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先为自己辩护一分钟。当我跟温德尔说，直到分手之前我的生活都过得非常顺遂，那绝对是真话。至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或者说，我想要自己觉得事实就是那样的。

好吧，现在让我丢开狡辩：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有一件事我没告诉温德尔，那就是我现在本该埋头写书，但写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进行得并不顺利”具体来说就是：我根本还没动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不仅签了合同，收了预付款，而且预付款已经被我花光了。所以我要是憋不出一本书来交差，就得给人赔钱。但就算我拿得出赔款，还是存在另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一个身份——所以如果我不能从事写作，就会丧失很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的经纪人说，如果这本书不能如期交付，很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找我写书了。

我也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写。事实上，在我本该埋头写书的时间里，我非常用心地遣词造句，给男友写了许多妙趣横生、你侬我侬的电子邮件。但一转身，我就跟家人和朋友们，甚至跟男友本人谎称我一直都忙于写作。我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赌徒，每天西装革履地佯装去工作，早上出门前还要跟妻子和家人吻别，但一出家门便开车直奔赌场。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跟温德尔聊聊这个情况，但碍于我先要集中精力捱过分手的困境，就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不过显然，这也是一个托词。

我之所以从未跟温德尔提起那本我该写还没写的书，是因为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内心就充满了恐慌、担忧、自责和羞愧。每当这件事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总是准时出现，就像菲茨杰拉德说的：“在灵魂的暗夜，日复一日，时间永远停留在凌晨三点”），我的胃就会收紧，感觉人无法动弹。然后我就会质疑自己一路走来，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做过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确信自己如今的处境都是因为我做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才造成的。

也许你会想，“你是开玩笑吧？能拿到一份出版合同已经够幸运了，你还不专心写书？还好意思无病呻吟！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在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们！”这道理我也懂。我以为我是谁呀，难道我是《美食、祈祷与恋爱》中因为内心挣扎想要离开爱她的丈夫而躲在浴室里啜泣的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吗？还是《幸福计划》中的格雷琴·鲁宾——即使拥有爱着她的帅气老公、两个健康的女儿，还有比大多数人都富有的生活，还是隐隐地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

这倒是提醒我了，关于这本我该写还没写的书，有一个重点忘了跟大家介绍——书的主题就是：幸福。是的，只有嘲讽从未缺席我的生活：就是这本“幸福之书”让我一直陷于痛苦。

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写关于幸福的书，因为首先，如果温德尔说得对——我悲伤的症结是一些更重大的事情——那我就已经处于抑郁的状态了。当我决定要写这本书时，我刚刚开始独立行医，还刚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篇封面文章，叫作《如何培养出需要心理治疗的孩子：为什么执着于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可能会导致他们成年后的不快乐》，当时《大西洋月刊》收到了创刊百余年来最多的读者来信。我在国家级的电台和电视台上谈论这个话题，各大媒体都来邀约采访，一夜之间我成了“育儿专家”。

紧接着，就有出版商想要将《如何培养出需要心理治疗的孩子》出版成书。出版商也就是想借势大赚一笔吧——我也找不出任何委婉的说法了。不过这样一大笔钱，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单身妈妈来说是做梦也想要的。对于只靠我一个人赚钱的这个家来说，这笔钱足以让我们手头宽裕好一阵子。出这么一本书还会为我带来许多去全国各个学校做演讲的机会——而我恰好很喜欢做演讲；同时又能为我带来源源不断的来访者——作为一个刚开业的心理治疗师，这也将给予我帮助；甚至还有人提出要以这篇文章为题材拍摄电视剧，当然如果有一本配套的畅销书，这事就更十拿九稳了。

但是，当这个很有可能改变我个人职业和财务前景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我竟回绝了出版商：非常感谢，这份美意我心领了，但……还是算了吧。

我确定我当时脑子没抽风，但我就是断然拒绝了。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总有哪里不对劲。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再多出一本关于“直升机育儿”[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是指父母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育儿态度。这些父母类似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故称为“直升机父母”。]的书了。市面上已经有许多充满睿智与思考的书籍，涵盖了过度育儿的方方面面。两百年前，哲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已经替我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个观点：“太多父母费尽心思想要让孩子过得轻松点，到头来却让孩子们过得更辛苦了。”而在近现代历史上——准确地说，就是在2003年——诞生了一部有关过度育儿的现代先锋之作，这本书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操不完的心》。书中叙述道：“优质育儿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共情、顺应孩子的秉性——这些简单的原则并不会因为尖端的科学发现而发生改变。”

作为一名母亲，我当然也逃不过育儿焦虑。我当初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希望它能像一次心理治疗那样使父母们受益。但如果我为了迎合市场的潮流，把那篇文章出版成书，我不就成了市面上那些速成专家中的一员了吗？那样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了给家长们增添烦恼的那一方。我相信，父母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本书来告诉他们要冷静、逃离出来放松一下，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泛滥的育儿书中彻底逃离出来。（《纽约客》杂志后来刊登了一篇调侃各种育儿经泛滥的文章，其中写道：“在育儿这个话题上每多出一本书，都像是在家长们的伤口上撒了把盐。”）

