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七点,一辆军用卡车将富士子和她五个女儿带到友睦港渡轮码头。那里的士兵给了她们一些标签贴在手提箱和大衣上。她们顶着严寒在包袱边等着,那些白人邻居站在那里,看着她们被士兵赶到码头。富士子看见尤思·塞弗伦森也在其中,双手抓着前面的栏杆靠在上面；今田一家经过时,她朝她们挥手。从西雅图搬来的尤思十年来都在富士子那里买草莓,但言谈之间总仿佛她是个农妇,其角色不过是让尤思从城里来的朋友感受一下岛上生活的异域风情。她的友善总有些纡尊降贵的味道,每次买草莓的时候总带点施舍味道地多给一些钱。所以今天早上,尽管尤思·塞弗伦森友好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富士子却没有看她或是和她打招呼——她只是目光低垂,盯着地面。

九点,她们排队登上了克洛肯号,白人从高处山上惊讶地看着他们,田中戈登八岁的女儿在码头上摔了一跤,哭了起来。很快其他人也哭起来了,山上传来安东尼奥·丹格伦的声音,这个菲律宾裔的小伙子两个月前刚娶了北野伊利诺为妻。“伊利诺！”他大声喊道,待她抬头看时于,他抛了一束红玫瑰下来,花束随风向水面飘下,落在码头木桩下的水波间。

火车将她们从安纳柯蒂斯带到一个临时宿营地——朴雅勒普集贸市场的马棚。她们在马棚里临时安顿,睡在帆布行军床上；晚上九点之后她们不得离开马棚,十点被勒令熄灯,每家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马棚里的寒冷直透进她们的骨头里,夜里下雨屋顶漏水,她们又起来挪床。第二天早上,六点,她们踩着泥浆去临时宿营地食堂,吃了些罐装无花果和用馅饼盘烤的白面包,喝了点锡杯装的咖啡。富士子忍受着这一切,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尽管在其他女人面前故作轻松,但她内心感觉自己已濒临崩溃。肚子疼时扭曲的脸令她深感羞辱。她垂着头坐在马桶上,羞愧于自己的身体制造出来的声音。公用厕所的屋顶也漏着雨。

三天后,她们上了另一列火车,开始慢吞吞地朝加利福尼亚行进。夜里,在车厢来回巡逻的军警让她们拉下窗帘,她们歪在座位上度过了黢黑的几个小时,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抱怨。火车走走停停,摇晃得她们无法入睡,厕所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在朴雅勒普临时宿营地吃的东西让很多人集体拉肚子,包括富士子。她坐在位置上,腹内灼烧着,脑袋轻飘飘的,仿佛脑子已经不在脑壳里了,一滴冷汗挂在她的前额。她竭力忍着这种不适,没有对女儿们提及。她不想让她们知道她内心也受着煎熬,需要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躺着,好好睡上一觉。因为在她刚想睡的时候,几只绿头苍蝇总在她耳边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高见家的婴儿的哭声,那孩子才三个星期大,发着烧。婴儿的哭声啃噬着她的神经,她用手指堵住耳朵,但似乎无济于事。随着睡意渐渐逃走,她对小孩和高见一家的同情也开始溜走,她心里开始暗暗希望那小孩死掉算了,那样耳边就安静了。但同时她又恨自己这么想,压制这种想法的同时,她的怒气也在增长,恨不能将那小孩从窗户扔出去,那样大家也许就清净了。过了很长时间,正在她觉得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那个婴儿停止了像严厉刑罚一样的尖利哭喊,富士子让自己平静下来,闭上眼睛,带着极大的宽慰准备睡觉,就在那时,高见家的小孩又哭了起来,尖锐的哭声折磨着人们的神经。

火车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寂静沙漠的中心,一个叫作莫哈维（莫哈维沙漠。）的地方停了下来。早上八点半,她们被赶上一辆辆的汽车,汽车带着她们沿灰扑扑的道路向北走了四个小时,到了一个叫作曼扎纳的地方。富士子闭上眼睛,试图将拍打在车身上的沙尘暴想象成故乡的雨。她迷迷糊糊地打着盹,醒来时便看见缠着倒钩的铁丝网和一排排因尘土弥漫而显得模糊的暗色营房。十二点半,她的手表显示；她们刚好赶上排队领午饭她们背对着风,站在那里用军用餐具吃饭。花生黄油、白面包、罐装无花果和豇豆；在所有的食物里她都能尝出灰土的味道。

