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牢笼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作者:洛莉·戈特利布

“唔……”

这就是温德尔在听完我有关写书的忏悔后作出的反应。要知道我可是纠结了好一段时间才鼓起勇气跟他说这件事的。

这两个星期以来,我已经默默地移到了位置B,准备要向他坦白一切,但只要我们一面对面,在两张沙发的顶角促膝而坐,我就不由得迟疑了。我开始拖延,顾左右而言他。我聊了关于我儿子老师的事(她怀孕了),聊了我父亲的健康问题(他身体不太好),聊了我做的一个梦(很奇怪的梦),聊了巧克力(我承认,这跑题了),聊了我额头上不断出现的皱纹(这倒是在正题上),还聊了生活的意义(“我的”生活的意义)。温德尔试图让我保持专注,但我简直像脚踩了香蕉皮,从一个话题滑到另一个话题,感觉他的战术节奏都要被我打乱了——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突然之间,温德尔打了个哈欠。这是一个假哈欠,一个战略性的哈欠,一个大大的、充满戏剧张力的、张大嘴巴的哈欠。这个哈欠就像是在说:“除非你坦白心底最根本的想法,不然你就会一直耗在这儿。”然后,他就坐在沙发上,端详着我。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我说。

他望着我,就像在说:“你最好认真说。”

结果,我把整个故事的原委一股脑儿地都说了。

“唔,”他又说,“所以你并不想写这本书。”

我点点头。

“如果你不能交稿,你的财务状况和专业前途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我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境遇有多糟了吧?“如果当初写了那本育儿书,那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状况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会跟自己重复这句话。

此时温德尔又摆出了他那套“耸肩—微笑—等待”的应对公式。

“我也知道,”我叹了口气,说,“我犯下的这个错误是巨大的,不可逆转的。”说着我又感觉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

“我在想的不是这个事。”温德尔说。

“那是什么?”

他突然开始唱起歌来:“我的人生已经过半,呜呼。我的前半生已经离我而去。”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他却依然故我。那首歌的曲风略带蓝调,我尝试着辨别那是谁的歌,是埃塔·詹姆斯的?还是B.B.金的?

“我想要回到从前,去改变过去。我想要多一点时间,让一切变好……”

我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名曲,这是温德尔·布朗森的即兴创作。他写的词真是糟糕透了,不过他洪亮悠扬的歌声倒是颇令人惊艳。

歌声仍在继续,他还越唱越投入了,拿脚打着拍子,手上还打着响指。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我一定会以为他是个穿着针织外套的书呆子,但此时此刻,他的自信和即兴发挥简直让我震惊,他正全情投入,完全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觉得这很傻,或是很不专业。我可没法想象自己在来访者面前做到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人生即将走——向——尾——声。”他终于唱到了尾声,还张开双手摆出了一个爵士风格的结尾动作。

结束了演唱之后,温德尔严肃地看着我。我很想告诉他刚才的那段表演很烦人,因为他在戏谑一个本身非常现实的、切身的、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我还没开口,就先感受到了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悲伤,而他高歌的曲调还在我脑海中萦绕。

“这就像玛丽·奥利弗[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 1935—2019),美国诗人,以书写自然著称。]的诗,”我对温德尔说,“‘对于你仅有一次的、狂野而珍贵的生命,你打算做点什么呢?’我以为我都计划好了,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计划好了要和男友在一起,我计划好了要写一本对我意义重大的书,但我没想到……”

“没想到情况会变成这样。”温德尔说着,给了我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对话之后,我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能把对方没说出口的话说完。

但温德尔随即又陷入了沉默,这次似乎不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带有目的性的沉默。我有种感觉,也许此刻温德尔也被难住了,就像我有时在治疗中也会这样,因为来访者遇到瓶颈而感觉自己也遇到了瓶颈。他已经尝试过了打哈欠、唱歌、引导我、问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我还是一直回到这条老路上——不断重复我失去的一切。

“我在想,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他说,“你觉得我能如何帮助你?”

