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明治四十二年秋天的故事。

这年秋天注定是个多事之秋。曾任韩国殖民总督的伊藤博文在三声枪响过后，倒在了哈尔滨车站的月台上。

这三声枪响无疑像满洲上空炸响的惊雷。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全国经济低迷、人心浮动，社会底层聚集着巨大的能量，正准备随时爆发。这三声枪响就像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在深秋的天空里拉开了寒冬的大幕。

事件发生在白沙町的一角。历史上著名的德川幕府旧府邸——武家大院，就位于这座小镇的中央。

深秋的夜里，不时刮过的狂风打破了暗夜的寂静。狂风过后，一切旋即重新陷入无声无息中。只有武家大院长长的石墙，仿佛像一条被夜风荡净了浮尘的巨大的白带，耸立在黑暗中。

死者四十岁左右，名叫田桐重太郎，曾是陆军骑兵联队的军官。被发现自杀时喉咙插着一把指挥刀。

我从偶然发现的蛛丝马迹中，开始对此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努力着手探明该事件背后的真相。以下记述的正是我亲眼目击的事情经过。

十一月四日晚上，正是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引起社会巨大骚动的当晚。我按照老习惯沿着固定的路线去散步。那时我的身份是国命馆大学商科的学生。因为我姑姑嫁给了一位银行家，所以我投靠这位姑姑到东京来。从当年春天开始，就一直借居在银行家姑父位于武家大院后面的家里。

姑父回来得晚，我每天从大学放学后，到等他回家吃饭，足有近两个钟头时间。因此我每天会在武家大院的周围闲逛一会儿。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我每天走的路也几乎一成不变，即天擦黑时出家门，然后一直绕到武家大院的后门，再借着月光和附近人家的灯光，沿着石墙走到白沙町附近的车座町再转回来。车座町是条热闹的街道，和城里的商业街没什么两样。

当天晚上七点，我正好走过石墙边的道路。

和石墙相对的道路另一侧，是一排盖得十分气派的豪华的小院，唯独尽头的那一家是一间杂物间似的屋顶破旧的小房。我知道这家住的是名叫田桐重太郎的退役军官夫妇，从很早开始，我或多或少对他们就感到一些好奇。

对他们感到好奇的原因留待下面再说。这天晚上，当我走过这个建在拐角处的，像要被暗夜压塌的小屋前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道路一侧的窗户亮着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外，照射在石墙下的几根枯草上，像是谁掉落的几绺白发。

我正走到这户人家门前时，突然，格子窗上闪过一个清晰的人影。由于稍纵即逝，我看得并不十分确切，隐约像是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影映在窗上。我知道这家里住的只有卧病在床的田桐重太郎和他的妻子节，那么一定是来了客人了——这么一边琢磨，一边从他们家门前走过。当时我并没有多想，而且这时除了屋里透出的暗淡的灯光，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动静。

我走到车座町，在那儿的旧书店里逗留了一会儿，又顺便到街道尽头的叫做萤池的小湖边散了会儿步，大约过了一小时才往回走。我走完那条围墙边长长的道路，再次经过那家的小屋面前。

突然，小屋的门打开了，田桐节急急忙忙小跑着从家里出来，看见我以后，节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对不起，请您快帮帮忙，把那边的警察叫来，我丈夫自杀了。”她家的灯光正好照在她的背上，逆光下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声音听起来像是压得很低。

白沙町与车座町的交界处，有一座和武家大院面对的小寺院，寺院旁边有一间交通警察的值班岗亭。

我快步跑到岗亭边，拉住了披上外套正要出去巡察的村田警官，急急忙忙往回跑。以前我因为丢了钱包，找过村田警官，和他也算有过一面之交。

地面上风已经停了，时间仿佛整个地停滞在武家大院的石墙上。白墙上凝固着静夜的暗影。而在黑暗的高空中，气流仍然很强烈，月亮仿佛被云卷着往前赶，天上挂着半轮残缺的上弦月。

我们急匆匆地推开半掩着的大门进入屋里，一股什么被烧焦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我们马上被屋子里的情景惊呆了。

从门边斜照过来的灯光中，只见一个男子头向前扑倒在地上，两只脚裹着皱巴巴的袜子直挺挺地伸开着，背朝上斜躺在地上。尸体下虽然垫着被子，但被子、草席和窗纸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就像一大堆虫子在屋里到处乱爬，情景十分吓人。

然而最让我吃惊的不是尸体的惨状，而是旁边端坐着的死者之妻节。

这女人也许原本就长得白，再遇上今天的事，坐在门角的她脸惨白得十分吓人。但是从她的表情上却看不出丝毫的惊慌和害怕，更不像是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发呆，倒像是脸上罩着一副演戏用的假面具似的毫无表情，似乎眼前的一切完全与自己无关，只是平静地看着。脸上的苍白倒像是抑制住一切感情后剩下的冷酷，眼光是那样的锐利和镇定，好像这里根本就没有死过人。

节的腋下夹着一套军装。

“请让我帮他把军装换上。”

