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8年，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时任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的岳钟琪收到了一封信。全信很长，简单归纳起来是这么几个意思：

第一，清朝是外族入侵，咱们应该反了它！

第二，当今皇帝雍正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等十大罪状，咱们应该反了它！

第三，你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应该发扬祖先的抗金精神，清朝正好是金国人的后代，咱应该反了它！

第四，自清朝入关八十年来天灾不断，这是老天爷在告诉我们，咱应该反了它！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岳钟琪，你赶紧反了吧！

如果能重来，岳钟琪一定不会把信打开。

因为这封信既大逆不道又莫名其妙，看得岳钟琪全程问号脸。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能当没看见。于是岳钟琪立刻把送信的年轻人抓起来审问，软硬兼施地问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个年轻人叫张熙，受老师曾静的委托来策反岳钟琪。而这个曾静只是一个屡试不中的教书先生，因为读了几本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反清”著作，又听说了一些传言，就异想天开地派学生拿着自己的亲笔信来鼓动岳钟琪谋反，史称“曾静大逆案”。

这个教书先生可以说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什么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但再可笑的造反也是造反，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岳钟琪把审理结果上报给雍正帝后，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就是曾静、张熙师徒满门抄斩的常规剧情。

但谁也没想到，雍正居然没有杀曾静师徒，反而把他们弄到北京来，好吃好喝好伺候着。然后雍正就开始用文字隔空和曾静展开了辩论，从“华夷之辩”到“君臣之义”，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到自己执政的正确性，逐行逐段、一字一句地反驳曾静信中的指控，掏心掏肺，苦口婆心，直到把曾静师徒说得哑口无言，心服口服。

不仅如此，雍正还把辩论的过程编纂成《大义觉迷录》出版发行，务必要做到高级官员人手一本，基层组织每天宣讲，广大百姓全民覆盖。而迷途知返的曾静师徒就是无数义务宣讲员中的一员。

以德服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雍正揉了揉写到发酸的手腕子，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手握生杀大权的一国之君，为什么要如此劳心劳力大费周章地跟一个书呆子扯皮呢？因为雍正自登基以来一直深陷“得位不正”的传言中。

曾静在审讯中交代，有传言说康熙爷临死前是想传位给十四阿哥胤祯的，是雍正伙同隆科多把“十”字加两笔变成了“于”，所以遗诏就从“传位十四阿哥”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康熙是喝了雍正送的参汤后才一命呜呼的；雍正迫害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祯，逼得亲妈以死抗争；等等。

总之，就是一句话，雍正这个皇位来得“不正”，是夺嫡，是矫诏，甚至是弑父篡位。

那么雍正的皇位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的如民间所说的那样“名不正言不顺”吗？

想要弄清楚这个谜团，就得从康熙晚年的夺嫡大战说起了。

康熙活下来的儿子共有二十四个，其中有九个深度卷入争夺皇位的混战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礽、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和十四阿哥胤祯（后改名为允禵）等。

这些阿哥为了争夺储位，各自拉帮结派，彼此阴谋算计，面上钩心斗角，背后明争暗斗，闹得朝堂上下不得安宁，成了康熙朝末年著名的政治事件，被民间俗称为“九龙夺嫡”。

在康熙之前，清朝并没有立太子的传统。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康熙帝借鉴了汉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立仁孝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这是大清立国以来的第一位皇太子，也是清朝唯一的一位皇太子，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皇太子。

好家伙，一不小心就空前绝后了可还行，胤礽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简单来说就是——康熙超长待机，太子等待不及，兄弟疯狂算计，父子矛盾升级。

最终太子废了又立，立了再废，最年长的大阿哥和最有威望的八阿哥全都被康熙拉进了黑名单。从此不管大臣们怎么上疏呼吁，康熙就是咬死了一件事——立太子是不可能立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立太子的。

是的，康熙算是被“立太子”这三个字整出心理阴影了。他晚年的身体越来越差，衰老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他还是坚持把所有的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不肯让所谓的“太子”来分享皇帝的权威。

康熙一遍又一遍地跟臣子们保证说，你们放心，我死之前肯定给你们找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继承人，包管让你们每个人都满意，每个人都心服口服！

但这个继承人到底是谁，康熙却怎么也不肯说。

臣子们能怎么办？只能猜啊。当然也不是瞎猜，因为从各方面的综合表现来说，有两位皇子应该是进入这场储君争霸赛的决赛圈了，他们刚好是一母同胞，即德妃乌雅氏所生的四阿哥胤禛和十四阿哥胤祯。

