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科普里前往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南下的公路如丝带一般，穿行在瓦尔达尔河谷之中。汽车轻快地驶过一片片葡萄园，阳光透过葡萄藤的缝隙，投下斑驳的光影。随着汽车的行进，这些光斑在车窗外跳跃着，犹如欢快的音符。

我行走在马其顿的大地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个古老的地方，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十万年前。时至今日，马其顿文明的巅峰依然定格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尽管马其顿人在当时被雅典人视为蛮族，亚历山大的父亲排力二世却成功地征服了希腊，并吸收希腊的文化习俗。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希腊文化被广泛传播至大半个亚欧大陆，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罗马帝国。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窗外的土地成了讲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到了公元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移民开始大批涌入，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人口和语言结构。可以说，现代希腊与古希腊在种族和文化上都已经没有了本质性的关联。

从1430年开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奥斯曼帝国控制着整个马其顿地区。奥斯曼人以宗教而非民族来区分臣民，这一政策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不断引发民族自决的独立浪潮。

到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已经奄奄一息。其统治下的马其顿地区成了新兴的巴尔干民族国家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争夺的焦点。

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了两次战争，这些战争的实质就是对马其顿土地的争夺。希腊成为最大的赢家，获得了马其顿一半的领土，其中就包括位于巴尔干传统贸易路线上的重要城市——萨洛尼卡。换句话说，在经历了五百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这座城市属于希腊的时间刚刚超过一个世纪。

汽车抵达萨洛尼卡，窗外出现的是一座希腊风格的城市。我下榻的公寓位于托勒密大道上，街道两侧同样充满希腊风情。

大海在前，山坡在后，阳光像一把展开的巨扇。站在露台上，爱琴海的风吹拂在身上，让人心旷神怡。

我想到了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永恒与一日》。这部1998年的电影讲述了一位濒临死亡的作家回顾自己的一生，并与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小难民建立友谊的故事。电影中，萨洛尼卡作为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象征着记忆、遗忘和时间的流逝。作家漫游在这座城市里，游走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探索着身份与生命的意义。

这部电影我看过四遍。和《雾中风景》一样，是我最钟爱的电影之一。我一直渴望像电影中的作家一样，在萨洛尼卡的街头漫步。电影中是冬日的萨洛尼卡，海面上弥漫着潮湿的雾气。现在，春天已经来到希腊，世界沉浸在一片绿意盎然的气息中。灿烂的阳光，甚至让人误以为夏日己至。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从遍布咖啡馆的海滨大道走向山上的老城。城墙之外，隐藏着一条条陡峭的小巷，有的夏然而止，有的通向梧桐成荫、喷泉清凉的广场。在这些小巷中漫步，仿佛进入一个悠远的古老世界，时光变得缓慢而宁静。

萨洛尼卡这座城市，不禁让我想到这趟旅途的起点——的里雅斯特。它们同样是昔日帝国的遗孤——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倒下的帝国——而新的统治者为求同化，采取了强硬手段，净化城市的民族构成。

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萨洛尼卡的居民被重新归类：穆斯林成为土耳其人，东正教徒成为希腊人。1923年至1924年间，希腊与土耳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交换：所有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腊人被要求离开土耳其，而所有生活在希腊的土耳其人则必须离开希腊。这场人口交换涉及约两百万人，无论是否情愿，他们都被连根拔起，离开祖先生活了数个世纪的士地，重新扎根于陌生的环境。

许多希腊人被重新安置在萨洛尼卡，而萨洛尼卡的土耳其人则被迁往小亚细亚。我想起自己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等地的旅行经历——那些山间荒废的村庄，许多就是在萨洛尼卡重新安家的希腊人的故乡。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迁移到了我眼前的这座城市，成了民族主义的难民。

也许，从长远来看，这是明智的办法，然而这样的疗法似乎与疾病本身一样令人痛苦。

与五百年的历史相比，奥斯曼帝国在萨洛尼卡留下的痕迹寥寥无几。曾经的清真寺和犹太教堂不复存在，街道经过全面改造，穆斯林的墓地也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希腊博物馆、希腊纪念碑和拜占庭的遗迹。这些被精心保留下来的文物，旨在展示一种始终存在且从未间断的“永恒的希腊感”。奥斯曼帝国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则成为一段漫长的历史插曲，一个停滞不前的噩梦，被轻易地抹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诞生地就在萨洛尼卡。那栋19世纪的老房子，如今是土耳其驻萨洛尼卡领事馆，也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奥斯曼遗存。

