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去给自己寻找一个家。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正要开枪——射向自己或别人——但是我就要去给自己找个家。我在这个家里可以疗伤，获得安慰，它塑造我正如我建造它，然后我们俩就可以相依为命。

我离开了，只带了一件让人惊奇的礼物，是妈妈给我的，那就是满足她的心愿，也就是她的命令，不过这个命令说出来的时候，字里行间都是遗憾，她说：“带上这个，雅尔。去给自己找到一个家，一个你可以歇脚的地方，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要找个有人住过的房屋，”她指示说，“房子有些年头但是不用太大，稍微修缮一下……”她停了一会儿没说话，喘着粗气咳嗽起来。“你这个家一定要在一个古老的村子里，周围绿树成荫——最好是柏树，不过一棵老角豆树也不错，旁边的人行道上最好有野草从地缝里长出来。”

她解释说：要去一个古老的村子，因为那里一般各种情况都比较稳定，人们之间就算有不和也已经相互习惯；而且这样的村子往往情义深厚——不是那种小情小爱——彼此之间都可以开诚布公，无须打哑谜，也无须相互试探。

“妈妈，歇一会儿吧，”我说，“说这么多话，耗费那么多力气，对你身体不好。”

你躺在病床上，有点喘不过气，还有点不耐烦。柜橱顶上的罐子里插着几枝剑兰，你的秃头上包着一面头巾。“一定要有大树，雅尔，别忘了。吹过大树的风和吹过树苗的风都不一样呢。来，拿上这个……给自己在院子里弄一个淋浴，淋浴时如果能迎着清风、看着风景，就会特别舒服。”

我浑身颤抖着伸出手，接过妈妈递来的东西，一边看着，一边问：“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就是妈妈给的。”

你咳嗽起来，一边痉挛着一边大口地喘气。“趁我还有一口气，还能把这钱递给你，快拿上吧。跟谁都别说，连你弟弟、你爸还有你妻子都别告诉。”

的确就是这些词句：“去”还有“找到”还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地方”。一字不差。在你咳喘的间歇，你提醒我里奥拉在特拉维夫的斯宾诺莎街给我和她买的那所房子并不算是我的。房子和它的女主人，她和她的住所，两者珠联璧合。浅色的宽敞房间感觉就像她这个人；每个恰当的角度，俨然她分明的轮廓；房子是她的财富，粉白的墙壁就像她的身体；窗户之间合适的距离就像她那双间距完美的眼睛。

2

妈妈生病以前，身材颀长，有一头漂亮的鬈发，还有一个酒窝。她生病之后，背就弯了，鬈发也不见了，酒窝也平了。我们为她举行的第一次悼念仪式上，我的弟弟本杰明和我还站在她的墓地旁边时就忍不住开始争论起来：她的酒窝到底是在哪一边脸颊来着？本杰明说是在右边，我则坚持认为是在左边。开始我们只是开玩笑似的，故意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说些难听的话。后来，我们的手打得越来越重，用词也越来越恶毒。

打了赌之后——我们过去经常争论；后来就开始打赌，每次打赌都是在同一家罗马尼亚饭店，还吃着同样的午餐——我们开始问遇到的每一个人，到底那个酒窝是在哪一边，结果是马上出现新的争论，彼此怒目相向，然后还要再打新的赌。我们后来就去查看老照片——既有孩童式的激动又有成年孤儿共有的那种甜蜜的痛苦——我们发现无论哪边脸颊都没有酒窝，左边没有，右边也没有。这个发现让我们非常失望，而且还忍不住有一丝丝上当受骗的感觉。

难道我们都记得的那个酒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许我们根本就是自己编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包括她的微笑、身高、酒窝和鬈发，都是想象出来的？不对，我们的确有妈妈，只不过出现在照片里的妈妈——她过世以后我们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并没有微笑罢了。我们因此明白，我们从照片中看不到妈妈那略大而整齐的牙齿，看不到她略带讥讽时稍稍歪斜的上唇，看不到她的酒窝，也看不到她的那种特别的目光——和“你们爸”结婚的第一年，她的眼中一直是那样的目光。

妈妈和我们提到他的时候，从来不说“父亲”或者“爸爸”，而是说“你们爸”：告诉你们爸我在等他。给你们爸讲讲今天我们在街上都看到了什么。你们想养条狗？去问你们爸，不过别忘了告诉他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小，而她总是称呼他为“你们爸”，我们还以为这就是他的名字呢，所以我们跟他说话或者提到他的时候也用这个词。直到那一天，这个称呼一直都是他的绰号，他倒也不反对，就是要我们不要在陌生人面前这样叫他。

“叫你们爸上楼吃午饭。”每天中午一点半整，妈妈都会秉持着德国人的守时传统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会一路冲下楼梯，到底层的儿科诊所去找他——本杰明那时候三岁，已经上蹿下跳了，而五岁的我下楼的时候还有些磕磕绊绊——我们相互推搡着，大声喊道：“你们爸，你们爸！妈妈叫你回家吃……”

听到我们的喊声，爸妈都笑了，妈妈在厨房里大声地笑，爸爸则微笑着，默默地挂好工作服。偶尔爸爸也会训我们两句：“孩子们，不要在楼梯井那边跑来跑去——会吵到邻居的。”爸爸个子很高，所以我们只感觉他满是金发的脑袋高高在上地摇晃着。有时候，他还会俯身给我们打开那盏彩灯。那是一盏很大很闪亮的灯泡，可以交替发出红色、黄色和绿色的光，爸爸就用它来吸引来诊所看病的小孩子的注意力，还能给他们一些安慰。

现在妈妈已经死了，你们爸也退休了，并且把自己的诊所改造成了一间小公寓。当年爸爸是一名儿科医生，比妈妈大四岁，不过看起来要老上二十岁。有好多次，爸爸都会盯着妈妈看，好像她也是一个小孩，甚至还会轻声批评她一句。天长日久，他就开始制订一些其实并没什么用处的规定，并以此来要求妈妈，比如“今天外面太冷，应该穿什么衣服”，或者“外面太热，应该吃什么”之类的。有时还会加一句“你这次又忘了”，虽然真正记不住的其实是爸爸。有些家庭里，妻子似乎没有和丈夫一起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变老，那些丈夫就会变得跟你们爸一样。

有些时候，她也觉得有必要在家里定一些规矩，不过她定的规矩和他的都不一样。一天，她刚刚吃完第一口饭后甜点，就问了一句：“人一辈子需要什么？”“其实并不多，一点甜食吃吃，有个故事讲讲，再要点时间和空间，一个插着剑兰的花瓶，两位好友，两座小山包，一座用来登顶，另一座用来遥望，还需要一双眼睛，仰望天空，翘首以待。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雅尔。”

还有一次，当时我们已经搬到耶路撒冷住了，你本来正在专心致志看一本书——是本小开本的厚书，封面是亮蓝色，不过我弟弟本杰明认为是灰色，突然你就合上书页，大声宣布：“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当时听到你这么说，现在这声音仍然在耳边回响。“我不能再这样了。”你说了这一句之后，就没再说话，结果我们所有听到你说话的人都无法保持平静了，然后你又打开那本又小又厚的书。我——尽管刚刚过去的二月我已经满四十九岁，像一头老笨牛——再次想起那个遥远的时刻，感到一阵悲伤，因为那本书的封面和书页边缘以及用作书签的丝线的不同颜色——分别是亮蓝、浅粉和深金色——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你眼睛、皮肤和头发的颜色完全一样，但是我记不起书名了。我也没有再看过那本书，没能找到到底是书中哪一句话把你给惹着了，让你说出那样的话来，因此我也没有弄清楚最终让你离家出走的那些念头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冒出来的。

妈妈离家出走的方式完全符合她做事的一贯风格：一个念头慢慢滋长，成为想法，又逐渐成熟，变成了决定，这个时候就没人能够说服她了。她会坐在厨房的大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大张纸，准备在纸上画出两栏。一栏的顶上写着“支持”，另一栏则写着“反对”。比如支持和反对把楼梯井刷成白色的理由啦，支持和反对放化疗啦，支持和反对自杀啦，甚至到底是要吃什么：煎小牛肉排配盐水煮土豆再撒葱丝——就是切成段的细洋葱——蘸黄油，还是吃安息日下午的牛肉派配月桂树叶，她也会找张纸列出一个“支持与反对表”。她列出两个表，用手指计算项目，再反复权衡，之后才会做出决定。有时我也会猜测，你在出走以前到底写出了哪些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想到的却总是支持和反对这种好奇心的理由，然后我就被吓住了，只好放弃猜测。