第一天下午,她们排队领了止泻药。尘土飞扬,她们待在行李旁等着,然后又排队领晚饭。傍晚的时候,今田一家被分到十一区的四号营房,分到了一间十六乘二十英尺的房间,房间里仅有的物件是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一台小小的科尔曼油汀、六张CCC（行军床的一种牌子。）军用小床、六张草席和十二条军用毯。富士子坐在一张小床的边上,营地的食物和那份止泻药在她胃里翻腾,令她痉挛。她穿着大衣,抱着自己,她的女儿们拍平草席里的麦秆,点起了油汀。虽然有油汀,可她一件衣服也没脱地躺在毯子下还是冻得直发抖。到半夜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和三个同样感到痛苦的女儿一起,磕磕绊绊地在黑漆漆的沙漠里朝营地的公用厕所走去。令她们惊讶不已的是,那里竟然半夜时分都排着长队,五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女人和孩子们穿着厚重的外套,在寒风中绷紧后背。队伍里一名妇女吐得厉害,是她们中午都吃了的罐装无花果的气味。那名妇女用日语向大家道歉,就在这时队伍里的另一个人也吐了,此后她们就都重新陷入了沉默。

进到厕所,她们发现地上都是排泄物,湿湿的,到处都是擦过的卫生纸。十二个厕位——背对背地排列着——全都满到快溢出来了。但女人们还是照样用,在半暗中蹲在上面,一排陌生人捂着鼻子看着。轮到富士子的时候,她低着头,手揉搓着肚子,使劲将直肠里的东西都排空。旁边有个水池可以洗手,但没有肥皂。

夜里,尘土和黄沙从墙壁和地板的节孔中吹了进来。到早上的时候,她们的毯子上已经覆了一层沙土。富士子的枕头上枕着的地方是白色的,但周围没枕着的地方已经积了一层黄色的颗粒。她感觉自己脸上、头发里和嘴巴里面也都是沙土。夜里很冷,相邻的房间里有个婴儿尖声啼哭,两个房间相隔只有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厚的松木墙板。

到达曼扎纳的第二天,她们领到了一个拖把、一把扫帚和一只水桶。她们这一区的头头是一个穿着灰扑扑的大衣、从洛杉矶来的男人。他自称以前是个律师,但现在,他站在那里,胡须没有刮,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金属框的眼镜歪歪地挂在脸上。他领着她们去看户外水龙头在哪里。富士子和女儿们扫掉灰尘,在一个只有一加仑大小的汤罐头的空罐里浆洗衣物。但她们在打扫的时候,更多的灰尘和沙子吹进来,落在她们刚擦过的松木墙板上。初枝冒着风沙出门去,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些油毡纸,那是她在防火通道旁的一堆铁丝网边找到的。她们用它堵住门框处的缝隙,又从藤田家借来图钉将它们固定在节孔上。

和任何人谈论任何事情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每个人都在哨塔下,在四面环绕的群山的包围中像鬼魂一样游荡。刺骨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吹过带刺的铁丝网,将沙粒卷起打在她们脸上。营地还处在半竣工状态；营房还不够用。有的人一来想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得自己动手建房子。到处都是人,方圆一英里的不毛之地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军用推土车弄得到处尘土飞扬,连个僻静的地方都找不到。所有的营房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夜里一点半的时候,一个醉汉站在今田家门口,他没完没了地道歉,让风沙乘虚而入。他走错门了,他说。她们的房间也没有天花板,别的营房里的人吵架都听得见。相隔三个房间的那个营房里,有个男人自己酿酒——他用的是食堂的米饭和罐装的杏仁汁——第三天深夜,他们听到他妻子逼迫他的时候,他哭了。就在那晚,哨塔的探照灯亮了,扫过她们唯一的窗户。早上,有个哨兵确信有人想逃跑,提醒哨塔内的机关枪手提高警惕。第四天晚上,十七号营房的一个年轻人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了——两人一起躺在床上。他不知怎么弄到了一把枪。“没办法的事。”大家都说,“没办法的事,注定的。”

