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突然，”穿白衬衣的美国老人说道，“突然间，一只鸽子从头顶飞过，飞到那片可怕的战场上空。”

大家顿时都不说话了。他突然冒出的这句希伯来语，以及他口中提到的那只鸽子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连那些没听懂他说什么的人也不例外。

“一只鸽子？什么鸽子？”

老人手指着寺院塔楼的方向。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但身材结实，皮肤晒得黑黑的，一看就是美国人，脚上还穿着一双印第安风格的软皮平底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他对曾经发生在此地的那场可怕战斗仍然记忆犹新。“我是绝对，”他郑重地说，“绝对不会忘记的。”不仅因为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对阵双方都疲惫不堪，也不仅因为最终的胜利——“胜利的结果其实让双方都大感意外。”他特别说明——更是因为其中那些微小的细节，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到后来才逐渐被人们理解：头一件，就是那些流弹——也可能都是特意瞄准的——偶尔几次射中了寺院的大钟——“就在这里，就是这口大钟”——大钟随即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很奇特的响声，四下里都听得见，然后逐渐减弱，但是夜色中，余音仍然回响不绝。

“还有那只鸽子呢？”

“钟声很怪，开始非常尖锐，好像大钟自己也受到了惊吓，然后声音越来越低沉，似乎是吃痛呻吟，可还没死呢，就又被下一发子弹击中了。我们一个受伤的家伙说了，‘大钟一般习惯于来自内部的撞击，而不是外面的打击。’”

老人仿佛刚刚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似的，忍不住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雪白雪白的，也只有美国老人才有这种牙齿。

“快说说那只鸽子怎么样了？是什么品种的鸽子呀？”

“我几乎敢打保票，那是一只信鸽，帕尔马赫突击队[帕尔马赫突击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军事力量，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信鸽。当时，双方的战斗已经持续一整夜，直至清晨时分，大概日出后两三个小时吧。突然间，大家就看到那只鸽子飞上天空。”

猛不丁地，他嘴里又蹦出了一个颇为地道的希伯来词语——当然有些口音——但是他用英语说出的信鸽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对应的希伯来语说法要更顺耳，更恰当，尽管他口中的这只鸽子确实是帕尔马赫突击队的信鸽。

“你怎么能确定呢？”

“上面派给我们队伍一名驯鸽师呀，他是一位养鸽专家，还背着一个小鸽舍——反正都是这么叫的。也许他在被打死之前设法把鸽子给放了，要么是那个鸽舍给打碎了，鸽子飞了出来。”

“他被打死了吗？怎么死的？”

“怎么死？战场上的死法可多着呢——随便你选择哪一种：被子弹射中，或者被霰弹片击中；打中脑袋或者肚子，要不就是大腿的大动脉；有时你当场死掉，有时你中弹之后还得拖几个小时才咽气。”

他黄色的眼睛看穿了我的想法。“很来劲，是吧？”说着他轻声笑起来，“我们带着信鸽打仗，感觉跟古希腊时一样。”

2

突然之间，在战场的焦土之上，士兵们看到一只鸽子。这只鸽子从团团烟雾中诞生，穿过尘土的层层包裹，然后飞起来，一飞冲天。鸽子高高在上，她[此处信鸽的代词为“她”，是因为在本书中，信鸽是非常有灵性、非常拟人化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信鸽是故事的主角之一。因此，全书中指称信鸽的代词为“她”“他”或“他们”，指称普通鸽子或其他动物则依然用“它”或“它们”。]的下面则是另一番景象：士兵在呻吟和呼喊，流弹在清冷的空气中嗖嗖作响，子弹画出一道道看不见的抛物线，手榴弹在爆炸，步枪一直在啪啪作响，还有加农炮砰砰发出炮弹。

这只鸽子看上去很普通：蓝灰色的羽毛，血红的双脚，翅膀上有两道黑色，就好像披上了一条祷告围巾。这只鸽子跟其他千百只鸽子一样，甚至跟所有其他的鸽子都一样。只有专家的耳朵才能分辨出她的翅膀拍动得格外有力，是普通鸽子的两倍；只有专家的眼睛才能看出这只鸽子胸部宽阔、肌肉发达；她的喙部向上到前额形成一条直线，一直延伸到头顶，令她浅色的后脑十分丰满，这同样是只有专家才能辨识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样一只飞鸟心中，积聚着一种热望，并因此决定了她飞行的路线，也锤炼了她的体力。只有热爱鸽子的人内心才能体会并欣赏鸟儿的这种热望，但是爱鸽人的双眼已经模糊，双耳被震聋，他的心也已空落而沉寂。只有她——这只鸽子——心中还保留着回家的渴望，这也正是爱鸽人最后的心愿。

