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不过，这里必须赶紧附加一句，“性的隐私化”并不意味着性的压抑，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正如福柯指出，“压抑假说”并非字面意义的“压抑”，背后伴随着一个“说出你的性！”的强迫告白制度。禁止与命令，互为一组配套机制，使性更具特权，性行为成为人格的指标。

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纽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初夜”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隐私”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被剥夺的”一词。被剥夺了公共权利的领域，转为拒绝公共权力介入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可同时，这个私人领域又成为公权无法抵达的黑箱、公法无力进入的不法地带〔Kerber,1998；上野，2006a〕[关于“隐私”概念的压抑性，参见上野《隐私的解体》〔上野，2002所收〕。]。由此，父权支配、妻儿服从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代家庭史领域有详细研究。于是，对于强者，所谓“隐私”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充满恐惧、必须服从的场所。

“隐私”所保护的是谁？是强者。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势人群如此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