所以，就像《书记员巴特尔比》中的主角那样，我说：“我还是不写了吧。”（其结果也和书中所述一样悲惨[《书记员巴特尔比》是梅尔维尔（《白鲸》作者）的短篇小说，塑造了一位“拒绝工作”的抄写员形象，故事中他宣布自己彻底停止抄写，最终被解雇，入狱绝食而亡。]）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就眼看着越来越多鼓吹过度育儿的书问世，我不得不反复追问自己：当初拒绝这个赚钱的机会，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应该干的事吗？当时我才刚结束一段不计薪资的实习期，我还要偿还读研时借的贷款，而且我还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为什么我不能迅速地写完那本育儿书，坐等名利双收，让自己乐享其成呢？说到底，又有多少人真的有福分只做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呢？

对于没有写这本书，我的遗憾与日俱增，因为每周都有人在来信和讲演邀约中问起《如何培养出需要心理治疗的孩子》这篇文章。“会出书吗？”不断有人问道。“不，不会出书。”我很想回答，“因为我是个蠢货。”

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个蠢货，因为不想在育儿热潮中趁火打劫捞一票，于是我答应了撰写这本如今让我望而生畏，甚至诱发抑郁的“幸福之书”。一是因为我刚开始行医生涯，为了维持生计我还是得靠写书；二是因为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书能让读者受用：我不想通过我的书向大家展现为人父母的我们是如何费力地讨好我们的小孩；我希望展现的是，我们其实是在费尽力气讨好自己，结果却让自己不开心。至少这个想法似乎更贴近我的初衷。

但每当我坐下来尝试动笔，却又觉得这个想法跟自己的生活很脱节，甚至就像我无法对“直升机育儿”的话题产生共鸣一样。科学研究没能——也无法——反映出我在心理治疗中观察到的细节。甚至有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来预测幸福指数。这一公式推导的前提是：幸福的根源并不在于事情发展得有多顺利，而在于事情的发展是否好于预期。幸福公式如下：

这个公式可以归结为：幸福等于现实减去期望。根据这个公式，你显然可以通过先传达一个坏消息，再撤回这个坏消息来使人们感到开心（如果你这样对待我，我会气到爆炸）。

尽管如此，我知道我还是可以找一些有趣的研究来写一写，但我觉得那么做就像是隔靴搔痒，无法切中我想要表达的要害。但对于我崭新的事业来说、对于我所处的人生阶段来说，这些流于表面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我了。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心理治疗的专业培训，人生免不了会发生一些改变，即使你不曾察觉，但一定会变得更注重自己的内核。

我告诉自己不要有太多顾虑，赶紧把书写完了交差。我已经把育儿书的事搞砸了，不能再把这本“幸福之书”也搞砸。但日复一日，我仍然无法动笔，就像我没法让自己去写那本育儿书一样。为什么我会重蹈覆辙呢？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总是透过单向镜观察心理治疗的现场。每当我坐下来想写“幸福之书”时，就会想到自己曾经观察过的一名三十五岁的来访者。他来接受心理治疗，是因为虽然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也被她所吸引，但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背着妻子去偷情。他妻子和他本人都无法理解这件事。他怎么能一边深信自己想要的是相互信任、稳定而亲密的夫妻关系，同时却又做出背道而驰的行为呢？他在治疗过程中解释说，他痛恨自己的背叛给妻子和这场婚姻带来的动荡，他也知道自己没有成为理想中的丈夫和父亲。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说自己多么拼命地想要停止对妻子的背叛，而他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还是不断地去偷情。

治疗师对他说，我们身上不同的部分常会渴望不同的东西，如果其中有一些渴望是我们认为无法接受的，就会被调到静音模式；但它们还是会另辟蹊径让我们听见。治疗师让这位男士走到房间的另一端，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尝试聆听那个平时在内心被排挤的、选择出轨的自己有什么要说的。

一开始，这位男士显得不知所措，但渐渐地，他开始表达他隐藏的自我。这一半的他总是会去挑衅那个负责任、重感情的，作为称职丈夫的自己，让他做出违反自己意愿的行为。他被两边的自我拉扯着，就像我一样，这一半的我想要供养家人，另一半的我想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一些触动我灵魂的事，也希望能借此触及更多人的灵魂。

就在自我拉扯的时候，男友走进了我的生活，刚好把我的注意力从内心激战中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但现在他离开了，我本该专心埋头写作，却每天在网上偷窥他的社交行踪，以此填补心中的空白。我们所表现出的许多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其实都植根于感情上的空虚，这种空虚总是渴求有什么东西能来填补。但如今，既然温德尔医生已经和我讨论过不能再上网窥探男友的社交行踪了，那我就必须对自己负责。我已经没有借口不坐下来奋力写作这本令人痛苦的“幸福之书”了。

或者说，至少我也得向温德尔坦白这个令我痛苦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