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间的契约关系所能决定的，仅止于性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至于“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则不被提及。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的夫妻关系指南书中，虽然写有夫妻之间的性交义务，但那是怀孕生育的手段，伴随性行为的快乐，则应当尽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正因为如此，可能怀孕的异性间性器官接触的性行为得到奖励，而避孕或不能怀孕的肛门性交被视为背叛上帝的行为，口交、前戏也被压抑禁止。

可是，在近代的性观念中，却包含有“夫妻关系的色情化”，即“性满足的权利与义务”。在盖伊所引用的文本中，年轻的妻子带着困惑与羞涩，写出了夫妻间性生活的甜蜜与陶醉。在丈夫的引导下体味到性之快乐的妻子，“白昼如淑女，夜间似娼妓”，成为资产阶级性道德的一个范本。

在近代日本的通俗性科学《造化机论》一书中，充满了以夫妻间性交为最上等的性爱的话语。此类书籍多为国外出版物的介绍和编译，可以判断，这种话语来自英语圈清教徒的性道德。在一本题为《新编极乐世界独自指南》的书中，称夫妻间性爱为“快乐之极”，说“人生之乐，唯在夫妻间情深缱绻。”〔上野，1990:534〕

可是，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恋爱对象为娼妓，成为妻子或母亲的女人，被称为“外行女人”。如果我们想起这个事实，便可以想象，将丈夫或妻子视为性快乐的最佳对象，这种观念对当时的人们是何等新奇。

在“夫妻关系色情化”的观念之下，妻子对丈夫拥有“快乐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妻子的性冷感便违反了“对丈夫的义务”，因而成为治疗对象。]，可那必须只对丈夫行使。丈夫不但将快乐教给妻子，还通过“调教”处女妻子，将快乐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再不可能从其他男人那里得到快乐。不仅妻子，包括别的女人，很多男人希望并愿意相信自己是最初且唯一的男人，当然，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愿。

在此，本书第七章《春宫画的厌女症》所论述的“通过快乐的支配”，本应成立。

假如夫妻间的性交真是最上等的快乐，那么，丈夫就不应该去寻妓了吧。在明治时期的性生活指南书籍中，著者们反复陈说，与娼妓的性交只是将手换为阴道的自慰，实为劣质寡味的行为〔上野，1990:534〕。这也意味着，如果丈夫外出寻妓，那是因为妻子的性服务不够。同时，假如妻子真从丈夫的性爱中得到了满足，她就不会由于性需求的不满而歇斯底里，她就应该尽心尽力伺候丈夫吧。在快乐的市场上，本应“良币驱逐劣币”……

快乐取代权力，可以实现终极的男性支配。可是，对于“权力的色情化”，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正解应该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或者反之，“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权力的色情化”一语所表达的，便是这样一种“性的近代”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