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有时代和性别因素的影响。从时代来说，当日本从成长期进入停滞期（有人称为成熟期）之后，“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即“婴儿潮第二代”，已经很难期待能超过父母的经济成就和教育水准。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已达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学历膨胀现象。孩子超过父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另外的一个性别因素也不可忽视。当结婚以外的获取社会成就的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女儿们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期待的性别差距缩小了。我把这视为少子化现象的效果。无论如何，性别差距的确是缩小了。这是应该被欢迎的现象吗？

母亲对女儿的期待，包含着与对儿子的期待不同的两面性。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要像儿子一样成功。”“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像我这样”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谴责。

接受了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信息的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如果说“不开心的女儿”是高度成长期的产物，那么，那一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的，则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的“自责的女儿”们。和“不成器的儿子”一样，女儿们也被期待具备能够对“母亲的幸福”负责的能力和状态。但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们为了达成与母亲的同化，她们要代理实现母亲的缺憾人生，很难逃离这份债务。信田佐与子在《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哀叹》〔2008〕一书中，以丰富的事例将女儿们的现实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我看来，从“自责的女儿”到“自伤的女儿”，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