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强调一下，我的标题末尾有个问号。就算我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也只是我的答案，并不是你们的。

实际上，在读书这件事上，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建议只有一条：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应该顺从自己的直觉，发挥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我们能就这一点达成共识，我才能畅所欲言地提出观点和建议，因为你们将不会任其束缚自己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是读者能够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毕竟，针对书籍，怎能制定出规则呢？滑铁卢战役是在确定的日子里发生的，但《哈姆雷特》就是比《李尔王》更好的戏剧吗？没人能这么定论。每个人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定。

如果尽信权威—哪怕是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权威—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书房，告诉我们怎样阅读、读什么书、对读物作何评价，那就无异于破坏自由精神，而那正是阅读圣殿的氛围。在其它领域，我们或许受制于多种律法和传统，但在阅读的圣殿里完全没有。

但是，为了享受自由，我们当然必须自控—请原谅这种老生常谈。我们决不能无助、无知地浪费自己的能力，好比，为了浇灌一丛玫瑰花，却喷湿了半栋屋；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能力训练得精准、有力，有的放矢，箭无虚发。

也许，这正是我们在图书馆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有的放矢之“的”到底是什么？图书馆看上去只是一座聚集之所，五花八门混作一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名人录，用各种语言写成，由不同性情、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男女作者创作的书，全部挤挤挨挨地摆在书架上。外面有驴子在叫，女人在公共水泵边闲聊，马驹在田野里奔驰。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怎样才能在这纷繁混乱中厘清秩序，以便从阅读中得到最深远、最广博的愉悦？

当然，因为书有分门别类—小说，传记，诗歌—我们就应该把书加以区分，从每一类别中获得它们理应提供的内容，这样说固然很简洁，但很少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问问书本，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往往带着预设门类、模糊的想法去读书，期望小说应该写实，诗歌应该有所虚构，传记应该不吝美词，历史书应该强化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尽消这些先入之见，那就将有个令人赞赏的好开端。

不要把你的意愿强加给作者，要试着变成他，设身处地，成为他的同事和同谋。如果你一开始就畏缩在后、有所保留、吹毛求疵，那么，你就是在阻止自己从阅读中得到最完整的价值。但是，如果你尽可能地开放思路，那么，从第一句话的起承转合开始，书中蕴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和暗示就将带领你走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沉浸在其中，熟悉这一切，你很快就会发现，作者在给你，或试图给你某种更确凿的东西。

假设我们首先考虑怎样读小说，一部小说有三十二个章节，所有章节都在试图构建某种有所控制、有其形态的结构体，就像建筑物那样。但词语比砖石更难把握，阅读也是比观看更费时、更复杂的过程。

要理解小说家的创作元素，也许，最快捷的方法不是先读，而是先写，自己去实验，体会遣词造句的危险和困难。然后，去回忆某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譬如，在街角，你走过两个正在交谈的人；一棵树在摇曳；一道灯光在跳跃；谈话的基调既是喜剧的，又是悲剧的；那一刻，似乎包含了完整的想象、完整的构思。

不过，当你试图用文字再现它时，却发现它分解为上千种相互冲突的印象。有些必须弱化，有些必须强调，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可能会失去对情感本身的全面掌控。

这时候，你可以从涂得模糊不清的凌乱稿纸中抬起目光，转向一些伟大小说家的开篇—笛福、简·奥斯汀、哈代。现在，你就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很高明。我们不仅面对着另一个人—笛福、简·奥斯汀或托马斯·哈代—还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我们跋涉在一条平坦的大路上，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有事件及其发生的顺序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野外和历险对笛福意味着一切，那它们对简·奥斯汀就毫无意义。她的世界在客厅里，在人们的谈话里，因为谈话犹如多面镜，能映照出谈话者的性格。等熟悉了客厅及镜面的映照后，假如再转向哈代，我们又会晕头转向，四周只有空旷荒野，头上只有满天星辰。

现在，呈现出的是心灵的另一个面相—浮现在孤独时的黑暗的一面，而非在他人身边显露的光明的一面。我们不是与人发生关联，而是与大自然、与命运发生关联。不过，这些世界虽然各不相同，却都自成一体。创造这些世界的作者们无不谨慎地基于自己的态度、遵循相应的规则，不管那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阅读上的压力，反正，他们决不会像那些中庸的作家那样，常常把两种迥然不同的现实混进一本书，因而让读者困惑。

