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在十六世纪找到任何一位女性能有这种心境。

只要想想伊丽莎白时代的墓碑雕像上的孩童合掌跪地，想想孩子们的早夭，再看看他们家中阴暗、逼仄的小房间，你就能明白：那时候的女人没可能吟诗作歌。你只能指望晚近年代里兴许有位富贵人家的淑女，倚仗着相对而言的自由和闲适，将自己的作品署名出版，情愿冒着被人视作怪物的风险。

当然，男人不都是势利眼—我要很谨慎地说下去，以免和丽贝卡·韦斯特一样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但他们多半是带着同情心去嘉许某位伯爵夫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懈努力。

你极有可能发现一位有头衔的女士得到更多鼓励与赞扬，远远超过某位不为人知的奥斯汀小姐或勃朗特小姐在那个时代可能得到的所有美言。但你也很可能发现，她的心境被诸如恐惧、愤恨等外界情绪干扰，而这在她的诗作的字里行间都有迹可循。

就拿温切尔西夫人[温切尔西夫人，Countess of Winchilsea（1661-1720），本名Anne Finch，英国女诗人，早年是查尔斯二世王宫里的命妇，后因拒绝效忠威廉王而离开宫廷，之后在乡间居住二十余年，安妮女王在位时期，她与家人才回到伦敦，发表诗集。]来说吧，想到这儿，我从书架上取出她的诗集。她生于1661年；出身于贵族世家，继而嫁入贵族名门；她没有子女；她写诗，但一翻开她的诗卷就能听到她在女性地位的问题上所宣泄的呐喊：

显然，她的心境绝不能算“尽除杂念，澄明清净”，而是彻底相反：怨恨不平令她恼怒，令她分心。在她心中，人类分为两派。男人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男人可恶又可怕，因为他们有权力阻挠她奔向心之所向—也就是，写作。

其实，她不得不假定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版，才能自勉于创作。再以哀伤的吟咏来抚慰自己：

但显而易见的是，假如她能够令心境从愤恨和畏惧中解脱出来，别再令心灵充满痛苦和怨怼，她的心就仍像炽燃的火焰，字里行间就会流露出纯粹的诗意：

她的诗句得到了默里先生[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作家，非常多产，出版了六十余部散文、评论和小说，与劳伦斯、艾略特等文人私交甚笃。]的赞许，这是很公允的。据说还有蒲柏，他不仅记住了这些诗，还曾在自己的诗中仿效了这几句：

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与自然和谐、与思想同步的女人，却被逼到发怒发恨，这实在令人遗憾。可她又能怎么办呢？想到旁人的冷嘲热讽、谄媚者的奉承、职业诗人的疑忌，我不禁如此自问。

想必，她是把自己关在乡间小屋里写作的，哪怕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婚姻尽善尽美，恐怕还是会因顾虑和苦涩而心碎。我说“想必”，是因为但凡有人想探寻温切尔西夫人的史料，照例会发现，我们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她饱受忧郁之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倒是有几分把握，因为她的诗句分明在告诉我们，陷入忧郁时她有怎样的想象：

然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所谓遭人非议的努力，不过是无伤大雅的田间漫步和遐想：

如果这是她的乐趣所在、习惯使然，那理所当然会被人嘲笑；据说蒲柏或盖伊[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乞丐歌剧》（The Beggar 's Opera）。]就曾讽刺她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还是据说，她也曾嘲笑过盖伊，因此得罪了他。她说他的诗作《琐事》表明“他更适合抬轿子，而不是坐在轿子里”。不过，这都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默里先生这样说，而且“很无趣”。

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敢苟同于他，反倒认为哪怕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也是多多益善，以便我能找出，甚或拼凑出这位忧郁夫人的模样；她喜欢在田间漫步，喜欢对非凡物事产生奇思妙想，还会犀利、轻率地鄙视“无趣的家务事”。但默里先生说她渐失章法。她任才华散漫芜杂，如同杂草遍长，荆棘束绕；再也没有机会展露出早先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情。