高飞，不顾一切要高飞。飞过战场上的鲜血、火焰和一道道烟柱；飞过那些伤员，他们沉默着，身上弹痕累累，血肉被弹片撕裂，被火焰灼伤；飞过那些幸存者，他们的身体虽然完整无缺，但是精神已经被摧毁；飞过那些死者，他们还将再死一次，因为很久以后，曾经怀念他们的人也将死去。

高飞，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在那里，只会模糊听到零落的枪声，痛苦的叫喊声将渐渐沉寂，呛人的硝烟也会慢慢散去。当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死去的士兵，样子都差不多，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而那些还活着的人，则要向这些死者告别，各奔前程。离开战场的时候，他们也不由得纳闷，自己何德何能，就能活下来，而同为一个战壕的战友，怎么有些人就躺在面前，死了呢？难道他们做错了什么吗？这只信鸽继续飞着，向周围瞟了一眼，然后又直盯家乡的方向，就在前方。要回家了，她的心跳有些加快，不过仍然充满勇气；她的眼中虽然饱含恐惧，但是仍然睁得大大的，不会错过任何一点标志性地貌；她那近乎透明的眼睑正努力地伸展着，好遮住那些足以让眼睛失明的亮光和灰尘。她那卷曲的短短的尾羽上有一抹美丽的灰色，这是古老的大马士革血统的颜色。她那小小的圆脑袋里面满满都是回家的渴望和记忆：鸽舍、一间间鸽房、伙伴们的咕咕声、窝里和孵化宝宝时那温热的气息；她还记得一位年轻女士的手在食槽上方掠过，她仿佛都能听到食盒里种子碰撞的叮咚声。她能感受到这位女士的目光就在高高的天空扫过，还能听到她说：“来吧，来吧，来吧”——那声音召唤着她，让她感到安慰。

“不光是我一个，我们都看到鸽子了，”美国老人说，“他们肯定也都看到了，因为就在一瞬间，我们的枪声，敌人的枪声，全部都停了。没有人射击，也没有人扔手榴弹，甚至也没有人喊叫。就在那一刻，大家都用手指指着鸽子，目光追寻着她飞行的方向，因为她做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期盼的事——回家。”

老人说话的时候不停地走来走去，有些焦躁不安，手指深深插进满头浓密的白发当中。“毕竟是信鸽啊，她只知道回家就是唯一的任务。你们在书里面都看到过吧，信鸽起飞之后，要在空中绕一个大圈，之后才能确定飞行方向。但是这只鸽子并不是这样，她一飞到天上，就毫不迟疑地朝一个方向飞去，就像一支离弦的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她是向西北飞去的，没错，按照当时的时间和太阳的位置，就是西北方。她径直飞去，转眼就看不见了，快得超出想象。”

她那么渴望回家，速度奇快，一开始还在那儿，瞬间就消失了，不过几秒钟工夫。把她放飞的那只手垂落到地上，目光仍然死死追随着她，钟声回响不绝，似乎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最后几声叮叮当当又响了一阵，然后一起汇入了那遥远无边的静默之中，此时那只蓝灰色的信鸽也被同样遥远静默的地平线吞没，飞得没影了。天空下的战场上，士兵们又纷纷将手指扣到扳机上，眼睛也回到准星前瞄准。枪声瞬间就噼噼啪啪响起来，士兵又开始咧着嘴呻吟或者大口倒气，有的大声惨叫着呼出最后几口气。

这时那位老人又转向了他那帮朋友，一边四处指点，一边用一口美式英语给他们解释着。“就在那边，松树林脚下吧”，或者说，“就是这儿”。他还提到一辆伊拉克装甲车，载有一挺机关枪和一门大炮，“在这里兜了一圈，好像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他就像一个大方的主人一样随意指着一个地方说：“就是那儿，屋顶拐角那一块，我就扛着枪躺在那里。不过那边高楼上有个狙击手，给了我一枪。”

