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闲看后，我终于来到了摆放在世作家作品的书架前。既有女作家的，也有男作家的，如今，女人写的书几乎与男人写的一样多了。

也可以这样说：事实不仅于此，如果说在两性之中依然是男性较为健谈，那么，事实的另一面就是：女人不再只写小说了。

书架上，有简·哈里森的希腊考古学著作，弗农·李[弗农·李，Vernon Lee（1856-1935），原名Violet Paget，英国作家，著有超自然主义小说和美学专著。]的美学专著，格特鲁德·贝尔[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1868-1926），原名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 Bell，英国作家、旅行家，对英国与中东的政治关系有极大贡献。]的波斯游记；林林总总，包含了上一代女性从不曾涉及的各类话题，有诗歌、戏剧和评论，历史和传记，游记和各种学术研究著作，甚至还有几本哲学、科学和经济学的著作。

虽然小说仍是主流，却因为与其他著作有所关联，自身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女性写作史诗年代中的那种天然质朴或许已一去不复返。阅读与批评或许已拓宽她的眼界，让她的视角更细致入微。或许已经宣泄了描写自我的冲动。她或许已开始把写作当成一门艺术，而不再是表达自我的方法。

从这些新小说中，我们应该能找到对于此类问题的一些答案。

我从中随意地抽出一本。

这本书就在书架的最顶端，有《人生冒险》之类的书名，作者是玛丽·卡米克尔[参见第一章，是作者假想的人名之一。]。今年十月刚刚出版。

看上去是她的处女作，我自语道，但最好把它当作一套很厚的丛书的最后一本去读，承续我刚刚浏览过的所有那些书—温切尔西夫人的诗集、阿芙拉·班恩的剧作，还有那四位著名小说家的杰作。这是因为书与书之间有连续性，哪怕我们习惯于单独评判某本书。而我也必须把她—这位不知名的女作家—视为那些女作家的后裔，我刚才领略了她们的境况，现在可以看看她继承了多少她们的特色和局限。

因而，我坐下来，拿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看看我能从玛丽·卡米克尔的第一部小说《人生冒险》中了解到些什么；可一想到小说总像镇痛剂，让人沉昏麻木，而非解毒剂，如同用烧热的烙铁把人惊醒，我不免长叹一声。

首先，我从上到下浏览了一页。我对自己说，先要领会她的词句，再去记谁的眼睛是蓝色的、谁的是棕褐色的，还有克洛伊和罗杰可能是什么关系。我得先搞清楚她手里拿的是笔还是锄头，之后才有时间去关心细节。

于是，我念了一两句话，很快就感觉到行文有失整饬。句子间流畅的衔接被打断了。有什么被撕裂了，有什么被划破了，时不时会迸出一个词，在我眼中如火炬般刺眼。就像老戏中常说的，她是在试图“放开手脚”。

我心想，她真像一个擦火柴的人，但那根火柴是点不燃的。

仿佛她就在我面前，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简·奥斯汀的句式对你来说也不称手？就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那些句法也必须统统被抛弃吗？

唉，如果真是这样，我实在免不了叹息。

简·奥斯汀的词句就像莫扎特的协奏曲，美妙的旋律婉转相续，相形之下，读这本书就如同坐在敞开式的小船里渡海，一会儿颠升，一会儿坠跌。这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急促感，或许意味着她心有所惧，或许是怕人说她“多愁善感”，又或许是她想到女性的作品曾被讥诮为“花哨”，因而故意添加了些荆棘。

我并不能肯定她是独创一格，还是步“她人之尘”，直到我细读了某个片段。细读之后，我认为她并不会让读者乏味。但她堆砌了太多事实，以这本书的篇幅而言（只有大约《简·爱》的一半长度），一半素材都用不了。但她就是有办法让所有人—罗杰、克洛伊、奥莉维亚、托尼和比格汉姆先生—全部挤进一条溯流而上的独木舟。

等一下，我向后靠在椅背上说，在做出进一步评论前，我必须再谨慎一点，要全盘考虑。

我告诉自己，我几乎可以肯定玛丽·卡米克尔在跟我们耍花招。我的感觉分明像是坐过山车，就在以为车要俯冲下去时，它却骤然飞升。玛丽是在打乱这种预期的顺序。她先打破了句法，又打乱了顺序。

