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笼统称作世纪末，这是1990年代的最后一年，也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法国人曾预言，这一年的12月31日，人类将会灭亡。有个日本人把时间提前了四个多月，声称他是通过复杂的排列组合，算出世界末日是8月18日。

玛雅人地下有知，一定会说这是“胡吣”。他们把世界末日定在2012年12月21日。只要这一天没到来，世人就不会怀疑玛雅人，因为他们的预言一向精准，五大预言已实现了四个，他们预言了自己的灭亡，预言了汽车、火车、飞机的出现，预言了希特勒的横空出世，一战、二战的爆发时间、结束时间。

无论如何，1999年挺“嘻哈”的，大家把末日挂在嘴边，一边又不大当真。年初，《珠江潮》杂志就开始做选题，回顾20世纪的中国史，分十二期刊出。就像年末的工作总结一样，这一年，是得给即将过去的20世纪做个总结了。

田庄参与了这个选题，从1900年慈禧西狩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接着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撰稿者总有百余人，包括全国知名、不知名的专家学者，田庄也忝列其中，负责分写1990年代“人物篇”之“农民工”，这类人群她以前写过，挺熟。

主编说：“这个选题太浩瀚了，真是波澜壮阔。往细里做，可以一直做下去，几十年都做不完。”

确实波澜壮阔。内中有很多珍贵的老照片，帝王将相、革命者、知识分子、小市民、红卫兵、个体户、打工妹……他们站在各自的时代里，穿不同的衣裳，或坚定，或迷茫。有的风尘仆仆，也有的立于街头巷尾，倚着砖墙，旧时的阳光落在他们的脸上。

田庄一帧帧地看照片，心里挺动荡，又有一瞬间的温柔缱绻；她把自己放进去了，跟他们一样，都曾活过，可是某一刻也会被制成影像图片，将来可作历史资料。

就是说，百年中国史都在这些脸孔上，在他们的神情里。时间一年年地淌过，淌到1990年代，色彩鲜亮，也盛大，也宏阔，而她就置身其中，就是说，她在历史中，也可说，她在时间中。二十九岁了，怎能不心荡神驰？身外鸟雀啁啾，可是影像里的世界万籁俱寂，时间被封存了，生命像蜡像，唯有神情刻在脸上，鲜活如生。

这一年，还有一种叫作“世纪末”的情绪。这情绪很难讲，也未见得全是萎靡、黯淡、颓废之类，因人而异，年轻人不大有。田庄有。她早不把自己当年轻人了。十八岁生日那天，她哭了一场，有“成人祭”的感觉。二十五岁在当时已经不敢想象了！女人不要过到三十，那么，二十九岁就死去吧，趁容颜未老，跟时间赛跑，抢先作个自我了结。时间赢不了死去的人。

如今到了二十九，发现也还好，用不着自我了结。事实上，她后来越过越好，三十多像二十多，四十多像三十多——五十多还是五十多，当然她也没活到五十多——总之，比之二十多有风味得多。做她们这一行的，容貌上会占点便宜，经老。少有日常化、油烟气，整天窝书房里，就是睡大觉，也睡出那啥，书卷气。哪怕睡不出书卷气，至少清澈干净，准确说，表面上清澈干净，内里谁知道！

她三十五岁还被当作女学生，有一天上街，被一个小伙子拦住，递过来一张名片，原来是广告公司的，邀请她当平面模特，说：“公司就在隔壁，隆兴大厦B栋。就拍个照，十分钟就好。你课余时间可以过来兼职，薪酬好谈。”

“我？”她笑了，都不敢相信。犹豫半天，拒绝了，怕上当受骗。后来转而想，三十多了还能被人骗，挺荣幸，一连好几天脸上放光，不自觉唇边带笑。

王浪见了挺奇怪，说：“又犯什么毛病？”

她开心地打了他一下，不说，压得住话，城府深着呢。因为说了也白说，早把她当空气了；别人眼里的宝，在他也就是一根稻草，当然也有可能是宝，但时间长了，宝也是稻草。

1999年，王浪夫妇都有一种“世纪末情绪”。在田庄是年龄上的焦虑感，王浪的焦虑感不在年龄，才三十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成家立业，成熟练达。男人的魅力是靠婚姻养出来的，主要是心定，一边还能想点小心思，不乏活力。越是平凡的婚姻，越养得出这样的男人，心思游走于安定和动荡之间，像走钢丝绳，把握微妙的平衡，那感觉美极了。

