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科索沃前，我去邮局给朋友寄了张明信片。我贴了一欧元邮票，将明信片投入信筒，想看看它能否从未建交之地寄回中国。明信片上是一个科索沃女孩站在荒山上的石屋前。我绞尽脑汁，在背面写了句：“我抵达了更高的山间，这里有如画的风景。”

我来到车站，坐上汽车，跨过边境，进入北马其顿，前往奥赫里德湖。它是欧洲最深邃、古老的湖泊之一，位于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边境山区，附近是古罗马时代连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艾格纳提亚大道。

此时不是旺季，我如愿找到了老城内一座拥有湖景的小别墅。房东老太太发邮件告诉我，她最近牙痛得厉害，要去城里的诊所治疗。她说，如果我早到了，可能需要去诊所找她拿钥匙。我告诉了她我预计到达的时间，并表示我会先去诊所跟她会和。

我在诊所的等候区坐下来，说我等人。一个年轻姑娘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像是小鹿变的，身材小巧，红色长发盘在头顶，一双大眼睛也像小鹿一样明亮，向两侧稍稍分开。

我接过咖啡，向她道谢，问她叫什么名字。

“约瓦娜。”她说。

“哦，所以你不是阿尔巴尼亚族？”

“不是。你怎么知道？”

“因为上帝是仁慈的。”

她瞪大了那双小鹿般的眼睛，显得更加惊讶：“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一名中国来的神父。”

一阵沉默。她疑惑地看着我。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开了一个糟糕的玩笑。我告诉她，我从贝尔格莱德过来，在那边有个朋友也叫约瓦娜。她对我说过，约瓦娜是斯拉夫女性的名字，意为“上帝是仁慈的”。

“那你真的是神父吗？”

我摇摇头：“不，我是作家，打算写一本巴尔干的书，所以来到这里。”

“关于巴尔干的什么？”

“关于人们的生活。”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问她是不是这里的护士。

“医生。”她回答。

房东老太太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她一头银发，戴着金丝眼镜，面颊微微肿胀。我上前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诊所。出门前，我从前台拿了一张约瓦娜的名片，放进口袋里。

房东老太太电召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前往她的住处。她说，她的女儿在迪拜工作，这里的年轻人一有机会都去外面打工。老年人则大都留在这里，把房间租给游客，补贴微薄的退休金。

北马其顿是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也是1990年代南斯拉夫联邦中唯一以和平方式独立出来的国家。在1991年的马其顿独立公投中，96.4%的投票人赞成独立，公投技票率达到了75.7%。然而，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转型，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都陷入了崩溃。

奥赫里德的郊区曾经聚集了南斯拉夫最大的几家工业企业，包括著名的扎斯塔瓦汽车公司。如今，这些企业都已不复存在。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奥赫里德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

出租车穿过一道城门进入老城，沿着陡峭的鹅卵石小道向山上行驶。奥赫里德湖不时从窗外闪过，蓝宝石一般的颜色，美得令人屏息。老城内的房屋多为两三层的传统巴尔干风格小楼，淡黄色的墙体，露出天然石块，阳台上种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外墙上爬满藤蔓植物。山坡上挺立着山毛榉，到了夏天，浓密的树荫大概会覆盖整条巷道。

我们经过一座古希腊时代的圆形露天剧场。石头座位呈半圆形排列，围绕着中央的舞台。我想象着，在久远的过去，整个马其顿地区都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那时候，穿着长袍的人们，想必就坐在眼前的露天剧场里，面对着大湖，观看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我的房间位于小别墅的二楼：术质地板，明黄色的墙面，简朴的家具。打开百叶窗望出去，就是平静的湖面和山间的红瓦白墙。远山的积雪未融，与天际线处的雾需融为一体。湖面上波光闪烁，一只小船静静地划过水面，波纹缓缓分开，如一排人字形大雁，划过天空。

