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马其顿，马其顿族与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许还不是这个国家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首都斯科普里，我下榻的酒店外就是马其顿广场。在这个宽敞的圆形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名为“骑马勇士”的雕像，生动地刻画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姿。不远处，北马其顿的国旗在温暖的春风中徐徐招展。

1991年，北马其顿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采用了“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国名，国旗设计为鲜艳的红色背景搭配一颗黄色的十六芒星。这颗星被称作“维吉纳太阳”或“马其顿之星”，图案与邻国希腊马其顿大区的州旗相似，仅背景色彩不同。

这一国名和国旗的设计立刻激起了希腊的强烈抗议。希腊坚称“马其顿”这一名称源自古希腊时期的马其顿王国。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统一了希腊，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希腊将“马其顿”视为自身的历史遗产，认为“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国名不仅是对希腊文化的侵占，还隐含了对希腊境内的马其顿地区的主权要求。

然而，希腊并未详细解释这个毫无军事力量的小国“马其顿共和国”，究竟如何能够对身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希腊构成威胁。

1995年，北马其顿被迫同意更改国旗，采用了全新的设计，但两国在国名上的争议仍旧悬而未决。进入21世纪，前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申请加入欧盟。斯洛文尼亚在2004年率先加入，克罗地亚在2009年紧随其后。北马其顿迫切地希望跟随这些国家的脚步，也提交了入盟申请，但成员国希腊的反对使这一进程陷入僵局。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北马其顿的宪法国名仍然是“马其顿共和国”。

最终，北马其顿在2019年做出妥协，正式将国名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希腊这才同意支持其加入欧盟。尽管这一略显屈辱的更名举措为北马其顿的欧盟之路扫除了一些障碍，但加入欧盟的具体进程仍需时日——因为另一个邻国兼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此时跳出来反对，并连续两次否决了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框架。

北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冲突同样围绕民族认同和语言问题展开。保加利亚认为，马其顿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大保加利亚的一部分，不承认马其顿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坚称北马其顿的斯拉夫人是保加利亚人的一支；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还否认马其顿语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的地位，认为它只是保加利亚语的某种方言。

北马其顿的国家和民族地位之所以频繁遭受挑战，根源在于其复杂的地理和历史背景。

马其顿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地理和历史区域。长久以来，它的界线一直在不断变化。从地图上看，它们就像流动的水银，在奥赫里德湖周围以及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南岸之间移动。

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混居着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土耳其人。这种混杂状况甚至催生了法语中“混合沙拉”（macedoine）一词。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更多是基于宗教而非民族，对于“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这样的民族身份，他们知之甚少。

到了19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民族主义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兴起。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语使用者，开始被视为“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有时也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在这个过程中，马其顿地区的控制权和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纷争，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问题”。

在此背景下，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等新兴国家刚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枷锁，便投入到对马其顿地区的激烈争夺中。这些国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曾统治过马其顿地区，因此它们都宣称马其顿属于自己。

正如许多精心构建的民族叙事一样，这些国家纷纷从历史中搜寻支撑自己立场的证据，同时小心翼翼地在故事变得更为复杂之前止步。每个国家心中都有一个“马其顿”，但那往往是一个存在于对辉煌历史的集体幻想中的马其顿，而这个辉煌历史现在被要求为当下注入意义和价值。

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马其顿地区最终被希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分割。铁托政府有意为今天北马其顿的居民打造出一个独特的民族和语言身份，旨在削弱他们与邻近保加利亚人之间的联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北马其顿人所说的斯拉夫语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关系较远，而与保加利亚语极为相似。然而，经过南斯拉夫时代的锻造，北马其顿地区的居民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当我漫步在这个脆弱小国的街道、广场和博物馆时，几乎随时都能感受到它对自我身份的宣示。

和很多新兴国家一样，这种宣示有时会达到过犹不及的程度。比如矗立在马其顿广场中央的亚历山大雕像，亚历山大无论从文化意义还是种族意义土，都与今天的北马其顿人没有丝毫关联，却被北马其顿当作了自己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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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斯科普里其实更算得上是一座南斯拉夫建造的城市。1963年7月26日，斯科普里发生了里氏6.1级大地震，约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化为一片瓦砾。当时正值南斯拉夫的鼎盛时期，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努力，吸引了来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关注和援建。

重建斯科普里时，南斯拉夫显得信心十足，不以本土风格为本，而是将当时世界上最前卫的城市规划理念移用至此，借以标志南斯拉夫融汇东西的开放胸襟。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为斯科普里制定了重建方案。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也是日本战后“新陈代谢运动”的倡导者。