在“九龙夺嫡”的大戏中，四阿哥胤禛一直没什么存在感。他既不拉帮结伙，也不上蹿下跳，没事就参禅悟道，同和尚老道打成一片，还写了一本叫《悦心集》的心灵鸡汤，看上去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天下第一闲人”。

当然，这只是看上去而已。

因为胤禛早就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康熙对于他来说，既是父亲，更是君主。给这样一个英明的皇帝当儿子，太平庸会被抛弃，太出色会被猜忌。

而胤禛又是一个出色的平衡大师，他成功地在“废物点心”和“潜在威胁”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皇帝对自己用得放心，用得安心，用得舒心。就这样，他一路不显山不露水，不高调不出头，一点点取得了皇帝的信任。除此之外，胤禛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他的次子弘历。弘历是康熙最喜欢的孙辈，没有之一。于是随着大阿哥、二阿哥和八阿哥等人的出局，胤禛逐渐成了康熙晚年最受重用的儿子之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众多皇子中，胤禛代表康熙主持大祀的次数最多，仅冬至祭天大典就有两次。这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待遇，可见胤禛在康熙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也是皇位继承人的潜在人选之一。

之所以说“之一”而不是“唯一”，是因为康熙把“祀”交给了四阿哥胤禛，却把另一件国之大事“戎”交给了十四阿哥胤祯。

当时四阿哥胤禛被封为雍亲王，而十四阿哥的爵位不过是固山贝子而已。清代皇室爵位由高到低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十二个等级。如果光看爵位，十四阿哥胤祯和四阿哥胤禛差了两级，似乎并不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选手。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十四阿哥胤祯原本是八阿哥胤禩的支持者。没错，胤祯虽然和胤禛是亲哥儿俩，但他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立场上都和自己的亲哥亲近不起来。个性爽直、重情重义的他，从小就和八阿哥对脾气，宁肯帮着“外人”，也不愿意搭理自己的“亲哥”。

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第一次废太子风波中，八阿哥胤禩因为组团夺嫡的意图过于明显而被老爹康熙给收拾了。

当暴怒的皇帝老爹痛骂自己仰慕的八哥时，十四阿哥胤祯竟然挺身而出，豁出自己的性命来给八阿哥做担保，气得康熙差点没拿佩刀把胤祯砍死。幸亏众人求情，胤祯只被打了二十大板。

胤祯虽然忤逆了皇帝的意志，但他舍命为兄弟担保的样子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康熙觉得这孩子对兄弟有情有义，特别老实可爱，从此反而对胤祯更加宠爱了。

有时候老父亲看儿子的滤镜，就是那么双标。

八阿哥说好话，康熙觉得是心口不一的阿谀奉承；十四阿哥说好话，康熙认为是表里如一的肺腑之言。

八阿哥说错话，康熙觉得是混账至极、忤逆不孝；十四阿哥说错话，康熙认为是心直口快、情有可原。

反正同样的事，放在八阿哥身上是看见就烦，放在十四阿哥身上就是可爱与纯真。

康熙甚至把从八阿哥手里剥夺的资源都转赐给了老十四，以至于胤祯竟成了第一次废立太子风波中最大的受益者。

在这种情况下，出头无望的八阿哥只能改为支持十四阿哥胤祯去夺嫡。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佳止损方式了，就算自己当不成皇帝，同一团队的人能当上也行啊。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公元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春，大清西部烽烟再起。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出兵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中央发兵救援。

十月，康熙任命十四阿哥胤祯为抚远大将军，封大将军王，用天子亲征专用的“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率军出征。通俗来说，胤祯这次就相当于是代替皇帝御驾亲征了。康熙朝一共出过五位抚远大将军，但只有胤祯被封为大将军王，也只有他能使用天子的仪仗。

这级别，相当高。

在正式出征前，康熙帝为胤祯举办了隆重宏大的欢送仪式，所有的王公贵族、朝廷重臣全都盛装出席来给胤祯送行。

那场面，相当热烈。

而且康熙还特意到长安左门外的堂子行礼，这是清代宫廷内特有的祭祀制度，源于满族的萨满教祭神仪式。以前康熙只有在亲自参与的重大战争或政务活动前才会去堂子行礼，以祈求神明的保佑。但这次十四阿哥出征，康熙却也来堂子行礼了。