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自从离开达尔马提亚海岸，深入巴尔干内陆以来，我几乎整日沉浸在凄风冷雨中，久而久之，身心疲惫。此刻，我终于获得重生，感到摩伊拉女神在不经意间散发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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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当即下楼，找到房东老太太，又多付了一周房费。

在奥赫里德的日子，我很快有了一条固定的散步线路。每天早上，我喝过红茶，走出别墅，沿着一条鹅卵石小路下山。经过圆形露天剧场，经过山毛榉和柏树掩映的房子，奥赫里德湖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树梢与屋顶之间，波光粼粼，像大海一样浩渺。

树木还是光秃秃的，宛如雕塑，但春天已经悄然来临。和煦的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片片涟漪，几只天鹅在水中悠闲地游动。下到岸边，可以看到阳光穿过清澈的湖水，照在水底的卵石上，波光在水下几厘米的地方轻轻跳荡。

湖畔是一座安静的小广场，耸立着东正教圣徒的雕像。广场上有精心布置的花圃和大理石铺成的步道。过冬的海鸥时而在步道上跳跃，时而落在圣人的肩膀和头顶。

广场旁边的露天咖啡馆已经开始营业。我会坐在户外，点一杯咖啡，晒晒太阳，顺便翻几页保加利亚女作家卡萨波娃的《去湖畔：巴尔干的战争与和平之旅》。

卡萨波娃的祖母就来自奥赫里德。她在书中写道，如今广场的位置上曾经有一座清真寺，前面是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赫里德落入保加利亚人之子，雕像被扔进湖中。战争结束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新掌控这里。清真寺被拆除，开辟出今天的广场。

喝完咖啡，我沿着湖岸向西走，经过古老的东正教堂、安静的老房子和尚未开门的餐厅。靠近堤岸的地方，有树木倒伏在水中，蓬乱的树枝露出水面。湖水轻轻冲刷着树枝周围，带起一圈圈泡沫。

快到岬角之处时，山路再度攀升。尽管坡道陡峻，我仍心怀愉悦，因为一旦爬到山巅，俯瞰湖湾会是一件赏心乐事。

在湖边的悬崖上，有一座建于13世纪的圣约翰教堂。传统的拜占庭风格，情红色瓦片，墙体由淡黄色的石块砌成。教堂俯瞰蔚蓝色的湖水，周围长着高耸的柏树。几只海鸥发出微细的叫声，从教堂上方掠过。这是奥赫里德最美的地方。面对此景，我马上理解了中世纪的修士为何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

很早之前，这座教堂就曾出现在我的世界里。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的晚上，我看过一部北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圣约翰教堂就是电影的取景地之一。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这座悬崖上的教堂出现在画面中时，那种遗世独立的孤寂之美带给我的震撼。

《暴雨将至》采用了一种环形叙事结构，将三段相互交错的人生故事串联在一起。在巴尔干的大地上，不同族群、宗教、文化造成的误解一次次酿成悲剧。暴力与血腥、无奈与伤痛，在人们的生命中不断上演，就像电影的环形结构一样，形成一道无休无止的宿命轮回。

每一次散步至此，我都面朝教堂和大湖，伫立良久，思索着暴风雨是否终将过去。

我转过一道弯，沿着山脊线继续前行。山路起伏不定，从片片松林中穿过——阳光透过松枝漏下来——直到经过萨缪尔城堡才开始不断下坡。

山上的居民主要是信仰东正教的马其顿斯拉夫人，而山下是阿尔巴尼亚族的聚居区。他们是北马其顿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科索沃战争期间，五十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涌入北马其顿，加剧了族群间本就存在的紧张关系。2001年，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成立了武装组织：“阿尔巴尼亚自由战线”，并与北马其顿政府发生冲突，令这个脆弱的小国几乎走到内战边缘。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阿尔巴尼亚自由战线”同意解除武装，而北马其顿政府同意赋予阿族群体更多的政治权利。