说着，他弯腰卷起裤腿，给大家展示膝盖和脚踝之间的两处已经变白的伤疤，动作灵活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看到没有，就是这两个疤。小的这块是子弹射入的地方，大的那块是子弹穿出留下的。队伍里的工兵把我背下去，然后又上来替我，结果被迫击炮的弹片击中了。”他转而使用希伯来语，只是为了说给我一个人听。“可怜的家伙，他可比我壮实，块头也大，结果炸成了两半，一秒钟不到就没命了。”

他细细地讲述着当时的情况，这些情景在他心里埋藏了太多年，这一会儿终于释放出来了。那些记忆就像已经被关了很久的老人，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来透一口气，抻抻筋骨，再来看一看当年的这片地方，做个比较。有些记忆已经不太清楚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东西是当年根本就不存在的？还有哪些值得保留，哪些就废弃算了？

“带着鸽子上战场的那个人呢？”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问下去，“就是那个驯鸽师，你说他给打死了，你看清楚他到底死在哪里了吗？”

老人转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那双黄色的眼睛就像狮子的眼睛。他用一只晒黑的大手搂住我的肩膀，举起另外一只大手，也是晒得黑黑的，指着空中。我能看见他手背上的老年斑，指甲都变成黄色的了，手腕上戴一块船员用的银表，倒是配得挺漂亮，白色的衬衫袖子整齐地卷到胳膊肘上面。我很容易就想象出这样一只手肯定能做很多事情：抓握步枪啊，拍拍孙辈的头啊，捶拍桌子啊，还有摩挲感受纤腰和大腿啊。

“就是那儿。”

我突然感觉浑身是劲，特别精神。老人看着我，似乎是父亲盯着儿子看，是父亲的手在抚摸我，从后脑勺到肩膀——指导着我，给我力量和支持。

“在哪儿？给我指清楚一点。”

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倾向我这边，就跟平常我身边那些高个子跟矮个子讲话时的动作一样。“就是那儿，你看到草坪边界和坐在秋千上的小孩了吧？就在他们之间。当年那里有一栋石头搭的小屋，也就四五英尺[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048米。]见方吧，跟花匠的工具棚差不多大。我们当时就驻扎在修道院的小房间还有院子里，而另外一个连队的人就集结在那边那个楼里，就在这条道的另外一边。要是有人敢从任何一栋楼里往外探头探脑，那辆装甲车就会轰了他。但是那位驯鸽师——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反正他就是从楼里出来了，到了那个小屋那里。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就是在那里发现他的。”

3

我没有继续在那边逗留，就带着那些人坐上了“巨兽”——我的那辆雪佛兰大越野，我太太给我买的，绰号也是她给取的。我们驱车前往耶路撒冷的德国殖民街区。

现在我开始觉得十分疲倦，这个小团比一个大巴士的旅游团还要麻烦，要求还要多。我们一早从特拉维夫开始行程，然后到达胡尔达基布兹[基布兹：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类似“人民公社”，其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并给他们讲述了该农庄因之而得名的护卫队的故事，接着又在哈雷尔观测点稍作停留，简单吃了点三明治作为午餐，之后又在被命名为伯玛公路的山间土路上颠簸，到达了哈马斯雷克以及沙尔哈盖河谷口要塞，然后又是各种眺望观赏，各种解说。

我从那里带着这个团又去了位于吉亚塔纳维姆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公墓，接下来进入耶路撒冷，到了这个修道院，然后就遇到了这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一路导游的这个团一共六个人：最年长的一位是参议员，他的助理、顾问，还有三位商人，他们都是外交部邀请的客人。没想到参议员过去竟然是帕尔马赫突击队的一员，而且还参加过此地的战役，本来是应该由我来描述这场战役的，但他却描述得更生动。更大的惊奇还是他突然想起来那只信鸽的事情。

“你认识他吗？”我问。

“认识谁？”

“就是你之前提到的那位驯鸽师。”

我从“巨兽”的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的整张脸。“也不算认识，他不是作战部队的成员——他到我们旅就是为了安排一间可以参与战斗的鸽舍。大家都说他是一流专家，从孩童时期就开始驯养鸽子了。”

他双眼还是那么有神，没有一丝浑浊，那目光依然紧紧地盯着我，就像刺山柑枝干上那些钩子一样的尖刺。“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还有好多朋友死在了战场上，而且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在德国殖民公墓前方的红绿灯路口左转，这条路上人多车也多，因此我的车开得很慢，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讲述：利乏音人和腓力斯丁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先生们，请留意镌刻在门口的《圣经》中的诗行。那边就是耶路撒冷老火车站，虽然现在这个车站已经停止使用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去特拉维夫的，还是蒸汽火车呢，你们信不信？”

