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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  作者:尼尔·斯蒂芬森

“我之所以来到方舟,是要寻找一个软件,准确地说,应该是解药。这个软件是五千年前一个苏美尔人编写的,他叫恩奇,是个神经语言学黑客。”

“这话是什么意思?”李先生问。

“意思是,他能通过口头传播的数据流,也就是‘喃刹怖’,操纵其他人的思想,就像设计、操纵程序一样。”

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又吸了一口雪茄,朝头顶上方喷出一股好似间歇泉般的烟雾,看着它碰到天花板,然后四散开来,“其原理是什么?”

“所有人的脑袋里都有两种语言。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这种语言是后天学来的,在学习这一语言的过程中,它也改变了我们大脑的模样;但大脑的深层结构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语言,一种所有人共有的语言。这种深层结构由最基本的神经回路组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学会较高层次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学所谓的基础构造。”恩佐大叔说。

“是的。我想,‘深层结构’和‘基础构造’指的都是同一种东西。总而言之,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对大脑的这些部分加以利用,而毫无意义的言语——宗教徒的疯言疯语——便是这种结构被利用之后的输出形式。意思是,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深层结构可以绕过我们后天学会的全部较高层次的语言,直接与我们的舌头结合在一起,让它不由自主地说话。关于这一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你说它是输出形式,那么肯定也有输入形式,对吗?”吴问。

“一点不错。输入形式的运作原理与我刚才说的输出形式正相反。在适当的条件下,你的耳朵或是眼睛会绕过高层次的语言功能,与深层结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知道用什么词句可以激发你胡言乱语,他便会对着你说出那些话,或是让你看相应的视觉符号,这些词句或视觉符号可以绕过你的防线,直接袭入你的脑干。就好像黑客侵入了别人的电脑系统,绕过所有的安全防护措施,直接打进核心部分,从而完全控制这台机器。”

“这样一来,电脑的主人就完全束手无策、任人宰割了。”吴说。

“是的。因为黑客通过更高层次的途径进入了电脑,而这个途径已被他完全控制。同样道理,一旦神经语言学黑客侵入了我们大脑的深层结构,我们是无法把他赶走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脑了。”

“这跟‘企业号’上的黏土书写板有什么关系吗?”李先生问。

“请容我解释。书写板上的语言是一种以人脑中的深层语言结构为基础的超级母语,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遗留物。原始时代的社会曾被一种名叫‘谟’的口头规则所统制。对人类来说,‘谟’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程序。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穴居社会过渡到有组织的农业社会,这些‘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举例来说,在地上犁出田垄种植谷物就是一个程序,烤面包或是建造房屋也是程序。另外还有一些‘谟’能够发挥更高层次的功能,在战争、外交和宗教仪式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技巧和诀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种包含了这些‘谟’的自给自足的文化。这些‘谟’都被写在黏土板上,或是通过口头形式流传下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谟’,都被保存在当地的神庙里,神庙相当于储存着‘谟’的数据库,由被称作‘恩’的祭司或是国王掌管。当什么人需要面包时,他就会去找‘恩’或‘恩’的下属,从神庙中下载制作面包的‘谟’,然后依照‘谟’的指示开始工作,就像在运行程序。这个程序运行完毕之后,他就烤出了一只面包。

“人们必须建立一座中央数据库。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有些‘谟’的时效性很强。如果人们在一年中错误的时令执行了犁地种粮的‘谟’,就会颗粒无收,每个人都会饿死。要想确保这个‘谟’在正确的时令被人们执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建起天文台观测天象,掌握季节更替的规律。所以苏美尔人营造了一座座高塔,‘塔顶刻有天国的图形’,也就是说,塔顶刻有天文学图形。‘恩’会观测天象,在一年中合适的时令分发主司农业的‘谟’,保证经济体系的运行。”

“我觉得你的话里有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恩佐大叔说,“这种社会最初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

“有一种信息叫作超级病毒,能够导致信息系统自我感染特定的病毒。这种现象或许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法则,就像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但它也可能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信息,随着彗星和无线电波在宇宙中四处游荡。我说不清楚。但不管怎样,最终的结论是:任何足够复杂的信息系统都会无可避免地感染病毒,源自信息系统自身内部的病毒。