因此，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转向另一位—从简·奥斯汀转向哈代，从皮科克转向特罗洛普，从司各特转向梅雷迪思—就意味着被强力扭转、连根拔起、从这边抛向那边。读小说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艺术，要想获得小说家—伟大的艺术家—给予你的一切，你必须要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还要有极其大胆的想象力。

然而，只消看一眼书架上那些彼此迥异、各式各样的书籍，你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作家能被称为“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一本书压根儿就不会自称为艺术品。

譬如，传记和自传，记述了伟大人物的生平，或去世已久，甚而被遗忘的人，它们与小说和诗集紧挨着，摆在一起，难道我们应该拒绝去阅读吗，就因为它们不算“艺术品”？还是说，读是应当读的，但要用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还是说，我们应当首先为了满足时常攫住心扉的好奇心而去读它们？

就像在夜里，我们徘徊在一栋灯火通明、百叶窗还没放下的房子前，每一楼层都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剖面；于是，我们会难以克制好奇心，想知道这些人生活的真面目—仆人们在嚼舌头，绅士们在用餐，姑娘们为晚会梳妆打扮，老妇人在窗口织毛线—他们是谁，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想法，又有什么样的冒险故事？

传记与回忆录答复了这类问题，照亮了无数这样的房间，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日常家居，辛苦劳作，失败，成功，吃喝，爱恨，直到死去。有时候，我们看着看着，房屋就会隐去，铁栏杆消失，我们已置身海上，在捕鱼，在航海，在战斗，在野蛮人和士兵中间，参与了伟大的战役。

如果我们愿意留在英格兰，留在伦敦，那么，场景也可以改变，街道变窄，房屋变得狭小、拥挤，玻璃窗格变成菱形的，气味变得难闻。我们看到一位诗人，多恩，被迫离开这样一座小屋，因为墙壁太薄，邻家小孩的哭声穿透过来。

我们可以跟着他，穿过书页中的大街小巷，来到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伦敦西区地名。]，来到素以贵族和诗人聚会地点而闻名的贝德福德夫人公园；然后再移步到威尔顿，丘原下的那栋著名的豪宅，在那儿聆听西德尼[西德尼·赫伯特男爵，Sidney Herbert（1810-1861）是彭布罗克伯爵十一世最小的儿子，赫伯特家族的豪宅就位于威尔顿。他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密友。]把《阿卡迪亚》[Arcadia，意大利诗人雅各布·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1480年创作、1504年在那不勒斯出版的田园散文诗。]读给他姐姐听，再去被描写过无数次的沼泽间漫步，看看某部著名的浪漫主义诗歌曾描写过的苍鹭；然后，再跟另一位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安妮·克利福德[安妮·克利福德，Anne Clifford（1590-1676），出生于英国西北部威斯特摩兰，是克利福德男爵的唯一继承人，在第二次婚姻中嫁给菲利普·赫伯特，亦即彭布罗克伯爵四世。她是著名的文学赞助人，留下了很多文采洋溢的书信和日记，晚年一路向北，搬回了出生地。]，一起北上，到她领地里的荒凉旷野。也可以冲进城市，看到加布里埃尔·哈维[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1552-1631），英国作家、学者，曾致力于推动六音步诗歌的发展。]穿着黑天鹅绒西服跟斯宾塞[艾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cer（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代表作：长篇史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等。]争辩诗歌问题时，尽量克制我们的兴奋之情。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交替而来的黑暗与辉煌中摸索前行、蹒跚跌倒，是再迷人不过的体验。但不能久留，好多个坦普尔[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英国散文作家，代表作：《杂谈集》（Miscellanea）。]和斯威夫特[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爱尔兰作家，他有多重身份。包括神职人员、政治小册作者、讽刺作家、作家、诗人和激进分子。代表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 's Travels）、《一只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等。]、哈利和圣约翰在向我们招手，要想平息他们的争吵、解析他们的性格得耗上好几个钟头；等我们厌倦了，还可以继续徜徉，走过一位戴着钻石首饰的黑衣女士，走向塞缪尔·约翰逊、戈尔德史密斯[奥利弗·戈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国作家、剧作家、小说家，代表作：《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关于欧洲纯文学现状的探讨》（The Vicar Of Wakefield）等。]和加利克[大卫·加利克，David Garrick（1717-1779），英国演员、剧作家，在十八世纪英国戏剧节影响颇大，创办了最初的几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是塞缪尔·约翰逊的学生和密友。]；只要我们愿意，还能越过海峡，去见见伏尔泰、狄德罗、德方侯爵夫人[德方侯爵夫人，Madame du Deffand（1697-1780），法国贵族、艺术赞助人。]；再回到英格兰，回到特威克纳姆—某些地方和某些名字多么频繁地重现！—贝德福德夫人的公园旧址，也就是蒲柏后来的住所所在，再回到草莓山的沃波尔[霍勒斯·沃波尔，Horatio Walpole （1717-1797），即奥福德伯爵四世，英国第一届首相的辉格党政客罗伯特·沃波尔的幼子，英国作家，艺术史学家。沃波尔家族的豪宅位于草莓山：特威克纳姆的泰晤士河畔的富裕地区。]故居。

