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0年8月22日，大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一大早，两江总督署西侧的演武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马新贻，每月的二十五日都会亲临演武场视察部队，因为七月二十五日下雨，检阅就推迟到了第二天。

上午十点左右，视察结束的马总督在安保人员的护卫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演武场旁的小道步行返回总督署。

在路上，突然有一个叫王武镇的人蹿了出来。此人自称是马总督的老乡，想要求总督大人办点“私事”。

头回见到有人把“走后门”搞得如此广而告之的。安保人员赶紧七手八脚地把王武镇拦住，马新贻则脚步不停，继续往回走。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突发状况，让马新贻身边的安保人员出现了短暂的混乱，也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

就在马新贻即将走进总督署的西南门时，一个清兵打扮的人突然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然后趁着俯身行礼的机会，用右手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猛刺入马新贻的右胸肋要害之处。

有刺客！

由于事发突然，马新贻都中刀倒地了，旁边的安保人员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将刺客当场抓获。

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刺客得手后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意思，反而站在原地自报家门，说自己叫张汶详[具体姓名有争议。张相文《张文祥传》写作“张文祥”，《曾国藩全集》写作“张汶祥”，《督臣被刺出缺折》《供招册》等案卷资料中写作“张汶详”。因相应审理卷宗为正式法律文件，故本书采用“张汶详”一说。]。还有现场目击者听到他高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之类的口号。

刺客虽然束手就擒，但马新贻却因受伤严重，次日不幸身亡。这就是轰动天下的“张汶详刺两江总督马新贻案”，俗称“刺马案”。后来的电影《投名状》就是据此改编的。

刺马案发生的时候，清朝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北方的捻军大起义也基本消停，已经被内忧外患折磨了十几年的大清好不容易续命成功，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号称“同治中兴”。

但就在这所谓的“太平光景”里，清代顶级的封疆大吏之一、掌控着大清三分之二财税收入、历来被认为是“天下第一总督”的两江总督[清代在全国设八大总督，分别为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总督。另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1907年，清政府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驻奉天府，管理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层层安保之内，被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刺客随随便便就杀了。

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

清政府连发几十道上谕，先后派遣四位重量级高官，总计五十名官员参与审讯，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调查，最终发布了案件的“调查真相”。结案报告很长，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

张汶详挟私报复，马新贻无辜遭殃。

对，没有惊天阴谋，没有幕后主使。张汶详既不是职业刺客，也不是武林高手，更没有特异功能，他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非专业人士，万分凑巧地抓住了马总督安保工作转瞬即逝的漏洞，用一把小刀刺死了大清朝的两江总督。

结案报告一经公布，几乎所有人脸上都是同一副表情——你搁这儿骗鬼呢？

也怪不得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调查结果，因为“刺马案”实在是太离奇、太凑巧，官方的调查结果又太平淡、太草率，总给人一种遮遮掩掩的感觉。

比如官方给出的审理结果认定，张汶详是太平军余孽，因为媳妇和家里的钱财被一姓吴的奸夫给拐跑了，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那里告状。但马新贻并未受理这个案件，为此张汶详还被那吴姓奸夫狠狠地嘲笑了一顿。于是张汶详就把自己“人财两空”的人生不幸归咎于马新贻，这才一拍脑门儿决定刺杀马新贻。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怪不得大家不相信，因为逻辑转折实在是太生硬了。

官方结论无法服众，民间自然就出现了多种版本的“真相”。

比如流传最广泛的“渔色负友说”。在官方还在吭哧吭哧调查的时候，上海丹桂茶园里已经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的《刺马传》大戏，大概剧情应该是这样的：

张汶详和好友曹二虎等人都是捻军中的小头目，在作战中俘虏了马新贻。马与张、曹等人结拜为兄弟，带着部队投降了清朝。但马新贻竟然和曹二虎的媳妇勾搭成奸，还捏造罪名杀了曹二虎，进而霸占其妻。张汶详为给兄弟讨回公道，于是就刺杀了马新贻。

这也是“刺马案”在今天流传最广泛的一个版本，诸多影视作品也大多以此为故事原型。

但历史的反常识规律就在于，越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口耳相传的流行版本，往往越偏离历史的真实。

