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懂得如何一探究竟，就会发现我们各种行为绝非无缘无故不由自主产生的。昨天，我沿着一条新的大街走到让蒂伊的比弗尔河畔。我去河边采集植物，在靠近昂菲尔栅门的地方绕道走了一条右转弯的路。随后我偏离道路走进了田野，然后走上了枫丹白露大道，一直抵达小河沿岸的一片高地。这段行程本身没什么稀奇，但是想到自己已经好几次无意识地走过了同一条路线，我便开始思考自己这么做的原因，而当我想清楚其中缘由之后，不禁笑了出来。

在昂菲尔栅门外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个女人在街角卖水果、草药茶和小面包。她带着一个乖巧但是瘸腿的小男孩，孩子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跑来跑去，诚心诚意地向过往的行人请求施舍。我和这个小家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算相识：每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忘记对我说上几句奉承话，也总是能从我这里得到一笔小小馈赠。最初几次，我很高兴看见他，也很愿意给他施舍；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也依然愿意这么做，甚至有意鼓动他叽叽喳喳地说些好听话，我听着心里也很受用。这种快乐慢慢成了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为何变成了一种义务，很快便让我觉得不舒服，尤其是他一定要我听他说完那一套事先准备好的、滔滔不绝的空话。而且他总是喊我卢梭先生，显得似乎与我很熟悉的样子，然而给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他对我的了解除了别人教会他说的那一套之外再无他物。从那以后，我就不太愿意从那条路经过了，后来终于无意识地养成了习惯，每当走近那个路口时总是绕道而行。

这是我在思索之后才发现的问题，因为以上种种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主动在我脑海中浮现过。这一发现随后又让我回忆起了无数类似的事件，让我确信在我大部分的行为中，最初的动机其实并不像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清楚明白。我不仅心里明白，而且也切身感受到，行善是人类心灵能够品尝到的最为真切的幸福；不过，这种幸福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在如我这般境遇悲惨的人生中，是无法奢望做出哪怕一件出自好心也能成就善果的好事了。掌控我命运的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切对我来说只是虚伪而充满欺骗性的表象，任何道德高尚的动机都只是抛给我的诱饵，好将我引入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只等我上钩的陷阱。我对此了然于心。我知道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唯一能做的好事，就是克制自己并放弃行动的企图——我担心自己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和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做出坏事。

不过也有幸福的时候：当我顺从内心的情感，能够让另一颗心灵感到快乐满足的时刻。每当品尝到这种愉悦感的时候，觉得它比其他一切快乐都更加甜美。我行善的倾向强烈，真挚，纯洁；在我最为隐秘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然而过去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在我主动行善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义务的锁链，让我不堪重负——快乐消失了，在继续付出的过程中，我再也找不到当初令我着迷的那种付出关怀的满足感了，只剩下无法忍受的烦恼。在我短暂的繁荣时期，很多人曾向我寻求帮助，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从未拒绝过他们的任何要求。可是，从最初发自内心的善举之中产生了前赴后继的义务锁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办法摆脱它的桎梏。我最初给予别人的帮助在受惠者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点甜头罢了，此后理所应当还有更大的好处；而当某些不幸的人接受了我的善意，之后又要向我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事情就变得骑虎难下了。最初出于自由意志的善行，就这样变成了对需要更多帮助的人所尽的没完没了的义务，即使我无能为力，也不能因此免除这项义务。这样一来，原本无比美好的快乐，后来却变成了让我难以承受的束缚。

当我还默默无闻、不为公众所知的时候，这些锁链还并不显得十分沉重。可是后来，我的写作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注意——这显然是个严重的失误，我为之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从那时起我便成了所有不幸之人（或所谓的不幸之人）和所有寻找猎物的投机分子的求助对象，他们全都打着对我无比信任并委以重托的旗号，其实只是想要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利用我，从我这里夺走某些东西。就这样，我终于意识到，天性中的所有习性和取向，包括善心在内，如果未加谨慎考虑和审慎斟酌就任其在社会之中发展，那么其本质便会发生变化，往往是起初有多么有用，后来就会变得多么有害。就这样，数不胜数的残酷经历逐渐改变了我最初的想法，或者说将这些想法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如果善念只能助长别人的恶意，那么宁可不要顺从自己行善的愿望。