这信息量，相当大啊。

康熙高调派胤祯挂帅出征，很明显是给他制造立功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提升他的地位，可谓是用心良苦。在胤祯出征后，康熙对前线的儿子也是关怀备至，什么好东西都第一时间给小儿子送去，还时常给儿子写信唠嗑，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一时间，胤祯成了很多人心目中下一任皇帝的热门人选。这里面固然有“八爷党”摇旗呐喊、制造舆论的因素，但康熙对十四阿哥的器重也的确是肉眼可见，就连朝鲜来清朝的使者也认为十四阿哥是众望所归。

如果西北战事结束，胤祯凯旋，这皇位恐怕大概率是要落到他头上的。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胤祯还在西北征战时，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在京城北郊的畅春园病逝，遗诏说由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承帝位，即雍正皇帝。

对于雍正的继位，其他兄弟肯定是不服气的。

如果雍正能拿出可靠的有力证据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那倒也没什么问题。但让人最费解的地方就在于，对于那一夜康熙是如何传位给雍正的，就连雍正自己都说不清。

第一个说不清的地方——雍正继位到底是不是康熙的真实意思？

康熙在十一月初感染了风寒，只能待在畅春园养病。于是康熙在初九这天派胤禛代替自己主持南郊大祀。初十、十一、十二这三天，胤禛都派人去畅春园请安，康熙都表示自己没有大碍。

但十三日这一天康熙的病情却突然恶化，紧急传召胤禛到畅春园。当夜康熙病逝，时任步军统领隆科多口头宣布了命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

注意，这个决定雍正继位的遗言最开始是口头说的，并没有书面文本。

十四日，隆科多在雍正的命令下独自起草了书面的遗诏底稿，然后交给内务府、翰林院润色。

十六日，这份遗诏被正式公布，但是却只有满文版，没有汉文版。御史杨保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雍正给出的解释却是——满文大家也听了，和听汉文版没区别嘛。这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划过去了。

也就是说，雍正能继位全靠当时隆科多的一句话，所有的正式文件都是后补的，而且还补得不全。

当然，如果事情发生得太仓促，来不及写成正式文件也是可能的。即便是口头遗嘱，只要在多人见证下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这就是第二个说不清的地方——谁见证了康熙的遗言。

对于这件事，雍正说得最多，但他都不如不说。

因为越说越可疑。

雍正元年的上谕说：由于太仓促，我爹一句话就决定传位给我了。

雍正二年的上谕说：别人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我爹要传位给我。

雍正五年的上谕说：我爹是在诸位皇子和隆科多面前说要传位给我的，但真正负责传达这句话的是隆科多。

还是雍正五年的上谕却说：我爹死的时候隆科多他根本就不在现场！

到了雍正七年的《大义觉迷录》里又变成了：我爹的遗言是在隆科多和七位皇子的见证下说的，我到畅春园的时候我爹还没咽气，还和我唠嗑来着，但我爹没告诉我要传位给我。是我爹死了之后隆科多告诉我，我才强忍着悲痛接下了这个倒霉活儿啊！

除此之外，雍正一会儿说其他兄弟对自己继位是心悦诚服，一会儿又说他们当时要么不怀好意，要么呆若木鸡。还有雍正说康熙去世时好多皇子都在畅春园当见证人，比如他的十七弟果亲王允礼。啊对，就是电视剧《甄嬛传》里的那位好弟弟。但是隆科多却说康熙去世当天，自己是在回京城的路上遇到的允礼，这说明康熙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在畅春园。

这是什么人格分裂的迷幻发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所以到底是哪样啊？

十三日当天，康熙到底是怎么留下传位遗言的，留下的到底又是什么样的遗言？关于这个问题雍正的回答不能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驴唇不对马嘴。

最朴素的逻辑告诉我们，人们在陈述真相时往往言简意赅，只有讲述谎言才需要反复勾勒。当你说出一句真话，你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如果你撒了一个谎，那就是在构建一个全新的谎言宇宙。

所以从雍正登上皇位的那一天开始，人们就在不断争论事情的真相，大致可以概括成三种观点：弑父夺位、矫诏篡位、合法继位。

弑父夺位基本上可以排除。当时流传的雍正用一碗参汤毒死康熙的说法肯定是不靠谱的。康熙的祖籍虽然在东北，但却对人参毫无好感，也从来不认为吃人参对身体好，哪可能会喝参汤被毒死？

况且康熙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很好地控制着最高权力，想要在短时间内收买康熙的身边人下毒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弑父夺位听起来很厉害，但从逻辑上来说是讲不通的。

