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莉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之后，她最好的朋友达拉想施以援手，于是给朱莉发来了那篇著名的散文《欢迎来到荷兰》。散文的作者是艾米丽·珀尔·金斯利，一位唐氏综合征患儿的母亲。那篇散文描述了当生活的期许被现实颠覆时，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当你的身体里孕育着一个宝宝，就像是在计划一场美妙的意大利之旅。你买了一大堆旅游指南，还做好了精彩的攻略：罗马斗兽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威尼斯的贡多拉……你或许还会学几句简单的意大利语。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

经过几个月的翘首期盼，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你收拾行囊踏上旅途，几小时之后，飞机着陆了。机组人员走过来跟你说：“欢迎来到荷兰。”

“荷兰？！”你大吃一惊，“为什么是荷兰？我要去的是意大利！我应该已经到达了意大利才对呀。我一辈子都梦想着能去意大利。”

但飞行计划临时有变。他们决定停在荷兰，而你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但重点是，他们也没把你带去一个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肮脏不堪的、充满瘟疫、饥荒和疾病的地方。仅仅是一个和预想中不一样的地方罢了。

于是你不得不下飞机，去买一本新的旅游指南，还得去学一门全新的语言。你还会遇到一群原本永远都不会遇到的人。

这里只不过是另一个国度。这里比意大利的节奏更慢，没那么多浮华。等你在这里待了一阵子之后，你缓过劲来，眺望四周，会发现荷兰有风车，荷兰还有郁金香，荷兰甚至还有伦勃朗。

但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忙着往返于意大利，而且都在炫耀着自己在那儿过得有多好。在你的余生里你却只能说：“是的，我原本也是要去那里的。我都计划好了。”

而这种痛苦永远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消失……因为失去梦想是一种非常非常重大的损失。

但是，如果你把生命都浪费在哀叹你没去成意大利这件事上，你就永远不能自由地享受荷兰非常特别、非常美好的方方面面了。

《欢迎来到荷兰》这篇文章让朱莉很生气，因为对于朱莉来说她的癌症并没有什么“特别”和“美好”的地方。作为一名自闭症儿童的妈妈，达拉说朱莉没抓到文章的重点。她也承认医生对朱莉病情的预判是毁灭性的，这对朱莉很不公平，使她完全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但她不希望朱莉在她余下的生命里——可能长达十年——错失她活着时能拥有的一切：她的婚姻、家庭、工作。即使身处“荷兰”，她也还是可以拥有这一切。

朱莉的反应是：去你的！

但同时她也知道达拉是对的。因为达拉是过来人。

我从朱莉口中听说过达拉的事——所有来访者都会提到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朱莉告诉我，达拉的儿子有时会无休止地捶打、撞头、发脾气，四岁大的时候还不能进行正常的对话，无法自己进食。他每周都要去治疗好几次，占据了达拉大量的时间却仍然不见起效。每当这些情况让达拉感到忧心和悲伤，几乎要丧失理智的时候，她都会沮丧地给朱莉打电话。

“有一个想法让我感到很尴尬。”解释完自己为什么对达拉发火后，朱莉说道，“当我看到达拉和她儿子经历的一切，我最担心的是自己最终会陷入她的境地。我很爱她，但我也能感觉到她对生活所有的期许都已经消逝了。”

“就像你现在的感受一样。”我说。

朱莉点点头。

她告诉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达拉一直会说：“这不是我选的！”然后就把她生活中不可逆转的变化全部罗列一遍。她和她丈夫永远都无法安心地相拥而睡，无法和别人拼车出去兜风，也没机会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他们的孩子永远都无法长成一个独立的大人。达拉会看着她的丈夫然后想，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他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但她也会禁不住去想象，如果孩子能够没有障碍地与他互动，他会是一位多棒的父亲。当她想象着那些他们永远没机会和儿子一起体验的经历时，悲伤就无法阻挡地笼罩着她。

