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期结束后，我在一家非营利性诊所开始了实习期。这家诊所位于一栋时髦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楼上办公室光照充足，一边能看到洛杉矶的山脉，另一边可以望到海滩；但地下室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空间局促、像洞穴一样没有窗户的诊室里，摆放着用了几十年的旧椅子、破台灯、破沙发，我们这些实习生就在这里努力累积自己接待的个案数量。每进来一个新个案，我们总会争着接待，因为看的个案越多，学到的就越多，也会更接近实习需要完成的小时数。我们忙于应付实习的各个环节：连轴转的治疗、临床督导，还有成堆的案头工作，却很少注意到我们生活在地下室这件事。

我们会坐在充满着爆米花香味混合杀虫喷雾气味的休息室里，囫囵吞下一些食物——我们的午餐永远都是外卖简餐，我们总是边狼吞虎咽边抱怨时间不够用。尽管如此，踏上治疗师这条路还是让我们感到兴奋，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知识和信息，而督导们都充满了智慧，总会抛出一些至理名言，例如：“如果你说了那么多，那你一定没在聆听。”又或是，“你有两个耳朵一张嘴，这一构造的比例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阶段（幸好）只是暂时性的。

我们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迎来取得行医执照的那一天。我们想象着，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帮助人们活得更好，而且我们工作的时间会更合理，工作节奏也不会这么疯狂。当我们蜷缩在地下室里，一边写着病历，一边在手机上查看来访者的预约，我们并不知道地面之上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一场关于速度、便利和即时满足的革命。而我们所学习的那种要帮助来访者在付出努力后才能取得的、渐进但效果持久的心理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过时。

其实当时我也在诊所的来访者身上看到了这些发展趋势的苗头，但我更专注于熬过困苦的实习期，而没能放眼看到大局。我当时想，“那些人当然没办法慢下来集中精神关注当下，而这就是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的原因。”

我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至少在那个阶段是这样。如果我能早点完成工作，那我就能多陪陪儿子，如果我能快一点哄儿子入睡，那我自己就能早一点上床睡觉，第二天才有力气起床，继续飞速重复这一切。我行动得越快，看到的就越少，因为在飞速移动中，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但我提醒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只要完成了实习期，就能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有一天，我又在休息室里和其他实习生一起数着我们还需要完成多少小时的治疗，计算着自己最终拿到行医执照时都得是多大年纪了。数字越大我们心里就越不好受。这时，一个六十多岁的督导经过休息室，刚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不管你们能不能完成那些治疗时间，反正你们总有一天要变成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她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是多少岁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今天过了就是过了，你没法再把它找回来。”

我们都安静了……今日一去不复返。

这是个多么冰冷而可怕的想法呀。我们知道那位督导是想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还顾不上思考它。

速度与时间有关，但也与忍耐力和努力密切相关。思维的速度越快，所需的忍耐力和努力就越少。但要想有耐心，就恰恰需要付出忍耐力和努力。耐心的定义是“可以承受刺激、烦恼、不幸或痛苦，而不表现出抱怨、愤怒、急躁或诸如此类的反应”。很明显，生活的大部分就是由刺激、烦恼、不幸和痛苦组成的。在心理学上，耐心可以被认为是能够长期承受这些困境直到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受到悲伤或焦虑，也可以让你对自己和所处的世界有本质上的了解。

但当我窝在地下室里努力为行医执照埋头奋进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协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心理治疗都去向何处了？》的学术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接受心理干预的人数比十年前减少了30%，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控型医疗保险（正是我在医学院时教授们曾提醒我们警惕的对象）正在不断限制来访者接受谈话性治疗的次数和对此类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对于药物治疗却不加任何限制。报告还说到，仅在2005年，制药公司就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上花费了42亿美元，在面向医生的药物推广上更是花费了72亿美元，这几乎是研发支出的两倍。

吞下一颗药片当然比担起重负去窥探自己的内心要简单和速效得多，而且我也不反对来访者用药物来让自己好过一些。事实上我曾经非常坚信药物在适当的情况下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这个国家真的有26%的人口需要服用精神类药物吗？说到底，不是心理治疗没有效果，而是它对如今的人们来说起效不够快，而且现在的病人都已然成了“消费者”。

这里还隐含了一层不言而喻的讽刺：人们想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但殊不知一开始导致他们情绪问题的，就是生活中太过匆忙的节奏。他们以为现在的忙碌是为了以后能有机会享受生活，但往往，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五十多年前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现代人总是觉得如果做事不够迅速，就会损失一些时间。但面对省下来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打发了事。”弗洛姆是对的，人们不会有多出来的时间去休息，或是联系朋友和家人。相反，他们总是试着往时间的缝隙里塞进更多的事情。

有一天，尽管我们这些实习医生手头都已经排满了个案，但我们还是央求督导给我们更多新个案。督导摇了摇头，拒绝了。

“光速已经过时了，”她冷冷地说道，“如今人们都是在以渴求的速度行动。”

确实，我飞速穿越了这段时光。不久我便完成了实习期，通过了资格考试，搬到了楼上既通风又有风景可看的办公室里。在经历了好莱坞和医学院的两次起跑失误之后，我终于站在了新征程的起点上，我对这个职业充满了热情，年龄的增长也让我更有紧迫感。我走了不少弯路，起步也有点晚，所以即使现在终于可以放慢速度，享受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我也觉得自己还是像实习时一样着急，只不过这一次是急着要去享受我的工作。我发出了一封邮件，向大家宣告我正式开始行医，又做了一些联络工作。六个月之后，我累积了一些个案，但后来，来访者的人数似乎就不见增加了。我和其他新医生聊起这个事，似乎大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加入了一个面向新手治疗师的督导小组，有一天晚上，在我们讨论完各自的病例之后，话题转为讨论我们的职业前景：是我们杞人忧天吗？还是我们这一代心理治疗师注定要没落？有人说，她听说有专门为心理治疗师打造品牌形象的专家，那些专业人士能够帮助弥合大众文化对速度及便利的需求，以及我们所学习与从事的职业之间的鸿沟。