于是，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而去看另一位贵妇人：被兰姆爱恋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没有心机、耽于幻梦的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卡文迪什，Duchess of Newcastle-upon-Tyne （1623-1673），全名Margaret Lucas Cavendish,英国贵族出身的诗人、散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学者、科学学者。代表作：乌托邦科幻小说《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自传《我的出生、教养及生活的真实关系》（A True Relation of my Birth, Breeding, and Life），自然哲学散文集《自然哲学基础》（Grounds of Natural Philosophy）等。]，她比温切尔西夫人年长，不过也算同时代人。她们两人非常不同，虽然同为贵族，都没有子嗣，也都嫁给了最好的丈夫。两人都对诗歌有满腔热忱，也一样为此形容憔悴，身心俱伤。

翻开公爵夫人的书，也一样能看到怒火喷发：“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般生活，像牲畜般劳作，像虫子般死去……”玛格丽特也一样，本可以成为诗人；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她那样勤勉的人总可以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

但在那个年代，有什么能束缚、驯服或教养那般狂野、充沛而又未经雕琢的智慧，令其为人所用呢？那般才智竟只能兀自喷薄，肆意流淌，杂乱无章地汇流于韵文和散文、诗歌与哲学的激流中，凝固在无人问津的四开本或对开本里。本该有人把显微镜递到她手中。本该有人教她仰望星空，并以科学的方法去思考。

她的才智是在孤独与自由中发展的，没有人指正，也没有人教导，只有学者们的逢迎，宫廷里的奚落。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Sir Samuel Egerton Brydges（1762-1837），英国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抱怨她的粗鄙—“竟来自一位出身名门、又在宫廷中得到教养的贵妇”。她就将自己幽禁在韦尔贝克了。

这位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会让人想到何其孤独、又何其混乱的画面！似有一株巨大的黄瓜在花园里猛长，压覆了玫瑰和康乃馨，令它们窒息而亡。

这个曾写出“最有教养的女人莫过于心智最开明的女人”的女人却把时间虚掷于涂写废话，甚而在昏聩荒唐中愈陷愈深，以至于她出行时会有人围堵她的马车，蜂拥窥视，这是何等的暴殄天珍。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已被视为老妖婆，足以吓唬那些聪明的姑娘。

这时，我想起多萝西·奥斯本[多萝西·奥斯本，Dorothy Osborne, Lady Temple （1627-1695），英国贵妇，曾出版书信集。后文中的坦普尔即她的丈夫威廉·坦普尔爵士。]曾在写给坦普尔的信中提及公爵夫人的新作，便放下公爵夫人的书，打开了多萝西的书信集。“这个可怜的女人果真有点错乱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荒唐，竟大胆地去写书，写的竟然是诗集，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

既然神志清醒的端庄淑女不能写书，所以，多萝西，这位敏感又忧郁，性情和公爵夫人大相径庭的女人就什么都不曾写过。写信并不算写作。女人尽可以安坐在父亲的病榻旁写信，也尽可以在炉火旁写信，不去打扰男人们的交谈。

但奇怪的是，我一边翻看多萝西的信件，一边赞叹这位无师自通、籍籍无名的姑娘在遣词造句、描摹场景的方面颇有天资。且听听她所写的：

“吃过饭，我们坐着闲聊，直到他们说到B先生我才离开。一天里最热的时段就在读读书、做做活儿中打发了，大约六七点钟，我走出家门，到了附近的公地，好多年轻的乡下姑娘在那儿放羊、放牛，她们都坐在树荫下唱民谣。我走过去，将她们的嗓音和美貌比照我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牧女，我发现二者大不相同，但请相信我，她们的天真无邪和古代牧女完全一样。我和她们聊起来，发现她们无欲无求，只想让自己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我们聊天的时候，常有一位姑娘东张西望，发现她家的牛跑进了田里，不一会儿她们就都跑光了，好像脚后跟长了翅膀。而我呢，没那么身手矫捷，只有待在那儿，等我看到她们把牛羊都赶回家时，我想我也该回家了。吃过晚饭，我去了花园，走到小河边就坐了下来，但愿你就在我身边……”