对我们大家，包括我和我弟弟本杰明，她会这样说：“我支持去海边，但是你们爸反对！”还有当她不喜欢家里某些书籍的作者“写作的时候太享受，或者太痛苦”，要把这些书卖掉或者处理掉时，她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告诉我们她的决定。她用这样坚决果断的方式制订了我们家的家规，这一点我和本杰明是无须打赌的——和那本书封面的颜色问题不一样——因为这部家规现在还有，就在我这里，还可以随时拿出来翻看。

有些时候，我也能展现出让人惊异的速度和决心，这既不符合我的身材，也不像是我的性格。那一天，也就是她去世的那一天，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消息传出来，得到确认，并且不会再改变或者撤销的时候，门铃和电话铃声都响个不停，你们爸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时不时就撞到墙上，而本杰明跟往常一样，不是来晚了，就是忙着什么。我冲过去拿到我们的家规，并且把它藏到“巨兽”的一个设备舱里，从此以后，这部家规就归我所有了。看，就是这个：写在窄幅的浅蓝色信纸上，还是你那容易辨认的希伯来字母的写法：圆胖的pe，花哨的beth，喏，还有这里，细长的kaph-sophit，sameth这个词写得实在太小了，就像一个圆点。

每次我把这件小小的珍宝从隐藏的地方拿出来的时候，我总是会对自己说——喏，就在这浅蓝色信纸上，你的手曾经走走停停，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孩子们要打扫自己的房间，抹干各自的餐具，并且倒垃圾。”“孩子们要给妈妈讲故事，周六上午要给全家人的皮鞋打油上光。”“孩子们要记得给厨房里妈妈种的欧芹浇水。”“父母要让孩子吃饱穿暖，还要教育关爱他们，给他们拥抱，并且不要再生了。”

类似的话还有好多，都在呢。你的手就曾经在眼前的这张纸上沉稳地写着字，有的时候也几乎停下不动，曾经那么温暖，那么鲜活。

3

她是一位非常随和、非常亲切的母亲。除了你们爸叫她“妈妈”而不是她的名字拉娅，或者她的儿子提到她的时候用“她”而不是“妈妈”，或者她粉刷房子的时候被儿子打扰，或者她说了什么孩子们却回答“不对！”这样几种情形，她都很少发脾气。

不过她曾经做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个中缘由。这件事发生在赎罪日[赎罪日：赎罪日在新年过后的第十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还是个“禁食日”，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并到犹太会堂祈祷，以期赎回过去一年所犯或可能犯下的罪过。]当天，当时我们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已经五年多了。本杰明十一岁，我十三岁。过节前一天，我们穿着白衬衫和帆布鞋，去了这个街区的犹太教堂。通常你们爸是不允许我们穿帆布鞋的，因为他担心这种鞋子对全身的骨头不好，具体说就是会影响我们双脚的发育。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节日的风俗，也包括禁止穿皮鞋这一条，让他心软了。尽管他通常不会遵守犹太教的任何一条教规，但是那天他还是履行了斋戒。

“在我父亲的记忆里……”他说道，脸上似乎假装出一种郑重其事过节的表情，这种表情我们其他时候都没有见过。

妈妈、弟弟和我都没有斋戒，不过我们还是按照他的愿望，只吃了一些味道不会飘散到窗外的食物。“这里是耶路撒冷，”他接着说，“不是特拉维夫，所以我们一定要顾及邻居的感受。”

早饭之后，妈妈想用留声机听点音乐，但是你们爸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

“我们会很小声地听，”妈妈说，“你也不用一遍遍地提醒我这里是耶路撒冷，不是特拉维夫，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请求你，拉娅，”你们爸说，“不要在赎罪日这一天听音乐。”他用很清晰正式的方式叫出她的名字，拉－娅，而不是勒娅，只要不是赎罪节，所有人——也包括他——都叫妈妈勒娅。

妈妈把凉鞋的扣系好，戴上她那顶宽檐草帽，草帽的颜色和她的皮肤特别配，缎带是蓝色的，本来她脸颊上就有因为生气涌起的红晕，这下看上去更红了。

“来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谁让咱家里突然冒出一位主教大人呢。这里这么高尚，这么神圣，让人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很吃惊，但很听话——只要说到我们和她的事，“吃惊并听话”就是描述当时情形的最恰当的词，除了本杰明有时会小小地捣个乱——都跟她出去了。我们沿着比亚里克大街走到一个小花园，这个花园的花都是贝特哈克莱姆街区的居民种的，为了纪念他们在独立战争中阵亡的儿子。走到哈鲁兹街以后，我们就向左拐。我们学校隔壁有一片农田——还好这次她没有跳过篱笆，去偷菜地里的欧芹，我们就从农田旁边向下走，到了对面的河谷，如今这里拔地而起的是一排丑陋的旅馆。有的时候我就是从这些旅馆的大厅里接上那些观鸟旅游团，偶尔也会接上里奥拉的兄弟艾曼纽尔。里奥拉家的美国亲戚来这里的时候都是住在大卫王酒店，但是艾曼纽尔比较抠门，所以他一个人来的时候就住在山谷这边某一家旅馆里，这里距离城门很近。

当时，山谷里有一条上山的小道，这条小道颇有历史，还是从前阿拉伯的农民和小商贩以及赶着骡子的脚夫来来回回走出来的，他们沿着这条小道从麦克哈到里夫塔，或者从谢克贝德尔到迪尔亚辛。本杰明还是老样子，又蹦又跳地从一块石头蹿到另外一块上，而我则在后面笨拙地跟着，眼睛紧盯着妈妈的脚后跟。夏天快要过去了，空气中有热热的尘土味道，我很喜欢；脚下的树叶和树枝发出咯吱咯吱声，我也觉得很动听。

米卡谢尔公司的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旁边有一小片已经废弃的果园：里面有两三棵石榴树，几棵葡萄还有无花果树，周围是一排满是尖刺的仙人掌。石榴还没有成熟，而仙人掌的刺却已经开始腐烂了，刚结出的葡萄已经被晒成了葡萄干，但是无花果树已经硕果累累了。妈妈很喜欢无花果，她说无花果应该拔下来，而不是摘下来，所以我们就边拔边吃，突然听到一个过路人冲我们喊道：“你们真不害臊，竟然还吃无花果，今天可是赎罪日！”大概是因为天热，他又施行了高尚的斋戒的原因吧，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要晕倒了。

我弟弟虽然也知道自己做了违反教规的事，但是因为有妈妈在场，加上吃了不少甜甜的无花果，因此浑身是劲，也不害怕，反而有些得意，便大声回嘴说：“你这个虔诚的大猴子！”

妈妈说：“住嘴，本杰明，你不需要回答。”

那个人骂了几句就继续赶路了，我们便走进那家公交车修理场，穿过一条尘土飞扬的小道，就来到一片空地，那里停着一些老旧的公交车，它们会被卖掉或者拆散。妈妈坐在一块大圆石上，开始抛接三块小石头，好像有点走神的样子。我跟平常一样，到处走着，寻找小螃蟹或者甲虫什么的。本杰明还是在一块块大圆石上跳来跳去，他根本不用朝前看，也不用朝后面或者两边看，就可以跳得很好，好像脚底长了眼睛一样。

妈妈抛接了一会儿石头，竟然一个都没有掉。突然，她站起来，毫无征兆地，就把几块石头狠狠地朝着一辆巴士扔过去，一块接一块。

空场原有的静默被打破了，代之而来的是玻璃碎裂的千万声回响。本杰明就站在她身边，我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很担心地看着她，都吓了一跳。她弯下腰，又捡起两块大一点的石头，接着又是两块，统统都向另外两面汽车玻璃扔过去。

“你在干什么，拉－娅？”弟弟模仿你们爸的语气问道。

“接着来呀——你们两个也试试，”妈妈动员我们，“真是太好玩了。”

