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走进温德尔医生办公室时，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就在我从对面停车场走到他办公室大楼途中，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我没打雨伞，也没有风衣，只能将棉质的西装外套举过头顶一路小跑。

此刻我的外套都能挤出水了，头发也湿得卷起来，妆也花了，湿衣服像水蛭一样粘在我身上。我全身都太湿了，完全坐不下来，只能站在候诊室的椅子旁边，琢磨着再过一会儿我该如何体面地出现在自己的诊所里。当温德尔里面办公室的门打开的时候，一位我从未见过的漂亮女士从里面走了出来。和很多来访者一样，她也在抹眼泪。她低着头迅速经过那道纸质屏风，我听到她“咔咔”的脚步声回荡在大楼的走道里。

她会是玛戈吗？

不不不，玛戈和我都是温德尔医生的来访者，这已经够巧的了，我们的治疗不可能还挨着吧？一定是我想太多了。但转念一想，或许就像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说过的，“人们的胡思乱想总会奇妙地与现实相连。”

我站在候诊室里，像一只淋湿的小狗一样，直到温德尔的门再次打开，这次轮到我进去了。

我拖着湿漉漉的身子来到沙发旁，选择了位置B坐好，调整了一下我熟悉的各种靠垫，让自己的背找到那份熟悉的舒适感。温德尔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房间另一端，猫下身子坐到他的位置，然后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在我们开始对话之前，还有一个既定的仪式：两人相对无言，在沉默中交流。

但今天我把沙发都弄湿了。

“要不要拿条毛巾给你？”他问。

“你这儿有毛巾？”

温德尔笑了笑，走到他的百宝箱那儿，扔了几条毛巾给我，我用一条擦干了自己的头发，又将另一条垫在身下。

“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说。

“你办公室里怎么会有毛巾呢？”

“人总是难免会把自己弄湿嘛。”温德尔耸着肩回答道，就好像毛巾是办公必备用品似的。这多奇怪呀，我心想，但又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周到，就像他之前把纸巾扔给我的时候一样。我在心中默默记了一笔，我也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备上一些毛巾。

于是我们又望着对方，开始无声的交流。

我不知该从何讲起。最近我几乎对什么事都很焦虑。即使是很小的事，像是很小的承诺，也会让我不知所措。我变得很谨慎，害怕冒险和犯错，因为我已经犯了太多的错，我害怕自己不再有时间去收拾那些烂摊子了。

前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想要放松一下。书中有一个角色将自己持续的担忧形容为“一种不间断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永无止境的当下逃离出来”。我想，这不就是我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充满了一秒接一秒的担忧。我知道自己的焦虑之所以如此明显而严重，是因为温德尔在我们上一次治疗结束时所说的话。但在那之后我因为要出席儿子学校的活动而取消了一次预约，之后那个星期温德尔又不在，因此他上次说的话已经在我脑子里萦绕了三个星期了——当时我问：“什么斗争？”他说：“你和死亡的搏斗。”

今天来这儿的路上，天降甘露于我，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个合适的时机。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将我“徘徊的子宫”的事告诉了温德尔。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地跟人说过。如果是在以前，我可能会觉得难堪，但现在我大声地说出这件事，才意识到自己心里有多害怕。之前温德尔提到过我的悲伤——因为生命已经走过一半而感到悲伤，但在这悲伤之上，还有一层恐惧，我害怕自己像朱莉一样比预期中更早面对死亡。对于一个单身母亲来说，留下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生活，简直是最可怕的事了。或许我的病能及时确诊的话还是可以得到医治的，但如果医生就是查不出病因呢？又如果他们找到了病因却又治不好呢？

又或许，这一切真的都是我臆想出来的？或许可以解决我所有症状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温德尔医生？

“这真是个不错的故事。”温德尔在听完我的叙述之后说道，他摇着头，还叹了口气。

“你觉得这是个故事？”——你到底算不算是我的队友？我在心里忿忿地想着。

“是的，”温德尔说，“这个故事与你这几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令你害怕的事情有关。但同时也和一些别的东西有关。”

我猜测温德尔会说，这是关于回避的故事。自我来他这儿接受治疗起，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和回避有关，而且我俩都知道，回避几乎总是和恐惧有关。回避看到种种能说明我和男友之间有不可调和之分歧的蛛丝马迹；回避动笔去写那本“幸福之书”；回避任何与这本书有关的话题；回避正视我儿子在一天天长大这个事实；回避那些说不清的病。我想起了在实习时学到的一句话：“回避就是以不面对的方式来面对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回避的故事，对吗？”我说。

“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温德尔回答道，“但我想说的是——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关于不确定性的故事。”

可不是吗，我想，不确定性。

我也总会从来访者的角度去考虑他们要面对的不确定性。例如约翰和玛戈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夏洛特会不会戒酒？但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似乎也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我还能恢复健康吗？我还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吗？我的写作生涯会一帆风顺吗？我的下半生将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真能活那么久的话。我曾经告诉过温德尔，要绕过那些囚牢里的栏杆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去哪儿。我可以获得自由，但出去之后该往哪儿去呢？

记得有一个来访者跟我说过，有一天她下班回家，正要把车停进自家车库的时候，迎接她的却是一名持枪闯入者。她很快意识到这名歹徒的同伙正在她家里，跟她的孩子们和保姆在一起。在经历了可怕的折磨之后，幸好邻居报警解救了他们。来访者告诉我，最可怕的不是这个经历本身，而是这事摧毁了她原本的安全感，现在看来，原本自以为是的安全感是多么虚幻。