你可以指天发誓：她确实有写作的潜质。可惜，“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就连极具写作才能的女人都能说服自己相信写书是荒唐事，甚至会暴露自己的错乱，你就能明白：反对女性写作的声音是何等不绝于耳。

所以，我又把多萝西·奥斯本那本薄薄的信札放回书架，换成了班恩夫人[阿芙拉·班恩，Aphra Behn（1640-1689），英国戏剧家、小说家、诗人，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英国女性。代表作：长篇小说《奥鲁诺克》（Oroonoko），诗集《利西达斯，潮流爱人》（Lycidus;or,the Lover in Fashion）。]的书。

班恩夫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把那些幽居的贵妇留在身后吧，把她们的对开本留在花园里吧，她们写书不过是自娱自乐，既没有读者，也得不到评论。我们要来到城里，和街上的普通百姓摩肩接踵。

班恩夫人是中产阶级女性，普通百姓的种种美德她都有：风趣、活泼、勇敢。因为丈夫身故、自己的生意失败，她不得不靠才华来谋生路。她不得不和男人们一样，在同等条件下谋生。她非常勤奋地挣钱，因而生活无忧。

这一点极其重要，甚而比她写出的作品本身更重要—甚至包括杰出的诗作《千次殉道》和《爱在奇妙的胜利中》—因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心智终获自由；也不妨这样说：从这一点出发，假以时日，被解放的心智就有可能随心所愿，写出真心想写的诗句。

既然阿芙拉·班恩做出了榜样，姑娘们就能去跟父母说，你们不用再给我零花钱了，我可以靠笔杆子养活自己。但事实上呢？班恩夫人过后的很多年里，姑娘们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好啊，像阿芙拉·班恩那样过日子！那还不如死了好！”话音未落，门也被迅速甩上，快得前所未有。

在此，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个意义深远的有趣话题，即：男人如此看重女性的贞操守节，甚而影响了对女性的教育，若有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学生愿意深入研究一下，兴许会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来。

书的卷首插图可以用这幅画：达德利夫人珠光宝气地坐在蚊虫纷飞的苏格兰荒野中。达德利夫人辞世的那天，《泰晤士报》撰文写道：达德利勋爵是“一位品味高雅，多才多艺的先生，心地慈悲，乐善好施，却专横得离奇。他坚持要夫人盛装打扮，哪怕去苏格兰高地狩猎，在最偏僻的木屋里也要如此。他为她戴上数不清的高贵耀目的珠宝”诸如此类，“他给了她一切，却从不让她担负哪怕一点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她便一直服侍他，自此之后，以过人才干打理他的庄园。时值十九世纪，那种离奇的专横依然存在。

回到正题。阿芙拉·班恩证明了一点：牺牲一些令人赞许的美德，或许就可以靠写作赚到钱；如此一来，写作也就渐渐不再被视为愚钝或心智错乱的标志，而具有了切实可用的价值。

丈夫可能先死，家里可能遭到天灾人祸。自十八世纪伊始，数以百计的女性为了给自己挣点零花钱或补贴家用开始做翻译，也写了很多蹩脚的小说；那些书，在如今的教科书中是不被记载的，但在查令十字街“四便士一本”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

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女性的思想极度活跃—她们做演讲、组织集会，撰文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都基于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女人可以靠写作来赚钱。没人付钱，物事就显得轻薄；有人付钱，同样的物事就有了身价。人们依然大可嘲笑她们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们可以把钱放进自己的钱包了。

于是，到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转变已发生，若由我来重写历史，我要充分描写这一转变，并且明确表态：其意义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大。