好吧，只要她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而是为了创造，她就有权一连打破两项传统。但究竟是为了破坏还是为了创造，我尚不能确定，除非她让自己面对一个特定的局面。我对自己说，我会给她一切自由，任她选择制造局面的手法，只要她愿意，用几个铁皮罐、旧水壶都可以，但她一定要让我信服，她确信那就是特定的局面；一旦做出了选择，她也必须直面那种局势。她必须投入。只要她向我尽作者之责，我就决意向她尽读者之责，就这样，我翻过一页，读了下去……

请原谅我唐突地打断一下。

没有男人出场吗？你能向我保证，那块红色窗帘后面没有藏着查特莱斯·拜伦爵士的身影？你敢肯定我们都是女人？

好吧，我要告诉你们，我接下来读到的是这样一句话：“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

先别表态，也别脸红。让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私下承认吧，这种事时有发生。有时，女人确实喜欢女人。

我读到“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然后突然意识到，这是多么巨大的转变。

在文学世界里，这可能是克洛伊第一次喜欢奥莉维亚。

克莉奥佩特拉不喜欢奥克泰维娅；但如果她果真喜欢，那《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将会整个儿变样！

任由思绪暂时偏离《人生冒险》，我想到：会不会有人胆敢说出来—整出戏被荒谬地简化了，落入了窠臼。克莉奥佩特拉对奥克泰维娅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妒忌。她比我高吗？她的发型是怎么梳理出来的？除此之外，这出戏大概也不需要别的情绪。

可是，如果两个女人的关系更复杂一点，那将是多么有趣啊。

我匆匆回顾了一下辉煌的小说长廊中的女性形象，心想，所有这些女人的关系都太简单了。还有太多内容被忽略了，从未被触及过。

我尽力回想自己读过的书中，是否有过两个女人的友谊。《十字路口的黛安娜》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当然，在拉辛和古希腊悲剧中，她们是彼此的闺中密友；偶尔是母女。

但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她们的形象只有在与男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展现。想来真让人奇怪，在简·奥斯汀的时代之前，小说中所有的重要女性都是从异性的视角来看的，而且，只有在与异性发生关联的情况下，她们的形象才得以显现。

然而，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与男性的关系是何其微小的一部分啊；而男人对这种关系的了解又是何其浅薄啊，他们只会戴上“性”给予他们的黑色或粉色眼镜去打量两性关系。

也许就因为这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才有一种特质，或是志得意满，或是不快乐；她们要么美得惊人，要么丑得出奇，要么如天使般善良，要么如魔鬼般堕落—但这些都是透过男人的眼睛看到的她，只是爱意渐浓或爱火渐熄的情人所感受到的。

当然，在十九世纪的小说家笔下并非如此，书中的女人变得更多样化了，也更复杂了。说真的，也许正是因为产生了书写女人的渴望，男人们才渐渐放弃了诗剧，因为诗剧过于激昂，很难施展女性形象，所以才发明了小说，作为更与之相宜的体裁。即便如此，哪怕是在普鲁斯特的文字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男人对女人的认识仍处处受限，一知半解，恰如女人对男人的认识。

我看着这一页，继而又想到，除了日复一日的家务事，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对其他事物感兴趣，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她们合用一间实验室……”我读下去，发现这两位年轻女士正忙着切碎肝脏，那似乎是治疗恶性贫血的良方。尽管她俩之一已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小孩—我想我说的没错—但这些都必须省略不提；因此，小说中这幅出色的女性肖像又变成了寥寥几笔，太单调，太乏味了。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不妨假设文学中的男性形象也只是作为女性的恋人出现，不曾是男人的朋友、军人、思想家或是空想家，那么，莎士比亚在戏剧中能指派给他们的角色必定屈指可数，文学世界岂不损失惨重！奥赛罗或许大体还在，安东尼也有所保留，但我们将失去凯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杰奎斯—文学将会贫乏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事实上，一直把女性摒之门外的文学世界也同样贫乏得难以估量。

她们违心地嫁了人，被关在家宅内，只有一件正事可做，剧作家又怎能充分、生动、逼真地塑造她们的形象？只有爱情，或许能担当她们的诠释者。诗人也不得不满怀激情，或满腹辛酸，除非他有意“厌恶女人”，而这往往意味着他对女人毫无魅力可言。

好，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她们又合用一间实验室，这就会让她们的友谊多姿多彩，并且更长久，因为这种友情不会过于围绕私人生活。

