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继续随我来，现在已经换了新场景。

依然是落叶时节，但已在伦敦，不再是牛桥了；我请求你们务必发挥想象力，想象出一个和千万个房间类似的房间。

屋里有窗，掠过行人的帽子、货车与小汽车，可以望到对面房屋的窗户；屋里有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女性与小说，但没有下文。

遗憾的是，经历过牛桥的午宴和晚餐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去一趟大英博物馆了。只有滤除这些印象中的个人情绪和偶然几率，才能得到纯粹的真相，就像提炼精油那样。因为，牛桥之旅连同午宴和晚餐引生出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男性饮酒，女性喝水？

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享尽荣华富贵，另一个群体却如此贫穷？

贫穷对于小说有何影响？从事艺术创作必需哪些条件？

成百上千的问题涌现出来。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

要想得到答案，只能去请教不带偏见的饱学之士：他们早就不逞口舌之争、不为肉身所扰，并将自己研究、演绎得出的论断著述成籍，最终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倘若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我不禁要问：那还能去哪儿找呢？

我这样想着，带上了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就这样，我准备就绪，带着自信和好奇，踏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

天虽没下雨，但很阴沉，博物馆附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堆煤的地下室洞口大开，一麻袋一麻袋的煤被倾倒下去；四轮马车驶来，停在人行道边，卸下一只只捆好的箱子，里面应该是某些瑞士人或意大利人一大家子的衣装，指望这个冬天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寄宿公寓里栖身，找到糊口之策，求到财运，或是觅到别的有利可图的差事。一如往常，嗓音粗哑的卖花郎推着小车，沿街叫卖花草盆栽。有人大声吆喝，有人唱腔十足。

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厂。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像来来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织出某些图案。大英博物馆就像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弹簧门，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顶之下；俨如一个念头，置身于宽广饱满的前额，圈住这额头的发带上还辉显着诸多显赫的姓氏。

走向借阅台，拿起一张卡片，打开一册书目，然后……这五个点分别代表了我发呆、迷茫、慌张的那五分钟。

你们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被写出来？你们又知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男性的手笔？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谈论最多的生物？

我自备纸笔来到这里，本以为读个一上午，就能把真理转录到笔记本上了。但现在我想的是：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领，才能完成这件事，因为众所周知，大象活得够久，蜘蛛的眼目够多。另外，我还需要铁爪和钢牙，才能凿开这厚厚的坚壳。卷帙浩繁，堆积如山，我怎么可能找到深埋其中的真理之核？

在默默的自问中，我开始绝望地上下浏览那长长的书名列表。单单是书名，就给了我思索的动力。性别及其本质，想必会引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兴趣；但令人吃惊且无法解释的是，性别—确切地说，就是女性—也吸引了好些讨人喜欢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不学无术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别无过人之处。

乍看之下，有几本实在让人觉得轻佻浮夸，故作幽默；也有一些书态度严谨，有先见之明，寓意深远，有劝勉谏诫之意。光是看看书名，就能联想到数不清的男性教师、男性教士，登上他们的讲台或讲坛，口若悬河地就此话题做长篇大论，远远超出为这个主题通常预设的规定时间。

这种现象最为古怪，很显然—这时候，我已在检阅字母M那一栏下的书目—也仅限于男性。

女人不写有关男人的书—这实在让我长舒一口气，如果要我在动笔前先把所有男人写女人的书读上一遍，再通读女人写男人的书，那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得花开二度了。

所以，我随便选了十来本书，把写好书名的借阅卡放进了铁丝盘里，如同其他来此寻求纯粹真理的人一样，回到我的座位等待图书馆职员把书送来。

我真觉得纳闷，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悬殊？我思忖着，同时在英国纳税人提供、本该用作他途的借阅卡纸上随手画起了圆圈。

从这份书单上来看，为何男人对女人的兴趣远大于女人对男人的？

这好像是个非常古怪、引人深思的事实。我开始浮想联翩，想象那些花了不少时间著书论述女性的男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年事已高，还是年少轻狂？已婚还是未婚？有酒糟鼻还是驼背？—不管怎样，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多少都会让人飘飘然，只要关注自己的人别都是老弱病残就好—我就这样沉浸在可笑的胡思乱想中，直到一大摞书如雪崩般倾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

好了，麻烦来了。

在牛桥受过训练、习得研究方法的学生无疑懂得理顺头绪，就像把羊只全部轰进羊圈那样，厘清问题，直奔答案。就像我身旁那位埋头抄录科学手册的学生，我敢肯定，他每隔十几分钟就能从字海文矿中淘出真金。他不时发出满意的咕哝声，无疑就是明证。

