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两个强大而固执己见的人发生冲突时，最好站得远远的。如今我们已在超过两个世纪的距离以外，正好处于最佳位置，可以好好品味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与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爆炸性碰撞。

1745年圣诞节，拉什降生在离费城不远的地方。他被传播福音、勤奋工作的母亲抚养长大，15岁时便投身于医学。从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他就跟随费城的顶尖医生们学习。费城学院在1749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是美国沿海地区的第一所医学院，不过即使在最忠诚的爱国者眼中，它也并非医学的顶峰所在。拉什在那里接受教育，并继续精进。1766年后，他来到爱丁堡，在英语世界最顶尖的医学院学习了2年。他在巴黎和伦敦各待了一段时间以完成学业，之后便回到费城，很快就被聘为教授。

在回到美国后的5年之内，拉什就已树立了自己作为政治家与医生的声望。作为早期的废奴主义者，他通过亲身行动与笔头讨伐与奴隶制对抗。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大获成功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正是在拉什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编辑与定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革命。同一年，30岁的拉什被推举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了《独立宣言》（由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主笔起草），并娶了另一位签署者的16岁的女儿。

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拉什表现出甘愿为良知失去生命、丢掉朋友的决心。他随大陆军行进，在许多重要战役中提供了医疗支持。在特伦顿，“战争第一次对我展示出它的惨绝人寰”。此后，他又去了普林斯顿（并在那里目睹了分属战役两方的朋友的死亡）、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并随军队在福吉谷度过了冬季休整期。拉什向华盛顿写信，抱怨约翰·希彭（John Shippen）——拉什过去在费城的老师，如今任军医处处长——对部队医疗服务的组织方式，于是希彭被解雇并上了军事法庭。随后拉什又写信给弗吉尼亚总督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提出华盛顿不能胜任现在的总指挥官职务，应当被免职。这次拉什可栽了个跟头，不得不离开军队返回家中。他的下一场战役开始于1793年，黄热病侵袭费城的时候。

当时威廉·科贝特也在费城，但他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他写道：“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时候不在拼命谋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把吃芜菁籽的鸟儿赶走，还有吃豌豆的白嘴鸦。”那时候他还很小，刚能爬过篱笆。1774年，在11岁时，科贝特便下定决心要到位于伦敦市郊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工作。他要去邱园工作的决定是一时冲动。11岁的科贝特从他父亲在萨利郡法纳姆的农场出发，步行了35英里（约56千米）来到里士满附近的邱园。他草率地用自己的便士买了一本书，而不是食物，这就是他这次冒险的意外收获。“这本书的书名太奇怪了，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我带了三便士，但买书之后我就没有晚饭吃了。”科贝特选择了书与挨饿。这本书是《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关于宗教、医学、政治与压迫的讽刺文学。根据科贝特后来描述，对这本书的初次阅读“有如智慧的降生，我一直这么认为”。9年后，他一时冲动加入了军队，并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追求阅读的爱好。被派驻到加拿大时，他已自学成才，当上了军士长。但科贝特总被身边的腐败和不公激怒。有一次，他收集了一些军官挪用公款的证据，却发现他们密谋要毁灭证据，并污蔑他叛国。他在1792年3月带着新婚的妻子逃往巴黎，在那里过了6个月快活日子，随后革命的杀戮和即将与英国开战的预期让他再次逃亡。这回，他选择了美国。

最终，他来到了费城。1793年，这里还是美国的首都，如果加上周边郊县，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拥有4万甚至5万人口。在这里很容易获得医学建议，你要是想找个拥有医学学位的人，就有80个完全合格的医生可供选择。

