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告诉别人你是心理治疗师时，常常会引来一阵惊讶的停顿，紧接着还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例如：“哦！心理治疗师！我是不是该跟你聊聊我童年的事？”或是“你能不能帮助我处理婆媳关系？”又或是“你会对我进行心理分析吗？”（以上问题的答案分别是：“最好不要”“应该可以”，以及“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这些事呢？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妇科医生，你会问我要不要当场给你内诊吗？”）

但其实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害怕——害怕被剖析，害怕被识破。人们就像是在说：“你会发现我精心掩饰起来的不安吗？你会看到我的脆弱吗？你会不会识破我的谎言，看到我羞于见人的一面？”

“你会穿透躯壳，看到我的人性吗？”

在烧烤聚餐或晚宴聚会上，我惊讶地发现和我交谈过的人们通常不会期待再见到我，同时我也惊讶于自己总能礼貌地回避众人。似乎一旦他们听说我是个心理治疗师，我就变成了会窥探他们心灵的人，所以他们必须用一些有关心理医生的笑话来转移话题，或借着去续杯的名义溜之大吉。

不过，有时人们也会问更多的问题，比如：“你平时都接待些什么样的人？”我会告诉他们，我的来访者就和在场的大家一样，换句话说，就和提问者本人一样。有一次在国庆节聚会上，我告诉一对好奇的夫妇，有不少夫妇会来我这儿进行伴侣治疗，紧接着他们就在我面前吵了起来。丈夫质问妻子为什么对伴侣治疗这么感兴趣——毕竟他们夫妻之间又不存在什么问题（此处伴有尴尬的干咳声）；而妻子则谴责丈夫为什么完全不关心夫妇间的情感生活，或许他们也会在这方面需要帮助呢？（此处伴有怒视）但事实上我有把他们看作我的治疗对象吗？完全没有。在那个情形下，我成了那个要去“续杯”的人，借故默默离开了这个对话。

心理治疗之所以会引发各种奇奇怪怪的反应，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成人电影——两者都涉及某种层面上的赤裸，也都有可能令人感到紧张刺激。两者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并且大多数用户都在秘密使用。尽管各种统计都在尝试量化参与心理治疗的人数，但由于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很多都否认这个事实，所以数字应该不够准确。

但就算这个数字被少报了也依然很高。每年都有差不多三千万美国成年人坐到心理治疗师的沙发上，而美国还不是全球心理治疗最发达的国家。（在此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实：全球心理治疗师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瑞士、冰岛，然后才是美国。）

你可能会认为，既然身为心理治疗师，在经历了男友事件之后的那个早上，我或许也会去找个心理治疗师接受治疗。我工作的地方有十几个心理治疗师，我们那栋大厦里到处都是心理治疗师，而我自己也参加了好几个督导小组，治疗师们会定期聚会讨论自己的个案。我在心理治疗师这个圈子里已经混得很熟了。

但鉴于现在我蜷成胎儿一般动弹不得，心理治疗并不是我当下的首选。

趁我儿子还没醒来，我躺在床上给认识最久的朋友艾莉森打电话讲述了男友的故事。“他简直就是人渣！”艾莉森听完后说道，“摆脱他也好！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来呀！不只伤害你，还伤害了你的小孩！”

“就是呀！”我表示认同，“什么人会做得出这种事呢？”我们大概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批判男友。在经历痛苦的最初阶段，人们总是倾向于抨击他人或自己，让怒火向外或向内转化。显然艾莉森和我选择了对外。她住在美国中西部，她那儿比我所在的西海岸要早两个小时，她正在上班路上。接下来她立刻切入了重点。

她说：“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吗？”

“什么？”我感觉胸口已经被插进了一把刀子，我愿意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我从痛苦中解脱。

“你该去找个人上床！享受肉体的欢愉，然后忘了仇童男。”我即刻爱上了男友这个新名字——“仇童男”！艾莉森继续说道，“显然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他，快把他忘了吧。”

艾莉森已经结婚二十年了，丈夫是她学生时代的恋人，显然她并不善于给单身人士指点迷津。

“这么做可能帮你迅速恢复状态，就像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就要立刻起身继续前行，”她继续说道，“你别翻白眼。”