“在遥远的过去,某个时候,超级病毒感染了人类,从那以后它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这种病毒的第一个成就便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传播了一大批DNA病毒:天花、流感等等。健康和长寿从此成为过去。对往日的遥远记忆被保留在失乐园的传说之中——人类被逐出天堂,告别轻松惬意的生活,坠入一个充满疾病和痛苦的世界。

“但最后,种种病痛的折磨渐渐稳定下来了,我们与病痛实现了某种平衡。到今天,我们仍旧时常发现新的DNA病毒,但我们的身体却似乎已经对大部分DNA病毒产生了抵抗力。”

“或许这是因为,”吴说,“能够对人体DNA起作用的病毒总共只有那么多,超级病毒已经把它们全都造出来了,从此再也不会出现新的病毒。”

“可能如此。我想说的是,苏美尔文明——那个以‘谟’为基础的社会——就是超级病毒的另一种体现。只不过在这种情形中,超级病毒的表现形式是语言,而不是DNA。”

“抱歉。”李先生说,“你是说文明的起源是病毒感染的结果?”

“原始形态的文明确实如此。每个‘谟’都是一种病毒,是超级病毒生发出来的子病毒。以烤面包的‘谟’为例,一旦这种‘谟’进入社会,它就变成了一段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信息。它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与不会烤面包的人相比,会烤面包的人能生活得更好些,在繁衍后代这个方面更具优势。他们自然会把这种‘谟’传播开来,为这段能够自我复制的信息扮演宿主的角色。这样一来,‘谟’就真正成了一种病毒。苏美尔文化,连同它存满了‘谟’的一座座神庙,只不过是一大群病毒,历经数千年的严酷考验,最终成功地存活了下来。这种病毒文明其实和如今特许经营机构的运作方式一样,只不过金字塔神庙换成了金色拱门,黏土书写板换成了三孔活页簿。

“苏美尔语中的‘心智’和‘智慧’,与‘耳朵’是同一个词。细细推敲就能得出结论:所有那些人都一样,都是‘长着身体的耳朵’,而不是‘长着耳朵的身体’。他们都是被动的信息受体。但恩奇不一样,他碰巧是个对自己的工作格外擅长的‘恩’。他拥有非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创制出新的‘谟’。简直就是个黑客。说实话,他是第一个现代人,第一个心智完全清醒的人类,就和我们一样。

“后来在某个时刻,恩奇意识到苏美尔社会已经停滞不前。人们墨守成规,总是反复使用相同的‘谟’,毫无创新精神,也从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思考。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或许是唯一一个心智清明的人类,我猜他一定很寂寞。他意识到,为了让人类向前发展,必须让他们摆脱这种病毒文明的控制。

“于是他创造了‘恩奇的喃刹怖’。这是一种反制病毒,传播途径与‘谟’和超级病毒完全一样。它能进入人类大脑的深层结构,重塑这一结构。从那以后,再不会有人懂得苏美尔语或是其他以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语言。而人类脱离了共通的深层结构之后,便开始发展各种新的语言,彼此之间互不相同。‘谟’也不再发挥作用,而且再不可能有谁编写出新的‘谟’。超级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就此被彻底阻断了。”

“大家失去了烤面包的‘谟’之后,为什么没有因为缺少面包而被饿死呢?”恩佐大叔问。

“或许确实有人被饿死,其他人则不得不动用更高层次的脑功能来解决面包的制作问题。因此可以说,恩奇的喃刹怖是人类意识的开端,让我们第一次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思考。它也是理性宗教的开端,因为那时人们才第一次思考一些抽象的问题,比方说上帝和善恶。巴别的故事便源于这个阶段。‘巴别’的意思是‘上帝之门’。正因为有了这道大门,上帝才能接触到人类。巴别是我们头脑中的关口,被恩奇的喃刹怖打开的关口,令我们与超级病毒彻底决裂,让我们具有了思考的能力,引领我们从物质世界来到二元世界,物质和精神并存的世界。

“当时大概也出现了混乱和骚动。恩奇或他的儿子试图通过法规来替代原有的‘谟’体制,强行重建社会秩序,这就是《汉谟拉比法典》。这种做法算是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在很多地方,人们仍在继续崇拜阿舍拉。那种邪教顽强得令人不可思议,简直等于是倒退回了苏美尔时代。它的教义通过口头传播。此外,体液交换居然也能传播信仰——他们有教妓。而且,信徒们还收养孤儿,在用乳汁哺育婴儿的同时把病毒传给孩子。”

“等一下,”吴说,“你现在说的是生物病毒吧?”