马新贻的为官履历和“渔色负友说”中所说的很多细节完全对不上。况且如果马新贻真的有害死兄弟、勾引人妻这样的黑历史，官方的调查结果相当于替他遮掩丑闻，马新贻的家人肯定巴不得就这么结案。但事实却是马家后人一直对官方结论非常不满，这哪像是有丑闻的心虚样子啊？

当时就有人为马新贻鸣不平，清代诗人周寿昌有诗云：

人事百年真始出，谁知定论死犹无。

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

意思就是马新贻像唐代宰相武元衡一样被当街刺杀，却和北宋时被污蔑为与外甥女有染的欧阳修一样，成了“黄谣”的受害者。

所以“渔色负友说”虽然流传最广，但也最不靠谱。

除了“仇杀”之外，张汶详在审讯过程中还曾说过另一个“义杀”的版本。张汶详自称得到消息，说马新贻勾结西北回民叛军要犯上作乱，所以张汶详才要诛杀马新贻这个“国贼”！

“陕甘回民起义”是真的，马新贻是回族也是真的，但这两个真相放在一起却并不真实。仅仅因为马新贻是回族就说他要勾结叛军，这完全是地摊文学式的胡扯，后来张汶详也翻供承认自己是在诬陷。

其实在“刺马案”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清政府高层就断定这个案子不单纯，“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

也就是说，清廷高层相信马新贻是死于买凶杀人的“谋杀”，唯一的问题就是谁谋杀了他。

嫌疑人之一是晚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丁日昌。

当时有人举报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曾卷入一宗违反军纪的命案，马新贻正是审理此案的负责人，丁日昌向马新贻求情不成，因此买凶杀人。

但这个说法也很不合理。

马新贻在办案过程中并没有针对丁日昌之子，所谓的双方结仇一说并不成立。况且丁日昌人品正直，无论是治军还是治家都很严格，很难想象他会去找马新贻走后门，甚至买凶刺杀同僚。明眼人都把这个事当笑话听，没谁当真。

但张汶详在被捕时喊的那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却像一根刺一样，结结实实地扎在每个人的心上。

从这句话的语意上分析，张汶详就是那个被“养”了千日的“兵”。但谁“养”了他，谁又“用”了他呢？

这里面的水可就太深了，牵扯到太多的矛盾和猜忌——中外之间、满汉之间、南北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全都各怀鬼胎，彼此防范，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甚至造成整个局面失控。

要想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要跳出孤立看待“刺马案”的狭隘视角，把这个谜团重重的刺杀案嵌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搞清楚“刺马案”发生时，清朝是个什么情况。

这么说吧，此前清朝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要完蛋了——内有太平天国席卷江南，外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皇帝英年早逝，太后孤儿寡母，国内叛乱不断，国外列强环伺。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命悬一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说的就是大清本清啊。

面对内忧外患的糜烂局面，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咬牙放权给汉人，允许地方组织团练，以此来平定国内叛乱，抵御外国侵略。

以曾国藩的湘军为代表的汉人武装集团强势崛起，几乎掌控了中国南方最精华、最富庶的地区，清朝中央反而成了可怜巴巴的弱势群体。

曾国藩本人想做千古名臣，没有什么造反搞事的兴趣，还主动裁撤湘军，自己削弱自己。

但有些事却并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大量的湘军官兵立功受赏，他们或身居军队高层，或执掌地方行政，或成为民间豪强，已经形成一张遍布江南各地的权力关系网。不管曾国藩愿不愿意承认，他的“湘系”已经成了让清朝中央寝食难安的存在。所以当朝廷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削藩”。

而马新贻这个两江总督，就是来干这个活儿的。甚至还有传言说马新贻是奉慈禧的密旨，要暗中调查湘军上下私吞太平天国宝藏的事。[见高尚举《刺马案探隐》。有争议。]

其实此前清政府已经两次试图把曾国藩调离两江，但都因时机不成熟而没办成。公元1868年，清政府调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以闽浙总督马新贻补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虽然名义上比两江总督地位高，但其地处京畿地区，上有中央政府，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更远离湘军的大本营，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加调虎离山。

