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来到方舟，是要寻找一个软件，准确地说，应该是解药。这个软件是五千年前一个苏美尔人编写的，他叫恩奇，是个神经语言学黑客。”

“这话是什么意思？”李先生问。

“意思是，他能通过口头传播的数据流，也就是‘喃刹怖’，操纵其他人的思想，就像设计、操纵程序一样。”

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又吸了一口雪茄，朝头顶上方喷出一股好似间歇泉般的烟雾，看着它碰到天花板，然后四散开来，“其原理是什么？”

“所有人的脑袋里都有两种语言。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这种语言是后天学来的，在学习这一语言的过程中，它也改变了我们大脑的模样；但大脑的深层结构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语言，一种所有人共有的语言。这种深层结构由最基本的神经回路组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学会较高层次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学所谓的基础构造。”恩佐大叔说。

“是的。我想，‘深层结构’和‘基础构造’指的都是同一种东西。总而言之，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对大脑的这些部分加以利用，而毫无意义的言语——宗教徒的疯言疯语——便是这种结构被利用之后的输出形式。意思是，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深层结构可以绕过我们后天学会的全部较高层次的语言，直接与我们的舌头结合在一起，让它不由自主地说话。关于这一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你说它是输出形式，那么肯定也有输入形式，对吗？”吴问。

“一点不错。输入形式的运作原理与我刚才说的输出形式正相反。在适当的条件下，你的耳朵或是眼睛会绕过高层次的语言功能，与深层结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知道用什么词句可以激发你胡言乱语，他便会对着你说出那些话，或是让你看相应的视觉符号，这些词句或视觉符号可以绕过你的防线，直接袭入你的脑干。就好像黑客侵入了别人的电脑系统，绕过所有的安全防护措施，直接打进核心部分，从而完全控制这台机器。”

“这样一来，电脑的主人就完全束手无策、任人宰割了。”吴说。

“是的。因为黑客通过更高层次的途径进入了电脑，而这个途径已被他完全控制。同样道理，一旦神经语言学黑客侵入了我们大脑的深层结构，我们是无法把他赶走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脑了。”

“这跟‘企业号’上的黏土书写板有什么关系吗？”李先生问。

“请容我解释。书写板上的语言是一种以人脑中的深层语言结构为基础的超级母语，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遗留物。原始时代的社会曾被一种名叫‘谟’的口头规则所统制。对人类来说，‘谟’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程序。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穴居社会过渡到有组织的农业社会，这些‘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举例来说，在地上犁出田垄种植谷物就是一个程序，烤面包或是建造房屋也是程序。另外还有一些‘谟’能够发挥更高层次的功能，在战争、外交和宗教仪式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技巧和诀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种包含了这些‘谟’的自给自足的文化。这些‘谟’都被写在黏土板上，或是通过口头形式流传下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谟’，都被保存在当地的神庙里，神庙相当于储存着‘谟’的数据库，由被称作‘恩’的祭司或是国王掌管。当什么人需要面包时，他就会去找‘恩’或‘恩’的下属，从神庙中下载制作面包的‘谟’，然后依照‘谟’的指示开始工作，就像在运行程序。这个程序运行完毕之后，他就烤出了一只面包。

“人们必须建立一座中央数据库。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有些‘谟’的时效性很强。如果人们在一年中错误的时令执行了犁地种粮的‘谟’，就会颗粒无收，每个人都会饿死。要想确保这个‘谟’在正确的时令被人们执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建起天文台观测天象，掌握季节更替的规律。所以苏美尔人营造了一座座高塔，‘塔顶刻有天国的图形’，也就是说，塔顶刻有天文学图形。‘恩’会观测天象，在一年中合适的时令分发主司农业的‘谟’，保证经济体系的运行。”

“我觉得你的话里有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恩佐大叔说，“这种社会最初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

“有一种信息叫作超级病毒，能够导致信息系统自我感染特定的病毒。这种现象或许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法则，就像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但它也可能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信息，随着彗星和无线电波在宇宙中四处游荡。我说不清楚。但不管怎样，最终的结论是：任何足够复杂的信息系统都会无可避免地感染病毒，源自信息系统自身内部的病毒。

