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学来说，我是业外人士。听了各位的发言，我感到很庆幸，庆幸我来了。也感谢《教育参考》的主编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来思考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驱动我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一直在想，我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一员，生活在这样一个考试的时代。我孩子在读大学，去年参加了高考。作为过来人，我对高考有一种特别的体会，就是我们处在“教育失语症”当中。这个“教育失语症”不仅仅属于学校，也属于广大的家庭、为人父母者，而这个“教育失语症”，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失语症。所以，刚才一位中学校长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是实践家，校长都是实践家。我研究哲学，坐而论道，一向被轻视了。所以那位校长也讲，我们现在应该是坐而论道的时候了。在这里，我既听到了领导的发言，也听到了学者的发言，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来帮助我思考这个问题。

《红楼梦》里的贾母爱贾宝玉，爱到什么程度呢？贾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贾母在教育贾宝玉上是失败的，因为她宠爱过分，所以贾宝玉不能“补天”，这块玉是假的。但是，有一件事贾母是很清楚的——婚姻大事，贾母坚决不让贾宝玉娶林黛玉。在这件事情上，贾母的宠爱为什么消失了呢？因为这是“命根子”的问题，即使再宠爱孩子的父母，碰到“命根子”的问题，都要改变态度，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我不是在这里说贾母好，我对她有批评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对教育的重视，并且是在这种意义上重视的：我们的下一代是“命根子”。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命”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命”，那也就无所谓“命根子”了。

这个民族的“命”是什么？是文化生命。一个没有文化生命的民族，是不会把教育看成“命根子”的——我们的下一代要有生存的能力，今天的家长往往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教育。

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根本缺陷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读中学，当时“文革”还未结束。“文革”十年是浩劫，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还在怀念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这个精神家园是错误的，里面有虚假的理念在引领着我们，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过精神家园，于是我们怀念我们的中学老师。

我的班主任现在垂垂老矣，我们要庆祝74届毕业三十周年，相约聚会。大家和班主任亲密交流，我们关心着他，他也关心着我们。我们同学之间的友谊是如此深切，我们有不同的人生际遇，有下岗的，有当官的，有做学者的，但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互相之间没有等级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对未来的筹划，我们对过去的怀念，以及我们的精神力量和对社会的基本的判断。我们考虑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它让我能够抵挡现代性，抵挡目前的那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这些是谁给我的？我的中学生涯。这些是从哪里获得的？我的母校培明中学。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基础教育的。假如这个意义上的基础教育消失了，那么我们是自断“命根子”，这是一个基础的问题，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主张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我们的中学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时代条件，这些都是真实的，是客观事实。我们要与时俱进，一轮又一轮地制度创新。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对推进制度创新所要处理的那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探讨过没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坐而论道”恐怕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个当务之急，我们不能继续迷失在“论器”之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如果见器失道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创新的制度就毫无意义，并且会导致另外一种灾难。现在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没有能力在应对现代条件的情况下让传统存活？我们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教育投入产业化浪潮，一种巨大的危险是什么？当一所学校成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基础教育？一种基本的危机是什么？当我们的小学校长、中学校长都变成了企业家，而没有教育家的品格的时候，我们还有教育吗？我们还有真正的基础教育吗？大学教育的危机也有，但是我认为这种危机还不那么根本，基础教育的危机太根本了，因为这是“命根子”问题。

大学教育的危机是什么？我在复旦大学一直讲这样一个问题。复旦大学今年要庆祝她的百年诞辰，百年校庆是一个机遇，让我们的大学在前进的步伐当中停一下，反思一下，所谓“复旦精神”究竟是什么。我说，中国的大学正在向那样一个目标前进，就是全面的产业化，这种产业化的最后结果是大学的消失，变成高等职业培训所。假如一个中学生来到大学，经过四年的本科教育以后，只是带着去做高级白领的理想走出了校门，这样的大学，你能说它是大学吗？大学是什么地方？自近代以来，大学取代了教会的地位（这是欧洲的历史），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精神中心呢？柏林大学是德国的精神中心，人们从四面八方来聆听哲学、人文学科和艺术的讲座。复旦大学也好，北京大学也好，清华大学也好，能否保持它们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心的存在？这是我把一个题外的话拿到这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并不一样，但精神是相通的。

我们的民族正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就是现代性的冲击，市场原则无处不在的渗透。

市场原则是必须保持其界限的。在社会中起码有两个领域，一个是教育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除了有法律责任外，还有伦理责任。我刚才听教育界的领导讲了一个法律责任的问题，确实是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吃午饭集体中毒，校长肯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校长除了有法律责任以外，还要对他所领导的教师和学校里所展开的教育承担伦理责任。

其实不仅有这两方面的责任，还有第三个责任。因为学校是教育机构，它是我们民族的“命根子”所在的地方，所以校长还有文化责任。我不是在给各位校长上课，而是我一直在想，假如某一天我做一个选择，我不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干下去了，我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个小学校长或者中学校长。我要看看，我还能不能在今天这个时代条件下从容赴任，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也许我说得过分了，但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切。