本杰明·拉什就是其中一员，他也是指明1793年黄热病暴发的第一人。黄热病会引起发烧，典型症状是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现在已查明是由某种蚊子传播的病毒引起。从1793年7月起，就有人因为此病在肮脏的海滨接连倒下。这些人往往最穷困潦倒，他们的死亡引不起多少关注。8月，拉什开始在自己的患者中发现这种病例，在此触动下，他向同行们询问他们最近的病案。当听到黄热病正在变得流行时，拉什指出事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他的观点并不受待见，拉什“立刻遭到了各方的嘲笑和攻击，认为他杞人忧天”，而事实是这座城市在1699-1762年已多次遭到疾病攻击。幸运的是，拉什博士没有被这种排斥的声音吓退，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既收获了尊重，也招致了骂名，而他和科贝特一样，都热切地期望为人们带来改变，也愿意与他们抗争。监狱改革、穷人的免费教育、妇女权益及友善对待精神疾病——拉什的许多目标都很崇高。吸引他的是它们的可资追求的价值，而不是可操作性。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就值得推动，哪怕并无胜算，但不试试怎么知道。“正如美国在和平时期设立了战争办公室，”拉什在他的一次宣传活动中宣称，“同样，也应当在战争时期设立和平办公室。”当然，这从未实现。

尽管拉什曾在爱丁堡、巴黎和伦敦接受过教育，但他感到欧洲的学说并不适合美国。旧理论在新世界似乎缺乏力量：药物好像没那么有效，而他曾被教导相信的医学理念也没那么准确。正如许多前人一样，拉什脱离了这种原本可能大有作为的认识，反而将其演化成了灾难。他没再质疑这些理论的价值，并发掘更好的方法来检验它们，相反，他构想出了自己的理论。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发烧。拉什曾经学过，发烧可能代表多种不同的疾病，但他却将发烧本身当成了一种疾病。据他判断，这和热乎乎的血液显然有着某种关系。“我曾经正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发热。不要惊讶，先生们，跟上我，我会告诉你们世界上只有一种疾病。”就理论本身而言，拉什的理论并不比那些教过他的苏格兰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更有效或更没用。从某些角度看来，它们也没什么不同。真正关键的是他运用理论的方式。

黄热病前一次占领费城是在1762年，那时拉什正在医学院上一年级，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就没有对此形成什么印象。现在情况可不同了。在拉什看的前5个黄热病人里，一共死去了4个。以当时的标准看来，他们接受的治疗相当温和，就是用一点儿水银来加快排尿和腹泻（两者都让他们更难存活）；接着再用点儿泻药，让腹泻更加重些（脱水也更加严重）；最后，似乎是要对医疗措施进行些许补偿，他们被安排进一些饮食。

5人中死了4个，这让拉什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上帝总会提供治愈方法，只要有人足够虔诚、足够勤奋，就能找到它。拉什斗志昂扬，阅读了所有关于黄热病的文章，并找到了一名50年前在弗吉尼亚工作的医生对此的描述。这位医生对他的病人进行了尸体解剖，报告说他们的肚子里全是血液。

拉什灵光一现：发烧是由血液引起的，是因为血液太多。黄热病的特点就是病人的出血症状——从鼻子、牙龈、小伤口流出，在内部则形成淤青，进入内脏。他们显然是由于血液过多而死！前进的道路明白无疑，他便带着先锋精神公开宣布了这一发现。

与其在9月初流行病到达顶点时大出血，我更倾向于进行频繁、少量的放血，我看不出一次放掉500~600毫升血液会有什么不妥。我曾给很多人在5天内放掉2100~2400毫升血，有些还要放掉更多。

2400毫升血大概是一个男人全身血液量的一半，如果是女人，则还多于一半。拉什说，被他放过七次血的病人中没有一个丧命的。一位评论员指出这并不奇怪，因为放血一般是一天一次，而黄热病发作期就是在7到10天之间。而且不难发现，对于能挺过拉什医生七轮放血的病人来说，传染重病之类的东西简直太温和了，根本打不倒他们。

人们开始逃离费城。随着疾病流行，将近半数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在染上疾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因此死亡。当代有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出了拉什的病人数据，结果发现他们的存活概率要糟糕多了，只有大约一半活了下来。