在经历了数月巴尔干半岛的旅行后，我一抵达斯科普里就感受到了某种南斯拉夫式的国际化气息。半个世纪之后，斯科普里的宽阔大道、前卫住宅楼、开阔的公共空间和一些精心布局的公共设施，依旧能让人一窥南斯拉夫黄金时代的风貌。然而，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这座城市的面貌和身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近年来，北马其顿政府实施了一项宏大的城市更新工程——“斯科普里2014”。这一项目自2010年正式启动，旨在通过重塑斯科普里的城市景观，提升国民自豪感，并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项目包括兴建众多纪念雕像，同时对许多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进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翻新，让这座城市散发出巴黎和维也纳的韵味。然而，从一开始，这个项目便陷入了广泛的争议和分歧，至今仍是斯科普里热议的话题。

瓦斯科当过十多年记者，杂志社倒闭后转行成为一名向导。一天早上，他陪我在马其顿广场及周边走了一圈。

我们在亚历山大雕像下见面时，他撑着一把黑色雨伞，上面印着“斯科普里免费徒步游”的字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这位前记者都会撑着这把伞，风雨无阻地站在雕像下，等待与他碰头的人。

我与瓦斯科一起倘祥在广场上，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座大型主题乐园。瓦尔达尔河畔，新古典主义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群——包括博物馆、政府大楼和重建的国家大剧院——傲然矗立，雕像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长，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目光所及，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保加利亚的萨缪尔国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东正教圣徒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以及天主教特蕾莎修女等历史人物的青铜雕像随处可见。

在一座横跨瓦尔达尔河的步行桥上，我粗略地数了数，竟然就有近三十座雕像，分别代表着北马其顿在音乐、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齐聚一堂，仿佛在向世人宣告：北马其顿虽小，却孕育了无数辉煌的传奇。

瓦斯科透露，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有近千座雕像散布在斯科普里的广场、公园、道路、桥梁，甚至河中。

“河中也有？”我惊讶地问。

瓦斯科点点头，指向停在瓦尔达尔河上的三艘仿古海盗船：“2014年的斯科普里一直让我们感到震惊，但看到这三艘海盗船时，我们还是彻底蒙掉了——要知道，北马其顿可是一个内陆国家啊！”

我很快发现，瓦斯科是个充满幽默感的人。在介绍每一座雕像时，他都会乐此不疲地指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归属与哪个国家存在争议。这片土地曾被古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统治，而现在，独立的北马其顿人要在他们的首都留下自己的印记。

“基本上，这些历史人物大都被认为属于希腊、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但由于他们出生在马其顿的土地上，或者曾经统治过这里，我们也将他们视为北马其顿的历史人物。”

这种逻辑多少有些烧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雕像使斯科普里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甚至有国际媒体将这里评为“世界刻奇之都”。

“有不少人会将这个项目视为对公共空间的亵渎，对城市和市民的侮辱。他们甚至不再前往市中心。就算不得不经过，也会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就像丧尸走路一样。”瓦斯科说，“但另一方面，这个项目的确增加了斯科普里的知名度，为游客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观光点，使斯科普里成了一个充满话题性的城市。”

“那你自己是怎样的态度呢？”我问。

瓦斯科笑道：“你瞧，这些雕像至少让我的工作变得轻松了许多。单是讲述这些雕像背后的历史故事，就能让我说上好几个小时。如果没有它们，我还真不知道该带你去哪里散步。”

在我们四处漫步时，总有七八条流浪狗眼随左右——广场上到处是游荡的流浪狗。不知何故，这几条流浪狗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路跟随，宛如一支忠心的护卫队。

瓦斯科带我走上一条大街，前方出现了一座与巴黎凯旋门极为相似的建筑——这也是“斯科普里2014”的成果之一。

“是不是有点眼熟？”瓦斯科调侃道，“尽管我还没去过巴黎，但我觉得自己就和巴黎人一样。”

这时，一辆黑色奔驰车穿过这座凯旋门式的建筑，驶入我们所在的大街，打算转人新古典主义建筑背后的一条小巷——那条小巷似乎是流浪狗的领地。

突然，我身边的一条大黄狗吠叫起来。其他流浪狗听到声音，迅速从四面八方奔跑过来，将那辆奔驰车团团围住。它们在空中晃动口鼻，发出警告性的咆哮，颈背上的毛发竖立，显得既警觉又凶猛。司机显然被这阵势吓到，困在原地，不知所措。最终，他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调头返回。那一大群流浪狗继续吠叫着，乘胜追击，直到奔驰车再次穿过凯旋门，它们才凯旋而归。

瓦斯科告诉我，在“斯科普里2014”被叫停之前，这个项目己经耗费了大约五亿六千万欧元。对小小的北马其顿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项目引发的巨大争议在2015年触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最终导致执政党垮台。