我在巴尔干其他地区观察到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此：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总是偏好一种并不存在的连续性，而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片段选择性地沉默。他们倾向于编织梦幻般的故事，描述“被选中的民族”与命运赋予他们的土地之间的浪漫邂逅。

然而，在萨洛尼卡这样的城市，大多数居民与这片土地的联系甚至不能回溯到三四代之前。他们或许深知，无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他们自己的家庭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个充满动荡、流离失所、遗弃和重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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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小餐馆吃到了美味的海鲜炖米型面、炸西葫芦和乡村沙拉，喝到了与冰块混合的茴香酒。虽然羁旅疲惫，但灵魂被食物和酒精挑逗起来，感到分外愉悦。

走出餐厅时，街上人潮汹涌，有人举着横幅，还有人高喊口号。骚动的人群甚至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能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起初跟着人流走，逐渐注意到他们似乎都来自一个特定的方向，于是我又调转方向，逆流而上，最终来到一所大学的门口。这里聚集了更多的人，甚至已经搭建起临时的舞台。

看来，这里就是抗议活动的中心。至于抗议的原因，我心中有一个推测——或许是因为政府取消了某项教育资助，激起了学生的不满情绪。毕竟，这里是希腊嘛，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紧缩一直是政府的主导基调。

在希腊，抗议不仅仅是抗议，也可以同时是一场狂欢。学校门前的人群越聚越多，迷幻乐队、说唱歌手和摇摆舞团相继登台献艺。气氛相当热烈——每当有路过的车辆鸣笛声援，学生中间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我注意到，希腊的年轻人大都抽着便宜的手卷烟，却很少有人喝酒。这让我觉得情况应该比较可控，就融入到了抗议的人群中。

一位犹如摇滚明星般的女孩跃上舞台，激情澎湃地发表演说，不时激起台下学生们的高声呼应。我转向身旁的一个女孩，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是‘伊拉斯漠’的学生吗？”她问。

“伊拉斯漠”是欧盟的一个学生交换项目，以荷兰哲学家伊拉斯漠的名字命名。我在更年轻的时候的确想过申请这个项目。

“不是。”我回答，“我只是一名游客。”

“哦，我们是亚里士多德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女孩说。

“你们在抗议什么？”

“一项刚刚通过的政府法令。”女孩说，“这条法令要把公立大学颁发的表演及艺术类学位证书的地位降至等同于高中毕业证书。”

最初，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又让她解释了一遍。后来我才搞懂，这是政府对高等教育私有化的又一次尝试。根据希腊宪法，高等教育原本是免费的公共福利，由国家全额资助。然而，自从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每届政府的当务之急一直是削减公共支出。

对于那些在公立大学学习戏剧、舞蹈、音乐和电影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一政策变动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前景。拿不到相应的学历，他们就没办法申请那些需要学士或硕士学历的工作，其中也包括政府公务员。

女孩叫瓦莱丽，二十岁的样子，长着微微卷曲的黑头发和黑眼睛。和她聊天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所有希腊人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瓦莱丽这一代年轻人完全是在危机的阴影下长大的。

2009年，长期的高额公共支出、普遍的逃税行为，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合力将希腊推向经济崩渍的边缘。为了挽救这一局面，欧元区成员国向希腊提供了三轮一揽子援助计划，条件是希腊政府必须采纳严格的紧缩政策和改革措施。

希腊开始大幅削减支出，采取降薪、增税、裁减公务员和出售国有资产等措施。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普通希腊人的生活，甚至将一些原本不问政治的公民推向了抗议的街头。

对于普通希腊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最低工资下调22%，养老金削减40%至50%，公共部门裁员逾万。到了2015年，希腊仍需新的救助贷款才能避免违约，但这意味着接受更为严格的紧缩政策。

那年，激进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并与右翼政党组建联盟。两个原本不可能合作的政党，因为共同反对严苛的救助条件而走到一起。