“没错。这正是阿舍拉邪教的特点,它既是宗教病毒又是生物病毒。举例来讲,我们看看单纯疱疹病毒吧。疱疹病毒在进入人体之后直接侵袭神经系统。尽管有些病毒会停留在周围神经系统,但其他病毒会像子弹一样直奔中枢神经,永久驻留在脑细胞中。它们像树上的毒蛇似的盘踞在脑干上。阿舍拉病毒可能与疱疹病毒大有关联,或许就是同一种东西,能够穿过细胞壁,进入细胞核,扰乱细胞的DNA,与类固醇的作用方式完全相同。只不过阿舍拉病毒要比类固醇复杂得多。”

“当它改变了细胞的DNA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

“或许除了L.鲍勃·莱夫之外,没人研究过这个。我想,它肯定会让超级母语浮出水面,更加接近意识表层,让人们更容易说出那些毫无意义的疯言疯语,而且更容易受‘谟’的影响。我猜它还会诱发不理智的行为,或许能降低牺牲品对邪恶思想的抵抗力,让他们的性行为模式一片混乱。感染结果很可能包括上述所有情况。”

“很多思想都能像病毒一样传播,你是说,每一种这样的思想都有与之对应的生物病毒吗?”恩佐大叔问。

“不。据我所知,只有阿舍拉邪教是这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曾在苏美尔占据统治地位的‘谟’、‘神祇’和宗教习俗里,只有阿舍拉邪教至今仍然如此风靡。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思想是可以被消灭的,纳粹主义、喇叭裤和画着巴特·辛普森的T恤衫不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吗?但由于其生物学特性,阿舍拉却可以一直潜伏在人体之中。巴别塔事件发生之后,阿舍拉病毒依然驻留在人类的大脑里,由母亲传给婴儿,由情人传给情人。

“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思想很吸引人,我们全都是易感人群。这样的思想一旦传播开来,简直就像群发性的歇斯底里一样。再举个例子,你脑子里突然冒出一支小曲,你整天哼个不停,最后别人也会受到感染,跟着哼唱。笑话也是如此。还有市井故事、怪异的宗教、纳粹主义。无论我们有多么聪明,大脑深处依然存在着不理智的部分,让我们随时有可能成为自我复制信息的宿主;但是,一旦你的肉体感染了阿舍拉恶性病毒,你会更易于接受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思想。只有一样东西能防止这些玩意儿占据全世界所有人的头脑,那就是巴别遗传因子。它将筑起一道高墙,让大家无法相互理解,从而划分出人类的种族,阻止病毒的扩散。

“巴别事件导致人类语言的数量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也在恩奇的计划之中。单一文化就像一片玉米田,很容易招致病虫害的侵袭;但多种基因构成的多元文化好比大草原,生命力极强。几千年后,一种新的语言发展成形,这就是希伯来语,它具有异乎寻常的适应性和强大的力量。申命记学派,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一神论激进团体,率先利用了这种语言的特点,以此抵御阿舍拉邪教。此外,他们生存的时代正值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大行其道,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抵御阿舍拉邪教之类的外来思想。申命记学派为古老的传说赋予了正规的形式,将它们写入摩西五经,并在其中加入了一条法律,确保经文能够永世流传。这条法律是这样写的:‘将我一字不差地抄录下来,每日诵读。’申命记学派清楚地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性,于是大力提倡信息卫生学,在信徒心中树立起严格抄录和细心照管信息的信条,对数据进行严格的控制。

“他们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有例为证:当亚述的西拿基立王企图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申命记学派精心策划了一次生物战。由此看来,申命记学派大概有他们自己的‘恩’;不然就是他们对病毒十分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天然菌株。这些人研究出各种技术,秘密地传给子孙后代,而在两千年后的欧洲,卡巴拉教派里的‘巴尔舍姆’圣名大师学到了这些技术。