王浪有个习惯，每到阳历年的最后一天，他就一个人上街溜达去，迎接新年钟声的到来。有时没有钟声，他踽踽独行于街头，跨过年夜，那一刻他既清醒又孤独。那一刻，他不愿跟任何人分享，连田庄也休想。这习惯他坚持了八年，自从大学毕业，一年不拉。就是独自走走，想点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

这一年也是。晚十一点，他走出家门，跟田庄说：“我走了啊，看看末日去。”

田庄正在上网，说：“都末日了，在家等着就是了！”

他笑笑，关上门出去了。广州的冬夜舒适至极，一件薄外套即可，路上一圈圈老榕树的光影，很茂盛。他当然没有等来末日，迎接他的是新世纪的钟声，不疾不徐，跟往常没什么两样。他停在路边，点了一支烟，而后继续前行。

1991年大学毕业，连头带尾快十年了。王浪这代人，是用肉身见证了1990年代，可说是身体力行。他所供职的珠江城市规划院是一家事业单位，从助理工程师干起，现在是园林部副主任。

十年间，他的大学同学纷纷辞职，去了外企、民营企业，或者自己开公司。那年头，大家都不愿进体制，一眼看到头的生活，混吃等死。进去就是熬年龄，只要不痴不傻，熬个十几二十年，最差也能混个处长当当；伶俐些的，五十多岁再上个厅局级，而后就退休了。这就是他们的一生。

然而这样的一生，在公务员已算是顶配了。王浪这代人却志不在此。实在说，广东哪是当官的地方？内地当官，或许还能当出点意思来，人五人六，仪仗如云，在于那里的民，沿袭了几千年来的形样，卑微、贫苦、低贱如草芥；广东的民则正好相反，吆三喝四、穿金戴银，把机关干部比得像瘪三。广东的民是“新民”。

按说北京是当官的好去处，这话也不对。京官一样没感觉，太多了，处长都当办事员用，一块砖头砸下来，都能碰上几个司局级；并且，北京的老百姓见多识广，中南海才是他们的下酒菜，区区部长都不在他们眼里。

十年间，王浪也想辞职来着，但契机不对。跟几个同学做过公司，其中一家是外商投资，九十年代初就在顺德开厂，做小家电如煮蛋器、面包机、榨汁机等；邀王浪几人在广州成立经销部，全国各地设网点，不到两年就关了。

他单位也有下属公司，什么房产设计、园林设计，生意挺好的。但这里有个问题，给公家做还不如自己单做，客户宁愿找他们，因为便宜。王浪自己就有团队，几个同学一块儿，母校还有那么多便宜的大学生。他同学就开了一家工程咨询公司，王浪早期参与过，后来这公司越做越大，跨界了，涉及房地产、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建材工厂、保健品、影视公司……他同学后来自嘲道：“当时真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除了黄赌毒、军火，我们什么都做，当时这叫多元化。”再后来，自然玩大发了，关门大吉。

那些年贪多、贪大，人人都是莽汉，渴望自己成为“巨无霸”，风吹进胸腔，人不自觉就会鼓荡、膨胀，豪情万丈，是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较之于几十年前，这一场“大跃进”少有官方色彩，也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全民疯狂，陷入无止境的激情和狂欢中。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搁1990年代也合得上。

其中有个叫牟其中的人，曾经的中国首富，打扮得像个领导，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大笔一挥，就跟满洲里市市长签了个协议，说要在中俄蒙三国边境再造一个“北方香港”；大笔再一挥，宣布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再一挥，说要在三年内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把国企的人开心坏了，都巴着他，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这边还没卖呢，他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他要在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缺口涌向中国，把青藏高原变成万亩良田。大家都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要筑堤凿渠，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汇成八百公里水系，浸润西北大漠，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1990年代，他是中国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某种意义上，他足可代言那个时代的中国。

在他的南德公司总部，门口有一块牌子，紫檀木制就，镶在乳白色的磨砂玻璃上，上面有魏碑体语录：“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这不是哪个领导说的，这是他自己的语录。