对马其顿族来说，这一事件是耻辱性的挫败，阿尔巴尼亚族则将协议视为构建民族联邦进程的开端。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如果北马其顿无法加入欧盟，阿尔巴尼亚族可能会推动更多的自治权，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寻求独立。

我漫步于绿色巴扎、清真寺和传统茶馆之间，看着在茶馆里抽烟打牌、无所事事的阿尔巴尼亚人。我经过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从分开的树根来看，足有数百年的树龄。

卡萨波娃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梧桐树周围都是餐厅、咖啡馆和理发店。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会来这里刮胡子、聊八卦、嚼咸鹰嘴豆、喝小伙计用铜盘端来的土耳其咖啡。

每次散步至此，我就随意走进路边一家阿尔巴尼亚餐馆，吃瓦罐炖红腰豆、烤肉和马其顿沙拉，再喝上一瓶冰镇的斯科普里牌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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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从餐馆出来，走进午后的阳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是哪里人？”

那声音很低，既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回头，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戴着二顶褪色的毛线帽，胡在也有两三天没刮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但因为眼睛有点斜视，给人一种愤愤不平之感。

我告诉他我从中国来。他表现出一副想要攀谈的样子。于是，我放慢脚步，和他并肩而行。

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老师。”他说，但用的是过去时。

“那现在呢？”

他喃喃地嘟嚷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现在有空？”我问。

“是的，我在散步。”

“不用去上班？”

沉默又一次降临。我试着改变话题，问他是马其顿族还是阿尔巴尼亚族。

“阿尔巴尼亚族。”他伸出手，给我看他手上的戒指。那戒指的图案是一面阿尔巴尼亚国旗。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艾罗尔·斯帕霍。”他说。

我很快发现，斯帕霍先生对奥赫里德乃至北马其顿一概抱有蔑视态度。他说，这个国家不尊重人才，对阿尔巴尼亚族相当不公。我问他是否遭遇了什么。他再次给出一些含含糊糊的回答。

我们经过一家传统茶馆，里面都是无事可做的阿尔巴尼亚人。我邀请斯帕霍先生进去喝茶。他撇撇嘴，露出不屑的神色。

“我们去咖啡厅。”他说，“我学生开的。”

他带着我走街串巷，最后来到一家现代风格的咖啡馆。在巴尔干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定位比传统茶馆高出一个档次。我这才意识到，斯帕霍先生可能是嫌弃茶馆里都是没文化、没工作的庶民百姓。

我们坐下来，点了两杯咖啡。咖啡厅里空空荡荡，我们是唯一的客人。

“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斯帕霍先生说。可奇怪的是，那人刚才为我们点单时并没有额外的寒暄。

“你教他什么？”

“英语。”

“怪不得你的英语讲得这么好。”

斯帕霍先生面露自得之色。他说，他有二十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曾在中学任教，拥有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英语词汇对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语大众媒体的影响。”

我花了些时间才厘清斯帕霍先生说的话。渐渐地，我拼凑出一些他的人生片段：他结过婚，但又离了。他在奥赫里德郊外一个叫作斯特鲁加的小镇的中学教书。出于某种原因，他最近失去了这份工作。他的心灵因此受到伤害，对社会失望透顶。

“是什么原因让你失去了工作？”

“因为学校被马其顿族的混蛋控制了。”他斜着眼，似笑非笑，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十分沙哑。

“没工作的话，生活怎么办？”

他表示，他目前住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每月有一笔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他现在就靠着这笔钱生活。

当他说出“失业救济金”时，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戏谑，仿佛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既好笑又悲愤。

“你有孩子吗？”我问。

斯帕霍先生斜眼望着我，突然讥讽地说：“我发现你的文化水平不高。”

“怎么发现的？”

“从我们的聊天中。”他说，“你问的都是一些没水平的问题。”

“那你觉得自己有水平吗？”

“当然。我是受过教育的人。”

