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在我和男友分手两个星期之后，简向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她打电话到我的诊所问我状况如何。“你要找一个你不必扮演心理治疗师的地方。”她补充道，“你要找一个能让你完全释放的地方。”

我从办公室门旁边的镜子里观察自己，我一直都用这面镜子来检查仪容，如果我在休息时吃了东西，就会在接待下一个来访者之前照一照镜子，检查一下牙齿上有没有沾着口红。镜子里的我看上去很正常，但实际上我感到又晕又迷茫。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接待来访者——老实说，那对我来说倒是一种解脱，让我有整整五十分钟逃离自己的生活——但在治疗之外的时间，我正渐渐地迷失自己。事实上，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

我睡不着，也无法集中精神。自从分手以后，我有一次把自己的信用卡落在了超市里，还有一次加完油，油箱门都没关就从加油站开车走了，我还从车库的台阶上摔下来，把膝盖都摔紫了。我感觉胸口阵阵绞痛，就像心被碾碎了，但同时我知道它并没有碎，它比任何时候跳得都快，而持续过速的心跳也是焦虑的症状之一。我一直纠结于男友的心态，我猜他过得平静而从容，而我却在深夜里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对他念念不忘。然后我又开始纠结我想念的是不是他——还是我根本都不曾真正地“认识”过他？我想念的是真正的他，还是我想象中的他？

所以当简建议我应该去看看心理治疗师时，我知道她说得有道理。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走出这个困境。

但是找谁呢？

找心理治疗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像找好的内科医生或牙医。如果要找心理治疗师，你就得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你跟人打听有没有心理治疗师可以介绍，而那个人本身并没有在做心理治疗，那他可能会因为你竟然以为他在做心理治疗而感到不悦。同理，如果你所问的人刚好在做心理治疗，那他也可能因为你所作的假设而感到不安。他可能会想：“她认识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来问我？”

其二，当你作出询问时，你就要准备好那个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想找心理治疗师。“出什么事了吗？”那个人可能会说，“是不是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你是抑郁了吗？”即使他没问出口，但他以后每次见你，都可能会默默琢磨：是出什么事了吗？是不是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你是抑郁了吗？

其三，如果你的朋友真的向你推荐了一位心理治疗师，那你在那位医生的诊室里所说的内容可能受到意想不到的审视和权衡。例如说，如果你的朋友和这位医生说起一件不太愉快的事，而其中也牵涉到你，无论你是就同一个事件作出了另一版本的叙述，还是对此事绝口不提，治疗师看你的角度都将和你选择呈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你将无从得知治疗师都知道哪些关于你的事，因为治疗师不能透露别人在治疗中说的话。

虽然存在上述这些戒律，但要寻找心理治疗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靠口口相传。你也可以去《今日心理学》的网站[《今日心理学》是美国的一本心理学杂志，旗下网站PsychologyToday提供寻找治疗师以及心理学基础方面的内容。]检索你所在地区的医生资料，但无论你怎么做，你都需要亲身去见几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师。因为你与治疗师之间的契合度很重要，这与你和其他医生的关系不同。曾经有一个心理治疗师说过：“这跟要选一个好的心脏科医生不一样，你可能一年只需要见他两次，他也永远不需要知道你内心巨大的不安全感。”各种学术研究都表明，心理治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你和心理治疗师的关系，你是否“感到被感知”。不管这个心理治疗师受过什么样的培训，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或是你的症结属于哪一类问题，都不如你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

但对于我来说，寻找治疗师有一个特殊的限制。为了避免“双重关系”之类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我不能为我身边的人提供治疗，也不能接受他们为我进行心理治疗。我儿子同班同学的家长不行，我同事的姐姐不行，我朋友的妈妈不行，我的邻居也不行。心理治疗中的关系必须独立存在，区别于其他关系，并保持距离，这就和其他临床科室的医患关系不同。你可以和你的外科医生、皮肤科医生或推拿医生一起打网球，或参加同一个书友会，但和你的心理治疗师就不行。

这个限制大大地缩小了我的可选范围。我和城里许多心理治疗师都有交集，有的是熟人，有的转介过来访者，有的一起参加过研讨会。就算简向我推荐一位我不认识的同事，但她和我的治疗师很熟也会令事情变得尴尬，这个关系还是太近了。至于我有没有想过问问我自己的同事呢？问题是，我并不想让我的同事们知道我急需寻求心理治疗，我怕这会让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把来访者转介给我时有意无意地产生迟疑。