隆隆的火车一路开得很慢，经过山谷中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铁轨弯道时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记得，在车上能够看见国境线那边阿拉伯人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园子，都是被精心照料过的；还有阴沟里面聚集起来的水花，像肥皂泡一样。有风吹过火车头的时候就会扬起灰尘，落在乘客的头发上。不过大家拍打灰尘的时候都挺开心，我们快到特拉维夫了，就要回家了……

我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有面包、煮老的鸡蛋和西红柿，坐火车时你总是给我们带上这些吃的。我的脑门会一阵阵发抖——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门就在发抖——因为你会把鸡蛋在我脑门上磕开，这是你最喜欢的游戏。“啪！”你总是这样一边喊一边哈哈大笑。每次我都会吓一跳，每次你也都会大笑一阵。你的手指捏起一小撮盐撒在蜡纸上时窸窣作响，这声音我也记得。还有你用童声的变调唱的那首小歌：“火车头，隆隆响，轰，轰，轰／坐到椅子上呀，说得就是你！”我还记得你总是满脸笑容，那是高兴的笑，因为我们离耶路撒冷越远，也就离家乡特拉维夫越近了。

他们当然相信这一点，怎么会不信呢？整个旅游行程安排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每到一个地方，三明治、咖啡和果汁都准时供应，这样的服务也增加了导游讲解的可信度，看来他对当年事件的回忆所言非虚。在电影资料馆的咖啡厅里，桌子照例已经给他们预订好了，可以看到他们所期待的日落和风景。如果有人对历史遗迹和传说感兴趣，可以看到那边有锡安山，再过去一点就是大卫陵墓；窗户下面则是著名的苏丹池，还有古老的阀门“滋润了焦渴和憔悴的人”。

再往那边看过去——落日余晖中，摩押群山都被罩上一层金色。“没错，它们离得太近了，简直是触手可及。摩西就是站在尼泊山那个地方，俯视着那片应许之地。他也觉得距离很近，不过是从对面那边。”

“也许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团里一个商人看着这一切说。他穿着一件很滑稽的猎装马甲，到处都是口袋的那种，一般旅游者和外国记者在中东地区东奔西跑时都爱穿这种马甲。“这里什么东西都太小，距离太近，造成拥挤，结果你们无论站在什么地方，朝哪个方向，看到的都是所谓名胜古迹，层出不穷啊。”

导游——就是我呀，妈妈；中规中矩地做了回答——当然要加上“的确”再补上一句“你说得对”，让他高兴高兴。没错，这个地方那么小，那么拥挤，到处都是人，每一步都充满了故事和回忆。“关于犹太传统的事儿，我还知道不少呢。”他说，然后就指着欣嫩谷，也就是“地狱”，开始大讲特讲，历史和词源，真相和寓言都掺杂在一起。他还拉拉杂杂地说到那里曾经举办过的电影节、圣经派信徒的墓地、奉献给火神的儿童祭礼，接着又突然问是谁点了冰咖啡，似乎是祭坛上那些献祭的小孩喊叫起来。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把这个尊贵的小旅游团送到了大卫王宾馆，某位以色列议会中的大人物——“实际上他是来自反对党的”，负责安排这次旅行的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么告诉我——要在那边请他们吃晚餐。之后大人物还要发表一个演讲，并回答该代表团就当前世界局势提出的一些问题，“因为外交部长不仅同意让他们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且还坚持必须要这样做”。

我上楼进入给我安排的房间——可不是每个旅游团都能给导游提供这样的待遇——冲了个澡，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铃响了六声，我也松了一口气：还好没人接；看来里奥拉不在家。或许她在家，知道肯定是我的电话，所以才故意不接的。说不定，这个电话自己都有灵气了，能辨认出我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然后就自顾自地决定当我不在，干脆一声不响了。

“喂，”我喊了一声，“喂……”我又接着说，“是里奥拉吗？是我呀，你在吗？拜托接一下电话好不好？”

不过听筒里传来的答话声——冷静而礼貌的腔调——却是我自己的：“这里是里奥拉和雅尔·门德尔松的家，我们目前无法接电话”，接下来的声音就是她的了——嘶哑的美国腔挺迷人的，“请你在嘀声之后留言”，听起来有点不耐烦。

我挂上电话，又打了蒂扎尔的手机。她接电话的时候从来不说“喂”，有的时候说“什么事”，有的时候说“请稍等一下”，然后我一般都能听到她给其他人下各种指示，我就那样听着，很开心。