沉默再次降临。

斯帕霍先生滑开手机，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不过，那张照片的像素很低，还有水印，不像是女儿发给他的，更像是他自己从脸书上下载的。

我问他怎么打发时间，是否想再找份工作。

“我不这么认为。我现在忙得很。我读英文书，听英文有声读物。”

“这是你的生活方式？”

“没错。”

“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勇于思考的魔力》。”

听着像是一本励志书。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你说你是个作家？我有个好主意给你。”接着，仿佛是为了制造一种悬疑效果，他故意停顿片刻，“免费给你。”

“什么好主意？”

他压低声音，讲起一个阴谋论故事：不久前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毁灭性地震，其实是美国军方的电离层研究项目引起的。这个项目在阿拉斯加设有研究站，通过它可以影响云层，控制气候，制造地震，甚至还可以用于精神控制。

“你是怎么知道的？”

“研究。”

这样的对话实在令人苦恼。在另一个沉默的空当里，我拿起桌上的账单，表示我来付咖啡钱。他开始没有任何表示。当我掏出一把零钱放在桌上数时，他突然大声惊呼：“不要把钱放在桌上！”

我抬头看他，他依旧斜眼望着我。

“你会被抢的！”

“在这里？在你学生的咖啡馆里？”

我们离开咖啡馆，穿过一片冷清的市场。他指着路边的一栋房子告诉我，他住在这栋房子的二楼——这就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公寓。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坦白地说，我感到如释重负。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再次经过斯帕霍先生的房子。街上静悄悄的，公寓里亮着灯。在昏黄的灯光中，可以看到他在白布窗帘上的淡淡身影，大小不断变化，就像皮影戏中的剪影。

回到我在山上的小房间，一轮明月悬挂在山峦的黑色师角上。月光如水般洒在湖面上，一群野鸭鸣叫着掠过，飞向远方。我一边写着当天的笔记，一边想着斯帕霍先生——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丑闻而离开了学校。

突然，我灵光一闪，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他的全名。

我很快就发现了一则报道。标题是《斯特鲁加一名教师因攻击学生被判处四个月监禁》：

为什么一位老师会带着金属指套去学校？斯帕霍先生对我说的“学校被马其顿族的混蛋控制了”又是什么意思？

一时间，我很想敲响斯帕霍先生的家门，与他进一步恳谈，但又害怕他勃然大怒，对我也施以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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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约瓦娜名片上的手机号发短信，问她是否愿意下班后共进晚餐。她没有回复。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出门例行散步。

走到山下广场时，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去圣瑙姆修道院看看。修道院距离奥赫里德约三十公里，坐落在北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边境附近的悬崖上，俯瞰奥赫里德湖。

广场附近停着两辆等活的出租车。我与其中一辆谈好价格，坐了进去。一开始，司机开得很慢，仿佛有什么心事。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介意他抽烟，我说请便。

在巴尔干旅行，哪里都无人禁烟，而自从离开杜布罗夫尼克以来，我也逐渐练就了一副铁肺。司机点上烟，吞云吐雾，烟雾顺着窗缝迅速飘散，仿佛被人猛地拽了出去。

刚才，司机开得不紧不慢，这时却像大力水手吃完菠菜，突然精神抖擞：换挡、踩油门、加速、超车——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轮胎在转弯时吱吱作响……我不由得再次感叹，尼古丁真是一种高效燃料。

公路沿着湖岸延伸，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点缀着灌木丛和金雀花，另一侧是碧蓝的湖水，倒映着白云和树影。

我们穿过湖边小镇，街道两旁有不少挂着招牌的旅馆。夏季时，这里恐怕会人满为患，此刻却异常宁静，只有几位老人在湖边下着双陆棋。

我在圣瑙姆修道院外下车，信步走进庭院。从地图上看，这里几乎就在边境线上。

圣瑙姆修道院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后在16至17世纪间重建。我走进教堂，看到一位身着黑袍、留着大胡子的修士，于持香炉，在空中摇晃。烟雾袅袅飘散，发出阵阵浓烈的香气。