希腊政府最初拒绝国际债权人的救助条件，导致希腊成为首个对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违约的国家。政府试图通过谈判获得新的救助，以避免更严重的违约，但谈判未果。接着，希腊就救助条件举行了全民公投。结果显示，大多数希腊公民反对接受这些条件。

在此背景下，希腊银行关闭，现金提取受限，全球市场因潜在的“希腊退出欧元区”而震荡。在最后的关头，希腊政府获得了八百六十亿欧元的救助贷款，但附加的紧缩措施甚至比公投前更为苛刻。

在银行系统皮发可危的情况下，希腊人无奈地接受了这些条件。然而，对于许多希腊人来说，在紧缩政策和退出欧元区之间做出选择，无异于在狂风巨浪中的小船上寻找立足之地，无论选择站在哪里，都异常艰难。

我问瓦莱丽，这一次的抗议能否起到作用。

她摇摇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抗议，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提到，我在进行穿越巴尔干半岛的旅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抗议。

“我们也是巴尔干国家。”她平静地说。

这个说法让我有些意外，因为我一直本能地将希腊视为欧洲的一部分。我国想起在卢布尔雅那时，房东盖尔因为我将斯洛文尼亚归为巴尔干国家而不满，可眼前这位希腊姑娘对此倒是泰然自若。

我问瓦莱丽，未来有什么打算。

她说打算离开这里。

“许多建筑师、医生和工程师已经走了，”她说，“接下来，可能轮到从事艺术的人了。”

“可是，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希腊度假，每个人都喜欢这里。”

“是啊，这个地方确实适合度假。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不可能像游客那样，每天住豪华酒店，享受各种美食。我们必须面对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

瓦菜丽告诉我，萨洛尼卡的平均税后工资大约是八百欧元，而市区一居室公寓的租金却已高达五百欧元。游客、移民和难民的涌入，还在进一步推高物价。她目前与父母同住，甚至不敢设想独自生活的开销。

我安慰她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我并不是在抱怨，”她说，“我只是希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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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打算乘火车前往雅典。然而，就在出发的前一天，雅典到萨洛尼卡的铁路线上发生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五十七人死亡，七十二人受伤，罹难者中包括九名亚里士多德大学的学生。

整个希腊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愤怒。希腊总理宣布，随后三天为全国哀悼日，所有公共建筑降半旗，一切公共活动暂停。火车停运，我只好改乘长途汽车，经过奥林匹斯山，穿越连绵的丘陵与平原——沿途到处是有陪陪葱的橄榄树——最终抵达雅典。

这是巴尔干半岛最南端的城市，也是这趟旅程的终点。在经历了数月巴尔干小城和乡间的漫游之后，雅典立刻给了我一种久违的大都会气息：这里弥漫着大都会的世故之感，也有它所特有的感官震撼、奇遇和体验。

白天阳光灿烂，很多人在普拉卡老街区悠闲地漫步。街边的小桌旁总是坐满了顾客，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杯咖啡和一杯清水。在帕特农神庙旁，可以看到一些晒得通红的美国游客，穿着轻便的夏装，踩着高帮徒步靴，仿佛刚从诺曼底抢滩登陆上来。卫城博物馆附近，旅行团络绎不绝，戴着墨镜的导游手持小旗，对着胸前的小麦克风讲着五花八门的语言。炎热的午后，小芙蓉咖啡馆成了一个清凉的避风港。到了下午茶时间，年轻的女孩们坐在那里，悠闲地品尝库斯米茶和柠檬挞。她们低声细语，亲密交谈，偶尔会拿出手机，捕捉美好的瞬间。

我逛了两家二手唱片店，以十二欧的价格淘到一张爵士信使乐团的唱片。夜幕降临后，我走进一家风格简朴的餐馆。侍者热情地聊起他在巴黎的生活经历，随后就俄乌战争、难民危机和美国大选发表意见。

邻桌坐着几位黑人。我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人酷似爵士信使乐团晚期的萨克斯于博比·沃森。在我淘到的那张二手唱片中，博比·沃森只是个锋芒初露的青年，眼前的这个人却已近古稀之年，就像戏剧下半场重新登台的演员，头发和胡须上都撒上了银粉。我实在有点不敢确信，于是拿出手机搜索博·沃森的演出资讯。果不其然！那天晚上，他真的在雅典有场演出。

