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温德尔医生诊室的门口，思考着该往哪儿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见过许多心理治疗诊室，包括培训期间督导的诊室，还有我到过的其他医生的诊室，但从没见过像温德尔医生的诊室这样的。

和一般诊室相同的是，墙上也挂着常规应有的证书，书架上也摆着心理治疗相关的书籍，房间里也没有任何透露医生私生活的物件，书桌上没有家人的合照，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按照心理治疗师诊室的标准布局，通常在房间中央会背着墙放一张心理治疗师的椅子。在实习期间，我们还学到要靠近门坐，因为万一“形势升级”，治疗师需要逃生通道。但温德尔的诊室只有两张长条形的沙发在远离门的墙角排成L型，两张沙发之间放着一个茶几，并没有单独的、给心理治疗师准备的椅子。

我感到无所适从。

温德尔医生是个瘦高个，谢顶，还有心理治疗师标志性的驼背。他站在那儿等我先坐下。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猜我俩不会在同一张沙发上并肩而坐，但他通常都坐哪张沙发呢？是窗户边上的这张（万一事态升级，他可以从那儿逃走），还是倚着墙的那张呢？我决定坐在窗边，下图A的位置。温德尔医生关上门，穿过房间，安然地坐到C的位置上。

当我会见新来访者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起个话头来打破沉默，例如：“来吧，跟我说说今天是什么事把你带到这儿来的。”然而温德尔医生却闷不吭声。他就这么看着我，用他的绿眼睛对我进行盘问。他穿着针织外套、卡其裤和乐福鞋，就跟人们对心理治疗师的刻板印象一模一样。

“你好。”我说。

“你好。”他回答，然后继续等待。

时间过去了一分钟，但感觉比一分钟要长得多，我努力动用自己的智商和情商把关于男友的情况阐述清楚。真实的情况是自从分手之后，我的状态一天比一天糟糕，我的生活出现了一片炫目的空虚。在之前的这几年，男友和我在白天都会保持频繁的联络，晚上他也会在睡觉前跟我说晚安。但现在呢，他在干什么？他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他的工作进行得顺不顺利？他有没有想我？还是他庆幸自己终于吐露了心声，可以去寻找一个不带孩子的伴侣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男友不在我身边了。今天早上来到温德尔医生诊所的时候，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废人，但我不希望这是自己留给他的第一印象。

老实说，即使是以后，我也不想留给他这样的印象。

心理治疗的过程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心理治疗师为了治疗来访者，需要尽量看透来访者的真实状况，这就意味着要看到他们的脆弱、他们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和内心挣扎。来访者当然想要寻求帮助，但他们也想让别人喜爱和欣赏自己，换句话说，他们会隐藏自己的弱点。这并不意味着心理治疗师不会去发现来访者的长处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其所长——我们确实会这么做，但医生在尝试找出哪里出了问题，来访者却在尽力维持表象，表现得比真实情况要振作，避免丢脸。双方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但行动上却背道而驰。

我尽量平静地向温德尔医生讲述男友的故事，但刚一开口，我的体面就瓦解了，我开始啜泣。当我一幕幕讲完整个故事，我已是掩面而泣，身子也不住地颤抖。我想起了昨天简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你要找一个你不必扮演心理治疗师的地方。”

那一刻我一点都没有心理治疗师的样子。我只是在竭力证明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男友的错：如果不是他选择回避问题（根据简的诊断），我就不会如此后知后觉。我还补充道，他一定是反社会人格。（同样是引用简的话——这也恰恰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师不能为他们的朋友进行心理治疗的原因。）因为我平时从未觉察到他的真实想法，他简直是个一流的演员！即使他不能被烙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那也一定是哪根神经短路了，不然谁会把这么大的事藏着掖着这么久？总而言之，我了解正常的沟通应该是什么样的，尤其我还在行医生涯中见过那么多夫妇，除此之外……

我抬起头，觉得我看到温德尔医生压抑住了一个笑容。（我幻想他的心声从他的脑袋上冒出来：这个疯子竟然是个心理治疗师……还要给别人进行伴侣治疗？）不过我也说不准，因为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就像在暴雨中坐在车里往窗外看，而车上的雨刷还坏了。说来奇怪，能在另一个人面前尽情地哭出来，让我觉得释然——即使那个人是个缄默的陌生人。