“好吧，”她终于说道，“现在该你说了。”

“你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来呢，蒂莱勒？他们给导游安排的房间里面有一张超大的床，今天又是一轮满月，隔窗就能俯瞰老城的城墙。”

“是你啊，宝贝儿？我还以为是公共工程部那个讨厌的工程师呢。”

蒂扎尔不爱叫我的名字，她有时候叫我伊莱勒，我们俩小的时候，她爸爸就是这么叫我的——“瞧，这不是伊莱勒和蒂莱勒嘛”，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起，他总要喊上一声——也有些时候，她会亲热地叫我“宝贝儿”。

“就是我，也算个讨厌的家伙吧。”

她大笑起来，现在她可以确信：的确不是那个讨厌的家伙，而是这个讨厌的家伙。听到蒂扎尔的笑声，我就特别开心。她是因为我而笑的，我把这笑声看作是对我的赞许。

“你在哪里呢？”

“大卫王酒店，怎么样，你来不来？”

她又笑起来。说我这个提议不错：她和我和一张大床，窗外看得见圆月和老城墙，的确很有诱惑力。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在海法湾那边有个工程要浇注水泥，她和国防部的人还有两个会要开——一个是跟建设处的蠢货开，另一个和财务处的人开，那倒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希望你我能有机会在咱们的房子那边见个面，因为还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一起拿个主意。”

我假装没注意到“咱们的房子”这个词，随口问她到底有什么事需要拿主意。

“还不就是那一套：地面用什么地砖，窗框要什么材质的，还有墙壁要涂成什么颜色。不用担心，我来做决定，不过你一定要在场。”

“明天可以，我把这些美国人安排好，然后就可以去了。”

“他们怎么样啊？”

“你绝对想不到，其中一个竟然曾经加入过突击队。”

“你爱我吗？”她像是在开玩笑地问。

“爱。想你。”我赶紧回答，好堵住她下面的一个问题，她总是接着问：“那你想我吗？”

“我们的装修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你要听吗？”

“这个突击队员冷不丁告诉我一些故事，我得给你讲讲。”

“故事都是应该上床的时候讲的。”

“我就在床上啊。”

“我是说咱俩一块躺床上的时候，不是光你一个人。明天晚上吧，我们一起迎接满月升起，然后你把一切都讲给我听。记得给我带一个格里克小卖铺卖的那种煎蛋三明治——让他们多加点盐，还要在烤架上撒一些辣椒一起烤。跟他们说是我要的，别忘了告诉他们：这个三明治可是迈沙勒姆·弗莱德的女儿订的！”

我穿好衣服，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决定不去参加当晚的那个晚餐了，也不和议会里反对党的那个大人物见面了，管他有什么不同观点呢。我脱掉衣服，爬回到那张大床上，面对着满月和老城的城墙，打了个盹，不过老是有点心烦意乱，醒了以后感觉比刚才还要累。我就干脆起床穿好衣服，到楼下的酒吧去了。

4

底层大厅的一个角落里，那位“老狮子”正歪在一张扶手椅上等着我，他很有精神，身上有一股须后水的味道。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目光还有他的手表都显得格外闪亮，浓密的白发藏在一顶帽子下面，满脸沟壑纵横，花白的眉毛竟然根根直立。

“我一直等着你呢。”他起身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出于礼貌这样做，还是想提醒我他各方面都比我强——从年龄、身高和阅历来看都是这样。他能看到的，我却一片茫然；他能听到的，我却只能想象；他的大脑里装满了各种清晰的记忆，我却只有揣测和推断。

“他们保证过，我带的这批人是来自美国的重要代表团，”我对他说，“他们可是完全没有提到团里有人曾经在帕尔马赫突击队服过役。”

“我想要谢谢你，”他说，“从那次战斗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当年那些地方了，我觉得故地重游实在很残忍。”

“不过，总归不如当年战斗中的情景残忍吧。”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历战斗反而更容易。那时我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随时准备战斗，迎接一切挑战，而且很快就能恢复。我就是战争最需要的那种士兵：不仅没有啤酒肚，而且没有脑子，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回忆。”

“那么今天哪个地方最让你难受呢，公墓还是修道院？”

“是修道院。公墓至少有一点好：他们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过去我还一度为此感到羞愧，不过现在没这感觉了。”

“他也埋葬在那里。”我说。

“你说谁？”

