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秘密。

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可能快死了，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没必要公开这个秘密。

我的健康问题始于几年前，就在我遇到男友的几周前。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那时我和儿子一起在度暑假，我俩和我的父母一起在夏威夷度过了惬意的一周。然而，就在我们准备返程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全身突然爆发了严重的皮疹，让我痛不欲生。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全程都在给自己涂抹各种药膏，先是轮番涂抹了各种抗过敏药膏，然后又是厚厚一层消炎止痒的药膏。但我依然忍不住要去挠那些疹子，到我们落地时，我的指甲缝里已经嵌进了血痕。几天后皮疹终于退了，医生给我做了一些检查，诊断书上说这只是偶发的过敏反应，但我觉得这疹子更像是某种可怕的前兆。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似乎一直有什么东西潜伏在我身体里，但当时我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男友身上。我确实感到乏力、虚弱，还伴有一系列不适的症状，但我跟自己说那是人过四十之后身体必然会有的变化。医生又给我做了一些检查，发现了一些符合自身免疫性疾病标准的症状，但都不足以确诊为某种特定的疾病，比如红斑狼疮。他介绍我去看一位风湿科的专科医生。那位风湿专家怀疑我得的是纤维肌痛，这个病很难通过单一的检查结果作出诊断。他只能尝试减轻我的症状，看病情是否会有所好转。所以我去公司对面的药店拿药时，记录里才会有非适应症用途的抗抑郁剂。不久之后我就成了那家药店的常客，我常取的药不仅包括治疗无名皮疹的可的松药膏、治疗不明感染的抗生素，还包括治疗心律不齐的心脏药。但医生们还是无法确诊我究竟是怎么了。我对自己分析说，这是个好兆头：因为如果我真的身患重疾，那医生肯定早就拿出定论了，所以现在没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面对这一健康问题，我的应对策略就像当初面对那本给我带来不幸的“幸福之书”一样，我把关于健康和写作的担忧都藏在心里，默默承受着焦虑。我并不是故意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隐瞒病情，而是不想让自己面对这件事。就像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却迟迟不去做筛查的内科医生一样，我发现比起正视问题，置之不理简直方便多了。我已经没力气去健身了，还莫名其妙轻了十磅。虽然体重变轻，我却感觉自己行动迟缓，身体似乎更沉重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说服自己这一定是良性的，或许只是更年期（虽然我离更年期还很远）。

当我偶尔允许自己正视这件事的时候，我会上网搜索信息，然后发现每个症状都能指向绝症。然后我才回想起在医学院时，学生们常常会患上“医学院学生综合征”——医学院的学生总会自以为患上了自己正在学习的病症——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文献上也有记载。曾经有一天，我们在学习淋巴系统，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组人试着触摸每个人的淋巴结。有个同学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突然惊呼起来：“哇！”

“怎么了？”我问。

她做了个鬼脸，说：“我感觉我摸到了淋巴瘤。”

我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她说得没错，我有个淋巴瘤！

然后好几个同学都过来摸了一下我的脖子，也都表示同意——我完蛋了。他们建议我最好去验一下白细胞。他们还说，让我们来给那些淋巴结做活检吧！

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教授也对我进行了触诊。我的淋巴结确实有点大，但仍在正常范围内。我没有得淋巴瘤，我得的就是“医学院学生综合征”。

同理，我觉得这次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内心深处，我知道对于一个曾经坚持长跑的四十岁女性来说，如果她的身体无法再坚持跑步，而且每天都会感到不适，那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醒来的时候浑身刺痛，手指红肿像香肠，嘴唇也肿得像被蜜蜂蜇过一样。内科医生又让我做了更多的化验，有些指标显示异常，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检查结果“很古怪”。他又让我去做了核磁共振、CT和组织活检，其中有些结果也“很古怪”。他又把我送去看各种专家，尝试解释那些“古怪”的化验和扫描结果、各种先兆和症状。我拜访了无数专家，以至于我开始把自己的求医之路称作“医学探秘之旅”。

我的病确实是个谜。有一位医生认为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化验结果支持这个结论，但扫描结果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一位医生认为这是某种病毒感染（最开始是从皮疹开始的）；另一位医生认为这是代谢性疾病（我的眼睛里布满了没人能够确诊的沉淀物）；还有一位医生认为我患有多发性硬化（我的头部扫描显示的结果并不符合典型的多发性硬化症状，但也可能只是我的病理表现比较特殊）；我还被怀疑过得的是甲状腺疾病、硬皮病，哦，对了，还有淋巴瘤——那些略为肿大的淋巴结，是不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病根，一直潜伏到现在？