如果玛丽·卡米克尔知道如何去写，而我也开始喜欢她的独特文风；又如果她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一点我倒不敢确定；再如果她每年能有五百英镑的收入，虽然这也有待证明—那么，我想，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因为，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玛丽·卡米克尔又知道如何表达，她就将在这间至今无人来过的大厅里燃起一支火炬。只见幽明的微光、黝黯的阴影，宛如秉烛走入蜿蜒洞穴，你会上下打量，不知踏向何方。

我又开始读这本书，读到克洛伊看着奥莉维亚把一只罐子放到架子上，并且说道，该回家看孩子去了。

我敢说，这可是创世以来从未有人见过的场景。

我也十分好奇，观望着这一幕。因为我想看看玛丽·卡米克尔会如何动笔，去捕捉那些未曾被记载过的手势，那些未被说出口或只说了一半的话，那是只有女人在场、没有被男人带着偏见的任性光芒照亮时才会自然而然呈现的，就像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那样不易被察觉。

如果她真要这么做，就得屏息凝神才行，我一边读下去，一边对自己说；因为女人对任何动机不明的关注都有疑虑，又太习惯隐瞒和压抑，任何向她们投来的目光都会让她们闪躲。

我又忍不住对玛丽·卡米克尔说道，好像她就在我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移话题，说点别的事，目光凝望窗外，就这样，把发生在奥莉维亚身上的事记录下来—不是用铅笔记在笔记本上，而是要用最快的速记，甚至用没写完整的字词去记。奥莉维亚，这个在岩石的阴影下存在百万年的生物，感觉到光线落下来，看到眼前出现了一种陌生的食粮：知识、冒险和艺术。

我又一次把视线从书上移开，心想，她必会伸手去拿，也必会重新调配已高度发达，但用于其它目的的既有才智，将新知识容纳于旧知识，而且不会因此扰乱精妙复杂、无限延展的整体平衡。

哎呀，我这不是做了自己决意不要去做的事嘛，不知不觉就在赞美女性了，未经三思；“高度发达”“精妙复杂”，这些都是无法抵赖的赞美，而称赞自己的性别总是可疑的，也往往挺蠢的；更何况，这种事该如何评判呢？

谁也不能指着地图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哥伦布是个女人；也不能拿起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牛顿是个女人；更不能仰望天空，说飞机在上空飞过，而发明飞机的是女人。

墙上没有刻度，无法精确测量女性的高度；也没有毫厘分明的码尺能测量母亲有多么贤良、女儿有多么孝顺、姐妹有多么忠实、主妇有多么能干。

即使是现在，在大学院校有学分的女生也极少，包括陆军和海军、贸易、政治和外交在内的各行各业也几乎没有针对女性的资格考试。

直至今日，女性都不曾被明确地记载。

但如果我想了解，譬如说，别人都知道霍利·巴茨爵士的哪些事，我只需翻开《伯克名录》或是《德布雷特名录》[类似年鉴手册，记录英国贵族或乡绅的家族史和个人情况。]就能知道他拿过这样那样的学位，拥有一处宅邸，有一个继承人，是一个董事会的主管，出任过英国驻加拿大总督，还荣获了很多学位、官职、勋章和其他荣誉，以铭记其诸多不可磨灭的业绩。

关于霍利·巴茨爵士，除了上帝，再没有人知道得比这还多了。

所以，即便我说女人“高度发达”“精妙复杂”，也不能在《惠特克名录》或《德布雷特名录》或大学年鉴中得到证实。

身在如此困境中，我能做什么呢？

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书架。

上面还有几本传记：约翰逊、歌德、卡莱尔、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生于爱尔兰，后就读于剑桥大学。曾担任约克郡牧师。代表作：《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柯珀[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擅长描绘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场景，改变了十八世纪自然诗的方向。]、雪莱、伏尔泰、勃朗宁以及许多人的传记。

我开始思忖，所有那些伟人都曾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仰慕过、追求过女人，与她们一同生活，向她们吐露心中的秘密，向她们求爱，写下她们，信任她们，并且表露出—只能称之为对某位特定异性的—需要和依赖。

我不敢断言，这些关系都纯粹是柏拉图式的，但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Sir William Joynson Hicks（1865-1932），英国保守党政客，曾任邮政大臣和内政大臣。1925年曾为女性争取平等投票权，1933年，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承诺阿斯顿女士的这项法案提议实际上是其政敌丘吉尔所言，并无事实依据。但1928年他二度提出此项动议，将投票女性的年龄从30岁降至与男性投票资格相当的21岁。]应该会否认吧。但如果我们认定这些男人从这些关系中得到的仅仅是欢愉、谄媚和肉体的愉悦，那未免冤枉了这些显赫的大人物。