没有地方搁衣物。她们就用手提箱和柳条箱将就着。脚下的地板冷,所以她们一直穿着脏兮兮的鞋子,直到上床睡觉。一个星期快过去的时候,富士子已经完全不清楚女儿们的行踪了。所有人渐渐变成了一个模样,穿着战略物资部门多余的衣服——海军呢大衣、针织帽、帆布护腿、军用护耳,还有土黄色的羊毛裤。只有两个最小的女儿和她一起吃饭；另外三个都和年轻人混在一起,在别的桌上吃饭。她批评她们,她们都毕恭毕敬地听着,但之后还是照样出门。几个大一点儿的女儿早出晚归,衣服和头发里净是灰土。集中营成了年轻人巨大的散步场所,他们在防火通道上乱逛,聚集在营房的背风处。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富士子在去洗衣房的路上看见她的三女儿——她才十四岁——站在一群人中间,其中有四个穿着帅气的艾森豪威尔夹克的男孩。她知道他们都是洛杉矶来的男孩；这个集中营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洛杉矶来的。洛杉矶的人不是很热情,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看不起她；她和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到一起去。富士子对一切都保持沉默,内心濒临崩溃。她在等久雄的信,但来的却是一封别的信。

圣佩佐高级中学新闻班——伊什梅尔这封写着假地址的信送到了初枝的妹妹寿美子的手里,她就忍不住拆开看了。流放之前寿美子已经念到中学二年级了,虽然她知道信是寄给初枝的,但这信来自家乡,对她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寿美子在糊着油毡纸的基督教青年会所前读了伊什梅尔·钱伯斯写来的这封信；在集中营的猪圈外面,她又读了一遍,将其中一些惊人的词句回味了一遍。

寿美子边走边想并将伊什梅尔的信反复读了不下四遍,半小时后,她终于愧疚地将信交给了母亲。“给你,”她说道,“我觉得很不光彩但我还是得给你看。”

她母亲一手抚额,站在油毡纸棚下读了伊什梅尔·钱伯斯的信。她的嘴唇快速翕动着,眼睛不时地眨一眨。读完之后,她坐在一把椅子的边缘,手里捏着那封信愣了片刻,然后叹着气取下眼镜。“不可能。”她用日语说道。

她疲惫地将眼镜放在膝头,信放在眼镜上,用两只手掌按了按眼睛。

“邻居家的男孩,”她对寿美子说道,“教她游泳的那个。”

“伊什梅尔·钱伯斯,”寿美子说道,“你知道他是谁。”

“你姐姐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富士子说道,“一个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犯下的错误。”

“我不会的,”寿美子说道,“再说,那也不是一个在这样的地方能犯得了的错误,不是吗？”

富士子重新拿起眼镜,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寿美子,”她说你告诉过谁吗？你有没有将这封信给谁看过？”

“没有,”寿美子说道,“只给你看过。”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富士子说道,“你要保证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任何人。就算没这事,谣言也够多的了。你要保证闭上你的嘴巴,再也不提这件事。你明白吗？”

“好的,我保证。”寿美子说道。

“我会告诉初枝信是我发现的。这样她就不会怪你了。”

“好的。”寿美子答道。

“出去吧,”她母亲说道,“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女孩出门漫无目标地闲逛去了。富士子将眼镜重新架在鼻梁上,开始重读这封信。从字里行间,她清楚地知道她女儿已经和这个男孩纠缠得很深、很久了,或许有很多年了。很明显,他碰过她的身体,他们两个将林子里一棵空心的树作为幽会地点,在树洞里发生了亲密的性关系。正如富士子曾经怀疑过的一样,初枝的散步是个借口。她女儿回来时手里拿着忍冬藤,大腿之间却是湿润的。可恶的丫头,富士子心里骂道。