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

如果说《傲慢与偏见》很重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也都不可忽视，那么，女性写作的意义就远远不是我在这一小时讲演中所能证明的，因为其意义在于：不仅仅是那些幽闭乡野、在自己的对开本和外人的逢迎中孤芳自赏的贵妇们，而是从整体上而言，女性群体开始写作了。

没有那些先驱，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不会写出她们的作品，正如莎士比亚不能没有马洛，马洛不能没有乔叟，而乔叟也不能没有那些已被遗忘了的诗人，是他们雅驯了自然语言中的粗鄙之处，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所有的杰作，都不是孤立地横空出世的，而是经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单一的作品发声，但响彻其后的是众人经验的共鸣。

简·奥斯汀应该在范妮·伯尼的墓前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向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伊丽莎白·卡特[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 （1717-1806），英国女诗人、作家、语言学家、翻译，是位多才多艺、勤勉不懈的博学家，享年88岁。]—那位勇气可嘉的老妇人坚持在床头拴铃铛，催促自己早起学希腊文—致以敬意。

而所有女人都应当去阿芙拉·班恩的墓前献花，虽然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事曾令世人惊愕讪笑，但其实是极妥当的，因为正是她为所有女性赢得了表达心声的权利。尽管她名声不佳，情事风流，却正是因为她，我今晚叫你们用自己的智慧每年赚五百英镑才不至于像是异想天开。

好，现在我们到十九世纪初了。在此，我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书架上摆放的全是女作家的书。可我扫视书架后，不禁想问：为何除去极少数的几本，她们写的全是小说？

文学创作最初的冲动应该是作诗。“诗歌之尊”就是一位女诗人[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语出英国诗人斯温伯恩。]。在法国和英国，女诗人的地位都要高于女小说家。

再看看那四个著名的作者名，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通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简·奥斯汀吗？她们都没有孩子，但除了这一点，似乎没办法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像四个格格不入的人物无法凑成共处一室的场面—正因为这样，臆想她们相聚并相谈才显得格外诱人。

然而，不知受了什么力量的左右，她们一旦动笔，竟然都写起了小说。

我在想，这和她们都出身于中产阶级有关吗？和十九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共用一间起居室有关吗—也就是后来的艾米莉·戴维斯小姐[艾米丽·戴维斯，Sarah Emily Davies （1830-1921），英国女权主义者，曾参与创建英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所极力论证过的事实？女性要写作，只能在家庭成员共用的起居室里写。恰如南丁格尔小姐所愤慨抱怨的—“女人就没有半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总有人打扰她。但即便如此，相比于写诗或戏剧，在起居室里写散文和小说终究是要容易一点，所需的专注力也没有那么多。

简·奥斯汀就这样写了一辈子。她的侄子在为她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她能完成这一切，着实令人惊叹，毕竟，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很谨慎，不让仆人、访客或是任何外人对她的写作事业有所猜疑。”[《回忆简·奥斯汀》，由她的侄子詹姆士·爱德华·奥斯汀-利著。—原著注。]简·奥斯汀会把手稿藏起来，或是用张吸墨纸盖住。

而且，在十九世纪初，女性接受的所有文学训练都在于观察人物、分析情感。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感知力一直都在人来人往的起居室中受到熏陶。人们的喜怒哀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始终在她眼前流转。因此，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写小说。但虽说如此，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四位著名女作家中，其实有两位并非天生的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长诗剧作，乔治·艾略特应把她磅礴的思想施展在历史或传记的写作中，并同时挥洒创造力。

然而，她们写的都是小说；不仅如此，她们还写出了相当优秀的小说，想到这儿，我把《傲慢与偏见》从书架上拿了下来。我们完全可以不带夸耀也不至于让男性难堪地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好小说。