一道矮门通向一个昏暗的狭小空间，那里就是圣瑙姆的墓室。上方是圣瑙姆的壁画，同样被希望治疗眼疾的信徒刮去了双眼。

有一则传说，圣瑙姆没有真的死去，当你俯身在他的大理石棺木上时，依然可以听到他低沉的心跳声。于是，我俯下身，把耳朵贴在那块被摩擦得光滑的区域，侧耳倾听——我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教堂外是一座宁静的花园，几只孔雀漫步其间。我穿过一道小门，欣赏外面广阔的湖景。湖水清澈碧蓝，对岸是染霜的阿尔巴尼亚群山，掩映在如纱的云雾之间。

湖边有一家餐厅，烧着暖炉，看起来气氛温馨。时间已过正午，我点了半瓶白葡萄酒和一份烤鳟鱼。鳟鱼是奥赫里德湖的特产，用炭火烤制，只以盐和柠檬汁调味。

我吃着鲜美的鳟鱼，不时喝一口冰镇的白葡萄酒。餐厅外的甲板上洒满阳光，垂柳倒映在湖面上，偶尔可以听到几声婉转的鸟鸣。

饭后，我点了一杯咖啡，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继续写笔记，然后又看了会儿书。原来，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圣瑙姆修道院附近有一座集市，周边信仰东正教的商人和农民都会在这里聚集。

下午三点，我拿出手机查看——约瓦娜回复了我。她说自己刚才在做手术，但晚上有空。她的下班时间较晚，要到七点才能见面。我回复说七点刚刚好，便找了一家老城的餐厅，将地址发给了她。

圣瑙姆修道院附近没有出租车。我按照餐厅侍者的指示，走到路边等待小巴。

这里没有站牌，也不见其他乘客。半小时后，我已经开始怀疑，这趟车是不是存在。

一位穿着大衣的老妇人走了过来。我打着手势问她，是否也去奥赫里德。她点了点头，示意我和她一起等车。

上车前，老妇人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块巧克力糖——可能因为大衣太暖和，糖已经有些融化。

回到奥赫里德，天空呈现出柔和的黄蓝渐变色，远山的轮廓在晚霞中若隐若现。我走回山上的小房间，睡了一会儿，直到一阵海鸥的叫声将我吵醒。我看了一眼时间，出门前往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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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餐厅时，约瓦娜已经在门口等我。她穿着白色粗线毛衣和蓝色牛仔裤，脚踩一双黑色雕花皮鞋。小巧的肩膀上背着一只韩式黑色双肩包。从背后看去，如果不是那头红色长发，她几乎会让我误以为是一个东亚女孩。

这是一家意式餐厅，但也做土耳其比萨。餐厅的生意一般，除了我们，只有另外一桌客人。我们在餐桌旁坐下，阿尔巴尼亚族侍者递上菜单。我们点了奶油南瓜汤、吞拿鱼沙拉和土耳其比萨。约瓦娜不喝酒，于是我们点了一大瓶气泡水。

我谈起不久前遇到的斯帕霍先生。约瓦娜说，族群关系紧张是当前北马其顿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奥赫里德地区，由于与阿尔巴尼亚接壤，阿尔巴尼亚族人口众多。实际上，她所在诊所的老板就是阿尔巴尼亚族。

“工作还顺利吗？”我问。

“老板是阿尔巴尼亚族，还有一个护士也是阿尔巴尼亚族，老板有时会把本该由护士做的工作交给我。比如打扫卫生、准备器械这类事情。”约瓦娜说，“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但老板只付我六小时的工资。”

“不能和老板谈一下？”

“没用的。”

约瓦娜挽起毛衣的袖口，露出纤细的小臂，左手腕上戴着一款老式手表，右手腕则佩戴了两枚细细的银镯。

侍者为我们端上了南瓜汤。尽管味道非常寡淡，我们还是一勺一勺地小心喝着。勺子与汤盘接触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问约瓦娜是不是奥赫里德人。