她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嫁给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男人,在一间纸板房里和他度过生命中的初夜,墙壁上贴着白人杂志纸当墙纸。第一个晚上,她拒绝让丈夫碰她——久雄是那样一个肮脏的男人,他的手那么粗糙,而且穷得叮当响。他花了几个小时向富士子道歉,详细解释他经济上的窘迫,求她和他一起奋斗,说明他的才能和优点——他有抱负、勤劳、不赌博、不酗酒、没有不良习惯,并且节俭,只是时局艰难,他需要有个人陪在他身边。他能理解她现在并不爱他,他说,但他愿意用时间向她证明自己,如果她肯耐心一点儿的话。“别跟我说话。”她当时回答。

那天夜里,他睡在椅子上,富士子彻夜未眠,琢磨着有什么办法能摆脱现在的处境。她没有足够的钱买回程票,而且,她心里也十分清楚,她不能再回日本的那个家了——她父母把她卖了,并付了一定的佣金给那个骗她的媒人,他信誓旦旦地说久雄这些年在美国已经攒下了丰厚的财富。她就这么醒着,越想越气；天近拂晓,她开始觉得自己都想杀人了。

早晨,久雄站在床前问富士子睡得好不好。“我不会和你说话的。”她答道,“我要写信回家,让他们寄钱过来,一收到钱我就回去。”

“我们一起节俭一些,”久雄恳求道,“我们可以一起回去,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我们可以——”

“那你山上那十二英亩土地呢？”富士子愤怒地说道,“媒人还带我去看了——桃树、柿子、垂柳、岩石花园。那些都不是真的。”

“是的,都不是真的。”久雄承认,“我没有钱——这是真的。我是个穷人,一天到晩累得像狗一样。媒人骗了你,我很抱歉,但是——”

“请不要和我说话,”富士子说道,“我不想嫁给你。

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习惯和他一起睡。当她那么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也学会了爱他,如果可以用爱这个词的话。当她睡在他的臂弯里时,她发现爱并不是当自己还是个吴市小女孩时想象的那回事儿,也不像她少女时代所认为的那么激动人心,而是要实际得多。处女膜破裂的时候,富士子哭了,部分是因为她献出自己的处女贞洁满足了久雄的需要,这并不是她所希望的情况。但她现在结婚了,他是个可靠的男人,她的心慢慢地靠近了他。他们已经同甘共苦了,而他一次也没有抱怨过。

此时,她站在那里,手里捏着这封信——一个白人男孩写给她女儿的信,关于他们在香杉树洞里的爱情,关于他的孤独,痛苦以及对她的强烈思念,并叮嘱她回信的时候写上假地址——“用‘山下肯尼’这个名字。”他写道。她不知道她女儿是否爱这个男孩,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什么是爱。现在,她明白初枝为什么那么沉闷不乐了——比她其他的几个女儿都更沉默和沮丧——从她们离开圣佩佐岛的那天开始。每个人都不快乐,初枝利用了这一点,大家共同的不快乐给了她这个方便，只是她还是比任何人都更沉闷一些；她无精打采,干家务活的时候也呆呆愣愣的,仿佛沉浸在某种悲痛之中。她思念父亲,问到的时候她这么说；她思念圣佩佐岛。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思念那个白人男孩,她的秘密情人。她的欺骗深深地刺痛了富士子,面对如此的背叛,她感觉到了一个母亲的愤怒。这种愤怒和自从轰炸珍珠港事件以来在她心中日甚一日的忧伤掺杂在一起；这是富士子成人生活中鲜少的一次令她感到悲痛难忍的时刻。

她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失态。刚到美国的日子里，她忘了这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重新发现自己从吴市的祖母那里继承的这一品德弥足珍贵。她祖母称之为Giri（日本语,意为“义理”。）——很难准确地翻译成英语——它的意思是以一种坚忍的态度、安静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富士子重又坐下,让自己内心慢慢恢复平静,面对初枝时必须心平气和。她深深吸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好吧,她心想,等初枝从营地闲晃荡回来,她要和这丫头好好谈谈。她要了结这件事。

晚饭前三小时,一群来自圣佩佐岛的小伙子来敲她家的门。他们带着工具和一些边角木料,说是准备为今田家做一些必需的家什:搁物架、五斗柜、椅子。她认得他们都是岛上人家的儿子们——田中家的、福助家的、松井家的、宫本家的。她对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些东西她都会用到,于是小伙子们便在营房的背风处忙碌了起来,测量、切割、开锯,风一直吹着。宫本天道走进屋内,将支架钉上,富士子抱着双臂坐在小床上,身后放着那个白人男孩寄来的信。“营区厨房边上有一些不用的铁片,”宫本天道对她说道,“我们可以用那个来堵地板上的节孔——比油毡纸好。”