但我对这些经历丝毫没有后悔之意，因为正是它们为我提供了思考的契机，让我对自己和自己在各种场合下所采取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有了新的认识，而过去我还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自欺欺人。我意识到，要想愉快地做一件善事，这件事必须出自我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束缚或限制；只要一件善行成为义务，便足以让它失去全部乐趣。也就是说，责任的分量会让最甜美的享受都变得沉重不堪。就像我在《爱弥儿》中所写的那样，按照我的想法，如果我生活在土耳其人当中，在公众高声呼唤男人们履行作为丈夫的义务的时刻，我一定会是个最差劲的丈夫。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对自身品德的看法。顺从自己的习性行事并在习性的驱使下享受行善的快乐，这其中并无任何道德可言。但在义务的驱使下，为了完成要求而违逆自身的天性时，这就涉及道德问题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做得没有世人那么好。我生来敏感而善良，心怀悲悯简直到了软弱的地步，任何与慷慨慈悲相关的事物都会让我的灵魂激动不已。我有人情味、乐善好施、乐于助人，这是我的天性，甚至可以说是我的爱好——只要这一切仅仅停留在心灵层面上。如果我能够成为最强大的人，我一定也会成为人类最优秀、最宽厚的一员；要想熄灭我心中复仇的火焰，只需让我意识到自己拥有复仇的能力就够了。我甚至可以无私、公平地处理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但是对于我所珍视的人的利益，我却无法做到同样的不偏不倚。当义务和本心产生矛盾时，除非义务要求我做的仅仅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否则义务很少能获得胜利。所以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强大的，但是要我去做违背本心的事，永远都不可能。不管提出这要求的是别人、义务还是迫不得已的事件，只要我的心灵缄口不言，我的意志也会随之不动声色，决不会屈服。我能看到灾祸在我面前展开威胁，我宁愿任由它来伤害我，也不愿大费周折去预防准备。有时，我会努力让自己开始尝试去改变，但这样的努力让我感到疲倦，很快便精疲力竭，无法再继续下去。在所有想象力之所及的事物当中，不能给我带来愉悦感的事，很快就不可能再做下去了。

不仅如此。如果我的欲望受到了束缚和限制，很快就会减退，如果这种束缚和限制过于强烈的话，甚至会将欲望转变为反感乃至憎恶。这就是为什么他人要求我去做的善事会让我如此痛苦——即使他们不提出要求我也还是会去做。一件纯粹的不求回报的善举当然是我乐意去做的事。但是，如果受惠者以此作为凭证要求我继续行善，否则便可能对我产生恨意的话；如果我起初只是因为自己乐意而做了一次好事，受惠者却借此规定我必须永远这样做的话——行善的愉悦感便会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只有厌倦。当我做出让步时，从中看不出任何善心，我的所作所为只是软弱和羞耻的体现。我可不会因为做了这样的好事而为自己鼓掌叫好，相反，只会因为自己做了违心的事而谴责自己。

我明白，在施惠者和受惠者之间存在某种契约关系，甚至是所有契约中最神圣的一种。双方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比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如果说这种关系默认受惠者有表达感激的义务，那么施惠者便同样有义务保持对受惠者的善意——只要对方没有让自己变得配不上这种意愿——同时还有义务在每一次被要求且力所能及的时候重复相应的善举。这并不是明文规定的条件，而是双方心照不宣的自然产物。第一次拒绝向对方提供无偿的帮助，并不等于被拒绝的人就拥有了抱怨的权利；在类似的情形下，拒绝向同一个人再次施舍同等的恩惠，却会打破之前让对方抱有的希望——他辜负了一份因他的所作所为而产生的期待。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觉得这样的拒绝比前一种更加不公平、更加残酷；然而这样的拒绝也同样是心灵所热爱的独立自主的产物，这种独立自主是心灵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当我清偿一笔债务，是在履行一项义务；当我给出一笔馈赠，则是在让自己开心。如果说义务也能够带来快乐，那么只有树立品德且习惯成自然之后才可以享受这种快乐——天性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条件反射式的效果无法上升到如此崇高的境界。

在如此之多的悲惨经历之后，我终于学会了趁早预计自己最初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于是便会经常放弃一件我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做的好事——一想到如果自己不假思索地投身其中，随后将要承受怎样的负担，我便心惊胆战。我并不总是能够感觉到这种忧惧，相反，在我年轻时，我很在意自己的善举，而且我还时常注意到，我帮助过的那些人对我的感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而不会转化成实际的利益回报。但是，自从我不幸降临，这种情况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发生了改变。从那时起，我生活在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代人中间，我发现人们对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对他们的感情也不得不做出改变。在这完全不同的两代人中，我所看见的还是同一群人，他们相互融合，彼此同化。起初真实而坦诚的他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变得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只此一点便可看出，时代变了，人也就变了。唉！当我发现自己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一切与当初截然相反时，怎么可能还对他们怀有与过去一样的情感呢？我一点也不恨他们，因为我不会恨；但我无法阻止自己对他们产生轻蔑之情，他们只配得上我的轻蔑，同时我也无法克制自己不表现出这一轻蔑。