无论如何，假如有人发现你在写《傲慢与偏见》，你绝对不必感到羞怯。可是，门轴吱嘎作响却会让简·奥斯汀庆幸，因为别人还没进屋，她来得及藏起手稿。在简·奥斯汀看来，写《傲慢与偏见》多少有点见不得人。

我倒是很想知道：要是简·奥斯汀认为不必在访客面前掩藏手稿，《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我读了一两页，但找不到任何迹象能证明生活环境影响了她的创作，一丝一毫都没有。

这，或许才是此书神奇之所在：一个女人在1800年前后写作，心里既无怨恨，也无辛酸，没有恐惧，也没有抗议或说教。

我看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当人们将莎士比亚与简·奥斯汀相提并论时，所对照的重点应该是两人创作时都是心无杂念；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并不了解简·奥斯汀，也不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本人融入了她所写的字里行间，莎士比亚也一样。

要说那样的环境给简·奥斯汀带去什么不利因素，那就是：将她限制于一种狭隘的生活。那时候的女人不可能独自出门闲逛。她未曾旅行，未曾乘马车穿行于伦敦，也未曾独自在饭馆里用餐。不过，得不到的那一切，简·奥斯汀也未必想要，这可能就是她的天性。她的天赋与她的处境完全契合。

但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的情况与之不同，现在我翻开了《简·爱》，把它搁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

我翻到了第十二章，看到了“招来某些人的非议”这句话，我真是纳闷，夏洛蒂·勃朗特有什么能让人非议呢？我读到简·爱趁费尔法克斯夫人做果冻的时候爬上了屋顶，眺望远方的田野。然后，她开始渴望—就是因为这个，勃朗特才会被人非议—

我觉得这是一处生硬的转折。突然扯出格雷斯·普尔，未免让人扫兴。行文的连贯被打断了。

我把这本书搁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继而想到，人们或许会说，写出这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如果你把这段话从头到尾地读完，留意到文字间的突兀急转，留意到那种激愤，你就会明白，她永远无法把自己的才华完整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作品注定会扭曲，会走形。行文本该冷静，她却带了怒火去写。本该笔藏机锋，她却写得愚笨。本该塑造角色，她却写了自己。她是在对抗命运。她怎能不受尽钳制和压抑，乃至早早离开人世呢？

我忍不住开始玩味一个念头：要是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有三百英镑，那会怎样—可这个笨女人以一千五百英镑一次性卖断了几本小说的版权—如果她对这个大千世界、对那些充满活力的城镇乡郡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人生阅历，与更多同道中人多些交往，结识更多各色人等，那又会怎样呢？

在那段文字中，她不仅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不足，也点明了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欠缺之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如果不是在寂寥地眺望远方的田野中消磨天赋，如果允许她去体验、去交际、去旅行，她的才华将会换取何其丰盛的收获。

但她不能去，这些事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被禁止的，我们只能接受一个事实：《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写出这些出色小说的每一个女人都没有更多阅历，顶多只能进出体面的牧师的家门；这些小说都是在体面家庭里的共用起居室里写成的；而这些女人们穷得连纸都不能一次多买几叠，好去写《呼啸山庄》或《简·爱》。

没错，她们中的一位，乔治·艾略特，在历经磨难后终于摆脱了这种困境，但也只能隐居在圣·约翰森林中人迹罕至的别墅。

即便隐居在那儿，她依然处在世人非议的阴影之下。“希望人们可以理解，”她这样写道，“任何未曾请求前来的人，我都不会邀来看我。”这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个有妇之夫同居吗？哪怕只是看她一眼，不就会折损史密斯夫人或任何顺路拜访的人的清白吗？她必须屈从于社会习俗，必须“自绝于所谓的尘世”。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却有一位男士，时而毫无顾忌地和这个吉普赛姑娘或那位贵妇名媛厮混一处，时而奔赴战场，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生，再后来，当他开始写书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要是托尔斯泰也与一位“自绝于所谓的尘世”的有夫之妇隐居在修道院里，无论从中得到的道德教训是多么启迪人心，我想，他恐怕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战争与和平》了。