沃波尔又引见我们认识了那么多的新人物，有那么多宅邸要去拜访，那么多门铃要按；我们或许会在贝里小姐[玛丽·贝里，Mary Berry （1763-1852），英国书信日记体女作家。]的门前犹豫片刻，因为刚好看到萨克雷走了过来，他是沃波尔所爱女子的好友；所以，只要拜访一个个朋友，从一座花园走向另一座花园，从一处宅邸走到另一处宅邸，我们就可以从英国文学的一端漫游到另一端，继而蓦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能这样把此刻与过往的一切区分开来的话。

简而言之，这是阅读生平故事与信札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让传记和自传照亮过往的许多窗口，遥望那些已故名人的日常习惯；有时，我们会幻想与他们很亲密，乃至能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秘密，有时，我们也可以抽出一本他们撰写的戏剧或诗集，看看在作者面前阅读，会不会感觉有所不同。

不过，这又会引出其他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作者的人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本书？让这位传记作者来诠释那位作家，有多安全、多可靠？语言是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作者性格的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或屈从于由传记作者引发的同情和反感？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信札时，这些问题都会压在我们心头，我们必须为自己回答，因为这都是相当个人化的问题，没什么比盲从别人的偏好更容易使人犯下致命错误的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带着另一种目的去读这类书籍，不是为了在文学上有所洞见，也不是为了熟知名人掌故，而是为了改善和培养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书架的右手边不是有扇敞开的窗户吗？放下书卷、看看窗外是多么令人愉快！外面，马驹绕着田野奔跑，女人在水泵边打水，驴子扬起脖子，发出刺耳的长嘶—这景象是如此的无意识，彼此互不相关，而且永动不息，这景象是多么振奋精神！任何书房里的大部分书籍，都不过是记述了这些男人、女人和驴子生命中的一些转瞬即逝的时刻。

在成熟的过程中，每一类文学都会攒下一堆弃物，那是用支吾、微弱、已然灭迹的古音讲述的逝去的时光、被遗忘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让自己沉湎于弃物堆，享受那种阅读的乐趣，那些被丢弃、任其腐朽的人类生活的遗迹就会让你惊喜，毋宁说，是被其征服。可能是一封信—但它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画面啊！可能只是几句话—但它们带给人何等的展望！

有时，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伴随着如此美妙的幽默、哀婉和圆满，俨如一位伟大小说家的手笔，其实呢，那不过是老演员塔特·威尔金森[塔特·威尔金森，Tate Wilkinson（1739-1803），英国演员，戏院经理。]在回忆琼斯船长的传奇故事；不过是阿瑟·威尔斯利[阿瑟·威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769-1852），威灵顿公爵，军事家、政治家，第二十一届英国首相，曾参与过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获得八国元帅军衔的军人。]手下的年轻副官爱上了里斯本的一位漂亮姑娘；不过是玛丽亚·艾伦在空落落的客厅里丢下针线活，叹息说她多么希望当初听了伯尼博士[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范妮·伯尼之父，英国音乐史学家，作曲家，1769年荣获牛津大学音乐博士荣誉学位。伯尼家族有许多文艺界的好友。这个场景出自范妮·伯尼所著的回忆录。]的好言相劝，别和她心爱的里希私奔。

这些都没有价值，说穿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现在时不时在旧物堆里翻翻却是多么让人着迷啊，就在窗外马驹绕着田野奔跑、女人在水泵边打水、驴子刺耳长嘶的时候，找出埋在海量往事下面的老戒指、老剪刀和破雕像的鼻子，努力把它们拼凑起来！

但长远来看，我们最终会厌倦阅读弃物，厌倦必须为了把威尔金森、班伯里和玛丽·艾伦这些传记中的人物能够呈现给我们的真假掺半的故事补充完整而去寻觅别的素材。他们没有艺术家那种有所强调、有所筛减的能力；他们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完整实述，把一个本来可以很好看的故事讲得支离破碎。他们只能提供一些事实，而提供事实是非常低劣的虚构形式。