温德尔医生“嗯嗯”地附和着我的叙述，然后问道：“对你来说这是分手后的典型反应吗？”他语气温和，但我明白他在尝试搞清楚什么问题。他在尝试判断我的依恋模式。依恋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我们幼年与养育者之间的互动。依恋模式至关重要，因为它也将影响人们成年后与人相处的模式，影响他们如何选择另一半（安稳的，还是不安稳的），影响他们在一段关系中的表现（是渴爱的、疏远的，或是不稳定的），以及一段关系会如何终结（是惆怅不舍地、和和气气地，还是彻底撕破脸）。好消息是，不良的依恋模式可以在成年时期进行矫正，这也是许多心理治疗所牵涉到的内容。

“不，这并不典型。”我坚称，同时用袖子抹去眼泪。我告诉温德尔医生我经历过长期交往后分手的情况，但都和这一次不同。我反复重申，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仅仅是因为这一次分手来得太突然，让我毫无防备。而男友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糊涂、最荒唐、最不人道的事情吗？

那一刻我很笃定这位已婚有子的专业心理治疗师会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例如这样突如其来的分手确实让人痛不欲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长远看或许我避开了一颗地雷，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我的孩子。我让自己放轻松，舒了口气，等待温德尔医生开口印证我的想法。

但温德尔医生并没有说话。我当然并不指望他会像艾莉森那样把男友称作人渣，心理治疗师应该使用更中性的语言，例如“听上去他有许多感受，却没有直接与你沟通”。但温德尔医生还是一言不发。

我的眼泪又开始从眼角掉落，滴到裤子上，眼睛的余光看到有样东西从空中向我飞来，乍一看像是一个橄榄球，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开始出现幻觉了（因为自从分手之后我一个小时都没有睡踏实过），但后来我意识到那是一个棕色的纸巾盒，它原本就放在沙发中间的茶几上，而我选择的位置在沙发另一头。我发自本能地伸手想去接住它，但没接到。它“砰”的一声落在了我旁边的坐垫上，我从中抽了几张纸巾来擤鼻涕。纸巾盒的存在似乎缩短了我和温德尔医生间的距离，就好像他刚刚扔了根救命稻草给我。这么多年来，我给数不清的来访者递过纸巾，但我都忘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能给人带来这么多关爱。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话：“治疗的关键在于治疗性的举动，而不在于治疗性的言语。”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拿了更多的纸巾来擦眼泪。温德尔医生只是看着我，静静等待着。

我继续聊男友的事，关于他如何一再选择回避问题。我以他过往的经历来举例说明，包括他上一段婚姻是如何收场的——其实他对他前妻和孩子造成的打击和这次的情况并无二致。我把我知道的男友的回避行为史都告诉了温德尔医生，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在无意间证明了，是我在回避自己深知男友遇事会选择回避这一事实。

温德尔略微歪着脑袋，脸上露出询问式的微笑。“这就值得我们琢磨一下了，是不是？既然你知道他有这样的历史，却依然觉得这是个意外的打击？”

“但这确实是个意外的打击呀，”我说，“关于不希望家里有小孩这件事，他从来都没提过一个字！而且他才刚和他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确认过，在我们结婚后我儿子可以作为他的子女享受福利政策！”我又把故事从头说了一遍，加上了一些能支持我论点的证据，然后我发现温德尔医生的脸色开始沉了下来。

“我知道我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我说，“但您得理解，我以为我俩是会共度余生的。一切本该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现在却都成了泡影。我的人生都走过一半了，现在却觉得前路茫茫。说不定他是我这辈子能爱上的最后一个人呢？要是他就是我错过的末班车呢？”

“末班车？”温德尔突然来了精神。

“是呀，末班车。”我说。

他等着我继续说，而我却又哭了起来。但并非之前那样的号啕大哭，而是更平和更深沉的呜咽。

房间里一下子更安静了。

“我明白你是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意外，”温德尔说道，“但我也注意到你说的另一些事，你说你的人生都走过一半了。也许让你悲伤的不仅仅是分手这件事，尽管分手确实会让人觉得崩溃。”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更柔和的声线说道：“我在想，或许你悲伤的症结是比失恋更重大的一些事。”

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我，就像是他刚刚说了一些非常重要而深刻的话，但我简直想给他一拳。

“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心里想道。温德尔是认真的吗？要知道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过得很不错——比不错更不错，是很不错：我有一个让我爱到无以复加的孩子；我有一份能让我乐在其中的事业；还有支持我的家人和一群很棒的朋友，我们彼此关心，互相照顾。我对生活抱着感恩的态度……或者说，时而心怀感恩。至少我会想着要去感恩，这是肯定的。但此刻我感到委屈，我付了钱给这个心理治疗师，希望他能帮我走出分手的痛苦，他却在跟我说这些？