“油毡纸容易被撕破。”天道用英语说的。富士子也用英语回答道:“而且不隔冷。”

天道点点头,继续干手头的活儿,锤子敲得力道均匀。“你家人怎么样？”富士子问道,“你母亲？你父亲？家里的每个人都好吧？”

“我父亲病了,”天道答道,“集中营的食物对他的胃很不好。”他停下来从口袋里取出另一枚钉子。“你呢？”他问道,“今田家的太太小姐们都怎么样？”

“一个个都脏兮兮的,”富士子答道,“灰土都吃进肚子里了。”

这时初枝从门口进来,从脖子上扯下围巾,她的脸颊被冻得红红的。她甩开头发的时候,宫本天道停下手里的活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你好,”他说道,“见到你很高兴。”

初枝又甩了甩头发,然后娴熟地一把将它们握在手里,梳理着它们,然后将手插进大衣口袋,在母亲身边坐下。“你好。”她回应道,却没有说别的。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宫本天道继续干活儿。他跪坐在小腿上,背对着她们,认真地敲着手里的钉锤。另一个木匠抱着一堆新锯好的松木板从门口进来。宫本天道将它们——放在支架上,用水准仪测量着。“是直的,”他宣布,“应该能用。很抱歉,我们的手艺只能做成这样了。”

“它们很好,”富士子说道,“你们真是太好了。谢谢。”

“我们还会给你们做六把椅子,”天道说道,看着初枝,“还要做两个五斗柜和一张吃饭的桌子。我们过几天就给你们送过来。一做好就送过来。”

“谢谢你们,”富士子说道,“你们真是太好了。”

“我们很乐意为你们效劳,”宫本天道说道,“一点儿也不麻烦。”

依然握着钉锤的他冲初枝微笑了一下,她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膝盖。他将钉锤插进裤子上的一个布搭扣里,然后拾起他的水准仪和量尺。“再见,今田太太。”他说道,“再见,初枝。见到你真高兴。”

“再次谢谢你,”富士子说道,“真是多亏了你们帮忙。”

门关上之后,她将手伸向身后,拿出信来递给初枝。“这个,”她甩了初枝一巴掌,“是你的信。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这么会骗人。我不明白初枝。”

她本来是计划和她好好谈谈的,但是她突然明白痛苦的力量可能会让她说出一些非她本意的话。“你不能再给这个男孩写信或是收他的信了。”她站在门口严厉地说道。

初枝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眼中充盈着泪水。“对不起,”她说道,“请你原谅我,妈妈。我欺骗了你,我一直都知道。”

“不只是欺骗了我,”富士子用日语说道,“女儿,你也欺骗了自己。”

然后富士子顶着风出门。她走到邮局告诉那里的职员,寄给今田家的信都不用投递。从现在开始,她会自己过来取。那些信只能交给她本人

那天下午，她坐在食堂,写信给那个叫伊什尔·钱伯斯的男孩的父母。她将树林里那棵空心树,以及伊什梅尔和初枝这么多年瞒天过海的事都告诉了他们。她将他们的儿子写给她女儿的信的内容也告诉了他们。她的女儿,她说,不会回信的,现在不会,将来也绝对不会。他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她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表示抱歉:她希望那个男孩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未来,不要再去想初枝。她写道,她理解他们都只是孩子；她知道孩子总难免犯傻。但这两个年轻人都犯了错,并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检视自己的灵魂,拷问自己的良知。发现自己被另一个人所吸引并没有错,她写道,相信那就是爱也没有错。不光彩之处在于向家人隐瞒这种感情。她希望伊什梅尔的父母能理解她的立场。她不希望她女儿和他们的儿子之间继续有任何联系。她已经向她女儿清楚地表达了她的意思,要求以后她不要再给那个男孩写信,也不要收他的信。她最后加上一句,说她很敬重钱伯斯家,很看重《圣佩佐评论报》。祝他们一切都好。