雅典，不愧是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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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去酒店餐厅吃自助早餐。餐厅面积不小，但仅有几桌客人。

环顾四周，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喜悦。置身于雅典这样的城市，独自在清净的酒店享用早餐，这种感觉颇为宜人，有一种甜美的自由感。我仿佛感到自己的心灵轻盈地振动翅膀，自在地飞翔。

不远处，有一位长发的中国女孩也在独自用餐。她的盘子上只有几片沙拉叶和一些水果，但她没去吃，而是对着笔记本电脑，打着语音电话。

吃完早餐，我从那个女孩身边经过，听到她对着手机说：“是的，现在只能全款。希腊移民的窗口期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回到房间，补充了一下笔记，又看了会儿书。一个小时后，我再次下楼，发现她还在那里。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在异乡遇到同胞，你们总可以聊点什么吧？

起初，她显得有些诧异，后来就放松下来。她告诉我，她平时住在青岛，经营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希腊的“黄金签证”项目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

黄金签证是一种投资移民项目，允许非欧盟公民通过在希腊购买房产来获得居留权。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包括希腊在内的六个欧元区国家启动了这个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资金以缓解债务压力。一时间，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技资者争相通过购置房产来获得欧盟身份。

我们就这个话题聊了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来雅典看房的。我说不是。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

我告诉她，我来搜集一些写作素材。

“你是作家？”

“算吧。”

“你写过什么？”

我羞涩地报出两个书名。

很遗憾，她并没有听过。

“要是你暂时不用工作，我请你喝杯咖啡吧。”最后我说。

她收起笔记本电脑，说要先回房间收拾一下。等她再次出现时，已经换了一件衣服，还化上了淡妆。

我们一同走出酒店，向着雅典大学的方向走，最后走进小芙蓉咖啡馆。

“想喝什么？”我问。

“热的拿铁，不加糖。”她说。

咖啡端上来后，我问起她的经历。她叫张晓南，生于1991年，以前学习舞蹈，后来当过空姐，离开航空公司后，在一家移民咨询公司担任销售。到了2019年，她创办了自己的移民咨询公司。

她说，疫情的冲击反而让她的咨询量激增，但欧洲的移民政策却在逐步收紧。这些年来，由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希腊的房价飘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

就像萨洛尼卡的瓦莱丽说的，许多抗议者认为，黄金签证项目加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和住房短缺状况，使得普通希腊家庭难以购买或租赁住房。许多公寓和房屋的价格会突然从极低价位飘升至几十万欧元——恰好达到黄金签证的门槛，令大多数希腊人望尘莫及。与此同时，新移民的涌入也助长了极右翼组织“金色黎明”的支持率，引发了反移民的浪潮。

张晓南提到，包括希腊在内的多个黄金签证项目正在逐步取消或已经停止。雅典地区和圣托里尼岛等热门岛屿的外国投资门槛将从五十万欧元提高到八十万欧元，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完全关闭。

对于移民咨询行业来说，这是政策变天前的最后窗口期，因此一等国内疫情管控放宽，张晓南便立即飞抵这里。不过她也坦言，不久之后，她将不得不考虑转型。

“我很好奇，像你这样做移民咨询的人，自己会不会移民？”我问。

“我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张晓南回答，“目前我有两个选择，但还在犹豫当中。”

张晓南解释说，第二个选择是抓住最后的机会，在雅典购置房产，获得居留权。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无须依靠他人，劣势则是需要自己投入一大笔资金，而这笔钱原本可以用于她未来其他的商业想法。

第二个选择是与一位己在瑞典定居的华人结婚，并随之移居瑞典。这位瑞典华人比她年长几岁，两人通过网络相识，但至今尚未见面。

我问她未来的商业想法是什么。

“我想在国外开一家小花店或是像这样的咖啡馆，”她说，“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

“那在青岛开一家不行吗？”

“国内太卷了，”她摇摇头，“每个人都只想着赚钱。”

“但选择权终究在自己手里吧？”

“可在那样的环境里，你很难不被别人影响。”

“但是，你看，希腊的年轻人也在抗议。他们也有他们的苦恼。”

她没说话，拿起咖啡杯，报了一口。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选希腊还是瑞典？”

