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菲尔丁法官的法庭的后排座位上,坐着二十四个日裔岛民,穿着他们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的衣服。没有任何法令要求他们只能坐在最后排。但是圣佩佐岛不成文的规矩使得他们这样坐。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迁居圣佩佐岛的历史可以追测到一八八三年。那一年,两个日本人——日本·乔和查尔斯·乔斯——住在牛海岬附近的一个棚屋里。在杰弗通港锯木厂,有三十九个日本人在那儿工作,但是户口调查员没有将他们的名字——登记,而是用日本人1号、日本人2号、日本人3号、日本·查理、老日本山姆、笑嘻嘻的日本人、日本小子、爱红脸的日本人、穿靴子的、矮胖的——诸如此类的代号来替代他们的真名。

世纪之交时,三百名日本人来到了圣佩佐岛,他们大部分都是纵帆船水手,为了留在美国而在杰弗逊港跳船下来。很多人游到岸上的时候身上一张美钞都没有,他们在岛上的荒野小道上四处游荡,以红花覆盆子和日本松茸为食,直到找到“日本城——那里有三家澡堂、两家理发店,两个教堂(一个是佛教寺庙,一个是浸礼会教堂)、一家旅馆、一个杂货店、一块棒球场、一个冷饮小卖部、一家豆腐店,以及五十个未刷油漆的脏兮兮的住所,一律面朝着泥泞的道路。不到一个星期,这些跳船者就在锯木厂找到了工作——码木料,清扫锯末,拖原木,给机器上油——每小时挣十一美分。

根据保存在岛县历史档案馆中的公司史料记载,一九〇七年共有十八名日本人在杰弗逊港锯木厂受伤或致残。资料中记载,日本人107号,在三月十二日被劈料刀削去一只手,获得了七点八美元的工伤赔偿；日本人57号在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堆木材倒塌而导致股关节脱臼。

一九二一年,锯木厂被解散:岛上的树都被锯光了,以至于圣佩佐岛几乎成了一片光秃秃的沙漠。锯木厂主们卖掉他们的资产,离开了圣佩佐岛。日本人开始开垦草莓地,因为圣佩佐的气候十分适宜草莓生长,而且种植所需的启动成本很低。正如古话所说,你只需要一匹马、一架犁,以及一大帮孩子就行了。

有些日本人租了小块土地,自己经营。但是,大部分人都只能充当雇农或佃农,在哈库金（原文 hakujin,是日本人对白人的称谓。）的土地上耕种。法律规定,除非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否则不允许拥有土地；法律还规定只要他们是日本人,就不能成为公民。

他们把钱存在罐子里,然后写信给他们在日本的父母,要求他们送女人过来做他们的妻子。有的人撒谎说他们变得很富有,或者寄去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反正不管怎么样,妻子们一个个漂洋过海地来了。他们住在香杉木板搭成的小屋里,点着油灯,睡在铺着稻草的褥子上。风透过墙上的缝隙刮进屋里。早上五点的时候,新娘新郎便都在草莓地里干活了。秋天的时候,他们蹲伏在田间地头,或是拔草或是拎个铅桶施肥。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往地里撒诱杀蛞蝓和橡皮虫的饵料。他们先给一年期的草莓苗修剪一次匍匐茎,然后修剪两年期和三年期的植株。他们不仅除草,而且还要防范霉菌病和沫蝉（一种附着于蔬菜等植物上的虫,其幼虫会分泌一种液体,与空气结合后,形成唾沫状的保护体。）,还要担心下雨天草莓会烂掉。

六月份,草莓成熟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筐子来到草莓地里开始采摘工作。加拿大印第安人每年都会来,和他们一起为哈库金干活。印第安人睡在田间地头,或者旧的鸡舍、谷仓里。有些在草莓罐头工厂工作。他们会待上两个月,等到覆盆子的收获季节过去才离开。

每年夏天都至少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地里有无穷无尽的草莓等着人们去采摘。拂晓之后一个小时,草莓便装满了第一个浅筐,一个白人工头站在那里,拿一个黑色的簿子,在每个采摘者的名字旁边写下不同的罗马数字。他将草莓分类拣到松木箱里,由包装公司派来的人把它们装到平板卡车上。采摘者则继续回到标有数字编号的田垄间,蹲伏着采摘草莓,将浅筐填满。