媒体爱死他了，封他为天才、奇人；某种程度上他堪称诗人，具有奇崛瑰丽的想象力、蓬勃的创造力，还有诗人不具备的迅疾的行动力。据听说，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被他迷倒。他最著名的一宗买卖是“罐头换飞机”，九十年代初，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再拿飞机作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买仓库里的罐头，装了八百节火车运到苏联去，其中第一趟列车装的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占地方。”他嘿嘿一笑，转身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说：“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川航心动了，他就让人家把租金给到银行，替他还贷款。这么空手套白狼，他挣了将近一个亿。直到后来他身陷囹圄，他的故事还作为案例，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

他的故事王浪也爱看，在那样一个豪阔的舞台上，他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飞到哪儿，灯光就打到哪儿。1990年代的舞台上，像牟其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走马灯似的，牛鬼蛇神全上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注定是飞蛾扑火式的，凭一股子冲劲，飞身扑向光亮的那一瞬间，在他们或许是不成功，便成仁。当然末了也没成仁，那些年的无数个夜晚，灯光底下，尸首遍地。

诗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迄今，这些人或许还在吃牢饭，或许病死，或许挨了枪子，或许气成了脑血栓；或许远走他乡，金盆洗手不干了，在国外的某个小岛、别墅里度过余生。或许他就是隔壁老王，每天含饴弄孙，一大清早去菜场买菜，挑挑拣拣，不会用微信、支付宝，卖菜的都对他不耐烦，说：“算了，算了，你这些分分角角用不上。”他照样乐呵呵的，极有耐心。

你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90年代是什么样子，他可能起过一幢巨厦，缔造过一个商业帝国，手下有几千员工，每天的流水数以千万计。俱往矣，灰飞烟灭。你没看他起高楼，没看他宴宾客，却见他楼塌了。落成了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故事才好看，进一步说，失败者的人生才叫人生，一旁看看都惊心动魄。

但实在话，1990年代没人愿意只一旁看看，当观众有什么劲儿？舞台阔大，自由敞亮，谁不想去试试身手，亮一嗓子，引一个满堂彩？王浪在等机会，不是没有魄力，而是要算性价比。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下海创业的，也有去了外企的，挣得并不比他多，还辛苦。他在“城规院”做得不错，外面还能自己接活儿。

创业这件事，如果止于挣钱，那就不如留在城规院，既有死工资，还能挣活钱。创业的诱惑在于从无到有，培养出胚胎，看它发芽，看它壮大，就像女人生孩子。很多女人当了妈就神采奕奕，说话都响亮，腰板也壮实；内中当然有损耗，但抚育过程中，那孩子自会给她力量！男人创业就好比女人生孩子，真的孩子，他们反而没那么上心。

王浪心心念念很多年了，想弄个孩子出来，把它培养成参天大树，至少，培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让他觉得他是在创造，他跟这世界是有关系的，好像踩对了节点，嘭嚓嚓，嘭嚓嚓……那感觉，嗨！

犹豫在于，他几个同学的孩子却都长势不好，三年五载还是那样，半死不活，工资发得上，还在糊口中。有一回几个老总聊天，纷纷慨叹江河日下，也就过过小日子，说：“势不在，志难成。”

孟总说：“要想过小日子，当年就留体制内好了。为什么要下海呢？”

贺总说：“当年豪情万丈，总觉得自己可以分一杯羹，现在，是到了该醒醒的时候了。”

王浪说：“时机未到，少安毋躁。势会来的！”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网络都开始用上了，”孟总说，“我们学建筑、做工程的，又错过了这一波。三五年一变，眼花缭乱！”孟总说这话时，房地产的好时代还未到来。当然即便来了，成事的人成事，不成事的人不成事。

贺总说：“我发现一个现象，任何一个时代，只带少数人玩儿，多数人是陪跑的，我们可能就是这陪跑的。”

“还真是！有你的，老贺！”孟总笑道，“公司做得不怎么样，智商见长啊！”

王浪单位有个转业军人，多年前下海做工程，为垫资把房子卖了，后来工程款收不回来，欠了一屁股债，老婆也离了，他只好到车行当维修工去。那天王浪去修车，竟然碰上了，见他讪讪的，也没多问，把车丢下来，匆匆离去；后来自己都没回去，差了个人把车开回来。