“真不害臊，竟然打碎车窗，”本杰明说，“今天可是赎罪日。”但是我就照着你的样子，也捡了两块石头，然后都扔了出去。

“你还真有本事啊，”本杰明笑话我，“隔着七英尺都打不中。”

妈妈也大声笑起来，我觉得很没面子，很生气，就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像一条面包那么大。我抱着石头绕到一辆汽车正前方，然后双手举过头顶，用力将那块石头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过去。厚实的玻璃裂了，但是并没有破碎。我感到怒火中烧，同时又体会到一种快感，便去寻找一块更大的石头，好再扔一次。

“等等，雅尔，”妈妈说，“让我教教你吧。”

这片空场一边有几把从公交车上搬下来的椅子，锈蚀得只剩下铁架子了。其中一把是车上最后一排那种连座，大概十英尺长。妈妈走过去抓住一端，我抓住另外一端，然后我们俩一起将它举过头顶，就好像举着古代攻城用的铁槌一样，然后妈妈用喊号子的腔调喊了一句“这里是耶路撒冷，不是特拉维夫！”这时我就弯下腰，从身体后面猛然发力一推，只见两辆巴士的挡风玻璃应声破裂。我们顿时感到痛快极了，这种快感来自于报复和破坏。忽听得本杰明大声叫着“快停下！停下！警卫过来了！”我俩才反应过来。

我们赶紧把长椅扔到一边，蹲在一辆巴士后面，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都一脸通红，满面笑容。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卫从停车场的另外一边赶过来。他个子挺高，手很脏，脸上好像一直都汗津津的样子。这个人我们见过好几次，都是在格里克的小卖铺那里，他经常会要一份加辣椒的煎蛋“桑明治”。

警卫头上戴一顶脏兮兮的帽子，脚上的鞋也是破破烂烂的。他弓着腰，气喘吁吁地在一辆辆巴士之间钻来钻去，终于发现了我们。他也吓了一跳：怎么也想不到捣蛋者竟然会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母亲，还有她两个可爱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

“这边有阴凉，我们坐下歇歇。”妈妈说。

“斋戒以后，挺累的。”本杰明接上一句。

“我听到有什么东西碎了，还有金属和玻璃掉下来的声音。”

“刚才这里有几个小混混，”妈妈说，“他们在扔石头。不过我们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跑了，对不对，孩子们？”

我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不由得低下了头。

“他们朝那边去了。”本杰明说着，还指了一下。

警卫走到外边，四下里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座沉默不语的城市——在这样到处都是敬畏、忏悔和虔敬的日子里，耶路撒冷就是静默的——然后他又回来了，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认得你，你是本地专门给孩子看病的那位门德尔松医生的妻子。”

“是我。”

“我兄弟曾经告诉过我。我和他两人当时在伊拉克市场里，就坐在鸡肉摊旁边的一家小酒馆里，刚好你和他一起走过来”——警卫指了指我——“买东西。我兄弟对我说：‘你看到这个人了吗，就是这位女士？她是哈达萨医院的门德尔松医生的妻子。她丈夫可是个好大夫。他让我带女儿到他的私人诊所看病，临了也没有收我的钱。’说不定那几个小混混还会找你麻烦呢，门德尔松太太。要是让我抓住他们，我一定会打断他们的骨头。”

“没事，没事，都挺好的；孩子们会保护我的，谢谢你。”妈妈说，“这边没什么事，我们过了一个很不错的赎罪日，我们也祝愿你的大名能够被镌刻在《生命之书》上。”

她站起身来：“走吧，孩子们，回家找你们爸。”

我们一起走了，本杰明领头，还是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我在他们后面跟着。走到街上的时候，你两只手分别牵住我们的手，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俩永远都是我的好孩子。”

我们都大笑起来。三年之后你就离家出走了。是不是赎罪日那天你就开始有所考虑了？本杰明说你肯定是的，我不那么确定，但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为这个问题打赌了。

4

“抛下了她的孩子……”，“别的男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哈达萨医院的走廊上，相识的人们中间，甚至学校里以及维奥莱特和欧法迪亚社区，到处都是闲言碎语，各种猜测和责难。只有一件事明白无误：不管有没有别的男人，不管这个人在她离家出走之前或者之后是否出现过，反正妈妈再也没有回到家里。她一直待在别的地方，她自己的地方，一套租来的公寓，就在基亚特莫什社区郊外的一个小区，正对着磨坊和面包房。那是一套非常小的公寓，但是窗外视野非常开阔，向西看去一览无余。

本杰明和我那时候都已经进入青春期，我在十年级，他在八年级，他比我还高了。我特别记得那一年，除了因为妈妈在那一年离家出走之外，还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本杰明养成了一个讨厌的习惯，一跟我说话就把头低下来看着我。我们当时都选择继续和你们爸一起住在贝特凯雷姆，因为在那儿我们各自有一间卧室，而妈妈那里只有她自己的卧室。不过我们还是每天都去她那里，而且总是在同样的时间。我们喜欢坐在她的灶台间里。在贝特凯雷姆的家里，她有一间厨房——“真正像样子的厨房”，你们爸说到这个总觉得有点可笑，他搞不懂妈妈为什么出走——而在基亚特莫什她只有一个灶台间，就是那种很小很拥挤的厨房。

我们俩有时候一起去，有时候分头去。她一般都是一个人，见到我们就很开心，要拥抱我们拍拍我们。她的衣服上有肥皂的味道，不浓但是很清新，还有咖啡、白兰地和爽身粉的味道。她会关掉自己那台小留声机——她大量地听音乐，主要是普赛尔的歌剧《狄多与埃涅阿斯》——然后把花瓶挪开，那里面总是插着她最喜欢的剑兰，现在这种花也会时时出现在她的墓地上。那个时候到底是谁送花给她呢？现在又是谁呢？她总是给我们香菜籽饼干吃，还有茶，里面加了很多柠檬汁和糖。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到，如果我换成别的时间去妈妈那里，会怎样呢？我会遇到那个所谓的“别的男人”吗？即使并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个男人应该能想方设法取悦她，讨好她，他应该会给她讲故事，替她抹干餐具，擦亮皮鞋，并且倒掉垃圾吧？

我会在心里想象这个人，想象他坐在小饭桌旁，或者坐在沙发上，这个沙发晚上展开就是妈妈睡觉的床。想象他盯着妈妈看，他不规矩的双手蠢蠢欲动，嘴里面的牙齿很强劲。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个人去过，有两个人倒是一起去过几次。一个皮肤黝黑，身宽体阔，秃顶，拄着一根拐杖；另一个身材很好，年龄较大，瘦得像一根鞋带似的。那个拄拐的人哼着一首关于普林节[普林节：犹太教传统节日，以色列的狂欢节，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的年代里，以斯帖皇后拯救他们逃离灭族危难。]的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的歌，还喝着黑咖啡，那是他自己准备的。年长的那位先生打量着我，充满好奇但十分友好，然后还问我在学校里学什么课程，将来想要做什么。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很好，不用操之过急。”

一年前，有次我去看她，她毫无征兆地就给我钱，让我购买房子并装修我自己的家。也就是那一次会面，我才敢问妈妈离开我们出走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不是要离开你们，”她说，“我是要离开你们爸和他的房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住在他的耶路撒冷；离你们两兄弟也不太远啊。”

见我没吭声，你接着说：“你为什么要问？你知道原因啊，我没有什么瞒着你的。你还是一个小青年的时候，我就把一切都跟你解释过了，不过或许你并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吧，或者你干脆就是想多听几遍这个故事。”她伸出手来拍了拍我，就像当年我们到她的小公寓去看她时那样。虽然用的力气已经大不相同，但是那种感情并没有变。

你的手指凉凉的，很舒服。当你的手指轻轻地穿过弟弟的满头鬈发时，便张得很开。“你长得多好看呀，本杰明……”你对他说，你还会再说一遍“你长得多好看呀……”，然后你的左边脸颊就会笑开一个酒窝。而我有一头粗硬的短发，根根直立，那么你就会抓一抓，用的力气跟养牛的人一样，你个子高，所以也会俯身看着我。“你这头小牛犊，真是精选的牛排啊！”而我呢，怀着一颗不无妒忌的被蹂躏的心，暗想你前面说话时的那几点省略号里得包含了多少对本杰明的爱呀。