然而，若不幸未曾在大学里受过这等训练，那问题的答案恐怕就不会像羊群乖乖入圈，而如同被一群猎犬追逐，东奔西跑，四散而逃。教授、教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外就别无过人之处的男作者们蜂拥而上，狂追不舍，活生生把我那唯一又单纯的问题—女人为何贫穷？—分散成了五十个小问题；继而，五十个问题如羊群在惊惶中一齐狂坠激流，不知被冲向何处。

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有我匆匆写下的笔记。为了展现当时的所思所想，我会择选一些读给你们听，这一页的标题用寥寥几个大写的字写着：女性与贫穷。

但标题下的字句大致如下：

当时，我写到这儿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还在空白的页缘添了一笔：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代表作：讽刺体乌托邦小说《乌有之乡》（Erewhon），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说“聪明的男人绝口不提对女人的看法”？但聪明的男人显然也不谈别的话题。

我继续思索，一边向后靠在椅背上，仰望恢宏的穹顶，一个念头已扩张为一团乱绪；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女人这一点上，聪明的男人们历来都没有一致的观点。蒲柏[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推动了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发展。代表作：《愚人志》（The Dunciad）、《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这样说：

拉布吕耶尔却这样说：

两个同时代的明眼人却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

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没有；约翰逊博士正好相反。[“‘男人知道女人比自己更胜一筹，所以，他们才总是选择最弱小或最无知的女人。要是他们打心眼里不这样想，就决不可能害怕让她们和他们懂的一样多。’……对另一种性别的人应该保持公允，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对我说，他那样说，是因为真心那样想。”—鲍斯威尔，《赫布里底群岛旅行日记》（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原著注。]

她们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正好相反，还认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膜拜她们。[“古代日耳曼人相信女人身上有神圣之处，也因此将她们当作大祭司，凡事请教。”—弗雷泽，《金枝》（Golden Bough）。—原著注。]

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却认为她们的感知力更深奥。歌德称颂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

但凡读到男人谈及女人之处，他们的想法都各不相同。

我想明白了，要从中理出头绪来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无妒羡地瞥一眼近旁的读者，他的笔记摘录井井有条，还时常以A、B、C为顺序标示，而我的笔记本上呢，东一句西一句，涂鸦般凌乱记下的尽是些相互矛盾的论点。这实在让人懊恼，让人心烦意乱，让人汗颜。真理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了，一点一滴都没剩。

想来想去，我总不见得就这样回家去，以为煞有介事地添上一笔—诸如：女人的体毛比男人的少；或是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女性青春期始于九岁，还是九十岁？连笔迹都潦草到难以辨认了—就算为“女性与小说”这项研究添砖加瓦了。忙了整整一上午，要是拿不出什么更有分量、让人钦佩的成绩，岂不是很丢人。

如果我无法把握W（以下我将以此简称“女性”）的真相，那何必自找麻烦去担忧W的未来？现在看来，向那些绅士们求教纯粹是浪费时间，哪怕他们专门研究女性及女性带给政治、儿童、工资或道德等各种方面的影响。还不如不翻开他们的书。

不过，我一边沉思，一边在无精打采、沮丧到绝望的情绪中，下意识地画了一张小画，就画在本该像我的邻桌那样写下结论的地方。

我画出了一张脸，然后是一个身形。

画的是倾心倾力撰写传世之作《论女性心智、道德及体能之低劣》的冯·X教授的脸孔和身形。

在我的画面里，他对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毫无魅力。

体格壮硕，下颌宽大，反衬出一双极小的眼睛，似乎是为了平衡大下巴；他的脸涨得很红，从其表情来看，他显然是在激愤的情绪中奋笔疾书，下笔有如刺刀，一笔一笔刺在纸上，俨如在刺杀害虫，哪怕虫子被刺死了，他仍然意犹未尽，还要继续屠戮，即便如此，他仍有余怒未消、气恼不平的动机。

我看着自己的画，不禁暗自发问：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她是不是爱上了某位骑兵军官？那位军官是不是玉树临风，身穿俄国羊羔皮外套，风度翩翩？还是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他在摇篮里就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在我想来，恐怕在摇篮里，这位教授就算不上是讨人喜欢的孩子。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我的画笔下，这位教授在撰写大作，论述女性心智、道德和体能如何低劣时看起来非常愤怒、非常丑陋。