她将信折好,在装进信封之前,先给初枝看了一下。那姑娘左手撑着左腮,细细地看了两遍。看完之后,她紧攥着它放在膝头,目光空洞地看着她母亲。她脸上的表情奇怪地看不出任何情绪；那样子仿佛一个内心疲惫已极的人,疲惫到已经失去了感觉。富士子明白,在离开圣佩佐岛以来的三个星期里,她长大了。她的女儿突然间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内心疲惫的女人。她女儿突然变得坚强了。

“这封信你没必要寄出去,”她对富士子说道,“我已经不打算再给他写信了。在来这儿的路上,在火车上,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伊什梅尔·钱伯斯,以及我是否应该给他写信。我是否还爱他。”

“爱,”富士子打断她,“你还不懂得爱。你——”

“我十八岁了,”初枝答道,“够大了。不要再把我当作小女孩。你必须明白:我已经长大了。”

富士子小心地取下眼镜,习惯性地擦了擦眼睛。“在火车上。”她说道,“那你的结论呢？”

“开始什么结论也没有,”初枝说道,“我想不出个头绪。脑子坐事情太多了,妈妈。而且我难过得没法思考。”

“那现在呢？”富士子说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我和他已经结束了。”初枝说道,“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们在海滩上玩,后来慢慢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但他不是适合我的丈夫,妈妈。我一直都知道。无论何时我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一直都知道,打心底里知道,那是错误的,我心里有这种感觉——感觉我既爱他,同时又不能爱他——我一直都很困惑,这种困惑从刚开始的时候就存在,每一天都存在。他是个好人,妈妈,你了解他的家庭,他真的是个好人。但这并不重要,是不是？我想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妈妈,但是我那时就要离开了……一切都那么迷茫,我没法把话说出来,而且,我并不真的清楚我的感觉。我很疑惑。有太多事情要考虑了。我需要将所有的事情都想清楚。”

“那么,现在想清楚了吗,初枝？一切都清楚了吗？”

女孩沉默了片刻。她用手捋了一下头发,任由发丝从指间落下,然后换另一只手。“清楚了。”她说道,“我必须告诉他。我必须结束那一切。”

富士子从女儿膝头拿起信,从中间将它一撕两半。“信你自己写吧,”她用日语说道,“告诉他所有的真相。让这一切成为过去。告诉他实情,然后过你的日子。忘了那个白人男孩。”

早上,寿美子被叮嘱千万不要将这段插曲泄露出去。她向母亲保证一定不说出去。富士子拿着初枝的信到了邮局,买好了邮票。她舔了舔信封封口,亲自将信封上,然后,出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纯粹是一种随性的想法——她将邮票倒贴在信封上,然后将信投入了邮筒。

宫本天道送五斗柜来的时候,富士子请他喝杯茶再走,而他一坐就坐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晚上送饭桌来的时候也是；第三天晚上送椅子来时又是。到了第四天晚上,他来到她们门前,帽子捏在手里,问初枝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趁着星光去外面走走。这一次,初枝拒绝了,此后的三个星期都没再和他说话,不过,她也知道他文雅、英俊,是草莓农夫家的好小伙,毕竟,她不能这么为伊什梅尔·钱伯斯伤心一辈子。几个月后,当伊什梅尔化为她心中永远的痛,渐渐被埋藏在生活琐事之下时,她在食堂和宫本天道说话了,并坐在他旁边吃午饭。她欣赏他用餐时无可挑剔的仪态和他那亲切和煦的微笑。他温柔地和她说话,问及她的梦想,当她说她想在岛上拥有一个草莓农场时,他说他也有一模一样的梦想,并告诉她他家的七英亩地很快将转入他的名下。等战争结束了,他打算回到圣佩佐岛的家中种草莓。

当她第一次亲吻他的时候,她感觉到悲伤的利爪比以往更紧地攫住了她,他的嘴唇和伊什梅尔的是那么不一样。他身上散发着泥土的味道,他身体的力量远胜于她。她发现她在他双臂的拥抱中动弹不得,不由得气喘吁吁地挣扎。“你要温柔一些。”她轻轻地说道。“我尽量。”天道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