跟她讲完学校和家里发生的大事小情，我们还讲了你们爸刚刚雇来的在诊所帮忙的护士——一个身材不高、敏感多虑的女人。她什么都怕：门德尔松医生，病人，还有电话铃声，连自己的影子都怕——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两片厚厚的加了罂粟籽的蛋糕，然后再用纸袋装一片让我们带走。“把这块给你们爸，让他也开心一下。”

我们离开她的房子回家去，走的时候她会用手指摸摸我们的头顶。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那种抚摸，而且似乎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力。突然，本杰明说这个动作其实是妈妈想要说明她曾经工作得多么辛苦，总算现在“不用再在诊所里帮忙了”。这个原因我也想到了，不过只敢想想而已，没敢说出来。

那天的情形就像一场戏，接下来一幕就是你们爸上场表演了。他打开纸袋，探头进去看看。他的眼皮很快速地有些挣扎似的动了几下。我还记得他长长地吸了口气，一只手奇迹般地既有力又放松地将那片蛋糕递给我们，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自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你们拿着吧，她离家出走就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开心了。”

“我再也不能这样了！”这句话有时用她的声音说出来，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声音，有的时候则回响在穿过大树的风声中，就是她坚持说要长在我自己新家外面的那棵大树。她自己拿定主意，然后让大家知道；她拿走了自己的衣服、小留声机和《狄多与埃涅阿斯》歌剧唱片——她特别喜欢这部歌剧，尤其是其中的《天鹅之歌》；我则把这部剧叫作“记得我”，因为整部歌剧里我只听懂了那几个词——然后她就走了。

她在做家庭开支的“支持与反对表”的时候就要计算总数，数出硬币和省下来的钱。她做食品表格的时候，就会列出客人、土豆、盘子和刀叉的数量。但是妈妈你那一次在计算什么呢？人们在离家出走之前会计算什么呢？

5

我对特拉维夫的记忆已经不太多了。我们住在本耶胡达街，距离穆格拉比电影院不远，那个时候电影院还在。你们爸的诊所在一楼，门上钉着一个小小的铜质铭牌，上面写着：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儿科；另外还有一块小铜牌——雅·门德尔松，私宅——就钉在二楼我们家的公寓门上。

距离我们家不远的还有特拉姆裴多街上的公墓，你曾带我们到那里去过，还把那些埋在墓碑下面的诗人的名字给我们看。本杰明在墓碑之间来来回回跑着玩，而我则一直看着你，并重复着那些名字。有时我们也会一直逛到街道的北端，从那里再走到雅孔河，当时那里还没有被开发，然后你们爸就会找到野餐的绝佳地点，或者，用他的话就是“一片漂亮的阴凉地”。我们也去过动物园，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你和我——而且只有一次。那时，靠近动物园入口的地方有一块栅栏围起来的地方，里面养着巨大的龟，我还记得一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的名字：英雄，以及塔玛尔和多丽。

突然，出现了一只孔雀，她的尾羽在飞扬的尘土中像扇子一样展开，然后又收了起来，那声音很吓人。我还想去看猴子，但是你说：“我们走吧，雅尔，我真受不了它们。”我们顺着小道走，走过了鸽舍、圈住的大象和养着水禽的池塘。然后我们看到了几台游乐设施，原来是个又小又破的游乐园。你站在那里四下里看了看，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一个非常胖的人冒出来，还跟你打招呼。我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的大肚子看，还对你说：“妈妈，妈妈，你看有个大胖子……”只见这人摘下帽子，鞠了一躬，对我说：“我不是有个大胖子，我是动物园的那个大胖子。”

孔雀的尾羽又收起来了。围栏的另一边传来了开心的欢呼声，原来动物园隔壁有个游泳池，人们正在里面游泳。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原来是果园的灌溉井”。我们正往外走的时候，迎面有一支小的游行队伍从我们身旁经过，里面的人都挥舞着红色的小旗子。你说：“今天是五月一号。来吧，雅尔，咱们回家。”

我后来又不止一次地回来拜访这个地方，沿着熟悉的道路四处闲逛，甚至今天也不例外。里奥拉给我们买的房子在斯宾诺莎大街，我从那里出发走到本－古里安大道，就看见周围有不少年轻夫妇在果汁摊消磨时光。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些夫妇怎么都这么相似。他们都有可爱的宠物狗和孩子，所有的丈夫都很相像，所有的妻子也都长得一个样儿，而夫妻两个更是难分彼此。

我向右拐，记忆又回到了参观动物园那一次。有时候我从曾经是大门的那个地方进去，有时候我一直逛到原来围栏的那个地方，不过现在围栏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又向右拐了一次，一路走到大广场那里，广场上的悬铃木和柑橘树老早就已经被砍掉了，那些沙土也被埋在了路边石的下面。我穿过弗里什曼街，走过法语书店，就到了马萨里克广场。那里还有一片很小但是很舒服的游乐场，一些年轻女士总是带着她们的孩子在那里闲坐。我经常回想，这些小孩子中有几个将来长大了会写一写他们的母亲，提到母亲时，谁会用她，谁会用你，谁会称呼她为母亲，谁又会管她叫作妈妈。

从这里顺着乔治王大街可以一路笔直地走到迪岑哥夫中心。我走进中心，几乎被孩子们的尖叫声淹没，还有一些又矮又胖的妇女，都穿着露脐装，胸罩的肩带都是透明塑料的。我好不容易才穿过人群，走上三楼，到了旅行者商店，这里才是我的目的地。把这个店开在这里的确是明智之举，任何人在下面那种空虚无聊的地方待上几分钟，就会想要去旅行，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我在商店里买了一些我永远也不会用上的徒步旅行装备，还听了几段关于旅行的高谈阔论，不过我是不会去旅行的，也永远不会光顾他们提到的那些地方。我不无羡慕地看着店里一些年轻人在制订旅行计划，而这些年轻人则不无羡慕地看着我手上拿着的一条昂贵的睡袋，这睡袋又轻又保暖，我拿着睡袋到了收银台。他们还很羡慕地看着一种野营炉具，这种炉子即使在狂风大作的时候也能持续燃烧八个小时。我看了看那些钉在留言板上的便条，都是一些年轻姑娘留下的，她们的名字很现代，塔尔、努法、诺阿、斯塔夫和阿耶勒什么的，字体也很时尚。每个留言都心急火燎的，要寻找旅伴共同搭乘热气球，甚至一起到危险遥远的东部徒步，等等。

我心中的幻想也同样危险和遥远，几乎无法承受，所以我离开那里，走上通往海边的伯格拉肖夫街，在一家挨一家的路边咖啡馆中穿行，每家咖啡馆都是满满的人。终于到了本耶胡达街，我左拐之后向南一直走到街道末端，其间走过了最初几年曾经住过的房子，不过现在它已经被夷为平地。我们搬离这里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这座房子曾经几易其主，最后变成一间妓院。因此，就在几年前，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我们这块土地就是盛产这样的人。

当年，本耶胡达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邻居中有很多讲德语的，妈妈和你们爸都懂德语，不过他们平时不说，除非个别场合。我们总是在一个可以俯瞰街道的阳台上吃晚饭。我记得下面有一座售货亭，还有那棵能将整个后花园都染红的凤凰木。记得每天早上，明亮的朝霞慢慢爬上阳台的墙壁，然后就打开了“一千只蓝眼睛”，她就是这么说的。

“都结束了，”每次吃完饭，她就会这样说，“植物已经闭上眼睛了，所以我们也要去睡觉了。”

她非常喜欢这座房子。每次我们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返回的时候，她都会很激动，情绪高昂。她总是说“我们很快就到家了！”真的到家之后，她还要加上一句“我们到了，到家了！”有的时候她甚至还要异常庄重地背上几句诗，总是这样几句：“水手终于回家，告别海洋／猎人终于回家，离开山岗。”

我们公寓门的锁眼有一人高，所以你每次都是把我抱起来，说：“你来开门。”

我就会插入钥匙，转动门锁。然后你就向下按住把手，把门打开，对着凉爽幽暗的房间说：“你好，房屋……”“你们两个，也要跟房子打个招呼，”你总是这样要求我们，“仔细听，因为房子会回答你们的。”