矫诏篡位，这倒听起来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传言中所谓把诏书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两笔变成“传位于四子”这种事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清代对皇帝的儿子都称“皇子”。所以即便真的有那么一句话，也应该写成“传位皇十四子”，加了笔画后就变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连句人话都不算，哪能用来篡位啊。另外古代繁体字应该写成“於”而不是“于”，这又哪是加两笔就能改成的呢？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清代的诏书是满汉双文字版本的，康熙就是想留遗言也是先说满语版本，满语是拼音文字，那改起来跟重写一样，根本就骗不了人。

今天我们能看到完整的汉文遗诏，是后来重写的，并不是康熙临死前写的，无法作为证据。现存的两份满文遗诏都残破不全，尤其是缺失了传位给哪位皇子这个最关键的信息，只能证明康熙留下了遗言，却没法证明遗言的具体内容，是传位给皇十四子胤祯，还是传位给皇四子胤禛。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执掌大清帝国六十一年，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看透了世态炎凉的康熙皇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要选哪个儿子继位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动荡，保证权力交接的平稳呢？

恐怕，选择四阿哥胤禛才是最符合康熙真实意愿的。

不可否认的是，康熙此前对十四阿哥胤祯很器重，但也没到就非他不可的地步。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康熙应该是在老四和老十四之间有所犹豫，甚至很可能老十四占的优势更大一些。

如果十四阿哥胤祯得胜还朝，康熙还会在哥儿俩之间再犹豫一下。但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远在西北的十四阿哥胤祯已经不是皇帝的优先选择了。以当时的路况来说，胤祯即便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也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康熙皇帝明知儿子们之间斗得那么厉害，怎么可能允许皇位出现近一个月时间的空悬，那是生怕儿子们打不起来吗？

从托付后事、平稳过渡的角度来说，离得近的四阿哥胤禛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当康熙病情恶化后，他第一时间就把在南郊主持祭祀的胤禛叫到身边来，这很明显是想传位了。

如果这么说，那雍正就是合法继位啊，那为什么他对于事发当天的描述错漏百出，针对他继位的谣言又传得到处都是呢？

别急，因为雍正的继位是合情不合理、合法不合规。

雍正符合康熙临终前稳定政局的需要，这是合情。但正是因为康熙去世得太突然，让之前一直被人看好的十四阿哥瞬间靠边站了，这在有心人看来就是不合理。

雍正继位的确体现了康熙的真实意愿，但是这种意愿的表达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属于合法但不合规。

简单来说就是：有瑕疵啊。

而最大的瑕疵就是遗诏的宣布者隆科多。你一个步军统领，既不算皇室宗亲，也不是内阁大学士，凭什么让你来传达皇帝临终的遗言啊？

结合雍正登基初期对隆科多的顶配封赏和格外亲热，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隆科多和雍正内外勾结篡改了康熙遗言。

这个结论在逻辑上很自洽。但一份来自朝鲜的史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18世纪，李氏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写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康熙临死前，汉人大学士王掞和同僚一起记录皇帝的遗言，错把“禛”字写成了“祯”字，“第四”写成了“十四”，因此而获罪。

《李朝实录》则记载康熙病重时召满洲大学士马齐留下遗言，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君。

在古代的政治传统中，皇帝交代遗言肯定是找一帮人做见证，而且一般来说能在场听老皇帝遗言的人，也是留给新皇帝辅政的重臣。

《永宪录》记载，康熙死后第二天，根据皇帝临终的遗言，内侍卫大臣三等公马尔赛、提督九门巡捕三营统领隆科多和武英殿大学士马齐就获得了辅政大臣的身份。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康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找了四个他最信任的臣子来交代后事。

内侍卫大臣马尔赛负责皇帝的贴身保卫工作多年；隆科多是康熙第三任皇后的弟弟，算是皇帝的小舅子，一直以来掌控京城周边的武装力量；满洲大学士马齐忠心不二，能力突出，是满族官员中的大佬；汉人大学士王掞虽然总惹康熙生气，但为人清高，不受拉拢，在汉人官员中很有威望。

以上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怎么掺和到皇子们的“九龙夺嫡”中，既忠心又有能力，而且兼顾了权力平衡和民族差异，这才是皇帝交代遗言的正常组合。

康熙晚年已有患中风和脑梗的迹象，所以一次重感冒就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很快就陷入弥留的阶段。在回光返照的时刻，康熙应该是先用满语说一遍遗诏，然后再用汉语说一遍。

当然这个遗诏只是简单的关键词草稿，类似于写作大纲，具体的遣词造句什么的那都是次要的事。满语版本的遗诏由马齐负责记录，汉文版本的遗诏自然是王掞来撰写。马尔赛和隆科多更多的是在旁边做个见证。