她说不是，她来自北部靠近科索沃的大山深处。小镇只有不到一千人口。除了马其顿人，还有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

“怎么会有土耳其人？”

“奥斯曼时代留下来的土耳其人后裔。”

小镇附近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名为“施洗者圣约翰比戈尔斯基修道院”。约瓦娜一脸认真地告诉我，这座修道院在整个北马其顿都非常有名，有很多灵验的传说，许多渴望怀孕的女性都会去那里祈祷。

这样的传说世界各地都有，不过是将宗教与人类最普遍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看到约瓦娜如此认真的表情，我笑着问她：“真的这么灵验吗？”

“非常灵验。”她说，“我母亲去那里祈祷过一次，结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生了八个女儿。”

“天啊，太灵验了！”

在八个姊妹中，约瓦娜排行第四，三个姐姐都已嫁人。

“所以压力到你这边了？”

“是的。”约瓦娜莞尔一笑。

侍者撒下喝了一半的南瓜汤，将沙拉和土耳其比萨一起端了上来。这家餐厅生意清淡看来是有原因的——沙拉水分过多，而土耳其比萨却干得像块案板。

我问约瓦娜为何会选择成为牙医。

“我父亲是镇上的医生。”她说，“我们八个姊妹中必须有一个人继承他的事业。我本来是要接班的，但一个姐姐说她更愿意留下来，于是我就去学了牙医。结果，她并没有接班，而我那时已经在首都斯科普里上大学了。”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来自她自身经历的痛苦。

约瓦娜告诉我，她两侧各有一颗臼齿被拔掉了，导致她的上下牙无法咬合。

“为什么要拔掉呢？”

“小时候我得了蛀牙，痛得死去活来。我去镇上唯一一家牙科诊所看牙，牙医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拔掉。后来，我自己也学了牙医，这才意识到镇上的牙医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医术，他处理任何坏牙的方法就是拔掉。”

我注意到，在吃比萨的时候，约瓦娜会用餐刀小心翼翼地剔掉上面的肉粒，然后堆在盘子的一角。

“肉粒太大了？”我问。

“是的，我咬不动这么大的东西。”

“或许可以考虑植牙？”

“是的，但要花很多钱。”她说，“我还没有攒够这笔钱。”

毕业后，约瓦娜独自一人来到奥赫里德，在这家由阿尔巴尼亚族医生开设的诊所担任助理医师。老板给她的月薪是四百欧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三千元。为了节省开支，她没有在奥赫里德租房，而是选择住到更远的斯特鲁加。她租了一间单人公寓，每月的租金仍要一百五十欧元。

“所以攒不下什么钱。”她说。

“为什么没有留在斯科普里，找一家马其顿族开的诊所昵？”

约瓦娜解释说，斯科普里的诊所全都要求至少三年的工作经验，她只能先来奥赫里德工作。

“一方面是工作经验，一方面是客户资源。”她说，“只有积累到至少五百名客户，将来才有机会开设自己的诊所。”

在奥赫里德的诊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不时会有人邀请约瓦娜下班后外出，她有时也会接受这样的邀请。

“为了维护客户关系？”

她听后笑了起来。她说，最近有一个阿尔巴尼亚族男人在追求她。他有房有车，是个生意人。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结婚。”

“因为宗教不同？”

“是的。他是阿尔巴尼亚族，信奉伊斯兰教。如果嫁给一个穆斯林，我就必须改信伊斯兰教。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的。”

“那么，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喜欢他吗？”

约瓦娜摇了摇头：“他很有钱，会送我礼物，但我对他并没有感情上的想法。”

大学期间，约瓦娜交过一个马其顿族的男朋友，学的是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前夕，他们分手了，是男方提出的。

“他说和我在一起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讲？”