本杰明说：“可这只是一座房子呀，房子怎么能答话呢？”我就说：“你好，房屋。”然后就不说话，按照你的要求仔细听。

“安静点，本杰明，”你说，“你们两个，都好好听。”

这间房子也会很开心，因为我们回来了，所以它就喘着气回答我们，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们跨过门槛，你又说“让我们吃一点吧”，意思是吃上几片面包，上面抹着“非常非常薄的一层”软奶酪以及一个煮老的鸡蛋——“啪！”——还有从一个黄色的管子里挤出来的鱼酱，以及欧芹段和切得很薄、几乎透明的番茄片。这一切就是人们在家里做的事。一个人从外面回到家，问声好，听到回答之后进屋。然后，他吃点东西，开心得要命：我们回家了。无论是从山上、海上，还是任何遥远的地方。这些事情是我们所热爱的，也是我们所擅长的。

6

我们还没上学的时候，妈妈和你们爸就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总是和我们一起坐在一本巨大的德语地图册前面，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各个陆地、岛屿以及一些很遥远的地方，用手指带着我们在大洋上航行、穿越河流、攀登高山，然后下山来到另一边。她则教我们读书写字。

“希伯来字母下面的小点和短横是读音的标志：Aleph下面有一个小点，这个字母就读做ee，mem下面有个带钩的短横，就读作mah”，她用“母亲”这个词中的字母做例子教我们。我很开心地小声笑起来，因为她发那些小圆点的音时就会改变口型，连脸上的表情也会跟着变。我笑还因为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这些字母就知道自己干什么用，怎么发音了。

那时我还只有五岁，本杰明总是要加入我的这个阅读课。他虽然只有三岁，但是学得却比我快。不过几周工夫，他已经能够大声念出那些诗人的名字。他从一块墓碑跳到另外一块，眼睛一会儿看看墓碑，一会儿看看妈妈明亮的眼睛。我还记得在[此处英文版原文是一句押韵童谣：“Because if you step upon the crack，you will break your mother's back.”]路公共汽车上，他是怎样把全车的乘客都震住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金发小男孩，竟然像个小大人一样念出了本耶胡达大街上所有店铺的招牌，更不要说我们还是坐在行驶的汽车上，那些招牌只是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我还记得有一次正在阳台上吃晚饭，妈妈突然说：“我们很快就要添个小女孩儿了，你们的小妹妹。”

“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我有点担心地问，“说不定又是一个弟弟呢。”

“一定会是个女孩儿的，因为妈妈想要个女儿，”你们爸解释说，“她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的理由，然后做出决定，原来希望要两个男孩，愿望达成了，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女儿了。”

然后她就开起我们兄弟俩的玩笑来：“支持就是她，而反对就是你们俩。”

几个星期后，她每天早上都会干呕，我也会跟着干呕。你们爸说儿子和母亲像到这种程度，在儿科医学上还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这种新现象值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他这么说的时候，唇间总是泛着笑意，但是眼里却没有，反而掠过一丝不忿，似乎他见证了一种自己从未了解的亲密。

每天我们俩，就是他和我，都会坐在阳台上剥杏仁。“怀孕的妇女要特别当心饮食，”他告诉我们，“因为市场上没有足够的肉类、蛋类和奶酪，这些杏仁就是很有营养的替代品。这样，母亲的奶水才会充足，女婴才能长得又快又健康，还能有一口雪白的牙齿。”

每剥够七颗杏仁，他就允许我吃一颗。“不劳动者不得食。”

“可是我在劳动啊。”我自豪地说，希望他能表扬我一句。

“我是说你弟弟。”你们爸严厉地大声说道，为了本杰明也能听见。

本杰明到一边去玩了，对那句话没什么反应。我把所有的第七颗杏仁都攒着，然后一起放进嘴里，细细地嚼，直到嚼成了浆，然后很有决心地一口咽下去。我能感觉到白白的杏仁在我和你的身体里变成了母乳的白和牙齿的白。我希望你肚子里的小妹妹很小很结实，皮肤黝黑，可是她不足月就生了，而且一出来就死掉了，所以也不可能再考虑她的身高和肤色了。

过了好几天，妈妈才出院回家。那天晚上，我们听到你们爸在说话，但是母亲没有吭声。

我们都在我们房间里，“你看吧，”本杰明在黑暗中小声地说，“你给她剥的那些杏仁一点用都没有。”

我替你感到愤怒：“你为什么说‘她’？要说‘为妈妈剥的杏仁’，而不是为‘她’！”

7

你让我去买过好几次东西，有时是穿过本耶胡达街到佐尔提蔬果店，有时是到附近的小卖铺。“这家小卖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好，”你说，“他们家有棒棒糖、衣服夹、沙丁鱼、口香糖、冰激凌，而且如果你提前预订的话，还能买到鞋子、冰箱和婚纱呢。”

我记得有一天，小卖铺的老板走上楼梯来到我们的公寓，他说：“门德尔松医生，你的儿子一直偷我的钱，而且肯定也偷你的钱。”

我拽了拽你的裙子，你就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到我的嘴边。我悄声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老板在他的铺子里很高但是到了我们的房子里就矮了呢？你也小声地回答我说，他在铺子里的时候是站在一块台子上面的，现在到我们家里则是站在地面上的。你的嘴唇离我那么近，那么舒服，结果我过了好几秒钟才注意到你们爸正严厉地盯着我，目光几乎要把我扯裂。我实实在在注意到这种目光之后，又羞又怕，心脏几乎都不跳了，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并没有偷东西，根本不应该接受惩罚，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其实是本杰明偷的。

小卖铺老板马上就看穿了眼前的情形，“这黑皮肤的孩子看起来像个坏蛋，不过不是他，”他说，“是那个弟弟偷的，就是一头金色卷毛，长得像天使的那个。”

他走下楼梯回到他的铺子里，又变高了，然后你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愤怒地看了你们爸一眼。他被看得不知所措，只好走出去，到诊所中去求得安宁。

我还记得每天都会徒步走到海边，做操游泳。最近我已经不去海边了；里奥拉更喜欢游泳池，再说，飞来飞去的板球和年轻姑娘们的泳装也让我紧张。海边的阳光也很吓人，这种恐惧是你们爸灌输给我的，而且我一直都没有克服。当年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曾警告过那些父母，要当心中东地区的阳光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晒黑的皮肤被当成健康的标志，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梦想实现的标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上午去海边，只有门德尔松一家是快到傍晚，阳光不那么强烈的时候才去。我们路上总会迎面撞上那些正要回去的大人孩子，他们高高兴兴地坐在大篷车上。这些孩子们晒得黑黑的，鼻头和后背红通通的，也都很开心，而那些大人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很多人会和我们打招呼，有些还会问几个问题。尽管你们爸还很年轻，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他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这些人就是想借此机会获得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建议。他会告诉他们：“我赶时间，来跟我一起走，我们好谈一谈。”然后他就撒开两条大长腿，迈着大步，急速地向前走，结果那些纠缠不休的人很快就给搞得晕头转向。但是有一天妈妈对他说：“对他们好一点，雅科夫，那样反而更轻松。”他要是抱怨，她就会耐心解释：“那样更省时间，不信你可以试试。”他真的试了，看到了效果，而且他也承认这一点。“你说得对，”他说，“至少节省了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她给我们讲过，从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特拉维夫还没有那么多人行道，好多地方都是在沙地上铺上厚木板。她很喜欢那种感觉，木板会在脚下上下震荡。我喜欢街道尽头和海岸开始之间的那个点——一个难以琢磨的地方，处在两个时间和两个地点之间，城市在这里结束，海滩在这里开始，沥青和混凝土在这里结束，沙滩和海水在这里开始。一条腿还踩在硬实的人行道上，另外一条已经陷到软软的沙子里面。

我们的玩具是个小的健身球，根据我们的年龄而换成不同的重量，这也是我唯一能比弟弟做得好的运动项目。我稳稳地站住，身体绷紧，而本杰明则一次次地向后仰着身体，大声笑着跌倒在沙滩上，高兴极了，根本不在乎他又输了。你们爸就会教训他：“站稳了！”然后，他就强压愤怒——他从来不高声说话，生气的时候反而会放低声音——说道：“站稳了，本杰明！怎么连雅利都会了，你还是不会呢？”我心里一阵得意：妈妈叫我雅尔，迈沙勒姆·弗莱德，就是蒂扎尔的父亲叫我伊莱勒——“伊莱勒和蒂莱勒，好似一对小鸽子”——直到今天你们爸才把我当回事，叫我雅利，我的雅尔，就好像要提醒全世界我是他的孩子一样。