就这样，虽然我身边尽是心理治疗师，而我却面临着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描绘的困境：“水啊水，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能解我焦渴。”

到这天快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个主意。

我的同行凯洛琳和我不在一个诊所里工作，她甚至都不在我所在的这栋楼里行医。我和她算不上朋友，但我们在业务上有友好的往来。有时我们会分享案例，例如我为一对夫妇做心理治疗，她会单独会见夫妇中的一人，或是反过来。她推荐的人我信得过。

我在下班前十分钟拨通了她的电话。

“嗨，你好吗？”她问道。

我说我很好，“非常非常好。”我热情满满地回答道，只字不提我几乎不吃不睡，快要昏过去了。我也向她问好，然后便直接切入正题。

“我需要你推荐一位心理治疗师，”我说，“我的一位朋友需要进行心理治疗。”

我很快地向凯洛琳解释了一下这位“朋友”指明想找一位男医生，所以我没有向这位“朋友”推荐凯洛琳本人。

接着，我几乎能听到电话那头她脑袋里的搜索引擎运转起来的声音。四分之三从事临床心理治疗的心理医生都是女性，所以得费点神才能找出一位男医生来。我还补充道，我知道我所在的诊所有一位男医生是我认识的最厉害的心理治疗师之一，但那位医生和我共用一间候诊室，而我那位朋友不想在我的诊所进行治疗，所以他也不合适。

“嗯……”凯洛琳说，“让我想想。要找心理治疗师的是一位男性吗？”

“是的，他四十多岁，”我说，“配合度很高。”

“配合度很高”是心理治疗师之间对“好的来访者”的代指，大多数心理治疗师都喜欢与这类来访者合作，可以穿插在那些需要帮助但配合度不那么高的来访者之间，起到调剂作用。配合度高的来访者有能力与人建立关系，承担成年人应有的责任，并且能够反省自己。这类来访者不会在两次治疗之间还每天因为突发状况打电话给你。研究结果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大多数心理治疗师都更愿意和善于表达的、有决心的、开放的、有责任感的来访者合作，这些来访者的情况改善得也更快。我向凯洛琳提到“配合度高”这一点，是希望能扩大可选择医生的范围。而且我确实觉得自己配合度还挺高的，至少到男友事件发生之前都是。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已婚有小孩的男医生，他会觉得更自在些。”我接着说道。

加上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我知道自己这个假设或许失之偏颇，但我怕女医生会倾向于同情分手后的我，而未婚又没当过父亲的男医生又可能无法理解小孩对整件事的影响。简而言之，我想要见一个对婚姻和育儿都有第一手经验，但又能保持客观的男性专业心理治疗师——一个和男友处境相似，但会像我一样对男友的行为表示震惊的男性，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的反应是正常的，知道自己没有疯。

是的，我寻求客观，但只是因为我坚信客观意见会站在我这边。

我听到凯洛琳“嗒嗒嗒”地敲击着键盘。

“这个怎么样……不不，这个不行，他自恃过高。”她没有提及那个治疗师的名字，随即又敲起了键盘。

嗒嗒嗒。

“有个同事以前和我在同一个督导小组，”她说道，“但我也不确定。他确实很不错，技术成熟，而且说的话也总是很有见地，但只是……”

凯洛琳迟疑了。

“只是什么？”

“他总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这让人感觉很不……真实。我的意思是，他究竟开心个什么劲儿呢？但有些来访者喜欢这样的医生。你觉得你的朋友会跟他合得来吗？”

“肯定不会。”我说，我对常年兴高采烈的人总是抱持怀疑的态度。

接着凯洛琳又给出了一个好医生的名字，但我跟那个人也挺熟的，所以我对凯洛琳说他不行，因为有“冲突”——在心理治疗师的世界里这代表着“他俩的世界有交集，但我不方便透露更多了”。

