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或许要说，我们请你来谈谈女性与小说—但是，这与自己的房间有何关联？

请容我慢慢细说。

你们邀请我来讲“女性与小说”这个主题后，我就在河边坐下，开始深思这两个词的涵义。要说这个主题，我也许可以点评一下范妮·伯尼[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伊夫莱娜》（Evelina）、《卡米拉》（Camilla）。]的小说，就简·奥斯汀[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作家,代表作：小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玛》（Emma）。]多说几句，再把勃朗特姐妹[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ës，即：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代表作分别是《简爱》（Jane Eyre）、《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艾格尼丝·格雷》（Agnes Grey）。她们的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海沃斯地区的牧师，所以她们的家宅就叫海沃斯牧师家（Haworth Parsonage），现为勃朗特故居博物馆。]夸赞一番，并简略形容一下冰雪覆盖下的海沃斯牧师家；如有可能，再用几句俏皮话评一评米特福德小姐[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Miss Mitford（1787-1855），全名Mary Russell Mitford，英国女剧作家、诗人、散文作家，代表作：散文集《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再用几句恭维的摘引，让人想到乔治·艾略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本名Mary Anne Evans，英国女作家，代表作：《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等。]，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Mrs Gaskell（1810-1865），全名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英国小说家，代表作：《玛丽·巴顿》（Mary Barton）等。]，如此罢了，大致就能算讲完了。但三思过后，又觉得这几个字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女性与小说，这个议题的意思可能是关于女性的，或许，你们的本意是要我谈谈女性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有可能是关于女性作家及其所写的小说；又有可能是关于女性和那些以女性为题的小说；当然，也可能这三者兼而有之，成为无法区隔的大议题，你们是想请我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

但当我开始用这个思路，也似乎是最有趣的一个思路去思考时，却很快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将永远无法得出结论。我也无法尽到一个讲演者的首要责任—我认为，那就是在讲完一小时后能给出一些金玉良言，足以让你们的笔记本熠熠生辉，被永远地供奉在壁炉台上。

而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却只是就一个微小的问题给出一个观点：

如此一来，你们肯定会发现，诸如女性的天性、小说的真谛之类的大问题都将悬而未解。我推脱了责任，不去给这两个问题下结论—就我而言，女性、小说，都仍是未解的疑难。

不过，为了加以弥补，我将尽力向你们说明：我是如何形成“房间和钱”这个观点的。我将在诸位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阐述自己一连串的思绪是如何归结到这个想法的。如果我能把这种论调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是种种偏见解释清楚，你们也许就会发现，其中有涉及女性的部分，也有涉及小说的部分。

无论如何，谁都不能指望在某个备受争议—任何牵涉到性别的问题都是如此—的议题上说出唯一的真相。我们只能如实展现自己何以得到并持有某种观点，且不管那是什么样的观点。对于听众，我们只能给出一种可能性：在了解讲演的种种局限、成见和个人偏好之后，让听众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这种语境下，小说所涵盖的真相远胜于事实。因此，我要充分利用身为小说家的所有自由和特权，先对你们讲一讲我来这里前的两天里发生的事情—肩负着你们施加于我的沉重话题，我苦思冥想，任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引发思考。无需赘言，我接下去描述的场景纯属虚构：牛桥[原文Oxbridge，这显然是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的合并，是伍尔夫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戏谑称呼。]是杜撰的，芬汉姆学院也一样；所谓的“我”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使用的人称代词，并非特指真实的某人。

我会信口开河，但也许会有部分真相混杂其中，要由你们把真相寻觅出来，再由你们决定其中是否有值得记取的真理。如果没有，你们当然可以把这些话统统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

好，那就来说说一两个星期前的我（可以称我为玛丽·伯顿，玛丽·西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任何你们中意的名字—这无关紧要）。

那是十月里的一个好天气，我坐在河边，沉迷于思考。刚才提到的重负，也就是“女性与小说”这个激发出各种偏见和强烈情绪、亟待得出结论的主题，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就连我左右两边一丛丛不知名的灌木都闪耀着金黄与深红的色彩，宛如在高热的火焰中炽燃。对岸，柳树垂杨低拂，似要哀泣到永远。河水随心所欲地倒映天空、小桥和河畔色泽火亮的树叶，每当有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碎而复合，完好如初，好像那人从未来过。