本杰明咧嘴一笑，叹了口气，又故意摔倒一次。你们爸这次可生气了。他一下子把本杰明拽起来，让我们到海滩上去跑步，而且还要“膝盖抬高，雅利，不要在沙滩上拖着脚步”。我们就这样跑啊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我们游了一会儿泳，又做了一会儿操。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吃着葡萄，眼看着海边没什么人了，才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相比去海边，我更喜欢回家的感觉，从软软的沙滩换成硬硬的人行道我也很喜欢，一只脚还在摸索着陷进沙地，另一只脚已经找到了可以踏踏实实踩住的地面。

你们爸大步走在最前面，背挺得很直。我在后面跟着，妈妈和弟弟则玩笑似的从一块铺路砖跳到另一块上，“因为如果踩到两块地砖接缝的地方，就会打断妈妈的背。”4他俩一会儿走在我前面，一会儿在后面，一会儿又和我并排。这时的太阳温暖柔和，非常低，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的影子比他们的影子更宽更短，而且跟我一样也更黑，紧紧地裹在一件长浴袍之中。这个影子有些郁闷不高兴，赌气地专门去踩地砖的接缝。这件浴袍原来是妈妈穿过的，我求了好几次，她才把它改了一下给我穿了。它似乎也在嘲笑我，不过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把我这个陌生的身体紧紧地裹住。

他们三个人都那么漂亮，那么修长，那么苗条，他们的皮肤晒过以后是金色的，还发亮，而我一晒就更黑了，还显得十分粗糙。我好几次都担心自己是收养的，而且本杰明最善于挑我的毛病，每一个小缺点都不放过，他因此还编了一首短歌：“他们用包裹把你寄来／他们在垃圾箱里找到你／他们从孤儿院里找到你／我们付钱给吉普赛人……”这样我更生气了。

妈妈很不高兴地说：“本杰明，你说够了没有。”但是她的酒窝出现了，说明她是笑着说的。有的时候甚至连她也会用这件事来打趣我。“你以后可怎么办呢，雅尔？有一天你的亲生父母会来把你带回去，我们会非常想念你的。”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愣在那里；本杰明就会和妈妈一起大笑。你们爸就会说他们几句。“雅利，别搭理他们。至于你们两个——马上给我住嘴！”

我的未来是没什么指望了，全靠弟弟来纠正错误，成为全家的希望。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不敢表达出来。现在，不管我是不是收养的，我都要把这种感受写下来。

8

1957年暑假第一天，我们搬到了耶路撒冷。在城市的西部，新的哈达萨医院当时正在建设当中，但已经允诺你们爸可以在那里做医生，而且还可以做研究、进行教学，并且开个私人诊所，而这些都是他在特拉维夫想做却不被允许的。

我当时八岁，本杰明六岁。我们雇了两辆盖着油布的卡车——一辆小型的一辆中型的——来运送我们的所有家当。我们站在小卖铺边上，急切地等着卡车开过来。妈妈说一辆大型卡车足够了，但是你们爸坚持要这样，因为“诊所和家里的东西不能混在一起运送”。

门德尔松医生习惯于把东西归类以后再分开。他教导我们要把玩过的积木按照颜色和大小分开，放回原处。他不仅把自己的衣服按照季节和类型分开，还要按照一天里的穿着时间、颜色以及材质进行归类。他喝水的时候绝对不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也绝对不喝水。他盘子里的食物总是先吃完一样再吃另一样：先是煎小牛肉，吃完才能吃土豆；或者先吃鱼，都吃光以后再吃米饭；或者先吃完蛋卷，然后是沙拉。妈妈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会把沙拉里的每一样配菜也依次吃掉：先是所有的黄瓜，然后是所有的胡椒，最后是所有的番茄。他这种绝对不允许混淆的规定从食物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从来不把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也不会把酒和秘密搅和在一块，当然不同的药物更是要分开，他给每件事物都安排了不同的功能意义。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微微一笑，那么你左脸颊的那个酒窝也会一并出现，同时还有略略歪斜的上唇。每当你们爸对我们的进餐礼仪过于严格要求的时候，这种讥讽的表情就出现了——对他进行公开嘲笑。有时候他会问——我也说不准他到底是当真的还是开玩笑——“如果英国女王决定邀请你们参加晚宴，会怎么样？”然后你就会反驳说：“就跟我们邀请她来吃晚餐一样呗。”

你们爸自己给我们大家准备沙拉。他非常熟练地把蔬菜切好，再加入油、盐、胡椒和柠檬；他的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就会指挥我们：“现在你们可以切点洋葱，放在各自的沙拉里面。”

多年以后，当本杰明把佐哈尔——就是他要娶回家的那个女人——带到家里见父母的时候，她说：“门德尔松医生，我们家里管你做的那种沙拉叫‘儿童沙拉’。”

你们爸打量着她。“有意思，”他说，“那么你们家里自己吃的沙拉叫什么呢？”

她笑起来，那笑声也感染了我，因为让我想到了蒂扎尔·弗莱德的笑声。“我们家的沙拉是用肉和土豆做的，”她说，“不过如果我们只用蔬菜的话，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软奶酪，切成片的煮老的鸡蛋，要趁热加，还有黑橄榄和大蒜碎。”她描述得那么直接那么生动，我真恨不得能马上尝一尝。佐哈尔朝我笑了笑，我一下子就感觉和她亲近起来，这种亲近感一直延续到现在。她是个大块头，身材高大，充满生命力；喜欢吃，也喜欢看“阿巴迪的东方点心和美食小说”。她来自贝特谢安山谷的基布兹，还有三个同样人高马大的兄弟，以及十几个侄子和侄女，“都是一样的身材：超——，超——大号”。

我对她的感情跟其他的感情一样，都植根于某种相似性。不是我们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俩一点都不一样——而是我们的配偶，也就是他的丈夫和我的妻子之间的相似性。好多年以后，佐哈尔自己也跟我说过，当时她一度感到酒里混杂着尴尬，笑声里还有孤独：“我们的问题差不多，只不过你的麻烦比我的要无聊，而我的麻烦比你的更恶心罢了。”我感到我们俩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两人都是不合时宜的闯入者，依附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后面。

我也很爱她的一对双胞胎——雅埃夫和雅利夫——虽然他们刚出生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嫉妒，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是我给他们取的小名，双雅兄弟。这个绰号马上就被接受了，后来甚至还被修改了几次：里奥拉叫他们双雅；而佐哈尔在这个基础上给了每个儿子一个小名，先生出来的雅埃夫叫大雅，几分钟后出生的雅利夫叫二雅。

这一家人的好吃基因在双胞胎出生不久以后就充分体现出来。佐哈尔不止一次说过，她准备多给他们喂上几年奶，因为他们实在太能吃了，几乎吃得她失去知觉，而且她越来越享受那种时刻，就是“乳房空空，而孩子们饱饱”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她的身体也轻盈到几乎飞起来，而她的两个儿子却喝得饱饱的，像是两个沉重的沙袋，坠得她几乎倒在地上。

的确如此，双雅兄弟只有两岁的时候就已经比同龄的孩子们都要高大壮实，结实的小肚子鼓出来，圆滚滚的。两个孩子跟我和他们的爸爸一样，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认字了，不过不是认那些墓碑上诗人的名字，而是认食品包装盒上的谷物名称，他们的妈妈经常会把这样的盒子放在两个人永远吃得光光的饭碗前面。

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在基布兹的舅舅们是否也收到邀请，然后就会急急火火地寻找他们，还会高兴地喊着“给我留点地方！”或者“我们想和你们坐在一块儿”，他们特别喜欢舅舅们满怀爱意地在他们的后背上拍打。舅舅们出现的时候经常穿着同样的熨烫过的蓝色裤子，结实的肚子被帐篷一样的白衬衫包着，每个人的口袋里还有一把亮闪闪的大勺子。“我们自带家伙——这样可以吃得更多。”