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北马其顿前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因涉嫌滥用职权、腐败和选举舞弊等罪名，被北马其顿法庭判处两年监禁。但在判决下达之前，他宣称自己受到政治迫害，逃至匈牙利，并获得了政治庇护。

“斯科普里2014”项目原本旨在加强北马其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却出乎意料地引发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分裂。这一现象凸显了身份认同、历史诠释和现代治理等层面的棘手问题，而且预示着北马其顿在未来仍将面临诸多类似的挑战。

我与瓦斯科边走边聊，最终又回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下。几条流浪狗依旧随行左右，让我觉得自己有种乡镇一霸的威风。

我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给瓦斯科作为小费。他接过来，面露笑容。

我对瓦斯科说，我以前也当过记者。我问他是否还会偶尔怀念过去当记者的日子。

“那时候确实很有意思，也更有成就感。”瓦斯科感慨道，“但生活总是现实的，首先得保证温饱。而且，能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观我的城市，这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他笑了笑，将钱折好，塞进口袋，收起那把“斯科普里免费徒步游”的雨伞，和我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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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驻荷兰的记者向我引荐了她的友人——拉塔科斯基先生。他是北马其顿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兼具作家身份。

“他两个月后会去北京进修，”身在荷兰的记者朋友告诉我，“你们不妨互相认识一下。”

于是，我与拉塔科斯基先生取得联系，约在瓦尔达尔河畔的一家爱尔兰酒吧见面。

午后，我漫步穿过马其顿广场，沿着洒满阳光的河岸前行。我路过一艘海盗船——它曾经是一家海盗风格的主题餐厅——如今却宛如经历了一场风暴后搁浅在此。甲板上围着已经破损的警戒带，船舱里堆满垃圾，看上去一片狼藉。

在这艘海盗船的斜对面，就是那家爱尔兰酒吧。室内摆着简洁的木制桌椅，吧台架上陈列着各种瓶装威士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桌面上。在这清新古朴的空间里，坐着我要拜访的导演。

他年约四十，目光有神，面庞略显圆润，下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给人一种成熟稳重之感。他身穿深色西装外套，内搭浅灰色高领毛衣，于臂轻松地交叉在身前，流露出一股骄傲和自信。

初见之下，他就让我想到了中年版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那双湛蓝的眼睛——我后来得知——遗传自他的克罗地亚母亲，也让我想起了在萨格勒布结识的阿丽达。

寒暄过后，我们坐下来，点了两杯斯科普里生啤。我提起他即将前往北京进修的事情，并表示届时可以带他游览各个名胜。

“我对北京已经很熟悉了。”拉塔科斯基先生含笑回答。

原来，拉塔科斯基先生已经去过几次中国，还在云南和贵州拍摄过纪录片。他回忆道，每次探访少数民族的村落，都会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身着节日盛装，表演欢快的迎宾舞。宴会上总是摆满丰盛的佳肴，白酒更是像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

拉塔科斯基先生说，他甚至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南瓜”。

“南瓜？”

“由于我完全吃不了辣，在云南和贵州期间，我几乎每顿都点清蒸南瓜。”拉塔科斯基先生笑道，“当地人从没见过这么爱吃南瓜的人，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我感叹，拍纪录片真是一份艰苦的工作。

拉塔科斯基先生轻轻地摇了摇头：“当你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时，它就不再是苦差，而更像是心甘情愿的选择。所以我常说，找到一份你热爱的工作，那你这辈子就不用工作了，哈哈哈！”

纪录片在北马其顿的“央视”播出，颇受好评。与此同时，拉塔科斯基先生还致力于文学创作。

“旅行文学。”他说，“我一个人前往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一路向东，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回来后，我写了一本书。”

这本描绘土耳其历史与风土的作品，成了北马其顿的畅销书。以这里的标准来说，那代表三百本的销量。

“奥斯曼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我对土耳其感兴趣的原因。”拉塔科斯基先生说，“你或许不知道，在土耳其语中，‘bal’这个词代表‘蜜’，‘kan’这个词代表‘血’。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共同构成‘血与蜜’的寓意。可以说，这个词汇组合精辟地揭示了巴尔干地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我问拉塔科斯基先生，在北马其顿是否能靠写作为生。

他大笑起来：“那怎么可能！如果仅靠写作为生，那是会饿死人的。在这里，没有职业作家一说，大家都有别的工作。写作，只能作为一种寄托心灵的爱好。”

尽管如此，这似乎并未削弱拉塔科斯基先生对文学的雄心和信念。他告诉我，他非常推崇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的《君士坦丁堡》，他期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如偶像之作一般不朽。

我问他怎么看待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他坦言自己并未认真读过。

“坦白地说，我对西方作家写巴尔干的书没多大兴趣。”拉塔科斯基先生说，“西方视角总是对巴尔干充满偏见，总是把自己当作文明的化身，而将巴尔干视为野蛮。”