我每个学期都会面对一些新生，他们从中学的校门走出来，跨进大学的校门，跟我们这些大学教师讲他们中学经历的时候，很少有人怀念中学。这不是中学校长的责任，也不是中学教师的责任，我们也没办法，大家都没办法。应试教育让学校变成一个应试的机器，而且机器要有高效率，于是它成为“名牌”。什么叫硬道理？应试成绩是硬道理。谈谈文化只是装饰，不谈有点档次不够。

但我们的学校真正的基础在哪？它的高考率？它那个成绩排行榜？它进复旦、交大、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这是硬道理呀！你拗不过它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光出在校长和中学教师身上，还出在我们整个民族身上，包括我们做家长的。家长对学校的最高期待是什么？把孩子的成绩弄上去呀！居然如此短见，短见到什么程度？家长不问孩子所在学校的老师给他人格上的影响有多大，他是不是更有道德、更正直、更有理想和胸怀、有一种更高的承受能力了。他不关心这个，他只关心自己的孩子这个学期期末在年级里的排名多少，若成绩不行的话，就要补充教学——家教。家长对中学教育的要求既已降到这样一个层面，我就觉得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了。

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我想，今天的中学，要在这个问题上率先做起来。这里面的困难在哪里？大家都是实践家，我在这里坐而论道，是不是空谈玄论，于事无补？我认为，要寻找一种实践操作的途径的话，那么，它应该体现“道”。

应试是什么？现在应试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的目的了，它冒充了“道”。现在要把它扭转过来的唯一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不要一味地批评应试，哪有一种学校教育不应试的？只要有学校就有应试，问题是，应试向来只是教育的手段。现在的应试教育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以“教育”为手段，以“应试”为目的。如果我要班级里的学生遵守纪律，这本来就是教育了，即纪律教育。但它现在是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听课，成绩上去，目标还在于应试。考试有一个纪律：你不能偷看旁边同学的答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道德问题是诚实与否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为什么要制止你这种不诚实？因为你这种不诚实会妨碍应试。应试始终是目的，而教育则成了应试的手段。

应试其实是永远避免不了的，除非你把学校关掉。问题在于，我们是为了应试而搞教育。我们的中学能不能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它能够让应试成为教育中的重要手段，而教育始终是它的目的，并且能够实现？这种可能性在哪里？不在各位，不在包括我在内的哪个人的聪明的技巧上，教育的根基不是手段，不是技巧，不是制度设计和操作方案，教育的根基只有一个——传统。

好在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传统的，是有文化精神传统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本是有教育思想的，要对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之本有真正的理解。

教育的“本”在哪里？“本”在民族传统那里。你把“本”丢掉，然后说教育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根本错误。我讲这个问题，恐怕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比如说，我们怎样看待教育学。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到美国去留学，他联系的学校录取了他，并且给他奖学金。他高兴地告诉我说，要到美国去留学了。

我问他，到美国留学，学什么专业？

他说，学中西教育比较学。

我说，噢，美国居然有这样一个专业？

他说，有啊。

我问他，什么大学？

他说，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就有这样一个专业，还能够授博士学位。我就要报这个专业。

我问他，为什么要报这个专业？

他说，留学归来，最高的理想是做小学校长。

我对他表示敬重，我佩服这个学生。他知道三点：第一，中国现在的大问题是教育，是下一代问题，即“命根子”问题；第二，他把个人奋斗的理想和民族的责任结合起来了；第三，他知道教育是有民族性的。

我们不是拒绝学习西方教育理论，但是西方教育理论救不了中国教育，这是必然无疑的。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是要通过创新来解决的，这个创新的基础在哪里？创新的基础向来就是传统。你把传统丢掉，说还有创新，我说这压根儿就是个谎言。思想从来就是旧的，新的叫“思潮”。我们庆幸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曾经为人类的思想开启过智慧境界。世界上有四个伟大民族开启过人类的智慧，我们中华民族荣列其中。一个是古印度，贡献了释迦牟尼；一个是古代中国，贡献了孔子和老子；一个是古代以色列，贡献了最初的先知；一个是古希腊，贡献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人类在今天面临文明危机的新的关口，只有一个办法来拯救自己，那就是重新去领会这个民族的古代智慧。

你去查一查历史，中外思想史、学术史，你一查，看得非常分明。假若宋明的时候不返回到先秦诸子那里，哪能有宋明这一次思想的高峰？笛卡尔如果不在原则上接受苏格拉底的思想，哪有西方近代哲学？我们的民族今天也面临如此深刻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点，我们的哲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教育哲学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那是思想的影响。杜威为美国的教育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家产生？我在这里发表一些感慨，恐怕也于事无补。但是具体落实起来的话，我就觉得，一所有比较长一点历史的，并且有精神传统的中学或者大学，它今天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引进西学，而是继承传统。

学校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传统，这是任何一所新建的学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具备的。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活在今天的过去。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是不可战胜的。什么叫好的中学？就因为它有传统。如果学校的传统抵挡不住现代性浪潮的袭击，在产业化的浪潮中被企业化之后，学校也会消失，并且会消失得非常之快。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我想是非说不可的。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上的高妙方法可以贡献给大家，我是借这个讲坛来发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基础教育的一种深刻的担忧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