当收获工作在七月上旬完成的时候,他们可以放一天假,庆祝草莓节。一个年轻女孩会被选为草莓公主,戴上花冠；哈库金则架起烤三文鱼的架子；志愿消防队会和日本社区中心队打一场垒球比赛。花园俱乐部会展出他们的草莓和倒挂金钟花篮；商会则为花车比赛的冠军颁发奖杯。詹森西港的舞榭在夜间会点起灯笼；从旅游船上涌来的西雅图游客会跳起斯芬斯卡波卡舞、莱恩兰德舞和肖蒂什轮舞,并表演各种杂耍。每个人都走上街头——草农、职员、商人、渔民、捕蟹人、木匠、伐木工人、织网人、菜农、废旧品商人、房产代理人、雇佣诗人、牧师、律师、税务员、牧羊场主、机器安装工、养路工人、卡车司机、水管工、采蘑人、冬青树剪枝员,等等。他们在伯切尔城和赛尔凡树林野餐,一边听着中学乐队演奏着缓慢的《苏泽进行曲》（苏泽(1854-1932),美国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喜剧歌剧和进行曲,如《星条旗永远飘扬》（1987年）。）,一边躺在树荫下喝着葡萄酒。

这里像是酒神狂欢,又像是部落里的炫财冬宴,又带有一些新英格兰的晚宴遗风,然而整个草莓节中最隆重的就是草莓公主的加冕典礼。草莓公主通常是一个日本童贞少女,身上穿着绸缎衣服,脸上仔细地扑满米粉。这个奇怪而庄严的仪式通常在开幕之夜的日落时分举行,地点就在岛县法院前的空地上。草莓公主周围呈月牙形地摆着一篮又一篮的草莓,她低下头,由友睦港镇长为她戴上花冠。镇长身佩一条由肩及腰的红色绶带,带着一根装饰精美的权杖。在接下来的静穆氛围之中,镇长将庄重地宣布——他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农业部对他们美丽的小岛产出了美国最好的草莓表示嘉奖,并告诉人们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在最近到访温哥华的时候所用的早餐中,就有圣佩佐出产的最上等的草莓。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镇长则站在那里高举权杖,另一只手搭在少女线条优美的肩际。那名少女则在无意中充当了两个社群之间的调解人,成为使得草莓节得以在融洽气氛中进行的人祭。

第二天,通常是在中午,日本人便开始采摘覆盆子了。

生活就这样在圣佩佐延续着。到珍珠港突袭事件爆发的时候,已经有八百四十三名日裔在圣佩佐岛上生活了,其中包括十二名友睦港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在那年春季尚未毕业。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清晨,美国战争迁移局的十五辆大卡车载着圣佩佐岛上所有的日裔美国人驶向了友睦港渡口。

他们在白人友邻的目送下被送到一艘船上,那些人一大早爬起来站立在寒风中看着日本人从他们中间被驱走——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朋友,但是,大部分,都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渔民们则站在友睦港外自己的船甲板上望着这一切。像大多数岛民一样,渔民们都认为驱逐日本人是正确的举动,他们倚靠着自己的船头或船尾的房舱,坚信日本人被驱走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两国之间正在交战,而这改变了一切。

上午休庭的时候,被告人的妻子独自来到被告席后面的那排位子上,请求与她的丈夫说几句话。

“你可以站在这里说,”阿贝尔·马丁森说道,“宫本先生可以转过身来面朝你,但是只能这样了,你知道的。我无权让他随便走动。”

七十七天来,宫本初枝每天下午都会来到岛县监狱,等待着三点钟和她丈夫见面。起初,她是一个人来,隔着玻璃和他说话,但是后来他让她把孩子们也带来。她照他的话把孩子们带来了一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四岁,跟在她后面；还有一个儿子,十一个月大,被她抱在怀里。他们的儿子学会走路的那天上午,天道正被关在监狱里,但是那天下午,初枝就把孩子带来了,让他走了几步给会见室隔离玻璃后面的父亲看。然后她还把孩子举起来,让天道通过麦克风和他说话。“你能比我走得更远！”他说,“再走几步给我看,好吗？”

如今,在法庭上,他转身面朝初枝。“孩子们怎么样？”他说。

“他们需要父亲。”她回答说。

“内尔斯在努力为我辩护。”天道说。

“内尔斯要走开了,”内尔斯说道,“马丁森副治安官也应该走开。为什么不站远点儿呢？只要你能看着他们就行了,阿贝尔。给他们点隐私吧。”