或许在不经意间，我自身的改变已经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具有何种天性的人能够在我这样的处境中独善其身、始终不渝呢？二十年的人生经验让我确信，天性赋予我的能够带来幸福的禀赋，都已被我的遭遇和改变我际遇的人们变成了对我自己或他人的损害。每当别人对我施以善举，我无法不将其看作是他人为我布设的陷阱，无法不怀疑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恶意。我明白，无论结果如何，我的出发点都是无可厚非的。是的，善行的功德毫无疑问是始终存在的，但其中内在的魅力却再也没有了，而一旦缺失了这种刺激，我能感受到的便只有发自内心的漠然和冷淡了。我确信自己做不成一件真正有用的事情，只会让别人的希望落空，这样一来，因自尊而生的愤慨和因理性而生的否定交织在一起，在我身上引发的情绪只有厌恶和抵触，尽管在自然的状态下，我原本会对行善充满活力和热情。

有些逆境会让灵魂升华并让其变得越发强大，但有的逆境会将灵魂打垮并杀死——我身陷其中的就是后一种逆境。在我的处境中，但凡有一丁点不好的诱因，它都会发酵到过分的地步。这原本会让我陷入疯狂，但事实上只是让我变得毫无价值。我做不了对自己和别人有用的事，于是只好放弃行动；对于这样的状态，如果一定要说它无辜，那也只是因为它实属被逼无奈。这种状态让我发现，完全顺从于自己的天性且不给自己横加任何非难，这其中自有美妙之处。或许我有些矫枉过正——我回避所有行动的机会，甚至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机会也唯恐避之不及。但我能够确定的是，人们绝不会轻易让我看到事物的真相，我不能凭借人们赋予事物的表象做出判断。无论他们用什么东西遮掩真实的行为动机，只要让我窥见了其中的动机，我就可以拆穿其中的骗局。

天命似乎在我童年时就布下了第一道陷阱，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容易栽进各种各样的陷阱。我生来就比一般人更容易相信别人，在过去的整整四十年中，这种信任从来没有受到过欺骗。可是突然之间，我陷入了另一种人情世故之中，中了成百上千个圈套，却没有丝毫察觉，二十年的经历勉强让我看清楚了自己的命运。别人对我一本正经地表达慷慨的情感只不过是谎言和伪善的逢场作戏，一旦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我便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一旦我们跳脱出天性的束缚，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们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人们感到厌恶，在相互厌恶这一点上，我和他们倒算得上志同道合，厌恶更能让我对他们敬而远之。

他们是在白费力气——这种厌恶永远不会发展成憎恨。他们对我纠缠不休，是为了让我也依赖他们——每每想起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我真是很可怜他们。如果我还算不上不幸，那他们才是真正不幸的人。每当我反省的时候，总是对他们心生怜悯。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或许其中也有傲慢的因素——我自己高高在上，觉得他们还不配让我恨。我对他们至多也就是轻蔑和鄙视，永远达不到痛恨的程度。话说回来，我太爱自己，以至于无法去恨任何人或任何事——恨会局限我的存在，而我更希望将自己的生命扩展到无垠宇宙。

我更愿意躲开众人而不是去恨他们。他们的面貌给我的感官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又在我心里激起波澜，千百道残酷的目光让我痛苦不堪；当他们消失不见时，我不舒服的感觉也就立刻停止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要与人相处。我是与出现在我眼前的现实存在的人打交道，但永远不会在记忆中与他们有交集。在我看不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来说就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

即使在与我有关的事情上，他们对我来说也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激起了我的几分兴趣，就像看戏中人物登场一样让我有所触动。必须让我的道德化为乌有，才能让我对公正毫不在意。恶毒的、不公正的言行依然会让我义愤填膺；不夸夸其谈也不装腔作势的高尚行为始终都使我喜不自胜，甚至令我热泪盈眶。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和评判；在我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除非我疯了，否则我再也不会在任何一件事上听信众人的判断，也不会再听凭他人一面之词就相信任何事情。如果我的面貌特点同我的性格和天性一样完全不为世人所知，那么我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社交甚至能让我感到愉快——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位纯粹的局外人。如果我能不受拘束地自由抒发我与生俱来的情感，如果他们永远不来烦扰我的话，我或许还会喜欢他们。我将会向他们施以普世的、毫无私心的善意——我永远不会对任何个体心生眷恋，不会肩负起任何义务的枷锁。我将会自由自在地为众人和我自己做很多事情——所有那些受到种种法则的限制、受到自负的驱使并花费了很多精力去做的事。