“在遥远的过去，某个时候，超级病毒感染了人类，从那以后它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这种病毒的第一个成就便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传播了一大批DNA病毒：天花、流感等等。健康和长寿从此成为过去。对往日的遥远记忆被保留在失乐园的传说之中——人类被逐出天堂，告别轻松惬意的生活，坠入一个充满疾病和痛苦的世界。

“但最后，种种病痛的折磨渐渐稳定下来了，我们与病痛实现了某种平衡。到今天，我们仍旧时常发现新的DNA病毒，但我们的身体却似乎已经对大部分DNA病毒产生了抵抗力。”

“或许这是因为，”吴说，“能够对人体DNA起作用的病毒总共只有那么多，超级病毒已经把它们全都造出来了，从此再也不会出现新的病毒。”

“可能如此。我想说的是，苏美尔文明——那个以‘谟’为基础的社会——就是超级病毒的另一种体现。只不过在这种情形中，超级病毒的表现形式是语言，而不是DNA。”

“抱歉。”李先生说，“你是说文明的起源是病毒感染的结果？”

“原始形态的文明确实如此。每个‘谟’都是一种病毒，是超级病毒生发出来的子病毒。以烤面包的‘谟’为例，一旦这种‘谟’进入社会，它就变成了一段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信息。它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与不会烤面包的人相比，会烤面包的人能生活得更好些，在繁衍后代这个方面更具优势。他们自然会把这种‘谟’传播开来，为这段能够自我复制的信息扮演宿主的角色。这样一来，‘谟’就真正成了一种病毒。苏美尔文化，连同它存满了‘谟’的一座座神庙，只不过是一大群病毒，历经数千年的严酷考验，最终成功地存活了下来。这种病毒文明其实和如今特许经营机构的运作方式一样，只不过金字塔神庙换成了金色拱门，黏土书写板换成了三孔活页簿。

“苏美尔语中的‘心智’和‘智慧’，与‘耳朵’是同一个词。细细推敲就能得出结论：所有那些人都一样，都是‘长着身体的耳朵’，而不是‘长着耳朵的身体’。他们都是被动的信息受体。但恩奇不一样，他碰巧是个对自己的工作格外擅长的‘恩’。他拥有非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创制出新的‘谟’。简直就是个黑客。说实话，他是第一个现代人，第一个心智完全清醒的人类，就和我们一样。

“后来在某个时刻，恩奇意识到苏美尔社会已经停滞不前。人们墨守成规，总是反复使用相同的‘谟’，毫无创新精神，也从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思考。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或许是唯一一个心智清明的人类，我猜他一定很寂寞。他意识到，为了让人类向前发展，必须让他们摆脱这种病毒文明的控制。

“于是他创造了‘恩奇的喃刹怖’。这是一种反制病毒，传播途径与‘谟’和超级病毒完全一样。它能进入人类大脑的深层结构，重塑这一结构。从那以后，再不会有人懂得苏美尔语或是其他以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语言。而人类脱离了共通的深层结构之后，便开始发展各种新的语言，彼此之间互不相同。‘谟’也不再发挥作用，而且再不可能有谁编写出新的‘谟’。超级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就此被彻底阻断了。”

“大家失去了烤面包的‘谟’之后，为什么没有因为缺少面包而被饿死呢？”恩佐大叔问。

“或许确实有人被饿死，其他人则不得不动用更高层次的脑功能来解决面包的制作问题。因此可以说，恩奇的喃刹怖是人类意识的开端，让我们第一次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思考。它也是理性宗教的开端，因为那时人们才第一次思考一些抽象的问题，比方说上帝和善恶。巴别的故事便源于这个阶段。‘巴别’的意思是‘上帝之门’。正因为有了这道大门，上帝才能接触到人类。巴别是我们头脑中的关口，被恩奇的喃刹怖打开的关口，令我们与超级病毒彻底决裂，让我们具有了思考的能力，引领我们从物质世界来到二元世界，物质和精神并存的世界。

“当时大概也出现了混乱和骚动。恩奇或他的儿子试图通过法规来替代原有的‘谟’体制，强行重建社会秩序，这就是《汉谟拉比法典》。这种做法算是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在很多地方，人们仍在继续崇拜阿舍拉。那种邪教顽强得令人不可思议，简直等于是倒退回了苏美尔时代。它的教义通过口头传播。此外，体液交换居然也能传播信仰——他们有教妓。而且，信徒们还收养孤儿，在用乳汁哺育婴儿的同时把病毒传给孩子。”

