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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器的儿子”与“不开心的女儿”
厌女 作者：上野千鹤子
无论谁生的孩子，孩子都是孩子；对孩子来说，不管怎样的母亲，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亲。无论在婚姻之中还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权制下饱尝艰辛的母亲，本应是孩子们同情的对象。
可是，作为儿子，由于自己属于与父亲同样的性别，故不能从对母亲的加害者的意识中逃脱。“威压的父亲”的儿子固然如此；倘若父亲是“逃跑的父亲”，作为“父亲的儿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对于大多数男人，即使能“弑父”，但“弑母”却很难，堪称人生最大的难题。这种困难，是有相应的理由的。
弗洛伊德记述了“儿子如何成为父亲、女儿如何成为母亲”的成长故事。在父权制度之下，这个问题可以换写为：“儿子如何成为厌女症的父亲、女儿如何成为厌女症的母亲？”
围绕这个问题，将近代家庭中父亲与母亲、儿子与女儿的关系展示剖析得最为精彩的，是已故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关于江藤淳，我在别处已有过论述〔上野，1994〕，但要谈“日本的厌女症”，还是不能绕过他。
《成熟与丧失——“母亲”的崩溃》〔江藤，1967，1988〕是论述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此书后记中，江藤这样谈到他的动机：
将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日本的“近代”问题作为“父”与“子”的问题来把握，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中略）而将这个问题作为“母”与“子”的问题来把握的视点，则是到一九六四年夏天才确立起来的，那是在我阔别两年从美国回国之后。〔江藤，1967，1988:251〕
江藤此处所说的“子”，只指“儿子”。我将江藤视野中遗漏的“女儿”加进去，从“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不开心的女儿”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了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机制。重录于此。
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早晚会成为一个父亲的命运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地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中略）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需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
〔上野，1994:199—200〕
这里的前提，是家庭中“父”与“母”的不对称的性别关系。“母亲”总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断对孩子，尤其对儿子念叨“别像你父亲那样”，所以成为“不满的母亲”（亦可称“抱怨的母亲”）；而“父亲”则是不讲理地支配母亲的“支配的父亲”。在这种家庭中，产生了“母子关系紧密”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
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吗？
在传统的父权制之下，女人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尤其是继承家业的长男之母的身份。在NHK的长篇历史连续剧《风林火山》中，战国时期武将的正房和侧室的女人们，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使尽一切计谋。剧中有个叫由布姬的角色，为地方豪族诹访氏之女，其父被武田信玄讨伐，她自己则被武田当作战利品掠为侧室。剧作家让她在临死之际吐出“唯愿来世生为男儿”的辞世之言。女人诅咒自己生为女人——太好懂的厌女症。
可是，进入近代之后，本应是强有力的“支配的父亲”，变成了“让人羞愧的父亲”“没出息的父亲”。这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流动变化使儿子超过父亲变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江藤的《成熟与丧失》一书写于1960年代的社会史意义便十分显著。1960年代是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也是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婴儿潮一代”如雪崩一般大量涌入高中和大学。回顾历史，比起父母亲一代，孩子一代在整体上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准都提高了（换言之，这一代作为一个整体比父母亲一代“有出息”），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对于女性而言，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当女性作为“妻子”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于是，儿子们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要……”，他们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