“不行,”阿贝尔答道,“阿尔特会杀了我的。”

“阿尔特不会把你怎么着,”内尔斯说道,“你很清楚,宫本太太不会悄悄地塞什么家伙给宫本先生的。退后一点儿。让他们说会儿话。我不能这样做,”阿贝尔说,“对不起。”

但他还是侧身退后了三英尺,并且假装没有听他们的谈话。内尔斯则走开了。

“他们在哪儿？”天道问道。

“他们在你妈妈家,中尾太太在那儿。大家都在帮忙。”

“你看上去很好。我想你。”

“我的样子槽透了,”初枝回答道,“你看上去就像是个东条英机手下的士兵。你最好不要坐得这样笔挺。那些陪审员会害怕你的。”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初枝的眼睛,她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能出牢房就好,”他说道,“从那儿出来的感觉真好。”

初枝突然想要摸摸他。她想探身将手放到他脖子上,或者用指尖碰碰他的脸。这是七十七天来他们之间第一次没有被那块玻璃所阻隔。七十七天来,她都只能通过麦克风的过滤器听到他的声音。事情发生之后,她的心就从来没有放下过,她根本不敢想象他们的未来。晚上的时候,她把孩子们放到床上,然后便徒劳无功地想让自己睡着。她有姐妹、表兄妹和婶婶,她们会在上午打电话来叫她过去吃午饭。她去了,因为她感到孤独,需要听到有人说话。女人们做了三明治、蛋糕,煮了茶,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她们就在厨房里聊天。整个秋天就是这样过去的,她的生活陷于停顿,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

下午,初枝有时会在沙发上睡着。当她睡着的时候,其他女人们就帮着照顾她的孩子,她醒来后总是不会忘记感谢她们；要是在过去,她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她绝对不会在拜访人家的时候睡着而任由孩子们乱跑。

她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仍然美丽优雅。她长着赤脚农民的平足,腰肢纤细,乳房小巧。她经常穿着男人的卡其裤,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踏着木屐。夏天她习惯去摘草莓,为家里多挣一份钱。她的手在采摘季节总是沾满草莓汁。在地里,她戴一顶年少时不常戴的草帽,压得很低,现在她的眼睛周围出现了斜纹。初枝是个高个子女人——五英尺八英寸,却能在草莓地蹲很久而不累。

最近她开始涂睫毛膏和口红。她并不是爱虚荣,但是她知道自己正在衰老。对于三十一岁的她来说,衰老并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些年来她渐渐形成一种日益深化的观念:生活中有比一直以来给她带来无数赞美的美丽容貌更为重要的事情。年少时,她是如此美貌出众,使得她的美丽几乎成为公共财产。她在一九四一年的草莓节上被戴上草莓公主的花冠。十三岁时,她妈妈为她穿上一套和服,把她送到教年轻女子学习和舞和茶道的茂村太太那儿去。她坐在镜子前面,茂村太太在她身后,她那日时才知道自己的头发是何等美丽,如果将这一头秀发剪短简直无异于犯罪。它犹如一条黑色的瀑布——茂村太太用日语描述道,是她身体中最美妙的部分,简直就像与她同龄的女孩子剃了光头一样惹人注目。她必须学习各种梳头的发式——她可以用发夹把它别起来,或把它梳成一根大辫子搭在一侧胸前,或用复杂的结法将它盘在后颈,或者将它梳向脑后,使她那平整光滑的面颊更加突出。茂村太太用手掌托起她的头发,说她的头发质地简直像水银一样柔滑。她告诉初枝,她必须学会可爱地抚弄自己的头发,就像拨弄一件弦乐器或一支笛子那样。然后她顺着初枝的后背梳理着她的头发,使它散开成一把扇子的形状,散发着美丽非凡的黑色波光。

茂村太太每个星期三向初枝传授复杂的茶道、书法和浮世绘。她教初枝如何在花瓶中插花,以及在特殊的场合如何将米粉扑在面庞上。她要求初枝永远不许咯咯地笑,也不许直视任何男人。为了使自己的肤色完美无瑕,皮肤像香草冰淇淋般柔滑的茂村太太告诉初枝,她必须小心避免晒到太阳。茂村太太还教初枝如何仪态端庄地唱歌,以及如何优雅地坐下、行走和站立。茂村太太的教导的最后一条被保持了下来:初枝走路时从脚前掌直到头顶,整个身体的姿态都是协调一致的。她体态匀称而优雅。