不过，对于“小说创作”以及“性别之于小说家的影响”，我们或许还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不妨闭上双眼，把小说想象成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小说是造物，却拥有某种镜面属性，能映照出生活本身，当然，也有无数简化和变形的部分。无论如何，小说是一种可以在人心中投下其形态轮廓的结构体，时而是方形，时而是塔状，时而向外伸出侧翼和拱廊，时而向内收缩成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样的紧凑拱顶。

我回忆起几部著名的小说，心想，最初，这种形态始于与之相称的某种情感。但这种情感立刻就会融入别的情感，因为，这种形态的构成并非基于砖石与砖石的垒砌，而是由人与人的关系造就的。

由此，一部小说会在我们心中激起各种矛盾对立的感情。与生活相抵触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所以，谈及小说好坏时，人们难以达成一致，个人的好恶偏见会让我们摇摆不定。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主人公约翰—必须活下去，要不然，我会悲痛欲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唉，约翰，你必须要死，因为这是小说的形态所必需的。

与生活相抵触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既然生活部分地反映在小说中，我们就将小说当作生活去评判。有人会说：我最讨厌詹姆士这种人。或是：这真是一派胡言乱语，我自己从没有过这种感受。想想任何一部经典小说就能明白，整体结构显然是无限复杂的，因为那是由众说纷纭的判断、各式各样的复杂情感所构成的。

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写就的小说却显得浑然一体，一两年内就广为流传乃至长盛不衰，英国读者所领会到的意思，可能和俄国读者、中国读者所领会到的并无二致。不过，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的书非常稀少。

在这些罕见的传世之作中（我想到的是《战争与和平》），能让不同的判断和情感完美契合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真诚”，当然，这和不赖账、危难时保持体面磊落之类的事没有关系。

我们所说的，是小说家的真诚，是指小说家让人相信：这是真实的。读者会想，没错，我永远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我从没见过有人会那样做；可你让我相信了，那好吧，就让事情这样发生吧。

我们阅读时，会将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凑到亮光下打量—这非常奇妙，大自然似乎给予了我们一种内在的光亮，可以让我们看清小说家是诚实还是虚伪。也可能，是大自然在最不理性的冲动下，用隐形墨水在心智的四壁写下了预兆，等待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来印证：只有在天才的火光照耀下，一笔一画才能显形。昭然若揭时，你眼看着隐言复现，必会欢呼：这不正是我一直感受、了解并且渴望的吗！你心潮澎湃，近乎崇敬地合上书页—仿佛那是一样可以重温再品、终生受用的珍宝—再把它放回书架。我就是这样拿起《战争与和平》再放回原处的。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读到、品到的是蹩脚的句子，初读时让你产生热切共鸣的只是浮夸的瑰丽词藻，并且止于词藻；似乎有什么在检验它们能否往深远里发展，或是揭露出那个边角里的几笔淡淡的涂写，这儿的一团涂污，没有完整、充分的整体，那你只能失望地叹息一声，说，又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里有败笔。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小说都会有败笔。想象力过于紧张，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洞察力也混淆不清，不能再辨明真假，无力维续这种时时刻刻都要求调动不同才能的繁重劳作。

但看着《简·爱》和其它小说时，让我思忖的是：小说家的性别怎么会影响到凡此种种？女小说家的性别怎么能妨碍她的真诚，亦即我所以为的作家的脊骨？

从我摘自《简·爱》的那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气削弱了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诚挚。她偏离了本该全心全意去写的小说，转而去宣泄个人的积怨。她想起自己本该经历却极度欠缺的生活—她想自由自在地周游世界，却不得不困在某个教区牧师的家中缝补袜子。愤恨油然而生，她的想象力也因此偏离正道，而我们察觉得到这种偏离。