仅仅两天之后，负责长江水师的湘军元老彭玉麟也被免除职务，退休回家。江苏巡抚丁日昌转交了江南士绅请求曾国藩留任两江总督的请愿书，却被朝廷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可见朝廷“削藩”的意愿有多强烈。

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后，忠实执行了清政府“强化中央，削弱地方”的既定政策，雷厉风行地做了几件事，包括裁撤湘军，编练新部队，追查历年战争中的贪腐和假账，严肃军纪，严厉打击退役后从事黑社会活动的湘军士兵，等等。

裁军是砸饭碗，查账是掏钱包，扫黑是要你命。

马新贻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朝廷开心，也都让湘军上下不开心，然后他就被刺杀了。

站在清政府的角度上来看，我精挑细选派来“削藩”的得力干将，刚刚取得了一点工作成果，然后人就没了，你跟我说这里面没事？

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观点认为湘系势力才是“刺马案”的幕后元凶，目的是干掉马新贻，重夺两江总督，这就是“湘系夺权说”。

但这还没完。

“刺马案”背后不只涉及中央与地方的钩心斗角、满汉之间的猜忌防范，甚至还牵扯到中外矛盾和土洋冲突。

简单来说，就是洋人、洋教和洋务。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门被迫开放，西方的宗教和科技也跟着进入中国。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在中国强行传教，必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进而产生对立情绪和冲突。

马新贻对曾国藩、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没什么热情，但他对洋教和洋人的态度却很友好。

马新贻就任两江总督后，隆重接待了天主教江南教区的主教郎怀仁，甚至在第二天回访了天主教堂，这让在中国屡屡碰壁的外国传教士感动不已。

据当时生活在中国的神父们说，马新贻曾在镇压小刀会起义时受伤，在教会的董家渡医院接受了治疗。捡回一条命的马新贻甚至接受了洗礼，信奉了天主教。

这个传言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马新贻相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而言，的确对传教士更加友好。

1869年，安庆府出现了民众捣毁传教士住所的反洋教运动，史称“安庆教案”。马新贻的处理方式是全盘答应列强提出的赔偿要求，并且联合安徽巡抚发布告示，阻止百姓自发的反洋教行动。

后来南京一带又出现了传教士用婴儿炼制邪药的传言，差一点就掀起新一波的反洋教浪潮。马新贻第一时间派遣新上任的南京知府冯柏年检查天主教堂，证明并没有所谓的“死婴”存在。然后马新贻立刻宣布南京全城戒严，并派遣军队保护天主教堂，张贴告示，全力辟谣，这才成功避免了危机。

马新贻对洋教很保护，但别的地方官就未必是这个态度了。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朝方面紧急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与列强交涉。

曾国藩只能捏着鼻子卑躬屈膝求原谅，又是处死凶手，又是赔偿损失，又是派人道歉，希望能缓解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和大多数主张对洋人强硬的同僚不同，马新贻则主张严惩导致教案发生的中方官员。然后没多久，他就被刺杀了。另据当时在华的传教士记载，马新贻死后没两天，和马新贻一样对洋教抱有好感的南京知府冯柏年也在办公室离奇自杀。

连续两位对洋教持保护态度的高级官员相继丧命，以至于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都认为马新贻就是被那些反对洋教的势力给弄死的。

这就是“刺马案”的第六种版本——“反洋教排外说”。

但这个版本可不兴说。

要知道当时北边的“天津教案”已经让清政府焦头烂额，如果南边的“刺马案”再调查出来背后的真凶也是针对洋人和洋教的，消息传到列强耳朵里，那清政府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就是这种自相矛盾、投鼠忌器的心情让清政府很纠结，既不能不调查，又不能真调查。所以清政府对待“刺马案”的态度和策略只能是外紧内松，虚张声势。

如果我们复盘一下整个“刺马案”的调查环节，就会发现很明显的敷衍之处。

八月三日，清政府得知马新贻遇刺，立刻谕令正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为官生涯的最大污点，但他却以处理教案重任在身及眼睛疼为借口，极力推辞回任两江总督的任命，宁肯在“天津教案”里挨骂，也不想去蹚“刺马案”的浑水。