随手画幅小画，权当是百无聊赖的解闷方法，为一上午的徒劳无功画上句号。然而，深藏不露的真理常常就在我们的百无聊赖、我们的白日梦中浮现出来。

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根本不必动用精神分析的堂皇名号—告诉我：只需看看自己的笔记本就能明白，怒容满面的教授画像正是被愤怒画就的。就在我空想时，愤怒夺走了我的画笔。

那我的愤怒又从何而来呢？好奇、困惑、喜悦、厌烦—它们在这一上午接踵而至，我不仅辨认得出每一种情绪，还能说出其原委。愤怒，这条黑蛇，是不是一直潜藏其间？

是的，由这幅画来看，愤怒的确潜藏其间。它明白无误地向我指出：就是那本书、那句话激起了魔鬼般的愤怒，就是那位教授说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低劣的那种论调。我的心剧烈跳动，面颊滚烫，怒火中烧。这倒没什么稀奇的，尽管是有点傻。可谁都不乐意被别人说成天生就比某个小男人还要低劣—我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学生，他呼吸很重，系着简便式的领带，看上去有两星期没刮胡子了。

人人都有某种愚蠢的虚荣心。这只是人的天性吧，我一边想着，一边画起了圆圈，一圈圈环绕教授的怒容，直到那张脸看似着火的灌木丛，或是一颗拖着巨焰的彗星—不管像什么，反正已不成人样，没有人类特征了。这位教授现在只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西北部约有8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里一把点燃的柴火了。

我的怒气很快就找到根源，发作完了也就消气了，但好奇还在。该如何解释那些教授的愤怒呢？他们因何而怒？

只要对这些书留给人的印象稍作分析，就必然能觉察到书中涌动着一种激烈的情绪。这种激烈，假借或讽刺，或伤感，或好奇，或斥责等方式表露出来。

不过，常常涌现出的还有另一种情绪，而且很难被一眼看出来。我称其为：愤怒。但愤怒是暗中涌动的，混杂、隐没在其他各种情绪之中。从它引发的反常效果来看，这种愤怒得到了伪装，错综复杂，决非简单外露的直白怒气。

我审视着桌上的一大堆书，心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对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而言，这些书全都没有价值。虽然这些书极尽人情，不乏训诲、趣味和无聊，甚至还附有斐济岛民的怪诞风俗，但就科学的意蕴而言，它们毫无价值。它们写出的都是红色的情绪，而非皓光般的真理。所以，必须把它们归还到屋子中间的大桌上去，回到巨大蜂巢里的小隔间里去。

那一上午，我辛苦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有关愤怒的真相。

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统称为教授了—很愤怒。但这是为什么呢？我还了书，站在廊柱下，站在成群的鸽子和史前的独木舟之间，我再次发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呢？这个问题盘桓在脑海中，我信步而行，想要找个地方吃午餐。被我暂时称之为愤怒的情绪，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问自己。

这是个甩不掉的难题，需要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小餐馆落座，搭配食物继续思考。之前用餐的客人把晚报的午间副刊落在椅子上了，等菜上桌时，我便漫不经心地浏览大标题。

一行大字母如缎带横跨整版：有人在南非旗开得胜。

小一号的缎带宣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奥斯汀·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在日内瓦。地下室惊现粘有人类毛发的斩肉刀。某位大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伤风败俗大发议论。

其他的小新闻见缝插针地散布在报纸各个角落：某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顶用绳索垂挂，悬于半空。天气将起雾。

我猜想，只要拾起这份报纸，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却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写女性的那些高谈阔论时，我思忖的并非论点，而是他本人。

当论述者不动私情、冷静地据理力争时，只会专注于论点，读者也会一心不二，关注论点本身。如果他谈论女性时心平气和，并且举证出一些不争的事实作为论据，让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坚持某种结论，读者也不会为此动怒。人们会欣然接受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那样。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承认那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有怒气，所以我也变得恼怒。

我随手翻着晚报，想到如此大权在握的男人竟然还要动怒，未免太荒谬了。我开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怒气就是权势的附属品，好比鬼怪附体？譬如说，有钱人时常动怒，因为总在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

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怒气，除去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动怒”，实际上，他们在与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词，充满博爱，堪称楷模。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才是他急于强调、过分捍卫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望着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心想，生活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不容易，一样是艰辛、苦难、无尽的奋斗。那需要我们付出无比的勇气与力量。或许，对于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好像摇篮中的婴儿。