坐在那儿，简直可以从早到晚地沉迷于思索。

思索—这么说算是抬举吧—已将其钓线沉入涓涓溪流中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它在此处的倒影、彼处的水草间晃动，随水浮升又沉降，直到钓线那头突然沉了一下—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提。小心翼翼地收线，把凝聚上钩的念头钓上来，再小心翼翼地展开，铺陈在草地上；哎呀，我的这个小念头，看上去是那么微小，那么无足轻重，俨如一条小鱼，小到老练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再长大一点，有朝一日再钓来下锅，才好大快朵颐。我不想现在就让你们因这个念头而伤脑筋，但如果你们留心，就能在我接下来的讲说中发现它的蛛丝马迹。

然而，不管它是何等渺小，却终究有其神秘性—只要被放回脑海，它就立刻变得令人兴奋，并且意义重大；它时而飞游，时而沉潜，从这儿那儿闪过，激荡出一波波思绪的骚动，让人实在没办法安静地坐下去。

于是，我快步走起来，不知不觉间踏进了一块草坪。就在那一瞬间，有个男人的身影挺立而出，拦住了我的去路。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身穿圆摆外套、内衬正装衬衣、怪模怪样的家伙是在冲我做手势呢。他的表情又惊恐又愤慨。

与其说是理性帮到了我，不如说是本能让我幡然醒悟：

他是学监，而我是个女人。

这儿是草坪，人行道在那边呢。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可以走这里的草坪，而我该走的是碎石小路。

这些想法是在一瞬间发生的。等我重新走上石子路了，学监的手臂才放下来，神色也平和下来，一如往常了；虽说草坪是比石子路好走，但石子路也不至于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不管那些研究员和学者们是哪所学院的，我只有一件事要投诉：就为了保护他们这块三百年来始终被养护平整的草皮，却把我的小鱼吓跑了，踪影全无。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绪让我肆无忌惮地擅闯“禁地”？祥和的精神如天堂降下的祥云，如果能驻留于某时某地，那就必然是在美好十月的清晨，降落在牛桥的校园和四方庭院之中。穿过一条条古老的长廊，徜徉于学院之间，现实的粗粝感似乎被磨灭了；身体仿佛置于一樽神奇的玻璃柜里，没有声音能传进来，心神也远离各种现实中的纷扰（只要别再踏入草坪），尽可自由遐想，沉溺于任何与此时此地相宜相契的深思。

不经意间，我偶然想起一篇提及长假时重游牛桥的古老散文，继而又想起那位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9-1848），英国随笔作家、诗人，代表作：《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这里提及的散文指的是兰姆发表于1820年的《假日中的牛津》（Oxford in Vacation）。]—萨克雷[威廉·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作家，代表作：《名利场》（Vanity Fair）等。]曾把兰姆的一封信高举齐额，尊称他为“圣查尔斯”。确实，在过世的前辈作家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算是最可亲可近的一位，你会愿意问他“请告诉我，您是如何写好散文的？”之类的话。我觉得他的散文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越了马克斯·比尔博姆[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散文作家、诗人。]的杰作，尽善尽美，因为他有狂野的想象力，那种天赋灵光迸发于字里行间，有如闪电霹雳，固然会给文章带去瑕疵和不足，却还有诗意星光般闪耀。

兰姆来到牛桥，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他确实写了那篇散文—标题我记不得了—文中提到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政论家。代表作：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等。下文中的《黎西达斯》（Lycidas）是弥尔顿悼念亡友所著的哀歌，手稿现存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手写诗稿。那首诗应该是《黎西达斯》吧。兰姆写道，一想到《黎西达斯》中的每一个字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不禁深受震动。在兰姆想来，即便只是想一想弥尔顿改换了这首诗中的字词，都像是一种亵渎。这又让我尽力去回忆《黎西达斯》，猜一猜弥尔顿改动的是哪个字词，为什么要那样改，那应该会让我乐在其中吧。

继而，我又蓦然想到：兰姆看过的那份手稿近在眼前，不过几百码远；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径直穿过四方庭院，去亲眼看看那座珍藏宝物的举世闻名的图书馆。

说去就去，就在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还想到一件事：萨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评论家们常把《艾斯芒德》誉为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里，这本书的文体矫揉造作，刻意效仿了十八世纪的写作风格，对作家而言更像是一种阻碍，除非，十八世纪的风格对萨克雷来说反而是自然而然的—若能看到手稿，细查这种刻意的改变是为了精致的风格，还是为了充实意蕴，或许能证实这一点。

但若想去证实，还必须先敲定何为风格、何为意蕴，这个问题—刚想到这儿，我已经走到直通图书馆的大门口了。

我准是把门推开了，因为，立刻出现了一个守护天使般的人影挡在入口处，但他没有天使般的纯白羽翼，而是披着一袭纯黑色的长袍；这位银发苍苍、面目和善的绅士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把我挡在门外，略有歉意地低声告知：只有在本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女士，才得入内。