“就是你今天跟我谈论的那个人，那位和你们一起参加了战斗，后来阵亡的驯鸽师。”

“喔，是宝宝！”他叫了一声，“这正是我在这里等你的原因。我就想告诉你，我想起来，当年我们都叫他宝宝。”

“那当你想起他名字的时候，你能想起他长什么样吗？”

“你说他的脸吗？不太清楚了，只有一个整体形象——非常模糊，完全看不到五官。不过那肯定就是他。我们叫他宝宝，因为他很矮，而且胖嘟嘟的。当时还有从约旦河谷来的人，告诉我们宝宝也是他在学校和基布兹时的绰号。他老是忙忙碌碌地照顾那些鸟儿，而且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鸽舍，唯恐吓着他们。他还跟我们解释过，鸽子一定要爱自己的窝，否则他们就不会想着回家。你真是想象不到，我现在一边跟你讲着，一边想起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大名了。”

就跟在修道院那次一样，他又俯身看着我，尽管他已经八十岁了，但是他身上那种捕猎者的气场依然强大。不过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一股巧克力和薄荷的味道，嘴巴里的酒气，若隐若现的须后水气味，三分熟牛排的味道——就是外面烤得略焦，里面还有血丝的那种牛排，他肯定不抽烟。我灵敏的鼻子还告诉我，他的衬衫刚刚用象牙牌香皂浆洗过，我妻子的内衣也用这种香皂洗。不过香皂的味道掩盖不了他身上的那种战场气息，混杂着烟火味、喧嚣道路上的尘土气，还有营火的余烬。

“这真是十分神奇，你明白吧：我越来越老，也越来越糊涂，但是反而有很多事情都想起来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一个晚上不在忙碌，而且分工明确：没有直接冲到战斗前线的人就给那些再也不能活着回来的人挖坟墓。我现在还能听到回荡在山谷中的镐头的声音，就是金属碰到石块的叮当声，比枪声还清楚。你就不停地挖呀挖呀，根本不敢仔细去想到底是在给谁挖坑。他偶尔也会分配到挖坟墓的任务。”

“谁会分配到？”

“宝宝呀。一直到修道院里开火打起来的时候，他才加入我们的，之前他就给那些前线的士兵挖墓坑。等清晨那些家伙的尸体给拖回来的时候，墓坑应该已经挖好才行。死人最讨厌等待了。”

太奇怪了，我忍不住想：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话很多的那种人啊。但是现在他似乎要清空他心中淤积许久，一直等待清除的那些记忆。我回想起一个故事，还是我十几岁时你讲给我听的。你说词语产生和增加的方式有好多种：有的像阿米巴原虫那样不断分裂而成；有的则是不断冒出新芽和分支。而对于眼前这位老人，那些字母随着他的记忆涌现而不断组合汇集成词语。

“那么你呢？你是作为美国志愿者来参加战斗的吗？”

“什么话？！你这是侮辱我的希伯来血统！我可是皮塔提瓦市土生土长的，现在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呢。我是接受过洁净礼的正统犹太教徒，后来进入农业培训学校，然后是替补队，最后进入著名的帕尔马赫突击队第四营“突破营”。从你今天给我们做的讲解来看，你跟我一样熟悉这些地方：卡斯特尔要塞，克洛尼亚村，河谷口巴布伊尔－沃德，当然还有卡塔蒙地区。战争结束后，我没考上以色列理工学院，所以就到美国去学习工程学。然后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女孩，并且在她父亲的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

“他的外号真的就是宝宝，”我插嘴说道，阻止了他滔滔不绝的回忆，“而你今天下午提到的那只鸽子也的确就是他的。”

“我看你对那位驯鸽师很感兴趣啊，”这位来自美国的帕尔马赫老兵说，“你认识他吗？”

“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那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呢。”

“那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是对信鸽感兴趣，”我告诉他，“也许是因为我带着观鸟团在全国寻找迁徙鸟类这一工作的缘故吧。”

他眼中金色的火苗慢慢变成蓝色，满脸皱纹也松弛下来，表情也和善了许多，就好像他希望能详细述说更多的东西，甚至不知不觉把这样的叙述当成是一种安慰——解释一切，然后让心中的伤口愈合。

