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剪头发，一边跟发型师科里交代我的近况——我跟出版商取消了出版合同。我告诉他，欠出版商的违约金我可能要努力好几年才能还清，而且我这么迟才说不干，可能以后都很难再有机会拿到写书的合同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如释重负。

科里点点头，我瞥见他在镜子里注视自己文了刺青的二头肌。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做了什么吗？”他说。

“什么？”我说。

他梳理了一下我前面的头发，检查了一下层次是否整齐。“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讲的是肯尼亚人无法获得干净的水源。”他说道，“那些人都活在死亡的边缘，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受到过战争和疾病的摧残，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和村庄。他们四处游荡，就为了寻找一些喝了不会要他们命的水。他们也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也不会欠出版商的钱。”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反正，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做的事。”

接下来是一段尴尬的沉默。直到科里和我的目光在镜子中相遇，隔了一会儿，我俩都笑了起来。

他是在笑我，我也在笑自己，同时也是在笑人们对痛苦的分级。我想到了朱莉，她以前总是说：“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健康的人有时也会说“至少我没得什么绝症”，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痛苦。我还记得约翰一开始来治疗的时候，他的治疗就排在朱莉的治疗后面。而我一直要努力提醒自己：痛苦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这也是我在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人们所受的折磨不应该被拿来比较，因为痛苦并不是一场比赛。夫妻之间常常会遗忘这一点，而这往往会使他们更痛苦——你或许听过夫妻间这样的对话：“我已经照顾孩子们一天了。”“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要辛苦。”“但我比你孤独。”——在这场痛苦的较量中，究竟谁赢了、谁输了呢？

然而痛苦就是痛苦。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也曾经向温德尔道歉，因为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经历了分手，又不是离婚，我为自己如此小题大做而感到羞愧。当我因为反悔了出书的合同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和职业危机的时候，我也感到抱歉，因为我的痛苦肯定不会比那些肯尼亚人要面对的问题来得严重。我甚至曾经还为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而道歉——当一位来访者注意到我在发抖，我却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因为说到底，我都还没有被确诊，我的状况能差到哪里去呢？更比不上某些在“尚可承受的健康问题”中较严重的病症了。我的病症尚未明确，但至少我知道，我得的不是帕金森症（老天保佑），也不是癌症（老天再次保佑）。

但温德尔对我说，当我轻视我自己的问题时，我是在评判自己，也是在评判其他那些遇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不够痛苦的人。他提醒我，轻视问题是不会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接受痛苦，并想办法解决它。你无法改变你否认或轻视的东西，而且，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烦恼，背后必然藏着一些更深层的烦恼。

“你还在坚持你的交友软件疗法吗？”我问科里。

他揉了些发蜡在我的头发上，说道：“噢，当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