达拉觉得自己很自私，她为自己的悲伤而自责，因为她最大的心愿是儿子的生活会好过一些，能过得充实，有朋友，有爱人，有自己的工作。当她看到其他妈妈和四岁大的孩子在公园里玩耍时，达拉既痛苦又嫉妒，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儿子在场的话，他很可能会失控，被要求离开。她也知道随着儿子渐渐长大，他和她都会受到更多排挤。其他妈妈有普通的孩子，那些孩子也会有普通的问题，但那些妈妈脸上的表情让达拉有被孤立的感觉。

那一年，达拉经常给朱莉打电话，每次通话都比上一次更绝望。鉴于金钱、情感和精力都几乎被耗尽了，达拉和丈夫决定不再多要一个孩子，以免情况更为复杂——他们没有财力和时间来养活另一个孩子，如果第二个孩子也有自闭症怎么办？她为了儿子已经放弃自己的工作了，而她的丈夫还要多打一份工，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一切。直到有一天她读到了《欢迎来到荷兰》这篇文章，她意识到她不仅要顽强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还要尽其所能在那里找到快乐。如果能敞开怀抱，她一定还能拥有快乐。

在“荷兰”，达拉找到了能理解她家庭状况的朋友们。她找到了和儿子沟通的方法，她享受和儿子的相处，去爱最原本的他，而不是纠结于他无法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也找到了出路，不再执着于反思自己在怀孕时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还是因为对金枪鱼、大豆和化妆品里的化学物质有欠了解，以至于伤害到了正在发育的胎儿。她找人帮忙照看儿子，这样她也有时间照料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兼职工作，还能有充实的休息时间。虽然还是要努力应付许多无法避免的挑战，但她和她丈夫也重新找到了彼此初识时的状态，挽救了婚姻。在这个旅程中，他们不再是全程呆坐在酒店里，他们决定要去外面冒险，去看看这个国家的样子。

现在达拉邀请朱莉也这么做，看看郁金香，看看伦勃朗。在朱莉对《欢迎来到荷兰》的怒气消退之后，她突然意识到，世上总有让你羡慕的好命之人，也总有人比你运气更糟。如果可以，朱莉会和达拉互换生活吗？她的第一反应是：不假思索地换。但再想一想：或许不会。她设想了各种情景：如果她可以和一个健康的孩子过上美好的十年，她会宁愿让自己折寿几年吗？是你自己生病比较艰难，还是照顾一个病孩更苦？这些念头让她觉得很可怕，但她也不能否认自己的这些想法。

“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吗？”她问我。我跟她说，几乎每个来接受心理治疗的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不是“不正常”或者“很糟糕”，然而正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份诚实，帮助我们理解了生活中所有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如果压抑这些想法，才真的可能会表现得“糟糕”。正视它们，你就能成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莉开始认识到每个人都在“荷兰”，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会完全按计划展开。即使你足够幸运能去到意大利，你也可能会遇到航班取消，或是恶劣天气。也有可能你和你的爱人正在享受周年纪念之旅，两人刚刚在罗马的豪华酒店客房里缠绵，十分钟后你的爱人就在淋浴时突发致命的心脏病——我的一个熟人就遇上了这样的事。

所以朱莉决定要去“荷兰”了。她不知道自己会在那儿待多久，但我们准备先为她计划一个十年的旅程，具体行程可以按需修改。

与此同时，我们要一起来想想她在那儿可以做些什么。

朱莉只有一个要求。

“如果我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你能保证会如实跟我说吗？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会死得比我想象中要早得多，我不必太……理智，对吧？如果我越界了，或是事情变得有点过火了，你会提醒我的，对吧？”

我说我会的。朱莉一直都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人，做什么事都是中规中矩，我无法想象她所谓的过火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充其量不过是像一个好学生在某次聚会上有点小疯狂地多喝了一杯啤酒而已吧。

但我忘了，要是脑袋上顶着一支无形的枪，人们往往会展现出最有趣的一面。

“遗愿清单，”一次我们在为朱莉展望她在“荷兰”的愿景时她提到，“这真是个有趣的词，你说是不是？”