但清政府却坚持要求曾国藩南下，认为“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寄希望于曾国藩湘系领袖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名望，以此来稳定住两江的局势。

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朝廷的千呼万唤中到达北京，刚好赶上曾国藩和慈禧相继过生日。于是慈禧先给曾国藩庆生，曾国藩再给慈禧祝寿，这么一来一去两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不是急吼吼地要求曾国藩南下两江吗？怎么又不着急了呢？

这就是政治的艺术了。对清政府而言，只要曾国藩回任两江的消息确定，就能镇住那些企图搞事的魑魅魍魉，至于曾国藩本人是不是真的到位，反而不重要了。

换句话说，查案不重要，借曾国藩的名头保平安才重要。

曾国藩一直在北京待到快过年，实在没理由继续耗着不走了，只能选择动身。在南下之前，他受到了慈禧的接见。

对于“刺马案”，两位晚清时代的超级大佬有这么一段既简单又不简单的对话。

慈禧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回答：这事很奇。

慈禧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马上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

这白开水一样平淡的四句话看上去平平无奇，却隐藏了慈禧对“刺马案”的态度。

慈禧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奇，就是奇怪、离奇，不应该发生而发生的事。“岂不”是反问表肯定，前面再加一个“甚”字，意思就是这背后肯定有事，你可别糊弄我。

曾国藩回答“这事很奇”——是的，这背后当然有事，但您想要大事还是小事？

慈禧第二句说“马新贻办事很好”——先给整个案子定个调子，马新贻必须是正面形象，不能寒了给朝廷办事的人的心。

曾国藩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这算是认同了慈禧的观点，放心吧，老佛爷，马新贻必然是个完美的受害者。

这之后曾国藩又磨蹭了十几天，然后在慈禧的再一次催促下启程南下，和他同行的还有刑部尚书郑敦谨，也是朝廷派去审理“刺马案”的。

在这两位中央特派员到达江南之前，江宁将军魁玉会同漕运总督张之万等人已经审了张汶详好几个月了，“挟私报复说”就是他们给出的“尚属可信”的审讯结果。

当然，朝廷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所以才加派曾国藩和郑敦谨这两位重量级高官来接着审，怎么看都是一副不查明真相誓不罢休的样子。

但神奇的是，曾国藩到了江宁后，有足足两个月没有做任何与调查“刺马案”有关的事情，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第一次读了下案卷，后来又开了几个没营养的会，把涉案人员点了个名，之后就把原有调查结果原封不动地上报了。

可以说曾国藩和郑敦谨两位钦差大臣的到来，并没有对“刺马案”的调查起到什么推动作用，那些案情谜团和证词、证据上的不合理之处，也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那回到最初的问题，凶手张汶详到底是独立作案还是有人指使呢？

他在被捕时明明说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样的话，证词中也显示他曾投奔湘军将领黄少春，可见张汶详也是有湘军背景的，为什么后续的调查却坚持否认他背后有人主使？

再说了，马新贻身为朝廷命官、封疆大吏，安保级别相当高，张汶详一个平头百姓，为何能成功实现近身刺杀？

借用评书演义中常用的一句台词——“无巧不成书”。

保护马新贻的第一负责人是两江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据这位有着浓厚湘系背景的军官说，他当时是因为士兵操演没结束，就留在演武场地收尾，“不巧”没出现在案发现场。

在马新贻遇刺之前，那个拦路求帮忙的王武镇则“凑巧”分散了安保人员的注意力。

而这位王武镇是在总督衙门前轿头刘学——相当于是在马新贻总督办公室前任公务用车司机的“无意”指点下，在检阅当天“恰好”给刺客制造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刚好”让马新贻暴露在刺客的刀尖之下。

这一切的巧合都解释得通，每个人都有合理正当的理由，但这些凑巧就是如此精密且环环相扣地咬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马新贻的遇刺。

最后，马新贻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验尸报告表明马新贻胸部的伤口皮肉收缩，并未出血，脖颈肿胀，十指呈现青色，应该是凶手在凶器上涂抹了毒药，这才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刺马案”的结案报告中却白纸黑字地写着，张汶详用来行刺马新贻的凶器“刃锋白亮，量视血阴，计透入三寸五分，验无药毒”。