倘若我始终自由自在、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那么我一定会是一个只做好事的人，因为我心中没有任何害人的种子。如果我能够像神明一样隐身且无所不能，那么我也会像神明一样慈悲而善良。力量和自由成就了优秀的人，软弱和奴性永远只能造出恶毒的人。假如我能拥有裘格斯的指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述：一位名叫裘格斯的牧羊人偶然发现了一枚指环，戴上指环即可获得隐身的魔力。]，它将让我不再受到世人的限制，并让世人全部处于我的掌控之中。当我畅想各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时，我经常琢磨该怎样发挥这枚指环的作用，人的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禁不住诱惑而滥用指环的力量。如果能够主宰自己的欲望，不受任何人的欺骗，我还能再渴望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所有的心灵都喜悦满足。看到众人都幸福是唯一能够在我心中触发永恒情感的场景，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出一份力的热切愿望也是我始终不渝的激情所在。那样的话，我将始终公正、不偏不倚，始终善良而不软弱。我将保护自己免受盲目怀疑和深仇大恨的侵扰；当我能够看到人们的原本面貌并轻松读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时，我发现他们心中几乎没有值得我眷恋的东西，也没有太多能引发我痛恨的丑陋的东西；即便是他们的恶毒也只是让我对他们萌生了怜悯之情，因为我深知，在萌生害人之心的同时，他们也必然对自己造成了伤害。在我高兴的时候，或许我会像孩子一样创造几个奇迹——与我自己的利害完全无关，我所尊奉的法则唯有天性，对于朴实无华的正义行为，我将会赋予它无比的仁慈和公正。作为天意的执行者，作为行使自己的力量去传播神圣法度的人，我将会创造出比《黄金传奇》和圣梅达尔的墓前神迹更智慧、更有用的奇迹。

只有在这件事上，隐身去四处游荡的能力对我才构成难以抵御的诱惑，而一旦步入歧途，我将无法自拔。炫耀自己丝毫不为这种便利所动，或者标榜理性是如何让我在致命的道路上悬崖勒马，其实都是对自然和自身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对自己都极有信心，唯独败在了这一点。能力高于常人的人同样需要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否则强大的力量只会让他低人一等，甚至低于他原本应有的位置。

充分考虑了一切因素之后，我决定趁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蠢事之前，将神奇的指环丢掉。人们固执地将我看成不真实的我，我的面貌会激起他们对我的不公正态度。为了让他们眼不见心不烦，我必须与他们保持距离，但我并不是要从他们中间悄悄消失；相反，是他们应该回避，在我面前收起他们的伎俩，避开朗朗天光，像鼹鼠一样钻进深暗的地底。如果他们还能看见我的话，那最好不过了，但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能的——他们看见的我永远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让-雅克，那个人由他们一手造就，他们还在那个人身上尽情发泄仇恨。这样说来，我真不该为他们看待我的方式而感到痛苦不安——我对此并不负有任何实质上的责任，因为他们眼中所看见的那个人其实根本就不是我。

从上述种种思考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来就不适合文明社会，那里都是烦恼、责任和义务，而特立独行的天性始终让我无法承受生活在众人之中需要承担的种种束缚和限制。只要我凭自己的心意行事，我就是善良的，而且只会做好事；一旦我感觉到约束，不管是出于形势所迫还是来自人群的束缚，我就会变得叛逆，或者不如说是倔强，于是也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如果需要做出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不论后果如何；我也不会坚持己见去做符合自己意愿的事，因为我软弱。这种时候我什么都不做，因为我在行动上完全是懦弱的，我的所有力量都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我所有的罪孽都是因为不作为，而不是因为做坏事。我从来不认为人的自由在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于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才是我所谓的自由，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也是我时常能够维持的状态。我正是因此遭到了同时代人最猛烈的抨击。他们活跃、躁动、野心勃勃、厌恶他人的自由，只要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或者说能够主宰他人的意愿，他们就很满足了。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做着令自己厌恶反感的事，即使他们有时发号施令也无法改变身受奴役的现实。这样说来，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将我当作毫无用处的社会成员，而是错在将我当作一个有害分子从社会中流放出去——我承认，我几乎没做过什么好事，但是说到做坏事，在我的思想和生活中，我怀疑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我做得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