1990年代中后期，具体说，自从结了婚，王浪就把下海的心淡了去。世界色彩斑斓，时代高歌猛进，民间欢脱得不像样子，连政府都头疼。美国观察家说：“中国经济着火了！”这话说在1993年，这以后就一路烧下去，一直烧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

风暴最先是从泰国开始的。在泰国宣布关闭五十八家金融机构后，一夜之间，泰国所有的私人银行全都倾家荡产了。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正好在泰国，那天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坐车经过泰国“华尔街”时，一片凄寒，每过一家银行，司机就喃喃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

金融风暴所抵之处一片狼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中产阶级分别缩水了50%、61%、37%。香港、新加坡、泰国的居民资产下跌了44%、43%、41%。韩元在两个月内狂跌一半，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大宇集团人间蒸发。日本八佰伴申请破产。中国也被敲了一记警棍，消费市场一片哀号。事实上，它能苟活委实是奇迹。

神话、传奇、幻影一夜之间消失了。或许这才是真的世界。然而毋庸讳言，肥皂泡确实是好看的，在阳光下，散发着斑斓的光。人人都爱肥皂泡。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夜，王浪上街迎新年，凌晨将近时，珠江边上正在放烟花，那等璀璨，夜空、江面互为映照，把广州城衬得就像海市蜃楼。行人纷纷驻足，江边熙熙攘攘，原来都在迎新年呢。一群年轻人嘻嘻哈哈走过，内中一对小情侣，手呈喇叭状，对着烟花大喊：“21世纪，你好！”

王浪笑了笑，觉得挺好，折身回家去。眼前的一切他看看而已，不大相干了。“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了！”他想到了一句话，深以为妥帖。可是，他多么怀念世界令他着迷的时光啊。

田庄来广州晚了些，斜刺里插进来的，度过了半个1990年代，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她是样样赶上了，也踩上了节点，觉得挺合的，蹦跶得一个欢。

前年分来文研院，去年就分房了，新起的一幢宿舍楼，听说是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两人遂退掉了王浪单位的旧房子，搬来了文德路。

单位就在隔壁，但田庄基本不去。那年头没人正经上班，都跑去外面“炒更”了。田庄初来报到那天，偌大的办公楼空空如也，各房间关门闭户。偶尔，会听到某个房间里传来朗朗笑声，夹杂着单音字：碰！杠！吃！还有双音字：和了！然后是哗啦啦一阵洗牌声，渐渐淹没了说笑声。

田庄想，这单位真好，上班还能打麻将。

当然！非但能打麻将，书记还带头呢。但是这个也有风险，倘若一不小心开罪了某个下属，就有可能被人告到上面去，名目是“扰民”。上面找书记谈话，说：“好歹也得注意点影响，你是老共产党员了！”

书记说：“好！以后不会再有了。”以后真的没有了。打麻将时，就在桌上铺个毯子，说笑声也压低了些，那感觉不怎么畅意，像偷情。倘若有人放声大笑，书记说：“嘘，嘘，夜里传声。”

那年头，各单位都在打麻将，也包括军队。文研院有不少军转，每说起他们在1990年代的行伍生涯，都挺怀念。那些年正在裁军，人心惶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搓麻。

军中还流行顺口溜，比如：平常日子压力多，待得闲来桌上搓。输赢不论心平和，调好心态再忙活。又有：麻将麻将，桌上一放。小牌一抓，啥事都忘。小事不管，大事让让。从早到晚，从黑到亮。

你以为1990年代是什么样子？是个个汗流浃背、天天都在起高楼？是人人在工地上搬砖？是大太阳底下做推销、发传单、赔本赚吆喝？是工厂开足马力、机器昼夜不停在运转？是打足了鸡血，每天竖拳头、喊口号，把大话说得震天响？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是。奋斗也奋斗的，也有休闲，也有娱乐，好吧，也有搓麻。不比今天。

