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厌女症的男人，只有一个女人不能归入侮辱的对象范畴之中，即“母亲”。

生我养我、不惜辛劳地抚育我、作为人生最初的强者伫立于我面前却又侍奉更强的丈夫、为了我忍受来自丈夫的一切苦楚、主动承受一切牺牲、接纳我的一切……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去侮辱呢？这个可称为自我的无条件的“存在依据”的女人。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女人，这种母亲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不过，“母亲”这个范畴所具有的“规定性”，束缚着儿子，也束缚着女人本身。

如果有读者心想“要是当今还有这样的母亲，倒想亲眼去看看”，那就证明“母亲”所具有的规范力历史性地减弱了。倘真若此，我们也就可以瞑目了。也许，这种“母亲”的文化理想，已经只存在于文本之中了。

我以前曾对“父权制”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所谓父权制，就是让从自己大腿之间生出来的儿子侮辱自己的体制。可是对于男人来说，即使能够侮辱女性，但侮辱母亲却很难，因为那是玷污自己“出身”的行为。

在很多语言圈中，用侮辱母亲的词汇来侮辱一个男人，如，“婊子养的”（a son of bitch）、“杂种”（bastard）等，这是有原因的。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决赛时，阿尔及利亚移民之子、法国代表齐达内（Zinedine Zidane）用头顶撞意大利代表马特拉齐（Marco Materazzi），被判违规罚退场，这在当时成为一个话题。据后来的报道说，那是因为马特拉齐好几次在齐达内的耳边用侮辱其母的话骂他。在大多数男人眼中，男人因为母亲的名誉被侮辱而奋起反击无疑是值得同情理解的行为。

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从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与从非登记婚姻出生的孩子之间，至今还有民法上的歧视（最近开始用“婚外子”一词来代替歧视性色彩很浓的“私生子”“非嫡出子”等用词）。

无论是怎样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对策”虽然鼓励结婚、鼓励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儿也看不到鼓励“婚外子”出生的政策[2013年7月10日《每日新闻》报道：“日本或重新考虑现行婚外子遗产继承制度合法性。”]。这只能让人感觉，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不过只有这个程度，实在太不够真格。也就是说，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男人们之所以被上述那种侮辱性词汇激怒，是因为他们自己将制造出“圣女”与“娼妇”的性双重标准的父权制歧视意识（参见本书第三章）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了。男人们希望自己能归属于男人共同体之中，作为“像样的男人”的条件，他们希望正式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歧视他人的人，所以歧视性词汇才会让他们那么愤怒。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用语，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

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而不得不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否认应承担的责任。她们中很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转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