举世闻名的图书馆被一个女人咒骂，丝毫无碍于它依然是座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庄严肃穆，备受仰慕，带着安全无虞、深锁于心扉的所有珍宝，它志满意得地酣睡着，对我来说，它将如此沉睡到永远。我恼怒地走下台阶时默默发誓：我决不会惊扰它的清梦，决不会再来请求它的优待。

距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我还能做什么呢？在草地上散散步？到河边坐坐？那天上午真是秋高气爽，落叶缤纷，满地飘红，散步或闲坐都不算难事。

但有乐声飘荡耳际。应当是有人在做礼拜，或在举行什么庆典。当我经过小教堂时，门内的管风琴奏出了如怨如诉的壮丽旋律。在那宁谧的氛围中，甚至连基督门徒的悲郁听来都更像是对悲哀的怀缅，而非悲哀本身；甚至连古老的管风琴的哀诉都被那份宁谧层层裹住了。

即使有权入内，我也不愿进去了，这一次，教堂执事恐怕也会拦下我，要我出示受洗证明或是本区主教开具的介绍信。反正，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之美一如其内部。更何况，看看信众聚集、进进出出、像一群蜜蜂在蜂房口忙忙碌碌，也挺有乐趣。他们大多披袍、戴帽，有人披着毛皮披肩，还有人坐在轮椅里被推行，还有些人，虽未届中年，却已显沧桑憔悴，形貌怪异，让人想起在水族馆的沙滩上费力爬行的巨蟹和鳌虾。我斜倚在墙上，顿觉眼前的大学活像一个庇护所，稀有物种尽被收容，要是让他们在斯特兰德[Strand，伦敦西敏城的一条街道，自十二世纪以来就很繁华，聚集了很多老派餐厅、豪华酒店、私人银行、歌剧院等地标性场所。]一带自求生路，恐怕很快都会被淘汰。

一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老学究们的陈年故事，但还没来得及鼓起勇气吹口哨—据说，有位老教授一听到口哨声就会狂奔—那些可敬的信众都已进了教堂。只剩下小教堂的外墙可供观瞻了。如你们所知，可以看到高高的穹顶和尖塔，像一艘永在航行却永不能抵达的船，点亮暗夜，远隔山头仍遥遥可见。

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涵盖齐整的草坪、恢宏的建筑和这座小教堂在内的这个四方形大庭院，也不过是片沼泽，荒草飘摇，猪猡刨食。我猜想，必定曾有一群群牛马从遥远的乡村拉来一车车石头，然后工人们费尽千辛万苦，自下而上一块块地垒砌灰色巨石，我才得以站在它们的荫庇之下；继而，画师带来彩色玻璃窗，装嵌入框，泥瓦匠带着泥刀铁铲，几百年来忙于在穹顶上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必定有人从皮革钱袋里倒出些金币、银币，落在那些久远年代的工匠们的掌心里，好让他们能去换酒水，在九柱戏中消遣一夜。

我料想，必定要有流水般的金币银币源源不断地送到这庭院来，好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工一天天劳作，整地、挖沟、掘地，还要凿渠。而且，那是虔于信仰的年代，挥掷金银打下深厚的根基，垒起巨石建筑后，还要从国王、王后、王公贵族的金库里筹措到更多金银，以不吝之姿投入建设，确保圣歌能在此唱诵，学识能在此传授。土地一块块被赏赐，赋税一笔笔被缴清。而当信仰时代过去，理性时代到来后，金银钱财仍要如此滚滚而来—设立研究生的奖学金，资助讲师们的职位，只不过，现在流入的金银不是来自王公贵族的金库了，而是商贾的钱柜，还有那些靠制造业赚了大钱的工厂主们的腰包，他们要回馈教给他们一技之长的大学院校，便在遗嘱中拨出巨资，让大学添置更多桌椅，请来更多讲师，培养更多研究生。

由此，几百年前荒草飘摇、猪猡刨食之地，如今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玻璃架上还有昂贵的设备、精密的仪器。绕着庭院信步而行时，我深觉金银夯实的地基着实深厚，毋庸置疑，人行小道坚实地铺在野草之上。头顶盘子的男人们步履匆忙，在楼梯间穿梭。花朵在挂于窗台外的花篮里炫丽盛放。留声机放出响亮的旋律，从房间里传出来。