他们从不关注那些在人群中穿行并送上餐前小吃的女招待。“这些都是分散注意力的小事。”佐哈尔引用了一句她从某本厚厚的小说里看到的话。婚礼还在进行当中，他们便从放在餐桌一头的高高一摞餐具中取了自己的盘子，然后很有耐心地站在盖着的锅和准备端上去的食物旁边，一句话不说，只有从他们鼻翼的翕动这样小小的动作，以及脑袋倾斜的方向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努力猜测这些盖子下面到底有什么吃的。

“来点沙拉吧。”里奥拉对佐哈尔的某一个侄子提议，她已经被他盘子里堆得像山一样高的红烩牛肉吓着了。

那个男孩笑了笑：“沙拉？你是说生菜之类的东西吗？”

“为什么不吃蔬菜呢？对你们的身体有好处啊。”

“你说什么呀，里奥拉阿姨？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吗？牛吃蔬菜，我们吃牛肉。”

“蔬菜可以帮助消化。”

“我看上去像是消化不良的样子吗？”

“你看，”里奥拉对本杰明耳语，“就是因为你的这些亲戚，我才把我给雅尔买的那一辆雪佛兰叫作‘巨兽’。”本杰明听她这样说，便附和着抱怨：“我也不喜欢孩子们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不坐在我们自己的桌子这边？”但是他们的妈妈已经露出了淡定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说：“因为他们是一类人。和他们在一起，儿子们才觉得放松，他们可以打成一片。没有人训斥他们或者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没有人硬要把他们变成他们不属于的那一类人。”

“早晚有一天孩子们也会长成他们那副样子，到时候不会有女孩子对他们感兴趣的。”

“他们现在就很像他们了，”佐哈尔说着，对这一点有些得意，“只不过小一号罢了，但是会长得很好，不要担心。至于女孩子嘛，”她接着说道，“我们走着瞧，本杰明。我就知道好些女孩子——实际上我也是其中一员——就喜欢他们这样的男孩子，块头大，心地善良。这样的男孩可以让你依靠，可以一把抱起你来就走。你需要偷个懒的时候，他们就随叫随到，过来帮忙。”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男孩，为什么没有找这种模样的大牲口呢？”里奥拉追问。

“我这不是挑了一头你这个模样的牲口了嘛。”

看吧，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虽然不大，但也真算是亲情满满啊。我妻子喜欢你们爸和我弟弟，而我弟弟也喜欢里奥拉和他自己，而我则喜欢他的妻子和儿子，我还有点嫉妒他。

9

公寓和诊所的家具都搬空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回声。搬家工人把捆绑家具的最后一个结也打好了。你们爸用螺丝刀把写着“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儿科”和“雅·门德尔松，私宅”的两块铭牌从门上摘下来，他一边使劲地拧着螺丝，一边用舌尖打着节奏，神情十分专注。他把两块牌子和所有的螺丝一起放到口袋里，说：“我们走吧。”

妈妈的脸红了，有两种情况她会脸红：当她觉得尴尬的时候，一片红晕就会从她的额头向下蔓延开来；当她生气的时候，红晕就会从她的胸口开始，一路向上。这一次，红晕是向上走的。她转身上楼，脚步轻快，走进已经空空如也的房间。我们在下面等着，她返回下楼，宣布要坐在卡车车厢后面，坐在诊所候诊室的那个沙发上就行。本杰明赶紧跑过去，说他也想坐在卡车后面。但是你们爸说这样太危险，万一有个急刹车或者拐弯什么的，而且，“我还不了解你们两个吗？”他说，“你们肯定会把身子探到车厢外面的。”

她没再争辩。我们都坐在家里那辆小福特安格利亚中，在卡车前面带路。“盯着后边点，孩子们，”你们爸开玩笑说，“别让搬家工人把听诊器、耳镜和那盏彩灯给偷跑了。”

开到半路，估计是在拉姆拉，我们停下来。你们爸给司机、搬家工人和我们大家各买了一杯叫巴拉德的饮料，还有阿拉伯冰激凌，这种冰激凌非常黏稠，很好吃。妈妈不想和我们一起吃喝。你们爸讲了一个关于拿破仑的故事，说的是他把一个可怜的宣礼员一枪给打死了，就因为他的宣礼打扰了拿破仑的睡眠，而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那边一座白塔旁边。我们继续前进，看到东边有亮光的地方有一座座黄色的小土墩和小山包。我们就在这些小山之间穿行，还经过了你们爸出生的小村庄，一路上他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圣经》中力士参孙的事迹。

我们的车开始爬坡，这时你们爸就聊起了独立战争。他指着窗外某些装甲车的残骸，讲了一些跟护卫车队和几次战役有关的故事，有些战役发生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些就在城里。妈妈闭上眼，我也闭上了眼，不过每过几秒钟我就偷偷睁眼瞄她一下，看看她的眼睛是不是还一直闭着。

我们终于爬上去了。空气凉爽了一些，干燥怡人。汽车的引擎也不再发出吭吭哧哧的呻吟声了，你们爸说：“爬坡爬得跟梅赛德斯－奔驰一样，我们的小福特安格利亚真够棒的。”

妈妈也醒了。年轻的松树散发出好闻的味道，让人神清气爽。你们爸把犹太国民基金的造林项目大大赞扬了一番，还预言说将来“耶路撒冷的山上也会出现好多这样绿树成荫的好地方”。我们的车蜿蜒蛇行，在一座座阿拉伯村庄中进进出出，“这里是阿布高什，那边是吉亚塔纳维姆，现在，”你们爸快活地说，“我们要爬卡斯特尔山了。”

妈妈什么也没说。我们的小车爬上了山顶，又沿着一个陡坡开下来，到了山的另一侧。你们爸说起了“库塞尼”“科洛尼亚的那群杀人犯”和“索瑞克河”，然后他指着外面说：“这里就是边界线了，真够近的，那边是先知塞缪尔的墓，其实就是《圣经》中我们的先知撒母耳。”

他不停地讲着，你一直沉默不语，他就一直高谈阔论。我们又爬了一座山，然后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入口处——反正他是这么说的。那里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入口，一座城市就突然出现了。就是一条路拐了个弯而已，连个过渡也没有，就是城市了。“耶路撒冷就像一座房子，孩子们，刚踏上门口就一下子进来了。这一点跟特拉维夫不一样，那座城市这边延伸一点，那边延伸一点，进进出出有上千条路，随便你选哪一条。”

他不说话了，微微笑着，希望我们有点回应，但是本杰明似乎没什么兴趣，而我则等着你能说点什么，不过什么也没等到。

“这里的空气多好啊，你们感觉到了吗？这可是耶路撒冷的空气。孩子们，吸一口吧，还有你，拉娅，也吸一口吧。想想特拉维夫那种又湿又热的可怕气候，终于都被甩到后边了。”

我们的小福特安格利亚向右拐上了一条很长的街，街的左边由石头铺成，光秃秃的，有一个公交车终点站和汽修厂，右边有一栋还在建造的楼房。我们还经过了一座被葡萄树包围的小石屋，我还一度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呢，不过我们接着又向左拐上了一条短短的街，很窄，上面长满了草。

“这就是我们的新社区，”你们爸说，“贝特凯雷姆。沿街继续向前，右边就是你们的新学校。我们现在还得左拐一次——这就是我们家所在的街道，比亚里克，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就在眼前啦。”

我们在一栋楼前面停下来，这是一座三层小楼，有一个入口，底层有个小套间，上面两层有四个宽敞的大房间。我问你：“这就是我们在特拉维夫的公墓看到的那个比亚里克吗？”你说：“是的。”

我们下了车，上到二楼。你们爸打开过道左边的房门，只见面前是一个空旷的大房间，满室的阳光，还有耶路撒冷的好空气。我等着你说那句“你好，房间……”，然后我们就可以走进去了，但是你没说。本杰明和你们爸大步走进去；你的手摆了摆，犹豫着，最后放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这是一个珍贵的时刻，就我们两个，在门外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你示意我一起进屋。

你们爸说：“在这边，你们俩每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这间是你的，雅利，这一间是本杰明的。”