“等一下，”吴说，“你现在说的是生物病毒吧？”

“没错。这正是阿舍拉邪教的特点，它既是宗教病毒又是生物病毒。举例来讲，我们看看单纯疱疹病毒吧。疱疹病毒在进入人体之后直接侵袭神经系统。尽管有些病毒会停留在周围神经系统，但其他病毒会像子弹一样直奔中枢神经，永久驻留在脑细胞中。它们像树上的毒蛇似的盘踞在脑干上。阿舍拉病毒可能与疱疹病毒大有关联，或许就是同一种东西，能够穿过细胞壁，进入细胞核，扰乱细胞的DNA，与类固醇的作用方式完全相同。只不过阿舍拉病毒要比类固醇复杂得多。”

“当它改变了细胞的DNA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

“或许除了L.鲍勃·莱夫之外，没人研究过这个。我想，它肯定会让超级母语浮出水面，更加接近意识表层，让人们更容易说出那些毫无意义的疯言疯语，而且更容易受‘谟’的影响。我猜它还会诱发不理智的行为，或许能降低牺牲品对邪恶思想的抵抗力，让他们的性行为模式一片混乱。感染结果很可能包括上述所有情况。”

“很多思想都能像病毒一样传播，你是说，每一种这样的思想都有与之对应的生物病毒吗？”恩佐大叔问。

“不。据我所知，只有阿舍拉邪教是这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曾在苏美尔占据统治地位的‘谟’、‘神祇’和宗教习俗里，只有阿舍拉邪教至今仍然如此风靡。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思想是可以被消灭的，纳粹主义、喇叭裤和画着巴特·辛普森的T恤衫不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吗？但由于其生物学特性，阿舍拉却可以一直潜伏在人体之中。巴别塔事件发生之后，阿舍拉病毒依然驻留在人类的大脑里，由母亲传给婴儿，由情人传给情人。

“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思想很吸引人，我们全都是易感人群。这样的思想一旦传播开来，简直就像群发性的歇斯底里一样。再举个例子，你脑子里突然冒出一支小曲，你整天哼个不停，最后别人也会受到感染，跟着哼唱。笑话也是如此。还有市井故事、怪异的宗教、纳粹主义。无论我们有多么聪明，大脑深处依然存在着不理智的部分，让我们随时有可能成为自我复制信息的宿主；但是，一旦你的肉体感染了阿舍拉恶性病毒，你会更易于接受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思想。只有一样东西能防止这些玩意儿占据全世界所有人的头脑，那就是巴别遗传因子。它将筑起一道高墙，让大家无法相互理解，从而划分出人类的种族，阻止病毒的扩散。

“巴别事件导致人类语言的数量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也在恩奇的计划之中。单一文化就像一片玉米田，很容易招致病虫害的侵袭；但多种基因构成的多元文化好比大草原，生命力极强。几千年后，一种新的语言发展成形，这就是希伯来语，它具有异乎寻常的适应性和强大的力量。申命记学派，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一神论激进团体，率先利用了这种语言的特点，以此抵御阿舍拉邪教。此外，他们生存的时代正值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大行其道，这也让他们更容易抵御阿舍拉邪教之类的外来思想。申命记学派为古老的传说赋予了正规的形式，将它们写入摩西五经，并在其中加入了一条法律，确保经文能够永世流传。这条法律是这样写的：‘将我一字不差地抄录下来，每日诵读。’申命记学派清楚地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性，于是大力提倡信息卫生学，在信徒心中树立起严格抄录和细心照管信息的信条，对数据进行严格的控制。

“他们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有例为证：当亚述的西拿基立王企图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申命记学派精心策划了一次生物战。由此看来，申命记学派大概有他们自己的‘恩’；不然就是他们对病毒十分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天然菌株。这些人研究出各种技术，秘密地传给子孙后代，而在两千年后的欧洲，卡巴拉教派里的‘巴尔舍姆’圣名大师学到了这些技术。