不去反思都不可能啊—但不管想到了什么，也只能点到为止。钟声响了。是该去吃午饭的时间了。

有一件事很耐人寻味：小说家们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一席午餐之所以令人回味，必定是因为有人妙语连珠，或有人举止高明。但对于吃食本身，他们往往惜字如金。小说家们谨遵的俗套之一便是避而不谈汤、鲑鱼和鸭肉，好像汤、鲑鱼和鸭肉根本就无关紧要，好像根本没人吸过一口雪茄或喝过一杯红酒。

不过，我要在此冒昧地违背这种俗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这顿午餐一上来就是盛在深盘里的龙利鱼，学院的厨师在上头浇覆了一层雪白的奶油，零星露出些鱼身的褐色，宛如雌鹿两侧的斑点。随后的一道菜是鹧鸪，但你们千万别以为那只是一对儿毫无装饰的棕褐色小鸡。这道鹧鸪肉非常丰盛，搭配了各种蘸酱和沙拉，有辛辣的，有香甜的，各自井然排列；配菜里的土豆片薄如钱币，但没那么硬；嫩嫩的小菜心像玫瑰花苞，但要更多汁、更美味。烤鹧鸪和配菜刚刚用完，静候一旁的侍者—也许就是刚才那位学监，只不过换上了和颜悦色的姿态—就端上了甜品：用白餐巾围绕着的糕点，糖霜如海浪翻卷。若称其为布丁，会让人误以为它只是米和薯粉的混合物，那就未免委屈它了。

这一餐当中，酒杯时而泛起金黄色，时而泛出酒红色；时而被添满，时而被饮空。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们的灵魂所在之地—脊背的中央—燃起了一团火焰，不是那种生硬刺眼的电光，那只是我们谈吐时的唇舌间闪现的智慧灵光，而是在理性交汇时闪现的更深邃、更微妙、更幽明的浓金色光辉。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我们都会升入天堂，凡·戴克[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画家，师从鲁本斯，被誉为“佛兰德斯巴洛克艺术三杰”之一，英王查理一世时任宫廷首席画家。]也会与我们为伴—换句话说，只要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窗边的软垫上，生活就会看似美好，回报何其甘甜，所抱怨的这个、哀怨的那个是多么微不足道，坐拥志同道合的伙伴又是多么值得赞美。

要是运气好，手边正巧搁着烟灰缸，就不必把烟灰弹出窗外；要是事实与此稍有不同，我大概就不会看到窗外的物事，譬如说：一只没有尾巴的猫。

这只闯进我的视野、短了一截的小东西轻柔地穿过四方庭院，这景象无意间触动了潜意识里的认知，瞬间改变了我的心境。感觉像是有人放下了遮光帘。也许，让人心醉神迷的酒力正在慢慢消解。显然，那是若有所失的感觉，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看着那只曼岛猫停在草坪的中央，好像它也在质问天地。但缺失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又是什么？我一边听着旁人的交谈，一边默默自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假想自己出离这个房间，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战前，假想自己置身于另一场在距此不远的几间屋子里进行的、与此不同的午餐宴会，所有细节都与当下的不同。

我在想象时，宾客们正谈得尽兴，大部分人都很年轻，有女士，也有男士；他们谈得很畅快，很投机，轻松又风趣。

我继续假想，把这场聊天置于过去那场午餐闲聊的背景，彼此对照，我便毫不怀疑：这场就是那场的延续，堪称其合法的继承人。没有改变，没有不同，只不过我在这里竖起耳朵，听到的不只是他们在说什么，还能听出交谈之外的低语，或者说是气韵。没错，就是这个—不同之处。

战前，人们在这样的午餐会上聊的话题和当下的毫无二致，但听起来会有所不同，因为在那时候，人们的谈话会伴随着一种低沉的韵律，不太清晰，但乐音起伏，令人激动，因此改变了言谈本身的价值。

能为那些低吟般的语调配上文词吗？也许要有诗人助力。在我身旁放着一本书，我信手翻开就是丁尼生[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代表作：《悼念》（In Memoriam）等。]的诗。我觉得他就是在吟唱：

这是男士们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吟唱的吗？女士们呢？

这是女士们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吟唱的吗？

想到人们沉吟着这样的字句，甚至是在战前的午餐席间压低了声音念诵，实在觉得很滑稽，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还不得不指向草坪上的曼岛猫，假装是被它逗乐的；那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尾巴，看起来确实有点荒诞。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在意外中失去了尾巴？虽然，据说曼岛上是有天生无尾的猫，但为数甚少，远不如大家以为的那么多。那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与其说它美，倒不如说是古怪。