他们得到的，显然，是他们的同性所无法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是一种刺激，是只有女人的天赋才能给予的创造力的更新，这样的界定应该不算轻率，也无须征引诗人言之凿凿的狂言。

我想到：他打开客厅或育婴室的房门，就会看到她被孩子们团团围住，膝头或许还搁着一方刺绣—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和他所在的法庭或下议院的那个世界之鲜明对照，生活秩序、生活体系的核心之截然不同，都会立刻带来崭新的面目，令他神清气爽；接下来，哪怕在最简单的家常闲谈中，也会出现天然不同的见解，足以滋润他本已干涸的脑海，思路焕然一新；他看到她用另一种方式创造了一番天地，而那与他自己的方式迥然相异，他的创造力也陡然活跃起来，不知不觉，呆滞的头脑又开始布局谋篇，浮现出的词句或场景都是他戴好帽子、动身去见她前百思而不得的。

每一位约翰逊都有他的斯雷尔[斯雷尔，Hester Lynch Thrale （1741-1821），本姓Salusbury，二婚后改姓Piozzi，英国日记体女作家，艺术赞助人。]，出于诸如此般的原因对她不离不弃，后来，斯雷尔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逊差点发了疯，又恼又恨，那不只是因为他不能再在斯特里特汉姆度过良宵了，还因为他的生命之光“仿佛熄灭了”。

即便不是约翰逊博士，不是歌德、卡莱尔或伏尔泰这般大人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女人有高度发达的创造才能，感受得到那种天然的复杂性。

必须穷尽英语的运用，新鲜词汇也必须不合常理、打破常规地插翅飞来，女人才能说出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

只消走进任何一条街上的任何一间屋子，那种极其复杂的女性力量就会一股脑儿地扑面而来。

哪里会有别的可能？千百年来，女人一直深居屋宅，时至今日，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其实，砖石灰泥早已不堪重负，这股力量不得不诉诸笔端，或写或画，或从商，或从政。

但女人的创造力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们必须断言，这种创造力若因受阻、因荒废而无法发挥，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那是历经了千百年最严苛的管束后所赢得的、无可取代的力量。

如果女人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看上去也像男人，那也太可惜了，因为，既然男人女人各有不足，世界又如此辽阔丰富，一种性别何以成事？难道教育不该彰显差异、突出个性，而非舍异求同吗？毕竟，我们的相似之处已太多了，如果有位探险家探险归来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性别的人，正从不同的枝叶间仰望另一片天空，岂不是对人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如果碰巧看见某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而冲去取来他的标尺，我们岂不是乐不可支？

目光仍盘桓在书页上方，我在想，玛丽·卡米克尔只会作为旁观者来处置她的作品。我真的认为她会变成自然主义小说家—我觉得这一类不太有趣—而不是偏重思考的那一类。

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要她观察。她不必再把自己困在中上阶级的豪宅中，尽可坦然走进那些香气扑鼻，坐着交际花、娼妓、抱着哈巴狗的太太的小房间，而不必心怀慈悲，或觉得纡尊降贵；她们将仍然披着男作家们硬要搭在她们肩头的粗陋成衣，但玛丽·卡米克尔一定会拿出自己的剪刀帮她们修裁，乃至每一处起伏都熨帖合体。

等她改完，我们就将一睹这些女人的真面目，那必将是很新奇的场景，但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因为玛丽·卡米克尔仍被自省所觉察到的“罪恶感”牵绊，那是野蛮的传统性别意识遗留给我们的。

她的双脚仍被古老、粗鄙的阶级脚镣束缚着。

不过，大多数女人既非娼妓也非交际花，也不会在每一个夏日午后枯坐如钟，把裹在落满尘埃的绒布里的哈巴狗紧紧抱在怀中。

那她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某条长街，鳞次栉比的房屋里住满了人，河边南岸有很多这样的街巷。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一位年迈的老妇人缓缓走来，挽着身旁的中年女子，那或许是她的女儿，两人的靴子、毛皮大衣都很讲究，午后如此盛装一定是她们生活中的某种固定仪式，这些衣物在夏季必定被收纳在衣橱里，叠放整齐，夹了樟脑，年复一年。

她们穿过街道时，路旁的灯一盏一盏点亮了（因为她们最喜欢的正是薄暮时分），想必她们年复一年都是如此。

年长的老妇快八十岁了，要是有人问她，一生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会告诉你，她记得那些街巷曾为巴拉克拉瓦一战而灯火辉煌，或者，说她曾听到海德公园里为爱德华七世庆生时鸣响的礼炮声。