她的生活总是艰辛——田野劳动、集中营、家务之外的田野劳动——但是经过茂村太太那段时期的教导,她学会了镇定自若地面对这一切。茂村太太教她的固然是体态和呼吸吐纳,但更是一种灵魂的修炼。她教她在更高的生活境界中寻求自洽,并把自己想象成大树上的一片叶子——秋天的凋零,她说,并不影响它参与大树的生命从而获得幸福的确认。在美国,她说,人们惧怕死亡；这里的生活和存在是两码事。但是,一个日本人,应该看到生命包含着死亡,等她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将获得平静。

茂村太太教初枝如何静坐,并且告诉她除非她学会长时间端坐不动,否则便不能算是成熟。生活在美国,她说,使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里有种种紧张和不快乐。最初,年仅十三岁的初枝甚至无法安坐超过三十秒。后来,她发现,当她把身体静止下来之后,无法平静的是她的思想。但是,逐渐地,她的躁动还是屈服于平静。茂村太太感到欣慰,并且告诉她,她的那种自我骚动正在慢慢被克服。她告诉初枝,她的定力将使她受益良多。她将能够在生活不可避免的变化和动荡中体验到内心的宁静。

但是,当初枝穿过森林小径从茂村太太家回家的时候,她心里还是会害怕。尽管她受过那些训练,但是仍然无法保持平静。她在森林里晃荡,有时候坐在树下,有时搜寻着拖鞋兰（一种兰花,因花朵形似女式拖鞋而得名。）或延龄草,或者陷入冥思遐想之中——她渴望实在的生活和娱乐,渴望衣服、化妆品、跳舞、看电影。她觉得自已只是在表面上装出平静的样子,骗过了茂村太太,但是内心里却涌动着可怕的、不可抑制的对世俗欢乐的向往。不过,要求她隐藏起自己内心生活的力量很强大,读中学时她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身体上装出平静的样子,尽管内心完全不是。她就这样过着一种隐秘的生活,这令她困惑,她很想摆脱这样的生活。

茂村太太在有关性的事情上对初枝开放而坦诚。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占卜师,她预测到白人将会渴望得到初枝并想方设法破坏她的童贞。她认为,白人都包藏着一颗隐秘的渴望得到纯洁的日本少女的心。看看他们的杂志和电影,茂村太太说。和服、清酒、米纸墙,还有冶艳而端庄的艺妓。白人喜欢幻想热情的日本女孩——皮肤细腻、柳条般纤细的长腿,赤着脚走在湿润温暖的水田中——他们的性渴望是扭曲的。他们是危险的自大狂,一心以为日本女人崇拜他们白皙的皮肤和他们的雄心壮志。离白人远点儿,茂村太太说,嫁给同族的好男孩,只要他强壮而且心地善良。

初技的父母送她到茂村太太那儿去的目的是希望她不要忘记自己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日本人。她的父亲,一个种草莓的农民,是从日本来的。他们家原先是做陶器的,这一点只要是他们那个辖区的人都知道。初枝的妈妈富士子是吴市（日本地名,位于广岛县西南部。）附近一个平凡人家的女儿,她的家人都是勤恳的小商店主和米商。她是作为久雄的照片新娘乘坐韩国麻生号来到美国的。这桩婚姻是由一个媒人安排的,他告诉芝山家的人,未来的新郎在一个新国度发了财。但是芝山家族也是个有声望的家族,他们们认为富士子,也就是他们所讨论的这个女孩,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而不是下嫁给一个身在美国的打工仔。但媒人的工作就是替人说合亲事。他给芝山家的人看了十二英亩的上等山地,并说未来的新郎打算一从美国回来就买下这块地。那片山地里种着桃树、柿子树、高大挺拔的香杉树,还有一座带三个石砌花园的新房子。最后,他说,富士子自己也想去:她年轻,才十九岁,也想在嫁人之前去看看大洋之外的世界。

但是她一路上都在生病,身体绵软无力,胃部绞痛难受,还老是呕吐。一到新的国度,来到西雅图,她马上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穷光蛋。久雄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太阳晒起的水泡,他的衣服上带着田地里干活的人身上才有的浓烈的汗味儿。她发现这个人除了几张美元和几个硬币之外一无所有,因此他乞求富士子原谅他。最初,他们住在灯塔山的一个公寓里,公寓的墙上糊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外面街道上的白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富士子到码头区的一个伙房去工作。为白人工作的时候,她身上也开始淌汗,她的手和指关节也经常被割伤。