我承认，确实如此。究竟完成什么“愿”望才能让我们不留“遗”憾呢？

人们常常是在亲近的人过世时会想到思考自己的遗愿清单。就像艺术家坎迪·张，2009年她把新奥尔良的一处公共外墙改造成了黑板，并留下了一道填空题：“在我离世之前，我想_______。”几天之内整堵墙就被写满了。人们写下各种答案：在我离世之前，我想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我想为数百万人唱歌；我想做百分之百的自己……很快，这个创意传遍了全球，各地衍生出上千处相似的墙壁：在我离世之前，我想和我姐姐融洽地相处；我想做一个好爸爸；我想去跳伞；我想为别人的生活带来改变……

我不知道人们有没有遵照愿望去行事，但就我在工作中的观察，有很大一部分人只维持了短暂的觉醒，探索一下自己的灵魂，又在清单上多加了几条愿望——然后就不想着要去付诸实践了。人们往往想得多做得少，死亡也只是存在于假想中的课题。

我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是为了避免遗憾，但事实上我们是在靠它回避死亡。遗愿清单越长，越是代表我们想象中自己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去完成。然而，如果要减掉清单上的愿望，就会让我们的否认机制受到微妙的损害，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得不认清一个严峻的现实：生命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大多数人不知道死亡将会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事实上，每过一秒，我们都向死亡这个终点又靠近了一点。俗话说得好，没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

我打赌你现在一定在庆幸你的心理治疗师不是我。谁会愿意思考这些？在死亡这件事上就做一个拖延症患者多好！我们大多数人都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我们被宣判死期的时候，才知道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还活着。

不过现在，朱莉需要的是为那些她必须从清单上剔除的愿望难过一会儿。这不像是老年人在为自己将要失去的、带不走的东西而难过，朱莉难过的是她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那些人们在三十岁时预想着将会发生的、所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和人生的新体验。用朱莉的话说，她有一个具体的“死限”（其中“死”字是该词的重点，她说），一个无情的“死限”，因为她绝大多数的期待都会被拦在大限之外。

有一天，朱莉跟我说她开始留意到人们常常会在闲聊中提到未来的事：我要去减肥了；我要开始锻炼身体了；今年我要去度个假；三年内我要升职；我要存钱买房子；我们几年内考虑要生二胎；我们五年后要再聚一次。

他们总是在计划。

但朱莉很难做计划，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如果一年和十年有那么大的差异，你会怎么做？

后来奇迹发生了。实验性的治疗似乎在让朱莉的肿瘤萎缩，短短几周之后肿瘤几乎已经消失了。她的医生也很乐观——或许她能活得比他们之前预计的更久。或许这些药物不只是现在有效，或许药效能维持几年甚至更久。出现了许多的“或许”。当肿瘤完全消失的时候，这许许多多的可能性甚至让朱莉和迈特开始尝试着成为那种有计划的人。

当朱莉查看她的遗愿清单时，她和迈特说起了生小孩的事。但如果孩子上中学的时候朱莉就已经不在了，他们还应该生小孩吗？万一情况突然恶化，不到学前班朱莉就不在了呢？迈特会愿意吗？孩子又愿不愿意呢？在这样的状况下要成为一个母亲，对朱莉来说是明智之选吗？还是说朱莉伟大的母性会让她决定放弃成为母亲，尽管这将是她作过的最大的牺牲？

朱莉和迈特最终决定，即使要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因为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生活就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如果朱莉还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怕癌症会回过头来找他们而不敢要孩子，那如果它最后没有回来呢？迈特向朱莉保证他会做一个尽心尽责的爸爸，无论朱莉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一直都会守着他们的孩子。

所以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和死亡的对视迫使他们活得更投入——不是为未来列出长长的目标清单，而是活在当下。

朱莉的遗愿很简单：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

他们并不在意最后是到了意大利还是荷兰，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重要的是他们决定登上飞机，看看会降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