但是，要是有人希望搞清楚究竟是在什么季节、什么日子、什么时分，再问她在1868年的4月5日或1875年的11月2日做了什么，她肯定会茫然地回答，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因为一餐又一餐的饭菜都煮好了，锅碗瓢盆都洗刷干净了，孩子们都送去了学堂，长大成人就离开家，踏上社会。

所有这些事，什么都没留下，一切消失殆尽。传记或历史对此不着一言。至于小说，都不可避免地撒了谎，哪怕不是故意的。

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仍有待记载，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好像她就在这儿。

我的思绪继续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在想象中，感受沉默的压力，未曾记载的生活无声堆积，或许来自街角叉腰而立的女人，戒指嵌在她们肿胀的手指上，说起话来比手画脚，好像在用莎士比亚剧中的台词；或许来自卖紫罗兰的姑娘、卖火柴的女孩和坐在门洞下的老太婆；又或许来自逛来逛去的姑娘们，她们的脸色如阳光或乌云下的海浪，暗示着男人或女人的靠近，映照出商店橱窗里闪烁的灯光。

所有这一切，你都要去探究，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要握紧你手中的火炬。

首先，你必须照亮自己灵魂的深刻与浅薄、虚荣与宽宏，说出你的美貌或平庸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与这个变动不休的世界—这个充斥了摇来晃去的鞋袜手套等各色物品，浸淫在药剂瓶中散发出的淡淡香氛中，铺着人造大理石地板、头顶穹顶长廊的布料市场—有何关系。

在想象中，我走进了一家商店，地面铺成了黑白两色，四处挂满了美得令人惊叹的五彩缎带。我想，玛丽·卡米克尔若是走过，也该进来瞧瞧，因为这幅场景太适合用笔墨描绘了，俨如白雪皑皑的山峰或岩石林立的山谷最匹配安第斯山脉的景致。而且，柜台后还站着一个女孩—我会乐于写出她的真实故事，就当作是拿破仑的第一百五十本传记，或是第七十部研究济慈，以及老教授Z之流正在撰文论述的济慈笔下的弥尔顿式倒装句法的著作。

然后，我会非常小心地踮起脚尖走路（胆怯如我，实在害怕曾差点儿打到我肩头的那一鞭子），小声地说出：她也应该学会对异性的虚荣一笑了之—也不妨说是他们的“特性”，这个词大概不太容易得罪他们—千万别带着苦涩。

两种性别间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为彼此描述这后脑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

想想吧，女人从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利斯，Juvenal（60？-140？），亦即Decimus Iunius Iuvenalis，古罗马讽刺诗人。]的言论、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剧本《父亲》（The Father）、《朱丽小姐》（Miss Julie），长篇小说《红房间》（The Red Room）等。]的批评中得到怎样的裨益。想想自古至今的男人是多么仁慈、多么明智地指出了女人脑后的隐秘部位！

如果玛丽够勇敢，也够诚实，她就该绕到男人的身后去，告诉我们她发现了什么。除非有女人描述出这一先令大小的部位，否则，永远不可能得到一幅真实、完整的男人形象。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朋先生[这两位先生分别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人物。]就代表了这种部位的大小及本质。

当然，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人会怂恿她故意去讥讽和嘲弄—文学始终能证明，怀着这种心机写下的文字是一无是处的。

常言道，人要诚实，结果就必定格外有趣。喜剧必定会越来越丰富。新鲜事物必定会被揭示。

不过，也该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这本书上了。与其去揣测玛丽·卡米克尔会怎样写、该怎样写，更应该看看她到底写了些什么。

因此，我继续读下去。

我想起自己曾对她有些许怨言。她打破了简·奥斯汀的句式，让我无法炫耀自己无可挑剔的鉴赏力、难以取悦的耳朵；也无法徒劳地说“是的是的，这很不错，但简·奥斯汀写得比你好得多”，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两人毫无相似之处。

她又更进一步，打乱了叙述的顺序—我们期望看到的顺序。也许她是无心为之，只是像女人会做的那样，并且像女人那样去写，让叙述顺其自然。但结果多少让人困惑，我们看不到波涛涌起，危机将至。因此，我也无法炫耀自己洞察世情之深刻，知人心性之深邃。