后来,他们生下了初枝,五个女儿中的老大,于是他们全家都搬到杰克逊街的一个公寓。这个公寓的主人是从柴木县辖区来的,他们靠自已的力量发展得非常好；他们的女人穿着绉绸的和服和深红色软木底的鞋子。但是,杰克逊街到处都是腐烂的鱼、卷心菜和萝卜泡在咸海水中发酵的气味,以及臭水沟和柴油车尾气的味道。富士子在那里做了三年房间清洁工,直到有一天久雄回到家,带回一个消息说他为他们在国家罐头公司找到了工作。五月份的时候,这些日本人便登上了前往圣佩佐的船,在圣佩佐的草莓地里有他们的工作。

但是,工作十分艰苦——初枝和她的姐妹们一生中将要做大量这样的工作——她们得在烈日的暴晒下弯腰劳动。但是除了这一点,这里还是比西雅图好多了:一行行整齐的草莓遍布山谷,风儿把大海的气息吹入他们的鼻孔,天刚蒙蒙亮的早晨,久雄和富士子常常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日本——那个他们已经离开的地方。

起初,他们和一个印第安家庭一起住在一个谷仓的角落里。七岁的初枝跟在妈妈的身边,去森林里割蕨菜和修剪冬青树。久雄做着卖鲈鱼和做圣诞节花环的营生。他们攒了一麻袋的硬币和零钞,租下了七英亩的林地,地里只有砍剩的树墩和枫树,他们还买了一匹耕地的马,开始清理这块土地。秋天来的时候,枫树叶子都蜷曲凋零了,被雨水一沤,都成了赤褐色的腐叶。一九三一年冬天,久雄把叶子堆起来烧了,把树桩挖了出来。一座香杉木的房子也慢慢建了起来。他们开始在这块土地上耕种,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种下了第一茬作物。

初枝是在南海滩挖蚌,在采黑莓、采蘑菇和给草莓除草的过程中长大的。同时,她还要帮着照顾四个妹妹。她十岁的时候,隔壁有个男孩教会了她游泳,还允许她享用他的玻璃底的水箱,这样她就可以看到波涛下面的世界了。他们两个趴在水箱里,任由太平洋上的日头晒着他们的后背,一起看着海星和黄道蟹。初枝背上的水蒸发了,留下一层细细的盐粒。后来,有一天,那个男孩吻了她。他问是不是可以吻她,而她什么都没说,于是他就在水箱里俯过身将自己的嘴唇在初枝的嘴唇上贴了一下,一秒钟都不到。在他把嘴唇移开,眨着眼睛看着她之前,初枝闻到了他嘴里温暖、咸咸的味道。然后他们继续透过玻璃看水中的海葵、海参和沙蚕。到初枝结婚的那一天,她将想起自己的初吻给了一个叫伊什梅尔·钱伯斯的男孩——当他们一起趴在玻璃水箱里在海中漂荡的时候。但是,她的丈夫问她以前是否接过吻时,初枝说自己从未有过。

“雪下大了,”此刻,她抬眼看了看法庭的窗户,对天道说,“一场大雪。你儿子生下来见到的第一场雪。”

天道转身去看窗外的雪,她注意到他脖颈左边衬衫领子上方露出的粗壮的肌肉。他在监狱里并没有失去力量；在她的理解中,他的力量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有时候会无声地反映他的生活状态:在狱室中他仍旧镇静地保存着自己的力量。

“回去检查一下根茎菜窖,初枝,”他说,“可别把里面的东西冻坏了。”

“我检查过了,”她回答道,“一切都很好。”

“好,”宫本说,“我就知道你会的。”

他望着雪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回身来看着初枝。“你还记得在曼扎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将所有日本侨民关入集中营,曼扎纳为集中营所在地。）的那场雪吗？”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下雪,我都会想起来。那时的雪和风,还有那个圆肚火炉。还有窗外的星光。”

一般他是不会对她说这样的事情的,这些浪漫的话。但是或许监狱使他学会了将本来习惯闷在肚子里的东西说出来。“那也是在监狱里,”初枝说,“那里有美好的东西,但那也是监狱。”