田庄很庆幸自己抓住了1990年代的尾巴，和全体中国人一起，度过了改开四十年中最活泼、奔放、直令人血脉偾张的最后几年青春期。从那以后，改开似乎成熟了一些。人一旦成熟了，就不好玩了。懂得平衡、取舍，有道德约束力，并且越发道德至上，不允许犯错误，动辄板起面孔训人，变成了自己年轻时极讨厌的那副道学样。肉身在衰败，活力几近于无，只剩下苟延残喘，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文研院是个大杂烩，牛鬼蛇神的集散地。什么人都有：做学问的、搞研究的、画画的、写书法的、做音乐的……当然少不了作家、诗人。下属还有六七份报纸杂志，七七八八加起来，总也有上百口人。田庄来了两三年，也没把同事认全，很多人长年不来单位。

人事处长说：“过来干吗？一来就搞事！就在家待着去，安心搞创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贡献！”人事处长姓胡，挺利落的一个中年女性。那天田庄来报到，就是她接应的，交办相关事宜后，带去见书记。书记姓黎，不大像书记，一点都不严厉，挺和蔼可亲的，乍一看像印度人，说起话来却是海南口音。

黎书记说：“嗳！话不好这么说！什么搞事不搞事，别把小田给吓着了，还以为这幢大楼出了什么事！”当下问及田庄情况，得知她已领证结婚，他欣慰道，“蛮好，蛮好！祝福你！”

胡处长扑哧一笑，道：“祝福她什么？该有事还有事，跟结不结婚没关系！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黎书记说：“那还是不一样！你说他们在外面搞，为什么会闹到我这里来？难道他们俩搞，事先征得我同意了？乱来！”

原来，单位有人搞婚外恋。男的三十多，结婚有年；女的是前年分配来的大学生。照理，两人不该那么快认识的，因为没机会照面；只因有一回，单位要开会学习、传达贯彻，两人在会场上遇见了，不得了，天雷地火，一见钟情。不久女孩怀孕了，男的不离婚，女孩不打胎，僵住了。女孩一气之下跑来找领导，让单位出面，主持公道；男的老婆也不示弱，跑来文研院大闹一场，跟书记要人。

书记说：“要啥人？”

老婆一屁股坐到地上，拍腿道：“我老公！人跑了！”

书记说：“你老公跑了，你找我要人？你不是全天候看着他吗？全单位的老婆，就你看得最紧！你还找我要人！”

送走老婆后，胡主任说：“都是开会惹的祸，去年不开那个会，他们就不会认识。当时男的还要请假的，您又不同意！”

“好了，好了，”黎书记摆了摆手，说，“说得像我撮合他们似的。以后是得少开会！这帮家伙，须把他们一个个隔离起来！”

从黎书记房间出来，胡主任又带田庄去了创研所，所长肖人杰是田庄的顶头上司，五十出头，儒雅书生。本来学问做得挺好，南方视察后开始躁动了，带领手下办报刊、搞创收，越搞越顺手，发现自己不单会做学问：那就对不起了，学问您一边待着去。他名下有一报一刊：《岭南文化报》和《珠江潮》——后者田庄曾实习过，写过《广州站与农民工》。这是广州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主要是关注社会热点，跟踪文化现象，有观点、有态度，销量很旺。

早些年有传闻，说上面要抛弃文化单位，让他们自收自支。把文研院的人吓得半死，各部门都跑出去找门路，一下子办了十几家公司。那几年是文研院最繁忙、最团结的时期，忙得连男女关系都顾不上了，团结到同行之间也不说坏话了，因为没时间，生存要紧。

肖所长原是海关出身，后来有志于学术，就调来文研院了。闲时，常跟田庄他们讲讲野史趣闻，说：“嗳，什么勤劳致富，也就说说而已！勤劳可以糊口，却致不了富。”

他就说起他当年在汕头缉私，海关船跑不过走私船，因为走私船改装了军用飞机的马达，你去哪儿追去？猫捉老鼠，却被老鼠玩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于海面。那些年，汕头人一个粗豪，钞票扎捆、摞堆，多到来不及数，直接拿尺子量。走私船泊岸，这边尺子也竖起来了，那边瞄了眼尺数，说：“OK，拿货去！”

肖所长说到这里，大腿一拍道：“真他妈香艳！”他的报刊也办得挺香艳，倒不是下三路，而是常有文章试界线，比如批评时政，有一回被人告到上面去。问题是上面还护着他，把文章读得津津有味，说：“哎！文人嘛，就是干这行的，由他们说去！”一副掀不起大浪的样子。