我们都没有争辩，随即大家都急忙跑了出去，因为卡车已经到了。卡车停下来的时候发出一阵沉重的喘息声，然后搬家工人就把盖在家具上的油布卷起来。周围的邻居逐渐聚拢过来，因为我们所有的家具都展示在外边。大人们仔细地看着，希望就此能确认这个新来的家庭的收入和品味，而小孩子则看着那些搬家工人忙活。工人已经把一捆捆的绳子解开，好用来将那些家具绑在他们的肩膀上，再把绳子绷在前额，这样就可以运送家具了。孩子们可以看着工人怎么把一台冰箱或一座沙发绑在背上，憋得满脸通红地将其背到楼上，这样的情景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

所有的家具都被卸光之后，卡车就开走了，好奇的邻居们也渐渐四散离去。你们爸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块铭牌和几个小螺丝钉——他的舌尖伸出来，坚定地打着拍子——把它们钉在新的大门上：第一个“雅·门德尔松，私宅”钉在了二楼套间的门上，那个“雅科夫·门德尔松医生，儿科”钉在了一楼小套间的门上。

最后他把每个螺丝都拧紧。“好了，”他说，“你们两个去找找小朋友吧。我们，拉娅，要在新家里品尝咱们的第一杯咖啡。水壶还在箱子里没有拆开，不过我特地带了个电热棒和两个杯子，还有几块饼干，咱俩还可以坐下聊聊天。这里竟然还种着一棵柏树呢，你不是最喜欢柏树嘛，简直是个惊喜！”

一个男孩子弓腰骑着一辆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到门前，然后几步就冲上楼梯，手里攥着一大把剑兰。“给门德尔松夫人的，”他说，“请在这里签个名。”你们爸满脸笑容，还有点紧张，然后他长出一口气，说：“庆祝我们搬到新家。”

妈妈把厨房的水槽灌满水，然后把剑兰的杆插进去。“谢谢你，雅科夫，”她说，“花儿真漂亮，你真是太好了。等我们把箱子都打开，我就把它们插到花瓶里。”

本杰明和我走到外面，街上有一群小孩子正等着我们。耶路撒冷的夏日似乎不依不饶地强烈要求能和特拉维夫的夏天比一比，而且还得获得表扬才行。我对本杰明说：“我们回家帮着把东西收拾一下吧。”只听他说：“你回去吧，我想玩呢。”

没花多少时间，弟弟就已经熟悉了一些儿童游戏的耶路撒冷名称和玩法。他仍然继续在小卖铺里小偷小摸，这儿的小卖铺叫多夫。等到暑假结束，他就上了一年级。虽然其他孩子都是一起玩了几年的，但是他很快就加入进去，没费什么劲，也用不着靠打架来确立地位。他既灵敏又狡猾，长得漂亮还有一头金发，因此轻易地就获得认可。我上了三年级，而且毫不意外地被一帮小孩子排挤，他们自成一伙，对我半信半疑。他们开始先戏弄我，我一个新来的，长得矮墩墩的，动作迟缓，还有一头粗硬的短发和塌脑门，当然会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不过很快他们就开始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了，因为他们都听各自的爸妈说了，本杰明和我都是门德尔松医生的儿子，这位医生可是从特拉维夫来的著名儿科专家。

10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贝特凯雷姆社区的边缘还是一大片空地。从入口一直延伸向下到城中的浅浅的山谷——几年以后，我们也就是从这个山谷爬上去，然后妈妈对那些公共汽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破坏——一直向南延续，然后逐渐没入里费姆河。这也是妈妈常常来的地方，她管这叫“我们的长途徒步”，她也是在这里发现了樱草和银莲花，然后拔出它们的球根，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另外还有一个山谷，因为里面有一块横亘在谷底中间的巨大圆石“大象巨石”而出名，这个山谷下面就是索瑞克河。“我们的短途徒步”就是到这里，沿着山谷上面的山脊走就行。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可以看到一条直线直通到家，这条路线一直往西就可以通到地中海。站在这条山脊上，你一定要我们相信，从这里可以看到特拉维夫。

“走吧，来一次我们的短途旅行。”你总是这样说，我们就知道又要看着那条苍白而漫长的海岸线，它的尽头延展着一大片蓝灰色的空间，笼罩在似乎永远不消散的薄雾中，然后你就一遍遍地告诉我们，那里就是特拉维夫。我看不见特拉维夫，但是我相信你说在就在：特拉维夫，还有海，还有带阳台的房子，还有红彤彤的朝霞爬上阳台变成了蓝色；还有花园中的凤凰木的红色更深了，这种树耐热，给人们提供阴凉，但是在凉爽的耶路撒冷是没有种植的。

妈妈每次都要用富有诗意的一大段话表达对凤凰木和凤凰花的期盼和赞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这种树有脑子。整个耶路撒冷见不到一棵凤凰木，这的确是事实。谁要种一棵这种树，实际上就是在宣判它的死亡，因为树即使不开心也不能离开，他们就只能困在原地等死。”

她和弟弟两个人，像羚羊一样轻盈，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上——在特拉维夫，我们不能踩到地砖的接缝处，但按照耶路撒冷当地的说法，如果踩到了地面才会招致厄运——而我则拖拉着脚步跟在后面，还得低着头，两眼使劲地搜寻，才能不踩到土地。到了坡度变陡的地方，我们便停下来。眼前一片开阔，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就是特拉维夫。”妈妈说。每次到这里，她都会重复同样的话，已经好多次了。

“不对，”本杰明说，“现在我们是耶路撒冷人了。”

她的脸微微一红：“不允许你对妈妈说‘不对’这样的话。”

本杰明没吭声，甚至还不害臊地盯着她，这时她就生气了。“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本杰明？”

本杰明还是不说话。

“你到底明不明白，本杰明？我要听你说‘明白’！”

“明白！”本杰明说。

一大群鸽子从头顶飞过，飞向面粉厂，那里有很多剩下的麦粒可吃。妈妈抬起一只手在眼睛上方遮住阳光，眯起眼来凝视着它们飞行的方向。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带着观鸟旅行团在以色列各地参观之后，才逐渐明白，能这样凝视的人一定是已经习惯了观察鸟儿的迁徙，看它们飞向远方，然后又返回。然后她又指着最西边的两条长带，一条窄窄的，是金色的沙滩；另一条先变蓝又变灰，非常宽阔，并且最终融入无尽的天边，这是海。

“就在那边。”她说。突然，她把两个手指一下子插进嘴里，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你们两个也来吹啊——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

本杰明和我都吃了一惊，我们可没想到她竟然还会这一招，不应该呀。不过她吹响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她似乎一直就会这么做。她很快就教会了我们吹口哨的各种花样：一只手的两根手指吹，两只手各出一根手指吹，以及只用一根手指吹。“大点声，这样他们远远在那边也能听到我们了。”

现在，我偶尔也会再来一次这样的短途徒步，因为就算是在耶路撒冷，我也会到处闲逛，这种闲逛跟我在特拉维夫做的不一样，不过也一样形成了习惯。我去你们爸家里看望他，然后是妈妈那儿——先去了她曾经住过的地方，然后是她墓地所在的安眠之山——然后我就想重新恢复我们的那两条徒步路线。就在那个瞭望点，就是我们和妈妈极目西望的地方，早已盖起了一座座新房子，所以如果想看到远处那两条带子，一条金黄纤细，一条灰中带蓝，我必须得站在那些房子之间一块高出来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条马路，然后稍稍向下走一小段，停住，吹一声口哨，再往远处看。现在的薄雾中增加了烟尘污染，这团团烟尘一直扩散到远处，盘踞不动，因此海面变得模糊不清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副10×40的双筒望远镜，施华洛世奇的牌子，昂贵但是质量很棒，是我妻子里奥拉——这很自然——给我买的。这副望远镜证明，妈妈的话是对的，本杰明是错的。我先是看到从慕尼黑来的观鸟团用这种望远镜，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然后我就跟里奥拉说了，没想到不久就看到这样一副望远镜躺在我的床上，礼盒包装，还扎着蝴蝶结。当时我还想，要是里奥拉本人躺在我的床上，身上什么也不包（请允许我有这样一个额外的小小要求），那该多好啊！但是事情总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像我这样年龄和身份的人只能明智地生活，而且还要顺从生活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