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两章讲过，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同性恋憎恶，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诉我们，这其实并不矛盾。

在厌女思想的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等从18到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们，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米歇尔·福柯的大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词组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慰安妇幸存者发出声音留下证言时，她们中有人拒绝那种称呼，声明“我不是什么慰安妇。”〔“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戦争犠牲者に思いを馳せ、心に刻む集会”实行委员会编，1997〕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下面，让我们以慰安妇的事例来剖析这一现象。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妇与非日本人慰安妇（尤其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当地妻子（当然并非全部）；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工具。军队中甚至有“朝鲜bi屋”的隐语。据说“bi”是中文里指女性性器的俗语。这个隐语赤裸裸地显示，朝鲜女性的人格完全被无视，她们被彻底地还原成了一个性器官。就这样，慰安妇之间划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线。仿佛人种不同就可以不把人当人来看。

同时，军队里还有一类女性，即从军护士。当慰安妇在战场上护理受伤士兵时，慰安妇与护士的界线变得暧昧不清，护士们为之不快。从军护士们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维系她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有这样的事例，有的年轻士兵在临死前央求护士“让我在死以前看一眼你的乳房”，她们中有人答应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性骚扰。其中可能会有因怜悯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强迫要挟的情况吧。可是，护士的“圣女”形象，使她们倾向于否认自己被视为性对象的可能性。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从军护士留下的记录中，不可思议地看不到性骚扰及强奸之类的痕迹。女人的“娼妓歧视”非常深刻，这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认，也不愿告发。

我们从慰安妇的证言中得知，在人手逐渐不足的战场上，白天她们要运送弹药、在后方护理伤病员，并当士兵的性对象。除此以外，她们还扮演挥着太阳旗把士兵送上前线的“爱国妇人会”的角色。这些出身于殖民地的慰安妇们取日本名，着和式浴衣，拟装为士兵的“故乡女性”。到了战争末期，她们中许多人与走投无路的士兵们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战争期间，日本有两大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防妇人会和爱国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的成员多为中产良家妇女，而起源于大阪的国防妇人会，则因其中下层平民色彩而获得广泛支持。国防妇人会的人气秘密之一，是发明了白色围裙和束袖带[束袖带是旧时日本女性作家务时把和服的宽袖束起来的带子。]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一种“圣女”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瞬之间，阶级与人种的裂隙就可以暂时跨越。国防妇人会留下的资料记录了这样的事实。大阪的花柳街飞田地区的女性们，因穿上“白色围裙”而得以加入国防妇人会的行列，她们为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而“感激涕零”。“白色围裙”一时性地遮蔽了良家妇人与飞田女人之间的“阶级界线”〔加纳，1987〕。

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不能保证，前方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实纪代〔1987〕揭露，国防妇人会的一个隐秘任务，是以慰问士兵家属为名监视妻子们的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阵亡士兵的未亡人，只能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的性被严格地压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乐。尽管国家呼吁“多生多育”，但她们的子宫不能怀上丈夫以外的男人的种子。

二战期间的德国，死于战争的男性国民多达五百万。到了战争末期，男人匮乏，鼓励生育的国策难以实施，于是有人献策，鼓励“珍贵”的纳粹党卫军（纯正血统的雅利安人种）与后方留守妻子“偷情”。不过这个对策毕竟太令人皱眉反感，结果不了了之。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悯笑“行外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在京都祗园的艺伎世界里从事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学者丽莎·戴尔比〔Dalby,1983〕，由于没有看到结构性歧视的存在，成了艺妓们职业“自尊”的代言人，犯了一个人类学学者的初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