更何况，她的想象力不仅因愤怒牵扯而被引入歧途，还受到了很多别的影响。譬如说：无知。罗切斯特的形象好比是在黑暗中画就的。我们能感受到那幅画面中的恐惧感；同样，也能始终感受到尖酸刻薄—那是压抑的结果，是郁积在她激情之下的暗火，是让这些出色的小说痛苦痉挛的怨怒。

小说就是这样与真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的价值观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价值观。

显而易见的是，女性和男性所创造的价值常常很悬殊，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差别；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总是男性价值观。简而言之，足球和体育是“重要的事”，崇尚时尚、添置衣装则是“琐事”。

这类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进入了小说。评论家会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因为它论及战争；那一本就无足轻重，因其描写的是客厅里一众女眷的情感。战场上的场景显然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的微妙差异随处可见。

因此，论及十九世纪早期小说的整体构造，如果作者是女性的话，她在构思时就得稍稍扭转原本的思路，迁就世人公认的标准，改变自己原有的见解。

只需翻开那些已被遗忘的旧小说，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便知道作家是在顺应评论界；她要么逞强，要么示弱；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又抗议说她“跟男人不相上下”；要么温顺羞怯，要么激愤发怒，如何应付批评，全由她的性情而定。但无论态度怎样，她所关心的都不是作品本身。

她的书，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核心里有缺陷。我想到，所有这些女人写的小说散佚于伦敦的旧书店，俨如果园里的长着疤痕的小苹果。核心里的缺陷令它们整个儿烂掉。她为了迎合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

不过，恐怕也不可能让她们不那样左右摇摆。在男权一统天下的社会里，面对所有那些批评，要有何等的才华，何等的真诚，才可能不为所动，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主见？

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做到了。在她们应得的冠冕上，还有一根或许是最精美的翎羽：她们用女人的方式写作，没有像男人那样去写。

那个年代，成百上千的女性小说家中，只有她们，毫不理会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一成不变的训诫—要这样写，该那样想。只有她们，对喋喋不休的声音充耳不闻—时而埋怨，时而训教，时而专横，时而悲悯，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慈祥地谆谆教诲，这些声音就是不肯让女性有片刻安宁，非要对着她们发声，像一本正经的女教师，或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那样，时时刻刻对她们耳提面命，要她们温文尔雅；甚至把对性别的评判[“（她）沉迷于一种形而上的目的，这种执迷对女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像男性那样，在衷爱修辞的时候能保有健全的态度。女人在这方面的欠缺是很奇怪的，毕竟，她们在别的方面通常比男性更简单、更物质化。”《新标准》（New Criterion），1928年6月—原著注。]也纳入诗歌批评之中，告诫她们，如果想要出类拔萃，甚或赢得炫目的奖项，那就必须在那位绅士认为妥当的范畴内循规蹈矩，“……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你若像那位记者一样，也就会相信：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简·奥斯汀［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她是如何优雅地做到这一点……）。”《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1928年8月—原著注。]

这句话一针见血，道破了这个问题的真相，而我要告诉你们：这并非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想你们也会同意，不管这句话现在读来是多么好笑，但在一个世纪前却代表着更有说服力、更为人津津乐道的主流观点—我并不打算翻旧账，只是随机缘巧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回想1828年，一个年轻女人必须意志坚定，才能抵制所有那些非议、苛责，甚或奖赏的诱惑；她必须有叛乱者般的蛮勇，才能煽动自己：哎呀，但他们无法收买文学。文学对每个人都敞开大门。我不许你把我赶出这块草坪，哪怕你是学监；

然而，不管那些打击和批评对她们的创作带去怎样的影响—我相信那是极大的影响，和她们（我这时所想到的仍是十九世纪初的小说家们）将思绪诉诸笔端之时面对的另一种困难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那种困难就是：她们没有以往的传统可循，即使有，也历时太短、涉及面窄，所以对她们没什么帮助。若是身为女人，我们只能通过母亲去回溯过去。你或许可以从伟大的男作家那儿获得些许乐趣，但向他们求助只会是徒劳。