就一条尾巴，有和没有感觉截然不同，真是好奇怪啊—你们也知道，这类闲话通常是午餐曲终人散、大家取衣戴帽时会说的。

多谢东道主的盛情款待，这顿午餐一直吃到将近黄昏才散。美艳的十月天已西沉渐暮，我走在林荫道上，秋叶纷纷落下。一扇又一扇大门似乎带着温柔的决绝在我身后关闭。数不清的学监将数不清的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妥善无虞地安度一夜。

林荫道尽头有一条街—我忘记街名了—只要你没有转错方向，沿着此路就能直通芬汉姆学院。不过，时间尚早。七点半后才会开始晚餐。其实，享用过那样一顿午餐后，不吃晚餐也没问题。

奇怪的是，那几句诗在脑海中萦绕不去，腿脚也随其韵律而律动—

伟大的诗人！我放声呼喊，就像人们会在暮色中呼喊。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对照比较，未免是有点荒谬、愚蠢的比法，但相形之下，我还是陡生某种妒羡之情；继而又开始思忖，平心而论，谁能说出两位在世诗人堪比当年那样卓越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英国女诗人，代表作：《妖精市集》（Goblin Market）等。]？

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凝望着泛着泡沫的河水，想到无人能与他们媲美。那时的诗歌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原因就在于它歌颂了那时的人们曾有的情感（也许就是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以，人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感同身受，不必费神去揣度那种情绪，也不用与我们当下会有的任何情绪相对照。而如今的诗人们表达的是由我们在当下生发、又被我们当下剥离的情感。

人们很难一眼就认清，还时常出于某些原因害怕面对这种情感的真相；人们会热切地关注，嫉妒而犹疑地将其与自己熟悉的往日情怀相对照。所以，现代诗难懂，也因为这种难懂，不管是哪位优秀的现代诗人的杰作，人们也顶多只能记住两行。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记不住更多诗句—我的观点因为缺乏实例而显得乏善可陈。

我继续朝海丁利走去，却依然在自问：为什么我们的午餐宴席中不再有人低吟浅颂呢？为什么阿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我们该把这归咎于战争吗？1914年8月的枪声响起时，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彼此的面容是否明明白白地写着：浪漫已被扼杀？在炮火中看到统治者们的嘴脸，确实令人震惊（女人们尤其是，因为她们对接受教育及其他始终保有幻想）。那些嘴脸太丑恶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愚蠢至极。

但是，无论归咎于何时何地何人，那曾燃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激情，为爱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美妙遐想，现已所剩无几，和过去相比少太多了。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

那么，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遐想本是幻觉，为何不索性去赞许那场浩劫—且不管该给它定什么名称—破灭了幻象，取而代之以真相？因为真相……这些省略号标注的是某个位置，我就是在那儿因探寻真相而错过了通往芬汉姆的岔道。

是的，没错，我不断自问：究竟何为真相，何为幻象？譬如说，这些人家最真实的一面是什么呢？是此刻暮色中红彤彤的窗扉，泛着朦胧又喜庆的光晕？还是清晨九点钟散了一地的糖果和鞋带，在鲜红的朝阳中透露出的粗糙和邋遢？还有那一排排柳树、河流和河畔的花园，此刻隐现在夜雾的笼罩中，但若艳阳普照，又将是一片金红灿烂。那该如何界定它们的真相和幻象？

我就此略过纠结辗转的千头万绪，省得让你们伤脑筋。反正，在走到海丁利的那一路上，我并没能得出什么结论，只想请各位假想一下：我很快发现自己走错路了，这才掉头，重新走上通向芬汉姆的道路。

恰如之前所说，那是十月里的一天，我可不敢贸然更改时节，去描绘悬垂在花园墙头的丁香花、番红花、郁金香及其它春天才有的花卉，以免辱没了你们对我的尊敬，以及小说的好名声。小说必须忠于现实，越是真实，小说就越好—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说法。

因此，此时仍是秋天，树叶也仍然枯黄飘落，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只能是比先前凋落得更快了，因为现在已入夜（确切地说是7点23分），还起了微风（确切地说是西南风）。但总还有些不平凡的事情在进行中：

这种虚妄的幻景宛如浮现在眼前，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可能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这显然是彻底的幻象—丁香在花园的墙头摇曳，黄粉蝶翩翩然地飞来飞去，花粉飘扬在空中。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吹拂嫩叶，银灰色闪动。那是日光与夜色交接的时刻，各种颜色兀自沉郁，玻璃窗上的深紫和赤金浓墨重彩，像一颗难抑雀跃的心兴奋跳动。