拉什从未丧失过勇气，誓要沿着他面前的道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这让他成为陷于危险境地的少数派。在留下的医生中，有10人死亡，有一段时间除了拉什之外，只有两个医生还活着留在城里。疾病越是肆虐，拉什的信心越大，他相信自己手中握有拯救苍生的力量。“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强悍，”拉什训诫道，“所以相应的，美国的疾病也比欧洲的疾病更强悍；要治疗美国人，就得靠英勇的美国医生实施独一无二的强力药剂。”他把开给病人的水银和泻药剂量加重了十倍，并建议放掉他们的大部分血液，多至全身血量的80%。9月的某一天，他感到自己也病了，便吞了一些泻药，叫同事来为自己放了约500毫升血。第二天，他觉得恢复了些，又回去照料病人。他们的鲜血淌满了拉什房子的前院，苍蝇在上面挤成一团。“看着我的治疗大获成功，”拉什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庄严愉悦。”在黄热病围困这座城市的近百日期间，城中人口锐减，有超过4000人死去。

疾病流行期结束了，拉什的愉悦却还在继续。他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所谓的“耗竭疗法”成为拉什大力宣扬的内容。他解释说，它几乎能应用于任何疾病，但对黄热病尤为有效。由于费城在此后数年间每年都会有传染病暴发，他就有理由尽力说服人们相信他这一发现的价值。

拉什的使命感熊熊燃烧，这既是出自他的宗教职责，也因为他相信，新世界会为高瞻远瞩的人们提供征服自然界局限的机会——这尤其需要责任心，而其他医生“在治病过程中过度依赖自然的力量”。拉什认为所需要的只是行动，将新美国人在政治中的决心运用到医学实践中来，这是一种“英雄、无畏、勇敢、雄壮、爱国”的决心。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后来以一种半是咒骂半是同情的口吻描述拉什的工作：

他的内心永远处于一种欣喜自得的状态，这来自他所参与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不禁感到大自然也已经被《独立宣言》撼动，而美国人的医术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尤其是他自己在治疗中所展现的才华。

威廉·科贝特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在1793年之后写到了这次黄热病大流行。“不管是什么病，”他指出，“让一个人流血致死可不是最好的救命方法。”拉什的做法令他震惊，他以自己的讽刺报纸《箭猪公报》（Porcupine's Gazette）为武器投入了战斗。毫无疑问，科贝特的愤怒部分是源于拉什的政治主张，因为拉什与杰斐逊一样，为了赞美法国大革命的斗争理想而忽视了它最黑暗的部分。科贝特曾经亲眼见过巴黎的大屠杀，当另一场并无必要的杀戮发生之时，他可不想保持沉默。如果说拉什善于用柳叶刀一刀见血，那么科贝特的笔也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声势都站在科贝特这边。《箭猪公报》“是美国读者范围最广泛的报纸”，这对于一份主编为英国爱国人士的出版物来说可谓成就不凡，况且其尖锐的讽刺性观点也十分英式。甚至连乔治·华盛顿也读这份报纸，还寄给他的朋友。“就包容一个英国人的粗野吧，”他对一位朋友说，“他总会有些强烈、粗俗的言辞，还想就很多事实获得官方信息；这也不是坏事。”

科贝特嘲笑拉什对水银的使用，并指责他用毒物和失血令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丧生。“拉什医生对黄热病的疗法从不失手，让你必死无疑。”他写道。诽谤诉讼随之而来，拉什在1797年秋天将他告上了法庭。不过庭审被拖延了很久，这或许是拉什的其他敌人所为，他们热衷于将他的难堪公之于众，想让他再多煎熬些时日。

科贝特的攻击成功地毁掉了拉什的医生生涯，却没能达到更好的结果——让他有所进步。杰斐逊曾经给拉什写信说过要宽容对待持不同意见者，“一个人有着那么多可敬的品质，为什么我们要仅仅以政治见解、宗教、哲学或者其他东西来分裂彼此呢？”但科贝持和拉什彼此都热切地想要改变对方，这种观点对他们双方都毫无吸引力。