看清进来的是我们，节平静地说。旁边的尸体上穿着薄薄的睡衣，血块紧紧地和身体粘结在一起。

村田警官没有回答，只是伸手拦住了她。女人不容置辩地反驳道：

“我丈夫是一名军官，我决不能让他死得这样难看。”

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冷冰冰。村田警官费了好大劲才把节从尸体旁推开。然而，警署的大批人员赶到后，节手里抱着的军服还一刻不肯放下。似乎在执拗地强调，丈夫的这身军装里浸透着他过去的光荣和名誉，对他来说，穿上它比任何事情都要紧。我想，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军官的妻子。

田桐重太郎自杀时，节正好有事外出。准确地说，自杀时间是晚上七点半以后。因为我七点整经过她家的时候，见过窗户上闪过一个人影，而这时的窗框上还没见到血迹。

据节说，她大约是六点出的门，想到车座町去买点东西，到那里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所以只好又走了回来。

由于田桐重太郎的左大腿骨和耻骨骨折，常年卧床不起，只能由节在家接点裁缝的活做，以维持一家生计。这天晚上因为还需要用点印花的白绸布做衬里，所以节上街去找，结果没有发现中意的布料，只好在快八点的时候回到家。

“到家就发现他自杀了。我马上冲出门喊人，正好碰见这位学生路过，就让他到那边把警官叫来了。”田桐节说道。

从尸体的情况来看，死者无疑是自杀。指挥刀整个从脖子处贯穿而过。从死者保持的姿势来判断，自杀过程应当是死者先把刀尖朝上摆好，让刀把顶着被子，然后整个身子和头扑向指挥刀后所造成的。

问题在于死者的自杀动机。但这可以从重太郎自己遗留的文字以及田桐节提供的重太郎的经历中找到部分答案。

死者田桐重太郎生于明治二年，在家排行第三。其父为萨摩藩武士仲场玄太郎。由于重太郎出生时其父已经四十六岁，因此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比他大了二十岁左右。重太郎两岁时被一个名叫田桐仁兵卫的生丝商人领养，故此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及兄弟并没有太多的印象。

重太郎小时候听养父说过，他的亲生父亲及其本家的亲族都死在西南战争中，是为西乡隆盛而战死的。

明治二十年重太郎到了东京，随即考入士官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骑兵军官。由于时运不济，重太郎两次在参战前夕都因故未能实现上阵杀敌的愿望，成了身无寸功的普通军人。在日清战争之前，他即将开赴前线作战时，却因不明原因的发烧病倒而无法出征。第二次，即日俄战争打响的半年前，在一次战术科目训练中，军马突然发飙，把重太郎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造成他的耻骨与左大腿骨折。

在两场战争之间，重太郎娶了名叫节的这位妻子。节也是出身于会津藩的没落武士之家，五岁时父母双亡而被远房亲戚收养。节无论做什么事都十分尽心，对负伤后的丈夫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重太郎受伤的时候，节曾经一连几天几夜守在床前寸步不离地看护他。遗憾的是，即使妻子全身心地照顾得无微不至，重太郎终因伤势过重无法痊愈，留下了终身残疾而不得不退出军旅。然而，比起身体的创伤，更让重太郎痛苦的是心理上的煎熬。

原因就在于两次接踵而至的意外带给他的巨大耻辱。第一次生病尚还有情可原，但第二次就让人匪夷所思了。骑兵被马摔伤，就像撑船的被水淹死一样，实在令人难堪。当一名职业骑兵军人跌落马下就已经是个耻辱，祸不单行的是，他接着又被军马的后腿踢个正着，在联队全体官兵面前惨叫着飞出去老远。这一脚简直把一个军人的荣誉踢得荡然无存，令他彻底颜面扫地。

即使如此，节还是极力安慰丈夫：“不过是运气差点儿罢了。大丈夫并不只在战场建功立业，为国报效的机会还有的是。”这位武士血统的女人说出的话掷地有声，这也许反而成为重太郎一生的思想负担。

重太郎在参加一次演习时，曾受到过天皇的亲自检阅。当时重太郎正好在天皇跟前摔了一跤，但爬起来后天皇仍然和颜悦色地用言辞鼓励他。天皇的这句话让重太郎感激涕零，当场下定决心，终生誓为天皇效犬马之劳而万死不辞。从那一刻起，重太郎成了一名对天皇忠心不贰的帝国军人。

倒霉的是，他空有满腔忠诚之心却一直苦于报国无门，竟接二连三地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挫折。可以说，落马摔伤后的重太郎就是在空怀精忠报国之志而无缘鞠躬尽瘁之中度过的。

“两个月前，夫君就已经无力起床，每天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句话不说。”

节告诉大家说。

节平静的脸上一点泪痕也看不见，只是淡淡地向警察说明了以上情况。当事的刑警们听了后一致都认为，这起事件的结论应是重太郎因苦于无门报国而选择的自杀。

重太郎死后的面部表情上看不出一点痛苦，可以说死得像一位具有武士血统的军官应有的模样。谁都不怀疑，当年重太郎父亲家族与萨摩军队同死共生的勇敢精神，在这间简陋的小屋的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事件的经过就是如此简单。不过，从最初开始，我还是在事情的一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一些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