“修道院的那场战斗，我们勉强取得胜利，”他说，“其实伤亡也十分惨重，还有几个可怜的修女也被打死了。幸存的那些修女中还流传着一个战斗笑话：说修女们跟我们一样，为耶路撒冷而死；而且，她们死的时候保持着童贞，也跟我们一样。我们打了整整一夜，清晨初升的太阳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鼓励和希望，反而让我们感到绝望。白天的阳光下，我们看到地方上不断有补给过来，还有装甲车，上面有一挺机枪和一架加农炮。更可怕的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伤员伤口的颜色，并且明白谁能活下来，谁会死掉。伤员太多了，大家都开始在想，要是万一收到撤退的命令怎么办：我们到底应该带走哪些伤员？那些带不走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安置？然后，就好像上天赐予的奇迹一般，发报机又能正常工作了，传来的信息说阿拉伯人突然匆忙地从整个地区撤退了，而且由他们的司令官在前面带队，因此我们只要能再多扛一会儿就行。我真不知应该怎么跟你说，反正最后我们赢了，不过这场胜利很少见，因为胜利者比失败者还要惊讶。”

“这个嘛，至少你们为此很开心啊，对吗？”

“我们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庆祝胜利。大家爬起来，开始组织清理战场的工作。突然，修道院的一扇大门开了，三名修女走出来，其中两名把死去的修女的尸体往寺院里拖，而第三名——这一位上了年纪，个头较矮，简直是个侏儒，身上的黑袍一直拖到地上——走到我们士兵中间，手里还拿着一瓶水和几个水杯。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我们，所有的伤员和死去的士兵，而这位修女就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递给我们水喝，就好像我们都在一场鸡尾酒会上一样，‘尼罗，尼罗’，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尼罗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是我方赢了，因为她走出修道院就是为了给胜利者送水。你能明白这点吗？如果我们输了，她就得给阿拉伯士兵们送水了。”

“尼罗就是水的意思，”我告诉他，“这是希腊语。”

“你说是就是吧，”他轻声笑起来，“你是导游，肯定要知道不同的语言是怎么说‘水’这个词的。说不定哪天你要接待希腊观鸟团，他们也会口渴呢。”

“观鸟团不会从希腊到这里来，”我说，“他们一般都是从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那边过来，有的还是从美国大老远过来的。”

但是这位老人责备地瞥了我一眼，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我带他去过的地方，回忆起的过往，以及那些本来不该去的地方。“我们离开了修道院，四处检查一番，希望在满地的尸体中找到我方人员。一开始我们找到一位团长，已经死了，肠子流了一地。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有人叫起来，‘看呐，宝宝死了’，我的天呐，只要说到‘宝宝死了’这句话我都浑身颤抖。”

“你也看到他的尸体了吗？”

“是的，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而且更早的时候我也告诉过你了，但是你要么不愿意好好听，要么就是想多听我说几遍。我看见他就躺在离修道院不远的棚子里，就是现在草坪和秋千之间的那块地方。”

“在棚子里面？”

“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

他显然看出了我眼里的恐惧，所以就赶紧解释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他的尸体仍然是完整的，不是像你刚刚听到以后想象出的那个样子。棚子的四壁也都快被炸没了，所以他躺在那边，腿伸到棚子里，但是腰以上部分都在外面。他身边还有一挺机枪——是汤米冲锋枪——还有很多园艺工具。你要还有兴趣，我还会告诉你，他的脸是完整的，面容平静，双眼没有闭上，朝天上看着。这其实是最悲惨的部分，因为那双眼睛还充满生命力，还在注视着什么。你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吗？跟我现在的想法可不一样。我当时就想，宝宝到底从哪里弄到这么一挺汤米冲锋枪啊！我们前面打仗的士兵用的都是斯坦冲锋枪这种破玩意，射击的时候卡个不停，而他竟然弄到一把汤米冲锋枪。点四五的口径——不管子弹打到你身体哪个部位，你都得死！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说当时身处战场比现在故地重游更轻松了吧？那时还年轻啊，根本想不到别的，就是奇怪为什么他有一把汤米冲锋枪而我们都没有。”

我已经弄不清为什么他会说到这些，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呢：从词语、喝水、我到他脑海里的各种形象。他的脑子到底是怎么转的？他的记忆深处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都发到了美国兵的作战服，是他们二战时候剩下的。原来印制证章和军衔的地方，现在变成一种深绿色。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我都还记得，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却忘了，你信不信？不管怎么说吧，他躺在那里，身上也穿着一件美军作战服，当年这件衣服应该是某个美军中士的，身材应该比他高大一倍。我们抬起他的时候，他的胳膊耷拉在两边，那件作战服敞开着，我们看到了他穿着的内裤——不好意思要跟你说到这些——他的裤腿从腰带处一直扯裂到膝盖的地方，向两侧耷拉着，因此我们能看到里面的身体伤得厉害，血肉一片模糊，内脏什么的都流出来了。”