此时皇帝的生命力已经几乎枯竭，中风和脑梗的病症也严重限制了他的表达能力，音量和发音自然不会像正常人说话那么清晰到位。再加上如此紧张的重要时刻，听不清、听不准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满语不同单词之间发音差异较大，不容易听错。但在记录汉文版遗诏时，皇帝嘴里说的到底是“胤祯”还是“胤禛”，是“第四”还是“十四”，时年七十七岁的王掞老爷子不小心给听岔了。这才有了朴趾源说的“误认”一事。

于是，皇帝死了，临死前留下了满汉双版本的传位遗诏，但尴尬的是两个版本的遗诏上写的不是同一个名字。

你说，还有比这更让人抓狂的事吗？

这时候再把皇帝抢救回来问一嘴已经不可能了，这两份遗诏到底以哪个为准，谁又来确定以哪份为准呢？

这时隆科多就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他作为皇帝的小舅子，属于关系最近的亲戚。而且整个畅春园都在他这个步军统领的控制下，此刻手里有兵有枪的他说话自然就是最好使的。

更重要的，隆科多其实是四阿哥胤禛的人。胤禛为了不引起老爹康熙的猜忌，找帮手从来都是宁缺毋滥。他的团队人数虽少，但个个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比如控制京城武装的隆科多和驻扎西北的年羹尧，这两位一内一外，为雍正皇帝的顺利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想要抹去两份遗诏的版本冲突，唯有淡化四人共同接受遗诏的事实。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由隆科多一人出面，口头宣布皇帝的遗言——先把皇位归属确定下来，具体的程序问题等事后再搞定吧。

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雍正在即位当天死活也拿不出书面遗诏，三天后也只能拿出满文版遗诏。因为那个汉文版，是真的不能往外拿啊，不然就更说不清了。

这之后马尔赛、马齐、隆科多都加官晋爵，而那位写错名字的王掞老同志，嗯，雍正也不能公开收拾他，但穿个小鞋、挤对一下什么的肯定是少不了。王掞八十四岁去世时，朝廷连个像样的葬礼待遇都不给他，还是后来乾隆帝上台后为他补办的。

因为雍正是真恨啊，朕明明正儿八经的继承皇位，就因为你“误认”了别人的名字，害得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不断地找补掩饰，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假话，结果越说越多，越多越错，都快把真的说成假的了！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雍正帝对“曾静案”的奇特处理了。

对他而言杀了曾静不重要，把心里的苦闷往外倒一倒才是最重要的。他就像是一个委屈巴巴的孩子，疯狂地为自己正名辟谣。

但是偏执的雍正爷还是不太了解人性啊，因为他的辟谣行为完全起到了反作用。

在“曾静案”前，针对他继位的段子可能流传得还没有那么广泛。但他偏偏弄出一个《大义觉迷录》并全国推广，这下好了，普通老百姓对雍正义正词严、引经据典的辟谣声明毫无兴趣，但一说到什么皇室阴谋啊，同室操戈啊，矫诏篡位啊，那可真是爱听得不得了。结果一番宣讲下来，人们没记住辟谣声明，反而不断在传播谣言本身，毕竟聊这个多刺激、多带劲啊。

自从《大义觉迷录》问世之后，有关雍正的谣言不但没有止息，反而越传越广泛，越传越离谱，都达到了小说评书里“吕四娘入宫刺杀雍正，半夜割走皇帝狗头”的程度。

黑子越多，雍正的战斗欲望就越强烈，他辟谣越用力，谣言就传得越厉害，都陷入死循环了。

所以雍正一死，乾隆第一时间就叫停了这件事。

乾隆刚即位就不顾老爹雍正的遗言，执意处死了曾静师徒，停止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甚至这本书后来在清朝也变成了“禁书”。

乾隆的内心独白应该是这样的：我的个亲爹啊，你和这帮黑粉斗什么嘴啊。咱大清的刀是不够锋利吗？都弄死不就完啦？

然后，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原本狗都不爱看的《大义觉迷录》成了禁书后，一下子又成了人们追捧的稀缺资源和必读书目，不管清政府怎么销毁，怎么禁止，这本书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在人们手中传阅。就跟某本书一旦进了禁书名单，销量和盗版立刻大涨一样。因为甭管平时有没有阅读习惯的人，都忍不住好奇要看一看这本“禁书”到底是“禁”在了哪里。

当然，最深入人心的，还是书中那一条条被反复辟谣却始终流传的谣言。

直到今天，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