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被各种故事吸引，不仅对其中发生的事感到好奇，更对各人叙述故事的不同方式感兴趣。当人们来做心理治疗，我不仅要聆听他们的讲述，更要从中辨别他们是否知道一个故事可以有多种讲法。他们是认为只有自己的叙述才是故事的“唯一正解”，还是知道那只是故事的多个版本之一？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会选择保留或删减故事的内容，是否意识到他们讲述故事的初衷也会影响到听者的立场？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总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我所思考的不是心理治疗的事，而是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所以我刚从大学毕业，就在娱乐行业找了份工作，迈入了大家口中的“好莱坞”。

我在一家大型艺人经纪事务所工作，为一名初级电影经纪人担任助理。他叫布莱德，是一些剧作家和导演的代理，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毕竟好莱坞到处都是年轻人。他看上去满脸稚气，脸颊光滑，头发蓬松而凌乱，他常常需要把刘海从眼前拨开。那些精致的西装和昂贵的鞋子在他身上总是显得过于成熟，就像是穿了他爸爸的衣服。

严格来说，我上班的第一天是一次试工。据人力资源部的格洛丽亚说（我从不知道她姓什么，每个人都称她为“人事部的格洛丽亚”），布莱德在应聘助理的候选人中选定了两名最终入围者，我俩要各来工作一天以考核实际表现。就在试工的当天下午，当我从复印室走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听到了未来的老板和另一个经纪人——也是他的导师——在他办公室里聊天。

“人事部的格洛丽亚要我今晚就给她答复。”我听到布莱德说，“我该选聪明的那个还是好看的那个呢？”

我怔住了。

“那一定要选聪明的那个。”另一个经纪人说道。

我想知道布莱德认为我是哪一个。

一小时之后，我得到了这个工作。我知道那个问题问得极不礼貌，但我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而且，我也不懂布莱德怎么会认定我是聪明的那个。当天我所做的事包括：打了一堆电话，但由于我还搞不清电话系统上的按键，所以常常按错导致通话中断；煮了杯咖啡，还被退回来重煮了两次；复印了一份剧本，却不小心把1份按成了10份，只好把其余9份复印件藏在休息室的沙发下面；我还被一个台灯的电线绊倒了，一屁股摔在布莱德办公室的地上。

我得出的结论是：好看的那个只能是特别特别蠢了。

我的官方职位是“电影文学助理”，其实我只是一个秘书，每天翻着长长的通讯录，打电话给各个电影工作室的主管和电影制作人，跟他们的助理说我的老板正在电话这头等候，然后再把电话转给我老板。根据众所周知的行规，助理要默不作声地旁听这些通话，这样一来不用老板嘱咐，我们就能知道事后应该寄出哪份剧本。有时通话的各方也会忘记我们的存在，于是我们就会听到老板的知名友人们的各种劲爆八卦，例如谁和对象吵架了，或是哪个工作室高管马上就要“秘密地”拿到一份大制作的合约。如果我老板要找的人没空接电话，我就会给他留言，再接着打给通讯录上几百号人里的下一位。有时我会根据指示很有技巧地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回复一些电话。在好莱坞，如果你想故意联络不到谁，那就在早上九点半之前打电话，因为没有人会在十点钟之前上班。说白了，大家只有到午饭时间才会出现。

虽说电影行业光鲜亮丽——布莱德的名片盒里装满了我仰慕已久的人的电话和住址——但一名助理所做的工作正是光鲜的反面。作为助理，你要端茶递水，为老板安排理发和美甲，取回干洗的衣物，屏蔽他们父母和前任的来电，复印和传送文件，把汽车开去送修，担任私人跑腿，还得确保每次开会都备好冰镇的瓶装水。即使会上有你做梦都想见到的编剧或导演，你也不能跟他们说一句话。

到了深夜，你终于有时间读完客户寄来的剧本，并写下十页密密麻麻的札记，以便你的老板明天在开会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发表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我们这些小助理之所以会为这些札记花费心血，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盼望着有一天老天开眼，让我们能从令人心智麻木、工时超长、薪酬低廉，还没有加班工资的助理工作中解脱出来。