一时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尘世之美尽然显现，却又倏忽幻灭（此时我推开花园的大门径直走了进去，就因为有人粗心大意，没有关门，而学监也不在附近）；即将幻灭的尘世之美好比双刃，一边是笑声，另一边是悲苦，利刃划过，心碎无数。

在我眼前，芬汉姆学院的花园沐浴在春天的暮光里，野趣横生，空旷开阔，高高的芒草间点缀着自由自在生发的黄水仙和蓝铃花，也许，即便在最美的花期里它们也是纷乱无序的，更何况现在秋风四起，它们拽着根茎肆意摇曳。学院大楼上的窗子错落有致，宛如船窗，浮沉在起起伏伏的红砖间，春天的云朵轻快地掠过，在窗上投下时而鲜黄娇嫩、时而银光闪闪的光影。

有人躺在吊床里，还有人在草丛中飞奔—没有人去拦下她吗？如此的光影中，她们也如幻影，像是凭空猜想的，也像亲眼见到的；还有人在露台上，像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探出身子俯瞰花园，那身影倾身向前，令人敬畏却也谦卑，她有着饱满的前额，穿着破旧的衣裙—会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吗？会是J·H[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英国著名女学者，涉猎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种领域，是剑桥学派“神话-仪式”学说的创立者，也是现代女权主义学术奠基人之一。]本人吗？

一切都很黯淡，却又那么强烈，好像黄昏为花园笼上的薄纱已被星光或利剑划成了碎片—可怕的现实从春天的心窝里一跃而出，闪出一道寒光，因为青春—

我的汤来了。晚餐设在宽敞的大餐厅里。其实，还是十月的夜晚，根本不是春天。大家集聚在大餐厅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汤端上来了。普普通通的肉汤。汤里没有任何撩动遐想的东西，清可见底，盘底若有花纹，多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但盘子里并没有花纹。盘子是素色的。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青菜土豆—最家常的老三样，让人联想到泥泞的菜场，牛的后臀肉，菜心的枯黄色蔫叶边儿，提着编织袋的女人们在周一的大清早和摊主讨价还价。我没有理由抱怨饮食，因为三餐不愁，分量充足，再说了，煤矿工人吃的远不如这些。

梅干和蛋奶糕也上来了。若是有人抱怨，哪怕有蛋奶糕来润软，梅子也还是拿不出手的菜（甚至算不上水果）：纤维太多，像守财奴干巴巴的心，汁液却太少，像流淌在一辈子都舍不得吃饱、喝足、穿暖，更舍不得去施舍穷人的守财奴身体里的血，那么，这个人也该想到，还有些人慈悲为怀，哪怕只是梅干，也能笑纳。接着端上来的是饼干和奶酪，这时候，大家频繁地把水罐传来传去，因为饼干本来就很干，而这些饼干是干硬到骨子里去了。

餐点全部上完了。晚餐到此结束。每个人都把椅子吱吱嘎嘎地从桌旁推开，弹簧门砰砰地开开关关，大餐厅被收拾一空，一丁点儿吃食的影子都没有了，毫无疑问已准备就绪—就等着明天的早餐了。

楼下的走廊里、楼上的楼梯上，到处都能看到英国青年们打打闹闹，随兴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我在芬汉姆学院也好，在三一学院、萨默维尔、格顿、纽汉姆或是基督堂学院也好，都没有学生的资格）难道可以直言“晚餐不够好”或是问一句“我们不能在这里单独用餐吗？”（我和玛丽·西顿已回到了她的客厅里），其实在外人看来，这儿明明是欢声笑语，生机勃勃，要是我说出那种话，岂不像是在暗中猜度这儿的家底？不行，这样的话是说不出口的。

坦白说，一时间连交谈都有点意兴阑珊了。人体结构天生如此，身、心、脑浑然一体，无法分装于分割明晰的部位，毫无疑问，再过百万年也依然如此，所以，美餐对交谈至关重要。人只要吃不好，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恋爱、好好睡觉；若是吃不好，决然办不到。心胸深处的那盏明灯不是靠牛肉和梅干点亮的。我们或许都能升上天堂，也希望凡·戴克就在下个街角等候我们—这就是一日辛劳后，牛肉和梅干滋养出来的有所限制的、没有把握的心智状态。

幸好，我这位教科学的朋友在橱柜里搁了一小樽酒和几只小酒杯（但本该有龙利鱼和鹧鸪相配才好啊），我们才得以围坐炉火，弥补这一天下来的些许折损。不到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独自一人时，脑子里难免胡思乱想，遇到久别重逢的朋友，自然会尽情闲聊那些感兴趣的事—怎么有人结了婚，另一个却还没；有人这么想，还有人那么想；有人见多识广，飞黄腾达，还有人却每况愈下，令人咋舌；凡此种种，一旦开聊，就难免议论人性，评说我们所处的世道。