我被他问住了。我不知道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心理治疗师同行来征询我的建议,还是把我当成他的来访者在提问。但无论哪一种,我都不确定答案。我究竟期望从心理治疗中得到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但这句话一说出口,就让我自己感到害怕——也许温德尔确实帮不了我。也许没有什么能帮到我。也许我只能学会接受自己所作的选择。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温德尔说,“但或许不是以你想象的形式。我无法把你的男友带回你身边,我没法让你从头来过。还有你现在面临的写书的困境,你想要我把你从这困境中解救出来,这我也做不到。”

我对此嗤之以鼻:“我没有指望你解救我,我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我可不是什么危难中的少女。”

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我却转过脸去。

“没有人会来救你。”他平静地说道。

“但我也没有想要被拯救呀!”我再次重申,但这一次,心底却有一部分自己提出的质疑:“等等,我真的不想有人来救我吗?”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是都希望被拯救吗?人们来做心理治疗,都是期望能让自己好过一点,但“好过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办公室茶水间的冰箱上,有人贴了这么一个冰箱贴,上面写着:“安宁,不是要身处一个没有嘈杂、烦恼和辛劳的地方,而是即使身处繁杂之中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们可以帮助来访者找到安宁,但或许这和他们刚来接受治疗时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已故的心理学家约翰·威克兰德所说:“在经历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前,来访者总是反复为同一件事费神;而在经历了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后,各种叫人费神的事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我知道心理治疗不能让所有问题都消失无踪,不能预防新的问题产生,也不会确保我之后的行动都是明智之举。治疗师无法为来访者移植一个不一样的性格,他们只能帮助来访者磨去棱角,让来访者变得不那么容易反应过激、不那么苛责,变得更开放,能让别人走进他们的心灵。换句话说,心理治疗的重点就在于理解真正的自己。但要了解自己就必须先抛开对自己的固有认知——抛开那些你塑造出来限制自己的人设,这样你才不会裹足不前,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活在自己给自己描述的故事里。

至于如何帮人们做到这些,就又是另一码事了。

我又在脑海中整理了一遍我的问题:我必须要写书才能养家糊口;拒绝了写那本可能够养活我和我儿子好多年的书;写不出那本倒霉的、有关愚蠢的幸福的、让我痛不欲生的书;但还是得逼着自己写完那本愚蠢的“幸福之书”;虽然试着逼自己写那本愚蠢又令人痛苦的“幸福之书”,却又分心去浏览社交媒体,看到别人都过得不错,只能羡慕嫉妒。

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在某一个意识层面上产生的问题,无法在同一个意识层面上得到解决。”我一直都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我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只要一遍遍回想自己是怎么绕进问题里的,就一定能从中找到问题的出路。

“我现在就是看不到出路,”我说,“而且我指的不只是写书这一件事,我是说所有的事——所有发生的这一切。”

温德尔身子向后靠了靠,伸展了一下交叉的双腿,又重新交叉起来,然后他闭上眼睛。似乎他在整理思绪的时候就会保持这样的姿态。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我们又保持原样坐了一会,什么也没说,两个治疗师融洽地沉浸在一阵沉默中。我也向后靠着,享受这片刻宁静。我真希望每个人在平时的生活里也能多试试这样,面对面在一起,没有电话、电脑、电视的骚扰,也不用闲聊,就只是静静地存在着。像这样坐着让我感到放松,也让我找回活力。

终于,温德尔开口了。

“我想起了一部很出名的卡通片,”他说道,“一个囚犯在不停地摇着铁栏杆,绝望地想要出去——但其实在他的左右两边都没有栏杆,都是可以出入自由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让这个画面刻入我的脑海里。

“这个囚犯只需要往边上走走就万事大吉了,他却还是疯狂地摇着铁栏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觉得自己完全被困住了,被捆绑在情绪的牢笼里,但出路其实就在那儿,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它。”

“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它。”他让最后那句话萦绕在我俩之间,他用手比画出牢笼的样子,引导我去看到它。

我望向别处,但我能感受到温德尔注视我的目光。

我叹了口气。好吧,我心想。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我开始想象那个牢笼的样子,一个狭小的牢笼,墙壁是冰冷的米色。我想象着金属的铁栏杆,很粗、灰色的、锈迹斑斑。我看到自己穿着橙色的囚服,疯狂地摇着那些栏杆,央求别人把我放出去。我想象自己在这个小牢笼里的生活,只有刺鼻的尿味和暗淡无望的未来。我想象自己在叫喊:“放我出去!救救我!”我看到自己发疯似的望向右边,又望向左边,然后剧情又从头重复了一遍。我注意到自己整个身体的反应:我感觉身子变轻了,就像抬走了千斤大石。我终于意识到:你就是自己的狱卒。