因此，我们会越来越渴望放下那些模棱两可、欠缺完整的叙述，不再去搜寻人性的细微差别，而去享受经过更精纯提炼、小说才有的更纯粹的真实感。于是，我们滋生出一种情绪，强烈而概括，不拘于细节，而是用某种有规则的、反复出现的韵律去加以强调，这种情绪的自然表达便是诗歌。等到我们几乎自己都能写诗的时候，就到了读诗的时候……

诗歌的影响是如此强烈而直接，一时间，只能感受到诗歌本身，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感觉。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深邃的境界—这种沉浸是多么突然，又是多么彻底！这诗里没有任何牵制，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飞翔。虚构的幻觉是渐渐形成的，最终的效果经过了预先铺垫，但是，在读到这四行诗时，谁会停下来问这是谁写的？谁还会联想到多恩的破屋或西德尼的文书？或是把这诗句置于错综复杂的过去和世代更替之中？诗人，永远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我们的存在，在这一刻被集中、被浓缩，就像处于任何一种强烈震撼的私人情感中。然后，那感觉会在我们心中一圈圈扩展，真实不虚，直至更边缘的感觉神经也被触动，开始发出声音，做出评论，我们便感知到了回音和反思。诗歌的强度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情感范畴。我们只需略加比较，先看这两句的震撼与直接：

再看看这几句摇曳的韵律：

或是在这几句诗中沉思：

再对照这几句中丰饶圆满的雅丽：

或是这几句的奇妙幻想：

只需比较这些诗句，我们就能领略诗人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法。诗人能让我们同时成为演员和观众；就像把手伸进手套里一样，诗人能摸透人性，从而摇身变为福斯塔夫或李尔王；诗人有浓缩、延展、表达的本领，一劳永逸。

“只需比较”—这一语道破天机，等于承认了：阅读真的是很复杂的事。尽最大的理解力获取初步印象，这只是整个阅读步骤的第一步。我们若想从书中得到全部的快乐，就必须完成另一步。我们必须对这些多种多样的印象做出判断；必须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感想固化成扎实、持久的印象。但不能马上就完成。等待阅读的尘埃落定，等矛盾和疑问平息；散步，聊天，摘下枯萎的玫瑰花瓣，要不就睡上一觉。

然后，突然之间—大自然的潜移默化莫过于此—就在出乎意料的时候，那本书又会重现，但已是另一番模样了。它会成为一个整体再次浮现，抢占思维的前滩。作为一个整体，它已不同于阅读字句段落时的那本书了。现在，各种细节各就各位。我们从头至尾看到了它的形状，是谷仓，是猪圈或是大教堂。现在，我们可以把书与书作比较了，好像比较不同的建筑物。

但这种比较意味着我们的立场已改变，我们不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他的评审；做朋友时，再多同情和共鸣都不为过，同样，担任评审员时，再严厉也不为过。浪费我们的时间和同理心的书，不就是罪犯吗？炮制假书、伪书，令世界乌烟瘴气、充满腐败和疾病的坏书的作者们，不就是腐蚀、玷污社会的最阴险的敌人吗？

那就让我们开始严厉的评判吧，把每本书与同类别中最伟大的作品去比较。经过评定，我们读过的书就会以固定的形状留在脑海中—《鲁滨逊漂流记》《爱玛》《还乡》，要比，就要和这些最好的书比较，包括最新、最不起眼的小说都有权利被放在最好的作品旁边接受评审。要比，也要与诗歌比较—当韵律带来的迷醉感淡去、词藻的光彩消退，一种可见的形象就会回到我们脑海中，必须与《李尔王》《菲德拉》[法国戏剧大师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的五幕悲剧剧本。]《序曲》去作比较；就算不和这些杰作比较，也要与我们心目中的同类型诗歌中的最出色的作品去比较。这样，我们或许才能确定：新诗和新小说之“新”其实只是最肤浅的特点，我们只须稍稍改进评判以往作品的标准，并不需要彻底改变。

如果假设阅读的第二步，亦即评判和比较，就像第一步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敞开心扉，接受快速涌入脑海的无数印象—那就太愚蠢了。

第二步，需要你在眼前没有摊放书本的情况下，继续阅读，把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与另一个对照；还要有广泛的阅读积累，以及足够的理解力，才能使这种比较生动活泼、具有启示性—做到这些就很难了。