那么，我们如何能尽快培养出这种无法衡量却弥足珍贵的品质呢？认定别人不如自己。假定自己生来就比别人优越—或是富有，或是高贵，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梁，或是藏有罗姆尼[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1734-1802），英国肖像画家，为诸多社政名流绘制肖像。]为祖父画的一幅肖像—人类这种可悲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对这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权者来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生来就高人一等，觉得大部分人，确切地说就是另一半人类天生就比他低劣。这必然是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请让我将这种观察所得应验于现实生活，看看这种论点对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疑团是否有帮助，是否能解释Z先生带给我的惊愕？

那天，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拿起丽贝卡·韦斯特[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散文作家，以其女权主义著称。代表作：《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火药列车》（A Train of Powder）。]的某本书，读了其中一段就大呼小叫起来：“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她把男人说成了势利小人！”这句怒吼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韦斯特小姐关于男性所说的话固然不中听，但也可能完全属实，何以就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怒吼不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发出的哀嚎，也是他的自信力受到侵犯时所发出的抗议。

千百年来，女人都要担当魔镜的职责：拥有令人满足的魔法，可以将镜中的男人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魔法，这个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密林草莽，根本无人能得知所有争战带来的荣耀。我们大概还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形状，还在用火石换羊皮，或是任何能满足我们原始品味的朴素饰品。超人也好，命运的魔爪也好，都不可能存在于世。沙皇和凯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再丢掉王冠。纵观各大文明社会，不管怎样使用这魔镜，对一切暴力和英雄壮举而言，魔镜都必不可少。所以，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强调女性低劣卑下，否则，他们就没办法膨胀为伟人。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能解释男人为什么常常需要女人，也能解释他们受到女人批评时是何其不安。说这本书写得多差，或那幅画是多么缺乏力度，诸如此类的评头论足若出自女人之口，而非男人之口，怎么可能不带来更多痛苦、激起更强烈的愤恨？因为，如果她开始讲实话，魔镜映照出的形象就会开始缩小，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

我如此思忖着，边把面包捏碎，边搅动咖啡，间或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镜中的映像超级重要，就因为它令男人活力充沛、神经活跃。拿走魔镜的话，男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被夺走可卡因的瘾君子。

望着窗外的人流，我不禁想到，竟有半数行人是被这种幻象驱使着，大步流星去工作的啊。每天清晨，他们就在魔镜散发出的宜人光辉里穿好衣，戴好帽。他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开始每一天，坚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是大受欢迎的嘉宾；踱步进屋时还不忘对自己说，我比这儿的半数人更高贵，因此说起话来洋洋自得，言之凿凿，给公共生活带去深远的影响，也在个人意念的边缘处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注脚。

男性心理是个危险又有趣的话题，我希望，等你们每年都有属于自己的五百英镑收入后，再去深究这个话题；但因为要付账单，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被打断了。

总共五先令九便士。我给了侍者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他去找零钱。

我的钱包里还有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事实让我至今仍激动不已—我的钱包会自动生出十先令的钞票。我打开钱包，里面就会有钞票。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和咖啡、床榻和寓所，以回报我付出去的那些钞票。

钱是一位姑姑留给我的，只因为我们同宗，而且我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的姑姑玛丽·伯顿是在孟买骑马兜风时坠马而亡的。我得知获赠遗产的那天晚上，国会刚好通过了女性选举权法案。一封律师信落在了我的信箱里，打开后，我发现自己从此往后有了五百英镑的年金，那就是她留给我的遗产。两相比较—选举权和钱—属于我的那笔钱似乎重要得多。

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报道这儿的驴戏、那儿的婚礼。我还靠帮人写信封、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赚个几英镑。1918年前，向女性开放的主要职业无外乎就是这些。

我认为，我不需要详细描述这些工作有多辛苦，因为你们大概也认识做过这些工作的女人；也不用告诉你们赚钱糊口有多艰辛，因为你们想必也经历过。然而，比上述两种辛酸更痛苦，至今仍让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些日子所孕育的恐惧和酸楚。

首先，总是要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还只能像奴隶那样去工作，去阿谀，去逢迎，虽说也许不必整日如此，但似乎确实有这种必要，因为冒险、任性的代价太高了；其次，会想到天赋的消亡，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天赋，对拥有者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才华被埋没就无异于死亡，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自我，我的灵魂，一切的一切就仿佛锈病蚕食树心，从骨子里毁了盛放的春花绿叶。