12月12日，星期四，那是弗吉尼亚寒冷的一天，华盛顿在雨雪冰雹交加中绕他的农场骑行，回来后没换湿衣服就吃了晚饭。第二天，他感到不舒服，便安静地在家中待了一天。晚间，他在睡前大声为妻子朗读。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华盛顿把她叫醒，告诉她自己感觉更不好了。星期六早上，华盛顿叫他的庄园主管给自己放血，这个人给他放掉了大约三分之一升鲜血。午饭前，第一个医生来了，又给华盛顿放了两次血，这次放掉了一又四分之一升。晌午时分，第二个医生到了，这次给华盛顿放了整整一升血。水银让他腹泻，多次服下的药物令他呕吐，滚烫的杯子覆在他的肌肉上，吸出充血的水泡。

华盛顿身上大约共有5升血液，其中超过一半都通过放血流失了。呕吐、腹泻和水泡让他进一步脱水，比初始不适时的发烧与炎症造成的更甚。到星期六快结束时，挤在华盛顿床前的医生注意到他的血似乎有些异样。当切开一条静脉或动脉时，血液不再汩汩流出，而显得很黏稠，只能缓缓渗出。

“不必麻烦为我祈祷了，”华盛顿告诉他的医生，“让我安静地去吧。”星期六晚上10点刚过，他死去了。

威廉·科贝特在次年2月的文章中，估算放掉的总血量达到“108盎司[盎司既是重量单位又是容量单位。1盎司≈0.03升。——编者注]，也就是9磅[磅是英国和美国的重量单位。1磅≈0.45千克。——编者注]，换算过来就是9品脱，或者1加仑[加仑是一种容积单位，又分为英制加仑和美制加仑。1加仑（美制）≈3.79升，1加仑（英制）≈4.55升。——编者注]又1品脱！！！”他觉得这里值得用上几个感叹号。他有充分理由不顾自己的理智，而尊重自己的情感表达。华盛顿成功地带领美国击败了杰斐逊等亲法共和主义者的努力，与英国建立起和平关系，对科贝特来说，他就是英雄。而华盛顿的死就算不完全是医生的照料导致，也与他们脱不开干系。

令科贝特的怒火倍加炽烈的是，在华盛顿去世当天，拉什对他的名誉诉讼有了结果。“当庸医们纷纷嚷着通便、放血，”科贝特的律师在法庭上说，“这世道就真是不妙了。”法官在几年前遭到过科贝特的笔伐，并在这次判他败诉，判定拉什应获得5000美元的伤害赔偿。科贝特指出，这超过了美国建国以来所有同类案件的赔偿总和，他因此逃回了英国。

但在回英国之前，科贝特又驻留了一段时间，用于攻击华盛顿所接受的医疗措施，同时就他对拉什的批评收集证据，召集民意。他弃《箭猪公报》不用，而在新的刊物——针对性地起名为《拉什之光》（The Rush-Light）——中着重调查了费城的官方死亡记录。科贝特注意到，当拉什开始宣传他的壮举一般的放血理念后，死亡率显著增加了。

存在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科贝特和拉什可以坐到一起，承认他们在放血的作用方面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并设计一个试验来终结他们的争论。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精力充沛地追求着自己所珍视的许多目标，都对自己不借助试验就能推导出真相的能力深信不疑。恰好科贝特是对的，拉什是错的，但更关键的是，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念接受检验。“与其错误，不如无知。”杰斐逊在其1782年的《弗吉尼亚杂记》（Notes on Virginia）中写道，“比起相信谬误的人，什么都不相信的人离真理还没那么远。”对于那些认为强硬的看法比不确定及怀疑更显男子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教导可不那么中听。

几年后，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1803年找到拉什，想向他学习一些医药知识。杰斐逊派他过来，是想让刘易斯为他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一起横穿美国去往太平洋西北岸的历史性壮行做好准备。拉什给刘易斯准备了半磅鸦片、催吐药物、50打以水银为主料的泻药、1磅水银（在染上性病时口服或直接注射入阴茎）、50磅秘鲁树皮和2磅用动物油脂、蜂蜡及松木树脂制成的药膏。拉什所给的水银在这次远征中用掉了大半，以至于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们当时的驻扎地还因为如厕处的严重污染而清晰可辨。其中的寓意并不是说医生曾经做过愚蠢的事，而是说如果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那么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会沦于失败，而这些失败会害死他人，玷污历史。放血与水银疗法虽已过时，但不加检验的肯定与过度自信却仍在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