更难的是，还要进一步说出：这本书不仅属于哪种类型，而且具有什么价值，失败在哪里，成功在哪里，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履行读者的这种职责需要充沛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学识，不是随便谁的头脑都具备这些能力的；即便是最自信的人，顶多也只能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能力的苗子而已。

所以，如果你索性放弃阅读的这一步，放手让批评家们，让图书馆里那些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权威们去替我们判定那本书有没有绝对的价值，岂不是更不明智呢？然而，那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任务啊！

我们或许会强调共鸣的价值，或许会在阅读时努力忘记自己的身份，却还是知道无法达成彻底的共鸣，无法把自己完全沉浸进去；内心总有一个小魔鬼在轻轻说，“我讨厌，我喜欢”，我们无法让他保持沉默。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种好恶，我们与诗人、小说家的关系才如此亲密，根本无法容忍别人存在。哪怕最终的意见与他人不同，哪怕我们的判断错误，但自己的品味、那种撼动周身神经的感觉，仍然堪比我们的灯塔。我们通过感觉去学习，不能在减弱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压抑自己的偏好。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或许能够培养自己的品味，令其有所服从，有所节制。在贪婪饱尝各种书籍—诗歌、小说、历史、传记—之后停止阅读，转而去探索久远时空里的多样化、现世物事的互不和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品味会有一点改变，它不再那么贪婪了，更喜欢反思了。从这时开始，它就不仅能给出对某本书的评判，还能告诉我们，这本书与某些书有什么共同特点。它会说：注意这一点，我们该称之为什么？接着，它会给我们念一段《李尔王》，或许再念一段《阿伽门农》，以揭示那种共同特点。

于是，在自己的品味的引导下，我们就能超越单本书籍，去寻找能把书归为同类的那些特质；我们会为之起名，拟定规则，以此让我们感知的各种观念井井有条。通过这种辨析，我们将获得一种更深入、更罕见的愉悦。不过，只有与书籍本身密切关联，并因此不断地破而再立，规则才能真正拥有生命力。在宛如真空的状态中，制定脱离实际的规则是再容易，也再愚蠢不过的了。

好了！为了在这种艰难的努力中稳步前进，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求助于那些不可多得的杰出作家了，他们能够提升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领悟。在柯勒律治、德莱顿[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代表作：《一切为了爱情》（All for Love）、《论戏剧诗》（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等。]和约翰逊那些深思熟虑的评论中，在诗人和小说家们那些常被忽视的言辞中，往往会出现特别切题的看法，其相关性令人惊讶，足以照亮我们脑海深处模糊不清的念头，并加以巩固定形。

但只有当我们老老实实带着自己阅读中产生的问题和想法去请教时，他们才能真的帮到我们。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们， 栖身在他们的权威之下，俨如绵羊躺在树荫里，他们就帮不到我们了。如果我们与他们意见相左，继而被他们征服，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他们的判断。

如果真是这样—读书需要极其稀罕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想必你会下这样的定论：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就算我们苦读一辈子书，好像也不太可能对文学评论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必须继续当读者，而不应觊觎属于那些极少数佼佼者的高级荣誉，他们既是读者，又是评论家。但作为读者，我们仍然有自己的责任，甚至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设立的标准、做出的评判都会渗入空气，融入作家写作时呼吸的氛围。由此，缔造出对作者们的影响力，哪怕我们的感想不会被刊印出来。

只要是教导有方的、独立、真诚又有活力的影响，现在就可能拥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在评论尚未定论时，书籍就像射击场上的动物靶子一样快速流动，评论家只有一秒钟的工夫去装弹、瞄准和射击，而且很可能失手，把兔子当成了老虎、把老鹰当成家禽，或者完全打飞，把子弹浪费在远处安详吃草的奶牛身上。

如果，除了媒体发表的某些尽失水准的评论，作家还能感受到另一种评价—来自只因热爱读书而慢慢地、非专业地读书的读者们，他们的评价带有强烈的共鸣，又极其严厉—这难道不会有助于提高作家的写作质量吗？如果，以我们读者的方式使书籍更茁壮有力、更丰饶多样，那就是一个值得去圆满的结果。

话说回来，又有谁读书是为了求个结果呢—哪怕是令人渴望的？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仅仅因为它本身很美妙、因为有终极的幸福而去做的？难道读书不算吗？

至少，我会时常梦想，末日审判来临时，伟大的征服者们、大律师们和政治家们都领受了奖赏—王冠、桂冠、刻在大理石上的永不磨灭的姓名，这时候，上帝看到我们胳膊下夹着书走过来，就转向彼得，不无嫉妒地说：“看，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没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他们曾热爱读书。”