突然这位美国老人一下子伸出胳膊。“这儿。”他一边说着，手就摁住我右边屁股，然后滑了一圈到了我尾椎骨那块儿地方，不动了。“子弹从这边进去，然后从这里出来……”他的手随着又滑到前面裆部，轻轻按了按。我对他的手掌有些排斥，又混杂着一种舒服的感觉，一时间也不知该做什么。

“或许不止一颗子弹，可能是一梭子呢，因为他的，他的……你们管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希伯来语怎么说了……他的屁股，对，是屁股，已经给打飞了，里面的一切都露在外面，好多好多的血，大腿上的肉都碎了，骨头在外面支棱着。我想他当时努力剪开了裤腿，但是没劲处理伤口，结果就只能这个样子躺着，直到最后咽气。”

“那些鸽子怎么样了？”我问。

他把手从我身上拿开，有一种既悲伤又欣慰的感觉。“他一直背着的那个小鸽舍也给打成了碎片，地上有两只死掉的鸽子。第三只不见了，应该就是今天我们到战场参观时我给你说到的那只。”他随即开始哼唱一首歌的调子，我听了颇为难受，因为这首歌我妈妈过去也经常唱：隆隆的炮声不会再响／到处是废弃的杀戮场。他又说：“那一天很美，很不一样；后来我们才意识到那天是五月一号。竟然就有那只鸽子，飞得那么高，远离那片人间地狱、死亡之谷。幸亏鸽舍被打碎了，要不这只鸽子还逃不出来呢。”

“她不是逃出来的，”我告诉他，“是他把鸽子放飞的，他死以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老人吃了一惊。“谁告诉你这件事的？”

“没有别的可能性，就得这么解释才说得通啊。”

“你说他让她出去是什么意思？为了给总部送信吗？”

“他不是让她出去，”我纠正了他的说法，“他是把她放飞。‘放飞’这个词对鸽子来说才是正确用词，他当时做的就是这件事，如同方舟上的挪亚：‘他放飞一只鸽子，鸽子一路毫不停歇，最后回到了方舟上。’”

“那么他放飞这只鸽子又是为什么呢？后来鸽子怎么样了？”

“他让鸽子飞到特拉维夫他女朋友那里。”

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由来已久了：一双翅膀在我身体里扇动起来，一上一下的，我的双膝颤动，腰腿之间似乎空了，而我的胸口阵阵作痛，咽喉不住地痉挛，似乎都感受到了那双扇动的翅膀。回家，鸟类中的奥德修斯，径直回家。地球巨大的磁力给她指引着飞行的方向，回家的渴望推动她前行，爱意给她发出信号，就好像是落地的信号灯一样：来吧，来吧，来吧，从远方回家来吧。这也是宝宝带着她的原因，她所有的驯化和训练都是为了回家这个目的。甚至她遗传下来的特征——肌肉强劲，身体轻盈，骨骼中空，肺部和心脏有力，有识途能力，有方向感——也都是为了回家。

她身上负载了三重期望：宝宝的期望，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所爱之人的期望，那个时候她已经感觉到了发生的事情；还有鸽子自己回家的期望。回家，回到特拉维夫，回到那片金色的沙滩，回到那片湛蓝的水面，回到粉红瓦片的屋顶。

回家，回到那双盼望她的眼睛那里，那双眼睛正满怀喜悦地仰望天空；回到为她跳动的那颗心脏那里；回到迎接她的那双手上，一只手里抓了一把大麻种子，这可是驯鸽师给的最好礼物，专门犒劳从远方飞回的信鸽，另一只手从她腿上取下小信管。随即是一声可怕的尖叫，宝宝的名字从他所爱之人的嘴里大声喊出，回荡在空中，只听得鸽舍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就是越来越远的匆促的脚步声。

“上帝啊，”这位来自皮塔提瓦市的美国帕尔马赫老兵叫了一声，“你到底跟我说什么？难道这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要做的事吗？难道真的是要让鸽子飞到他在特拉维夫的女朋友那里吗？”

我没有答话，他更加不安地追问道：“那他的信息应该怎么写呢？难道是‘你好，我死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