我们都笑了——专为心理治疗师服务的品牌顾问？多么可笑！我们敬重的那些祖师爷级别的心理治疗师都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了！但暗地里，她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周之后，我和一个专为心理治疗师服务的品牌顾问通了电话。

“现在没有人愿意花钱进行心理治疗了，”那个顾问说得好像理所当然的样子，“他们只想花钱解决问题。”她给了我一些建议，应该如何定位自己以适应新的市场，她甚至建议我提供“短信治疗”，但她所说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舒服。

不过，她是对的。在圣诞节之前的那一周，我接到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打来的电话，说要来接受治疗。他说他想搞清楚该不该和女朋友结婚，他希望我们可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情人节就要到了，到时他就必须准备好戒指，要不然她一定会和他分手。我解释说我可以帮助他厘清思路，但不能保证配合他的时间表。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而我此时对他还一无所知。

我们约好了初诊的时间，但就在初诊的前一天，他却打来电话说找到了另一个人帮助他。而且那位治疗师向他保证通过四次治疗解决问题，这样他就能赶上情人节这个大限了。

还有一个一心想找到人生伴侣的来访者跟我说，她总是在交友网站上飞速地筛选对象，结果有几次，当她联系对方时，对方说他们之前已经见过面，当时还在咖啡馆坐了一个多小时。但因为她筛选候选人的速度实在太快，她自己都记不住见过了什么人。

这两个例子都恰恰反映了督导所说的“渴求的速度”。渴求，当然是一种欲望。但我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渴求”，或许它也代表了一种缺少或不足。

如果你问我，在我一开始行医的时候，来我这儿看病的人都是为了什么而来，我会说他们来是希望减轻焦虑或抑郁，或是解决感情问题。但无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孤独这个元素似乎是共通的，每个人都渴望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情感交流，却又缺少这种交流。这就是一种渴求。虽然人们不会这样表达，但我越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就越能感受到这种渴求，而且我也能在自身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这种渴求。

有一天，当我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在网上发现了一个视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雪莉·特克尔在探讨孤独问题。她说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时去过一家养老院，在那儿看到一个机器人在安慰一个丧子的老妇人。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小海豹，有皮毛和忽闪的睫毛，它能很好地处理和运用语言进行适当的对话。那位老妇人跟那个机器人说着掏心窝的话，而机器人似乎也能注视着她的眼睛，倾听她的诉说。

特克尔说，她的同事认为这个海豹机器人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她本人却对此感到很惆怅。

我惊叹这与我的想法竟然不谋而合。就在几天前，我还在跟一个同事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在你的智能手机里安装一个心理治疗师呢？”我那时还不知道，很快就会出现许多心理治疗的应用软件，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即刻”与心理治疗师连线，“让你马上感觉好一些”。我对这些应用的态度，就和特克尔对海豹机器人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将最具人性的工作外包出去呢？”特克尔在那段视频中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她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人到底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独处呢，还是无法忍受和别人相处呢？综观这个国家，不论你是和朋友坐着喝咖啡，还是在公司开会，或是在学校吃午餐，在超市收银台前，又或是在家里的餐桌上，大家不是在发短信、浏览各种社交平台，就是在网上购物，有时还会装着和别人有眼神交流，有时甚至连装都懒得去装。

就算是在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里，人们花了钱来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在手机振动时想看看是谁发来的信息。（这些人往往在做爱或上厕所的时候听到手机铃声也会想瞥一眼。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我买了一瓶免洗消毒液放在办公室里。）为了避免干扰，我会建议来访者在治疗期间关掉手机。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但我注意到，治疗结束后，来访者还没走到门口就已经掏出手机开始查看信息了。难道他们就不能多花一分钟来想想刚刚说的话，让自己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更好地投入诊室以外的世界吗？

我发现只要人们一感到孤单就会拿起一个设备来逃避这种感受。这通常发生在两件事中间的空档里，比如在结束一次心理治疗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在收银台等待结账的时候、坐电梯的时候。人们长期处于受干扰的状态下，似乎丧失了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也丧失了和自己相处的能力。

心理治疗的诊室似乎是唯一能让两个人坐下来，不受打扰地相处五十分钟的场合了。尽管戴着专业的面具，但对于来访者来说，这每周重复的只属于两个人的仪式，通常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与人交流的极限了。我确实希望诊所生意兴隆，但我也不想为此而牺牲这种人与人交流的仪式。这种想法或许听上去很落伍，做起来还费时费力，但我知道，这能为来访者们带来巨大的回报。如果我们创造出一个空间，并投入时间，不断积累，我们才有机会偶然发现一些值得等待的故事，而正是那些故事定义了我们的人生。

那我自己的故事呢？这么说吧，我倒是没有为自己腾出时间和空间来，渐渐地，我变得忙于倾听他人的故事，埋头于治疗工作、送儿子上学放学、为自己看病，还要谈恋爱。在这些忙忙碌碌的背后，有一个被长期掩埋的真相正在渐渐浮出水面，直到我踏进温德尔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才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一半了。在我的第一次治疗中，这句话似乎莫名其妙地就从我口中蹦了出来——而温德尔马上抓住了这个重点，就像几年前在我实习时，那位督导留下的那句话——

“今日一去不复返。”

然而日子还是一样飞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