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是谁—都未曾帮助过女作家，哪怕她可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几种巧妙的技法，并挪用在自己的书中。男性思维的分量、速度、跨度都和她的大相径庭，所以，她很难从中提取什么现成的东西。画虎不成反类犬。

也许，她下笔时首先意识到的或许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句式可供她使用。像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小说家的文笔都很自然，流畅但不轻率，富于表现力但不矫揉造作，各有特色但雅俗共赏。

他们在小说中都使用当时流行的句式。十九世纪初流行的句式大概是这样的：“他们作品之伟大，在于其立论绝不半途而废，势必贯彻到底。再没有比升华艺术、不断创造真与美更能让他们兴奋和满足的事。成功催人奋进，习惯助人成功。”这是男性的句式，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约翰逊、吉本和其他男作家。

这种句子完全不匹配女性。

夏洛蒂·勃朗特，纵有出色的散文笔法，手持如此笨拙的武器，都难免踉踉跄跄，跌个跟头；乔治·艾略特，因此落下的败笔非笔墨所能形容；简·奥斯汀，看到这样的句子只会冷笑一声，再设计出自如合用、流畅自然、优美工整的句子，就那样沿用下去了。因此，虽然论才华她比不上夏洛蒂·勃朗特，却道出了无限深意。

的确，自由充分的表达是这门艺术的精髓所在，所以，传统的缺失、工具的阙如与不当显然影响到了女性的写作。更何况，一本书的完成，并不尽然是把句子首尾相连那么简单，而是要用句子去构筑，打个形象的比方，就是要构筑出拱廊和穹顶。事实上，就连这一结构本身也是男人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设计出来，为自己所用的。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史诗或是诗剧的形式比这种句式更适合女人。但是，在女性开始写作之前，各种既有的文学形式便已定形、已坚固。只有小说这种体裁尚且年轻，在她手中尚且柔韧—这或许是她写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吧。可是，即使是现在，谁又能说“小说”（我给它加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名称并不合适），这所有形式中最柔韧的一种，就是为她而打造，因而最适合她用呢？

毫无疑问，一旦她举手投足都能随心所欲时，我们便会发现，她会将之敲打成形，打造成最适合她用的样子；她会创造出新的利器来表达内心的诗意，也未必是用韵文；因为这诗意至今仍然无法被倾诉。我又想到，如今的女性会如何来写一出五幕的诗歌悲剧？用韵文？还是宁可用散文体？

但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都在遥遥未来的朦胧晨曦中。

我必须将其搁置下来，因为它们诱惑我渐离正题，走进一片很容易迷路，甚至被野兽吞噬的荒芜森林。这是我所不愿的，我相信，你们也不愿听我牵扯出这个悲观的话题，亦即小说的未来。

所以，我要暂停片刻，请你们注意，对女性来说，物质条件在小说的未来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书籍，多多少少是要与体格相称的，不妨这样冒昧地说：与男人写的书相比，女人写的书理应更短小，更紧凑，布局谋篇也无需长时间聚精会神、不被打扰。因为打扰在所难免。

再说，男性和女性用于滋养思想的神经构造似乎也不相同，要让它们全力以赴、出色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最适宜的工作方式—比方说，这种数小时的长篇讲座，据说是几百年前的僧人发明的，是否适合我们的脑神经呢？头脑需要怎样交替工作和休息，保持张弛有度？也不要把休息当作无所事事，休息也是做事，只不过，做的是不同的事，那么，不同的事区别何在？

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和探索，也都是“女性与小说”的一部分课题。于是，我再次走向书架，又想到，我要去哪儿才能找到女性对女性心理的深入分析？假如因为女人踢不好足球，就不让她们去从医—

幸运的是，我的思绪现在又转向了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