又说：“倒未必一定要唱赞歌，老实说，那类文章我们也不爱看！”

肖所长听了，越发得意，说：“本来就不该歌功颂德！改革开放还需要歌颂吗？如实写来都是赞美。现在是要找不足，更上一层楼！”

田庄初来文研院，就分去了《珠江潮》杂志，平时不坐班，每月聚几次，过稿、做策划，然后领了任务干活去。有时，所长会带编辑部同仁到郊区住几天，说：“得把你们哄哄好，给我认真干活！别的我不管，尽管炒更去，但是本职工作要做好！活儿要漂亮！”

活儿确实漂亮，会做深度报道，会关注民生，会提出问题，关注弱势群体、劳资纠纷，批评腐败、社会不公、环境污染、公款吃喝，批评广州乱七八糟的市政、恶劣的交通和治安……有时，会从贪腐者的角度写文章，以揭示贪腐背后的人性和文化。

田庄的认知、价值观是在《珠江潮》杂志得以强化的。做了三年，直到2000年这杂志被叫停，名目是刊号问题，当然刊号确有问题，晦暗不明，相当于非法出版物。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上面不耐烦了：行了行了，整天聒噪，嚷嚷个没完！就你们关心国计民生？站着说话不腰疼！还得寸进尺了！知识分子就不能惯着！

要到很多年后，田庄才意识到她经历了怎样的1990年代：芜杂、狂浪、草长莺飞，各种混乱、矛盾百出……然而这正是青春啊，春夏间的气息，到处都是万物生长，心情像头发一样飞扬，身体清新洁净，有沐浴露的香味，然而不消一会儿就出汗了，浑身油腻腻。独自走路都想发笑，也不知为什么那么甜蜜，抬眼看向前方，恨不能跃上几步，来个空翻。边走边唱，那自由自在的气息，而这正是她的青年时代。

1999年的最后一天，田庄独自守在家里。她不常感怀伤时，一阵一阵的，今天有。想跟王浪一起过年，想着他出门时或许会叫上自己，两人一块看夜景去。人家没那意思，一开口就把话堵死了，她也只好装作不介意的样子，像没那回事。

这人也不知什么毛病，小时候受过创伤？那么需要独处？不是一年两年了，自打认识就有，有一回两人还闹过别扭，王浪扬长而去，虽然第二天回来找她，田庄也留了个心。她不是小女孩了，不能乱耍性子，见好就收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开过口。

结婚干吗呢？真不如一个人过。一个人没想头。结了婚，两个大活人住在一起，彼此会有要求，会因此拌嘴，发生不愉快。两人都怕吵架，有一回王浪说：“要么这样，最先发火的那个人有特权，让他嚷嚷去，另外一个人闭嘴。你看行吗？”

田庄笑道：“行！哪天我看你脸色不对，我就先嚷嚷！来个先声夺人！”

王浪说：“彼此少做要求，不奢望，日子就好过。”

实在说，田庄很少奢求的，大迷糊么，不开窍，又最能独处。可是今晚不一样，闲得慌，突然茅塞顿开，原来自己是女的，需要人陪，想手拉手上街，说到高兴处，挥拳给他一下。后来她意识到，每当她做回小女人，她和王浪的相处就会出现问题，她若想压下问题，必得自己受憋。混沌的、不男不女的状态是她和王浪的最佳相处模式。

王浪才走，她就怅然若失；对着电脑愣了几分钟，决定今晚当他不存在，她自己一个人过新年，当即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阳台上的灯也打开，电视也打开。开始收拾房间，心里有气，擦地板时格外有力气，分明知道自己眼里含着泪水，委屈之至，觉得自己从来没被爱过，从来没有！从小到大，都是她爱别人，千辛万苦，各种心碎。全错了，她很少被人善待过。

搁下拖把，一个人坐到沙发上抽泣。电视里正在直播新年庆典，阳台外的夜空，烟花升起，她痴痴看了好久，眼里有奇妙的光，那是灯光、泪光、电视的光、烟花混杂在一起，一个人的感觉异常明显。

广州的烟花未熄，北京的烟花又升起，还伴随着钟声，那是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中华世纪坛的新年庆典，现场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电视里的光映得家里的光都暗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