当然，如我所说，姑姑去世了，每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那锈斑和腐迹便剥去了一层，不再恐惧与酸楚。

我把找回来的零钱滑进钱包，想起往日的艰苦，不禁想到：一笔固定收入竟能让人的脾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真是值得说道的事，千真万确。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这儿抢走那五百英镑。衣食寓所，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消失的不仅仅是辛苦与操劳，还有愤恨与怨怒。我不需要憎恨任何男人，男人伤害不到我。我不需要取悦任何男人，男人什么都给不了我。

于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对另一半人类持有一种新态度了。

笼统地指责任何一个阶层或是一种性别都是很荒谬的。群体历来不为其所作所为负责。驱动他们的，是他们无法自控的本能。那些男权家长们、教授们，也要应付无穷尽的难处、可怕的难关。从某些方面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其缺陷，我所受的也一样。这造成了他们有种种缺点。

没错，他们有钱有权，但付出的代价是要让鹰鹫住进他们的胸膛，永无休止地撕啄他们的心肝肺腑—占有的本性、攫取的狂热，永远驱动他们觊觎别人的土地与货物，去拓宽疆土，抢占领地，建造战舰，研发毒气，甚至牺牲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

行走在海军总部拱门（我已经走到纪念碑）之下，或任何一条陈列战利品和大炮的林荫道上，都会让人记起那些被纪念过的辉煌战绩。我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在春天的阳光里走进楼宇，去赚钱，赚更多、更多的钱，但其实一年五百镑就足以让人在阳光下享受生活了。

我想，心里装着这样的本能冲动，应该是很不舒服的。它们是某种生活状况、文明的匮乏所孕育出的产物。我这样想着，同时望着剑桥公爵的雕像，确切地说，是在凝视插在他那顶三角帽上的几根羽毛，它们大概从未被人这样目不转睛地看过。

当我意识到这些缺憾后，心中的恐惧与酸楚也一点一点淡化为了怜悯和宽容；不出一两年，怜悯与宽容也会化为乌有；再然后就是全然释怀，超脱一切，见山是山，能就事物的本质去思考了。就说那栋楼吧，我喜欢吗？那幅画，好看吗？那本书，我觉得写得好吗？

说真的，是姑姑的遗产助我拨云见日，我看到的，不再是弥尔顿要我永世瞻仰的那位威风的大人物，而是一方广阔的天空。

左思右想间，我顺着河边走回家去。万家灯火渐渐点亮，和晨曦时分相比，伦敦的景色已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

仿佛一台巨大的织机，在整日运行之后，在我们的协助下，织出了几码令人惊叹的美丽布匹—火红的缎面上闪现着无数红彤彤的眼睛，黄褐色的怪物咆哮着，喷吐炽热的气息。就连晚风也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拂过房屋，振动篱墙。

不过，我居住的那条小街是充满居家氛围的。粉刷匠正从梯子上下来；保姆小心地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回来准备茶点了；运煤的工人把空麻袋一个叠一个码放整齐；戴着红手套的菜店老板娘正在清点当日账目。但我依然全神贯注于你们交托给我的这个难题，以至于眼前的寻常光景也被我纳入了思考。

我想，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更难说清楚这些工作究竟哪个高人一等，哪个更有必要。是做运煤工好，还是做保姆好？跟赚了上万英镑的高级律师相比，把八个孩子拉扯大的清洁女工对这个世界而言就更没有价值吗？

这样发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人能够回答。

清洁女工和律师的价值高低，在不同年代里各有起落，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尺度去衡量他们。要那位教授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以证实他对女性的论断，反倒像是我在犯傻。就算现在有人可以说出某一种天赋才华的价值，价值本身也会变化，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就彻底变样了。

走到自家门阶时，我心想，更何况，再过一百年，女性就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了。她们理应可以参与本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车。当女性不再被认为是被保护的性别群体，在此前提下所体察到的事实—诸如（这时，一队士兵从这条街上列队走过）， 女性、教士和园丁要比其他人长寿—所建立的一切假设都将不攻而破。不再保护她们之后，让她们和男性一样面对同样的劳动与活动，让她们当兵、当水手，让她们去开车，做码头工，难道女人们不会死得更早，比男人们死得更快吗？那时候，他们会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俨如以前人们说“我看到了一架飞机”那样稀罕。

一旦女性不再是被保护的一方，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我这么想着，打开了房门。可这些与我的主题—女性与小说—有何相关呢？进屋的时候，我这样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