就在如此闲聊时，我暗自羞愧地发现自己心不在焉，任由话题自生自灭。别人可能在谈西班牙或葡萄牙、书籍或赛马，但真正的趣味并不在这些话题本身，而落在五百年前的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画面上。王公贵族带来大袋大袋的钱财，倾倒在土地上；这情景总会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而与之并列的是：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场、枯黄的青菜、干巴巴的老人心脏。这两幅画面，既不相关也无联系，看似荒诞得毫无意义，却总是同时出现，竞相对照，令我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除非彻底扭转话锋，否则，最好的做法莫过于直抒胸臆，要是运气好，我披露的想法就会像先王的头骨，在温莎古堡的皇家棺墓被打开时，瞬间褪色并粉碎。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对西顿小姐描述了泥瓦匠们多年来在小教堂的屋顶劳作，国王、王后和王公贵族们将整袋整袋的金币银币扛在肩上，铲翻泥地，倾倒入土；继而，根据我的猜想，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大亨再把支票和债券投进了前人曾经藏金埋银的地方。

我说，那些财富都在那几所学院的地底下；不过，我们所在的这所学院呢？在华丽的红砖墙下、花园中未经修刈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呢？在我们餐桌上那些素朴至极的瓷盘背后，还有（没等我住嘴，就已脱口而出了）那些牛肉、蛋奶糕、梅干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呢？

喔，玛丽·西顿说，那是在1860年前后吧—噢！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她有点厌倦地说道。我猜想，是因为讲了太多次了。

但她又对我讲了一遍—房间最早是用租的，委员会召开了，写好地址的几封信发出去了，公告起草好了；会议一场接一场，一封封信被宣读，某某人承诺了捐赠数目；相反，也有某位先生一个子儿都不肯出；《星期六评论》出言不逊。我们去哪儿筹笔钱来租办公室？要不要搞场义卖？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门面吗？让我们看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论自由》（On Liberty）。]对这事儿有何高见。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编辑刊出我们的公开信？能不能找到某夫人，为这封信签个名？某夫人恰好出城了。六十年前，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千辛万苦，耗费了不少时间。经过了长期努力，费尽周折，才最终筹到了三万英镑。[“我们听说，应该至少要有三万英镑……这根本算不上大数目，一来考虑到整个大不列颠、爱尔兰以及各殖民地只有一所这样的院校，二来要想到，任何一所男子学校都能轻而易举地筹到巨款。但再考虑到只有极少数人真心希望女性接受教育，这个数目其实算很大了。”—史蒂芬夫人，《艾米莉·戴维斯小姐生平与格顿学院》（Emily Davis and Girton College）。—原著注。]

显而易见，她说，我们供不起美酒和鹧鸪，雇不起头顶托盘的男仆，也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安逸舒适，”她引述了某本书上的一句话，“只能等日后再说了。”[“能刮来的每一个子儿都拿去盖楼了，安逸舒适，只能等日后再说了。”—R·斯特里奇，《事业》（The Cause）。—原著注。]

我想到那些女人年复一年辛勤劳作，要凑齐两千英镑都很难，最终却竭尽所能地筹来了三万镑，实在忍不住蔑视我们女性群体的贫困，这是理应被谴责的状况。我们的母亲都做什么去了，为什么没给我们留下一笔钱？忙着涂脂抹粉吗？盯着商店的橱窗吗？在蒙特卡罗的艳阳下招摇摆阔？

壁炉台上摆着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假定照片中的人就是她—或许会在闲暇时挥霍享乐（她为教会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倘若真是这样，那些享乐的日子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骄奢欢愉的痕迹。她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个披着格子披肩、别着雕花大胸针的老太太。她坐在藤椅里，逗着一条长耳猎犬看向镜头，表情喜悦，也有点紧张，因为她知道，快门按下去的时候，猎犬肯定会动成模糊的一团。

如果她当初投身实业，开办人造丝工厂，或是从商，成为玩转证券市场的富豪；如果她能为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镑，我们今晚就会何等安逸啊，话题也将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探讨原子、数学、天文、相对论或地理学的奥妙。

要是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赚钱这门伟大的艺术，并像她们的父亲与祖父们先前做的那样，把她们的财富留下来，专为女同胞们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金和奖学金，那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单独享用一顿像样的珍禽和美酒，也可以用算不上奢望的自信，去憧憬愉快而体面的一生，在某个慷慨捐赠的职位里尽享荫庇。我们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写作，在古迹和胜地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上十点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

