摩他前额上细小的肌肉如何拉起眉毛，让他的眼睛改变了形状。

“我妈妈什么都不知道。我男朋友的表现比什么都不知道更差劲。实际上，我马上就把他甩了，因为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这家伙跟我简直格格不入，你们这种货色中的许多人都是一个德行。”她所说的“货色”指的是男人。

“但后来，我祖母来串门。”她回头瞟了一眼那张画，然后继续说道，“我一直躲着她，可最后大家都要坐下来一起吃饭。而她大概只花了十分钟，单凭隔着餐桌端详我的脸，就明白了整件事情。我那天说的话还不到十个字，也就是‘把玉米面包递给我’之类。我不知道自己的面孔如何吐露了实情，也不知道我祖母的脑袋里有什么样的内部结构，让她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本能。琐碎得像一缕水汽的小事，她却能从中凝结出事实的露珠。”

从水汽中凝出露珠。阿弘永远也忘不了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忘不了当时心中的感觉。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胡安妮塔是多么聪明。

她继续说：“我当时其实并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真正价值，直到十年之后才恍然大悟。那时我已经是研究生，正在开发一种能够迅速传递大量信息的用户界面，目的只是为了从那帮婴儿杀手那儿得到一笔助学金。”只要提到国防部，她都会这么说，“我想出了各种极其复杂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把电极直接植入人脑。但我又想起了祖母，随即意识到，我的天，人脑能够吸收处理数量惊人的信息，只要信息以适当的形式出现就行，适当的界面。只要你赋予信息一张恰当的面孔就行。想来点咖啡吗？”

阿弘当时十分惶恐：自己在大学读书时是一副什么嘴脸？混蛋到了何种程度？有没有给胡安妮塔留下恶劣的印象？

换作另外一个年轻人，可能只会默不作声地暗自担心，但阿弘从不把自己禁闭在冥思苦想里，于是他请她出去吃饭，几杯酒下肚之后（她喝的是苏打水），他猝然发问：你觉得我是个混蛋吗？

她大笑，他微笑，觉得自己这句话挺妙，还有点调情的意味，肯定能讨人欢心。

几年后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他们俩浪漫关系的基础。胡安妮塔当真认为阿弘是个混蛋吗？他总有理由认为答案为“是”，但十次有九次她都坚持答案是“不”。这个问题在二人之间促成了一次次激烈的争论，出色的性事，戏剧性的翻脸，激情洋溢的和解。但到了最后，这种狂热终究让早已被工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两个人难以承受。于是他们只好分手，彼此远离。他总想知道她对他的真实看法，这让他在情感上疲惫不堪，而他又如此在意她的观点，因此难免心烦意乱。可她或许已经开始认为，既然阿弘自己这么确信他配不上她，那么，虽然她不知道原因，但他可能真的有什么让他觉得心虚的地方。

按说阿弘把这一切归咎于阶级差异，可她的双亲住在墨西卡利[墨西哥北部城市。]一幢泥土铺地的房子里，而他父亲挣的钱比好些大学教授还多。不过，阶级观念仍然在他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因为阶级比收入更重要，它要你时时刻刻都得明白自己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胡安妮塔和她的家人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怀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自信。阿弘却从来都没有。他父亲是一名军士长，母亲是位韩国妇女，祖辈在日本挖矿做苦役，阿弘不知道自己算是黑人还是亚裔，或者只是普普通通的军人子弟。他也不知道自己算富有还是算贫穷，有教养还是无知，有才华还是仅仅运气好。以前在这个国家，他甚至连一个可以称作家乡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但这种说法的具体程度跟你自称住在北半球差不多。很可能正是他这种找不到归宿的感觉让他们最后分道扬镳。

分手之后，阿弘接二连三地与不少头脑简单、女人味十足的姑娘约会。她们没有一个同胡安妮塔相像，全都对他倾心不已，因为当时他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凭他近期的处境，他只能寻觅更容易勾搭的女人了。

有一段时间，胡安妮塔保持着独身，后来才开始跟大五卫约会，最后同他结了婚。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大五卫不曾有一丝疑惑。他的家族是定居布鲁克林的俄裔犹太人，在同一幢褐砂石宅子里已经住了七十年。移民以前，他们在拉脱维亚的一座村庄里生活了五百年。只要把一本《希伯来圣经》捧在膝头，大五卫就能将自己的世系一直追溯到亚当和夏娃。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在班上无论什么科目都总是独占鳌头。拿到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硕士文凭之后，他就急匆匆出来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那股折腾劲儿就跟阿弘的父亲在搬家前忙着出租家里的新邮箱一样。后来，他变得很有钱，现在则是黑日的老板。大五卫一向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

就连完全错误的时候也一样自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弘才不顾日后大发横财的美好前景，辞掉了黑日系统公司的工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胡安妮塔跟大五卫结婚两年后就离了婚。

阿弘没有参加胡安妮塔和大五卫的婚礼，那时他正蹲在监狱里受罪。婚礼彩排的几个小时之前，他被投进了大牢。当时他在金门公园里借酒浇愁，因失恋而悲痛欲绝，身上除了一块兜裆布之外什么也没穿，抱着一大瓶拿破仑白兰地连连痛饮，又亮出一把货真价实的武士刀练习剑道劈刺，甩开肌肉强劲的大腿在草坪上奔来跳去，把野餐客们玩耍时抛出的飞盘和棒球一剖两半。用刀锋劈中远距离投来的小球，把它像切葡萄柚一样干净利落地一分为二。这可不是等闲功夫，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棒球的主人会误解你的意图，他居然叫来了警察。

他掏钱赔偿了所有的棒球和飞盘，这才了结了事端。经过这段插曲之后，阿弘再也懒得追问胡安妮塔是否认为他是个混蛋，现在就连他自己也知道答案了。

从此以后，二人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黑日项目的早期，黑客们赚薪水的唯一方法就是为自己配股。阿弘往往一拿到股票就卖个精光，但胡安妮塔没有那么做。现在她富了，而他仍旧一文不名。人们可以轻易认为，阿弘是个愚蠢的投资者，可胡安妮塔则十分精明，但事实却更复杂一点：胡安妮塔的做法可谓孤注一掷，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在黑日的股票里，结果借此赚了不少钱，但她完全可能会因此而破产。而阿弘在某些方面没有太多的选择。他父亲生病时，陆军和退伍军人管理局负担了大部分医药费，尽管如此，家中仍然花费不少，而阿弘的母亲——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根本没有能力挣钱或是理财。父亲去世时，阿弘把全部黑日股票都兑换成现金，把母亲安置在韩国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区里。她喜欢在那儿生活，每天都去打高尔夫球。阿弘本可以把钱留在黑日，一年之后股票公开发行时挣上一千万，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母亲就会流落街头。现在，每当母亲到超元域来看他，她的化身总是晒得黝黑、快活地身穿高尔夫球衣，而阿弘将这看作自己真正的财富。这种财富不能用来付房租，但没关系——就算你住在粪坑里，总还有超元域可去，而在超元域，弘·主角是一位王子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