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渐渐明白在公司里受瞩目的还是那些“好看的”——而且助理职位上好看的人还真不少——而所有额外的工作都被分配给了所谓聪明的人。在那家公司供职的第一年里，我睡得很少，因为我每周都要给十几份剧本写札记，而且用的都是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但我其实对此并不在意。事实上，这是工作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我从中学到了如何刻画故事，我爱上了那些内心复杂的有趣角色。随着时间的累积，我对自己的灵感越来越有信心，和别人分享故事创意时也不再那么胆怯了。

不久就有一家制作公司聘用我做入门级的电影执行制作人，正式头衔是“剧情编辑”。于是我成了与会发言的人，有别的助理会为我准备好瓶装水。我常常跟作家和导演密切合作，窝在一个房间里，逐个逐个场景地斟酌脚本，作者们常常会非常保护自己的创作，我要帮助片方得到他们想要的修改，又不能惹毛作者，以免他们暴跳如雷，甚至以退出合作相威胁。这些谈判的经验后来竟成了伴侣治疗中最佳的实践参考。

有时为了避免办公室嘈杂的环境，我会邀请电影制作人一大清早到我狭小简陋的公寓里来，而当我在前一晚为明天挑选早餐小食的时候，就会想象，尽管我的客厅破破烂烂，地毯和天花板如此简陋，但约翰·利思戈[约翰·利思戈（John Arthur Lithgow，1945— ），美国演员、音乐人和作家。]明天就要坐在这里吃贝果，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

还真有更美好的事情——至少我一度这么以为——我升职了。这次的升迁是我付诸努力且梦寐以求的，但得到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讽刺的是，在这一行，你资历尚浅的时候反而最有机会做创造性的工作，当公司高层们在外招揽演员、与经纪人共进午餐，或是路过片场探班时，你就在办公室里承担所有与剧本相关的工作。但当你成为开发主管，工作重心就从对内执行变成了对外的角色。如果你中学时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那这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工作；但如果你是个喜欢钻在书本里，喜欢和三五知己泡图书馆的孩子，那就得好好想想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了。

现在我就是每天穿梭在午餐和会议之间，笨手笨脚地尝试着去社交。与此同时，工作的进展却举步维艰。感觉制作一部电影可以用上几个世纪的时间——事实上完成一部电影的制作确实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同时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入错了行。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住在一间复式公寓里，她指出我每晚花非常多的时间看电视，简直陷入病态了。

“你似乎有些抑郁。”她关切地对我说。我说我这不是抑郁，我只是觉得无聊。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每天赖以维持生活的唯一动力只是能在晚餐后打开电视，那你很可能就是抑郁了。

一天中午，我坐在一家高雅的餐厅里，和一位漂亮的经纪人共进午餐，她正和我说起她刚拿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脑中不停闪现四个大字：“我、不、在、乎！”无论那个经纪人跟我说什么，那四个字就是不停地在我脑内循环，直到结账时还没停止，直到我开车回公司也没停止。第二天，甚至之后的几个星期，这四个字还是响个不停，直到几个月之后，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脑子里真实的想法：我不在乎。

我当时唯一在乎的似乎只有看电视，因为只有那些每周准时更新的剧集才能让我沉浸在虚构的世界里，恢复片刻的感知；或者更准确地说，唯有沉浸在虚构的世界里，我才能屏蔽那些令我不愉快、却又无力改变的事情。既然如此，我就去应聘了一份电视台的工作。几个月之后我开始在NBC（全美广播公司）从事连续剧开发。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梦想成真了。我以为我又能写故事了。而且与结构封闭、结尾精致完整的电影相比，写电视剧更有趣。我可以用几集或几季的时间让观众层层递进地了解他们喜爱的角色，这些角色会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不完美、充满矛盾，那些故事也会和现实生活一样复杂。

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方法来应对无聊，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只是解决了一个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