“对。”

“非要离开祖国？”

她轻声笑了。

“如果真的要选，我可能会倾向于希腊。这里更像巴尔干，有一种粗糙、有机、包含大量细菌的力量。瑞典太冷了，除非你们的婚姻像烈火一样炽热。不过，说句心里话，如果有那么一大笔钱，我会用它来环游世界。”

“看来你是个很浪漫的人啊，”她打趣道，“你是什么星座？”

“天蝎座。”我说，“算不上浪漫。我只是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归属哪里。我们每个人诞生在一个地方，有时拼命地想要逃离那里，有时又固执地渴望回去。我们对故乡和异乡总是带着滤镜。在这方面，我很羡慕自然界的一些动物。比如，许多鱼类的幼鱼在河流中孵化后，就会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海，而众多鸟类虽然四处迁徒，天性却是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地。它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而人类不同。或许，只有当我游历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同的人生，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从而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才能做出选择。”

“作家都这么能说会道吗？”

“不骗你，其实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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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经过希腊的政治中心——宪法广场。广场上人潮涌动，犹如一片红色海洋，很多人手中挥舞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

我让司机在路边停车，穿过马路，来到广场上。只见人们如同在参加街头庆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除了手中的旗帜和标语，还准备燃放天灯。

“你好，同志。”我和身边的一位希腊姑娘打了个招呼。她手中拿着一本书，栗色的长发束成马尾，前额上系着发带。

“你是共产党员？”她问。

“不是，”我说，“但是，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姑娘名叫阿佛洛狄矶，与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同名。她后来告诉我，她为了生计打着两份工：白天在医院担任护士；晚上——出乎我的意料在赌场里担任荷官。

注意到有个外国人出现，阿佛洛狄矶的几位朋友也围了上来。当他们得知我是中国来的同志后，把我围得更紧了。

他们都是希腊的共产党员，此刻正聚集在这里，抗议不久前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在他们眼中，这可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希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系统性崩惯的征兆。

我提到我在萨洛尼卡看到学生也在抗议。

阿佛洛狄忒点点头，表示学生们的勇气可嘉，但是为了推动真正的社会变革，他们应当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这样的观点我自然并不陌生，但从一位外国友人口中义正词严地说出，倒还是第一次碰到。

“明天我们将与雅典数个行业的工会联手，发起全天候的罢工和游行。我们希望汇聚更大的力量，确保实现我们的诉求。”

我笑着点点头，问阿佛洛狄忒拿的是什么书。她向我亮出封面。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她说，“我们每周都会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最近，我们还在研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

“那段时间好像有很多人被送进古拉格吧？”

“什么样的人？”阿佛洛狄忒严肃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自己回答，“人民的敌人。”

说话间，一盏盏天灯从人群中缓缓升起，就像无数只闪光的水母，在深海中轻盈地游戈。天灯越飞越高，渐渐汇聚成一条流动的星河，随着高空的气流，向着雅典卫城的方向飘去。

阿佛洛狄忒说她要去赌场上班了，我也借机与众人告别。我离开宪法广场，思绪万千地走向普拉卡区，打算在那里度过余下的夜晚。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夜，空气中弥漫着花香。雅典卫城高踞在城市之上，俯瞰着山下的众生。街边的小餐馆灯火摇曳，杯盘问洋溢着欢声笑语。就在几百米外的广场上，数千人刚刚参与了一场重大活动，可是那件事似乎与这里并不相关。

我经过一家小酒吧，进去喝了杯酒。店里放着比尔·埃文斯弹奏的老歌《我愚蠢的心》。我一边听音乐，一边慢慢喝着内格罗尼。这杯告别之酒让我想到往事，想到一路上经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

1999年，当我跟随抗议的人群走在北京街头时，我并不完全明白内心深处那股情绪的根源。此刻，那些曾经隐藏或难以察觉的事物，已经变得更加清晰。在这片血与蜜的大地上，民族主义带给人们的归属与认同感，不可能只带来心灵的慰藉和凝聚力，它也可能以动荡、愤怒和反叛的形式显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我们面临着诸多危机和挑战，回归民族主义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我喝尽杯中酒，感到未来是如此虚妄而动人。在这个世界上，鲜有事物比虚妄的希望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