每当我即将在合乎常理之处感受到合乎常理的物事，诸如爱情或死亡，那个恼人的东西就会把我拽住，好像至关重要的节点还在前方。这样一来，她又害我无法高谈阔论，堂而皇之地说出“基本的感情”“人性共通之处”“人心深不可测”之类的词句，以及所有那些支撑我们相信自己在心底里—哪怕表面看来或许挺机灵的—是极其严肃、极其深刻、极其慈悲的说辞。

她却让我觉得我们根本不严肃、不深刻、不慈悲，恰好相反，人人都可能思想怠惰，因循守旧—这个想法实在不太吸引人。

但我读下去，注意到了另一样事实。

她并非“天才”—这太明显了。她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没有炽烈的想象力，没有不羁的诗情，没有绝妙的机智，没有像温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那些伟大前辈们的深邃智慧；她无法像多萝西·奥斯本那样带着乐律和尊严去写作。

说真的—她不过是个聪明的姑娘，不出十年，她的书就会被出版商化为纸浆。

尽管如此，跟半个世纪前那些比她更有天赋的女作家们相比，她还是有优势的。

在她这里，男人不再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她无须耗费时间去责怨他们，她不必因为憧憬远方、历练，因为渴望了解将她拒之门外的世界和众生，而在爬上屋顶后失去平和的心境。恐惧和仇恨也几乎都消弭了，或许，残余的痕迹只会流露在她面对自由时稍显夸张的喜悦，或是在她刻画男人时更倾向于用刻薄的讽刺口吻，而非浪漫的笔触。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无疑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她的感知力非常宽广、热切、自由，纤毫之微都会触动她的心弦；就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植物，立在半空，尽情接纳扑面而来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她的感知力会非常好奇、非常精妙地游走在几乎不为人知、也不曾被记载的事物之间；偶然发现了细微之物，就会向我们证明：那或许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感知力让尘封已久的东西重见天日，引发人们去质问：埋藏它们究竟有何必要。

尽管她有些笨拙，也不像萨克雷或兰姆那样无需刻意就能与悠久的传统一脉相承，笔尖轻转就能写出悦耳的文字，她只是—我思考起来—掌握了重要的第一课：身为女人而写作，但是一个已然忘怀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新奇的女性特质，那是没有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存在时才能尽显无遗的本质特征。

所有这些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但，除非她能抓住倏忽而去的瞬间和个人体验，以此建起屹立不倒的大厦，否则，再丰富的情感、再敏锐的洞察力都无济于事。

我说过，我要等她面对某种“特定的局面”，意思就是要等她开动思虑、调度忆想，证明她不只是个浮光掠影的看客，而能够透过表象，窥见事物的深奥之处。

她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说，就是现在，我无需声色俱厉就能揭示出这一切的意义。然后，她就会开始开动思虑、调度忆想—脑际的活跃是多么确凿！—那些快被忘记、可能在别的章节中被疏忽的、非常琐碎的小事就会浮现在记忆中。

她会让那些事在某个人物缝缝补补或抽上一袋烟的时候尽可能自然地鲜活起来，并且继续写下去，读者就会觉得自己仿佛登上山巅，俯瞰整个世界徐徐铺展，蔚为壮观。

无论如何，她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看到她在施展手脚，迎接挑战，我也注意到了—但愿她别看到—那群主教、教务、博士、教授、一家之长和老学究们都在对她大喊大叫，发出警告，提出建议：

你不能这样，你不该那样！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能踏入草坪！

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入内！

有抱负、有风度的女小说家们请走这边！

他们就像在围栏外看赛马的聒噪看客，对她指手画脚，她必须经受考验，罔顾左右，心无旁骛地越过障碍。

我对她说，只要你停下脚步去咒骂，你就输定了；停下脚步去笑他们，你也一样输定了。犹豫不决，笨手笨脚，你都会输。

全神贯注地策马腾跃吧，我恳求她，好像我把全部家当都押在她身上了。

她像鸟儿一样，飞越了障碍。

可前面还有一道障碍，再往前还有一道。

我不能肯定她有足够的耐力能坚持到底，因为掌声和呐喊让人心烦意乱。

但她尽力了。

想想吧，玛丽·卡米克尔并非天才，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姑娘，在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写她的第一部小说，也没有充足的时间、金钱和闲暇等等优越条件，我想，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章，有人拉开了客厅的窗帘，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双肩在星空下一览无余；我也在心里得出了结论：再给她一百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每年给她五百英镑，让她畅所欲言，把她现在写进书里的东西省去一半，她就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

再过一百年，她会成为诗人。这样说着，我把玛丽·卡米克尔的《人生冒险》放回了书架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