“那不是监狱,”宫本告诉她,“我们那时觉得是,但那是因为我们所知有限。那不是监狱。”

他说的时候,初枝知道,那是对的。他们是在曼扎纳的集中营里结的婚,结婚仪式是在一个糊着油毡纸的小佛堂里举行的。新婚之夜,初枝的妈妈用一块军用羊毛毯把一个挤满了日本人的房间隔成两半,还在靠近小火炉的地方给他们铺了两张小床。她把两张小床推到一起拼成一张,又用手帮他们把床单抚平。初枝的四个妹妹都站在隔帘旁边看着她们的妈妈默默忙碌。富士子往圆肚小火炉里面加了些煤块,然后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她点点头,提醒他们]四十五分钟后把调节风门关上。然后就带着女儿们出去了,把初枝和天道留在那儿。

初枝和天道穿着结婚礼服站在窗旁,亲吻着。她嗅着他温暖的脖子和喉咙。外面,雪花飘舞着,打在营房的墙上。“他们什么都听得见。”初枝轻声说道。

天道双手抱着她的腰,转身对着窗帘说起了话。“收音机里这时候应该有些好节目,”他大声说道,“放点音乐好吗？”

他们等待着。天道把他的外套挂在挂衣钉上。一会儿,一个拉斯维加斯的电台开始放音乐了——都是些西部乡村音乐。天道坐下来,脱下鞋袜。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下,又解开领结。

初枝在他身旁坐下。她盯着他的侧脸和他下颌上的疤痕看了一会然后他们就接吻了。“帮我弄一下我的裙子,”她小声说道,“后面松开了,宫本。”

宫本为她解开了裙子。他的手指顺着初枝的背脊往下滑。她站起身,把裙子从肩膀上拉了下去。裙子落在地板上,她把它捡起来挂在宫本外套旁边的挂衣钩上。

初枝穿着乳罩和衬裙回到床边,在宫本身旁坐了下来。

“我不想弄出太多声音,”她说,“即使开着收音机也不好。我的妹妹们都在听着。”

“好的,”宫本说,“小声点儿。”

他解开衬衫的纽扣,脱下衬衫,把它放在床尾。他把汗衫也脱了下来。他非常结实。初枝都能看到他腹部的肌肉骨碌碌地滑动。她很高兴自己嫁给了他。他也来自种草莓的农民家庭。他很会种草莓,也知道哪些匍匐枝该剪掉。他的手和她的一样,在夏天的时候都沾满了草莓汁。草莓汁染红了他的皮肤,留下一股草莓的香气。她知道,她之所以想把自己的生活和他联系在一起,部分就是因为这股味道；她的鼻子终于闻到了这熟悉的味道,尽管在别人看来可能很奇怪。而且,她知道天道有着和她一样的梦想——在圣佩佐拥有一个自己的草莓农场。这是他们全部的想法,别无所求,他们只想拥有自己的农场,能够时刻和自己所爱的人亲密相处,窗外弥漫着草莓的香气。初枝知道,有很多像她一样年龄的女孩对幸福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她们只想去西雅图或洛杉矶。她们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到城市里去寻找什么,她们只是想去那儿。初枝也曾经那样想过,但是后来就好像从迷梦中醒来一样,她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是一个岛上的草莓农场所带给她的平静和安宁。她在骨子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还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她理解那种幸福——工作一目了然,还可以和自己选择并热爱的男人一起到田野里去。这也正是宫本心中所想,他所希望的也是同样的生活。所以他们一起计划着。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回圣佩佐去。天道和她一样,他的根也在那里,他了解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他也知道和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多年前,茂村太太与她谈起爱情和婚姻的时候曾为她描述过理想男孩是什么样的,天道正是这样的人选。所以,此刻她亲吻着他,用力地亲吻着。她更加温柔地亲吻他的下颌和额头,然后把她的下巴放在他的头顶,将他的耳朵捂在指间抚弄。他的头发闻上去像湿润的泥土。天道把手放在初枝背部,将她紧紧地搂向自己。他亲吻着她乳房上部的肌肤,鼻子嗅着她的乳罩上的香气。

“你的气味真好闻。”他说。

他抽身脱掉自己的裤子,把它放在衬衫旁边。他们穿着内衣并排坐着。他的大腿在窗外照进来的灯光下泛着光。初枝看到他的性器在内裤底下直挺着,把他的短裤撑了起来。

初枝把脚缩到床上,下巴搁到膝盖上面。“她们在听,”她说道,“我知道。”