但是，最终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阴性的。

大约一年之后，我的症状已经发展到下巴和手都会轻微地颤抖，有一位神经科医生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症结所在。这位医生总是穿着一双绿色的牛仔靴，讲话带有浓重的意大利口音。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走进诊室，登录医院的电脑系统，留意到我看过的那一长串专家：“哇，你真的把城里所有的大夫都看了个遍，是不是？”他轻浮地说道，听上去就像是我个人生活不检点似的。然后，他跳过化验和检查，立刻给出了诊断。他认为我得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女性癔症的现代版本，表现为转换性障碍。

得了这个病之后，病人的焦虑被“转换”成神经系统的病症，例如瘫痪、平衡问题、尿失禁、失明、失聪、震颤，或是癫痫。通常症状都只是暂时的，且根源往往和心理应激源相关（有时是象征性相关）。例如，如果一个人目睹了一些创伤性的场面，比如发现自己的配偶和别人躺在床上，或是目击了一次恐怖的谋杀，那这个人可能会经历暂时性失明。如果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坠落体验，即使腿部神经在功能上并没有受到损伤，也可能感觉腿部处于瘫痪的状态。如果一个男人难以接受自己对妻子的怒火，那他幻想中对妻子挥舞的拳头可能在实际中会感觉麻木。

患有转换性障碍的人并不是装出来的，即所谓的做作性障碍。患有做作性障碍的人有一种心理需求，他们需要认为自己是有病的，他们会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制造得病的表象。但转换性障碍的患者经历的症状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些症状没有确凿的医学解释。这些症状似乎是由病人完全无意识的情绪困扰所造成的。

我不认为我有转换性障碍。但如果转换性障碍是在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我又怎么能确定呢？

转换性障碍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古埃及。和大多数的情绪障碍一样，绝大多数的确诊者都是女性。事实上，人们曾经认为病人的症状是由于女性的子宫在体内上下游走而造成的，所以这个病后来被称为“徘徊的子宫”。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治疗的呢？他们在女性的身体周围放置令人心旷神怡的香薰或香料，摆放的位置与子宫可能游走的方向相反，人们认为这样的“治疗”能引导子宫回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病被希波克拉底以希腊语中的“子宫”命名为歇斯底里症（癔症）。但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自己注意到香氛治疗似乎对这个病并没有什么疗效，于是，治疗患有癔症的女性的手段从香薰和香料转变成了运动、按摩和热水浴。这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初，那时人们认为女性和魔鬼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随之而来的新型治疗方法，自然是驱魔了。

最后，到了十七世纪末，癔症被认为与大脑相关，而不是源于魔鬼或子宫。时至今日，关于应该如何认识那些无法从功能上给出解释的症状，依然存在许多争议。最新的ICD-10[《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中，在“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里将“存在运动丧失或运动功能受妨碍的转换性障碍”归为分离（转换）性障碍，而且“癔症”这个词也被收入这个子类，而DSM-5[《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则将转换性障碍列为“躯体症状障碍”。

有趣的是，转换性障碍更容易出现在规则严格的文化中，以及情感表达机会不多的环境里。但总的来说，这一疾病的诊断在过去五十年中有所下降，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医生们不再将梅毒症状误诊为转换性障碍；其二，过去罹患转换性障碍的那些“歇斯底里”的女性，往往都要应对受约束的性别角色，这和现代女性能够享受到的自由有天壤之别。

尽管如此，这位穿着牛仔靴的神经科专家在浏览了一遍我的求医历程之后，抬起头看着我，对我笑笑，就像是看着一个天真的孩子或是做白日梦的大人。

“你太多虑了。”他用他的意大利口音说道。然后他断定我一定是压力太大了——作为单亲妈妈要兼顾工作和家庭，以及其他种种——他认为我需要的是去做一次按摩，再好好睡一觉。然后，在他将我确诊为转换性障碍（用他的话说：“焦虑”）之后，他给我开了一些褪黑素，并叮嘱我一周要做一次按摩水疗。他还说，虽然我看上去像个“帕金森症患者”，顶着两个大眼袋，还有震颤的症状，但我得的不是帕金森症，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当我解释说疲劳导致我睡眠过多而不是不足（所以男友才会独自醒来，遇到我儿子要他欣赏自己的乐高作品），牛仔靴医生笑了：“啊，你睡得多，但你睡得不好。”