“那你觉得是否存在一种巴尔干的视角？”

拉塔科斯基先生沉思片刻后说：“我渴望能够呈现一种巴尔干视角。这意味着不应该再将欧洲视为文明的唯一标准，而是在与欧洲的互动中，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南斯拉夫时期——那是一个我们几乎拥有了这种视角的年代。”

我提到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北马其顿是唯一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的国家。

拉塔科斯基先生对此评论道：“塞尔维亚人尊重我们，所以我们对塞尔维亚人也没有偏见。这就是你在北马其顿的任何酒吧里都能听到塞尔维亚音乐的原因。”

我问起“斯科普里2014”项目，想知道拉塔科斯基先生如何看待北马其顿与邻国之间的争议。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竖立雕像，那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可没有阻止其他国家在它们的国家竖立雕像。”

“那算不算是篡夺别国的历史呢？”

“我不这么认为。”拉塔科斯基先生严肃地说，“我们从未否认过其他国家的历史主张。希腊人视亚历山大为他们的英雄，我们从未表示异议。但在如何解读历史的问题上，我们同样有权坚持自己的立场。”

两杯啤酒很快喝完了。拉塔科斯基先生结了账，还大方地留下一笔小费。他表示可以带我去瓦尔达尔河对岸的老城看看。于是，我们离开爱尔兰酒吧，步行前往充满奥斯曼遗风的老城。

在许多巴尔干城市中，都可以找到如此风格的老城：狭窄的街巷纵横交错，两旁密布着摊位、商铺、茶馆和餐厅，间或点缀着清真寺和士耳其浴室。

这些店铺和摊位大都紧凑地排列在一起，几乎没有间隔，出售的商品多与穆斯林传统生活相关：金银饰品、精美刺绣、手工地毯，以及各式宗教用品，如经文盒、经书台和熏香。

拉塔科斯基先生说，住在老城的居民大都是阿尔巴尼亚族，老城的轮廓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代大体就是现在的样子了。长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从欧洲的记忆中被抹去了，似乎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大陆的这个角落，曾经有过一个个奥斯曼的城市。

我们找了一家土耳其茶馆，喝了一杯红茶，吃了一份土耳其传统甜品。之后，我们沿着石阶，爬上一座山丘。那里有一座观景台，可以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

此时已是黄昏，空中起了薄雾，落日变成灿烂的橘红色。我看到，在远处的山巅之上，坐落着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四周被茂密的森林环抱。

这座建筑以现代风格为基调，简洁的线条透露出戒备森严的气息。在它背后，是连绵的山峦与辽阔的天际。夕阳的余日军中，它看上去就像一座玫瑰色的城堡，让人不禁想到托马斯·曼的《魔山》。

“那个建筑是干什么的？”我问。

“美国大使馆。”拉塔科斯基先生低声告诉我。

“怎么规模这么大？”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拉塔科斯基先生说，“你认为，在北马其顿这么小的国家，美国人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大的使馆？”

我转头注视拉塔科斯基先生。他的脸被夕阳染成了玫瑰色。

“为什么？”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用来监视和控制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巨大机器。”我睁大眼睛，看着拉塔科斯基先生，等待他继续说下去。“你刚才问我‘斯科普里2014’项目。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项目的主要推动者是我们的前总理。他因为涉嫌腐败，被判刑两年，随后在匈牙利获得了政治庇护。你可能不知道，在他执政期间，北马其顿的政策风向从原本的亲欧洲和亲北约，转向了亲俄罗斯和亲塞尔维亚——这恐怕才是导致他下台的真正原因。”

“你是说，是政治因素而非腐败问题使他下台的？”

“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因素。”拉塔科斯基先生断然说道，“你想想看，如果是单纯的腐败问题，欧盟会允许他在一个欧盟成员国寻求庇护吗？”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开口。

“所以说，真正掌控这片土地的，是他们。”拉塔科斯基先生的目光技向山巅的美国大使馆，“而我们，不过是被操控的木偶。”

有近三分钟的时间，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只是望着黄昏中的大地和山峦。在朦胧的雾霭中，世界显得那么沉静、那么柔和，仿佛对尘世的一切纷争、荣辱、贵贱，乃至生命的诞生与消亡，都不以为意，甚至浑然不觉。

拉塔科斯基先生突然长叹一声，轻声说道：“你知道吗？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好好写写我的城市。她或许过于平凡，过于丑陋，被人轻视，遭人嘲笑，但是我爱她——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与她相比。”

在夕阳下，拉塔科斯基先生的眼眶显得有些湿润。四周闺寂无声，但如果仔细倾听，还是能够捕捉到山下城市的声响——那是一种极其细微的波动声，像火车穿过旷野，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