为一些更重大的事情感到悲伤？什么屁话！

我还没能把这些说出口，就注意到温德尔在用一种很奇特的眼神注视着我，我很少体验过这样的眼神。他的眼睛就像磁铁一样，每次我的眼神游离开，他的目光似乎总是能找到我。他的表情严肃但温和，像是一个智慧的长者和一个毛绒玩具的结合体，他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在这个房间里，我会看到你，你会尝试躲藏，但我还是会看到你，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这不是我此刻想要的。我在打电话预约的时候就告诉过温德尔，我只是需要危机管理。

“我来这儿真的只是想走出分手的困境，”我说，“我觉得我像是被扔进了一个搅拌机里爬不出来，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出口。”

“好吧，”温德尔和缓地作出让步，“那让我再多了解一下这段关系吧。”他在尝试建立一种叫做“治疗同盟”的关系，不建立这种信赖关系是无法进行任何心理治疗的。在最初的几次治疗中，对来访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得到聆听和理解，而不是获得领悟或作出改变。

听到温德尔这么说，我如释重负，又回到了男友的话题，老调重弹。

但温德尔医生是知道的。

就像所有的心理治疗师都知道：那个迫使来访者来做心理治疗的主诉问题，通常只是某个大问题的其中一个层面，或者根本就是遮掩实际问题的烟雾弹。他知道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能找到方法屏蔽那些他们不想直视的问题，或是转移注意力，启动防御机制，来让威胁远离自己。他知道把情绪推到一边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强烈，但在他长驱直入摧毁来访者的防御机制之前（这防御机制可能是让自己陷入对某个人的迷恋，也可能是对眼前的问题假装视而不见），他要帮助来访者找到能替代这个防御机制的东西，而不是让来访者卸下防御之后，赤裸裸地暴露在情绪中。

顾名思义，“防御机制”具有功能性，能保护人们不受伤害。而心理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帮助来访者窥探防御机制背后隐藏的问题，帮助他们学会直面自己的内心，促使他们做出改变，直到他们不再依赖这些防御机制。

与此同时，坐在沙发上攥着纸巾盒的我内心也升起了一小部分的觉知。即使我如此渴望自己的观点得到印证，但在心底里，我知道温德尔的“胡说八道”正是我出钱找心理治疗师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我只是想找人抱怨男友，我完全可以不用花钱，只要找我的家人和朋友就好了（至少在他们对我丧失耐心之前都可以）。我知道人们常常杜撰出失之偏颇的故事，好让自己在当下能好受一些，但长远来看这样只会让他们更难受。我也知道有时候人们需要别人透过字里行间读出真相。

但我还知道：男友就是一个天理难容、人性泯灭、自私自利的反社会人格者。

我正处在一个知与不知之间的地带。

“我们今天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温德尔医生说，顺着他的目光，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钟就摆在我身后的窗台上。他提起胳膊，拍了两下自己的腿，就好像是为这次治疗的结束打个卡。我后来很快意识到这是他标志性的收尾动作。然后他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

他说如果我下周三还想来会面的话可以跟他说。我预想了一下下周的情形，想到男友留给我的空虚和简所说的“要有一个能让我完全释放的地方”。

“帮我预约吧。”我说。

我走到街对面，来到这个熟悉的停车场。我感觉轻松些了，但同时又有点想吐。一位督导曾经把心理治疗比喻成物理治疗。有时会很难、会痛，甚至在状况有所改善前还会一度变得更糟，但如果你坚持不懈，努力做好每次治疗，总有一天你能解开心结，活得更好。

我查看了一下手机。

有一条艾莉森发来的消息：“记住，他是垃圾。”

有一封来访者发来的邮件，说要改时间。

还有一条妈妈发来的留言，她担心我状况如何。

没有来自男友的任何讯息。我依旧期盼他会跟我联系。我不能理解，我如此痛苦，他怎么可能没事？至少我今天早上把他的东西送还给他时他看上去像个没事人一样。难道早在几个月前，当他知道自己终将亲手结束这一切的时候，就已经熬过了属于自己的悲伤期？如果是这样，他怎么还能不断和我探讨我们的将来？他怎么能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几小时前还给我发来写着“我爱你”的邮件，而那次谈话一开始我们还在选择周末看什么电影？（我很好奇，他后来有没有去看那部电影？）

开车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我又开始重复这些思绪。等到我把车停进办公室大楼的车库时，我在想男友不仅浪费了我生命中两年的时间，我现在还要为了处理后续的情绪而去接受心理治疗，而我根本没时间应付这些，因为我都四十多岁了，我的前半生都过完了……天哪，它又出现了！“我生命的一半已经走完了。”我之前从未跟自己或任何人说过这话。为什么它现在会跳出来？

“你悲伤的症结是一些更重大的事情。”温德尔这样说。

但当我走进诊所的电梯时，这一切就立刻被我抛到脑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