“总之,这就是理性宗教的诞生过程。此后所有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徒恰如其分地把这些宗教叫作‘经书宗教’——或多或少都使用了类似的策略。例如,《古兰经》就一再称自己是一份抄本,是与《天堂之书》一字不差的复制品。这样一来,信徒们自然不敢对经文作任何改动!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阿舍拉邪教的传播。最终,曾经盛行这种邪教的每一片土地,从印度到西班牙,全都落入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控制之下。

“但阿舍拉病毒仍然盘踞在被感染者的脑干四周,在一代接一代人的体内潜伏着,总是能找到方法东山再起。比如在犹太教中,病毒就以法力赛教派的形式出现,对希伯来人实行强硬而又教条的神权统治。他们在神庙内存放着各种律法,由执掌民事管理权的祭司控制。法力赛教派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律法,与昔日的苏美尔体制非常相像,压抑得令人窒息。

“基督教的牧师试图把犹太教从这种重压下解救出来——具体过程与恩奇的做法极其相似。基督的福音是新的喃刹怖,尝试让宗教脱离神庙和祭司的控制,把天国带给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在布道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愿,基督死后留下的空坟也有这个寓意。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门徒前往他的坟墓寻找尸身,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其中的含义非常清楚:我们并未把耶稣当作偶像崇拜,因为他的思想独立于身体之外而存在,他的教会不再由某个人集中控制,而是分散于大众之中。

“但人们已经习惯于法力赛教派强硬的神权统治,无法接受这种毫无宗教等级之分的大众化教会,他们需要教皇、主教和牧师。于是,福音书里便增加了基督复活的虚构情节。宗教意愿终于披上了偶像化的外衣。在新版的福音书里,耶稣重返人间组织教会,而基督教会后来变成了东西罗马帝国的教廷,化为另一种僵硬、严苛、毫无理性的神权统治。

“与此同时,圣灵降临教派诞生了。早期的基督徒也说那些毫无意义的妄语。《圣经》上说:‘众人就都惊讶疑猜,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吧,我想或许我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病毒爆发的前兆。申命记教派取得胜利之后,阿舍拉势力仍旧存在着,蛰伏在民众之中。犹太人采取的信息卫生学措施抑制了阿舍拉病毒的扩散,但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一定出现过不少混乱局面,许多激进派和自由思想家四处活动,对传统大加挞伐,让社会退步到了前理性宗教盛行的岁月,回到了苏美尔时代。可以确信,他们全都用伊甸园时期的昏话彼此交谈。

“主流的基督教传统教会完全排斥这种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对此十分厌恶。到了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正式将其驱除。从那以后,讲这些胡言乱语的邪教一直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当然,如果教会认为略加让步有助于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那么他们还是愿意接受一点点被排斥的疯言疯语。例如,在16世纪,圣徒路易·贝特朗让南美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时候,胡言乱语之潮蔓延了整块大陆,扩散速度比天花还快。不过,一旦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估计他们很快就不再胡言乱语,开始向别人那样讲拉丁语了。

“宗教改革让教会偶尔的让步进一步扩大了,大门又被稍稍打开了一些,但圣灵降临教派还是没有真正得到发展。只有到了1900年,当堪萨斯州的一小群圣经学院学生开始说那些胡言乱语之后,这个教派才迅猛成长。他们在得克萨斯州四处传播这种疯狂的习惯,后来演化成了那场著名的复兴运动。邪教风潮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先是美国,然后是全世界,到1906年已经波及了中国和印度。20世纪的媒体规模急剧扩张,民众的识字率大大提高,交通体系的速度也更为快捷,都为宗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带菌传染途径。在拥挤的复兴运动大厅和第三世界难民营里,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像恐慌症一样迅速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到了80年代,全世界圣灵降临教派信徒的数量已达数千万之多。

“随后出现了电视,还有倚仗L.鲍勃·莱夫的强大媒体力量为后盾的韦恩牧师。韦恩牧师在他的电视节目、各种宣传册子和特许连锁店里大肆宣扬教义,这种行为和基督教时代早期的圣灵降临教派如出一辙,与更早时候的胡言乱语异教徒更是大有渊源。阿舍拉邪教仍然活着。韦恩牧师珍珠门就是阿舍拉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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