内科医生坚信我没有转换性障碍，不仅因为我的症状都是慢性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更因为我看过的每一个专家都还是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肺部过度充气、血液中某种物质的含量明显过高、肿胀的扁桃体、那些散落在我眼睛里的沉淀物、脑部扫描中发现的“多余间隙”，当然还有那些来势汹汹的皮疹）。专家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有几个专家说，有可能这些症状和我的DNA有关，可能是基因中存在缺陷。他们想要检测我的基因序列，看看能发现什么。但基因筛查不在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虽然医生们申请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保险公司的理由是，如果我真的患有一种尚未被发现的遗传病，那也就不存在治疗的方法。

所以这对我的病情不会有帮助。

你或许无法想象，尽管深陷顽疾，面对外界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我很少跟人分享我的“医学探秘之旅”，甚至对男友也守口如瓶。但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首先，即使我想告诉别人我的状况，我也没办法解释清楚，我无法明确地告诉别人“我得了某某病”。就像得了抑郁症或某种有名字的疑难杂症的病人，都很难跟别人解释他们的病症，因为对于没有经历过这些疾病的人来说，那些症状显得无法名状又无法量化。别人会觉得：你是情绪低落吗？要振作起来啊！

我的症状在局外人看来就跟情绪低落一样含糊不清。我想象人们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可能会纳闷：一个人怎么可以病得这么重，还搞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会让这么多医生都手足无措？

换句话说，就算在穿牛仔靴的神经科医生明确表示我得的是癔症之前，我也知道很可能有人会跟我说我的问题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但现实中，见完牛仔靴医生之后，我的电子病历里面就多了一条——“焦虑”。之后我再去看病，每一位医生都会在我的病历首页看到这两个字。虽然严格来说这也没错——我确实为那本“不幸的幸福之书”和我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焦虑，当然后来我又为分手感到焦虑——但我觉得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所有的症状都逃不过被解读为焦虑的结果，而那些症状本身都变得不可信了。所以我对别人绝口不提，就是不想被人怀疑我体内有个“徘徊的子宫”。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男友和我刚开始约会时，我们还处在热恋期，会就各种话题聊上好几个小时，那会儿男友曾提起过，他在认识我之前和一个颇为心仪的女人约会过几次，但当他得知那位女士关节有些问题，以至于她无法爬山之后，他就不再和她约会了。我问男友为什么，因为毕竟那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病，听上去更像是常见的关节炎。毕竟我们都已经是中年人了，更何况男友也不是什么徒步爱好者。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病了，我可不想照顾她。”他一边和我分享着甜品，一边说，“如果我们是结婚二十年的老夫老妻，那她病了就是另一码事了。但如果刚认识就知道她身体不好，那何必要投入进去呢？”

“但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会生病呀。”我说。那时我还不觉得自己属于“病人”。我觉得我的症状是暂时的（只是一时的系统错误），或是可以被治愈的（也许是甲状腺失调）。但后来，当我的“医学探秘之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否认变成了一种奇妙的想法：只要还没确诊，我就可以无限期推迟跟男友说这个事儿；而如果最终结果没什么事，那我也永远不用跟男友坦白什么。他（有时候）会知道我在做各种检查，或是听到我说感觉自己不对劲，但我会借用牛仔靴医生对我各种疲劳症状的诊断：因为我是个忙碌的职场妈妈。有时我也会开玩笑说自己年纪大了。我不想冒险向他坦白我可能身患顽疾，或者我总是臆想自己有病。我不想以此来考验他对我的爱。

与此同时，我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吓坏了，我一直希望这些症状会自行消失。我想着，我要和男友一起步入未来，这才是我该专注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当时有征兆表明我们彼此并不合适，也都被我无视了。我一心想着如果那个未来落空了，我就不得不面对一本未动笔的书和一具病体。

但现在，那个未来已然落空了。

所以我不禁要想，男友离开我是因为我病了吗？或是因为他觉得我固执地认为自己病了？还是因为我没有像他一样坦承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要怎么样的伴侣？或许我们归根结底并没有什么两样。当他期望能和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在一起，他也一直推迟坦白自己的内心，和我的理由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自欺欺人地继续在一起。如果男友在今后的十年里都不能和小孩一起生活，如果他想要的是自由，那他肯定也不会想担起责任照顾我。其实早在那次约会的谈话中我就已经得知这个事实了——就像他知道我有孩子这个事实一样。

但现在，我又在重蹈覆辙。我在拖延，我不愿向温德尔坦白，因为坦白的代价就是必须面对现实。我的来访者朱莉说过，她总是希望能够在做完检查和拿到结果中间的几天让时间停止。在接到电话、知道检查结果之前，她还是可以跟自己说一切都很好——虽然明知道真相可能会改变一切。

虽然向温德尔医生坦白并不意味着他会像男友那样弃我而去，但他会逼着我直面自己神秘的病症，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