“他毕业后会去意大利留学。即使我们在一起，也要面对长期不能见面的现实，这件事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实际上，我在大四第二学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努力让自己不过分纠结这些。我觉得，事情到了那一步自然会有结果。”

约瓦娜抬起于臂，两个银锚沿着她纤细的胳膊滑落。

“刚分手的时候，我很难过，哭过几次，心里放不下他，但我现在开始觉得，分手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独立的人，但因为对他的爱，我在生活中逐渐丧失了一部分自我。无论做什么，我都会不自觉地首先考虑他的感受——我几乎忘了我自己。”

毕业分手的时候，也是约瓦娜独自一人来到奥赫里德开始新工作的时候。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加上感情上的起伏，她是如何缓解内心情绪的？

“我喜欢跳舞，这是我从小的爱好。我的成绩很好，但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她说，“每隔一段时间，我还会重新布置家具，改变房间布局，通过这种方式来转换心情。”

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她公寓现在的照片。小小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浅米色的双人沙发，搭配色彩鲜艳的抱枕。落地灯旁，摆放着几盆小植物，窗台上还放着一排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小摆件。

房间不大，却很温馨。我逐渐意识到，或许是学医的原因，约瓦娜的行为很少是随意或漫不经心的。对于她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掌控的事情，她总是追求一种美好的状态。

除了重新布置家具，她也会阅读。

“英文爱情小说，主要是用来消磨时间的。”她笑着说，仿佛书的内容并不重要，仿佛在孤寂之中只要有书读就好。

“还有韩剧。我最近在追《文森佐》。”

我没听说过这部剧。我问她看不看《就鱼游戏》。

她摇了摇头“我不喜欢那么热门的东西。”

饭后，我们各自点了一杯咖啡——就连咖啡也不对劲，像是用受潮的咖啡豆煮的。

约瓦娜问我，为什么要写一本巴尔干的书？

我沉思片刻，回答说有很多原因。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记录下自己走过的路和途中邂逅的人——这就像书写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把它们写下来，我才能与它们建立起持久的联系。无论将来相隔多远，它们都会永远在我心里。”

吃完饭，我们穿过老城，步行到主路上。去斯特鲁加的最后一班小巴已经离开了，但有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这个时间打车肯定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约瓦娜犹豫了一下，说她准备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开车送她回去。

“不会是那个追求你的阿尔巴尼亚商人吧？”

她没说话。

“让我来支付车费吧。”

她婉拒了我的提议。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我邀请你出来吃晚餐的。晚餐这么难吃，现在又这么晚了。另外，如果你不喜欢那个男人，或许还是不要麻烦他为好。”

不等她再回答，我就走过去与出租车司机交涉。他开价三十欧。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欧的钞票给他。他接过去，打开灯，狡黠地摸了摸夹克，表示自己没有零钱。

“这钱都是你的。”我说。

我回到约瓦娜身边，告诉她车已经安排好了。

“谢谢你。”

“别客气。”我说，“希望你早日积累到五百个客户。”

她看着我的脸微笑：“也希望你早日写出巴尔干的书。”

“肯定会写出来的。”我也笑着回答。

我帮她关上车门，看着出租车调头向北驶去。直到尾灯在街角消失不见，我才转身离去。

我还不想返回山上的公寓，于是漫步至一家爵士乐酒吧，结果大门紧闭。我又去了另一家酒吧，里面正播放塞尔维亚的流行音乐，但室内空空荡荡。

显然，在这个季节，奥赫里德的任何角落都难觅游客的踪影。

我点了一杯啤酒，一口气喝掉半杯。喝完两杯啤酒后，我离开了酒吧。

这是一个温和的夜晚。我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山。一轮丰满的圆月悬挂在湖面上方，湖水宛如无边无际的海洋，在银白色的月光下不安地闪烁。水中的月影轻轻颤动，像破壳而出的小鸡抖动绒毛，最终慢慢地恢复了自我。

一切复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