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与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沟通，或者想要放弃去理解的努力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终归人种不同，没办法。”

像我这样的人，看着男人们，有时忍不住想嘀咕——怎么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种生物，终归人种不同。

每当“婴儿潮一代”[指在日本战后生育高峰期即1940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被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时，我一直坚持说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种不同”。这是忠实地坚守“浪漫恋爱”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代，可这一代男女配偶的结局却是同床异梦。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在男女择偶行为中，“恋爱结婚”的比例第一次超过“相亲成婚”。在父权家庭中长大的这一代男女，热烈向往自由恋爱的婚姻，并付诸实践。没有任何人强迫，明明是自己挑选的人，可是，那时自己“爱上”的，就是眼前这个“外星人”吗？——一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怀着一种落寞萧索的心情在望着饭桌那头的丈夫的脸吧。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中指出，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称“他者化”），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这里的“东方”是“异国（异乡）”的别名，“东方主义”是将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他者化的方式。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简明地定义为“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东方主义”，就是关于东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它是什么的西洋人的幻想的别名。因此，无论知道了多少东方主义，对真正的“东方”还是一无所知，知道的不过是西洋人头脑中的东方。

最脍炙人口的“东方女人”，应该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对，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为“蝴蝶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蝴蝶夫人就是单身赴任的驻外人员的当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国的调令后把她体面地抛弃了，但这个不甘死心却又软弱无力的女人，日复一日望着大海，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幻想之中。无需赘言，这个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脑子中的，而是创作出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脑子中的幻想。

对于西方男人，没有比这更舒适方便的幻想了。对方是不能理解的他者，这意味着，那既是充满迷幻魅力的快乐之源，又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威胁的、完全无力的存在。对方不但作为诱惑者主动委身，还在自己离去之后毫无怨恨地继续爱慕自己。对“被我抛弃的那个女人”所怀有的一点点心痛的感觉，也因女人的爱的伟大而得到净化。还有比这更能满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吗？质疑“那种女人怎么可能有”的声音，被西方人的巨大幻想所淹没，没人听见。东方主义就是让支配集团不去面对他者现实的装置，所以，无论如何陈述“日本女人其实是这样的”，这种声音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用更低俗的话说，东方主义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我真弄不懂看到这种自慰品还拍手喝彩的日本观众的心思。我一看到《蝴蝶夫人》就作呕，根本没法心平气和地看下去。

人种与阶级也是合为一体的。

在最近的人种研究中，与“社会性别”（gender）一样，人种亦为历史建构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常识。人类是一属一种，无论任何人，99%的DNA是相同的，但却偏要制造出“人种”（race）的概念，用肤色把人区别开来。所谓“性别”，就是通过排除“非男人”（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来维持分界线，使男人作为男人得以实现主体化的装置。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白人研究〔藤川编，2005〕将这些真相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Morrison,1992=1994〕，在剖析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指出，在这部可称为美国建国神话的“国民性小说”中，为了确立哈克的“白人性”（whiteness），黑人逃亡奴隶的存在不可或缺。这部描写一个少年成长经历的美国版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同时也是一个讲述“真正的美国人（男人而非女人）如何诞生”的国民故事。通过帮助逃亡奴隶，哈克成了赢得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解放奴隶、保卫民主自由的美国的高贵的“白人男性”（white man）的象征。对于“白人性”，白人们毫无自觉，完全看不到他们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迹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这样的黑人女性开始的白人性研究（whiteness studies）。

人种这个概念，以前的用法与现在有区别。在西方露骨的人种主义偏见传入日本的明治时代，当时的文本中有“上等人种”“下等人种”等用法，实际含义相当于现在的“上流阶级”“下流阶级”。贫困、懒惰、性的堕落，被描述为“下等人种”的特征，几乎如DNA一般，世代相承，无法期待能被改善。

比如，娼妓产生于“下等人种”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但在明治时代的话语中，成为娼妓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她们生来淫乱。就连被誉为明治时代第一号“女性之友”的岩本善治先生[岩本善治（1863—1942），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家、评论家。尤其热心致力于女性教育。]，也展开“自我责任”论，说失身女人本人有问题。

在这里，我们会想起明治时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权论者植木枝盛[植木枝盛（1857—1892），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政治家、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植木以言行不一而闻名。作为自由民权论者，他在各地举办讲演会，呼吁男女同权。植木还有一丝不苟地记录每天行动的习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记》。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 夜 在千日前席上演说。讲男女性论。召菊荣妓。”〔高知新闻社编，1955:173〕

这则日记成为植木刚讲过男女同权便去妓院买娼的证据，为此，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批判他言行不一。可是，对植木本人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什么自我矛盾。在他的头脑中，娼妓“人种不同”，可以任意使唤，根本不能成为“同权”的对象。他在别处表示，自己将来的妻子必须是才德兼备值得尊敬的女性。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