然而，不管她自己是否意识得到，她依旧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在你把车开进新车库的时候，你会感觉担心吗？”我问道。那件事给他们全家造成了太大的创伤，令他们无法继续在犯罪现场居住下去，于是只好搬了新家。

“当然不会啊，”她说，仿佛我问的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发生两次？这种概率多么微乎其微！”

我跟温德尔说了这事，他听完点点头：“你怎么理解她的回答？”

温德尔和我很少谈论我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很紧张。有时我会想，如果是温德尔来治疗我的来访者，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对瑞塔或约翰说些什么？如果换一个治疗师，那整个心理治疗的体验都会不一样，因为没有两个医生的处理方法会是完全一样的。再加上温德尔在这一行要比我资深很多，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的老师，就像《星球大战》里的天行者和尤达一样。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是理性的，而这也是她在生活中掌控不确定性的方法。一旦你知道了一个真相，你就无法退回到未知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这个真相的影响，她说服自己相信不会再次遇到袭击。”我停顿了一下，“这个考试我及格了吗？”

温德尔刚张开嘴，我就知道他想说：这不是什么考试。

“所以，”我没有给他说出口的机会，“你也这么想吗？你如何理解她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来的确定态度？”

“跟你一样。我也在试着用你理解她的方式来理解你。”温德尔说。

温德尔和我回顾了一遍我跟他说过的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分手、写书、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我父亲的健康问题、我儿子很快就要长成大孩子了。我会在谈话中提及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日常观察和发现，例如：“我听电台节目说，如今美国总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我说到的每一件事都带着不确定性的影子。我还能活多久？在我死之前又会发生些什么？我对这些事有多少掌控权？但温德尔说，我也像我的来访者一样，已经找到了自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我就可以给自己找一条死路，而不是等着厄运来找我。虽然最终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至少是我自己选的。这就像削掉自己的鼻子毁容一样，是在以自损的方式跟现实叫板，仿佛在说：“命运，你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

我尝试理解了一下这个悖论：将自毁前程作为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如果我自己把生活搞砸了，我就可以给自己找一条死路，而不是等着厄运来找我。”如果我死守着一段注定失败的关系，如果我亲手葬送自己的事业，如果我因为害怕就不去正视自己身体上的问题，那我就能让自己虽生犹死——但至少，这都是我自己选的。

著名学者和精神医学大师欧文·亚隆经常说，心理治疗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存在性体验，正因如此，治疗师总是根据每个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去调整治疗方式，而不是只关注来访者心理问题的类别。两个来访者可能会遇到同样的心理问题——好比说，他们都不敢在感情关系中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但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治疗方法可能会不一样。心理治疗的过程是极其特殊的，没有一种一刀切的方式能帮助所有人面对他们最深层的存在性恐惧——也就是亚隆提出的“终极问题”。

这四个终极问题是：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死亡，当然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经常压抑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就会逐渐增加。我们害怕的不仅是死亡本身，而是那种消亡，那种身份认同的丧失，失去年轻的、有活力的自己。我们要如何对抗这种恐惧呢？有时我们拒绝成长，有时我们自我摧毁，有时我们断然无视即将到来的死亡。但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这本书里写道，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活得更充实，而且可以减少——而不是增加——我们的焦虑。

朱莉和她那些“诡异”的冒险，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个道理。直到我开始“医学探秘之旅”之前，我从未想过“死”这件事，即使在生病之后，还有男友的出现让我可以分散注意力，逃避对失去职业生涯和失去生命的恐惧。同时，他的出现也消除了我对孤独的恐惧——这也是四大终极问题之一。单独监禁会让囚犯精神崩溃是有其原因的：孤立会让他们产生幻觉，引发恐慌、偏执、绝望、注意力无法集中、强迫行为以及自杀的念头。当这些囚徒被释放之后，往往会出现社交能力萎缩，使他们无法与他人互动。其实，正常人也要面对快速生活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渴求和欲望，还有内心的孤独感；当出狱的囚犯面对社会，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形，只不过情况更极端一些。

第三个终极问题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自由带给我们的所有存在性困境。从表面上看，自由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个笑话，因为如果像温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愿意绕过那些囚牢里的栏杆，我想要多少自由都唾手可得。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限制。转换职业会变得更难，移居到另一个城市会变得更难，要另找一个结婚对象也会更难。年纪越大，生活就越固化，有时人们会渴望年轻时的自由。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自己的行为被父母定下的规矩约束着，他们唯一能自由支配的就是自己的情绪。至少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大笑一场，或是耍个小孩子脾气。他们也有权利拥有远大的梦想，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渴望，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已经失去了情绪上的自由。这就是我接受心理治疗的原因——试图再次解放自己的情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这次中年危机更多的是要让自己开放，而不是自闭；是要让自己去拓展新的领域，而不是给自己设限；是一次重生，而不是消亡。我记得温德尔说过，我渴望被拯救。但温德尔不是来拯救我，也不是来为我解决问题的，他的存在是要引导我正视自己的人生，继而走好生活中的每一步，在不摧毁自我的前提下应对生活的无常。

我开始意识到，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着丧失希望，而是意味着还存在可能性。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怎能不叫人兴奋呢？我要做的是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不管有没有生病，不管有没有另一半，也不管时间如何无情地流过。

所以，接下来我将不得不仔细审视第四个终极问题：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