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温德尔。他挑了挑右边的眉毛,像是在说:“我知道,你看到了。我看到你看到了。”

“继续观察。”他轻声说。

我再次闭上眼睛,这次我在栏杆附近走来走去,并走向出口,一开始我还只是试探着前行,但靠近出口的时候,我就奔跑起来。我逃出牢笼,感受到我的脚踩在地上,微风拂过我的皮肤,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脸上。我自由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过了一阵子之后我放慢速度,察看我的身后。没有狱警来追我。我突然意识到,原本就没有狱警——可不是嘛!

大多数人在接受心理治疗时都会感到自己被困住了——被自己的思想、行为、婚姻、工作、恐惧,或是过往所囚禁。有时我们会用一套自我惩罚的说词来囚禁自己。如果有两个选项,要我们选择相信其中一项——例如“我不讨人喜欢”和“我讨人喜欢”——即使两边都能找出证据,我们通常还是会选择令自己不好受的那一项。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收音机调在杂音的频率上呢——总是在收听“别人的生活都比我好”的电台,或是“我无法信任他人”的调频,还有“我啥也干不成”FM?我们就不能把调频的指针往上或往下拨一拨,换一换台,看看栏杆的两边吗?阻挠我们这么做的,除了我们自己还能有谁呢?

出路总是有的——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到它。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一部卡通片教会了我这个生活的真谛。

我再次睁开眼睛,脸上浮现出微笑。温德尔也对我报以微笑。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微笑,它是在说:“别高兴得太早。或许你觉得你已经取得了惊天动地的突破,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很清楚前面还有什么样的挑战,而温德尔也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共识:要得到自由,还会涉及责任,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承担责任很可怕。

如此说来,会不会待在牢笼里更安全呢?我又一次想象栏杆和出口的样子。一边的我在游说自己留下来,另一边的我说要离开这里。我选择了离开。但要想在现实生活中绕开阻碍,还是不同于在想象中绕开那些栏杆。

“所有洞察都只是心理治疗给你的安慰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意思是:即使你拥有世上所有的真知灼见,但如果你在治疗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不去作出改变,那再多的洞察,甚至治疗本身,都将毫无价值。那些洞察让你反问自己:“这些事是别人对我作用的结果,还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问题的答案会为你提供选项,但如何作出抉择是你的自由。

“你准备好要探讨你斗争的泥潭了吗?”温德尔问道。

“你是说我和男友的斗争,”我说,“还是和我自己的斗争?”

“不,是你和死亡的搏斗。”温德尔说。

一时间我感到很困惑,但脑海中随即闪现了那个在商场里偶遇男友的梦境。他在梦里问我:“你后来写书了吗?”我说:“什么书?”他说:“那本关于你的死亡的书。”

我!的!天!哪!

作为治疗师,我们的思维通常都会领先来访者几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或更有智慧,而是因为旁观者清。有位来访者买了钻戒却似乎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向女友求婚,我就会对他说:“我觉得你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跟她结婚。”他会说:“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这个周末就会跟她求婚!”然后他回到家,还是没有求婚,因为天气很糟糕,而他想在海边求婚。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重复相似的对话。直到有一天他会来到治疗室,对我说:“也许我确实不想跟她结婚。”许多在当下断言“不,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在一周、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后都会说:“噢,没错,我就是那样的。”

我感觉温德尔一直都在为这个问题蓄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它离弦而出。治疗师永远都在天平的两端寻找平衡:一方面要营造相互信任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直击要害让来访者不再继续受煎熬。从治疗一开始,我们的行动就是既慢又快的——慢慢让内容沉淀,快速稳固关系,同时在一路上战略性地播撒下治疗所需的种子。这就像自然界的种植规律一样,如果你播种得太早,种子不会发芽;如果你种得太迟,虽然它也会成长,但可能会错过土壤最肥沃的时期。但如果你播种的时机刚刚好,那它就可以吸足养分茁壮成长。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在鼓励和对峙之间来回游走。

温德尔问及我和死亡的斗争,就找准了最佳的时机——至于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时机,其中还有一些连温德尔也不知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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