也就是说，马新贻死于中毒，但凶器上却又没有涂抹毒药的痕迹。

那么，毒死马新贻的毒，是哪儿来的？

哦豁，怎么有点越说越吓人了？

以上难以解释之处全是疑点，但在历时八个月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却没有一位主审官愿意深究。

更不合常理的是，审案全程都没有对张汶详动过刑，理由是张汶详不禁打，怕一不小心把他整死了。

刑讯逼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规违法操作，但在古代却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必备环节。当时参与会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就坚持必须动刑，按照他的话说，犯人那么狡猾，满嘴瞎胡说，不打一顿他怎么会老实交代啊？

先上刑，再审案，本就是那个时代审案子的惯例。但“刺马案”的主审员却对张汶详格外“温柔”，说啥也不肯动刑。

是真的怕动刑把他给打死了，还是怕一不小心打出点不想听的东西？

不可说，不可说啊。

按照清代的司法审判惯例，对犯罪嫌疑人张汶详的审讯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程序。所以参与审讯的孙衣言和山东候补道袁保庆都拒绝在结案报告上签字，以此表明自己不认同审讯结果的态度。

而这两位又都是马新贻生前最重用的幕僚亲信，是马新贻真正的自己人。恐怕也只有他们两个是真心想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两个小官的抗争并不能改变“上头”的意思，最终“刺马案”还是照着最初的“挟私报复说”上报中央，只不过是在对凶手张汶详的量刑上加重了一个级别而已。

清廷给予马新贻极高的哀悼。同治皇帝亲赐祭文、碑文，特赠马新贻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定谥号为“端敏”。江宁、安庆、杭州、海塘等地为马新贻修建了专门的祠堂纪念，在华的传教士也自发地组织悼念活动。

但也仅此而已了，清廷可以高调纪念，隆重哀悼，但却绝不会认真破案，探究真相。

因为真相背后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两江总督基本由满人出任。但在太平天国之后十多年里，前后有九任七人出任两江总督，却没一个是满人。在马新贻之前，曾国藩做了三任两江总督。在马新贻之后的几任总督，要么是湘系骨干，要么有湘系背景，只有马新贻这么一个“非湘非淮”的特殊存在。

事实上，对于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这事，当时人都看得很清楚。马新贻虽然有业绩，但还没功勋卓著到能取代曾国藩的地步，朝廷这样的人事安排就是为了打压湘系。而马新贻出事也是必然，这完全就是朝廷人事安排的失误造成的。

多说一句，参与审理“刺马案”的刑部尚书郑敦谨在结案后当场宣布“因病退休”，连回北京走一下退休程序都等不及就离职了。只不过号称“因病无法工作”的郑大爷后来又好端端地活了十几年，咱也不知道他这个“病”到底是“真病”还是“心病”，反正是把堂堂一品朝廷大员给逼得撂挑子不干了。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水得有多深。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于马新贻来说，这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璧”，就是两江总督这个烫手山芋。马新贻在两江威望不足，下手又太狠，得罪的人实在太多，是绝对的众矢之的，遭人暗算的概率相当大。

他被刺杀后才几天，官方调查还没结束呢，上海就有人将他的桃色新闻编成戏剧上演。还有教育系统的人在出考试题的时候，讽刺马新贻被杀是活该。这些舆论风潮的背后很可能有人主使，目的就是杀人诛心，让马新贻身死名灭，永世不得翻身。

由于慈禧和曾国藩等人的心照不宣，“刺马案”的幕后真凶已经永远隐没于历史的迷雾中。刺杀案的主谋也许是湘系势力，也许是反洋教势力，甚至这两拨势力可能就是同一群人。

总之，是对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不满的反对者策划了这起“刺马案”。

“刺马案”既代表着马新贻个人生命的终结，也代表着清廷“削藩”政策的破产。此后两江总督之位几乎由湘系势力所垄断，清政府再也没能成功压制南方的汉人势力，直到宣统退位，帝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