艾莉森非常了解我，此刻我正用我又红又痛的眼珠翻着白眼。

“好吧，我去找个人上床。”我大声应道。我知道她想逗我开心，但我又忍不住开始啜泣，就像是十六岁的少女正在经历生命中第一次分手。我真不敢相信自己都四十多岁了还这样。

“噢，亲爱的，”艾莉森的声音就像是一个拥抱，“还有我呢，你会渡过这个难关的。”

“我知道。”我说，同时却在心中异样地否定自己。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6—1963）：20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的诗里有一句常常被人引用：“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前，穿过它。”要到达隧道的另一边，只能一往无前地穿过它，迂回绕道并不是出路。但彼时彼刻，我连入口的状况都还没搞清楚。

艾莉森已经停好了车，并许诺一休息就打给我。我看了看钟，此刻是清晨六点半。我又接着打给另一个朋友简，她也是心理治疗师，她的诊所在城市的另一头。电话只响了一声她就接起来了，我听见她丈夫在电话那头问她是谁打来的。简轻声说道：“应该是洛莉。”她一定是看到了来电显示，而我正在号啕大哭，都没顾得上出声打招呼。如果不是有来电显示，她可能会以为是疯子的恶作剧吧。

我调整了呼吸，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她听得很仔细，并不断重申她认为这难以置信。我们也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时间批判男友，然后我听到她女儿走进房间，说要早点去学校参加游泳训练。

“我午餐时再打给你，”简说，“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了，一定是另有蹊跷。除非他是反社会人格，不然这完全不符合我在这两年里所看到的他。”

“一点都没错，”我说，“所以说他一定就是反社会人格。”

我听到电话那头她喝了口水，又把杯子放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她把水咽下去，接着说道，“我有个不错的人选可以介绍给你，绝对不是仇童男。”简也挺喜欢男友这个新名字，“过几个星期，等你缓过来了，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这对话的荒谬差点令我破涕为笑。在刚分手没几个小时的这个当下，我最需要的是有人在痛苦中陪伴我，但我也知道看着朋友痛苦挣扎却又无能为力，是多么令人难受的一件事。“陪伴你经历痛苦”是少数只有在心理治疗室这种受到保护的空间里才能经历的体验之一，很难在这一特定情景之外重现，无论施与受都很难，即使对两个心理治疗师来说也是如此。

当我们挂断电话，我思考了一下简所讲的“过几个星期”这个说法。我真的在几星期后就能去和别人约会了吗？我想象了一下自己去和一位友善的男士约会，他正努力为初次约会制造话题，无意间却提到了某件事，让我想到了男友（我很肯定，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让我回想起男友），然后我一定会忍不住流眼泪。初次约会就流眼泪肯定是件扫兴的事。而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在第一次约会时哭，不仅扫兴，更会引起恐慌。话说回来，我现在的精力只够应付眼前的事。

当下，只能先迈出第一步，再走下一步。

当我面对那些正在经历严重（影响社会功能的）抑郁症的患者，我就会跟他们这样说：“想象浴室就在前面。离你只有五步之遥。你看得到，却过不去。”这时就要先迈出第一步，再走下一步。不要一次去想五步，一次只迈好一步。迈好了这一步，再去走下一步，你终究会到达浴室的。同理，你也能成功地迈向明天、迈向明年。一步一个脚印。他们或许无法想象抑郁症状能在短期内缓解，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想。去做一件事，再让这件事驱使你去做另一件事，用一个良性循环来替代一个恶性循环。大多数巨大的转变都是靠我们用数百个微不足道、甚至难以察觉的一小步累积而来的。

一步之中蕴含着许多可能性。

我打起精神叫醒儿子，为他准备早餐，打包他的午餐，和他交谈，把他送去学校，然后开车去诊所，全程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能做到的！”坐电梯到办公室的途中我心想，“迈出第一步，再走下一步。”就像专注于每一次时长五十分钟的心理治疗。

我走进诊所，在走廊上跟同事们打招呼，拿钥匙打开诊室的门，完成每天要做的一系列事务：把随身物品放到一边，把电话调成静音，取出病历，然后把沙发上的靠枕拍拍松。接下来，不同往常的是，我坐在平时给来访者准备的位子上，看着空荡荡的医生椅，从这个角度打量着自己的诊室，有一种奇异的舒适感。我就坐在那儿，直到门边的绿灯闪烁，提示我今天的第一位来访者已经到了。

“我准备好了。”我想，先迈出第一步，再走下一步。“我会没事的。”

只是，我并不是真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