“总之，这就是理性宗教的诞生过程。此后所有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徒恰如其分地把这些宗教叫作‘经书宗教’——或多或少都使用了类似的策略。例如，《古兰经》就一再称自己是一份抄本，是与《天堂之书》一字不差的复制品。这样一来，信徒们自然不敢对经文作任何改动！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阿舍拉邪教的传播。最终，曾经盛行这种邪教的每一片土地，从印度到西班牙，全都落入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控制之下。

“但阿舍拉病毒仍然盘踞在被感染者的脑干四周，在一代接一代人的体内潜伏着，总是能找到方法东山再起。比如在犹太教中，病毒就以法力赛教派的形式出现，对希伯来人实行强硬而又教条的神权统治。他们在神庙内存放着各种律法，由执掌民事管理权的祭司控制。法力赛教派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律法，与昔日的苏美尔体制非常相像，压抑得令人窒息。

“基督教的牧师试图把犹太教从这种重压下解救出来——具体过程与恩奇的做法极其相似。基督的福音是新的喃刹怖，尝试让宗教脱离神庙和祭司的控制，把天国带给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在布道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愿，基督死后留下的空坟也有这个寓意。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门徒前往他的坟墓寻找尸身，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其中的含义非常清楚：我们并未把耶稣当作偶像崇拜，因为他的思想独立于身体之外而存在，他的教会不再由某个人集中控制，而是分散于大众之中。

“但人们已经习惯于法力赛教派强硬的神权统治，无法接受这种毫无宗教等级之分的大众化教会，他们需要教皇、主教和牧师。于是，福音书里便增加了基督复活的虚构情节。宗教意愿终于披上了偶像化的外衣。在新版的福音书里，耶稣重返人间组织教会，而基督教会后来变成了东西罗马帝国的教廷，化为另一种僵硬、严苛、毫无理性的神权统治。

“与此同时，圣灵降临教派诞生了。早期的基督徒也说那些毫无意义的妄语。《圣经》上说：‘众人就都惊讶疑猜，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吧，我想或许我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病毒爆发的前兆。申命记教派取得胜利之后，阿舍拉势力仍旧存在着，蛰伏在民众之中。犹太人采取的信息卫生学措施抑制了阿舍拉病毒的扩散，但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一定出现过不少混乱局面，许多激进派和自由思想家四处活动，对传统大加挞伐，让社会退步到了前理性宗教盛行的岁月，回到了苏美尔时代。可以确信，他们全都用伊甸园时期的昏话彼此交谈。

“主流的基督教传统教会完全排斥这种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对此十分厌恶。到了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正式将其驱除。从那以后，讲这些胡言乱语的邪教一直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当然，如果教会认为略加让步有助于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那么他们还是愿意接受一点点被排斥的疯言疯语。例如，在16世纪，圣徒路易·贝特朗让南美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时候，胡言乱语之潮蔓延了整块大陆，扩散速度比天花还快。不过，一旦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估计他们很快就不再胡言乱语，开始向别人那样讲拉丁语了。

“宗教改革让教会偶尔的让步进一步扩大了，大门又被稍稍打开了一些，但圣灵降临教派还是没有真正得到发展。只有到了1900年，当堪萨斯州的一小群圣经学院学生开始说那些胡言乱语之后，这个教派才迅猛成长。他们在得克萨斯州四处传播这种疯狂的习惯，后来演化成了那场著名的复兴运动。邪教风潮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先是美国，然后是全世界，到1906年已经波及了中国和印度。20世纪的媒体规模急剧扩张，民众的识字率大大提高，交通体系的速度也更为快捷，都为宗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带菌传染途径。在拥挤的复兴运动大厅和第三世界难民营里，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像恐慌症一样迅速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到了80年代，全世界圣灵降临教派信徒的数量已达数千万之多。

“随后出现了电视，还有倚仗L.鲍勃·莱夫的强大媒体力量为后盾的韦恩牧师。韦恩牧师在他的电视节目、各种宣传册子和特许连锁店里大肆宣扬教义，这种行为和基督教时代早期的圣灵降临教派如出一辙，与更早时候的胡言乱语异教徒更是大有渊源。阿舍拉邪教仍然活着。韦恩牧师珍珠门就是阿舍拉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