她又四处点击了一阵——嗒嗒嗒——然后她停下了。

“噢！有了，有一位名叫温德尔·布朗森的医生，”凯洛琳说，“我已经好几年都没跟他说过话了，但我们曾经一起接受培训。他很聪明，已婚，有小孩，四十多快五十岁吧，干这一行也很多年了。你要他的联系方式吗？”

我说好的，我是说“我的朋友”会想要的。我们又寒暄了一阵，然后就挂了电话。

到现在为止，我对温德尔医生的了解仅限于凯洛琳刚刚告诉我的那些，以及他办公室对面有停车场可以免费停车两小时。我怎么会知道那个停车场呢？因为凯洛琳刚挂断电话就把温德尔医生的电话和地址发给了我，我才发现之前去做比基尼蜜蜡脱毛的地方就在同一条街上。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我都不需要用到私处脱毛服务了，想到这儿，我又不禁哭了起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重新收拾心情，然后拨通了温德尔医生的电话，并不意外地被转到了语音信箱。心理治疗师很少会接听办公室的座机，因为医生在两个治疗之间只有几分钟时间，而如果来访者刚好因为紧急情况打来寻求帮助，仓促的通话反而会让来访者感到碰壁。医生之间则多通过手机或传呼机联系。

我听到一段格式化的预录信息：“您好，这里是温德尔·布朗森医生的办公室。我会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内回复您的电话。如果您有紧急状况，请拨打……”

我在提示音后留下了简短的留言，说明了一位治疗师需要了解的所有信息：我的姓名，一句话概括我致电的原因，还有回电号码。我追加了一条信息：我自己也是心理治疗师。我原本希望这能让我在温德尔医生那儿更快排上号，但当我说出“治疗师”这个词时我的声音哽咽了，我羞愧地用咳嗽掩饰了一下，赶紧挂断了电话。

温德尔在一小时后给我回了电话，我尽量用镇静的语调向他说明，我只是需要一次小小的危机管理，用几周时间“消化”一次意料之外的分手，就这么简单。我之前也做过心理治疗，所以我说我已经“经过预处理”了。他并没有接我这个梗，这让我确信他没什么幽默感。但这没关系，危机管理并不需要用到幽默感。

归根结底，重点在于帮助我从困境中重新站起来。

温德尔在电话里大概就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还包括一系列“嗯嗯啊啊”组成的短句，以及向我提出可以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到他的诊所。我答应了，然后我们的通话就结束了。

虽然温德尔医生说得不多，但我们的对话即刻让我感觉轻松了很多。我知道这是常见的安慰剂效应：来访者在预约了第一次心理治疗后、在踏入诊室之前，通常会觉得充满了希望。我也不例外。我想着，就在明天，我将会得到帮助。没错，虽然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现在一团糟，但我马上就会理出头绪（具体来说，就是温德尔也会认定男友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当我在未来的生活中回过头看这件事，它只会像是雷达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暗礁。我会从这个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我儿子把这种错误称为“一个漂亮的跟头”。

那晚临睡前，我把属于男友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包括他的衣服、洗漱用品、网球拍、书，还有各种电子产品。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箱子里，打算改天还给他。我把男友从超市买回来的睡衣从抽屉里拿出来，还发现了其中一件上贴了张便笺纸，上面是男友柔情蜜意的留言。我很好奇，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就要离我而去了？

分手前一周，我参加了一次个案讨论会，其间有医生提到某位来访者发现自己的丈夫一直过着双重生活。这位丈夫不仅维持了多年的婚外情，而且情人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很快就要生了。当妻子发现了这一切，（你猜丈夫有没有想过要跟妻子坦白？）她不知道该拿自己的婚姻生活怎么办。她在这段婚姻中的记忆是真实的吗？譬如某个浪漫的假期，当时丈夫已经有外遇了，那么她在旅途中的感受与实情相符吗？还是只是自己的想象呢？她觉得自己不仅被抢走了婚姻，也失去了记忆。同理，当男友在我的睡衣上留下便笺，或者当初他在给我买睡衣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暗地里规划着远离孩子的生活？我紧锁着眉头看着那张便笺纸，心里想：这个骗子！

我把装满男友物品的箱子搬到车上，放在前座上，这样我就会记得把它送走。或许明天一早我就去把东西还给他，在我去温德尔医生办公室的途中。

我等不及想听到温德尔医生对我说，男友是一个十足的反社会人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