只不过—麻烦就在这里—如果西顿太太们从十五岁起就经商或从事实业，那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玛丽对此有何看法。

窗帘的缝隙间，透露出十月的夜色，静谧而美妙。渐渐枯黄的树木间，隐约闪现一两颗星星。为了让某人大笔一挥，遂令芬汉姆学院赢得大约五万英镑的捐赠，她会甘愿舍弃眼前的良辰美景吗？甘愿抹去她的丰饶回忆（虽然人数众多，但那是非常幸福的一大家人）—少时在苏格兰的嬉戏和吵闹，以及让她赞不绝口的苏格兰的清新空气、美味糕点吗？因为，要给一所学院捐资，就势必无法组建大家庭了。

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人能兼顾这二者。

我们要说的是，应该好好思索一些事实。首先，十月怀胎才能生下孩子。其次，孩子出世后，需要三到四个月的哺乳。哺乳期过后，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陪伴孩子。总不见得放任孩子们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见过孩子们四处乱奔，回来就跟我们说，那场面一点儿都不招人爱。

人们还说，人的心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养成的。我问道，如果西顿太太一直忙于赚钱，你记忆中的嬉戏和吵闹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所知的苏格兰又会是什么样的？还会有清新的空气、美味的糕点和别的美妙之处吗？

不过，问了也白问，因为在那样假设的前提下，你根本不可能被生下来。更何况，就算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全部投入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之下，我们这样追问也仍是白问，因为，首先，她们不可能赚到钱，其次，即便她们赚到了钱，法律也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自己赚来的钱归为己有。只是在最近的四十八年里，西顿太太才能保有属于自己的一便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那始终是属于她丈夫的财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在证券交易所门外裹足不前；她们可能会说，我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被拿走，任由丈夫处置，钱怎么花，全凭他们见仁见智，搞不好就拿去给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了个奖学金，或是添个研究员的职位；所以，就算我可以去赚钱，我也没什么兴趣；还是让我的丈夫去赚吧。

无论如何，不管该不该归咎于那位盯着猎犬看的老太太，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母辈都无疑把自己的事情搞砸了。没有一个子儿可挪用于“安逸舒适”：用在鹧鸪和美酒、学监、草坪、书籍、雪茄、图书馆和闲暇项目。

能在这片荒芜之地建起徒有四壁的院墙，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倚在窗边交谈，和千千万万人在夜里一样，俯瞰这座名城里的穹顶和塔楼。在深秋的月色下，那是非常美丽又极其神秘的景象。年代久远的老石墙洁白而庄严。

人们会想到收藏在其中的万卷书籍；悬挂在雕花饰板房间里的老主教和名人们的画像；在走道上投下或满圆或新月形奇妙斑影的彩色玻璃窗；喷泉和青草；能望见四方庭院的安静的房间。

我还想到了（请原谅我），宜人的轻烟、美酒、深深的扶手椅和悦人眼目的地毯；想到了斯文、从容、尊严，皆源自奢华、清净、有余裕的空间。

当然，母亲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与之媲美的安逸选项，毕竟，她们连三万英镑都要辛苦筹措，她们是为圣安德鲁斯教会的教士们生十三个孩子的母亲们。

我就此告辞，返回下榻的小旅店。

走过幽暗的街巷时，我像忙碌工作了一整天的人那样，左思右想。我在想，为什么西顿夫人没钱留给我们？我想到贫穷会给心智带来什么影响？还想到上午见到的那些裹着毛皮披肩的古怪老先生；又想起某位老先生一听到有人吹口哨就会拔腿飞奔；再想起小教堂里响起的管风琴声，以及，图书馆紧闭的大门，再想起被拒之门外是何等不悦；但转念一想，说不定，被关在那扇门内会更难愉悦起来；我想到一种性别群体享有的安逸与富饶，以及，另一种性别群体忍受的贫穷和不安全感；再想到，有没有传统观念对一名作家的心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想到最后，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一天里的种种思辨、印象、愤怒与欢笑统统清空了，就像扔掉一只揉皱的纸团，一股脑儿地丢到篱笆墙里去。

寂寥的深蓝夜空中，群星闪耀。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世界时，似乎只能是孤寂一人。所有人都在沉睡—俯卧的，仰卧的，无声无息的。

牛桥的街巷里空无人影。就连旅店的门扉也悄然开启，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没有一个杂役为了等我而起身点灯，照亮我回房的路，真的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