“能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点儿吗？”宫本大声说道,“我们在这儿听不清楚。”

西部乡村音乐的声音变得更响了。他们一开始十分安静。他们面对面侧躺着,她感觉到他那个东西抵在她的小肚子上。她的手往下摸去,隔着短裤碰了碰它,摸了摸顶部的龟头和下面的筋。她听见煤块在胖肚子火炉里燃烧的声响。

她想起了当年趴在玻璃水箱里和伊什梅尔·钱伯斯接吻的情景。那是一个褐色皮肤的男孩,和她家住在一条路上——他们一起摘草莓,爬树,钓鲈鱼。当天道亲吻着她的乳房下部,继而又隔着乳罩亲吻她的乳头时,她想起了钱伯斯,她觉得钱伯斯是这一连串事情的开端——她在十岁的时候吻了一个男孩,甚至有了一些怪怪的感觉,而今夜,她很快就要体会到另一个男孩身体中那坚硬的部分深入她身体的感觉。但是在她的新婚之夜,把钱伯斯完全置诸脑后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那只是脑海中偶然浮现的记忆,因为所有浪漫时刻都会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尽管有些已经远逝了。

一会儿,她的丈夫就脱掉了她的衬裙和底裤,解开了她的乳罩,她也脱掉了他的短裤。他们赤裸着,她借着窗外的星光看见他的脸。这是一张好看的脸,结实而平滑。此刻,外面的风正刮得紧,在板壁间呼啸着。她用手握住天道坚硬的性器,揉捏着,它在她手中跳动了一下。然后,她随性地转身仰卧着,手里仍然没有放松,他翻到她身上,双手抱着她的臀部。

“你以前做过这事儿吗？”他小声地问。

“从来没有,”初枝答道,“你是我唯一的。”

他如愿地找到了地方。有那么一会儿,他等在那儿,保持着姿势,亲吻着她——他含住她的下唇,温柔地保持在那儿。然后,他双手抱住她,将她往自己的方向一搂,进入了她的身体,她感觉他的身体拍打在她的皮肤上。她整个身体都感觉到突然收紧了一下,全身都被这种感觉攫住。初枝两边的肩胛骨拱了一下——乳房不自主地贴向天道的胸脯——一种战栗缓缓地传遍全身。

“真好,”她记得自己小声说道,“感觉真好,天道。”

Tadaima aware ga wakatta,”（日语,大意即后面那句话。）他回答道,“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最美妙的事情。”

八天之后,他便离开,前往密西西比的谢尔比营,在那儿加入了第442海军陆战队。他得去打仗了,他告诉初枝。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向他的国家——美国,证明自己的忠诚。

“就为了证明这些,你可能会牺牲的,”她对他说,“我知道你勇敢而且忠诚。”

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这些话她在结婚前就对他说过很多次,她常常劝他不要去,但他终归还是无法克制自己去参加战斗的热情。这不只是为了荣耀,他说,他必须去,因为他长着一张日本人的脸。他们还得证明些别的东西,这是这场特别的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如果他不扛起来,谁来扛呢？她从这一点中看出来,他这一次是不可动摇的,她也认识到他内心的刚强,这种刚强的性格使得她的丈夫迫不及待地想去战斗。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地方是她无法触及的,在那里他只能独自做决定,这使得初枝不仅对他放心不下,而且对他们的未来心存担忧。她的生活现在和他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她看来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是对她开放的。初枝执拗地告诉自己,是战争,是集中营监狱般的生活,是时代的压力,是他们被放逐出家园,导致了这种距离感。许多男人都不顾女人们的反对奔赴战场,每天都有许多人离开集中营,一车车的年轻人都这么走了。她告诉自己,必须忍耐,像她妈妈和天道的妈妈劝她的那样,不要和那些无法与之抗衡的力量较劲。她处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就像她母亲过去所经历的那样。她必须在历史洪流中小心翼翼地行走,否则她自己的心会将她吞没,而她也将无法内心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样的战争岁月,她仍旧抱有这样的希望。

初枝习惯了思念丈夫,并且在漫长的时间里学会了等待的艺术——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歇斯底里的情绪,就像伊什梅尔·钱伯斯在法院看见她的时候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